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斌发表论文

姚文斌发表论文

竹纤维的生产过程是:原竹--竹浆粕--粗纤维--梳纤--纺纱--纺织.竹纤维面料的特点是:抗菌抑菌,超强保健.吸湿放温,除臭吸附,蓄养保暖,柔软舒适.特别适合来做婴幼儿的服饰.非常的好.

材料系浙江农林大学材料系成立于2005年9月，其前身为1958年建立的森林工程和林产化工教研室。材料系实行校――院――系管理体制，下设木材科学与材质改良、人造板工艺技术、竹材工业化利用、木材加工装备及自动化、木材科学与工程实验中心等5个教学、研究及管理机构。浙江农林大学材料系是林业工程一级硕士学位授予点的核心单位，是浙江省木材工程中心的支撑机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科学研究已从单一的木材应用研究逐渐发展到以生物质材料研究为核心，涉及机械加工、高分子材料、无机材料、复合材料、环境工程等领域的研究。专业在速生林木高效利用工程、木材化学处理、低成本环保胶粘剂、木材干燥设备和工程、木质水泥刨花板制造、木竹结构工程材料生产、竹木复合材料生产与应用、薄竹制造、高效优质竹炭竹醋液生产与应用工程、竹纤维制造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工程开发和研究能力。材料系现有成员26人，具有教授10人，副教授9人；博士学位6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浙江省“151人才工程 ”4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专业带头人 2 人。此外，还聘有10余位国外著名专家和教授担任客座教授。近5年来，专业承担课题150余项，总经费3200余万元，其中国家级课题9项，省重大项目3项，省重点项目8项，国际合作课题1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国家科学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级科教类铜奖1项，省部级科技术进步奖6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0余项，工程转让与成果推广600余项(次)，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达30亿元。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科技著作3部，其中被 SCI 收录论文8篇，EI 收录4篇，ISTP 3篇。材料系拥有木材科学与技术省级重点实验室，下设木材学、胶合材料学、木材化学与改性、木材加工与人造板、木材干燥、分析测试、木材装备与自动化、林产品陈列、木材加工实训基地九个分室。实验室有傅立叶红外光谱仪、热分析仪、X-射线衍射仪、锥型量热仪、电子扫描电镜、帕尔曼刨片机、全自动试验压机、人工气候箱等总值750多万元的贵重仪器设备。材料系设有木材工程技术研究所、生物质材料研究所；浙江林学院科欣科技中心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挂靠材料系开展科技服务、科技咨询和新产品研发等业务。另有包括“太克”、“百孚”在内的产学研企业数十家。材料系还与美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等10余个国家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交流关系。材料系多次成功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和全国性学术会议。材料系培养了大批从事木(竹)材加工与利用的高级工程人员，其中从事工程工作人员占40%，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占12%，从事教育工作占8%，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占8%，公务员占5%，自主经营者占5%，其它占22%。每年报考研究生的录取率40%以上，有许多考生成绩是报考院校应届生的前茅。在校本科生在各类竞赛中获奖比例在全校前列，学习进步程度(毕业成绩与进校成绩比较)列全校前列。机电系机电工程系的前身是1958年建校时的林业机械教研室，1986年改名为机电教研室，现为机电工程系。近几年来，随着浙江林学院的快速发展，机电学科的教学基本设施得到了进一步的更新和完善，进一步满足了本科教学的需要，机电学科于2002年被浙江林学院批准为校级重点学科。在科研方面也形成了自身特色和技术优势，成为我校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之一。学科现有教师26人，其中教授3人，副高职称4人，博士（含在读）9人。机电学科带头人姚文斌教授，主要从事工程力学、林业工程、机械工程等方向的研究。近三年来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16篇。目前承担项目共 7 项，支配科研经费共 157 万元，年均 52 万元。学科建有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及工程训练中心。实验教学中心下设工程力学、械原理、液压与气动、机械设计、测量与测试技术、机电控制、金相、CAD/CAM 、工程训练中心九个实验分室，设备总值800余万元。学科十分重视教学工作，积极参与教改项目。近年来，主持省级、校级教改项目10多项，发表教学论文6篇，工程力学及机械设计基础2门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一名教师在2005年的省级教学比赛中获优秀奖，在校、院级教学比赛中有多人获奖。机械专业的学生积极参加浙江省大学生机械设计大赛，并分别获得多项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参赛奖。近几年来，学科承担课题20多项，总经费200余万元。其中国家级课题5项，省重大及重点项目3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企业横向项目10余项，年均科研经费60余万元。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申请发明专利5项。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被EI、ISTP收录15篇。工业设计系工业设计系建于2000年，现设有工业设计(分工科类与艺术类两大方向)和木材科学与工程（室内与家具设计方向）2个本科专业，专业涵盖产品设计、家具设计、室内设计、玩具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展示设计等众多领域，学科特色明显，集专业教学、理论研究、设计创作与社会实践于一体。全系现有教职工22人，其中副教授4人，讲师14人，博士（含在读）3人。拥有校级研究所1个：浙江农林大学室内与家具设计研究所；校企共建研发培训中心3个：浙江林学院—圣奥集团科研中心、浙江林学院—百利威产品研发中心、浙江林学院—紫蝶国际家居产业研发基地、浙江林学院大学生网上创新基地、艾诺设计中心等。工业设计实验室下设6个分室，实验室总面积1000平方米左右，拥有各类实验仪器及设备250多台，总价值175万余元，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实习与实践条件。已建立校外实践基地6个。工业设计系近三年承担各类科研项目20余项(其中省级以上项目5项)，项目总经费200余万元；在国内各种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主编或参编教材17部。完成各类设计项目30余项。积极组织本系学生参加各类全国性和地方性设计大赛，获得奖项20余项，其中国际级优秀奖1项,国家级一等奖1项，国家级三等奖1项，国家级优秀奖3项，省级二等奖1项，校级一等奖8项,校级二等奖12 项。交通运输系交通运输系源于1958年林业机械教研室的木材采伐与运输专业。林业机械教研室1986年更名为机电教研室（后称为机械电子工程系），并开设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和交通运输两个本科专业和森林工程硕士点。2006年在学校的总体规划下，成立了交通运输系。交通运输系逐步形成了汽车代用燃料及其发动机技术、车辆运行品质检测、交通运输安全等研究方向。交通运输系主要承担交通运输本科专业的相关课程，并于2006年开始筹建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本科专业。系现有成员11人，教授3人，博士5人。交通运输系所属的交通运输实验室以满足本科教学为重点，已建成汽车构造、汽车与发动机测试、汽车电子与诊断、汽车拆装与维修实训等 4 个分室，实验室面积 640 m2，实验设备总值 241.7 万元。交通运输系重视教学工作，彭樟林教授评为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邵千钧副教授被评为首届“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称号，黄金鹏、张培培老师分别获得院级青年教学基本功比赛的二、三等奖。交通运输系的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目前承担校级以上纵向科研项目13项，其中国家级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3项，科研经费108万元。本系教师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EI收录12篇，一级期刊15篇。申请国家专利8项，7项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交通运输系积极开展与校外企业合作办学，先后在杭州、苏州、临安和上海建立了浙江元通、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局、苏州市公交公司等实习基地。 木材科学与工程木材科学与工程（室内与家具设计）工业设计（工科）工业设计（艺术）交通运输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林业工程森林工程木材科学与技术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木材科学与技术实验室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工业设计实验室交通运输实验室 国家木质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浙江省木材加工产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姚桐斌发表过哪些论文

一、姚桐斌的生平经历

1941年姚桐斌高中毕业后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

1945年以全校第一的总评成绩毕业，获得工学士学位，同年8月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47年10月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攻读研究生。

1951年获得伯明翰大学工学博士学位。

1953年6月获得伦敦帝国学院皇家矿校冶金系文凭。

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

1957年4月在联邦德国冶金厂实习，9月回到祖国。

1958年1月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工作，历任一分院第七研究室工程师、室主任、第六研究所所长。

1965年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后，他仍任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所长。

1968年6月8日不幸逝世，年仅46岁。

1983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二、姚桐斌的贡献

姚桐斌在英国完成的博士论文和帝国学院文凭论文，撰写了关于冶金、铸造方面的8篇科技论文，分别发表在英国的《金属工业》、《金属学会会刊》、《铸工》，法国的《冶金文汇》，联邦德国的《铸工》、《工业通讯》、《铸工科技副刊》等科技刊物上。

姚桐斌领导和指导锰基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课题，研制成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

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应用到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姚桐斌主持建成了具有初步规模的金属材料与工艺研究设施设备

姚桐斌深知材料工艺研究离不开试验室与检测、测试与分析的设备，他亲自制订了研究所的发展蓝图，并主持建成了具有初步规模的金属材料与工艺研究、非金属材料与工艺研究、材料性能测试、无损检测、失效分析的设施设备。

这个材料工艺研究所已具有综合性强、模拟试验能力强、实用性强的特点和风格，是一个研究水平居全国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有较大影响、具有相当实力的研究所。

姚桐斌 (1922.09.03—1968.06.08），男，江苏省无锡市人，祖籍安徽休宁，中共党员，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1945年，姚桐斌毕业于交通大学贵州分校（现西南交通大学），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 曾主持制订了该所的发展方向与规划，领导和参加了数百项课题的预先研究和研制，取得了大量的新产品及其他科技成果，为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贮备。在坚持文明科研生产，培养严肃、严格、严密作风方面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为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姚桐斌的相关情况百度百科里有介绍的：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黄土塘镇。童年靠父、兄做粮食生意的微薄收入读完了小学，1934年7月在黄土塘小学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在校长再三劝说下，其父才同意他考初中，同年8月考取无锡县立初级中学，因家境贫寒，曾辍学两年，靠摆摊卖香烟、火柴、袜子等日杂品，并兼做收发员、家庭教师和打零工维持生计。由于强烈的求知欲望，他带着做生意等的一点儿积蓄，于1937年8月只身到上海，入私立成康中学、私立汇南中学读高中。又因缴不起宿费和学费，处境艰难，他同其他四位同学一起辗转来到江西吉安，1939年2月，就读于吉安国立13中学高中部，靠学校的贷款作为学习费用。高中毕业后靠校长的资助赴湖南衡阳、长沙参加各大学的入学考试（在考完后的两个月内，靠其在衡阳湘桂铁路局机务处修理厂工具室做小工维持生活）。他均以优秀成绩同时被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中正大学、湘雅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等7所大学录取。他还获得了江西省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个人总分第一，并得到了一笔13中的奖金，这就使他有了入大学的路费。出于对矿冶专业的酷爱，他选择了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1941 年10月，赴贵州平越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1945年从交通大学贵州分校（现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学习，最后一年学校迁至四川璧山。在4年的学习中，他竭尽全力，埋头苦读，终以总评成绩全校第一于1945年7月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并被遴选为美国斐陶斐励学会会员。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在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该所原在重庆北碚，后迁至北平（今北京），在此期间，他一边从事研究工作，一边准备出国留学考试，1946年10月被录取为公费留学生。1947年6月启程赴英，10月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攻读研究生，后期兼做实习指导员。1951年毕业时，以“对于液态金属及合金的粘性与流性的研究”的论文通过答辩，获工学博士学位。1952年1月至1953年6月，在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皇家矿校冶金系继续深造，并兼做实习指导员，以《对于液态金属在铸模中流动时的垂直运动研究》的论文，获帝国学院文凭。在留英期间，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参加“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当选为夏令会常务委员，分管总务工作，还曾担任进步刊物《循刊》的编辑，并协助主持留英学生会的工作。

姚婷发表论文

曹原曾在22岁时入选《Nature》影响世界的十大科学人物的九五后科学家。当然历史上的天才少年不胜枚举，有九岁的曹冲称象，音乐天才莫扎特和贝多芬，有发明家爱迪生，有天才画家梵高等。

张霁、姚婷、高翔、王潇潇、王奇峰 。

被华为、阿里疯抢的天才少年，他拒绝BAT380万元年薪，入职华为，只为帮助华为渡过难关，他就是今年最牛毕业生张霁。

姚婷，湖南益阳人，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华为“天才少年”项目签约者。姚婷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从事全NVM键值存储以及基于NVM的混合存储系统研究，曾获得CCF存储专委会卓越论文奖。

华为公司为了在将来打赢技术和商业战争，决定面向全世界招揽顶尖人才。从全世界招进20-30名天才“少年”，并对其中的8位2019届顶尖学生实行年薪制！ 想知道入选华为“天才少年”的都有哪些人吗？请往下看。

钟某：博士，年薪182-201万人民币，研究的是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2014级的硕士生、2016级的博士生，培养单位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

秦某：博士，年薪182-201万人民币，研究的是机器视觉SLAM、视觉惯导融合、多传感器定位，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博士，于2015年获得浙江大学控制系学士学位。

李某：博士，年薪140.5-156.5万人民币，研究的是建模语言设计与软件形式化方法，是来自北大数学学院的硕博连读生 。

管某：博士，年薪140.5-156.5万人民币，研究的是物联网和边缘计算。

贾某：博士，年薪89.6-100.8万人民币，研究的是软件定义网络，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王某：博士，年薪89.6-100.8万人民币，研究的是功耗控制。

林某：博士，年薪89.6-100.8万人民币，研究的是大数据和并行计算，毕业于中科大的计算机专业 。

何某：博士，年薪89.6-100.8万人民币，研究的是计算数学。

想必大家都可以看出，这几位“天才少年”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研究的都是工科的前沿领域，计算机、机器人、自动化、电子信息化等这些热门专业。 所以喜欢这方面的同学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一所好的大学，我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提升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和他们一样。

张霁、姚婷、高翔、王潇潇、王奇峰 。被华为、阿里疯抢的天才少年，他拒绝BAT380万元年薪，入职华为，只为帮助华为渡过难关，他就是今年最牛毕业生张霁。姚婷，湖南益阳人，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华为“天才少年”项目签约者。姚婷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从事全NVM键值存储以及基于NVM的混合存储系统研究，曾获得CCF存储专委会卓越论文奖。

姚莹发表论文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 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出生于桐城一士大夫家庭。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他认为“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淘汰杂质，创造清真雅正、谨严朴质的文体。他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而要学到《左传》、《史记》的精髓，又必须从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方苞虽推崇古文，但也反对一味“求古求职典”，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古文倾向。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门下有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一大批弟子，其中尤以刘大魁、最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他读书勤奋，擅长文辞。青年时代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方苞读其文章，赞叹不已，认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可见方苞对刘大魁是何等到看重。刘大魁晚年致力于教学，曾任皖南黟县教谕，后又主持歙县问政学院，归老于枞阳故里，一生著作颇丰。刘大魁补充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他在肯定文章思想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时，认为文章的艺术性有相对的独立意义，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须重视艺术的体现。刘大魁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气”是指语言的气势，而“神”则是“气之精处”，是一种最本质的独特的风格，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的体现。他认为文章的“神气”虽然难以看见，但能“于音节见之”，而“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从文章的字句、章节入手，就可以体察文章的神气，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顿挫，这无疑是总结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并运用到散文领域。刘大魁认为，进窥古文“义法”的奥妙应当从熟读古文入门：“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就是后来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后代传桐城文法者无不以此为不二法门。刘大魁门下弟子众多，以姚鼐最为杰出。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弟子称他为惜抱先生。姚鼐幼时十分好学，拜刘大魁为师学习古文。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四库全书》修成后，他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先后主讲于扬州、安庆、歙县、南京等地书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名扬天下。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提出了义理、孝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是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姚鼐认为文章的阴阳刚柔变化，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无疑是一个创举。姚鼐在教学之余，还选辑了《古文辞类篆》一书，作为弟子学习古文范本。 姚鼐之后，直至本世纪初，先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桐城派文章大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成为一代文学正宗。具体的说，论文观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间有卓识；游文章写景状多有传神之笔，能抓住特征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生机盎然，俱能寄寓对世情的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情见于辞；纪事之文，叙述扼要，流畅时晰。平易近人，清新可读，是其整体的流派特点。其中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学随之而生，给了桐城派致命的打击。而林纾仍在鼓吹“尊孔读经”，逆时代潮流而动，反对新道德，反对新文学，被斥为“桐城谬种”，理所当然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对象，桐城派古文运动自此终结，然而，不能据此把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文派定为反动流派，一概否定，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对于这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发后过较大影响的散文流派，应该全面、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价。

天演论 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东方老大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于是传播西学，师夷长技，成为朝野之共识。中国的一批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魏源、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郑观应等，为译介西书，传播西方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介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然而，五十年过去了，甲午海战的惨败，再次将中华民族推到了危亡的关头。此时，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严复（1854－1921），初名传初，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属福州市）人。光绪三年（1877），严复作为清政府首批派遣留学英法的学员，赴英国学习驾驶。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后改名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两年半中，“考课屡列优等”，成为该校的高材生。 《天演论》是严复最著名的译作。《天演论》英文书名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作者赫胥黎是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也是达尔文学说的忠诚拥护者。《天演论》分导言和正文两个部分，正文是赫胥黎1893年在一次学术讲座上的讲稿，导言是1894年他在讲稿付印前添写的，较正文还长些。《天演论》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进化论学说的基础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奠定的，赫胥黎坚持并发挥了这一思想。 严复译述《天演论》不是纯粹直译，而是有评论，有发挥。他将《天演论》导论分为18篇、正文分为17篇，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28篇加了按语。他在阐述进化论的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向人们提出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告。严复在按语中指出，植物、动物中都不乏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例子，人类亦然。人类竞争其胜负不在人数之多寡，而在其种其力之强弱。面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严复尖锐指出，中国再也不能不看实际地妄自尊大，一味大弹“夷夏轩轾”(轩轾xuan zhi本义：中国古代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供大夫以上乘坐)的老调，弄得不好，就会亡国灭种。《天演论》告诉人们亡国灭种的威胁，但又不是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它启示人们，中国目前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强力竞争，通过努力，改变目前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 《天演论》于1896年译成，……他说，达尔文的书，在欧美两洲，几乎家置一编，妇孺皆知，其学说最要有二，一曰物竟，一日天择。此外，严复还把《天演论》译稿给梁启超等人看过。因此，《天演论》正式出版虽在1898年，但其物竞天择的理论在此以前早已在思想界传开。 《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经过3年时间。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3年，甲午海战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这时候《天演论》出来了，物竞天择出来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以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认为自中国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这位五十几岁的老先生，激赏之余，竟亲笔细字，把《天演论》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藏在枕中。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书，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一位头脑冬烘的本家长辈反对鲁迅看这种新书，鲁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侍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于此可见《天演论》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 在《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 胡适回忆：(在澄衷学堂)有一次，他(国文教员杨千里)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其之所以如此风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这一主要原因以外，译笔古雅耐读，也是原因之一。 其时，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经济稳定，社会繁荣，自由主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的思想学说正风行英国。回顾落后贫困、思想封闭的祖国，严复深受震动，于是，他更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求中国富强之道。回国后，始在福州马江船政学堂任教习。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学堂总教习，后又出任总办（校长）之职。这些学历和经历，使严复具备了成为思想家的必备素养和参与政治的条件。甲午中日开战，国家危亡悬于旦夕，《马关条约》的签定更激起国人的无比愤怒。严复于1885年2月4日至5月1日，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政论文，疾呼变法，其惊世骇俗的议论，使之声名日响，为世人瞩目。在《原强》一文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及其生物进化论观点，同时又介绍了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及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优胜劣汰学说，撮合二者，阐述自己救亡图存的见解。而这一思想的深入论述，即是体现在《天演论》一书的翻译过程中。 《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通俗小册子，书的前半部分讲进化论，后半部分讲伦理学，严复选译了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严复翻译此书不尽依原文，而是有选择地意译，甚或借题发挥，因此鲁迅先生说严复“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一个“做” 字，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严复翻译此书的良苦用心。 《天演论》实际上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政论文。该书认为万物均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变化，“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生物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进化演进的。联系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状况，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指出再不变法将循优胜劣败之公例而亡国亡种！《天演论》揭示的这一思想，结合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西方哲学思想，使当时处于“知识饥荒”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如获至宝，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自此书出版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胡适在读书时，老师让学生买《天演论》做读本，要学生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作文，他说：“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的小孩能发挥的。但说明读《天演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气。”他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天演论》发表产生的冲击波不仅在当时，而是影响了几代人，并奠定了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地位。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时任清朝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和总兵达洪阿积极备战，组织台湾军民抗击英国侵略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30日，英国侵略军侵入台湾鸡笼港口，英国一艘双桅炮舰向鸡笼（基隆）轰击。我台湾军民奋起反击，被参军邱镇功开炮击伤，触礁沉没，毙英军32人。当侵略军上岸逃命时，为台湾“屯丁乡勇”分头追击捕获，生俘130人，缴获武器及地图，击退英军的进犯。这是台湾军民抵抗英国侵略台湾取得的第一次胜利。10月19日，英军三桅兵舰进攻台湾三沙湾炮台，我台湾守军团结一致，把英军击退。1842年3月11日，英军三艘三桅军舰驶入台湾大安港，被大安港守军予以击退，英军49人被守军俘虏。1842年9月29日，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此后，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惩办台湾抗战将领。清政府竟然完全应敌所请，将姚莹、达洪阿革职逮问。 陈友冰先生在《文武兼备、“皆堪大用”的一代奇才——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三十一》一文中对姚莹抗英战略方针以及“保台治台”方面之措施有详细的考证。其文云：“姚莹是鸦片战争时期，领导台湾军民英勇抵抗英军侵略，取得五战皆捷的著名军事家。 在鸦片战争中，他与林则徐、邓廷桢等皆属坚决抗英的主战派。作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从1840年7月到1842年3月，他率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国殖民侵略军的五次台湾保卫战中，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也未丢失过一寸土地，不愧为爱国保台的一面光辉旗帜，也是中国近代史在抗击外敌入侵上鲜有的殊勋。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殖民者看到中国的台湾孤悬东海，便把进攻的矛头直指台湾，欲图抢占台湾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30日，英国侵略军侵入台湾基隆港，英国一艘双桅炮舰重炮轰击二沙湾炮台及兵房。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与协同防御的总兵达洪阿，毫不示弱，狠狠还击。参将邱镇功发射八千斤巨炮，轰断其桅捍，毙英军32人。英舰退出口外，于逃窜中触礁沉没。英军纷纷落水。有的凫水上岸，有的抢搭舢板逃生。当侵略军上岸逃命时，又为台湾“屯丁乡勇”分头追击捕获。击毙和俘虏英军一百六十六人，缴获武器及地图，其中新式大炮十门这是台湾军民抵抗英国侵略台湾取得的第一次胜利。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3月11日，英“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三艘舰艇，进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莹不与其海上交锋，采取“计诱搁浅，设伏歼擒”战术，密示巡检高春如等，募渔民周梓伪装奸细，把敌舰“安因”号引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即令该处伏兵奋力攻击，打死打伤英军60人，汉奸5人，俘虏200余名，缴获大小铜铁炮十三门，鸟枪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另还有三次小胜：1840年7月，英国一艘双桅船入侵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这是首战英军的胜利，士气为之大振；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军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击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军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基隆，在姚莹指挥反击下，全歼登陆英兵。这五战五胜，战果丰硕，震撼中外，清道光帝曾多次嘉奖。究其五战五胜之因，并非所谓天意，更非侥幸，而是姚莹积极备战，身先士卒，英勇抗敌出色指挥的结果。尽管姚莹在台湾率领军民大败英军，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内地沿海各地却屡次战败、丢城失地。最后再耆英、伊里布、怡良等投降派影响下，而终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对其在台的五战五败、死伤数百人极为恼火，对姚莹、达洪阿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其签约特使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惩办台湾姚莹、达洪阿抗战将领。诬蔑姚莹、达洪阿“冒功”，“枉杀”其“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遭风难民”，要求清朝政府将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偿”，否则“干戈复起”。耆英、穆彰阿等投降派亦助纣为虐，交章弹劾。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传旨查办。姚莹据理驳斥璞鼎查“遭风难民”谎言，他说：“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所有取获大小炮位多门，及夷人战甲、内地营中炮械尚在可证”；并且指出，“该夷捏称遭风商船，以饰其来台挫衄之耻”。怡良不顾事实，强迫姚、达供认英船系遭风破碎，“实无兵勇接仗之事”。台湾士民不肯为英方作证，而且“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尤其“精兵千万，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充分显示台湾军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投降媚外的爱国精神。但是，清廷已决定对侵略者屈服。同年三月，姚莹和达洪阿还是被加以“欺饰冒功“罪名，遭革职查办，并从台湾押解，经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狱。刑部逮讯时，“台谏交章论救”，而粤督耆英却致书京都某大臣，声称：“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消息传来，朝野哗然，均为姚莹鸣不平。当姚莹被羁押至京都时，包括曾国藩在内的著名人士三十余人，争相驾车至京郊长辛店迎候。姚莹被关在刑部大狱，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未敢重判姚莹，羁押六天后出狱，将他“以同知直隶州知”身份，“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投降派官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了折磨。但面对政治打击、精神折磨和身体摧残，姚莹仍不改初衷，在出西藏后写的《康輶纪行》中，他怀着爱国义愤，抨击投降派主持的“和局”：“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对此，“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愤恨，思殄灭丑虏，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 姚莹是鸦片战争时期，领导台湾军民英勇抵抗英军侵略的著名爱国官员。他与林则徐、魏源，同是当时主张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国家近代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人物。 台湾镇总兵达洪阿“性过刚，同官鲜与合”，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莹至台，彼此“亦有龃龉”，历经两年，姚莹待之以诚，达洪阿深为佩服。某日登门谢过，他对姚莹说：“武人不学，为君姑容久矣，自后诸事悉听君，死生福祸愿与共之”。于是，结成兄弟之交，相互团结合作，以后他们在鸦片战争期间领导台湾军民抗英，屡次取得重大胜利。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黄爵滋奏请严禁鸦片，加重罪名，重治吸食，姚莹认为“非此不能力去沉疴，振启聋瞆”，并会同台镇出告示严申禁烟，命营弁严加查拿，“有买卖鸦片者分别搜拿封毁”，“初犯者刑，再犯者死”，于是各地烟馆，纷纷关闭，一时鸦片几绝。林则徐赴粤查禁海口事件后，姚莹对英国军事侵略保持警惕，认为“夷情狡谲，绝其贸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势之必然者。”姚莹会商总兵达洪阿，对守卫台湾，采取“以守为攻，诱敌入境”策略，保固藩篱，“不御敌于港门之外”而“诱之登岸以取胜”。认真训练水师，严格选择将帅，积极修整炮台船只，添置轮船弹药，加强沿海巡逻、稽查，严防鸦片走私和偷渡。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舰闯入台湾鹿耳门外马鬃洋面挑衅，姚莹即令水师出击，英舰狼狈向西南大详逃窜。七月，他向闽浙总督邓廷桢提出募壮勇、练水勇、雇快船等七条防英急务。并且，亲自巡视南北各路海口，勘察水域深浅，查明船只炮位配备，进而制定台湾十七口设防图。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舰第二次进犯台湾，未能得逞。同年八月，英舰“纳尔布达”号驶入鸡笼（基隆），攻打二沙湾炮台，参将邱镇功发射八千斤巨炮，轰断其桅捍，英舰退出口外，冲礁击碎，英军纷纷落水，死者无数，有的凫水上岸，有的抢搭舢板逃生，官兵与壮勇结合，分头追击，击毙和俘虏英军一百六十六人，缴获新式大炮十门。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御，姚莹积极组织民力，即发谕示数百道，由各地耆壮，申约连庄，添练壮勇，“家自为守，人自为兵”，乡勇从原一万三千余人增至四万七千余人；并且，揭露英军野蛮逞凶罪状，遍加晓谕，“使人皆切齿，共奋同仇”，又颁发告示，实行信赏必罚，“如兵民奋勇破夷，凡所获夷船银货，悉与出力兵民充赏”，于是，“台湾擐甲之士，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九月，英军攻陷定海后，借口索还上次战俘，于十三日凌晨，再到鸡笼窥伺，进攻二沙湾、三沙湾，受到当地军民还击，英舰见我人众山险，不敢仰攻，午时逃驶出口。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英舰三只，进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莹不与其海上交锋，采取“计诱搁浅，设伏歼擒”战术，密示巡检高春如等，募渔民周梓伪装奸细，把敌舰“安因”号引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即令该处伏兵奋力攻击，打死打伤英军六十人，汉奸五人，缴获大小铜铁炮十三门，鸟枪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后来，英军勾结草鸟船，侵扰台湾，又遭失败。同年七月，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朝政府与英军头目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英双方交换战俘。九月，璞鼎查在厦门发表文告，进行讹诈，诬蔑姚莹、达洪阿“冒功”，“枉杀”其“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遭风难民”，要求清朝政府将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偿”，否则“干戈复起”。耆英勾结穆彰阿危词恫吓，相继弹劾，充当侵略者帮凶，加罪姚、达，声称“该夷之欲求伸冤，尚非无端启衅”，“不值因此一端，致抚局又形决裂”。道光帝在璞鼎查威胁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传旨查办。姚莹据理驳斥璞鼎查“遭风难民”谎言，他说：“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所有取获大小炮位多门，及夷人战甲、内地营中炮械尚在可证”；并且指出，“该夷捏称遭风商船，以饰其来台挫衄之耻”。怡良不顾事实，强迫姚、达供认英船系遭风破碎，“实无兵勇接仗之事”。台湾士民不肯为英方作证，而且，“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尤其“精兵千万，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充分显示台湾军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投降媚外的爱国精神。但是，这时清朝政府已决定对侵略者投降，同年三月，姚莹和达洪阿还是被加以“欺饰冒功”罪名，遭革职查办，并从台湾押解，经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狱。刑部逮讯时，“台谏交章论救”，而粤督耆英却致书京都某大臣，声称：“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消息传来，朝野哗然，均为姚莹鸣不平。当姚莹被羁押至京都时，包括曾国藩在内的著名人士三十余人，争相驾车至京郊长辛店迎候。姚莹被关在刑部大狱，后经友人大力营救，羁押六天后出狱。但清朝政府于当年十月，贬姚莹谪川、藏。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殖民者看到中国的台湾孤悬东海，便把进攻的矛头直指台湾，欲图抢占台湾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与协同防御的总兵达洪阿，对此早有洞察和预防，并做了认真的应战准备，加紧修筑防御工事，添置枪炮弹药等。他们居安思危，“枕戈筹饷，练勇设防”。 1840年7月到1842年3月，姚莹带领台湾军民共取得了“五战五胜”的辉煌战绩。其中两次大胜：一是1841年9月，当时英舰纽布达号驶入基隆港，重炮轰击二沙湾炮台及兵房。中国守军毫不示弱，狠狠还击，英国兵舰受重创，于逃窜中触礁沉没，姚莹率军民大获全胜；二是1842年3月，英舰阿安号载重兵疯狂攻击台湾大安港，来势汹汹，气焰嚣张。姚莹乃与达洪阿“设计以歼之”，将英军舰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使其“搁浅中流”时，乃发动强大攻势，从而大破英兵。这两次大胜，共击毙英军130多名，俘虏200余名，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另还有三次小胜：1840年7月，英国一艘双桅船入侵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这是首战英军的胜利，士气为之大振；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军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击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军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基隆，在姚莹指挥反击下，全歼登陆英兵。这五战五胜，战果丰硕，震撼中外，清道光帝曾多次嘉奖。在鸦片战争中，姚莹是坚决拥护林则徐、邓廷桢等抗英的主战派的。他系抗英保台的有功之臣，在率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国殖民侵略军中，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也未丢失过一寸土地，不愧为爱国保台的一面光辉旗帜，也为中国近代史在抗击外敌入侵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内地沿海各地因屡次战败而丢城失地，并在耆英、伊里布、怡良等投降派影响下，而终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英国政府借口所谓“杀俘事件”要挟清政府，竟使姚莹、达洪阿等被革职查办。后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未敢重判姚莹，仅以贬至川藏任职了事。 姚莹之所以能够连续多次获得抗击英军的胜利，不仅是因为他在军事上应敌准备充分，使敌无隙可趁，还在于他得到了当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为官清廉、以身作则、体察民情、关心民疾，深得当地民众的信赖。他在很多方面都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一是调查研究。他在台湾期间，深入民间基层，进行社会民情、风俗、历史、地理方面的考察。他所写的《东槎纪略》五卷，就是实地考察之作。书中记载了台北地区，噶玛兰（今台湾东北宜兰平原）以及浦社（今台湾彰化东南）等地的历史、地理情况，特别是详细记载了噶玛兰浊水大溪以北大量的山川地形、人文历史和人民生活状况。他在农地考察中，还帮农民“绘造图册”、“厘定界址”，不仅“可杜绝土地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土著民众的土地权益”。他所留下的记载，至今仍对研究台湾史地，特别是台湾少数民族生活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姚莹注重调查研究，从台湾被贬川藏后任职依然如此。他所写的《康輶纪行》，即以大量资料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并揭露了英国侵略西藏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考察著作。二是为官清廉。他在台湾三度任职，先后十年。他生活俭朴，一身廉正，两袖清风，知之者无不赞佩。他在台湾第一任，即任“台湾县”解职返回途中，其父不幸逝于鹿耳门，抵福州后，拟“谋其父灵榇及亲属返桐城”，但“以贫困不能成行”，亦因友人“赵慎畛适调任闽浙总督，助其归榇”。其时，姚由“其兄扶榇归里”，而“自己则偕母侨寓福州，谋菽水之养”。三是爱民爱土。姚莹关心民众疾苦，经常深入基层，亲自辅助解决震灾、风灾、水灾、失业、民间纠纷等。嘉义县发生大地震时，姚“立即开展救灾工作”，“与达洪阿等带头捐出养廉银”，并推动“捐集番银二千九百六十六元”。姚莹被解职离台时，军民夹道跪拜20余里。四是注重文教。姚莹非常注重当地人民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其文化、思想、知识水平。凡其为官之地，均不忘“立学校、敦士习”。在出任台湾兵备道后，即使军务非常繁忙之时，“犹不忘整顿台南的海东书院”，“拿出家藏书目，供在院肄业诸生学习”。后又“整剔海东书院规约，时与诸生相讨论”。在出任台湾县知县及噶玛兰通判时，亦曾筹款、捐款助修台南学府、台湾县书院以及宜兰县之仰山书院，并为延请台邑优秀人士主持。 1840年6月，英军封锁广州洋面，发动了鸦片战争。顿时，整个东南沿海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台湾作为中国东南要区，自然是英军觊觎的重要目标。战争爆发之前，英军就不断派人到台湾岛内了解情况，并经常抓捕渔民询问港口内部的情况。随着战局的发展，台湾形势也越来越严峻，1841年8月厦门陷落，台湾的主要物资供应线被切断，台湾岛内更是人心浮动；同时，英军军舰进犯台湾，来势汹汹。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同心协力，积极筹防，同时在战争中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为台湾保卫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紧训练军队。姚莹治军“务在简、严”，即“究其大端，不责苛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抗英斗争中，台湾守军同仇敌忾，英勇战斗，给英军以沉重的打击。改善武器装备，添置军事设施。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台湾防务。如制造巨舰以利于海战；勘测各个港口的深度，因地制宜进行设防；在各个港口增设炮位，加固原有的炮台；将在福州新近铸的6000斤大炮和8000斤大炮，调来一批以增加台湾的作战能力，多置火器，教士兵应用。这些措施增强了守军的作战能力，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8月的战斗中，就是8000斤和6000斤两门巨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打断了英军的桅杆，从而迫使其撤退后触礁沉没。团练乡勇，使之协防。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姚莹立即驰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并沿途召见耆老、士绅，使之团练乡勇。“每庄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计四县二厅，团练壮勇13000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听调用。”当时5个比较大的口岸共用防卫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而调用的协防乡勇数量则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规军的数量相差无几。这还没有包括那些没有被调用的乡勇。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各地所练乡勇已经达到了47000余人，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正规军。而且，这些乡勇平时不领经费，仅在战时调用才拨给口粮。对于军饷本来就缺乏的台湾来说，这种寓兵于民的做法无疑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收养游民，稳定后方。台湾游民素多，成为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树旗滋事、趁机抢劫的事件大都是游民所为。姚莹一直比较注意解决游民问题，任台湾道不久，就提出了收养游民的问题，要求将他们编入各庄保甲，由各庄的总理、董事进行约束，“无事则使巡守田园，有事则逐捕盗贼。”这一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与以前相比，游民滋事的数量明显减少。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收养游民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在《会商台湾夷务》中说：“水师兵少，不敷分拨，必须多募乡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这些游民大多被编入乡勇，直接补充了军事力量。对于抗英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部分游民趁抗英斗争期间制造混乱，抢劫财物的行为，姚莹则给予坚决的打击，以保证后方的稳定。道光二十一（1841年）9月11日，北路嘉义地方发生了游民暴动。他们数十成群，向铺户强借银钱，并于15日黎明攻击官员寓所，杀死兵丁。总兵达洪阿迅速带领兵丁平定了这次骚乱。然而北部刚刚平息，又有游民在凤山县竖旗滋事，杀死民人祭旗，并攻击汛地。姚莹迅速调兵缉拿，很快击溃了这一股势力，稳定了形势，从而保证了抗英斗争的顺利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竖旗事件有很多是和英国侵略者相互关联的，有部分流民被英国人收买，到台湾作内应，配合英军进攻台湾。据英国俘虏自己交代，英军司令璞鼎查曾给汉奸番银90000元、纹银6000两，“来台购买奸民”。自道光二十一（1841）年以后，政府缉捕的人员中有很多是这类人。因此，对流民竖旗滋事的打击和打击汉奸、抗击外国侵略者紧密结合，事实上构成了整个抗英斗争的一部分。 台湾抗英斗争的胜利令中国军民士气大振，道光帝也称赞这几次战斗说“可称大快人心”。特赐姚莹花翎，兼二品冠服，“以旌其功”。然而，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侵略者也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1842年中英签定了《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英军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释放在战争中被台湾军民俘获的士兵。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除了9个英军头目之外，其余的英军战俘已在道光帝的同意下被“就地正法”了。英军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谎称这些俘虏本系难民，因商船在台湾海峡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却被台湾镇道当作官兵杀害，以冒功请赏。英国公使璞鼎查坚决要求将台湾镇道“去官正法”，否则的话，“将奏明我国君主，非惟伤及二国和好之气，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再起。”进行战争威胁。 姚莹对于英国公使的上述说法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他指出：一，这些英军被俘时台湾海峡并无台风，因此遭风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获的英国船只上发现了浙江宁波镇海营中的军器、绿营旗帜和署为“温州镇左营守备”所造附近山形水势图一本。可以说明此船曾参与过这些侵略中国沿海的战役。三，英国船上设有炮台，“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而并非如璞鼎查所称仅是商船。因此，姚莹认为，英国公使的说法俱是捏造，仅仅是为诬陷、打击台湾抗战军民提供口实而已。但是这些辩解并没有阻止投降派官员将姚莹罗织成狱。事发之后，“江、广、闽、粤四省大帅……弹章相继，或日为书，偏布京师，曰‘不杀镇道，无以谢夷，以坚和约’。”清政府令闽督怡良到台湾调查此事。怡良“成见早定，不容陈辩”，没有经过调查，立即将姚莹、达洪阿革职查办，“以其所闻于夷人者令镇道俱对”。在这种情况下，姚莹有口难辩，终于被煅炼成狱。对此，姚莹在一首诗中写道：“海外功名泡影如，群公网岂漏游鱼。”表达了他的无奈之情。姚莹含冤下狱，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隐情的。当时处决俘虏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此在见到姚莹下狱以后所写的“供辞”时说：“台湾事，朕已知之，毋庸阅也。”但是经过了鸦片战争之后，他早已被英国侵略者吓破了胆，根本不敢违背英国人的意愿。最后还是作出了荒唐的决定，将姚莹下狱。但是，姚莹的遭遇却激起了主战派爱国人士和台湾人民愤怒。怡良到台将姚莹及达洪阿逮问入京时，就有“精兵数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几乎激成兵变。后经劝导，众人才“痛哭投戈而罢”。不久，“士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申诉者，凡数十起。”及至姚莹下狱，“台谏诸公纷纷上书言台湾事”，“争为颂冤”。在各方压力下，道光帝不得不将姚莹“赦免”出狱。但是为了使英国人清满意，将他“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投降派官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了折磨。对于这种遭遇，姚莹却安之若素。虽“两次奉使往返万里，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却能“处之如恬，途中诵读吟咏不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系统地考察了所经地区的山川、地形和风土人情，同时，对“西洋各国情节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了《康輶纪行》15卷，并附图一卷。他在书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须要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并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情况。他在书中还特别提醒人们要防范英国侵略者对西藏进行侵略。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同时，姚莹那种虽处江湖之险远，却仍系心于国家之忧患的拳拳赤子之心，足以垂范后人。

于斌发表论文

在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Journal of Managing Service Qual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Competitiveness Review, Information System Frontiers等国际知名英文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英文国际会议论文30余篇（其中2篇是科幻索引期刊，19篇荣索引，全文收录12篇ABI公司，2篇isshp检索，15篇ISTP收录检索），2007年在英国出版英文学术专着一部，在《管理科学学报》、《南开管理评论》、《管理世界》和《经济管理》和《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内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60余篇，在国内出版《顾客资源管理》、《战略柔性与企业高成长》、《消费者王朝》等专著、译着、教材30余部。其中，“服务营销”与“客户关系管理”两部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1）王永贵，里克公顷路丽华，市场营销能力和在中国的战略灵活性，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公司，2007（英文学术著作）2）钟扬，里克公顷路丽华，小张，王永贵，企业创业精神和市场表现：在中国的实证研究，技术管理杂志在中国，2007，（ABI公司）3）阎连科歌曲，王永贵，江如伟，重新在汉语语境中的动机偏好：一个实证研究，中国管理研究。 2007年，1，1，25 - 41（ABI公司）4）王永贵，杰伊kandampully，兴宝螺，桂城石，公司声誉和品牌资产：一个中国的研究，企业信誉的审查，2006年，第一卷。 9，3号，pp179 - 197（ABI）5）王永贵兴宝螺，张泉，薛有志，技术能力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一个综合框架的应急办法为基础，技术管理杂志在中国，2006年，第一卷，没有。 1，p27蛋白（ABI公司）6）王永贵，兴宝螺，永恒阳，核心能力与企业绩效成分：从高科技公司在中国，工程和技术management2004，4，pp.249 - 280（SCI，EI收录期刊的证据）7）王永贵，兴宝螺，永恒阳一对服务质量，顾客价值，满意度的综合框架：从中国的电信业的证据，信息系统frontiers2004，6:4，pp325 - 340。（科技）8）王永贵和惠普卤味，以客户为中心的性能和关键资源为基础的动态环境，竞争力的审查，美国社会中的竞争力决定因素，美国，2004,14（1 / 2）:34 - 59（ABI公司）9）王永贵，单集耀等。，荟萃分析之间的产品创新和业务性能（icmit2008）（荣）关系10）王永贵和辉锋，客户关系管理服务产业的能力：概念化和规模发展，2008年IEEE国际会议服务业务，物流及信息学，北京（EI）的11）客户资产管理能力王永贵：尺寸和性能的影响中国企业的基础上，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刊的工程，服务和知识管理，2008（荣国际会议）12）王永贵，桂城石钟耀的前因和后果的关系强度：在一个中国的服务行业，ieem 2007年，新加坡（荣中分类方法）13）他家和王永贵，消费创意，参与和满意度：在服务领域方面，ieem 2007（荣知识的影响）14）王永贵，汇丰，金港兴，管理客户资产为优质客户关系的能力：在企业市场，采取了分类方法，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刊的工程，服务和知识管理，2007年，上海（荣实证研究国际会议）15)王永贵,非常小器案例点评：销售模式与产品的不匹配，北大商业评论，2008年1016)王永贵，常建坤，顾客资产管理与顾客资产管理能力平台及其构成研究，《管理世界》， 2008。17)王永贵等，对市场导向、顾客资产导向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关系的探索性研究——基于中国背景的调节效应模型，《南开管理评论》，2008。18)王永贵，高忠义等，创新用户社区的运行机制及其管理研究，《珞珈管理评论》，200819)贾鹤，王永贵等，参照群体对消费决策影响研究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00820)常建坤，王永贵等,领先优势状态\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财贸经济》，200721)王永贵，贾贺，全球客户管理的研究与实践的现状与展望，《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22)常建坤，王永贵，顾客关系能力的关键维度及其对顾客资产的驱动过程研究，《管理世界》，200723)王永贵，顾客关系活动对顾客资产的差异性影响研究，《中大管理评论》，2006年24)王永贵，张炜，顾客关系管理活动、关系收益与顾客资产，《营销科学学报》，2006年25)韩顺平，王永贵，市场营销能力及其绩效影响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26)韩顺平,王永贵,顾客资产管理视角下的顾客忠诚及其驱动因素研究，《经济管理?新管理》，2006年27)王永贵，顾客关系活动、关系质量与顾客资产的关系研究——基于顾客视角的实证分析，《经济管理》新管理，2005年28)石贵成, 王永贵, 邢金刚,于斌,对服务销售中关系强度的研究——概念界定、量表开发与效度检验，《南开管理评论》，2005年。29)王永贵, 韩顺平,邢金刚,于斌，基于顾客权益的价值导向型顾客关系管理：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管理科学学报》， 2005年。30)王永贵，邢金刚, 李元，战略柔性与竞争绩效—环境动荡性的调节效应，《管理科学学报》，2004年。31)王永贵，顾客资产管理：背景、现状与问题，《经济管理》新管理，2004年32)etzel/ walker/ stanton/王永贵著，《市场营销》（第14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3)王永贵，译著，菲利普?科特勒著，《政府营销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34)王永贵，译著，《营销策划分析》，唐纳德。勒曼和拉塞尔?温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5)王永贵，冯慧，译著，《顾客利益代言》，格伦.厄本(glen urban)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36)王永贵，译著，《经理人员的职能》，巴纳德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37)王永贵，译著，《组织市场营销》，james anderson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38)王永贵，译著，《管理：使命、责任与实务-责任篇》，peter drucker,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39)王永贵，译著，《管理：使命、责任与实务-使命篇》，peter drucker,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40)王永贵，译著，《管理：使命、责任与实务-实务篇》，peter drucker,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41)王永贵，董伊人，编译，《战略市场营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2)王永贵，杨永恒，译著，《公司战略》第一/二版，译著，1998/2005年，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43)王永贵，译著：《精益企业：降低浪费的综合方法》，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44)王永贵，译著，《精益供应链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45)王永贵，译著，《消费者王朝：与顾客共创价值》，prahalad,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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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区块链核心技术与应用

作者：邹均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8-1

页数：388

内容简介：

知名专家联袂推荐，实力专家联合撰写，权威性、全面性、透彻性毋庸置疑。深度讲解区块链核心技术、平台与应用开发，涵盖架构、共识、加密、P2P、比特币、以太坊、Hyperledger、EOS、潜力框架、问题与测评等。本书分为三篇，内容解读如下。

基础篇（第1～6章），着重讲解区块链技术思想、通用架构和核心技术。该部分写作时注意通俗易懂且兼顾全局，是学习基石与蓝图，涵盖区块链思想与价值、通用架构模型、基础概念与核心技术（加密、共识、P2P网络等）。

实战篇（第7～9章），讲解主流的区块链开发平台比特币、以太坊、Hyperledger Fabric的核心机制、技术细节，并给出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智能合约开发、完整的Fabric网络构建与应用开发三个案例。

进阶篇（10～12章），为进一步提升读者开发能力、眼界与研究方向，涵盖三个方面：① 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及一些富有潜力、特色的区块链平台（EOS、Cardano、IOTA等）；② 区块链开发需要考虑的各种问题，包括技术局限、各种安全问题与漏洞、应对措施；③区块链测评，从6个层面和8大类质量指标来设计区块链项目评测点和测试用例。

作者简介：

邹均 于斌 庄鹏 邢春晓 等著：邹均，广电运通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CEO、中关村区块链联盟副秘书长。主编技术畅销书《区块链技术指南》，在领先的国际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区块链论文获IEEE ICWS最佳论文奖，共识算法论文由国际顶级期刊《Transaction on Service Computing》收录并刊登。曾荣获澳中校友会“杰出校友奖”、麦考瑞大学“校长奖”。

于斌，现任北邮在线教育投资集团总裁、中国电子学会区块链专委会委员、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专家，是上海财经大学，亚洲财经商学院特聘教授。北京邮电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博士，主编《金融科技概论》等专著4本，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一等奖。网络教育、金融科技、区块链等领域专家。

庄鹏， IBM全球服务金融服务部高级顾问经理、资深架构师。14年金融行业架构设计与战略咨询规划经验。拥有丰富的服务转型、大型企业级分布式系统架构设计、大数据分析、金融支付方面的丰富实施经验。最近三年专注于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架构研究，区块链相关应用和数字货币咨询研究，多次作为区块链峰会的讲师、培训专家。

邢春晓，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和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计算机软件与理论，数据库和数据仓库、大数据管理和分析，知识工程和软件工程、区块链与数字经济、智慧城市（政务，商务，文化和医疗健康）等领域。发表学术论文350余篇，其中SCI 40余篇、EI 150余篇，发明专利40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