中日法制改革对比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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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近代化改革之比较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 摘要：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起步相同，但结果迥异，其中原因很多。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是主要因素，领导人的因素一是不容忽视的，外部的列强对两国近代化进程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近二十年 中日 近代化 比较 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盘中化，明治维新中的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产业，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内天皇制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使日本统一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之下。 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是文化大革命后才广泛展开的，在近代中外关系研究中是取得成果最多的一块，近二十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方面进行了大量论述。主要的论著有依田憙家著《近代日本与中国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等史学专著。论述的主要论文主要有，高旺著《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田毅鹏著《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董以山著《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刘越英著《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等。 一、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前，对两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日本政府统治阶层面临人民斗争不断。3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权大，促成了后来的强藩改革，这些小规模的改革也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2001.5]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1995.1〕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依田憙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页〕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4]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二、传统和改革派的态度 从传统文化及改革派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来看，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由于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历史，统治者素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为“夷”，加上长期的出超，使统治者一直以为中国无所不有，甚至资方的富裕也以来于中国。观念上的自大，一直束缚着统治阶层，改变现存的体制是难上加难。郭沫若曾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崇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文化为夷狄之邦。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然有它的固有文化，有外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些。” 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日本曾有过三次学习外来文化的高潮：一次是古代有选择地吸收我国古代文化、技术和政治制度，却没有完全“汉化”；一次是近代向西方学习，从中吸收和引进了近代文化思想与科技，但并没有完全“西化”；一次是二战后全面引进和吸收以美国文化思想和科技、制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和科技，但仍然未“美化”。[袁艳、胡汉昌：《中日近代化之制度模仿比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2004.vol57〕过去，日本一直都是以中国为师的，同时也从朝鲜、印度学到不少东西，幕府时期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仍从荷兰等国学到一些新知识，并形成了要求革新的“兰学”派，兰学家们主张学习西方制度的理论成了明治维新的舆论准备。[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11] 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为英国所败，1853年，美国佩理舰队打开了日本大门，日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直被日本人作为楷模的中国居然被西洋的船坚炮利所破，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先进文化伴随这殖民主义在古老的中国面前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廖丹青《试论近代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的差异》]自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技术迅速被幕府和诸藩所引进。19世纪40年代后，西方的政治制度开始为日本关注，并逐步引进吸收。 两国的文化传统对近代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西方诸国经历了工业革命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时，中日等国东方国家要从封建时代过渡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唯一途径进是吸收西方文化。因此，对西方文化吸取的方式，吸取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两国的现代化进程。 从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历程来看，日本大致经理了“南蛮时期”（1543-1639）；“锁国时期”（1639-1720）；“兰学时期”（1720-1861）；“洋学时期”（1861-年以后）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是日本向西方学习层层推进的进程，其文化一步步西化，国内各阶层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16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消费品、文化传到日本，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引进西方的新科技，发展对外贸易，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于是西方问民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侵入日本社会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热心学习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而中国只出现过向西方学习的高潮，而高潮之外的时期出现了文化学习的中断。[田毅鹏：《鸦片战争前后中日世界史地研究比较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第3辑]因此，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不连续而且不系统，受到影响的阶层也基本上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统治者由于传统的文化观，对西方较为“漠视”，而下层人民往往对统治者有盲从的习惯，对后来的历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阻碍。在吸收西洋文化的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属于“部分摄取型”，日本的“和魂洋才”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在坚持传统、学习西方上是相同的。但“和魂”强调的是精神上的“民族性”，而“中体”所体现的是封建制度，这也就限制了两国所能学习的内容。同样的形式大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田毅鹏：《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世界历史，2001.3] 三、改革中的比较 在19世纪后办期，中日两国都大力推进了工业化政策。但其结果是，日本在90年代确立了资本主义，20世纪初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却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进而在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面前，增强了其半殖民地的程度。[依田憙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1] 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化文明中的制度、精神越来越成为日本人关注的对象。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政策、人文社会学说的倾向也日益增强。到了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出从物质、制度、精神各阶层全面吸收西方。在政治方面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内阁制，由在国会里获得多数票的政党组成内阁；经济上建立西方现代化的银行制度，引进西方的工厂和企业制度；军事上，政府聘请德国陆军教官来教导日本军队，军队从原来的属于割地贵族变成属于国家；教育方面推行了西方的义务教育制度。[袁艳、胡汉昌：《中日近代之制度模仿比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vol57]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等改革也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对封建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上起了一顶的积极作用。然而最终都归于失败。 （一）政治方面 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加强中央集权。 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王金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世界史，1999.5]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5.1] 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孙光礼：《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世界史，1998.5] 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 （二）经济方面 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 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罗肇前：《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原因》，史学月刊2001.6] 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5.1] 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军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1] 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 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0页] （四）教育方面 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何桂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6] 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四、人物及思想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2001.5]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何明良：《浅论中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性》，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1.12]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 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 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原因浅析》，吕梁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5.2] 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11]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 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 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4] 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91.4] 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他们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化思想的启蒙，并对本国的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这决定了古代中国是一个封闭保守的国家。中国的法律也同整个中国一样，很少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也正是由于中国的这种封闭保守，使得法制文明发达很早的中国与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日益拉开了距离。直到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列强的治外法权进入中国，严重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中国人才感到有制订自己的法典和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必要。鸦片战争后，中国主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抵制西方殖民主义践踏中国主权，1898年，清政府开始推行以法律改革为核心的变革运动。1903年修订法律馆成立。于是，以法律移植为基调的变法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纵观中国的法制历史，中国新的法律制度主要移植了以罗马法体系为基础的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这是由中国法律传统对成文法的偏爱以及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相近的文化背景、观念形态和相似的思维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又由于文化及地域上的接近，中国法律制度受日本法律影响颇多。 一、中国法制效仿日本法制的原因鸦片战争后，西方治外法权大量进入中国，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抵制外来侵越、富强兴国，清政府开始法制改革，大量起草新的法律文件。晚清修律的成果是突出的，方法主要是移植西方的法律，但最后还是效仿了日本法制。自古以来，中日两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就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主要学习中国的法律，然而，到了晚清，中国却反客为主，在众多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影响下，却偏偏选中了日本法作为主要继受对象，关键何在？对此，很多专家学者已做了很多研究，结合有关专家的出的结论和我自己的观点，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中华法系开始解体，日本采用的大陆法系与中华法系相似。清末在严峻的革命形势及各派政治力量压力下，清廷被迫抛弃“祖宗之法不可改”的主张，宣布预备立宪和变法，终于使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中华法系解体之后，势必要有一种新的法律体系来代替它。由于，大陆法系既与中华法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又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选择大陆法系无疑是明智的。又由于日本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屈辱经历，中国直接继受日本经过改革的大陆法系更是明智之举。 2、中国日本文化地域相近，继受方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仿行西法“卒至民风不变，国势日盛，今且为亚东之强国矣。”日本仿行西法的同时，又多有变通，以适应本国国情。而“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法律文化有过长久的交流”[1]，在明治维新之前，国情民情又极为相似，因此效仿日本的法律可以避免中西社会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阻力。3、明治维新、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一区区小国，竟然打败了强俄。变法成功的日本引起了国人的关注，也让清政府看到了变法的希望。当时，清政府朝野力图效法其政治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以得前车之鉴，收事半功倍之效。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曾有“非德国法不是法”的观念，因此，学习日本法律制度就成为中国选择大陆法系为参照的最早动因。大理寺正卿张仁镨在《奏修订法律请派大臣会订折》中说：“日本法律属支那法系，而今则取法于德、法诸国，其国势乃日益强盛。……而成圣朝之法治，故不仅包含德、法，甄陶英、美而已，为日本特为东亚之先趋，为足以被圣明之采择。”[2]4、日本留学生以及外出考察官员的倡导。中国向日本派遣官费留学生是一1896年，在900年还不满百人，但至1906年已达八千人。日本较为自由的环境和较的法律院校，为中国留学生学习法律和政治创造了方便的条件。1902年《清国留学生会馆的一次报告》中指出：学习法律、政治、军事军警一类学生，占一半以上。1904年法政大学专为中国学生开设了法政速成班，在六年中入学的留学生达2862人，毕业生1384人。[3]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积极移植西方近代法律制度和文化，并成为日本法文化的主流，从而为中国学生学习西方法律提供了足够的资料。1877年黄遵宪被清政府任命为主日参赞，他在任职期间编著《日本国志》，详细介绍了日本历史、政治制度、风土人情，希望清政府能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为此他广泛介绍了日本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情况以及日本各中团体、学会和政党的现状，这对我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末预备立宪活动开展以后，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以载泽为首。他们在考察过程中收集了大量日本、欧美法律资料，还与日本的伊藤博文畅谈，听取英美法学教授讲述英国宪政。五大臣回国后，通过对比分析西方各国的宪法，认为中国立宪，应以德国为鉴，而日本法亦主要效仿德国。沈家本主张仿行西方当以大陆法系为主，特别是要以日本为榜样，1907年，他还聘请日本学者冈田朝太郎编籑了《大清新刑律》等。后来，袁世凯也聘请了日本法学家为中国编籑法律。[4]5、日本政府对其法律制度的宣扬。日本政府出于要消弱俄国在华的势力和影响，并最终称霸中国的需要，从明治维新后，特别是从1895年起加强了从外交上对清朝的经营，拼命向中国推销其变法成就，特别是政治法律制度，如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矢野文雄就曾公开向日本政府建议倾全力吸纳清国留学生，这样做的好处是“修习法律、文学的学生等，必会依旧日本的制度来筹划清国将来的发展。事若至此，我国势力在大陆的影响，岂不无可限量！”。[5]日本的劝诱，引起了急于变法的中国人的积极响应，如时任山东监察御使的杨深秀就曾为此专门上奏，建议派遣学生留学日本。 二、中国接受日本法制的方式1、日本著作翻译的影响。力图快速变法的中国要进行迅速的法制改革，只有大量对西方先进的法律著作进行翻译。近代中国最先传入的是英美法系，如傅兰雅、丁韪良等均为英美传教士，但最终却由大陆法系所取代。日本法的翻译成为主流，这缘于日本与中国相邻，文化相近，翻译起来更为方便快速，再加上日本变法维新的成功给中国以启示作用，故清末立法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也就在所难免。如司法机构不同程度的仿照英美，尤其是仿日本的体制进行了改革。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提倡和努力下，戊戌变法前后，大批译书局相继成立，翻译西方字长阶级法律法学著作。如大同译书、上海新作设、上海南洋公学遗书院、新民译书局等。上海《申报》是这一时期全国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一家报纸，“上海各绅士无不按日买阅。”[6]它的信息空间十分广泛，在19世纪70年代，《申报》已经把西方政治时事列为观察评论的第一主题。例如，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展开以后，《申报》立即对效仿西方模式进行法律改革的各种措施作了报道。在1882年7~8月间，《申报》平均每天发表两条日本的消息。而在 1882年6月25日这一天，《申报》便发表了11则日本消息。《申报》所发表的消息和评论文章，表现出了对日本国力崛起的震惊和对明治天皇的赞誉，特彼时突出渲染日本效法西方改革旧制的倾向。[7]戊戌运动失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在继续承担着翻译出版法政书籍的任务。当时上海民间出书机构借助租借这一“自由土壤”，再次掀起了法政译书的高潮，其中以商务印书管为代表，鉴于《东方杂志》广告的法政译著有：《法学通论》（织田万著、刘崇佑译，1907年），《法学经济通论》（石水宽人著），《行政法法论》（清水澄著，金泯澜译），《民法要论》（梅谦次郎著），《法学通论》（山田三良著），《经济原论》（天野为三著），《政法理财讲义》（佚），《日本警察法讲义》，《日本宪法义解》（伊藤博文著），《日本仪令法规》，《公债论》（田中穗积著，陈兴年等译），《刑法通义》（牧野英一著，陈承译译），《自治论》（日本独逸学会著，谢冰译），《民事诉讼法论纲》（高木丰三著），《刑事诉讼法论》（松室致著，陈时夏译）等等。从这些译著中可以看出他们或是日本的法规汇编，或是日本法学家的著作。这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六日中国学生积极主动地把西方法律影响下的日本法律和日本法学家的著作译成中文，传到国内，对我国长生了深远的影响。[8]2、留日学生和到日本考察的官员归来参与修改法律。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晚清政府推行新政之后，直隶赴日考察和留学的人数开始激增，仅1905年6月起的四个月之内，直隶省就先后分四批派了200多人赴日考察。1904年，留学生多达2862人。留日学生和到日本考察的官员将日本的法制理念和变法方法灵活的运用到了中国的变法中。3、聘请日本法学家参与编籑清末新律。在受聘担任清朝政府变法修律顾问的外国法律专家中，主要是日本法律专家，著名者有冈田朝太郎（刑法专家）、松冈义正（民法专家）、志田钾太郎（商法专家）、小河滋次郎（监狱法专家）。三、日本法制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方面1、对宪法的影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国家法律近代化的一把标尺，因此，预备立宪是清政府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开始制宪，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被迫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共23条，由正文《君上大权》14条和附录《臣民权利义务》9条两部分组成。其内容基本抄自1889年2月11日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竟有17个法条完全抄袭《日本帝国宪法》，占全部法条的74％[30]。2、对民商法、刑法、监狱法的影响。清朝灭亡前最后完成的重要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是在日本法学士松冈义的协助下，参照法国、德国、日本等国民法制成的。1902年，清廷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为修律大臣，修改法律，此时参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早期工作包括一些欧美日本的留学生，以至从日本聘请来的法学专家，对我国民商法有重要影响。如由志田钾太郎起草《商旅草案》，由冈田朝太郎协助起草《新刑律》等。[9]1908年，沈家本还聘请日本小河滋次郎起草大清监狱律，对中国监狱法产生了重要影响。3、对法学教育的影响。清末，法学教育主要学习日本法学教育模式。甲午一役，勾人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此时，清朝的法学教育在学校系统和课程设置上基本照抄日本，法学教育老师也基本源于留日回国人士。[10] 总之，中国法律基本继受了日本法，日本法对中国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由于本人掌握的资料有限以及篇幅的有限，所以，这里只作了简单的介绍。

看这篇论文19 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1、2.3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八、对外考察日本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九、社会改革日本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国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十、官办为主和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 影响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军事工业都是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在封建制度下，官办就是把企业衙门化，使企业“百病丛生”。官督商办比官办好一点，在初期也曾起到“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官督商办也出现了“官有权，商无权”的弊端，使企业笼罩在官场习气之中。封建末世的腐败严重腐蚀着企业，很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况。一些洋务派官员看出问题，提议改官办为商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必然派生垄断经营，洋务运动中所办的重要企业，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谓“专利权”，即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限制兴办同类企业。官办加上垄断权，是束缚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绳索。事实证明，在官办的格局下，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企业官办和变相官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洋务事业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办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日本日本的情况大为不同，明治维新后急速的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及时改变了初期“官营示范”的办法，实行了“厚殖民产”、“民间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营官助”的办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还把初期由官方创办的大型企业分批卖给企业家和商人，有的甚至无偿让渡。明治政府以“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各项扶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甚至一部分官员也走上了下海创业之路。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热潮，棉纺织业成为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大于进口，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而当时中国纺织品产量只占进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91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只有官办和官督商办铁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3万吨船舶，而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航运企业，有2.5万吨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吨位的六分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造船工业也迅速发展，当中国经常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了。1892年，日本的各类企业已达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其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一、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中国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通过洋务运动凸现的，但洋务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洋务派仅仅是国家政权人格化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罢黜后，洋务派中枢乏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这不但给洋务事业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务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说明，洋务派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推进洋务事业的阻力是很大的。顽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热衷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洋务事业缺乏总体设计，不能排除阻力，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掣肘，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堪相匹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直观也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唯一一次出国是72岁时访问欧洲，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连欢迎他的德国内务大臣都调侃地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比李鸿章早33年。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有差异。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以科举进身，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一贯奉行识时知变的经世之风，但还属于传统文化的范围。如不直接、广泛地吸收西学，很难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同，他是“求知识于世界”，推动“文明开化”的竭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伊在德国考察期间，拜德国著名法学家乃斯特为师，几个月里每周听课3次、交谈3次。他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其虚心和专注的态度。在国内，他也从不间断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当了总理大臣后还经常驱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最常看的是各国人物传记和世界新闻杂志，他还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臣阅览。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风”而著称，他主持修建了一个专门接待外国政要和专家的豪华会所，名为“鹿鸣馆”。伊经常参加“鹿鸣馆”的活动，甚至在那里举行化装舞会，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为了表现开化，经常往教堂里跑。他还有意识地带头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为了推动风气的转变，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对李伊进行了比较，认为李在政治识见方面很难与伊相比，梁启超还就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认识进行评判，说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这一批判虽然尖锐，但确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正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一个变法论者，他所主张的“内须变法”主要表现在改革兵制和科举方面，但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观念，束缚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李鸿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叹“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其取法，然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变计矣”，但又认为“中国文守千年，无法骤更”。说明政治远见的缺乏。伊藤博文对社会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立宪思想是时代潮流，所以不断地推动本国改革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届国会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这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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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对比论文发表

拓展我国农村需求，增加农村居民消费，需要利用多种方式对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给与分析考察，发现并找到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诸多关系，譬如，收入和消费总量的关系、收入和消费增量的关系、平均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化、农业人口比率和农村消费比例的关系等。实践表明，收入是决定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平均消费倾向反映的是当年消费与当年收入的相对关系，恩格尔系数是体现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一、消费总量增加与经济收入提高基本同步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看，农民收入和消费的总量及增量水平的变化关系、平均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城乡消费差距和农业人口比率与农村消费比例等关系，都表明了我国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是在提高。（一）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增加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在人口总量逐年减少的同时，消费总水平逐年提高，已从 2001年的15666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26906.4亿元，7年间增加了 11240.4亿元，平均每年增加消费总量 1605.8亿元，增长率 43.8%。农村居民消费无论是总量水平还是增长速度都是处于上升趋势。同全部居民消费增长水平相比，尽管在全体居民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增长幅度也相对落后，但是人均消费水平是增加的。如果以2.3亿农村进城人员全部在农村消费，按照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3730元计算，应该有8579.0亿元的消费总量，如果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一半计算，应该有15546.9亿元的消费总量。所以，在把握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和水平，分析扩大农村内需的现实基本情况的时候，必须考虑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居民的快速转移。特别是考虑中央作出的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战略部署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我国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二）消费与收入增长基本同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迅速增加，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198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 191元，2001年增加到 2366元，2008年达到了 4761元，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 470.6%，平均每年增长 6.4%。198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水平为 162元，2001年增加到1741元，2008年达到了3661元，与 1980年相比增长了383.5%，平均每年增长 5.8%。可以看出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与收入增长幅度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意愿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会保持消费水平的同向提高。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当年的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实际消费支出都在增加，虽然增加的速度相对较为缓慢，但二者在数量上的差距保持着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三）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保持平稳上升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保持着稳定的函数关系，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人们现期可支配收入，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将增加，但消费增加的幅度将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2001年-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相对较为平稳，保持在 0.74左右，而 2005年 -2006年两年，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上升趋势，从 0.74上升到 0.78和0.79的最高值。到2007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有所下降，2008年继续下降到 0.77。消费倾向之所以出现上升与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可以解释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极大的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勇气，使消费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从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动也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从总体上看，“十五”时期以来，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 0.7-0.8之间变化。（四）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波动中下降自“十五”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虽然在2004年有所反弹，但很快又保持下降趋势，并且下降的速度快于城镇居民。7年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减少了8.4%，而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只减少了0.8%。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差在逐年缩小，说明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和差距趋于接近，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指向存在着很大的趋同性。尽管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所回升，但应该考虑是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导致的，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涨幅6.5%，是“十五”以来年度涨幅最高的一年（2001年 -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涨幅23.4%，平均涨幅 3.1%）。从变化速度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在2001年-2008年的7年间，有4个百分点的变化，超过了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0.3个百分点的变化。说明农村居民总体生活质量进入到快速改善阶段，并不断朝着富裕生活水平靠近。（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低于城镇2001年-2008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绝对数的比较始终在3.6-3.8之间，同年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始终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并且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要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快。2001年-2008年城镇居民消费平均每年增长幅度7.7%，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为5.3%。应该认为，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差异，是一种必然现象，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导致的消费绝对值的差异，是会持续存在的。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出现，城乡消费水平的对比才有可能出现变化。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更需要消费，更需要改善生活质量，而城镇居民消费则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期。届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有可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持续缩小，或者是不再扩大。二、消费结构变化与生活质量改善大体吻合（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整体变化，呈现出温饱型需求下降，而奢侈性消费增加的趋势1、食品消费支出。“十五”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所占的比重虽然在 2004年附近稍有波动，但总体上趋于逐年下降。2001年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为 47.7%，2007年下降到 43.1%，2008年略有回升到 43.7%，下降了 4 个百分点。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回升与食品消费价格上升有直接关系，2004年食品消费价格比上年提高 9.9%，2008年食品消费价格比上年提高14.3%（2001年-2008年农村食品消费价格累计上涨52.6%）。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均粮食和蔬菜的消费不断减少，禽、肉、蛋、奶及其制品类的消费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却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饮食质量和结构不断得到提高和改善。2、衣着消费支出。“十五”以来，衣着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2001年的 5.67%，上升到 2007年的 6%，2008年略有下降到 5.8%，虽然在 2004年稍有波动，但整体上趋于上升趋势。衣着消费比重的不断上升说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越来越注重衣着的改善。同时与农村居民衣着类消费价格连续走低有很大关系（2001年-2008年农村居民衣着类消费价格累计下降 13%）。3、居住消费支出。住房消费在我国农村消费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农村居住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2001年的 16.03%先上升到2002年的16.4%，接着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 14.49%，随后又迅速回升，2007年回升到 17.80%，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18.5%。这种上升是在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和居住类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实现的（2001年-2008年农村居民住房消费品价格累计上涨31.6%），因而更加说明农村居民对于住房改善的要求十分强烈和迫切。2001年 -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 25.7平方米，增加到32.4平方米，增加了 6.7平方米，增长 26.1%。4、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各种耐用消费品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等纷纷进入农村居民的家庭。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2001年的4.4%下降到 2005年的 4.1%，接着开始上升，2007年达到 4.6%，2008年上升到4.8%。整个“十五”期间，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农村家庭设备用品的饱和，因为进入“十一五”农村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又不断上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物价的涨幅较快，导致农村居民的购买力降低，更多的支出花费在食物上，也包括由于医疗等负担过重造成的。总之，农村居民在家庭设备用品方面的消费比重近几年来迅速上升，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该市场的开拓潜力很大，因为这是生活现代化的必然。5、交通通讯消费支出。随着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快速发展，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密切，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收入增长和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促使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导致居民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整个“十五”的前四年农村居民的交通通讯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相当稳定，保持在5.6%到6.0%的范围内。从“十五”的最后一年开始，交通通讯消费比重迅速上升，进入到“十一五”期间的 2007年达到了 10.2%，2008年略有回落到 9.8%。6、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人们对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逐年增加。从2001的6.3%增加到2005年的11.6%，随后又逐年下降，2006年为 10.8%，2007年为 9.5%，2008年为8.6%。农村居民文娱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先平稳上升，随后又缓慢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重视对精神文明的追求，文娱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多，同时 2006年义务教育改革之前，教育成本不断增大导致了2001年到2006年，文娱消费比重不断提高，随着2006年起义务教育的改革，农村居民的教育成本不断降低，从而使得文娱支出的比重不断降低。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娱乐教育文化事业还不发达，许多农村还没有具有高水平、上档次、普及性的娱乐设施和文化活动站，导致农民不得不减少用于娱乐文化方面的支出。7、医疗保健。农民的身体素质与农民的生产能力紧密相连，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有能力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从而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不断增多。“十五”以来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2001年的11.06%，2002年的11.5%，增加到2003年的12.1%和2004年的11.3%，接着开始下降，2005年为6.6%，2006年为6.8%，2007年为6.5%，2008年为6.7%。2001-2004年，农村居民的医疗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平稳增加，这说明农村居民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2004年以后，农村医疗消费保健支出出现了加大下降，并维持在6.5%-6.8%，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启动和推广，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医疗成本，因此出现了医疗保健消费比重的下降。当然也包括政府长期以来实行农村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的低价政策（2001年 -2008年农村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消费价格平均每年增长0.8%）。（二）不同地区消费结构变化中，东部地区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中西部地区有所改善1、各地区的生活消费总支出不断上升。从 2005年到2007年不同地区同期人均消费支出相比，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从食品支出看，虽然支出的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都不断增长，但是支出的相对数量，也即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中，东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2.12下降到 2007年的 40.56%，中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8.05%下降到2007年的 44.84%，西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9.79%下降到 46.62%，东部地区从 2005年的39.48%下降到 2007年的 37.86%2、按生活质量高低排序，依次是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已处于富裕水平，东部地区则非常接近富裕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整体上处于小康水平，并不断向富裕迈进。从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等 2005年到 2007年逐年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占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处于上升状态，居住支出始终居于第二位，并且上涨的幅度较大，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交通通讯支出超过了文教娱乐支出排在了第三位，文教娱乐支出由于义务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则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生老病死的不可预知性，医疗保健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有所波动。3、各地区高档耐用消费品有所增长。从每百户耐用消费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变化。2005年到2007年，各地区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机、抽油烟机、摩托车、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照相机和家用计算机都在不断增加。其中东部地区除了洗衣机外，每百人拥有的其他耐用消费品都排在全国之首，其次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每百人拥有的洗衣机高于东部地区，接下来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每百人自行车和黑白电视机的消费量不断减少，而摩托车和彩色电视机的消费量则不断增多，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机相对而言较为稳定，而移动电话则迅速增加。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构成部分的变动，与前面对农村消费的总体分析相一致，说明人们随着收入的提高，购买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文化、交通、医疗等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的消费方式不断转变，消费不断升级，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三）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出现差异对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变动进行描述分析，发现收入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不同。1、收入水平不同，但是消费支出均出现增长。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消费支出总额（按当年价格）从2000年到2008年都是不断增长的。其中，低收入户消费支出从 2000年的977元，增加到2008年的 2145元，增长 119.5%；中低收入户从 1233元，增加到 2653元，增长 115.2%；中等收入户从1501元，增加到3286元，增长 118.9%；中高收入户从1877元，增加到4191元，增长123.3%；高收入户从 3086元，增加到 6854元，增长122.1%。数据显示出，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越高。2、食品支出增长不同。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 2005年到 2007年，高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组则是先下降，2007年又稍有回升，这一现象与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可能跟物价的上涨有着一定关系。同时可以看到，高收入组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小于0.4，整体处于富裕水平，并且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中高收入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不断接近富裕水平，中等收入组生活水平虽有改善，但是仍处于小康生活，并与富裕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中低收入组虽然进入了小康生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中等收入相比还较差，低收入组始终在温饱和小康的边缘徘徊。3、食品支出以外的消费处于上升。从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来看，不同收入组的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等2005年到2007年的支出均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占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处于上升状态，居住支出始终居于第二位，并且上涨的幅度较大，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除了低收入组之外，其他收入组的交通通讯支出均处于上升状态，并超过了文教娱乐支出排在了第三位，2005年到2007年，各收入组的文教娱乐支出均处于下降状态。这是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使文教娱乐的支出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生老病死的不可预知性，医疗保健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各不同收入组的医疗保健支出有所波动。三、消费行为差异与需求倾向平稳趋于一致（一）不同地区农户消费行为存在差异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这四个地区的划分，一方面是地域上的划分，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到这种划分和收入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根据统计年鉴的 2005年-2008年数据，我们可以将这四个地区按收入水平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高收入地区，也即东部和东北地区，整体来看，基本消费都已得到满足，因此其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地区也即西部地区受收入限制，收入的大部分都要用于满足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因此其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地区，也即中部地区农户的消费倾向，介于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之间。1、2005年－2008年四年中，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平均消费倾向越低；而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其平均消费倾向越高，说明低收入地区的消费欲望强，而高收入地区的储蓄倾向强。2、2005年-2008年四年中，从整体上来看，东部地区的平均消费较为稳定；中部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先上升又下降，并且2008年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于2005年的消费倾向；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都在下降；东北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幅度大。这说明收入较高的地区，平均消费倾向变动的范围较小，农户的消费行为差异较小。3、2006年-2008年，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出现差异，其中，2006年中部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而东北地区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东部和西部居中。2008年，东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最低，已经连续三年处于下降，说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并没有更多的增加消费支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也是连续三年下降，这主要也是因为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不快所致。收入增加的部分，更多的用于储蓄或用于生产性投资；中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较大，说明这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随着收入增加而扩大消费需求的愿望波动强烈。东北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处于上升期，客观上要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二）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消费行为不同以《中国统计年鉴》对农户收入的五类分组为依据，我们收集整理了这些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消费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1、2003年-2008年，五个收入组从低到高，平均消费倾向依次减小，并且低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消费大于1，这说明收入较低的农户受收入的限制，所有的收入都用于基本的日常生活消费，并且还会因为入不敷出而需要借钱或救济来满足日常的基本生活，它们的消费欲望较大，因此平均消费倾向较大甚至还会大于1。而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较高收入阶层农户的基本消费都可以满足，并且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户的消费倾向不断减小，而储蓄的倾向不断增强。2、从2003年-2008年，各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消费倾向都经历了先增长，而后下降的过程，这与我们在第一部分对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变化的分析相一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物价的上涨和农户的消费惯性，导致农户要为了保持原有的消费倾向就要花更多的钱，而随着物价的下降，各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也逐渐下降。3、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边际消费倾向是要小于 1的，而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计算的不同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则出现了一些数据大于1，尤其是中低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和2005年除了高收入足农户以外的其它收入组农户。这主要是因为，中低收入组农户当年的收入增长不够满足消费的一般性增长，因此农户必须要依靠利用已有的储蓄，或是借钱或是依靠救济来进行消费。而2005年出现的绝大多组农户收入组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 1，可能跟物价的上涨有关（2004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4.8%，2005年提高2.2%，均高于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体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水平），使得农户当年的收入增长不能满足由于物价上涨而造成的消费的大幅上涨，因此需要借贷或是动用已有的储蓄进行消费，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4、2008年低收入户边际消费倾向依然大于1，甚至超过了2007年，达到了1.92，说明这部分农户为了生存，在高物价水平时期，依然要靠动用储蓄维持生活（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6.5%，超过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体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水平）。5、2003年-2008年，从总体上来看，由低到高五个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依次减小。这说明收入越高的农户，用于基本消费的支出是稳定的，因而它的消费倾向较低，并且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长也不断减小，而储蓄的倾向则不断增大。

人有变化，物有变化，家乡当然也不例外。记得我二三岁时，家乡的房屋是那样的残残旧旧，又低又矮，房顶是用泥糊成的，一下雨，那瓦又不结实，水就从瓦里往下滴，令人恶心。我们睡觉的地方是干干的茅草上，没有蚊帐，晚上蚊叮虫咬，害得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门前是一堆堆的牛粪，又臭又脏，一脚踩下去，脚也不知变成了什么样；泥泞的路到处是水潭子，如果不小心踩到水潭子，整个脚就陷下去，好不容易把脚抽出来，可鞋子却留在泥潭里……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我八岁上2年级，这房子也发生了变化，低矮潮湿的泥房被拆除了，盖上了一间间平房。那平房不像从前那样只用夹着稻草糊成的，破破旧旧，现在已经改用钢、水泥、瓷片……转眼我已经四年级了，暑假时我再次来到了家乡，啊！真美！难道这是我的眼睛花了？我揉了揉眼睛，没有呀？本来以前那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的小路，现在已变成一条平平坦坦的柏油路，路两旁种满了花草树木，蜜蜂在唱歌，蝴蝶在跳舞，当年的平房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又是一栋栋小别墅……我爱我的家乡。

探索新形势下建设新农村的新举措 ——对当前我国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的几点思考 随着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力度的加大，农村土地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提高，日前，全国各地新农村建设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那么，新农村建设究竟“新”在哪里？笔者结合多年的农村基层工作实践和土地管理工作经验，认为新农村建设工程应体现“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相结合的理念，立足发挥县城、集镇、村庄三者的功能优势，彻底改变农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以“村美、民富、班子强”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的方向，确保把我国农村基本建设成经济繁荣、农民富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一、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应成为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的主要标志。 我国的城乡体制二元结构、身份(农与非农户口)二元模式、土地所有权（国有与集体土地）二元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向城镇转移，上述二元现状逐渐被打破，已逐步形成了“农到城”、“农到农”、“城到农”、“边远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多向流动”的格局，农村劳动力自发、合理流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实行以居住地为载体，农民分层次向县城、集镇、村庄流动为原则，以方便生活、量力而行为基础，由县城住宅小区居民、乡集镇小城镇居民、村庄中心村居民为主的三种转移模式，逐步形成“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的社区化管理的新农村建设构建思路。 1、县城住宅小区居民转移模式：必须具有在县城购买住房、适应城市生活能力的农民才能选择这种流动、转移模式。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推进速度的加快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迈进，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已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但农村人口不可能全部涌向城市，这就要求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根据农民的生活水平、生存能力和发展趋势，使一部分先富起来、有发展能力的农民流向城市，成为县城住宅小区居民。此类居民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三分之一左右，政府往往忽视对他们的管理，他们的能力与作用因此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2、乡集镇小城镇居民转移模式：具备在乡镇集镇建造住宅条件和能力的农民都可以选择这种流动、转移模式。一般在乡镇集镇做生意、在乡镇工业园区打工的农民都可以成为乡集镇小城镇居民。此类居民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三分之一左右，政府对他们的管理也没有重视，原有的街道社区和村民委员会对他们的管理是一个“盲区”。 3、村庄中心村居民转移模式：只要有生活、生产、工作能力就可以选择这种流动、转移模式。农民不可能全部流出农村，毕竟在农村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人民生存、发展的必需品。加工小作坊、规模化养殖场应该留在村庄中心村，种养大户、专业户应成为“农业老板”，周边为之打工、劳动的农民应成为“农业工人”，逐步成为村庄中心村居民，他们是村庄中心村的定居主体。此类居民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三分之一以上，这是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重点。 二、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应成为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的重要途径。 简单地说，住房的使用价值就是供人居住。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住房不仅要满足人们“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生存要求，还要满足人们“居者优其屋”的更高层次需求。以前基层政府对农民建房管理是低层次的，只管宅基地这一块，就容易患上农村管理的“近视眼”。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将土地管理与村庄改造、规划建设、土地整理、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等工作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生活能力的人对住房条件的不同要求，实施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发展小城镇建设，大力整治“空心村”、闲置宅基地、空置住宅，逐步实现产业相对聚集、居住相对集中、土地相对集约、农村基础设施各类要素相对集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目标。 1、县城住宅小区居民转移模式的农民可以通过购买商品房等形式获得住房。他们在购买城市拆迁安置楼、经济适用房时应享有优先购买权，在政策扶持上应有所倾向。根据他们的职业、能力、水平完全能够融入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也是人们经常议论的热点、焦点话题。 2、乡集镇小城镇居民转移模式的农民可以通过采取联合、集资建房等形式获得住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集镇农民街建设曾对满足一部分进城农民的愿望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一些基层政府的“误操作”，使乡集镇农民街建设“变了味”，小城镇建设“变了型”，因此，受到了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限制而逐渐销声匿迹。笔者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法理，比较赞同采取联合、集资建房等形式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农村村民申请建房条件的联合建房等形式应该提倡。农村小城镇土地权属性质不变，仍然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在小城镇建设用地管理中可以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开发、统一出让、统一管理”的“五统一”管理方式，逐步使小城镇建设纳入规范化、正规化、科学化管理轨道。 3、村庄中心村居民转移模式的农民可以按照“规划先行、政策引导、村民自愿、多元投入”的原则实施建房来获得住房。在实施农民聚居化过程中，要打破现有的地域限制，实行组团式、公寓式规划，鼓励建农民住宅小区、农民新村、农民公寓楼。通过村庄中心村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效保护耕地，彻底改变农村村庄布局散、规模小、建设乱、配套少、环境差、功能弱的现状，真正使农村成为村貌美、环境佳、居住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三、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和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的有机结合应成为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的现实选择。 1、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能使新农村建设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博弈中必然获胜。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等一些限制农民流动的政策壁垒消除，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力”和城乡一体化“拉力”的影响下，农民流向县城、小城镇已不再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简单表现，而是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是让农民进城，享受城市的文明，继续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让种养大户、专业户的“农业老板”和以打工、劳动为生的“农业工人”留在农村，提高农业规模经营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而且，他们的工作能力和生活水平不能满足城市生活要求，他们对农村的感情要比城市的感情深，对农村、土地的留恋要比城市强烈的多。 2、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能使新农村建设更具活力、更加科学。在传统观念上解决住房问题是农民的一生追求，正是由于这种观念才束缚人们发展，然而，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并能最终被人们认可和接受。一部分向县城住宅小区居民和乡集镇小城镇居民转移的农民原有住房的结构、功能、式样、质量都比较好，而留在农村的那部分村民即使再建新房也没有县城住宅小区居民和乡集镇小城镇居民好。因此，县城住宅小区居民和乡集镇小城镇居民的原有住房不一定要拆除，而可以通过购买、租赁等形式置换给留在村庄中心村居民，从而真正做好农民和资源两篇大文章。 3、“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相结合的理念是新农村建设工程的必然追求。新农村建设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通过对农村人口的流向、动因、需求的分析，新农村建设才能具有立脚点。“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相结合的理念使新农村建设的方向、目标、分类更加明确，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城市功能。农村人口的涌入不仅仅使城市规模扩大，而使城市有更多的建设者。二是完善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应成为既面向农村，接纳农村非农产业和人口，是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产业化的综合服务体系；又面向城市，接纳和扩展城市的辐射，是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纽带和桥梁。三是创新村庄建设。农村村庄中心村应当建设成为环境宜人、设施配套的生活区；农村村庄中心村应当建设成为规模化种、养殖的生产区；农村村庄中心村应当建设成为丰富村民业余生活、文化娱乐的公共设施区。

《政府工作报告》对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作出了部署，提出了明确任务，要求“十一五”期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任务。这些改革既涉及农村生产关系调整，也直接触及农村上层建筑变革，比取消农业税更深刻、更艰难。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意义重大，十分必要。第一，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迫切需要。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在我国实行了长达2600多年的古老税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农村税费改革不仅取消了原先336亿元的农业税赋，而且取消了714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和农村教育集资，还取消了种种不合理收费，农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按理说，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各种不合理负担也都应该取消了，但实际情况并非这么乐观。千万不能以为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问题就解决了。从有关部门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看，目前一些地方农村教育、计划生育、用水用电、修建道路、农民建房、农民外出务工等领域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问题仍然存在；越权审批涉农收费项目或超范围、超标准收费，强行服务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的行为一再发生；一些乡镇为了解决税费改革以后的财政收支缺口，出现了用行政办法大搞招商引资和以举债弥补经费缺口的现象。如果不及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下决心解决“食之者众”和转变政府职能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势必是“税取消了、费又来了”，农民负担就会加重，就会失信于民。我国历史上几次大的赋税制度改革，从隋唐的“租庸调”、“两税法”，到明清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之所以都没能跳出周而复始的“黄宗羲定律”，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税制改革后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部取消农业税并不意味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只有下决心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才能巩固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取得的减负成果。第二，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关键所在。为保证农村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需要，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逐年增加了对基层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补助。从2006年起，国家财政将安排支出103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每年将达到780多亿元，地方财政每年将安排支出250多亿元。尽管如此，由于转移支付的标准和额度留有缺口，而且没有考虑到近年来乡镇经费刚性支出大幅度增长的因素，在不少地方取消农业税势必给基层财政收支平衡造成压力。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会带来两种严重后果：要么是各种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卷土重来，农民负担出现反弹，要么是基层组织难以正常运转，无法履行应尽的职责。解决好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减轻基层财政支出压力，做到减人减事减支；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和乡镇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有效机制，使乡镇财政收入能够随国家整体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必须明确，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目的和出发点，既是为了巩固减负成果，也是为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农村综合改革特别是乡镇机构改革不能以减少对“三农”的服务为代价。乡镇机构该履行的职能、该提供的服务，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逐步加强。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有利的政策环境和良好的工作基础。中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作出了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制定了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大方针，为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现在，我国综合国力明显提升，国家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对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承受能力明显增强，已经有条件推进以前多年想改而未能付诸实施的改革。农民盼望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各级政府支持农村综合改革，社会各界关心农村综合改革，共同构成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良好社会氛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以来，一些地方进行了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等改革试点，取得了一定进展，探索了一些路子，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奠定了良好工作基础。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必须抓住三个关键环节。一是积极稳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认真总结各地改革试点的做法和经验，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重点，强化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工作方式。精简人员和机构，妥善安置分流人员。创新事业站所运行机制，保证各项农业社会化服务正常开展。二是加大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责任明确、财政分级投入、经费稳定增长、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中央和省级政府要更多地承担经费保障责任。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有关规定，使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三是进一步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提高县乡财政的自我保障能力。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中央对地方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奖补办法。改革县乡财政的管理方式，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乡用”等改革试点。按照公共财政原则，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比重。

城市改革对比论文发表

[摘要]政府改革是政府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对政府体系的结构、功能以及行为进行调整和变革的过程。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是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的动力。30年的政府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政府管理价值的重新确认和公共性的回归、政府职能日趋合理、政府治理结构日趋理性、政府运行机制逐步完善等方面。未来中国政府改革也面临着重建行政文化、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能和结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和发展有效府际关系和管理、提升政府能力、建设法治政府等艰巨的任务和挑战。[关键词] 社会变革；政府改革；成就与挑战17 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曾经讲过，一个缺乏能保证秩序的、有效的政府的社会，人的生活将是孤独、贪婪、残忍和短寿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曾从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对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马克思在分析亚洲的经济发展时指出：“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1 ] ( P763) 在他们看来，如果政府及其权力能按照合乎规律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它和经济发展之间便没有冲突，经济发展便加速。反之，政府权力也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引起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从政府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形式的不同，而是在于政府治理程度，特别是政府能力大小或高低的不同。“有些国家的政府拥有一致性、一体性、合法性、组织性、高效和稳定的特点，而另一些国家的政府则缺乏这些特点”。[2 ] ( P1) 的确，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经验表明，政府治理的能力及其有效性同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学者齐斯曼(J1 Zysman) 比较英、法、德、日、美诸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后认为，政府能力越强的国家，应付经济震荡的能力就越强，宏观调控的能力就越强，故而经济表现就越佳。[ 3 ]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 G1Myrdal) 也指出：“尽管程度不同，所有不发达国家都属于软政权”。[ 4 ] 他同时认为，软政权的表现主要是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的规章与指令，以及普遍存在腐败。许多研究发展行政的学者更是认为，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行政的因素而非经济的因素。的确，对于所有社会而言，始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与挑战是如何创建一个有效的政府体系，以支持、促进社会的发展、繁荣和进步。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系是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政府不再是传统的保守主义眼里的所谓的“必要的恶”，而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之一。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同意这样一个命题：政府的性质、能力和绩效，是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全世界都在重新考虑政府以及政府自身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建立一个与变化着的时代相适应的新政府体系，并使之更具能力、更具有效性，成为发展的推动力量，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的任务和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次转型可谓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这场革命，波及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经过这场革命的洗礼，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没有哪一个国家尝试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尽管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一样，在过去的30 年中，中国政府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不仅体现在政府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方面，更体现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改革与创新政府，建立一个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有效治理体系，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始终是中国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政府改革与创新既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与变化的动力之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主旨在于研究和探讨以下问题： (1) 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是什么？ (2) 30 年中国政府改革的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 (3) 中国政府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是什么？ (4)未来中国政府改革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什么？一、中国政府改革的契机和动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 ] ( P257)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 ] ( P617 - 618) 中国政府改革与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体制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的变化。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由经济体制变革引起的社会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国理论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突出表现在发展生产力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总结20 多年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二是经济体制的变化。经过20 多年的改革，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转型，这种转型对整个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社会形态的变化。整个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变。四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五是政治体制的变化。政治体制朝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上述方面的变革与发展，为政府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中国政府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中，面临和承受着全方位的、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经济领域，政府始终面临着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充分就业、收入公正分配等艰巨任务。与此同时，政府还肩负着经济体制改革创新的艰巨任务。这就是说，政府既要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也要成为新经济体制的设计者、改革的推动者。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都要求政府扮演发展与改革推动者的角色。在政治领域，政府始终面临着维护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增强政治合法性，聚合和分配各种利益等艰巨任务。在社会领域，政府也承担着创建新的社会管理体制，确保13 亿民众生活保障的艰巨任务，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压力。与此同时，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断增大。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国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效率的政府。政府体制是连接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的关键。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的，中国的问题多多少少与政治和政府体制有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体制障碍，根本在于政府体制的不完善。1978 年以来，中国虽然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但始终存在着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盲目扩张与经济过热、重复建设严重、收入差距扩大与分配不公、就业压力大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且得不到有效解决，关键在于相关的体制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政府所处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角色，决定了政府改革在中国全面改革过程中的特殊制约作用，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体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取得进展和成效。如果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割断政府与企业的行政关系，切实解决政企不分和政资不分的问题；要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就必须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就要把资源配置权交给市场，减少政府的干预，减少政府对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的管制；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有促进技术进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要强化公共服务，就必须改革财政体制；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就必须实行政社分开，还权或者放权于民；要实现法治国家，就必须实现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中国的政府改革，就其基本任务而言，就是要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建立确保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要破除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适应的障碍，建立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体制；要破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因素，建立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要破除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不相适应的东西，建立适应民主政治发展的政府体制。总之，政府改革就是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政府体制，这是政府改革的直接动因所在。二、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30 年的基本成就1978 年以来，适应经济体制和社会的变化，中国政府在价值理念、职能调整、理顺关系、机构优化、完善机制、活化人力、依法行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改革与创新，实现了向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的初步转变。(一) 政府管理价值的再确认与公共性的回归政府治理的过程，既是社会目的的执行过程，也是社会目的和价值的创新过程。中国政府改革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趋于理性化的过程，是形式的合理性与价值的合理性的有机结合。政府价值的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指形式的合理性具有优先性。因为政府管理的价值不仅影响着政府的合法性，也影响着政府行为的合理性。中国政府改革30 年，最重要的是政府对其自身价值的重新思考和确认。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单纯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到科学发展观，从物化的思考和选择到以人为本观点的确立，从强调政府是一个权力中心到强调政府是一个公共服务中心，从强调强势国家的治理到强调社会的参与与协同治理，从政府行为的秘密性到公开性，从依靠人治到重视法治，等等，都体现出对政府管理价值的重新思考和确认。在我看来，最大的变化在于中国政府的“公共性”的回归和立国价值( regim value) 的捍卫和落实。概括起来，对立国价值的捍卫和“公共性”的回归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认识到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性尊严的重要性，并致力于不断提升和改善公民的权益。(2) 认识到政府管理不仅是追求秩序、经济和效率，更重要的是促进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3) 认识到政府不仅是一个管理的中心，更是一个服务的中心，政府的核心职能和职责在于提供公共的产品和服务。(4) 认识到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建立在政府、社会、企业共同参与治理的基础之上。(5) 认识到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委托人，理应承担更大的公共责任。诚然，公共价值的实现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重要的是公共性的价值得到了重新的确认、选择，并在具体的公共行动和公共政策中得到体现。

人民日报出品——用生动可见的方式，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的发展变化柱状图。

笨蛋，这么简单的问题不会啊，几天之后，给你答案。

改革开放三十年-观家乡变化有感今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在这三十年里，不但全国的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我的家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之下所取得的。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里，家乡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发展飞速，从城市建设就体现了家乡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和变化。以前遂昌的县城西街是一片低矮的砖瓦平房，道路也很狭窄，往往有一辆汽车经过道路就会变的拥挤不堪。经过前几年的重新建设之后，低矮的平房被一座座六、七层高的商品房所取代，道路也拓宽了，好几辆汽车通行也毫无阻碍，道路两旁不像以前只有卖杂货的小店铺了，出现了服装店、酒店等各式各样的商店，如今的西街，已经是县城的一条商业街了。以前的西街被人称之为“西角洲”，走到现在的荷花滩十字路口那已经很少看到行人了，是县城一个偏僻所在，现在的西街不但是一条商业街，也是市民饭后散步逛街爱去的场所，一天到晚都显的很热闹。经过荷花滩桥头，那里在十几二十年前是一片菜地，现在不但兴建了新广场和篮球馆，还有农民新村和近几年新建的排屋和别墅，市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了。在城市规划中，将许多处于老县城郊区的地段都纳入了新县城规划的范围之中，出现了如今崭新的新县城的风貌，就在前几年县里还举办了“汤显祖文化节”，通过这次文化盛会更多的人了解了遂昌，因为有交流才会有发展，通过经贸、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家乡就会越变越美好。三十年前，遂昌还是丽水的一个偏远小县，改革开放之后，遂昌通过发展自身优势，经济发展迅速，已经使越来越多人知道了遂昌，了解了遂昌。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家乡不但在日新月异的改变着，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不断的吸取新思想新思维，秉着改革创新的思维，以先进理念建设着家乡，在文化生活方面，人们的知识面拓宽了，视野更加开阔了，以前的进城道路坑坑洼洼，现在遂昌不但已经修建了连接邻近县市的高速公路，还修建了“牡丹亭路”等通往县城的康庄大道，不但吸引了外地客商来遂昌投资办厂，还令人们的思想更加跟的上时代的步伐，更加能够了解新的时代内涵。就像今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老一辈人为了记念这个日子，纷纷拿出在7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还保存着的饭票布票肉票以及当时拍的一些比如车站和如今修建的新车站的对比照片，都说明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明显提高了，现在买东西，商场超市的商品琳琅满目，自由挑选；高楼大厦替代了以前的低矮平房，这些都说明了一个城市在发展，人民的思想观念在不断的进步和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后带给我家乡的变化，相信在将来的日子里，家乡的发展还会更快，人民的生活也会变的越来越美好。

教材改革对比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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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刊》是一本综合性教育理论双月刊，关注学术和理论方面，服务于国内外教育理论工作者、教育行政人员、教育教学实践者和关注教育理论问题的各界人士。“繁荣教育学术，深化理论研究，将中国教育学术带入教育实践和国际前沿”是她的努力方向。“要有国际视野，关注本土教育；注重学术规范，倡导原创研究”是她的办刊原则。主要栏目有:课程研究与实践、教改园地、学科教育学术研究。

《课程、教材、教法》杂志自1981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术性、指导性、实践性相结合的原则，深受中小学教师和教育研究者的欢迎。它是一本关于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的权威杂志。读者是中小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师范院校的教师和学生，课程和教材研究者以及教育行政领导。栏目设置:课程教学研究、教学改革、教学方法、国内外教育改革趋势、教材建设、师范院校课程设置等。

《教育理论与实践》创刊于1981年，是由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教育科学院、山西省教育学会主办的教育学术期刊。本刊主要栏目有:教育基础理论、教育决策与管理、思想道德教育、教学论、课程论、教育经验、比较教育、教师论坛、青年论坛、学术动态。

除了以上三种核心期刊，还有《教学与研究》、《高等教育探索》、《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研究》，也是发表教育改革文章的好核心期刊。

高中生物论文生物新课程教材与校本教材资源整合的开发利用【摘 要】针对生物新课程教材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其进行问题的调查、分析，在本校及其他高中学校进行新一轮生物新课程教材与校本教材资源整合利用的开发研究，促进高中生物教与学方式变革、优化课堂教学。【关键词】生物新课程教材；校本资源；整合研究一、问题的提出（一）生物新课程教材有许多优点，但对于乡镇中学的学生、教师而言，由于教学设备的相对落后，信息量不充分，学生体验不足，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从2008年9月采用了生物新课程教材后备课组成员在校内外展开调查而表明，大多生物教师对新课程在体现新课程理念方面的变化给予了肯定，学生在课堂气氛、自主学习能力、合作精神、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学习兴趣等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备课组成员通过与部分教师、学生的座谈发现，我们学校作为农村学校，而且又是普通中学的一所高中学校，但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生物新课程有许多优点，但对于乡镇中学的学生、教师而言，由于教学设备的相对落后，信息量不充分，学生体验不足，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二）生物新课程教材的问题太侧重于大城市的实际，而偏离了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实际；另外,有些例子又过于理想化。因此生物新课程教材在实施过程中我们教师发现配套资源不完善；对教学内容难度把握不准；缺乏新课程实施的指导等。生物新课程教材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生产中的应用．对新课程教材中用来引入的例子，我们的教师大部分的看法是：34.5％的认为“足够多了，切合学生的实际”，46.9％的认为“改编一下即可”，7.1％的认为“根本不合用，按教师的想法重新编拟例子”．因此在生物新课程教材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教师明显感觉到配套资源不完善；对教学内容难度把握不准；缺乏新课程实施的指导等．据我们调查的生物教师们反映，新教材的问题太侧重于大城市的实际，而偏离了农村，另外，有些例子又过于理想化。用一位老师的话说“显然新教材是给大城市学生使用的（有点过激，但是也有不少老师有这种说法）”．因此我们备课组成员认为：生物新课程教材进一步推广时应注意：加强与新课程教材相关资源的建设,即在本校及其他高中学校（箬横中学、大溪中学等）进行新一轮新课程教材与校本教材资源整合的开发利用研究.（三）加强高中生物浙科版新课程教材与校本教材资源整合利用是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是根据学校的适应需要而出发的，是势在必行。具体适应需要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生物校本教材资源的使用是要学生在生物新课程学习中能轻轻松松地理解知识、消化知识、掌握知识，并且能够灵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生物校本教材资源是教师为顺利完成教材内容，为使学生顺利接受知识，所利用的一切资源。它包括生物课堂演示实验、分组实验和课外小实验的补充；生物新课引入的问题、故事；章节练习题，学生课外探究活动的计划等。所采用手段包括：CAI课件、录像带、投影片、自制教具以及外出参观等，因此生物校本教材资源的使用是要学生能轻轻松松地理解知识、消化知识、掌握知识，并且能够灵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2、生物校本教材资源在配合生物新课程教材下能与农村中学学生成长的需要相一致，能与农村中学的教育目标相一致。开发符合农村高中生物新课程教材的校本课程，必须树立新的教育理念：生物校本课程的开发要指向人的发展，指向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提高，指向学生就业能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张扬。只有在这一理念下，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关系，才能使三者相辅相承，相互渗透，有机结合。农村中学生物校本课程的开发必须重视学生专业知识的培养、就业技能的锻炼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惟有如此，生物校本课程在配合生物新课程教材下才能与农村中学学生成长的需要相一致，才能与农村中学的教育目标相一致。加强与生物新课程教材相关资源的建设, 制成与我们这样学校实际教学相适应的每一节课的CAI课件、幻灯片、课前小故事、课后的思考题、探究方案等3、生物校本教材资源的开发对浙科版统编生物新课程教材和大纲起到补充、印证、丰富和发展作用。生物校本教材资源的开发建设要遵循调查研究，尊重事实的原则，经过细致的研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复对比，力求真实可靠，对统编教材和大纲起到补充、印证、丰富和发展作用每学期在校内开展一次新课程的教学活动的课堂问卷调查和学生对新课程教材实施中的满意度问卷调查，为生物校本教材资源利用和开发提供保障。结合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学校坐落在农村，学生也大部分来自农村家庭，这一代的学生基本上独生子女，从小受各方面的宠爱，生性有点娇懒，家长管制得也少，而且生源相对重点中学来说文化基础很薄弱，因此在生物新课程教材实施时，在选择校本教材内容和编排校本教材内容要注重两点：其一，将现实资源的发掘与统编教材、大纲要求结合起来，作为统编教材的必要补充。其二，把对文献资料的运用和对现实生活中“活”资料的运用恰当地结合起来，引导师生充分关注。4、利用因地制宜，发掘资源开发为生物校本教材资源与生物新课程教材的整合利用奠定基础。校外成熟的条件性课程资源虽然相对稀缺，但素材性课程资源却十分丰富，如何建立校内外课程资源的协调利用机制，这也是有机整合农村高中学校生物校本教材建设资源的一个重要困难；另外，在学校广泛自主地进行生物校本教材开发之后，如何尽快建立对学校校本教材建设的指导、管理和评估机制显得日益迫切，从而能很好的整合到新课程的教学中。因此我们备课组成员认为：生物新课程教材进一步推广时应注意：加强与生物新课程教材相关资源的建设,即在本校及其他高中学校进行新一轮生物新课程教材与校本教材资源整合利用的开发研究，同时意识到需要教师的大量心血，它需要教师的大量积累，从生活中收集材料，从学生中收集材料，从各种报刊、杂志中收集材料，从电脑中收集材料。然后进行加工整理，制成与我们这样学校实际教学相适应的每一节课。二、策略与实践（一）与校本教材资源整合利用的策略1、准确理解生物新课程教材《标准》对模块式的课程和教材设置的要求高中生物学新课程由三个必修模块和三个选修模块组成。所选内容能够帮助学生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认识生命系统的物质和结构基础、发展和变化规律以及生命系统中各组分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必修模块对于提高全体高中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学习这些内容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生命活动的规律，理解科学的本质、过程和方法，了解并关注生物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生产和发展中的应用。属于公民素养的基本要求。选修模块是为了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要而设计的，有助于拓展学生的生物科技视野、增进学生对生物科技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实践和探究能力。选修模块分别侧重生物技术、生物学与社会和生物科技进展，为学生选择学业和职业方向提供帮助。但生物科学的内容浩如烟海，发展迅猛，课标模块内容与课标要求是否存在落差，这还必须通过实践发现问题，不断完善模块内容的设置。2、研究生物教科书内容的编写意图，创造性地使用生物教科书生物新教材与原教材相比的新特点：重视基础知识的教学，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突出科学过程与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关注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关系，深化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改革教材的呈现方式，促进学习方式的转变；改进作业系统，促进评价的改革。在次建议各校高中新课程实验年级备课组要至少备齐5个版本的教材。对比研究不同版本教材对知识内容的选择、编排和呈现方式等，加深理解高中生物新课标对知识内容的要求，并依据课标优化组合不同教材的课程资源市高中新课程实验年级中心组要组织专门的研究小组进行研究，并及时地将研究结果通过全市教研活动提供给各校参考。要摒弃过去那种“轻大纲，重教材”、“教学就等于教教材”的旧观念，树立“以课标为基本依据，以教材为基本素材，充分利用多种教学资源来进行教学”的新观念。（二）生物新课程教材与校本教材资源整合利用的实践--教与学方式的转变、优化课堂教学是新课程教材与校本教材整合利用得以真正落实的重要保证。1）感知和体会知识内容的变化1.知识体系的变化 按课标要求,不再是普通生物学体系. 每个模块的教材各围绕一定的主线展开，并根据学生的认识规律，确定知识内容的呈现顺序，使之形成结构合理的知识体系。2.处理好基础性和先进性的关系知识内容的深难度总体上维持在现行教材水平，避免出现深难重。基础不等于经典。基础性应当是现代意义上的基础性。如免疫。通道蛋白、人类蛋白质组计划、DNA指纹技术、基因治疗、恢复生态学等。选修课集中体现先进性，同时注意学生的接受能力。基础性与先进性之间有时矛盾，要灵活变通。如水分子的跨膜运输。让学生搜集最新进展的资料。2）、探究能力目标和内容的变化1.加强科学方法教育，关于科学方法的内容《分子与细胞》——观察和实证，《遗传与进化》——假说—演绎，《稳态与环境》——系统分析、 建立数学模型。2.改进探究活动的设计。安排丰富多样的科学探究活动，让学生通过活动体验过程，领悟和运用方法.3.鼓励思考和讨论。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和讨论。在资料分析、小资料、技能训练、练习、自我检测等栏目中,有许多关于科学过程和方法的思考题，可以帮助学生领悟方法，活跃思维，提高科学探究能力。 3）、教材呈现方式的变化生物新课程加强内容的引导性和开放性，促进探究性学习， 变单纯的叙述式为图文结合，增设重要栏目。①有些问题，不是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让学生自己探究；②探究活动的写法重在引导，探究的课题、材料用具和方法步骤不作过死的规定；对于难度较大的探究活动，教材提供了参考案例; ③介绍生物科学上目前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或存在的争议，体现科学体系的开放性；吸引学生兴趣，提高思维的活跃程度，促进探究性学习。我们备课组通过生物新课程教材与校本教材资源的整合利用尽可能地缩小《标准》的理念与教学实践之间的落差，促进高中新课程实验稳步地开展。具体实践的理论指导及实际操作如下：1、提倡多种教学方式（包括校本教材探究实验的开展）在新课程教材的实际教学中的有效运用，优化教学过程。新课程提倡新的学习方式并不是否定传统的学习方式，而是要发挥不同学习方式的优势，根据具体的知识内容、课型、学校条件、学生情况等对传统的和新型的学习方式进行优化组合，实现学习方式的多样化。（1）组织好学生的探究性学习高中新课程标准将“倡导探究性学习”作为课程理念，必将有力地推进教师教学行为的改变。但教材在设计探究活动时，存在着相当的困难。这些教材内容与课标要求的落差，需要教师去弥补，即利用当地的课程材料，当地的生态环境及与社会生产、生活有关的生物学问题；为此，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备课组成员在生物学科中尝试实施开展了新课程校本教材探究实验--体验制备真核细胞三维结构模型的制作比赛并在校园进行展览，取得相当好的效果，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该学科的兴趣。 （2）把握生物新课程教材与校本教材资源整合利用对实际教学中的预设与生成的关系。课堂教学是预设与生成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只有生成没有预设的课堂教学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生成”实质上是“放羊”，是放弃教学的责任和教师的责任，会严重影响课堂教学的质量；另一方面，只有预设没有生成的课堂教学是死气沉沉的，这样的“预设”不仅会严重束缚课堂教学中师生的“生成”能力，而且会慢慢扼杀师生的创新精神、探究欲望和生命活力。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既要切实改变课堂教学中只有预设没有生成的僵化模式，又要对只求生成忽视预设的现象引起足够的重视。三、成效与分析我们发现新课程教材与校本教材资源整合利用存在一些问题。（一）高中新课程教学与校本教材资源整合利用中也存在许多问题。1．教育观念滞后的问题由于传统的习惯势力，部分老师在设计教学的过程中常常是把知识结构、难点和重点反复掂量，围绕它考虑教学过程如何展开，而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以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目标的实现.只有对课程目标有全面和深刻的理解，才能使教学活动的组织符合课程标准的总体要求。2．各校的课程资源问题 现在各学校教学硬件还不很足，不少教师过去是仅仅依据一本教科书、一册教参，就年复一年地教下去。现在实行新的课程标准，必须依托丰富的课程资源，一方面教师有责任发掘和利用多种课程资源，但更重要的方面是学校要有相应的投资和建设。各校应尽可能地完善图书资料、实验室及相应的器材，还有网络资源等，至少为各备课组配齐5套不同版本的教材。新的课程标准与原来执行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新课标是适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的需要，是适应新世纪人才培养的需要而制订的。执行这个课程标准，对于课程管理部门、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教学研究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于教材编写者和课程的教师，都是全新的任务。教学活动是极富创造性的活动，同一内容的教学，不同教师都会有自己的教学策略、方法和风格，可以说，教学活动也是极富个性化的活动。但不管什么样的创造，不管什么样的个性，都应该是更出色地达到新课程的目标。（二）对高中新课程教学与校本教材资源整合利用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对策。在高中新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根据学校的实际寻找有效的策略，扬长避短，尽量把该模块开设模式不利因素的影响降到最低。一般地说，我们可以采取下列措施：（1）应把把宣传和计划做在前，整体安排高中新课程两年教学；（2）对《标准》和教科书的研究应比实施提早，以便及早发现问题和寻找对策；（3）在新课程教材的实施中适当结合老教材知识；（4）适时的针对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编想应的校本练习资源；（5）为适应新课程教材的改革趋势，经常在本校开展各种校本探究实验；（6）在课余开设各种选修，在学生选择特长科目发展方向时，给予及时的指导；等等。参考文献：1、王斌华著 《校本课程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2、程功、陈仙梅 主编《教育心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4年3、王少非 主编《新课程背景下教师专业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李建刚 《现代教学理论与实践》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3年12月版5、朱慕菊 走进新课程[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6、靳玉东 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与创新[M]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新教材改革对比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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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是一次关系到几亿人，几代人生命质量的宏大工程。新一轮课程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进行的第八次大规模课改，也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教育领域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创新与探索，它承载着民族复兴的历史重托，肩负着促进每一个学生全面发展的光荣使命。而对于新课改的理解程度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对于21世纪新课改的直接承担者和受益者——教师，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并存。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这就需要人的可持续发展，人的终身发展。学生是明天的希望，国家的希望。国家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依靠青年一代不断创新和发展。旧的课程关和旧的课堂以及陈旧的教学模式都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这就需要教师不断从发展的时代中不断吸收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创新，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利用现代教学设备，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将传统的死一般的教学模式彻底打碎，还学生一个自由创新，发展个性的空间。 在我们的实际教学活动中，为了推进新课改和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将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以教学为例，我们不能停留在让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把学生当作一部学习的机器进行培养，生产出一些没有个性的产品来，我们应该以新课程为理念，不断创新，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还要教会学生从各种信息工具中不断获取知识，不断丰富和发展自我的能力。我们要改变以教师的教为主的教学模式，从真正意义上促进以学生学为主体得到学习模式，让学生从书本上发现知识，认识知识并最终掌握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教师从信息中提出问题，让学生从信息中寻找答案，并在同学中相互交流，通过自主的，探究的，合作地学习，获取知识，鼓励学生推陈出新，通过学习知识并充分利用知识参与社会实践，让学生在与他人的共同学习和生活中，以合作的形式学习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培养他们的动手，动口，动脑的能力。另外在课堂教学中，鼓励学生多读，多学，多思，多做，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全面培养学生，注重各方面的发展，由注重对学生的知识传授转向学生的全面发展，打破对知识的盲目迷信，将教学作为帮助建构知识的动态过程，创设丰富的教学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信任学生的学习能力，接纳形式提出的各种观点和想法，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学生准备一个轻松，宽容的课堂气氛，是教师自己能够与学生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和学生一起寻找真理，教师还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何必过失，拉近与学生的距离。 对于我们教师自身来说，新课改不仅要求我们从思想观念上改变传统教学模式，还要从实际行动中不断成长和完善自我，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具有高度的不可测性和复杂性，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教育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出现，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广泛运用，这些都要求教师及时更新知识结构。从真正意义上作到：“活到老，学到老”。教书除了要多读书，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之外，还要学会交流与合作。积极地与他人交流，打破教师之间的专业个人注意和互相 封闭的状况。现代社会的学科知识相互交叉，只有不断地交流与合作才能使各种知识联系更加清楚，这就更需要教师具有一颗积极向上的新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准备随时面对新课程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困难，教师和学生和新课程改革共同成长，只有这样，我们的教师和学生才能避免成为被新课改、新时代所抛弃的人。 在新课改的推动下，教师要不但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放弃自己高高在上的架子，与学生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教育情景的创设者，学生成长的促进者，并要学会想学生学习，倾听学生的心声，沟通学生的心灵，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把教师的权威树立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交流知识建构的活动中，并善于发现和开发学生的潜能，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重塑自我。学习新课改，适应新时代，面临新机遇，迎接新挑战，作为新课改条件下的教师，重新认识自我，改造自我，为实现教育的理想（为了一切的人，为了人的一切）而奋斗。

新课程标准提出了“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核心理念，这与传统的课堂教学重视知识传授相比，是一大跨跃。以这一新理念为灵魂的思想政治新教材要求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学，构建适应新课程理念的教学模式，树立与新课程理念相适应的发展性教学观念。笔者作为在政治教学第一线的政治教师就新课改下的初中政治教学谈几点看法： 一、改变教学理念，面向素质教育 传统应试教育培育的人才“高分低能”,教学陷入为考试而教书的误区,而我们的思想政治课教学目的陷入了讲不雅概念、讲概念、讲理论的误区,教员把教材当成教授常识的独一载体手段,把学生算作记不雅概念、概念、理论的容器,而把育人的目的抛在一边,使学生失去了进修的乐趣,更使思想政治课失去了活力和 威信。 课程改革后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必须由学科本位转向以酬报本，育酬报本，面向全体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尊重学生的人格,促进学生个性的成长,潜能的开发,使学生形成正确的、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应成为课堂教育教学的根柢使命。 二、加强学生主体作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教学的过程是师生共同活动的双向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学生是主体。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我们在努力探索师生互动，以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把“备”的重点放在对学生的了解和分析上；把“教”的重点放在学生学习方法指导和对学生分层要求、分类提高上；把“导”的重点放在学生心理、思维的疏导上；把“考”的重点放在学生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上。培养创新能力是素质教育的重点，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应启发、引导学生善于把不同知识重新组合解决问题，善于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分析问题，开拓思维，大胆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等。 三、巧妙设计问题，提高课堂有效性 教学问题设计是否有效决定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学习效果，如果问题设计得过于简单或过于深奥都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而真正能激发学生思维火花的有效问题应是让学生通过阅读和思考能想到的、通过讨论或教师启发能悟出的问题，从而让学生体会到思考的快乐、享受思考的成功感。有效问题的设计要在“趣”“悬”“巧”“精”上下工夫，从而激发学生思维的积极性、探索性、灵活性、层次性。适当地引入直观材料、轶闻趣事、谜语来设计新颖有趣的问题，可使学生处于一种积极兴奋的状态，这样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并进一步主动地去探索寻求答案。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学生在积极的思考探索中理解知识，把握重点，体味思路，突破难点，激发学生思维的层次性，从而使课堂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发挥教材示范作用，培养学生理解能力 新教材的改革，不同于以往的教材改革，只是内容的增减删补，而是根据素质教育制定的新课标，内容更加精炼，知识更加鲜活，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特别在形式上，直观、多样、趣味性相融合，教材围绕教学目标和能力目标，展现了大量的生活范例与“相关连接”的内容，巧妙设疑，隐藏观点。因此，领会教材，以人为本，是搞好课堂教学的关键。教师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立足课本，课前把握课标，精心备案，吃透教材，课中突出重点和难点，与学生一道，灵活运用启发式、讨论式等方法，解读教材范例，揭示观点，并联系生活实际，运用观点。只有在认清“庐山”真面目、全面理解把握教材的基础上，教师才能圆满完成大纲所规定的教学任务，学生也会在这种教学中知识得到提升，能力得到培养。 总之，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作为教育工作者，应不断更新教育理念，不断开拓，锐意进取，努力追求和谐课堂，让教师和学生在愉悦有效的课堂教学中，掌握知识，掌握技能技巧，为培养高素质的新一代而做出新的贡献。 新课改论文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