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论文题目有哪些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论文题目有哪些

一、循环经济与法的价值的一般分析循环经济的理念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思潮兴起的时代，当时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早期代表，但是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是1990年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DPearce和RKTurner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首次提出，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区别。 工业社会的传统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是一种高开采、高消耗、高利用、高排放、高污染的“牧童经济”，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过度的消费方式，造成了资源的过度利用与浪费，导致资源枯竭与环境的不断恶化。为此，人们开始把源头预防与全过程治理作为国家环境与发展的政策，实行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模式。“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对自然环境资源实行闭路循环应用的经济发展方式。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具体说，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是由“资源—产品—再生资源”所构成的物质闭路循环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循生态学规律，通过优化物质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循环和能量流动，减少资源输入和污染输出，使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从而在经济增长中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交流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循环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形态，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共赢’发展的经济活动理想模式”， 它倡导“低能耗、高利用、再循环”，反对滥采滥用资源与“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它恪守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与废弃物再循环（Recycle）的三次基本原则。循环经济兼顾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更加合理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进一步节约了资源和能源，促进了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法律对人的作用、效用、动能或意义。……第二，人对法律的要求和评价。” 有的认为：“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张文显先生认为法的价值“一方面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法之间需要和满足的对应关系，即法律价值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法所具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 沈宗灵先生认为法的价值包括三种含义：“第一，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第三，在不同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 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也是该法的目的、该法的理念，是依赖循环经济法律所要促进与实现的基本价值和基本使命，也是作为循环经济法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制定任何一部法律，其首要条件应当是使实定的法律尽量符合立法者的应然标准，也就是符合立法的目的、立法的价值取向。为此，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是立法者通过循环经济法律所要促进和实现的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的终极目标，这是循环经济立法的终极价值，它与立法中所体现的制度价值一脉相承。“法的价值是法的制定的必需，是法的实施的需求，是防止法的失效的屏障，是校正恶法的准则，是法的演进的动因。” 因此，明确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基础与指导意义，它是确定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任务、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等的基础与前提。循环经济立法的政策性比较强，我们不易具体细化它的制度价值，但可以抽象概括出它的终极价值目标。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在世界各国以及每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目标，它本身是不断发展的。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需要研究明析外国与我国其他时期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以资借鉴。 二、中国已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起步较晚，没有全面、综合规范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律，但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专项法律法规。早在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中就提出了努力改进生产工艺，不产生或少产生废气、废水、废渣，加强管理，消除跑、冒、滴、漏等要求。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决定》强调要把“三废”治理、综合利用和技术改造有机结合起来。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均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采用能耗物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体现了保护环境与资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1995年《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1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该法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很显然，它仅把“防治”作为废物治理的首要目标和终极目标，这是立法价值定位上的缺陷。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条提出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997年《节约能源法》第1条指出立法目的是“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保护环境，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修订）第一条就指出立法目的是“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以保障人体健康，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002年6月29日，我国通过了《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清洁生产相对于“末端治理”方式而言，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的优先性。《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是促进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学者对清洁生产法的基本目的（即其价值追求）作了探讨，认为清洁生产法在总体上相当于污染控制法与经济法之间的交叉领域，本质上乃是工业污染预防法、环境经济法，因而理所当然属于以维护环境公益与经济公益为己任的“社会本位法”。具体说来，清洁生产法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乃是建立在尊重和体现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共同要求之上的，是环境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体，属于多类型、多层次的复合性公益，而非单一性公益。 三、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应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终极目标由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日益严重，我国制定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而对循环经济立法价值追求的研究关系到整个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走向与制度架构等，我们必须提出其终极价值目标与制度价值。对于制定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认为是“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循环型社会或生态社会的建立”； 有的认为“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基本目标是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减少资源的利用和废弃物的排放。” 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本质上应该属于环境法法域，因此整个环境法的价值追求与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就必然会有密切的关系，国内就环境法价值追求的传统观点认为是通过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的生存与生活环境以达到保护人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旨趣，由于“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冲击与挑战，有学者认为环境立法的目的应当是在不排除保护人类自身权利与利益的前提下，在树立以全球生态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利’”这两大目标。 综观国内外现有蕴含循环经济理念的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即其制度价值）以及有关学者对循环经济立法目的与环境法价值追求的研究成果，基于生态学、经济学、伦理学、法哲学的基础，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应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终极目标。（一）确保发展的终极价值发展的涵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更新，GNP或GDP增长的发展观认为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变化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指在生产和就业中，农业部门份额减少，工业和服务业份额上升的现象和过程；也有学者把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评价发展的标准，努力超越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从全球的视角和一体化的趋势上，力图沟通、平衡与和谐；著名学者托达罗（MPTM）在其《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将发展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社会体系向着更加美好和更为人道的生活的持续前进。”还有学者认为发展就是满足人类不同需求层次，应该考虑可持续的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本身的更全面发展，这种协调式的发展观追求人与自然的互利互生和协同进化，从而使自然界有可能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以人为本位的发展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共存、共生、共荣，尊重自然规律和自然权利与价值，要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1986年12月4日，第4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程，宣布“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项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笔者认为，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发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为，不得不感受到人类对于自然界、生态环境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为此，我们势必推行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循环经济立法所确保的发展之价值追求有其特定的内涵，这个发展不同于经济上的发展，也不同于人权之一的发展权，发展既是一种不断向良反复前进的过程，又是评判该法律制度的一种标准，它是循环经济立法所要促进与维护的价值之一。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的发展，也是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展的主体是多元的、全面的，仅有人类的发展是不够的，资源具有有限性、稀缺性，而人类的发展需要不断地供给资源与利用环境，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确保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发展本身包括可持续的含义，如果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那就不能称其为发展，发展是不断向前向优向好迈进的过程与态势。循环经济立法确保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要确保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只有这种全面多元的发展才是循环经济立法所要促进和维护的，而且符合实行循环经济所要达到的目标。发展的价值追求是维护与实现法的正义价值的重要保障与表征，有发展才有实质正义，法的正义应该是含有发展之意的正义，否则法的正义价值追求只能是徒有其表。美国法学家E·博登海默在其著作《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阐述了法律的巨大作用：人往往有创造性和惰性两种倾向，法律是刺激人们奋发向上的一个有利手段。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制裁、惩罚或抑制，而是激励人们进取与引导人们为正当合理的行为，循环经济立法确保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要在全社会激励人们在追求人类自身权益发展的同时，也要正当合理地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以实现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二）确保协调的终极价值协调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里的含义是指配合得适当。欧盟要求环境政策要确保协调，在这里协调的含义是指“欧洲联盟的其他政策应当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必要的考虑因素，从而确保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协调一致，从而确保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具体谈到了欧洲环境政策与地区政策、交通政策、竞争政策、能源政策、税收政策、农业政策、农产品自由流动政策以及贸易政策的协调。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减量化，从源头控制废弃物的产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的消耗量，从而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与持续发展。环境危机的实质就是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关系矛盾的尖锐化，环境与经济的极不协调将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我们要倡导“经济与生态双重存在”的思维，现在已经进入了生态时代，这是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基础思维，“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思维是生态时代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核心思维，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是生态时代的基本特征，并且指引着当代发展经济的正确方向。生态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经济与生态两者，不但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只有两者协调，才能使整个生态经济系统处于平衡稳定状态，才能保证人们的经济活动正常持续地进行。 推进循环经济能促使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并最终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得益彰、协调统一。循环经济立法所确保的协调之价值追求就是指通过循环经济立法旨在促进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按照科学合理的比例发展，不能因为某一方面的超度发展而危及到其他方面的发展，促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互协调，使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支撑，具备整体性，从而最终实现经济、环境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利益的不平衡就会导致不和谐，固有的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冲击，而法律就旨在创设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 循环经济立法追求协调的价值，就是要通过立法来衡平各种利益，使它们达到协调的状态，最终形成一个稳定且有利于发展的正义秩序。（三）确保环境效益的终极价值效益就是效果和利益，环境效益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环境后果的衡量，环境效益有正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之分。从根本上来说，环境效益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则是环境效益的后果。环境法保护法益论中的地球益学说体现了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1992年里约“地球研讨会”的《NGO地球宪章》在原则1作出了如下规定：“为了保护地球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一致同意尊重、促进、保护和修复地球生态系统”。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具有综合性、政策性与特殊的公益性之特性，坚持“社会本位”的思想，注重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平衡与公平分配，它必然要体现确保环境效益的价值取向。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体，我们要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要把环境效益作为前置效益，因为资源是有限稀缺的，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行为是无边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经济与社会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之外无可估量的生态价值，保护资源与环境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高环境效益最终有利于提高环境质量。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讲，废弃物也是资源的一种存在形式，它具有重复利用的价值，当人类对废弃物进行科学有效的回收利用时，它们就会以人类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当人类没有对它们进行有效利用且又不按自然法则进行处理的时候，它们则会以人类所不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环境造成危害。 美国那什在其《自然的权利》（1989年）一书中谈到：“人类的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同一的。……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在乎个体，而在乎于整个生命共同体。……自然所具有的生存权可以归属于伦理的共同体。……应将伦理平等的概念扩大到全体生态系统中去。……自然具有与人类同样明确且值得敬畏的权利”。而当前的环境危机也是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所造成的，大家纷纷意识到与承认自然本身的价值与权利，并形成一种以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理念，这种理念主张人类应当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与能源，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实行资源与能源的循环利用，实现废弃物向环境的“零排放”。由于企业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市场缺陷与政策失误，环境效益必然会受到损害，循环经济立法就是要在宏观上对经济活动主体在生产、服务与消费的过程中从事盲目、自发而对环境造成污染或其他损害行为时，进行适当的禁止、限制或矫正，保护污染受害者和生态系统的平衡，防止人类社会为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环境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立法确保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这就要求各种法律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在确保环境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与社会效益。循环经济立法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它需要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适度干预经济活动，以维护体现为环境效益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可以说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体现生态规律的客观要求，以维护环境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法律。（四）确保生态安全的终极价值当前，我国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引起了资源安全问题，资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当代人还是后代人都可以稳定、及时和经济地获取自然资源，同时又使人类发展所赖以依存的自然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处于良好或不遭毁灭性破坏的状态。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引起的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问题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循环经济立法有利于解决生态安全的问题，循环经济立法必须以生态安全为自己的价值取向。2000年底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将生态安全作为环境保护的目标，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生态安全是指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是一国生态环境在确保公民生命健康，为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障能力的状态。构成生态安全的内在要素包括：充足的资源和能源、稳定与发达的生物种群、健康的环境因素和食品。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将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条件，并指出生态安全主要包括四大问题，即国土安全、水安全、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从战略意义上来看，生态安全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低劣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防止由于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短缺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导致国家的动荡。” 为了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与保障生态环境安全，需要发展循环经济，“人类活动必须符合生态学规律，不得超过两个极限：一是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速度、强度不能超过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繁殖能力，即生态承载力，二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弃物不能超过生态系统的自净（纳污）能力，即环境容量。” 否则，就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问题，从而危害人体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等，进而威胁到国家与整个地球的生态安全。因此，循环经济立法确保生态安全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霍布斯（Hobbes）认为“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地继续下去。促进安全除了在作为实施和巩固法律秩序中其他价值的一种工具方面的效用以外，还服务于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颇有价值的目的。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 生态安全是法的安全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确保生态安全不仅是循环经济立法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评判循环经济立法正义与否的标准。立法者创制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凭空臆想杜撰出来的，任何法律都具有法应当具备的正义、利益、秩序的价值，同时还具有自身特殊表征的价值追求。缺乏明确的价值追求，法律的创设就无法达到立法的美好意愿；不了解法律的价值追求，就不能理解法律的精神，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合理、适当、有效地实施法律。我国在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时，笔者认为应当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其终极的价值追求，在制定促进循环经济方面的成文法典时，可将立法目的（即制度价值）规制为：“为促进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推进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协调，保障环境效益，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相互协调，维护生态安全，特制定本法。”

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论文题目有哪些

循环经济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摘　要]通过分析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面临的问题以及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和优势，指出循环经济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关键词]循环经济　可持续发展　必然选择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溯源循环经济有这样两个比较流行的版本：一是英国环境经济学家DPearce和RKTurner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1990）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二是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为循环经济的早期代表，他认为，地球就像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若不合理开发资源，就会像宇宙飞船那样走向毁灭。一、循环经济内涵和原则循环经济是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就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即“资源→产品→废物”；线性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循环经济是一种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以“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以最大限度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提高资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是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减量化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从源头节约资源使用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污染；再循环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3R原则在循环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是并列的，优先顺序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二、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严峻挑战我国人均资源少，重要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人口严重超载、新生人口的增加以及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继续减少，粮食生产压力加大。一些矿产资源保证程度进一步下降，几种重要大宗矿产将长期短缺，对进口的依赖性将逐步提高。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矿产品第二大消费国和第三大进口国。资源使用效率低，环境污染明显，降低了我国国民经济的质量。我国能源使用效率约为2%，比发达国家落后约20年，相差约10个百分点。因为产品的生命周期短，且使用后只有少量经过无害化处理，产生了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用综合性指标看待发展问题，重视污染预防和废弃物循环利用以及资源和能源的节约，主张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这种模式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人们片面追求物质财富，将拥有物质财富等同于拥有幸福，形成了物质幸福观。以这种低品位的幸福观为指导，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并未带来人类真正的幸福。循环经济理论的提出意味着物质幸福观明显不适应时代要求，经济发展需要实现生态化转向；循环经济要求人类实现由物质幸福观向环境幸福观的转变。为此，必须深入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宣传教育，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类自然生态环境道德意识，使可持续发展思想变成人们的实际行动。循环经济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我国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循环经济与传统线性经济相比较的优点正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点：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循环经济要将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这从长远的战略发展来看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统一的。循环经济不仅是一个战略，更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化，它提供了具体的实施步骤和实施方法。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拥有良好的基础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视对工矿企业废物的综合利用，从末端治理思想出发，通过回收利用达到节约资源、治理污染的目的。2004年以来，国家发改委确定了钢铁等7个重点行业的42家企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4个重点领域的17家单位，国家和省级开发区、重化工业集中地区和农业示范区等13个产业园区，资源型和资源匮乏型城市涉及东、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10个省市，作为第一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发展循环经济是保持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我国经济过去几十年来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产品在国际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原因之一是祖先留下的优质资源总量能够维持这样的增长。但我国当前单位产品资源能源消耗量过大的现象还很严重，有的地方甚至明显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优质生态和环境总量的保有量急剧下降。如不尽快走循环经济道路，则资源、生态、环境的问题必然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未来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资源之争。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再次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面，他们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在进一步提高，努力保持和增加自己的优质资源、生态和环境总量。三、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建立基于资源全部成本的完全价格体系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支撑。在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上，我国广泛实行补贴制度，其价格仅体现了资源开采或获取的成本，而没有考虑资源使用而带来的外部性成本和收益；资源使用后的废弃物再回收利用就缺乏动力，因为那样不如购买新开采的资源划算，也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使用效率低下、大量的环境污染和采用末端治理方法治理这些环境污染的高昂代价。对此，应该逐步取消补贴制度，利用经济手段使资源价格反映其真实的生态学和经济学价值。若共有资源向每个使用者开放，没有计划的使用，就会导致早用、误用和过度利用资源，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对共有财产使用者课税。所以，根据我国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使用现状和特点，只有建立基于资源全部成本的完全价格体系，才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使全社会建立节约资源、提高使用效率和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循环经济。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结合是建设循环经济的手段建设循环经济是非常复杂的，单纯依靠政府干预显然效率是低下的，运用市场机制比使用强制手段有更高的效率、更好的透明度和更少的管理成本。但通过完全自由市场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假定条件是交易双方对直接影响和外部影响完全了解，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仅仅依靠市场机制会发生“市场失灵”，适当的政府干预会消除或缓和“市场失灵”。因此，建设循环经济必须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结合。发展循环经济要在不同层次采取相应对策循环经济的实施范围可分为三个层次，在不同层次根据相应特点，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手段采取相应对策。企业内部实施清洁生产；清洁生产体现了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循环经济在企业内部的具体化。企业之间实施生态工业；生态工业是循环经济在企业群落层次的具体实现，建设生态产业园必将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内国家应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循环经济促进法》将于2009年1月实施，健全循环经济的管理体系和价格体系。发展循环经济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使市场成为配置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主体，并通过间接和直接手段建立完全价格体系。对无法在开采和利用的源头实行完全价格的资源，通过在资源使用过程中对其产品或产生的废弃物，使用征收环境税、可归还的保证金制度等经济手段间接形成资源的完全价格。可利用税赋转移和补贴转移手段，即保持税收和补贴的总体水平，仅调整税收和补贴的结构，保持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参考文献：[1]丁栋虹　贾砚林　丁梅芳:共有财产资源产权结构的特点与利用行为[J]中国环境科学，1999，19(5):477～480[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管理中的经济手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63～65[3]罗杰·珀曼: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61～163[4]莱斯特·Ｒ·布朗:生态经济[M]北京:东方出版社，268～278

循环经济若干问题研究　　[摘 要]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转变观念、建立完善评价机制和循环体系。　　[关键词] 循环经济 发展理念 评价机制 循环体系　　从资源流程和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影响的角度考察，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是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载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创新观念，奠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基础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更新发展观念，理清发展思路，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在发展思路上要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切实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树立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要减少物料的使用，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建立生态工业网络，把不同的工厂联结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和再利用。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彻底转变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狭隘观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对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逐步建立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树立新的经济增长观。要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二、科学评价，引导循环经济健康发展　　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机制的基本思路。一是理论评价与具体操作相结合。建立评价机制包含两种类型：理论评价主要从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原理入手，从各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反映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潜力、资源利用的节约程度及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水平。操作型评价偏重于研究区域的实用性，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评价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状况。二是经济和资源环境指标相结合。循环经济更加强调资源的节约和高效率利用。因此，从“3r”准则出发，设定三个类指标，建立评价机制：(1)减量投入指标、污染减量排放指标和资源再循环利用指标，旨在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效率和减量化投入水平，改善环境质量。(2)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旨在评价经济和社会效益，在经济总量上实现高速度增长的同时，提高就业率，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科学文化水平。(3)生态环境质量指标，则是利用各项环境质量指数，从侧面反映出当地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　　构建循环经济评价机制。构建循环经济评价机制应考虑五个方面的指标。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应包括人均GDP（绿色GDP），低能耗、高产出行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以工业废弃物和垃圾为生产原料的循环类型企业产值，循环经济增加值（指循环经济部门总产出扣除总消耗后所创造的新增价值）。这一评价体系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状况。二是资源减量投入指标。应包括单位GDP能耗，单位GDP能耗降低率，单位GDP耗水量、耗电量等。用以表明单位能源利用率。三是污染减量排放指标。主要包括废气排放率，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工业烟尘达标排放率等。主要说明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四是资源再循环利用指标。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处理率、回用率，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利用率，城市垃圾回收和综合利用率等，这一指标体系主要反映资源回收利用水平。五是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主要应包括环保投资指数，噪声达标区覆盖率，空气质量指数，绿色能源占总能源比例，这一指标体系主要反映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投入和保护情况。　　三、完善机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坚持制度创新。发展循环经济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将生态环境纳入到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改变外部不经济这一长期困扰的问题，使企业自觉“循环起来”， 构建资源再利用和再生的生产环节的赢利模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其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政策、合理的费用机制。如政府投入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收费和税收机制等。只有通过制度安排，通过市场机制，企业才会去追求经济的循环。　　构筑政策法规和技术支撑体系。大力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除国家制订法律外，地方政府要依照法律法规制订政策法规性文件，推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发展。发展循环经济还必须有强大的科技支撑体系。尽管个别企业、个别产业、个别领域与循环经济发展相关的技术得到了应用和推广，但整个技术支撑体系是零碎的，不全面的和薄弱的，其深度和广度远不能满足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多数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装备比较落后，资源利用率和废物处理率都比较低。在电厂烟气脱硫、化工厂废液处理、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等对发展循环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直接影响到循环经济的推进。建立强大的技术支撑体系，对关键性技术进行攻关势在必行　　依靠科技，建立绿色技术设计、开发与应用体系，形成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实施系统。发展循环经济、转变增长方式是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治本之策。开发和应用节能降耗的新技术，能加快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应着眼于积极开发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替代材料，加快对新材料的替代和开发研究，实施产品“前端”研发、“中端”控制和产品“末端”治理的研究，加快研究开发低成本的、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产业链延长和链接技术、零排放技术、回收处理技术、绿色再制造技术等，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向循环型可持续发展产业的转型，开发和建立包括环境工程技术、废物资源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在内的“绿色技术”体系。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一、循环经济与法的价值的一般分析循环经济的理念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思潮兴起的时代，当时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早期代表，但是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是1990年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DPearce和RKTurner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首次提出，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区别。 工业社会的传统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是一种高开采、高消耗、高利用、高排放、高污染的“牧童经济”，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过度的消费方式，造成了资源的过度利用与浪费，导致资源枯竭与环境的不断恶化。为此，人们开始把源头预防与全过程治理作为国家环境与发展的政策，实行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模式。“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对自然环境资源实行闭路循环应用的经济发展方式。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具体说，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是由“资源—产品—再生资源”所构成的物质闭路循环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循生态学规律，通过优化物质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循环和能量流动，减少资源输入和污染输出，使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从而在经济增长中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交流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循环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形态，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共赢’发展的经济活动理想模式”， 它倡导“低能耗、高利用、再循环”，反对滥采滥用资源与“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它恪守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与废弃物再循环（Recycle）的三次基本原则。循环经济兼顾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更加合理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进一步节约了资源和能源，促进了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法律对人的作用、效用、动能或意义。……第二，人对法律的要求和评价。” 有的认为：“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张文显先生认为法的价值“一方面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法之间需要和满足的对应关系，即法律价值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法所具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 沈宗灵先生认为法的价值包括三种含义：“第一，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第三，在不同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 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也是该法的目的、该法的理念，是依赖循环经济法律所要促进与实现的基本价值和基本使命，也是作为循环经济法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制定任何一部法律，其首要条件应当是使实定的法律尽量符合立法者的应然标准，也就是符合立法的目的、立法的价值取向。为此，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是立法者通过循环经济法律所要促进和实现的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的终极目标，这是循环经济立法的终极价值，它与立法中所体现的制度价值一脉相承。“法的价值是法的制定的必需，是法的实施的需求，是防止法的失效的屏障，是校正恶法的准则，是法的演进的动因。” 因此，明确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基础与指导意义，它是确定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任务、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等的基础与前提。循环经济立法的政策性比较强，我们不易具体细化它的制度价值，但可以抽象概括出它的终极价值目标。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在世界各国以及每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目标，它本身是不断发展的。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需要研究明析外国与我国其他时期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以资借鉴。 二、中国已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起步较晚，没有全面、综合规范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律，但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专项法律法规。早在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中就提出了努力改进生产工艺，不产生或少产生废气、废水、废渣，加强管理，消除跑、冒、滴、漏等要求。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决定》强调要把“三废”治理、综合利用和技术改造有机结合起来。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均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采用能耗物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体现了保护环境与资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1995年《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1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该法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很显然，它仅把“防治”作为废物治理的首要目标和终极目标，这是立法价值定位上的缺陷。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条提出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997年《节约能源法》第1条指出立法目的是“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保护环境，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修订）第一条就指出立法目的是“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以保障人体健康，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002年6月29日，我国通过了《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清洁生产相对于“末端治理”方式而言，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的优先性。《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是促进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学者对清洁生产法的基本目的（即其价值追求）作了探讨，认为清洁生产法在总体上相当于污染控制法与经济法之间的交叉领域，本质上乃是工业污染预防法、环境经济法，因而理所当然属于以维护环境公益与经济公益为己任的“社会本位法”。具体说来，清洁生产法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乃是建立在尊重和体现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共同要求之上的，是环境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体，属于多类型、多层次的复合性公益，而非单一性公益。 三、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应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终极目标由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日益严重，我国制定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而对循环经济立法价值追求的研究关系到整个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走向与制度架构等，我们必须提出其终极价值目标与制度价值。对于制定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认为是“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循环型社会或生态社会的建立”； 有的认为“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基本目标是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减少资源的利用和废弃物的排放。” 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本质上应该属于环境法法域，因此整个环境法的价值追求与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就必然会有密切的关系，国内就环境法价值追求的传统观点认为是通过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的生存与生活环境以达到保护人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旨趣，由于“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冲击与挑战，有学者认为环境立法的目的应当是在不排除保护人类自身权利与利益的前提下，在树立以全球生态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利’”这两大目标。 综观国内外现有蕴含循环经济理念的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即其制度价值）以及有关学者对循环经济立法目的与环境法价值追求的研究成果，基于生态学、经济学、伦理学、法哲学的基础，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应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终极目标。（一）确保发展的终极价值发展的涵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更新，GNP或GDP增长的发展观认为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变化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指在生产和就业中，农业部门份额减少，工业和服务业份额上升的现象和过程；也有学者把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评价发展的标准，努力超越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从全球的视角和一体化的趋势上，力图沟通、平衡与和谐；著名学者托达罗（MPTM）在其《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将发展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社会体系向着更加美好和更为人道的生活的持续前进。”还有学者认为发展就是满足人类不同需求层次，应该考虑可持续的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本身的更全面发展，这种协调式的发展观追求人与自然的互利互生和协同进化，从而使自然界有可能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以人为本位的发展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共存、共生、共荣，尊重自然规律和自然权利与价值，要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1986年12月4日，第4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程，宣布“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项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笔者认为，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发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为，不得不感受到人类对于自然界、生态环境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为此，我们势必推行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循环经济立法所确保的发展之价值追求有其特定的内涵，这个发展不同于经济上的发展，也不同于人权之一的发展权，发展既是一种不断向良反复前进的过程，又是评判该法律制度的一种标准，它是循环经济立法所要促进与维护的价值之一。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的发展，也是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展的主体是多元的、全面的，仅有人类的发展是不够的，资源具有有限性、稀缺性，而人类的发展需要不断地供给资源与利用环境，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确保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发展本身包括可持续的含义，如果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那就不能称其为发展，发展是不断向前向优向好迈进的过程与态势。循环经济立法确保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要确保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只有这种全面多元的发展才是循环经济立法所要促进和维护的，而且符合实行循环经济所要达到的目标。发展的价值追求是维护与实现法的正义价值的重要保障与表征，有发展才有实质正义，法的正义应该是含有发展之意的正义，否则法的正义价值追求只能是徒有其表。美国法学家E·博登海默在其著作《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阐述了法律的巨大作用：人往往有创造性和惰性两种倾向，法律是刺激人们奋发向上的一个有利手段。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制裁、惩罚或抑制，而是激励人们进取与引导人们为正当合理的行为，循环经济立法确保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要在全社会激励人们在追求人类自身权益发展的同时，也要正当合理地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以实现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二）确保协调的终极价值协调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里的含义是指配合得适当。欧盟要求环境政策要确保协调，在这里协调的含义是指“欧洲联盟的其他政策应当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必要的考虑因素，从而确保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协调一致，从而确保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具体谈到了欧洲环境政策与地区政策、交通政策、竞争政策、能源政策、税收政策、农业政策、农产品自由流动政策以及贸易政策的协调。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减量化，从源头控制废弃物的产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的消耗量，从而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与持续发展。环境危机的实质就是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关系矛盾的尖锐化，环境与经济的极不协调将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我们要倡导“经济与生态双重存在”的思维，现在已经进入了生态时代，这是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基础思维，“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思维是生态时代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核心思维，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是生态时代的基本特征，并且指引着当代发展经济的正确方向。生态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经济与生态两者，不但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只有两者协调，才能使整个生态经济系统处于平衡稳定状态，才能保证人们的经济活动正常持续地进行。 推进循环经济能促使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并最终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得益彰、协调统一。循环经济立法所确保的协调之价值追求就是指通过循环经济立法旨在促进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按照科学合理的比例发展，不能因为某一方面的超度发展而危及到其他方面的发展，促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互协调，使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支撑，具备整体性，从而最终实现经济、环境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利益的不平衡就会导致不和谐，固有的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冲击，而法律就旨在创设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 循环经济立法追求协调的价值，就是要通过立法来衡平各种利益，使它们达到协调的状态，最终形成一个稳定且有利于发展的正义秩序。（三）确保环境效益的终极价值效益就是效果和利益，环境效益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环境后果的衡量，环境效益有正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之分。从根本上来说，环境效益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则是环境效益的后果。环境法保护法益论中的地球益学说体现了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1992年里约“地球研讨会”的《NGO地球宪章》在原则1作出了如下规定：“为了保护地球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一致同意尊重、促进、保护和修复地球生态系统”。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具有综合性、政策性与特殊的公益性之特性，坚持“社会本位”的思想，注重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平衡与公平分配，它必然要体现确保环境效益的价值取向。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体，我们要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要把环境效益作为前置效益，因为资源是有限稀缺的，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行为是无边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经济与社会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之外无可估量的生态价值，保护资源与环境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高环境效益最终有利于提高环境质量。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讲，废弃物也是资源的一种存在形式，它具有重复利用的价值，当人类对废弃物进行科学有效的回收利用时，它们就会以人类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当人类没有对它们进行有效利用且又不按自然法则进行处理的时候，它们则会以人类所不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环境造成危害。 美国那什在其《自然的权利》（1989年）一书中谈到：“人类的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同一的。……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在乎个体，而在乎于整个生命共同体。……自然所具有的生存权可以归属于伦理的共同体。……应将伦理平等的概念扩大到全体生态系统中去。……自然具有与人类同样明确且值得敬畏的权利”。而当前的环境危机也是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所造成的，大家纷纷意识到与承认自然本身的价值与权利，并形成一种以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理念，这种理念主张人类应当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与能源，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实行资源与能源的循环利用，实现废弃物向环境的“零排放”。由于企业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市场缺陷与政策失误，环境效益必然会受到损害，循环经济立法就是要在宏观上对经济活动主体在生产、服务与消费的过程中从事盲目、自发而对环境造成污染或其他损害行为时，进行适当的禁止、限制或矫正，保护污染受害者和生态系统的平衡，防止人类社会为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环境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立法确保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这就要求各种法律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在确保环境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与社会效益。循环经济立法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它需要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适度干预经济活动，以维护体现为环境效益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可以说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体现生态规律的客观要求，以维护环境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法律。（四）确保生态安全的终极价值当前，我国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引起了资源安全问题，资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当代人还是后代人都可以稳定、及时和经济地获取自然资源，同时又使人类发展所赖以依存的自然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处于良好或不遭毁灭性破坏的状态。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引起的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问题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循环经济立法有利于解决生态安全的问题，循环经济立法必须以生态安全为自己的价值取向。2000年底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将生态安全作为环境保护的目标，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生态安全是指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是一国生态环境在确保公民生命健康，为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障能力的状态。构成生态安全的内在要素包括：充足的资源和能源、稳定与发达的生物种群、健康的环境因素和食品。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将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条件，并指出生态安全主要包括四大问题，即国土安全、水安全、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从战略意义上来看，生态安全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低劣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防止由于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短缺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导致国家的动荡。” 为了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与保障生态环境安全，需要发展循环经济，“人类活动必须符合生态学规律，不得超过两个极限：一是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速度、强度不能超过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繁殖能力，即生态承载力，二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弃物不能超过生态系统的自净（纳污）能力，即环境容量。” 否则，就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问题，从而危害人体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等，进而威胁到国家与整个地球的生态安全。因此，循环经济立法确保生态安全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霍布斯（Hobbes）认为“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地继续下去。促进安全除了在作为实施和巩固法律秩序中其他价值的一种工具方面的效用以外，还服务于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颇有价值的目的。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 生态安全是法的安全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确保生态安全不仅是循环经济立法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评判循环经济立法正义与否的标准。立法者创制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凭空臆想杜撰出来的，任何法律都具有法应当具备的正义、利益、秩序的价值，同时还具有自身特殊表征的价值追求。缺乏明确的价值追求，法律的创设就无法达到立法的美好意愿；不了解法律的价值追求，就不能理解法律的精神，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合理、适当、有效地实施法律。我国在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时，笔者认为应当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其终极的价值追求，在制定促进循环经济方面的成文法典时，可将立法目的（即制度价值）规制为：“为促进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推进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协调，保障环境效益，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相互协调，维护生态安全，特制定本法。”

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论文题目有哪些类型

一、循环经济与法的价值的一般分析循环经济的理念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思潮兴起的时代，当时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早期代表，但是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是1990年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DPearce和RKTurner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首次提出，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区别。 工业社会的传统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是一种高开采、高消耗、高利用、高排放、高污染的“牧童经济”，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过度的消费方式，造成了资源的过度利用与浪费，导致资源枯竭与环境的不断恶化。为此，人们开始把源头预防与全过程治理作为国家环境与发展的政策，实行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模式。“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对自然环境资源实行闭路循环应用的经济发展方式。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具体说，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是由“资源—产品—再生资源”所构成的物质闭路循环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循生态学规律，通过优化物质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循环和能量流动，减少资源输入和污染输出，使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从而在经济增长中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交流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循环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形态，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共赢’发展的经济活动理想模式”， 它倡导“低能耗、高利用、再循环”，反对滥采滥用资源与“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它恪守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与废弃物再循环（Recycle）的三次基本原则。循环经济兼顾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更加合理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进一步节约了资源和能源，促进了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法律对人的作用、效用、动能或意义。……第二，人对法律的要求和评价。” 有的认为：“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张文显先生认为法的价值“一方面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法之间需要和满足的对应关系，即法律价值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法所具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 沈宗灵先生认为法的价值包括三种含义：“第一，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第三，在不同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 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也是该法的目的、该法的理念，是依赖循环经济法律所要促进与实现的基本价值和基本使命，也是作为循环经济法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制定任何一部法律，其首要条件应当是使实定的法律尽量符合立法者的应然标准，也就是符合立法的目的、立法的价值取向。为此，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是立法者通过循环经济法律所要促进和实现的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的终极目标，这是循环经济立法的终极价值，它与立法中所体现的制度价值一脉相承。“法的价值是法的制定的必需，是法的实施的需求，是防止法的失效的屏障，是校正恶法的准则，是法的演进的动因。” 因此，明确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基础与指导意义，它是确定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任务、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等的基础与前提。循环经济立法的政策性比较强，我们不易具体细化它的制度价值，但可以抽象概括出它的终极价值目标。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在世界各国以及每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目标，它本身是不断发展的。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需要研究明析外国与我国其他时期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以资借鉴。 二、中国已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起步较晚，没有全面、综合规范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律，但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专项法律法规。早在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中就提出了努力改进生产工艺，不产生或少产生废气、废水、废渣，加强管理，消除跑、冒、滴、漏等要求。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决定》强调要把“三废”治理、综合利用和技术改造有机结合起来。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均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采用能耗物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体现了保护环境与资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1995年《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1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该法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很显然，它仅把“防治”作为废物治理的首要目标和终极目标，这是立法价值定位上的缺陷。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条提出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997年《节约能源法》第1条指出立法目的是“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保护环境，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修订）第一条就指出立法目的是“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以保障人体健康，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002年6月29日，我国通过了《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清洁生产相对于“末端治理”方式而言，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的优先性。《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是促进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学者对清洁生产法的基本目的（即其价值追求）作了探讨，认为清洁生产法在总体上相当于污染控制法与经济法之间的交叉领域，本质上乃是工业污染预防法、环境经济法，因而理所当然属于以维护环境公益与经济公益为己任的“社会本位法”。具体说来，清洁生产法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乃是建立在尊重和体现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共同要求之上的，是环境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体，属于多类型、多层次的复合性公益，而非单一性公益。 三、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应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终极目标由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日益严重，我国制定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而对循环经济立法价值追求的研究关系到整个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走向与制度架构等，我们必须提出其终极价值目标与制度价值。对于制定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认为是“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循环型社会或生态社会的建立”； 有的认为“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基本目标是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减少资源的利用和废弃物的排放。” 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本质上应该属于环境法法域，因此整个环境法的价值追求与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就必然会有密切的关系，国内就环境法价值追求的传统观点认为是通过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的生存与生活环境以达到保护人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旨趣，由于“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冲击与挑战，有学者认为环境立法的目的应当是在不排除保护人类自身权利与利益的前提下，在树立以全球生态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利’”这两大目标。 综观国内外现有蕴含循环经济理念的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即其制度价值）以及有关学者对循环经济立法目的与环境法价值追求的研究成果，基于生态学、经济学、伦理学、法哲学的基础，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应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终极目标。（一）确保发展的终极价值发展的涵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更新，GNP或GDP增长的发展观认为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变化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指在生产和就业中，农业部门份额减少，工业和服务业份额上升的现象和过程；也有学者把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评价发展的标准，努力超越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从全球的视角和一体化的趋势上，力图沟通、平衡与和谐；著名学者托达罗（MPTM）在其《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将发展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社会体系向着更加美好和更为人道的生活的持续前进。”还有学者认为发展就是满足人类不同需求层次，应该考虑可持续的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本身的更全面发展，这种协调式的发展观追求人与自然的互利互生和协同进化，从而使自然界有可能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以人为本位的发展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共存、共生、共荣，尊重自然规律和自然权利与价值，要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1986年12月4日，第4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程，宣布“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项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笔者认为，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发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为，不得不感受到人类对于自然界、生态环境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为此，我们势必推行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循环经济立法所确保的发展之价值追求有其特定的内涵，这个发展不同于经济上的发展，也不同于人权之一的发展权，发展既是一种不断向良反复前进的过程，又是评判该法律制度的一种标准，它是循环经济立法所要促进与维护的价值之一。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的发展，也是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展的主体是多元的、全面的，仅有人类的发展是不够的，资源具有有限性、稀缺性，而人类的发展需要不断地供给资源与利用环境，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确保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发展本身包括可持续的含义，如果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那就不能称其为发展，发展是不断向前向优向好迈进的过程与态势。循环经济立法确保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要确保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只有这种全面多元的发展才是循环经济立法所要促进和维护的，而且符合实行循环经济所要达到的目标。发展的价值追求是维护与实现法的正义价值的重要保障与表征，有发展才有实质正义，法的正义应该是含有发展之意的正义，否则法的正义价值追求只能是徒有其表。美国法学家E·博登海默在其著作《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阐述了法律的巨大作用：人往往有创造性和惰性两种倾向，法律是刺激人们奋发向上的一个有利手段。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制裁、惩罚或抑制，而是激励人们进取与引导人们为正当合理的行为，循环经济立法确保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要在全社会激励人们在追求人类自身权益发展的同时，也要正当合理地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以实现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二）确保协调的终极价值协调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里的含义是指配合得适当。欧盟要求环境政策要确保协调，在这里协调的含义是指“欧洲联盟的其他政策应当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必要的考虑因素，从而确保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协调一致，从而确保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具体谈到了欧洲环境政策与地区政策、交通政策、竞争政策、能源政策、税收政策、农业政策、农产品自由流动政策以及贸易政策的协调。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减量化，从源头控制废弃物的产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的消耗量，从而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与持续发展。环境危机的实质就是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关系矛盾的尖锐化，环境与经济的极不协调将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我们要倡导“经济与生态双重存在”的思维，现在已经进入了生态时代，这是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基础思维，“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思维是生态时代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核心思维，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是生态时代的基本特征，并且指引着当代发展经济的正确方向。生态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经济与生态两者，不但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只有两者协调，才能使整个生态经济系统处于平衡稳定状态，才能保证人们的经济活动正常持续地进行。 推进循环经济能促使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并最终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得益彰、协调统一。循环经济立法所确保的协调之价值追求就是指通过循环经济立法旨在促进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按照科学合理的比例发展，不能因为某一方面的超度发展而危及到其他方面的发展，促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互协调，使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支撑，具备整体性，从而最终实现经济、环境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利益的不平衡就会导致不和谐，固有的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冲击，而法律就旨在创设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 循环经济立法追求协调的价值，就是要通过立法来衡平各种利益，使它们达到协调的状态，最终形成一个稳定且有利于发展的正义秩序。（三）确保环境效益的终极价值效益就是效果和利益，环境效益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环境后果的衡量，环境效益有正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之分。从根本上来说，环境效益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则是环境效益的后果。环境法保护法益论中的地球益学说体现了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1992年里约“地球研讨会”的《NGO地球宪章》在原则1作出了如下规定：“为了保护地球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一致同意尊重、促进、保护和修复地球生态系统”。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具有综合性、政策性与特殊的公益性之特性，坚持“社会本位”的思想，注重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平衡与公平分配，它必然要体现确保环境效益的价值取向。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体，我们要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要把环境效益作为前置效益，因为资源是有限稀缺的，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行为是无边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经济与社会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之外无可估量的生态价值，保护资源与环境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高环境效益最终有利于提高环境质量。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讲，废弃物也是资源的一种存在形式，它具有重复利用的价值，当人类对废弃物进行科学有效的回收利用时，它们就会以人类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当人类没有对它们进行有效利用且又不按自然法则进行处理的时候，它们则会以人类所不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环境造成危害。 美国那什在其《自然的权利》（1989年）一书中谈到：“人类的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同一的。……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在乎个体，而在乎于整个生命共同体。……自然所具有的生存权可以归属于伦理的共同体。……应将伦理平等的概念扩大到全体生态系统中去。……自然具有与人类同样明确且值得敬畏的权利”。而当前的环境危机也是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所造成的，大家纷纷意识到与承认自然本身的价值与权利，并形成一种以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理念，这种理念主张人类应当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与能源，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实行资源与能源的循环利用，实现废弃物向环境的“零排放”。由于企业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市场缺陷与政策失误，环境效益必然会受到损害，循环经济立法就是要在宏观上对经济活动主体在生产、服务与消费的过程中从事盲目、自发而对环境造成污染或其他损害行为时，进行适当的禁止、限制或矫正，保护污染受害者和生态系统的平衡，防止人类社会为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环境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立法确保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这就要求各种法律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在确保环境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与社会效益。循环经济立法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它需要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适度干预经济活动，以维护体现为环境效益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可以说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体现生态规律的客观要求，以维护环境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法律。（四）确保生态安全的终极价值当前，我国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引起了资源安全问题，资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当代人还是后代人都可以稳定、及时和经济地获取自然资源，同时又使人类发展所赖以依存的自然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处于良好或不遭毁灭性破坏的状态。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引起的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问题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循环经济立法有利于解决生态安全的问题，循环经济立法必须以生态安全为自己的价值取向。2000年底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将生态安全作为环境保护的目标，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生态安全是指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是一国生态环境在确保公民生命健康，为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障能力的状态。构成生态安全的内在要素包括：充足的资源和能源、稳定与发达的生物种群、健康的环境因素和食品。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将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条件，并指出生态安全主要包括四大问题，即国土安全、水安全、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从战略意义上来看，生态安全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低劣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防止由于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短缺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导致国家的动荡。” 为了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与保障生态环境安全，需要发展循环经济，“人类活动必须符合生态学规律，不得超过两个极限：一是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速度、强度不能超过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繁殖能力，即生态承载力，二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弃物不能超过生态系统的自净（纳污）能力，即环境容量。” 否则，就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问题，从而危害人体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等，进而威胁到国家与整个地球的生态安全。因此，循环经济立法确保生态安全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霍布斯（Hobbes）认为“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地继续下去。促进安全除了在作为实施和巩固法律秩序中其他价值的一种工具方面的效用以外，还服务于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颇有价值的目的。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 生态安全是法的安全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确保生态安全不仅是循环经济立法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评判循环经济立法正义与否的标准。立法者创制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凭空臆想杜撰出来的，任何法律都具有法应当具备的正义、利益、秩序的价值，同时还具有自身特殊表征的价值追求。缺乏明确的价值追求，法律的创设就无法达到立法的美好意愿；不了解法律的价值追求，就不能理解法律的精神，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合理、适当、有效地实施法律。我国在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时，笔者认为应当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其终极的价值追求，在制定促进循环经济方面的成文法典时，可将立法目的（即制度价值）规制为：“为促进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推进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协调，保障环境效益，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相互协调，维护生态安全，特制定本法。”

循环经济理论的诞生开启了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替代末端治理的新局面，成为国家环境与发展政策的主流。循环经济以资源综合利用最大化和污染排放最小化为主线，逐渐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套系统。循环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结果。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清洁生产、生态工业与循环经济1、共同点是提高环保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 对传统环保理论的冲击和突破2、生态工业与循环经济的前提与本质是清洁生产工业生态学不是自然生态学的简单模仿生态工业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资源综合利用和废物综合利用。相反，生态工业主动地审视、积极地改进和革新整个工业网络；仅具备废物综合利用功能的工业不是生态工业。

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论文题目有哪些要求

一、循环经济与法的价值的一般分析循环经济的理念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思潮兴起的时代，当时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早期代表，但是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是1990年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DPearce和RKTurner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首次提出，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区别。 工业社会的传统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是一种高开采、高消耗、高利用、高排放、高污染的“牧童经济”，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过度的消费方式，造成了资源的过度利用与浪费，导致资源枯竭与环境的不断恶化。为此，人们开始把源头预防与全过程治理作为国家环境与发展的政策，实行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模式。“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对自然环境资源实行闭路循环应用的经济发展方式。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具体说，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是由“资源—产品—再生资源”所构成的物质闭路循环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循生态学规律，通过优化物质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循环和能量流动，减少资源输入和污染输出，使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从而在经济增长中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交流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循环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形态，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共赢’发展的经济活动理想模式”， 它倡导“低能耗、高利用、再循环”，反对滥采滥用资源与“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它恪守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与废弃物再循环（Recycle）的三次基本原则。循环经济兼顾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更加合理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进一步节约了资源和能源，促进了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法律对人的作用、效用、动能或意义。……第二，人对法律的要求和评价。” 有的认为：“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张文显先生认为法的价值“一方面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法之间需要和满足的对应关系，即法律价值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法所具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 沈宗灵先生认为法的价值包括三种含义：“第一，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第三，在不同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 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也是该法的目的、该法的理念，是依赖循环经济法律所要促进与实现的基本价值和基本使命，也是作为循环经济法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制定任何一部法律，其首要条件应当是使实定的法律尽量符合立法者的应然标准，也就是符合立法的目的、立法的价值取向。为此，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是立法者通过循环经济法律所要促进和实现的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的终极目标，这是循环经济立法的终极价值，它与立法中所体现的制度价值一脉相承。“法的价值是法的制定的必需，是法的实施的需求，是防止法的失效的屏障，是校正恶法的准则，是法的演进的动因。” 因此，明确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基础与指导意义，它是确定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任务、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等的基础与前提。循环经济立法的政策性比较强，我们不易具体细化它的制度价值，但可以抽象概括出它的终极价值目标。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在世界各国以及每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目标，它本身是不断发展的。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需要研究明析外国与我国其他时期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以资借鉴。 二、中国已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起步较晚，没有全面、综合规范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律，但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专项法律法规。早在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中就提出了努力改进生产工艺，不产生或少产生废气、废水、废渣，加强管理，消除跑、冒、滴、漏等要求。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决定》强调要把“三废”治理、综合利用和技术改造有机结合起来。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均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采用能耗物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体现了保护环境与资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1995年《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1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该法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很显然，它仅把“防治”作为废物治理的首要目标和终极目标，这是立法价值定位上的缺陷。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条提出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997年《节约能源法》第1条指出立法目的是“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保护环境，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修订）第一条就指出立法目的是“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以保障人体健康，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002年6月29日，我国通过了《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清洁生产相对于“末端治理”方式而言，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的优先性。《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是促进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学者对清洁生产法的基本目的（即其价值追求）作了探讨，认为清洁生产法在总体上相当于污染控制法与经济法之间的交叉领域，本质上乃是工业污染预防法、环境经济法，因而理所当然属于以维护环境公益与经济公益为己任的“社会本位法”。具体说来，清洁生产法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乃是建立在尊重和体现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共同要求之上的，是环境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体，属于多类型、多层次的复合性公益，而非单一性公益。 三、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应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终极目标由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日益严重，我国制定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而对循环经济立法价值追求的研究关系到整个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走向与制度架构等，我们必须提出其终极价值目标与制度价值。对于制定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认为是“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循环型社会或生态社会的建立”； 有的认为“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基本目标是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减少资源的利用和废弃物的排放。” 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本质上应该属于环境法法域，因此整个环境法的价值追求与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就必然会有密切的关系，国内就环境法价值追求的传统观点认为是通过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的生存与生活环境以达到保护人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旨趣，由于“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冲击与挑战，有学者认为环境立法的目的应当是在不排除保护人类自身权利与利益的前提下，在树立以全球生态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利’”这两大目标。 综观国内外现有蕴含循环经济理念的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即其制度价值）以及有关学者对循环经济立法目的与环境法价值追求的研究成果，基于生态学、经济学、伦理学、法哲学的基础，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应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终极目标。（一）确保发展的终极价值发展的涵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更新，GNP或GDP增长的发展观认为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变化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指在生产和就业中，农业部门份额减少，工业和服务业份额上升的现象和过程；也有学者把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评价发展的标准，努力超越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从全球的视角和一体化的趋势上，力图沟通、平衡与和谐；著名学者托达罗（MPTM）在其《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将发展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社会体系向着更加美好和更为人道的生活的持续前进。”还有学者认为发展就是满足人类不同需求层次，应该考虑可持续的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本身的更全面发展，这种协调式的发展观追求人与自然的互利互生和协同进化，从而使自然界有可能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以人为本位的发展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共存、共生、共荣，尊重自然规律和自然权利与价值，要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1986年12月4日，第4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程，宣布“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项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笔者认为，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发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为，不得不感受到人类对于自然界、生态环境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为此，我们势必推行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循环经济立法所确保的发展之价值追求有其特定的内涵，这个发展不同于经济上的发展，也不同于人权之一的发展权，发展既是一种不断向良反复前进的过程，又是评判该法律制度的一种标准，它是循环经济立法所要促进与维护的价值之一。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的发展，也是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展的主体是多元的、全面的，仅有人类的发展是不够的，资源具有有限性、稀缺性，而人类的发展需要不断地供给资源与利用环境，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确保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发展本身包括可持续的含义，如果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那就不能称其为发展，发展是不断向前向优向好迈进的过程与态势。循环经济立法确保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要确保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只有这种全面多元的发展才是循环经济立法所要促进和维护的，而且符合实行循环经济所要达到的目标。发展的价值追求是维护与实现法的正义价值的重要保障与表征，有发展才有实质正义，法的正义应该是含有发展之意的正义，否则法的正义价值追求只能是徒有其表。美国法学家E·博登海默在其著作《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阐述了法律的巨大作用：人往往有创造性和惰性两种倾向，法律是刺激人们奋发向上的一个有利手段。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制裁、惩罚或抑制，而是激励人们进取与引导人们为正当合理的行为，循环经济立法确保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要在全社会激励人们在追求人类自身权益发展的同时，也要正当合理地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以实现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二）确保协调的终极价值协调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里的含义是指配合得适当。欧盟要求环境政策要确保协调，在这里协调的含义是指“欧洲联盟的其他政策应当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必要的考虑因素，从而确保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协调一致，从而确保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具体谈到了欧洲环境政策与地区政策、交通政策、竞争政策、能源政策、税收政策、农业政策、农产品自由流动政策以及贸易政策的协调。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减量化，从源头控制废弃物的产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的消耗量，从而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与持续发展。环境危机的实质就是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关系矛盾的尖锐化，环境与经济的极不协调将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我们要倡导“经济与生态双重存在”的思维，现在已经进入了生态时代，这是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基础思维，“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思维是生态时代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核心思维，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是生态时代的基本特征，并且指引着当代发展经济的正确方向。生态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经济与生态两者，不但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只有两者协调，才能使整个生态经济系统处于平衡稳定状态，才能保证人们的经济活动正常持续地进行。 推进循环经济能促使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并最终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得益彰、协调统一。循环经济立法所确保的协调之价值追求就是指通过循环经济立法旨在促进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按照科学合理的比例发展，不能因为某一方面的超度发展而危及到其他方面的发展，促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互协调，使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支撑，具备整体性，从而最终实现经济、环境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利益的不平衡就会导致不和谐，固有的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冲击，而法律就旨在创设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 循环经济立法追求协调的价值，就是要通过立法来衡平各种利益，使它们达到协调的状态，最终形成一个稳定且有利于发展的正义秩序。（三）确保环境效益的终极价值效益就是效果和利益，环境效益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环境后果的衡量，环境效益有正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之分。从根本上来说，环境效益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则是环境效益的后果。环境法保护法益论中的地球益学说体现了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1992年里约“地球研讨会”的《NGO地球宪章》在原则1作出了如下规定：“为了保护地球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一致同意尊重、促进、保护和修复地球生态系统”。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具有综合性、政策性与特殊的公益性之特性，坚持“社会本位”的思想，注重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平衡与公平分配，它必然要体现确保环境效益的价值取向。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体，我们要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要把环境效益作为前置效益，因为资源是有限稀缺的，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行为是无边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经济与社会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之外无可估量的生态价值，保护资源与环境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高环境效益最终有利于提高环境质量。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讲，废弃物也是资源的一种存在形式，它具有重复利用的价值，当人类对废弃物进行科学有效的回收利用时，它们就会以人类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当人类没有对它们进行有效利用且又不按自然法则进行处理的时候，它们则会以人类所不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环境造成危害。 美国那什在其《自然的权利》（1989年）一书中谈到：“人类的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同一的。……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在乎个体，而在乎于整个生命共同体。……自然所具有的生存权可以归属于伦理的共同体。……应将伦理平等的概念扩大到全体生态系统中去。……自然具有与人类同样明确且值得敬畏的权利”。而当前的环境危机也是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所造成的，大家纷纷意识到与承认自然本身的价值与权利，并形成一种以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理念，这种理念主张人类应当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与能源，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实行资源与能源的循环利用，实现废弃物向环境的“零排放”。由于企业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市场缺陷与政策失误，环境效益必然会受到损害，循环经济立法就是要在宏观上对经济活动主体在生产、服务与消费的过程中从事盲目、自发而对环境造成污染或其他损害行为时，进行适当的禁止、限制或矫正，保护污染受害者和生态系统的平衡，防止人类社会为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环境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立法确保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这就要求各种法律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在确保环境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与社会效益。循环经济立法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它需要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适度干预经济活动，以维护体现为环境效益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可以说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体现生态规律的客观要求，以维护环境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法律。（四）确保生态安全的终极价值当前，我国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引起了资源安全问题，资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当代人还是后代人都可以稳定、及时和经济地获取自然资源，同时又使人类发展所赖以依存的自然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处于良好或不遭毁灭性破坏的状态。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引起的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问题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循环经济立法有利于解决生态安全的问题，循环经济立法必须以生态安全为自己的价值取向。2000年底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将生态安全作为环境保护的目标，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生态安全是指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是一国生态环境在确保公民生命健康，为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障能力的状态。构成生态安全的内在要素包括：充足的资源和能源、稳定与发达的生物种群、健康的环境因素和食品。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将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条件，并指出生态安全主要包括四大问题，即国土安全、水安全、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从战略意义上来看，生态安全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低劣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防止由于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短缺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导致国家的动荡。” 为了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与保障生态环境安全，需要发展循环经济，“人类活动必须符合生态学规律，不得超过两个极限：一是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速度、强度不能超过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繁殖能力，即生态承载力，二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弃物不能超过生态系统的自净（纳污）能力，即环境容量。” 否则，就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问题，从而危害人体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等，进而威胁到国家与整个地球的生态安全。因此，循环经济立法确保生态安全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霍布斯（Hobbes）认为“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地继续下去。促进安全除了在作为实施和巩固法律秩序中其他价值的一种工具方面的效用以外，还服务于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颇有价值的目的。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 生态安全是法的安全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确保生态安全不仅是循环经济立法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评判循环经济立法正义与否的标准。立法者创制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凭空臆想杜撰出来的，任何法律都具有法应当具备的正义、利益、秩序的价值，同时还具有自身特殊表征的价值追求。缺乏明确的价值追求，法律的创设就无法达到立法的美好意愿；不了解法律的价值追求，就不能理解法律的精神，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合理、适当、有效地实施法律。我国在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时，笔者认为应当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其终极的价值追求，在制定促进循环经济方面的成文法典时，可将立法目的（即制度价值）规制为：“为促进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推进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协调，保障环境效益，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相互协调，维护生态安全，特制定本法。”

循环经济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摘　要]通过分析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面临的问题以及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和优势，指出循环经济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关键词]循环经济　可持续发展　必然选择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溯源循环经济有这样两个比较流行的版本：一是英国环境经济学家DPearce和RKTurner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1990）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二是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为循环经济的早期代表，他认为，地球就像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若不合理开发资源，就会像宇宙飞船那样走向毁灭。一、循环经济内涵和原则循环经济是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就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即“资源→产品→废物”；线性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循环经济是一种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以“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以最大限度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提高资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是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减量化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从源头节约资源使用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污染；再循环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3R原则在循环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是并列的，优先顺序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二、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严峻挑战我国人均资源少，重要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人口严重超载、新生人口的增加以及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继续减少，粮食生产压力加大。一些矿产资源保证程度进一步下降，几种重要大宗矿产将长期短缺，对进口的依赖性将逐步提高。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矿产品第二大消费国和第三大进口国。资源使用效率低，环境污染明显，降低了我国国民经济的质量。我国能源使用效率约为2%，比发达国家落后约20年，相差约10个百分点。因为产品的生命周期短，且使用后只有少量经过无害化处理，产生了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用综合性指标看待发展问题，重视污染预防和废弃物循环利用以及资源和能源的节约，主张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这种模式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人们片面追求物质财富，将拥有物质财富等同于拥有幸福，形成了物质幸福观。以这种低品位的幸福观为指导，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并未带来人类真正的幸福。循环经济理论的提出意味着物质幸福观明显不适应时代要求，经济发展需要实现生态化转向；循环经济要求人类实现由物质幸福观向环境幸福观的转变。为此，必须深入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宣传教育，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类自然生态环境道德意识，使可持续发展思想变成人们的实际行动。循环经济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我国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循环经济与传统线性经济相比较的优点正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点：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循环经济要将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这从长远的战略发展来看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统一的。循环经济不仅是一个战略，更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化，它提供了具体的实施步骤和实施方法。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拥有良好的基础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视对工矿企业废物的综合利用，从末端治理思想出发，通过回收利用达到节约资源、治理污染的目的。2004年以来，国家发改委确定了钢铁等7个重点行业的42家企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4个重点领域的17家单位，国家和省级开发区、重化工业集中地区和农业示范区等13个产业园区，资源型和资源匮乏型城市涉及东、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10个省市，作为第一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发展循环经济是保持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我国经济过去几十年来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产品在国际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原因之一是祖先留下的优质资源总量能够维持这样的增长。但我国当前单位产品资源能源消耗量过大的现象还很严重，有的地方甚至明显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优质生态和环境总量的保有量急剧下降。如不尽快走循环经济道路，则资源、生态、环境的问题必然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未来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资源之争。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再次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面，他们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在进一步提高，努力保持和增加自己的优质资源、生态和环境总量。三、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建立基于资源全部成本的完全价格体系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支撑。在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上，我国广泛实行补贴制度，其价格仅体现了资源开采或获取的成本，而没有考虑资源使用而带来的外部性成本和收益；资源使用后的废弃物再回收利用就缺乏动力，因为那样不如购买新开采的资源划算，也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使用效率低下、大量的环境污染和采用末端治理方法治理这些环境污染的高昂代价。对此，应该逐步取消补贴制度，利用经济手段使资源价格反映其真实的生态学和经济学价值。若共有资源向每个使用者开放，没有计划的使用，就会导致早用、误用和过度利用资源，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对共有财产使用者课税。所以，根据我国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使用现状和特点，只有建立基于资源全部成本的完全价格体系，才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使全社会建立节约资源、提高使用效率和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循环经济。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结合是建设循环经济的手段建设循环经济是非常复杂的，单纯依靠政府干预显然效率是低下的，运用市场机制比使用强制手段有更高的效率、更好的透明度和更少的管理成本。但通过完全自由市场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假定条件是交易双方对直接影响和外部影响完全了解，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仅仅依靠市场机制会发生“市场失灵”，适当的政府干预会消除或缓和“市场失灵”。因此，建设循环经济必须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结合。发展循环经济要在不同层次采取相应对策循环经济的实施范围可分为三个层次，在不同层次根据相应特点，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手段采取相应对策。企业内部实施清洁生产；清洁生产体现了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循环经济在企业内部的具体化。企业之间实施生态工业；生态工业是循环经济在企业群落层次的具体实现，建设生态产业园必将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内国家应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循环经济促进法》将于2009年1月实施，健全循环经济的管理体系和价格体系。发展循环经济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使市场成为配置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主体，并通过间接和直接手段建立完全价格体系。对无法在开采和利用的源头实行完全价格的资源，通过在资源使用过程中对其产品或产生的废弃物，使用征收环境税、可归还的保证金制度等经济手段间接形成资源的完全价格。可利用税赋转移和补贴转移手段，即保持税收和补贴的总体水平，仅调整税收和补贴的结构，保持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参考文献：[1]丁栋虹　贾砚林　丁梅芳:共有财产资源产权结构的特点与利用行为[J]中国环境科学，1999，19(5):477～480[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管理中的经济手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63～65[3]罗杰·珀曼: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61～163[4]莱斯特·Ｒ·布朗:生态经济[M]北京:东方出版社，268～278

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循环经济 摘 要 循环经济是我国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现实选择，是当前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分析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阐明技术创新是发展循环经济关键，而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 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 循环经济1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1 突破资源约束“瓶颈”，防止经济增长大起大落 我国经济面临的资源约束“瓶颈”正日益凸显。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煤、电、油、运全面紧张，这一现象在2004年尤为明显。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物质资源的高消耗来实现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2003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煤炭消费大国和第二石油、电力消费大国，水泥消耗占世界总量50%、铁矿石占35%、氧化铝和铜占20%，而GDP仅占5%，说明我国资源消耗是惊人的，同时伴随高投入的是低产出。据测算，中国每创造一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3倍，是日本的5倍。因此，为了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2 减轻环境污染压力，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经济增长的背后是资源耗竭、生态破坏、环境恶化，已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据世界银行和国内有关机构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比重已经高达6%~8%。我国环境污染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2003年七大水系断面检测，达到Ⅲ类水质的仅占5%，而劣Ⅴ类水质高达44%；全国城市有7%缺水；大气中SO2排放量达1 995万t，比国家二级标准要求的1 200万t容量高3%；农田化肥农药污染、重金属污染、土地荒漠化、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等现象严重。淮河治污10年投入600亿，治污水质又回到“原点”。全国“两控区”（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面临巨大压力，原定目标难以完成。由于2003年全国煤炭消费量陡增，导致全国SO2排放量达到2 220万t左右，比2002年增加293 万t，酸雨控制区内年均pH值小于5的城市比例2003年达到5%，呈明显上升趋势，比2000年上升6%。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可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3 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选择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采取掠夺式资源开采方式，势必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注重人口质量的全面提高，注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同时，发展循环经济，降低资源消耗，克服“绿色壁垒”，提高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一句话，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 技术创新与循环经济 实现循环经济，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新型工业化道路靠的是技术创新，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追赶时期，注定要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技术创新是关键。 传统经济活动是 “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单程线形的物质流动模式，而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再生化，可以用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从表面上看，循环经济只不过是强调“三废”的回收利用，但这只是一种误解。从技术经济学角度讲，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微观技术层面上是资源（能源）消耗增长过快、资源利用效率过低、资源再生化率不高。这一点我国经济增长状况表现尤为突出。因此，从技术角度讲，循环经济要求我们经济发展必须大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强调对废旧物品回收利用和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在保护环境同时实现经济增长。这就是循环经济的技术范式特征。 有关专家指出循环经济的支撑技术体系大体由五类构成：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系统化技术。替代技术是旨在通过开发和使用新资源、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替代原来所用资源、材料、产品和工艺，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环境压力的技术。减量技术是用较少的物质和能源消耗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在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技术。再利用技术是延长原料或产品的使用周期，通过多次反复使用，来减少资源消耗的技术。资源化技术是生产或消费过程产生的废弃物通过回收处理，成为有用的资源。系统化技术是指主要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考虑，通过构建合理的产品组合、产业组合、技术组合，实现的物质、能量、资金、技术的优化使用的技术，如多产品联产和产业共生技术。 毫无疑问，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突破原有的技术范式，大力研发和应用环境友好技术，研究清洁生产管理、资源利用最大化和排污最小化技术，开展生态工业和产品生态设计理论研究与示范，实现末端治理转向生产全过程控制，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3 制度创新与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规范，没有制度保障的技术是不能创造出循环经济的。如果只有技术进步，而没有良好的制度安排，再先进的技术也只能束之高阁，无法产业化，技术不能产业化也就无法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由于环境资源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基本的特性，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果某人投资控制污染改善环境，那么其他没有投资的人也可以分享环境改善的好处，即所谓“免费乘车”，那么享受环境好处的人越来越多，愿意投资的人越来越少，势必出现资源耗竭、生态恶化，出现“公地的悲剧”。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投资设备控制污染、则势必增加企业成本，降低产品竞争力，企业没有激励控制污染。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建立一个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框架的利益分配体系。1 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1）为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提供激励机制。通过制度安排来规范企业的行为，做到“谁使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有奖有罚，形成良性激励机制。在美国，政府充分发挥绿色税收政策，鼓励新能源开发和节能技术的应用，每购买一辆新能源的汽车可减免联邦税2000美元。每回收处理一条废旧轮胎，国家都给相应补贴，企业利用轮胎进行加工，制造成胶粉、添加剂等，获得新的收益。而在我国，如果企业自己花钱收购处理旧轮胎，这便增加企业成本，使许多企业不能盈利。因此，国家应通过减税、补贴和信贷政策，鼓励循环经济型企业的发展，使他们能获得比传统工艺更高的价格优势和效益。制度安排使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企业所付出的成本与收益相联系，提高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的积极性，保障其投资利益。 （2）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提供约束和规范标准，为循环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如制定循环经济技术规范、框架以及行为准则，从而使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的实现具有行为度量的标准，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减少技术创新的障碍。 （3）降低技术创新的交易费用。好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抑制“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提供稳定的预期而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技术进步，并使技术产业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2 制度创新重点领域 （1）创建科技创新的激励制度。建立健全促进循环经济技术的政策保障体系，加强循环经济科研队伍建设，健全科技人员激励政策体系，通过实施人才工程促进技术创新；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多元化、社会化、国际化的科技创新投入体系，从根本上改变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通过科技制度创新鼓励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或与企业实现多种形式的合作，实现循环经济产业化。 （2）制定循环经济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重组。尽快研究制定循环经济产业政策，实施强制性的耗能标准，促进产业结构重组。明确取缔对环境破坏较大的落后工艺、落后技术、落后产品，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支持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的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审计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按照“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原则，要求在产品的设计、生产过程中推行生态化理念。大力发展废旧资源回收、再生利用和安全处置产业，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延长生态工业产业链，以创造更多的社会就业岗位。 （3）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公众生态文明理念。因为环境资源的公共性，所以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大众的参与，需要提高公众的生态环保理念。可以建立国家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发布城市环境质量、主要河流断面水质状况以及企业环境质量。构建一个完全信息的环境质量平台，鼓励公众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建立区域环境评估与巡查制度，促进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 （4）加快循环经济立法，严格法律约束。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予以立法。德国和日本最先尝试以法律手段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在德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颁布了《包装条例》和《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包装条例》要求生产商和零售商首先减少直至消除不必要的包装，其次要求对包装物回收再利用，尽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量。《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则系统地运用3R原则来解决废弃物问题。在日本，2000年批准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这部法律对推进循环经济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日本还颁布了《容器包装循环法》、《家电循环法》、《废物处理法》、《资源有效利用处理法》、《绿色采购法》等法律，这些法律构建了一个资源回收与再生利用方面比较完善的法规体系。参考文献1 马凯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J]宏观经济研究，2004(3)2 解振华 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几点思考[J]环境保护，2004(1)3 齐建国 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思考[J] 经济纵横，2004(2)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论文题目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清洁生产、生态工业与循环经济1、共同点是提高环保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 对传统环保理论的冲击和突破2、生态工业与循环经济的前提与本质是清洁生产工业生态学不是自然生态学的简单模仿生态工业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资源综合利用和废物综合利用。相反，生态工业主动地审视、积极地改进和革新整个工业网络；仅具备废物综合利用功能的工业不是生态工业。

一、循环经济与法的价值的一般分析循环经济的理念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思潮兴起的时代，当时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早期代表，但是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是1990年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DPearce和RKTurner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首次提出，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区别。 工业社会的传统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是一种高开采、高消耗、高利用、高排放、高污染的“牧童经济”，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过度的消费方式，造成了资源的过度利用与浪费，导致资源枯竭与环境的不断恶化。为此，人们开始把源头预防与全过程治理作为国家环境与发展的政策，实行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模式。“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对自然环境资源实行闭路循环应用的经济发展方式。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具体说，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是由“资源—产品—再生资源”所构成的物质闭路循环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循生态学规律，通过优化物质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循环和能量流动，减少资源输入和污染输出，使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从而在经济增长中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交流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循环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形态，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共赢’发展的经济活动理想模式”， 它倡导“低能耗、高利用、再循环”，反对滥采滥用资源与“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它恪守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与废弃物再循环（Recycle）的三次基本原则。循环经济兼顾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更加合理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进一步节约了资源和能源，促进了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法律对人的作用、效用、动能或意义。……第二，人对法律的要求和评价。” 有的认为：“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张文显先生认为法的价值“一方面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法之间需要和满足的对应关系，即法律价值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法所具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 沈宗灵先生认为法的价值包括三种含义：“第一，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第三，在不同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 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也是该法的目的、该法的理念，是依赖循环经济法律所要促进与实现的基本价值和基本使命，也是作为循环经济法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制定任何一部法律，其首要条件应当是使实定的法律尽量符合立法者的应然标准，也就是符合立法的目的、立法的价值取向。为此，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是立法者通过循环经济法律所要促进和实现的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的终极目标，这是循环经济立法的终极价值，它与立法中所体现的制度价值一脉相承。“法的价值是法的制定的必需，是法的实施的需求，是防止法的失效的屏障，是校正恶法的准则，是法的演进的动因。” 因此，明确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基础与指导意义，它是确定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任务、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等的基础与前提。循环经济立法的政策性比较强，我们不易具体细化它的制度价值，但可以抽象概括出它的终极价值目标。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在世界各国以及每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目标，它本身是不断发展的。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需要研究明析外国与我国其他时期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以资借鉴。 二、中国已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起步较晚，没有全面、综合规范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律，但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专项法律法规。早在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中就提出了努力改进生产工艺，不产生或少产生废气、废水、废渣，加强管理，消除跑、冒、滴、漏等要求。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决定》强调要把“三废”治理、综合利用和技术改造有机结合起来。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均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采用能耗物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体现了保护环境与资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1995年《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1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该法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很显然，它仅把“防治”作为废物治理的首要目标和终极目标，这是立法价值定位上的缺陷。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条提出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997年《节约能源法》第1条指出立法目的是“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保护环境，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修订）第一条就指出立法目的是“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以保障人体健康，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002年6月29日，我国通过了《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清洁生产相对于“末端治理”方式而言，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的优先性。《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是促进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学者对清洁生产法的基本目的（即其价值追求）作了探讨，认为清洁生产法在总体上相当于污染控制法与经济法之间的交叉领域，本质上乃是工业污染预防法、环境经济法，因而理所当然属于以维护环境公益与经济公益为己任的“社会本位法”。具体说来，清洁生产法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乃是建立在尊重和体现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共同要求之上的，是环境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体，属于多类型、多层次的复合性公益，而非单一性公益。 三、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应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终极目标由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日益严重，我国制定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而对循环经济立法价值追求的研究关系到整个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走向与制度架构等，我们必须提出其终极价值目标与制度价值。对于制定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认为是“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循环型社会或生态社会的建立”； 有的认为“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基本目标是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减少资源的利用和废弃物的排放。” 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本质上应该属于环境法法域，因此整个环境法的价值追求与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就必然会有密切的关系，国内就环境法价值追求的传统观点认为是通过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的生存与生活环境以达到保护人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旨趣，由于“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冲击与挑战，有学者认为环境立法的目的应当是在不排除保护人类自身权利与利益的前提下，在树立以全球生态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利’”这两大目标。 综观国内外现有蕴含循环经济理念的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即其制度价值）以及有关学者对循环经济立法目的与环境法价值追求的研究成果，基于生态学、经济学、伦理学、法哲学的基础，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应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终极目标。（一）确保发展的终极价值发展的涵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更新，GNP或GDP增长的发展观认为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变化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指在生产和就业中，农业部门份额减少，工业和服务业份额上升的现象和过程；也有学者把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评价发展的标准，努力超越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从全球的视角和一体化的趋势上，力图沟通、平衡与和谐；著名学者托达罗（MPTM）在其《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将发展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社会体系向着更加美好和更为人道的生活的持续前进。”还有学者认为发展就是满足人类不同需求层次，应该考虑可持续的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本身的更全面发展，这种协调式的发展观追求人与自然的互利互生和协同进化，从而使自然界有可能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以人为本位的发展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共存、共生、共荣，尊重自然规律和自然权利与价值，要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1986年12月4日，第4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程，宣布“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项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笔者认为，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发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为，不得不感受到人类对于自然界、生态环境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为此，我们势必推行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循环经济立法所确保的发展之价值追求有其特定的内涵，这个发展不同于经济上的发展，也不同于人权之一的发展权，发展既是一种不断向良反复前进的过程，又是评判该法律制度的一种标准，它是循环经济立法所要促进与维护的价值之一。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的发展，也是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展的主体是多元的、全面的，仅有人类的发展是不够的，资源具有有限性、稀缺性，而人类的发展需要不断地供给资源与利用环境，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确保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发展本身包括可持续的含义，如果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那就不能称其为发展，发展是不断向前向优向好迈进的过程与态势。循环经济立法确保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要确保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只有这种全面多元的发展才是循环经济立法所要促进和维护的，而且符合实行循环经济所要达到的目标。发展的价值追求是维护与实现法的正义价值的重要保障与表征，有发展才有实质正义，法的正义应该是含有发展之意的正义，否则法的正义价值追求只能是徒有其表。美国法学家E·博登海默在其著作《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阐述了法律的巨大作用：人往往有创造性和惰性两种倾向，法律是刺激人们奋发向上的一个有利手段。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制裁、惩罚或抑制，而是激励人们进取与引导人们为正当合理的行为，循环经济立法确保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要在全社会激励人们在追求人类自身权益发展的同时，也要正当合理地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以实现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二）确保协调的终极价值协调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里的含义是指配合得适当。欧盟要求环境政策要确保协调，在这里协调的含义是指“欧洲联盟的其他政策应当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必要的考虑因素，从而确保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协调一致，从而确保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具体谈到了欧洲环境政策与地区政策、交通政策、竞争政策、能源政策、税收政策、农业政策、农产品自由流动政策以及贸易政策的协调。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减量化，从源头控制废弃物的产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的消耗量，从而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与持续发展。环境危机的实质就是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关系矛盾的尖锐化，环境与经济的极不协调将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我们要倡导“经济与生态双重存在”的思维，现在已经进入了生态时代，这是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基础思维，“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思维是生态时代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核心思维，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是生态时代的基本特征，并且指引着当代发展经济的正确方向。生态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经济与生态两者，不但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只有两者协调，才能使整个生态经济系统处于平衡稳定状态，才能保证人们的经济活动正常持续地进行。 推进循环经济能促使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并最终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得益彰、协调统一。循环经济立法所确保的协调之价值追求就是指通过循环经济立法旨在促进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按照科学合理的比例发展，不能因为某一方面的超度发展而危及到其他方面的发展，促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互协调，使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支撑，具备整体性，从而最终实现经济、环境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利益的不平衡就会导致不和谐，固有的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冲击，而法律就旨在创设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 循环经济立法追求协调的价值，就是要通过立法来衡平各种利益，使它们达到协调的状态，最终形成一个稳定且有利于发展的正义秩序。（三）确保环境效益的终极价值效益就是效果和利益，环境效益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环境后果的衡量，环境效益有正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之分。从根本上来说，环境效益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则是环境效益的后果。环境法保护法益论中的地球益学说体现了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1992年里约“地球研讨会”的《NGO地球宪章》在原则1作出了如下规定：“为了保护地球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一致同意尊重、促进、保护和修复地球生态系统”。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具有综合性、政策性与特殊的公益性之特性，坚持“社会本位”的思想，注重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平衡与公平分配，它必然要体现确保环境效益的价值取向。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体，我们要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要把环境效益作为前置效益，因为资源是有限稀缺的，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行为是无边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经济与社会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之外无可估量的生态价值，保护资源与环境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高环境效益最终有利于提高环境质量。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讲，废弃物也是资源的一种存在形式，它具有重复利用的价值，当人类对废弃物进行科学有效的回收利用时，它们就会以人类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当人类没有对它们进行有效利用且又不按自然法则进行处理的时候，它们则会以人类所不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环境造成危害。 美国那什在其《自然的权利》（1989年）一书中谈到：“人类的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同一的。……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在乎个体，而在乎于整个生命共同体。……自然所具有的生存权可以归属于伦理的共同体。……应将伦理平等的概念扩大到全体生态系统中去。……自然具有与人类同样明确且值得敬畏的权利”。而当前的环境危机也是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所造成的，大家纷纷意识到与承认自然本身的价值与权利，并形成一种以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理念，这种理念主张人类应当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与能源，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实行资源与能源的循环利用，实现废弃物向环境的“零排放”。由于企业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市场缺陷与政策失误，环境效益必然会受到损害，循环经济立法就是要在宏观上对经济活动主体在生产、服务与消费的过程中从事盲目、自发而对环境造成污染或其他损害行为时，进行适当的禁止、限制或矫正，保护污染受害者和生态系统的平衡，防止人类社会为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环境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立法确保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这就要求各种法律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在确保环境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与社会效益。循环经济立法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它需要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适度干预经济活动，以维护体现为环境效益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可以说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体现生态规律的客观要求，以维护环境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法律。（四）确保生态安全的终极价值当前，我国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引起了资源安全问题，资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当代人还是后代人都可以稳定、及时和经济地获取自然资源，同时又使人类发展所赖以依存的自然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处于良好或不遭毁灭性破坏的状态。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引起的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问题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循环经济立法有利于解决生态安全的问题，循环经济立法必须以生态安全为自己的价值取向。2000年底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将生态安全作为环境保护的目标，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生态安全是指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是一国生态环境在确保公民生命健康，为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障能力的状态。构成生态安全的内在要素包括：充足的资源和能源、稳定与发达的生物种群、健康的环境因素和食品。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将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条件，并指出生态安全主要包括四大问题，即国土安全、水安全、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从战略意义上来看，生态安全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低劣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防止由于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短缺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导致国家的动荡。” 为了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与保障生态环境安全，需要发展循环经济，“人类活动必须符合生态学规律，不得超过两个极限：一是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速度、强度不能超过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繁殖能力，即生态承载力，二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弃物不能超过生态系统的自净（纳污）能力，即环境容量。” 否则，就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问题，从而危害人体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等，进而威胁到国家与整个地球的生态安全。因此，循环经济立法确保生态安全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霍布斯（Hobbes）认为“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地继续下去。促进安全除了在作为实施和巩固法律秩序中其他价值的一种工具方面的效用以外，还服务于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颇有价值的目的。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 生态安全是法的安全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确保生态安全不仅是循环经济立法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评判循环经济立法正义与否的标准。立法者创制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凭空臆想杜撰出来的，任何法律都具有法应当具备的正义、利益、秩序的价值，同时还具有自身特殊表征的价值追求。缺乏明确的价值追求，法律的创设就无法达到立法的美好意愿；不了解法律的价值追求，就不能理解法律的精神，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合理、适当、有效地实施法律。我国在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时，笔者认为应当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其终极的价值追求，在制定促进循环经济方面的成文法典时，可将立法目的（即制度价值）规制为：“为促进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推进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协调，保障环境效益，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相互协调，维护生态安全，特制定本法。”

循环经济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摘　要]通过分析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面临的问题以及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和优势，指出循环经济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关键词]循环经济　可持续发展　必然选择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溯源循环经济有这样两个比较流行的版本：一是英国环境经济学家DPearce和RKTurner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1990）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二是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为循环经济的早期代表，他认为，地球就像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若不合理开发资源，就会像宇宙飞船那样走向毁灭。一、循环经济内涵和原则循环经济是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就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即“资源→产品→废物”；线性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循环经济是一种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以“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以最大限度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提高资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是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减量化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从源头节约资源使用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污染；再循环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3R原则在循环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是并列的，优先顺序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二、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严峻挑战我国人均资源少，重要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人口严重超载、新生人口的增加以及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继续减少，粮食生产压力加大。一些矿产资源保证程度进一步下降，几种重要大宗矿产将长期短缺，对进口的依赖性将逐步提高。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矿产品第二大消费国和第三大进口国。资源使用效率低，环境污染明显，降低了我国国民经济的质量。我国能源使用效率约为2%，比发达国家落后约20年，相差约10个百分点。因为产品的生命周期短，且使用后只有少量经过无害化处理，产生了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用综合性指标看待发展问题，重视污染预防和废弃物循环利用以及资源和能源的节约，主张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这种模式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人们片面追求物质财富，将拥有物质财富等同于拥有幸福，形成了物质幸福观。以这种低品位的幸福观为指导，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并未带来人类真正的幸福。循环经济理论的提出意味着物质幸福观明显不适应时代要求，经济发展需要实现生态化转向；循环经济要求人类实现由物质幸福观向环境幸福观的转变。为此，必须深入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宣传教育，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类自然生态环境道德意识，使可持续发展思想变成人们的实际行动。循环经济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我国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循环经济与传统线性经济相比较的优点正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点：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循环经济要将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这从长远的战略发展来看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统一的。循环经济不仅是一个战略，更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化，它提供了具体的实施步骤和实施方法。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拥有良好的基础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视对工矿企业废物的综合利用，从末端治理思想出发，通过回收利用达到节约资源、治理污染的目的。2004年以来，国家发改委确定了钢铁等7个重点行业的42家企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4个重点领域的17家单位，国家和省级开发区、重化工业集中地区和农业示范区等13个产业园区，资源型和资源匮乏型城市涉及东、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10个省市，作为第一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发展循环经济是保持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我国经济过去几十年来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产品在国际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原因之一是祖先留下的优质资源总量能够维持这样的增长。但我国当前单位产品资源能源消耗量过大的现象还很严重，有的地方甚至明显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优质生态和环境总量的保有量急剧下降。如不尽快走循环经济道路，则资源、生态、环境的问题必然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未来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资源之争。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再次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面，他们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在进一步提高，努力保持和增加自己的优质资源、生态和环境总量。三、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建立基于资源全部成本的完全价格体系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支撑。在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上，我国广泛实行补贴制度，其价格仅体现了资源开采或获取的成本，而没有考虑资源使用而带来的外部性成本和收益；资源使用后的废弃物再回收利用就缺乏动力，因为那样不如购买新开采的资源划算，也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使用效率低下、大量的环境污染和采用末端治理方法治理这些环境污染的高昂代价。对此，应该逐步取消补贴制度，利用经济手段使资源价格反映其真实的生态学和经济学价值。若共有资源向每个使用者开放，没有计划的使用，就会导致早用、误用和过度利用资源，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对共有财产使用者课税。所以，根据我国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使用现状和特点，只有建立基于资源全部成本的完全价格体系，才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使全社会建立节约资源、提高使用效率和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循环经济。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结合是建设循环经济的手段建设循环经济是非常复杂的，单纯依靠政府干预显然效率是低下的，运用市场机制比使用强制手段有更高的效率、更好的透明度和更少的管理成本。但通过完全自由市场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假定条件是交易双方对直接影响和外部影响完全了解，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仅仅依靠市场机制会发生“市场失灵”，适当的政府干预会消除或缓和“市场失灵”。因此，建设循环经济必须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结合。发展循环经济要在不同层次采取相应对策循环经济的实施范围可分为三个层次，在不同层次根据相应特点，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手段采取相应对策。企业内部实施清洁生产；清洁生产体现了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循环经济在企业内部的具体化。企业之间实施生态工业；生态工业是循环经济在企业群落层次的具体实现，建设生态产业园必将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内国家应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循环经济促进法》将于2009年1月实施，健全循环经济的管理体系和价格体系。发展循环经济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使市场成为配置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主体，并通过间接和直接手段建立完全价格体系。对无法在开采和利用的源头实行完全价格的资源，通过在资源使用过程中对其产品或产生的废弃物，使用征收环境税、可归还的保证金制度等经济手段间接形成资源的完全价格。可利用税赋转移和补贴转移手段，即保持税收和补贴的总体水平，仅调整税收和补贴的结构，保持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参考文献：[1]丁栋虹　贾砚林　丁梅芳:共有财产资源产权结构的特点与利用行为[J]中国环境科学，1999，19(5):477～480[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管理中的经济手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63～65[3]罗杰·珀曼: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61～163[4]莱斯特·Ｒ·布朗:生态经济[M]北京:东方出版社，268～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