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缓刑制度的论文答辩

关于我国缓刑制度的论文答辩

公诉人对不适用缓刑的答辩意见:第一条:量刑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依法就其适用的刑罚种类、幅度及执行方式等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建议。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二条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依法建议。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 刑法、 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提出量刑建议。（二）客观公正。应当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客观、全面地审查证据，严格以事实为根据，提出公正的量刑建议。（三）宽严相济。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综合考虑案件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各种情节的基础上，提出量刑建议。（四）注重效果。提出量刑建议时，既要依法行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也要尊重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争取量刑建议的最佳效果。

(1)缓刑制度可以克服短期自由刑的不足，使罪行较轻的罪犯不受监狱中恶习的感染。这有利于达到刑罚的特殊预防的目的。(2)缓刑可以使罪犯免遭关押，使其不脱离家庭和所从事的工作，从而避免了因执行刑罚而带来的诸如名誉和家庭生活方面的影响，有利于社会的安定。(3)缓刑制度有利于促进罪犯的再社会化。监狱的封闭环境和正常社会生活环境相差甚远。监狱行刑的最终目的是要将罪犯改造成为能适应正常社会生活的、自食其力的公民。而实际上将罪犯监禁于一个脱离正常社会生活的环境中，同时却希望他们将来出狱后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这是很难的。缓刑对罪犯不进行监禁，而是放在社会上，在不影响其正常社会生活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一定的监督考察，这就不存在再社会化的阻碍，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社会化。(4)缓刑符合刑罚经济原则。缓刑制度可以减少监狱行刑的许多环节和投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可以充分利用监狱现有的资源，去监管改造那些必须在监狱中服刑改造的罪犯。

（一）缓刑适用中存在的问题：1、缓刑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原则；刑法修正案(八)第十一条对适用缓刑的条件作出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虽然较之原法条更加具体，但仍然比较原则。比如，“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仍然是比较抽象和难以把握的规定。实践中，由于法官认识和理解上存在差异，裁判结果往往也大相径庭。2、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缓刑适用率偏高；3、民事赔偿或罚金缴纳程度的影响较明显，缓刑适用具有一定的功利性；4、判决宣告及执行缓刑公开宣告不到位，不利于对缓刑人员的监督管理；5、缓刑执行流于形式，监管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在实践中，执行情况却不尽如人意，真正对判处缓刑的罪犯建立考核档案的为数很少，一些基层派出所根本就没有建立考核档案，或者工作仅停留在台帐资料上，被判处缓刑的罪犯也极少到当地派出所进行汇报，派出所也没有对这些罪犯实施监督考察，使对缓刑犯的监管处于失控状态，一些犯罪分子刚宣告缓刑就不知去向。如果他们不犯新罪再被抓获，就万事大吉。即使他们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由于无人负责，也不会被撤销缓刑。考验期满后，亦无人通知他们原判刑罚已被撤消，不再执行。（二）完善对策有：1、将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具体化；2、贯彻公开审判原则，完善缓刑适用程序；3、增设缓刑听证制度；4、规范缓刑回访考察制度。（三）【法律依据】：《刑法》第七十二条【适用条件】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国外关于缓刑制度的研究现状论文

2006年8月26日，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在日照召开。会议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主题是“刑事法律制度研究——以刑罚为视角”，来自全省部分法学院校和实务部门的代表40余人参加了会议，交流论文43篇。省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泽沅出席会议并讲话。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刑罚基本理论、刑事审判制度、检察制度、侦查制度以及刑事执行制度，审视我国现阶段立法与司法中的不足，并就完善上述制度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构思路。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刑罚基本理论有学者对刑罚目的的通说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通说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回避了把处罚犯罪作为刑罚的目的，造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冲突和脱节，导致刑罚在实践中出现盲目性。而刑罚的惩罚功能就是使犯罪人得到惩罚，惩罚作为刑罚的本质属性，当然也是刑罚的目的。因此惩罚犯罪的目的应该是刑罚目的。有学者对我国刑罚体系提出了重构的设想。认为我国刑罚结构系属重刑结构；各刑种之间轻重不协调；监禁刑过多。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并重以及“轻轻重重”的原则，我国刑罚体系应减少、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废除死缓执行制度代之以终身监禁刑；废除无期徒刑、延长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废除管制刑，设立社区服务刑；为适应社区矫正的需要，增加非监禁刑。有学者认为在刑罚制度创新上应当尊重本土法律文化，培育社会组织，鼓励公民参与，为社会服务刑和社区矫正创造条件。关于刑种的设置，针对我国单位类型繁多而刑罚种类单一的情况，指出应科学而有针对性地设置单位刑种，并提出应增设新的刑种，如避免单位转移财产，使判决难以执行的没收财产刑；使单位暂时丧失犯罪能力的停业整顿和限制从事业务活动刑；降低犯罪单位的商誉的公告判决刑以及具有补偿功能的和强制向社会履行一定义务的社会服务刑。有学者认为随着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发展，资格刑的作用愈加凸显，但我国的资格刑却因单一性、零散性等弊端使其遭到旁落。因此应首先完善我国刑法典中的资格刑，将其变称为“剥夺或限制一定的权利”，取消剥夺政治权利中的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以使刑法不与宪法相冲突。在附属刑法中增设资格刑，除律师法、教师法、银行法、公司法已作规定的之外，其他行业如商业、娱乐业、行医、驾驶等都可纳入资格刑范围。关于刑罚裁量。有学者在比较了中外量刑基准的立法和理论研究现状后，针对我国刑法第5条和第61条的规定，认为我国刑法量刑基准是建立在犯罪的严重性上，而没有规定量刑应考虑预防犯罪的需要，而中外学者皆认为量刑应同时考虑报应与预防两个因素。我国的量刑基准应以责任为主，兼顾特殊预防。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量刑时必须坚持客观危害与主观恶性的统一，量刑的标准不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是行为人的责任，既要考虑犯罪的手段、方法、时间、地点和造成的后果，又要考虑行为人的认识能力、目的动机、犯罪后的态度及行为人的年龄、性格、生活经历和环境等，在选择刑罚的种类和执行方式上应以预防犯罪和促进犯罪人的改造为目的。有学者分析了我国量刑中同罪异罚的原因系刑法和有效司法解释的自身缺陷、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司法管理行政化和司法权的地方化、刑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未恰当对待新闻媒体、“民意”所致。有学者阐述了确立单位自首制度的根据，指出确立单位自首能贯彻我国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单位自首在成立条件上与自然人自首基本相同，不同处主要在于单位自首应体现单位集体意志而自动投案，而是否以单位名义投案并不重要，关键是看自首人能否代表单位自首，其投案行为是否体现单位意志。缓刑制度是本次年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学者针对学术界关于缓刑制度性质系量刑制度说、执行制度说、双重属性说、刑罚运用制度说的聚讼，提出了缓刑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附条件的刑罚制度，具有刑罚裁量与执行两方面内容，同时也是一种以刑罚裁量为主的刑罚运用制度的折衷观点。有学者从我国缓刑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出发提出完善缓刑的措施；有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学者们较为一致地指出了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缺陷，主要有：立法对缓刑考察的主体规定不明确；监督措施过于原则，如“报告活动情况”不具可操作性；仅规定了监督，而无保护、教育、指导等实质性规定；没有体现出对未成年人倾斜适用缓刑的特殊保护；在司法上存在因人而异，标准不统一导致不能人人平等适用缓刑；将罚金刑是否执行到位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缺乏必要的监督考察，使某些被宣告者因没有得到有效监管而再次犯罪。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缓刑官”制度，设立专门的缓刑考察机关，充实考察内容。建立宣判前的人格调查制度，以提高再犯预测的准确率，降低缓刑适用的风险。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设立罚金刑缓刑制度，以消除罚金刑难以执行的弊端。增设缓刑种类，对未成年犯罪人，增设可以导致犯罪记录消灭的缓刑判决缓刑制度；对符合一般缓刑适用条件的过失犯罪人，增设使原罪宣告失效的缓刑执行缓刑。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对外地执行的缓刑犯实行学习考察制度，由法院和外执犯所在单位或村委会签订双向管教责任书，对其监督、帮教，为完善缓刑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二、审判制度中的刑罚问题有学者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提出我国的刑事政策应当在“社会保护优先，兼顾人权保障”的方针指导下，继续坚持依法严打和“轻轻重重”的政策，在死刑政策上应坚持少杀、慎杀的方针。严打实践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应当实行轻刑化政策，处理好当前效果和长治久安的关系。慎用死刑体现在，应将死刑限制在谋杀、强奸杀人、抢劫杀人这类恶性犯罪行为之中而非所有有人命的案件中；应适当地多适用死缓，并注重办案效果，力求使每一起死刑案件都真正收到杀一儆百，办一案教育、震慑一片的作用。来自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相关法律问题的调研报告，针对大量财产刑无法执行导致“空判”的现象，详细分析了财产刑在罚金刑的量刑准则、“预交罚金”、法定罚金数额、罚金刑处罚幅度、财产刑设置的科学性、没收部分财产与没收处分的区分、罚金刑在数罪并罚时的绝对相加、共同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财产刑适用以及财产刑执行中的若干问题，共十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应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以发挥其作用；罚金数额应明确限定在犯罪数额的3倍以内以能够有效执行；对未成年犯罪人应不适用或减免适用罚金刑以避免将责任转嫁其亲属；完善财产刑的执行程序。有学者就缓刑撤销中的审判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刑法第77条规定的撤销缓刑的条件，认为对违反民商法规定的，不能导致撤销缓刑。由于刑法的第77条的规定未对撤销缓刑罪犯犯新罪的发现时间予以限制，故无论何时发现其犯新罪都应当撤销缓刑。对在缓刑期限内犯新罪或被发现有漏罪的，如犯罪已过追诉时效则不应当撤销缓刑。如果新罪或漏罪为自诉案件，即使自诉人不提起诉讼的，也应撤销缓刑；新罪、漏罪为过失犯罪的以及对于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发现漏罪的均应撤销缓刑。有学者从审判制度的角度分析了法律规定的合议制、陪审制与实际办案制度存在的冲突，提出了化解冲突完善刑事法官制度的建议。在法官制度的改革上，可直接任命法院院长为同级政法委的副书记或常委，提高法院院长在同级常委的地位；实行法官分类制度，突出庭审法官的地位，避免非审判部门对审判业务庭法官的各种形式的管理；实行国际上通行的“法官之上无法官”制度，废除法官的行政职级；确保庭审法官的职业保障，建立庭审法官的逐级选拔制度。在刑事合议制改革上，扩大简易程序案件的适用范围，在中级以上的一审法院的普通程序中，增加合议庭组成人数，提高合议庭的规格，使之成为法院的中层机构。三、检察、侦查制度中的刑罚问题关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在本质上属于公诉权范畴，是其组成部分，而非超越法律的标新立异的认识。量刑建议的实践应把握：量刑建议的主体现阶段应采个人建议、集体研究、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做法；量刑建议可适用于任何犯罪性质的公诉案件和任何公诉案件的审判程序；量刑建议应在公诉人发表出庭意见时并以书面形式提出。有学者不赞成“量刑建议权”的提法，认为“刑罚请求权”更能体现检察机关的权能，并能限定审判范围，对审判有制约力。有学者针对我国有限的公诉裁量权而致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率低、不能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效用最大化的缺陷，提出应增设暂缓起诉制度，发挥其特殊预防的作用；适当放宽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扩大其适用范围，对特殊群体如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可放宽适用条件；建立不起诉的听证程序；建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有学者提出了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的概念。这是检察机关在现行检察体制模式下，建立的以上级院为“龙头”，以基层院为支点，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统一协调，指挥有力，运转高效的查办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这一机制符合优化检察机关整体侦查的需要，特别是符合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和规律。机制建设的重点是侦查指挥中心，应明确职责，规范运转。有学者从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主体、方式、范围，对国外侦查中的司法审查制度进行了比较考察，比较出各国的共同和相似之处，可为我国建立侦查中的司法审查制度借鉴。如司法审查的主体皆为中立的、不参与此案审理的司法官；皆设立了司法救济的司法令状制度；皆羁押分离和针对羁押的正式的程序性听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学者对诱惑侦查从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了多视角审视，在分析其合理性的同时，也提出了诱惑侦查在实体上存在的侦查人员是否成为共犯；在程序上通过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的效力，以及从宪政的角度看，诱惑侦查是否悖逆人权保障趋势，其道德意义如何等问题。提出在主体、行为和前提条件上限制使用诱惑侦查手段，并确立最后选择原则。四、行刑制度中的刑罚问题有学者对刑事执行的涵义进行了界定，认为刑事执行既包括主刑的执行，也包括附加刑的执行；既包括监禁刑的执行，也包括非监禁刑的执行，还包括刑法规定的其他刑罚方法的执行。刑事执行权本质上是兼具有司法与行政双重性的独立的强制权力，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下位权力。有学者阐述了现代监狱的特征。现代监狱应具有监狱职能的纯化、行刑理念现代化、行刑主体专业化、行刑对象主体化、行刑手段科学化、行刑模式多元化和行刑机制规范化的特征。有学者通过对教育刑思想内涵和科学性的考察，提出应贯穿教育刑理念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将社区矫正法律化、制度化；行刑社会化应既包括社区矫正，也包括狱内行刑模拟社会化；建立累进处遇制度，将自由刑分为若干阶段，按受刑人的行刑成绩，渐次改进其待遇，以达到激励罪犯改过自新的目的。有学者从我国减刑制度在实体和程序上存在的缺陷出发，提出了完善减刑制度的建议。认为进一步细化刑法和监狱法规定的“可以减刑”和“应当减刑”的适用条件，将符合减刑条件获得减刑作为罪犯的一项权利；设立减刑考验期和撤销制度；将减刑制度与假释制度有机结合，将减刑作为假释的前置程序，适用于原判刑期5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的罪犯；将减刑决定权和考验权归属于司法行政机关，赋予罪犯行政复议权和司法救济权。有学者探讨了假释制度的刑罚本质，认为教育刑理论是其最直接、最基本的基础。从假释与教育刑关系看，教育刑理论认为罪犯是可以被改造的，这为假释制度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罪犯再社会化是教育刑理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假释制度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假释与刑罚个别化的关联看，假释是刑罚执行的一项基本制度，既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内存精神，又是刑罚个别化的结果。关于社区矫正。有学者论证了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认为刑罚人道主义原则；所有罪犯皆可复归，监狱不是一个惩罚罪犯、剥夺犯罪能力的场所的复归理论，认为判刑带给罪犯降低自我评价的标签理论，刑法谦抑性和给予刑事受害人补偿的补偿理论，是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有学者总结了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诸如执行效率低，设施落后，无专门化矫正队伍等问题，提出了完善的建议。认为在立法上应制定《社区矫正法》，正确为社区矫正定性，社区矫正是一种特殊的行刑方式，最终将演变成一种刑罚。应明确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扩大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财政给予经费支持，完善适于社区矫正的刑种和行刑约束项目。关于恢复性司法。有学者认为恢复性司法具有司法社会化的特征，可以成为我国刑事法治的第二条道路，不同阶段设计为不同的做法：对未然犯罪，以社区为基础的人民调解制度解决民间纠纷、预防犯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各类社区通过调解民间纠纷，将各种可能的犯罪隐患消除于未然。在侦查阶段，通过警察转处，将犯罪人从整个刑事司法系统转移出去，不由刑事司法部门处理。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依法没有必要立即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通过暂缓起诉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在审理阶段，由特别组成的“审判”组织以调解、协商等方式办理特定案件，弥补损失，恢复关系。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刑事被害人可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补偿，但这种途径并不能确保及时有效的补偿，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或可弥补这一缺陷，但这种国家的救济仍是有限和有条件的，因此，刑事和解等恢复性司法措施则更有利于满足刑事被害人的需求，也有利于犯罪人的教育改造。

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合理性探讨内容摘要：假释是附加条件地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释放：是对逮捕，拘役，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解除刑罚的制度．无期徒刑：是指剥夺犯罪人的终身自由，并对起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无期徒刑剥夺了犯罪人终身自由，是一种无期限的刑罚．如果说在假释中存在释放，那么这个被释放的刑罚在理论上就必须是有期限的，很难想象一个原本在理论上没有期限的刑罚在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程序的前提下而被宣布释放．如果存在，那么这样的释放也是一种不合法至少是一种不和程序规范的行为．假释适用的是有期限的刑罚而无期徒刑在理论上是无期限的，当假释适用条件的有期限性与无期徒刑刑期的理论无期限性相矛盾之时，探讨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合理性问题在我看来尤显必要！关键词：无期徒刑，减刑，假释，合理性．假释适用对象传统(也是主流)观点认为:凡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都有适用的可能性.相关著作中对假释的概念是这样鉴定的:我们刑法中的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份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之后因其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予以提前释放的制度.<刑法>地81条第一款: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份子在执行原判刑法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份子在实际执行原判刑罚10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从上诉法条和权威著作来看,都毫无疑问地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无期徒刑可以直接适用假释.至于这样的主流观点的真确度似乎还没有被人们置疑过.刑法中对于无期徒刑适用假释是这界定的,下面把无期徒刑分为三方面来分别加以探讨．其一：因严重暴力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但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刑法>第81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假释适用的两种例外情况:累犯和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份子不得假释.从而我们可以直接而明确地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而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份子排除在适用假释的对象之外,那么我们进一步要探讨除上诉暴力犯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能否适用假释的问题.其二：按无期徒刑的执行结果来探讨．其执行结果有二:其一是犯罪人不认罪不悔罪,确实在监狱中服刑终身.(虽然极少但不能排除,这也正是无期徒刑的正真形态和意义所在.)由于犯罪人不认罪不悔罪,当然地也就不会有适用假释的前提所必须的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法定情节,也定不能保证其不再危害社会,所以这类无期徒刑不能适用假释.其二:是犯罪人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而被减为有期徒刑．所以我们最终要探讨的就是这类因非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并且在执行中认真遵守监规,确有悔改表现的犯罪能否适用假释的问题.如前所诉，下面仅就已得出的非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并且在执行中认真遵守监规,确有悔改表现的犯罪作以下两方面的探讨.其一:从假释的本意出发试探假释与无期徒刑的矛盾性.我们知道假释是附加条件地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释放：是对逮捕，拘役，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解除刑罚的制度（1）．如果说存在释放，那么这个被释放的刑罚在理论上就必须是有期限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原本在理论上没有期限的刑罚在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程序的前提下而被宣布释放．如果存在我想这样的释放也是一种不合法至少是一种不和程序规范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期限的刑罚才能适用假释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的必然．无期徒刑：是指剥夺犯罪人的终身自由，并对起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2）虽然刑法法条未对无期徒刑的概念直接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根据我们日常生活经验和基于前诉权威专家著作所诉，我们有理由相信无期徒刑是剥夺犯罪人终身自由，是一种无期限的刑罚．假释适用的是有期限的刑罚而无期徒刑在理论上是无期限的，当假释适用条件的有期限性与无期徒刑刑期的理论无期限性相矛盾之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坚信无期徒刑能直接适用假释呢/其二:从实际司法实践和现实中对无期徒刑犯罪的处理来看．且如承认假释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则无期徒刑的宣判在行刑实务上无异与等同10年或20年之有期徒刑,将使其失去手段的严厉性,影响刑罚抗制犯罪的功能.加以顾虑终身自由刑之排除假释会导致受刑人自暴自弃,乃属多余,因终身自由刑尚有减刑,大赦特赦制度可兹运用,从而主张宣告无期徒刑非在适用假释着列,而应属减刑 大赦特赦领域(陈兴良<刑法疏议>中饭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_假释适用之前都要先减刑,减为一定期限的有期徒刑后,再根据其减刑后的表现决定是否适用假释,而不是直接就对无期徒刑犯适用假释.有趣的是,祖国大陆刑法虽肯定无期徒刑受刑人亦属假释适用之对象,但在执行实务上,无期徒刑受刑人多半经由法院减刑为有期徒刑后再根据需要进行假释,甚少由无期徒刑直接办理.(王作富<中国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310页)实践中不也恰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无期徒刑不能直接适用假释,而减刑,减为有期限的有期徒刑才能适用假释吗?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一个正当途径就是减刑,先减为有期徒刑,我们可以进一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减刑是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前置程序和先决条件!进而我们可以说无期徒刑是不可以直接适用假释的.综合对三种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分析和对因非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探讨,我们有理由相信:无期徒刑是不能直接适用假释,不能直接成为假释的调整对象.无期徒刑只有在被减诶有期徒刑后,以有期限的有期徒刑的身份来适用假释,故:减刑是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一个前途,应该作为前置程序在法律中加以明确的规定.在法制日益深入的今天,任何程序上的不当必然导致其结果受到人们的置疑(即使结果是正义的),程序上的任何不当都会使法理陷入不合理境地的尴尬局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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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缓刑制度现状存在的问题和现状的一些看法缓刑，是指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它的特点是在判刑的同时宣告暂不执行刑罚，但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执行刑罚的可能性。我国现行缓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推动我国刑罚的科学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缓刑的具体实施及如何去实施、如何监督等等方面还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往往使该适用缓刑的却未适用，不该适用却适用，导致缓刑的目的无法实现，甚至有些法官、有些地方使缓刑成为有钱、有权人的避难所，大大破坏了罚当其罪的立法原则，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我给人认为有必要完善缓刑制度和相关监督机制。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缓刑制度是我国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它体现了我国刑法惩罚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我国刑法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法院对公诉案件判决时适用缓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某市法院统计：2008年缓刑适用人数与判决人数的比例为8%， 2009年则为15%，2010年为31%，这样快速提高比例，未免有滥用之嫌。（一）适用缓刑较多的几种罪名1、职务犯罪。据统计，某市法院在此类案件的宣判上，90%以上案件适用了缓刑。2、交通肇事罪。交通肇罪犯罪属于过失犯罪，大部分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小，且犯罪后又能及时报案、积极抢救被害人和赔偿其经济损失，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危害社会，有利于维护被害人亲属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判决后群众认同度高，占缓刑案件总数的25%。3、故意伤害罪，缓刑适用率也很高，法院在进行宣判时，同民事赔偿挂钩，并决定着是否去适用缓刑。4、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像犯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被告人，盗得的数额没有达到巨大时，法院也经常会有宣判缓刑的。（二）适用缓刑与罚金刑挂钩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其本身与适用缓刑无必然的联系，但不少审判人员将罚金的数额大小及其到位率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有时也会误导一些法律知识欠缺的人民群众认为违法犯罪不要紧，只要交钱就不用坐牢，从而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还有一方面主要是地方财政差，法院依靠罚金上缴后返还使用来弥补经费不足也是原因之一。（三）适用缓刑对未成年人犯罪较普遍2009年上半年，某市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案件占未成年犯罪案件的70%，比往年未成年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大大地上升了。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司法实践中减轻处罚的较多，如果再有自首、从犯等从轻情节，法院一般都会判处缓刑。在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犯罪中，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但由于具有法定减轻情节而适用缓刑的，也有一定比例。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相信以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判决会继续上升。总之，缓刑是我国重要的刑罚制度之一，正确适用缓刑制度，不仅能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减少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滥用这项制度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从我国目前缓刑制度适用和执行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问题和缺陷，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二、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一）缓刑适用条件的问题缓刑适用条件过于笼统，难于操作。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期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转，可以宣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缓刑的适用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必须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罚。（2）不是累犯。（3）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刑法的这一规定，对缓刑适用的具体情节、罪犯的悔罪表现、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方面，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什么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践中不好掌握，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缓刑的适用。有使司法机关在适用缓刑的问题上实际是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很可能会致使法官在考虑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陷入无所适从的状况，同时又容易误导法官过度滥用刑罚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也极有可能为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借口，这不符合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公开、公正，容易导致对一些本不该适用缓刑的罪犯适用缓刑，对一些应当适用缓刑的罪犯却没有适用缓刑。（二）缓刑适用程序的问题程序公正是做到实体公正最有力的保障。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选择和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不当意向，而且还能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我国虽然有一些司法解释对缓刑适用的程序性内容有所提及，但我国缓刑制度上没有设置程序性规范，极大地影响了缓刑裁量的公正性，从而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问题。1、缺少透明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是否判缓刑，须通过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评议，讨论犯罪人是否符合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随后才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但其合议庭和审委会的讨论决定过程是秘密进行的，而且，谁也不知作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是如何预测的，这点使人难以信服，同时使社会也难以理解。以至于形成了“暗箱操作”。2、缺少有效的监督。缓刑适用的取决权只在法院，它是法院审判权的一个方面。但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有效的监督，若则必然导致腐败。检察机关虽然可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对缓刑的适用认识比较模糊，极少就那种可与不可适用缓刑的案件提起抗诉，故这种抗诉权对缓刑的适用并不是有效监督。3、缺少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在司法实践中，判适用缓刑前缺少了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监督权，只是单纯的就案办案，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判缓刑，对一些无经济来源闲散人员、平时表现不够好的被告人也判缓刑，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对缓刑犯的监管改造。（三）缓刑考察制度的问题对缓刑犯的考察，1997年《刑法》规定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这种考察和管理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1、监督考察的组织不健全。我国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际上，由于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的警力严重不足，工作任务繁重，无法安排专人从事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另外，缓刑犯所在的单位及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它们并不清楚自己有协助执行的义务，甚至对罪犯的判刑情况和需要考验也不清楚，还认为罪犯被无罪释放，使得缓刑考察几乎成为空白地带。2、交付监管脱节。法院在缓刑判决后，只送达执行通知书给公安机关，而不负责将执行落实到位；有的作出判决后，让缓刑犯自行到所在地派出所报到；有的在判决生效后迟迟不交付监管文书送达执行机关；还有的缓刑犯有意或无意不去报到，而外出打工，造成缓刑犯事实上的脱管。由于监管手续未能很好的衔接，在实践中基层派出所和未能全面及时掌握本辖区缓刑犯的情况，影响了监管和考察工作的开展。3、现行的考察方法不适应新形势。现在流动人员犯罪日渐突出，原来以户籍、粮籍、工作单位为手段的社会控制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地实现对缓刑犯管理、考察、帮教等职能。三、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一）缓刑适用条件的完善1、缓刑适用条件要详细、明确、具体。缓刑适用条件，即具备哪些条件就可以适用缓刑，这在判处刑罚时对是否适用缓刑起着决定作用。目前我国刑法规定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于再危害社会是我国缓刑适用条件。 犯罪情节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对他人的攻击性，以及由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和损失，因而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应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如果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深而且造成了较大的客观危害，仍然对其适用缓刑，则可能丧失法律的公正性。故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考察犯罪情节的主要内容是犯罪人主观恶性以及犯罪所造成的客观危害程度。基于这一标准，成为对犯罪人是否适用缓刑时的考察对象有：（1）能够理解和宽容的犯罪动机。犯罪动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如，因经济困难而盗窃的犯罪人主观恶性要小于出于贪图享乐和敛财为动机的犯罪人。对于前者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但对后者考虑适用缓刑时，则须慎重考虑适用缓刑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2）过失犯罪。过失犯其实其主观上并不想犯罪，其并不支持危害结果的出现。因此可以相信即使不对其实际执行刑罚，其也不会再去实施犯罪行为，对此类犯罪同样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3）因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而造成的犯罪。因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而构成犯罪的，其行为人本身主观恶性较小，适用缓刑一般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4）犯罪中止、犯罪预备和某些犯罪未遂。中止犯虽然是在故意心态的支配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他在犯罪过程中，心态已经发生转变。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表明犯罪造成的客观危害不严重，同样可以考虑去适用缓刑。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行为的主观心态的外在反映。犯罪行为是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犯罪行为人对这些事实持何种态度，这是刑事审判活动中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依据。只有犯罪行为人真正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并有消除这种危害性的愿望和表现，才能够说明犯罪行为人已经从中汲取了教训。悔罪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类：（1）以积极的行为减少因其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如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积极进行协助抢救、退赃、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积极赔偿等等；（2）愿意接受处理、积极配合侦查工作。这包括主动投案自首、揭发同案犯、提供犯罪线索、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等情形。在考察了犯罪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后，还应考虑到若对其适用缓刑，将来是否会危害社会。社会危害性是判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将影响到犯罪行为人应负何种刑事责任和刑罚执行方式，对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预测结果关系到缓刑的适用。所以，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缓刑预测制度，内容应包括：（1）犯罪历史。（2）个人经历。（3）生活环境。（4）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可以期待到的效果。如果是真正想通过得到缓刑机会来痛改前非，这种犯罪人一般都会十分珍惜缓刑这样的机会，约束好自己的行为，改过自新，努力去证明自已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故可以期待对这类犯罪人适用缓刑能取得较好的效果。（5）一贯品行。（6）犯罪人身体和精神条件。像患病或残疾而丧失犯罪能力的犯罪人，可以多考虑适用缓刑。相反，那些心理变态、情绪难以自我控制，以及具有某方面瘾癖的犯罪人，则容易在不正常心理和情绪的驱使下，或者在某方面瘾癖（如吸毒、酗酒）的控制下再次犯罪。2、明文规定应当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以便有法可依。我国刑法应当作出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以便法官在考虑是否适用缓刑时做到有法可依，个人认为，对我国刑法“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改为“应当适用缓刑”的情形，详细表述如下：“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诚悔罪，对其适用缓刑不危及社会秩序的，应当适用缓刑。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诚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不会危及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1）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2）属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而造成犯罪的；（3）犯罪中止的；（4）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5）被胁迫、被诱参加犯罪的；（6）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及其他病残者。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1）累犯；（2）缓刑或假释期考验期间再犯新罪的；（3）同时犯数罪的；（4）惯犯、教唆犯及团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屡教不改者；（5）犯罪性质严重或影响极为恶劣的。（6）犯罪后拒不认罪的。3、支持、鼓励法官依法适用缓刑。“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标准，实际上是由法官根据各方面因素作出的主观判断。作出宣告缓刑的法官，极有可能要面对被判处缓刑的人以后再次犯罪，若因此就归咎于法官的判断失误，就可能会影响到法官对犯罪人宣告缓刑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了缓刑功能的发挥。因此，鉴于这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应当支持、鼓励法官有足够的事实依据令其相信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即使被判处缓刑人在缓刑考验期间因再次犯罪而被撤销缓刑，也不必追究原判法官判断失误的责任。另一方面还应规定，法官若不按照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的条件对犯罪人进行审查，在犯罪人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宣告缓刑，致使被判处缓刑的人在缓刑期间再次危害社会的，就应当追究原判法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的责任。这样可以监督法官滥用缓刑，增强法官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又可以鼓励法官依法大胆地去适用缓刑。（二）缓刑适用程序的完善我国刑法有必要增设缓刑适用程序的规定，把人民法院的缓刑裁量权、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发言权、社会的参与权都置于阳光之下，现笔者提一些粗浅的建议：1、提高缓刑适用的透明度。凡判决缓刑的案件，审判人员应从犯罪情节、犯罪危害、社会影响、主观性等在判决书中全方位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综合论证，结合公安机关、公诉机关及受害者等各方面的意见，在法律的准绳下将证据列举分析论证适用缓刑的理由，杜绝暗箱操作。2、采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法院各级领导要重视缓刑案件的审判工作，制定有关适用缓刑案件的监督办法，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管理，强化监督。既要加强对个案审理的监督、指导和把关，确保个案质量，也要强化宏观管理，切实控制好缓刑案件的总量和质量。不但要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同时还要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发挥本院审判监督庭的职能，对缓刑案件定期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3、增设缓刑听证制度。经开庭审理后，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可适用缓刑的，应举行缓刑听证会。引入缓刑听证制度，使与案件有关的被害人、公诉人、侦查人员及被告人单位、学校、社区管理人员、村民居委会等参与人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因为他们与被告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对被告人平时的表现甚至犯罪的基本情况都比较了解，对被告人能否适用缓刑的意见也比较客观，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作为缓刑适用的参考，能提高缓刑适用的客观性和依据性。缓刑听证参加人来自被告人辖区的不同地方，是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者，他们可以在对法律负责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愿如实发表意见，这样可能做到有理当面讲，极大地保证程序上的公平公正，进而可以保证实体上的公平公正，使法官作出的裁判更加客观公正，也更能体现民意。再次，尊重了公民的知情权，有利于对缓刑犯的考察。一方面，通过缓刑听证，使被告人所在辖区的公民知道了被告人适用缓刑与否的原因，极大程度地尊重了公民知情权；另一方面，有利于激发被告人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使之自觉地参与到对缓刑犯的考察工作之中，从而改变过去对缓刑考察不好执行的窘况，是对缓刑制度的有益完善。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完善为了充分发挥缓刑在感化挽救犯罪人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缓刑适用的社会效果，现行刑法关于缓刑考察制度的规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设立监督考察组织。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缓刑监督组织和专职从事缓刑监管工作，制定规范的考察管理制度，具体负责对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对具体缓刑的考察，可由县级考察机构直接委派考察人员，专职负责考察工作，并加强与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的联系，积极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对缓刑犯进行多形式多渠道的考察、教育和管理，如定期向罪犯原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了解其表现情况，联合组织对辖区内的缓刑犯进行法制教育等，同时，我个人认为还应该联系缓刑犯所在地的村居等基层组织做好缓刑犯的安置工作，预防缓刑犯因为无所事事再次产生犯罪的念头。这样既能做到掌握缓刑犯的实时动态，又能做到防止缓刑犯再次犯罪。2、加强对缓刑执行的监督。缓刑犯交付工作之所以脱节，主要是缺乏监督所致，因此，应尽快完善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检察机关对缓刑犯监管工作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自身要对缓刑执行的监督高度重视，对公安机关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并将此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列入对监所部门的考核范围。3、完善交付执行的衔接机制。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在交付执行前对在押的缓刑犯采取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以确保交付执行前对缓刑犯进行有效的监管。同时，建立执行回折制度，在法院送达的执行文书上附加执行回折，此回折不是为了证明执行文书是否送达，而是让执行机关将缓刑执行是否落实的情况及时以回折的形式回复给法院，法院收到此回折，确定执行已经落实后完成执行交付手续。另外，应制定制式协助执行通知书，缓刑犯有工作单位的，发到缓刑犯工作单位请其协助执行，没有工作单位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发到缓刑犯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请其协助执行，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加强对缓刑犯的考察和帮教。4、在缓刑犯所在地进行公示。将缓刑犯的罪行、判决结果、悔罪表现在被告人的工作单位、居住地进行公示，说明缓刑犯应当遵守的监督管理规定，发动当地群众协助对缓刑犯的监督和帮教。并在缓刑犯工作单位、居住地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便于随时了解群众意见。5、建立考察联动机制。对经过批准外出的缓刑犯，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机关予以继续考察，以确保缓刑考察的连续性。另外，采取户籍网络登记，即将缓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网络，全国共享，对其进行联网监督。四、结束语通过对我国缓刑制度适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目前司法实践中缓刑适用的盲目性大，有些司法人员对犯罪份子适用缓刑的原因明显存在瑕疵，与法治的要求相差太远。另一方面，有些司法人员对缓刑适用的冷淡态度令人忧心。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缓刑适用以及缓刑考察方面进行谈论，对我国缓刑制度提出完善见解，细化缓刑适用条件，规范缓刑适用程序，设置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建立健全缓刑考察制度，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检、法都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参考文献：1、高铭暄：《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2、高铭暄、赵秉志：《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3、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4、王作富：《刑法完善专题研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5、万选才、李海荣：《不断更新缓刑观念，依法扩大适用范围》，《法庭》2004年第1期；6、赖达军：《适用缓刑须防误区》，《法庭》2003年第8期；7、阮方民：《对改进我国缓刑制度的两点思考》，《法学》2000年第10期；8、冉容著：《设立我国缓刑保护观察制度的构想》，《人民司法》2002年第12期；9、赵小丽：《浅论缓刑的执行》，《江门审判》2004年第10期；10、郑占杰：《对缓刑人员管理的调查与思考，》《江门审判》2006年第5期。

缓刑制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引用应当实事求是、科学合理，不可以为了凑数随便引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学论文参考文献外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一) [1]范愉.司法制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 [2]付子堂.法律功能论W].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 [3]罗斯.社会控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3. [4]王利明.法治的社会需要司法公正[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5. [5]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6]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和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院出版社，1982. [8]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9.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10]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2. [11]孙万胜.司法权的法理之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34. [12]苏力.送法下乡一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00. [13]范偷.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47-555. [14]田有成.乡土社会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 [15]顾培东.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纠纷解决之道[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1.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二) 1.沈跃东：《乡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职权的法规范分》，《法治研究》2012年第3期。 2.徐亚文：《口述历史与法律》，《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陈瑞华：《从 经验 到理论的法学 方法 》，《法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4.薛以胜：《法学研究方法初探》，《科技信息》2011年第3期。 5.崔二玲：《浅析法律方法》，《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期。 6.罗旭南：《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的适用》，《海南大学学报》(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7.刘颖：《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耦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李云海：《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浅》，《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1期。 9.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10.冀海虹：《司法过程中法学方法之解读——以价值分析法为核心》，《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1.王丽霞：《<法学方法论>与法学方法 教育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2.冯 果：《法解释学等传统法学方法——未来中国经济法学的主流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13.刘连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在宪法研究中的局限性——以“分离命题”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4.张传新：《法律方法的普遍智力品格及其限度——从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称谓争论谈起》,《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 15.魏治勋：《“规范分析”概念的分析》，《法学论坛》2008年第5期。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三) [1]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马生安：《行政行为研究—宪政下的行政行为基本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陈新民：《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7]陆伟明：《服务行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袁裕来：《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10]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梁津明、郭春明、郭庆珠、魏建新：《行政不作为之行政法律责任探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15]王振宇：《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四) [1]任丁秋.私人银行业与资产管理---瑞士范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倪受彬.国有商业银行资本信托运营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盛学军.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 报告 2012[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6]连建辉,孙焕民.走近私人银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李春满.私人银行业务[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8]曹彤,张秋林.中国私人银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9]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0]徐保满.金融信托与租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1]孟建华.洗钱与银行机构反洗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2]卓泽渊.法律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3][英]莫德.全球私人银行业务管理[M].刘立达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4]王征宇,于江等编著.美国的个人征信局及其服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15]丁邦开,何俊坤等.社会信用法律制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五) [1]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2]张月满着《刑事证人证言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译者：罗结珍，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4]孙孝福《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田圣斌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6]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等着《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7]刘根菊等着《刑事司法创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8]陈永生：《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9]孙晶：《亲属作证特免权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10]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1][德]尧厄尼希着，周翠译，《民事诉讼法：第27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12]程海霞：《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安徽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13]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着(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14]厦门大学法律系编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韩延龙、常兆儒编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猜你喜欢： 1. 法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2. 法学论文参考文献 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4. 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 5.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

目 录文摘英文文摘一、导论(一)问题的提出(二)我国对缓刑制度的研究现状(三)研究内容(四)研究方法(五)研究意义二、缓刑制度的演变(一)国外缓刑制度的起源1.缓刑制度的萌芽2.缓刑制度的开创与成熟(二)我国刑法中的缓刑制度的演变1.我国缓刑制度的起源:2.现代缓刑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与发展3.新中国缓刑制度的规定三、缓刑制度概述(一)缓刑制度的含义(二)缓刑制度在刑罚体系中的位置(三)现代缓刑制度的类型(四)缓刑制度与其他相关刑罚制度的区别1.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2.缓刑与监外执行3.缓刑与死刑缓期执行4.缓刑与管制5.缓刑与保护观察四、缓刑制度的价值及理论基础(一)缓刑制度的价值蕴含1.公正性2.谦抑性3.人道性(二)缓刑制度的理论基础1.刑事社会学派的教育刑理论2.刑事政策学说五、缓刑制度立法规范的比较分析(一)缓刑的适用条件1.缓刑的适用对象2.适用缓刑的刑期3.适用缓刑的刑种4.适用缓刑的实质要件——主观心态(二)缓刑的考验1.缓刑的考验期2.缓刑的考察机构3.缓刑监督考察的内容(三)缓刑的法律后果1.缓刑的撤销2.缓刑的法律后果六、我国缓刑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一)缓刑适用条件的思考(二)我国缓刑考察机构所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三)我国缓刑制度考察内容的不足与完善(四)缓刑撤销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五)缓刑的减刑(六)缓刑的赦免(七)关于缓刑考验期满后的法律效果(八)我国战时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善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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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刑适用条件过于笼统，难于操作。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期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缓刑。”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希望能帮到你哦，更多内容请浏览()。

题目： 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目 录

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 ………………………………………………1

(一)适用缓刑较多的几种罪名……………………………………2

(二)适用缓刑与罚金刑挂钩………………………………………2

(三)适用缓刑对未成年人犯罪较普遍……………………………2

二、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3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问题…………………………………………3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问题…………………………………………4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问题…………………………………………5

三、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6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完善 ………………………………………6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完善 ………………………………………9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完善 ………………………………………12

四、结束语………………………………………………………………13

参考文献 ………………………………………………………………15

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内容摘要】 本文着重论述我国实施缓刑制度的现状及在适用上、考察监督上存在的种种具体问题和弊端，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针对我国缓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从缓刑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和考察监督制度等方面提出规范完善的建议，有效地抑制对缓刑的滥用，使缓刑的意义充分发挥出来。

【关键词】 缓刑制度 现状 适用条件 适用程序 考察监督

近年来，我国推行刑事轻刑化的司法理念，作为在判刑的同时暂不执行刑罚的缓刑，无疑成为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宠儿。缓刑，是指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它的特点是在判刑的同时宣告暂不执行刑罚，但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执行刑罚的可能性。我国现行缓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推动我们刑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缓刑的具体实施及如何去实施、如何监督等等方面还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往往使该适用缓刑的却未适用，不该适用却适用，导致缓刑的目的无法实现，甚至有些法官、有些地方使缓刑成为有钱、有权人的避难所，大大破坏了罚当其罪的立法原则，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有必要完善缓刑制度。

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

缓刑制度是我国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它体现了我国刑法惩罚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我国刑法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法院对公诉案件判决时适用缓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某市法院统计：xx年缓刑适用人数与判决人数的比例为8%， xx年则为15%，xx年为31%，这样快速提高比例，未免有滥用之嫌。、

(一)适用缓刑较多的几种罪名

1、职务犯罪。据统计，恩平法院在此类案件的宣判上，90%以上案件适用了缓刑。

2、交通肇事罪。交通肇罪犯罪属于过失犯罪，大部分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小，且犯罪后又能及时报案、积极抢救被害人和赔偿其经济损失，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危害社会，有利于维护被害人亲属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判决后群众认同度高，占缓刑案件总数的25%。

3、故意伤害罪，缓刑适用率也很高，法院在进行宣判时，同民事赔偿挂钩，并决定着是否去适用缓刑。

4、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像犯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被告人，盗得的数额没有达到巨大时，法院也经常会有宣判缓刑的。

(二)适用缓刑与罚金刑挂钩

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审判人员将罚金的数额大小及其到位率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有时也会误导一些不懂法的人认为违法犯罪不要紧，只要交钱就不用坐牢，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主要是地方财政差，法院依靠罚金上缴后返还使用来弥补经费不足。

(三)适用缓刑对未成年人犯罪较普遍

xx年上半年，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案件占未成年犯罪案件的70%，比往年未成年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大大地上升了。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司法实践中减轻处罚的较多，如果再有自首、从犯等从轻情节，法院一般都会判处缓刑。在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犯罪中，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但由于具有法定减轻情节而适用缓刑的，也有一定比例。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相信以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判决会继续上升。

总之，缓刑是我国重要的刑罚制度之一，正确适用缓刑制度，不仅能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减少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滥用这项制度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从我国目前缓刑制度适用和执行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问题和缺陷，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二、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问题

缓刑适用条件过于笼统，难于操作。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期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缓刑的适用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必须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罚。(2)不是累犯。(3)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刑法的这一规定，对缓刑适用的具体情节、罪犯的悔罪表现、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方面，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什么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践中不好掌握，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缓刑的适用。有使司法机关在适用缓刑的问题上实际是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很可能会致使法官在考虑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陷入无所适从的状况，同时又容易误导法官过度滥用刑罚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也极有可能为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借口，这不符合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公开、公正，容易导致对一些本不该适用缓刑的罪犯适用缓刑，对一些应当适用缓刑的罪犯却没有适用缓刑。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问题

程序公正是做到实体公正最有力的保障。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选择和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不当意向，而且还能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我国虽然有一些司法解释对缓刑适用的程序性内容有所提及，但我国缓刑制度上没有设置程序性规范，极大地影响了缓刑裁量的公正性，从而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问题。

1、缺少透明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是否判缓刑，须通过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评议，讨论犯罪人是否符合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随后才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但其合议庭和审委会的讨论决定过程是秘密进行的，而且，谁也不知作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是如何预测的，这点使人难以信服，同时使社会也难以理解。以至于形成了“暗箱操作”。

2、缺少有效的监督。缓刑适用的取决权只在法院，它是法院审判权的一个方面。但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有效的监督，若则必然导致贪腐。检察机关虽然可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对缓刑的适用认识比较模糊，极少就那种可与不可适用缓刑的案件提起抗诉，故这种抗诉权对缓刑的适用并不是有效监督。

3、缺少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在司法实践中，判适用缓刑前缺少了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监督权，只是单纯的就案办案，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判缓刑，对一些无经济来源闲散人员、平时表现不够好的被告人也判缓刑，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对缓刑犯的监管改造。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问题

对缓刑犯的考察，1997年《刑法》规定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

。这种考察和管理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

1、监督考察的组织不健全。我国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际上，由于公安机关的人员不足，工作任务繁重，目前尚未建立缓刑考察机构，对缓刑考察无暇顾及。往往由法院代行公安职能对缓刑犯进行走访考察。另外，缓刑犯所在的单位及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它们并不清楚自己有协助执行的义务，甚至对罪犯的判刑情况和需要考验也不清楚，还认为罪犯被无罪释放，使得缓刑考察几乎成为空白地带。

2、交付监管脱节。法院在缓刑判决后，只送达执行通知书给公安机关，而不负责将执行落实到位;有的作出判决后，让缓刑犯自行到所在地派出所报到;有的在判决生效后迟迟不交付监管文书送达执行机关;还有的缓刑犯有意或无意不去报到，而外出打工，造成缓刑犯事实上的脱管。由于监管手续未能很好的衔接，在实践中基层派出所未能全面及时掌握本辖区缓刑犯的情况，影响了监管和考察工作的开展。

3、现行的考察方法不适应新形势。现在流动人员犯罪日渐突出，原来以户籍、粮籍、工作单位为手段的社会控制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地实现对缓刑犯管理、考察、帮教等职能。

三、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完善

1、缓刑适用条件要详细、明确、具体。缓刑适用条件，即具备哪些条件就可以适用缓刑，这在判处刑罚时对是否适用缓刑起着决定作用。目前我国刑法规定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于再危害社会是我国缓刑适用条件。

犯罪情节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对他人的攻击性，以及由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和损失，因而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应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如果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深而且造成了较大的客观危害，仍然对其适用缓刑，则可能丧失法律的公正性。故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考察犯罪情节的主要内容是犯罪人主观恶性以及犯罪所造成的客观危害程度。基于这一标准，成为对犯罪人是否适用缓刑时的考察对象有：(1)能够理解和宽容的犯罪动机。犯罪动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如，因经济困难而盗窃的犯罪人主观恶性要小于出于贪图享乐和敛财为动机的犯罪人。对于前者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但对后者考虑适用缓刑时，则须慎重考虑适用缓刑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2)过失犯罪。过失犯其实其主观上并不想犯罪，其并不支持危害结果的出现。因此可以相信即使不对其实际执行刑罚，其也不会再去实施犯罪行为，对此类犯罪同样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3)因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而造成的犯罪。因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而构成犯罪的，其行为人本身主观恶性较小，适用缓刑一般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4)犯罪中止、犯罪预备和某些犯罪未遂。中止犯虽然是在故意心态的支配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他在犯罪过程中，心态已经发生转变。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表明犯罪造成的客观危害不严重，同样可以考虑去适用缓刑。

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行为的主观心态的外在反映。犯罪行为是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犯罪行为人对这些事实持何种态度，这是刑事审判活动中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依据。只有犯罪行为人真正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并有消除这种危害性的愿望和表现，才能够说明犯罪行为人已经从中汲取了教训。悔罪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类：(1)以积极的行为减少因其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如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积极进行协助抢救、退赃、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积极赔偿等等;(2)愿意接受处理、积极配合侦查工作。这包括主动投案自首、揭发同案犯、提供犯罪线索、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等情形。

在考察了犯罪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后，还应考虑到若对其适用缓刑，将来是否会危害社会。社会危害性是判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将影响到犯罪行为人应负何种刑事责任和刑罚执行方式，对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预测结果关系到缓刑的适用。所以，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缓刑预测制度，内容应包括：(1)犯罪历史。(2)个人经历。(3)生活环境。(4)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可以期待到的效果。如果是真正想通过得到缓刑机会来痛改前非，这种犯罪人一般都会十分珍惜缓刑这样的机会，约束好自己的行为，改过自新，努力去证明自已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故可以期待对这类犯罪人适用缓刑能取得较好的效果。(5)一贯品行。(6)犯罪人身体和精神条件。像患病或残疾而丧失犯罪能力的犯罪人，可以多考虑适用缓刑。相反，那些心理变态、情绪难以自我控制，以及具有某方面瘾癖的犯罪人，则容易在不正常心理和情绪的驱使下，或者在某方面瘾癖(如吸毒、酗酒)的控制下再次犯罪。

2、明文规定应当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以便有法可依。我国刑法应当作出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以便法官在考虑是否适用缓刑时做到有法可依，笔者认为，对我国刑法“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改为“应当适用缓刑”的情形，详细表述如下：“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诚悔罪，对其适用缓刑不危及社会秩序的，应当适用缓刑。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诚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不会危及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1)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2)属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而造成犯罪的;(3)犯罪中止的;(4)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5)被胁迫、被诱参加犯罪的;(6)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及其他病残者。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1)累犯;(2)缓刑或假释期考验期间再犯新罪的;(3)同时犯数罪的;(4)惯犯、教唆犯及团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屡教不改者;(5)犯罪性质严重或影响极为恶劣的。(6)犯罪后拒不认罪的。

3、支持、鼓励法官依法适用缓刑。“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标准，实际上是由法官根据各方面因素作出的主观判断。作出宣告缓刑的法官，极有可能要面对被判处缓刑的人以后再次犯罪，若因此就归咎于法官的判断失误，就可能会影响到法官对犯罪人宣告缓刑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了缓刑功能的发挥。因此，鉴于这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应当支持、鼓励法官有足够的事实依据令其相信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即使被判处缓刑人在缓刑考验期间因再次犯罪而被撤销缓刑，也不必追究原判法官判断失误的责任。另一方面还应规定，法官若不按照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的条件对犯罪人进行审查，在犯罪人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宣告缓刑，致使被判处缓刑的人在缓刑期间再次危害社会的，就应当追究原判法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权力的责任。这样可以监督法官滥用缓刑，增强法官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又可以鼓励法官依法大胆地去适用缓刑。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完善

我国刑法有必要增设缓刑适用程序的规定，把人民法院的缓刑裁量权、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发言权、社会的参与权都置于阳光之下，现笔者提一些粗浅的建议：

1、提高缓刑适用的透明度。凡判决缓刑的案件，审判人员应从犯罪情节、犯罪危害、社会影响、主观性等在判决书中全方位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综合论证，结合公安机关、公诉机关及受害者等各方面的意见，在法律的准绳下将证据列举分析论证适用缓刑的理由，杜绝暗箱操作。

2、采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法院各级领导要重视缓刑案件的审判工作，制定有关适用缓刑案件的监督办法，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管理，强化监督。既要加强对个案审理的监督、指导

和把关，确保个案质量，也要强化宏观管理，切实控制好缓刑案件的总量和质量。不但要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同时还要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发挥本院审判监督庭的职能，对缓刑案件定期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3、增设缓刑听证制度。经开庭审理后，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可适用缓刑的，应举行缓刑听证会。引入缓刑听证制度，使与案件有关的被害人、公诉人、侦查人员及被告人单位、学校、社区管理人员、村民居委会等参与人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因为他们与被告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对被告人平时的表现甚至犯罪的基本情况都比较了解，对被告人能否适用缓刑的意见也比较客观，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作为缓刑适用的参考，能提高缓刑适用的客观性和依据性。缓刑听证参加人来自被告人辖区的不同地方，是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者，他们可以在对法律负责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愿如实发表意见，这样可能做到有理当面讲，极大地保证程序上的公平公正，进而可以保证实体上的公平公正，使法官作出的裁判更加客观公正，也更能体现民意。再次，尊重了公民的知情权，有利于对缓刑犯的考察。一方面，通过缓刑听证，使被告人所在辖区的公民知道了被告人适用缓刑与否的原因，极大程度地尊重了公民知情权;另一方面，有利于激发被告人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使之自觉地参与到对缓刑犯的考察工作之中，从而改变过去对缓刑考察不好执行的窘况，是对缓刑制度的有益完善。对缓刑听证程序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参加人员。包括合议庭组成人员、案件的公诉人、公安机关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受害人及其家属、被告人及其家属、被告人所在单位代表、被告人单位、学校、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等有关人员。上述人员除公诉人外，并非法定参加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法院的邀请参与听证没有法律上的保证，是否参加听证会应当由其自行决定，因为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提供证据并非其法定义务。笔者认为，听证人员不需要固定模式全部参加，可以根据案件的需要，案件的关键人员能够到场即可，如伤害案件的被害人、被告人的单位和住所地的管理人员等，公诉人到庭时可以征求其意见，侦查人员和其他有关的人员，如果不能到场，可以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意见。听证方式可以灵活掌握。但听证人员必须是与被告人“相关”的人。

(2)听证内容。应当围绕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个人情况、家庭情况、社区改造环境、缓刑考察期间的义务能否得到切实履行等进行核实，并确认对犯罪分子缓刑考察期间的监督责任能否落实。

(3)听证的程序。首先，由法官支持适用缓刑;其次，由各方发表同意或者反对的意见，并可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必要时法官可以主动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在法庭上公开;再次，由被告人作陈述，表明对自己适用缓刑的态度和在缓刑考察期间的义务如何去落实等。

(4)听证结束。听证后，合议庭应根据各方的意见综合考虑，作出适用或不适用缓刑的判决。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完善

为了充分发挥缓刑在感化挽救犯罪人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缓刑适用的社会效果，现行刑法关于缓刑考察制度的规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设立监督考察组织。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缓刑监督组织和专职从事缓刑监管工作，制定规范的考察管理制度，具体负责对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并通过立法加以规定。对具体缓刑的考察，可由县级考察机构直接委派考察人员，专职负责考察工作，并加强与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的联系，积极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对缓刑犯进行多形式多渠道的考察、教育和管理，如定期向罪犯原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了解其表现情况，联合组织对辖区内的缓刑犯进行法制教育等。另外，还定期向法院提交缓刑犯的考察报告。

2、加强对缓刑执行的监督。缓刑犯交付工作之所以脱节，主要是缺乏监督所致，因此，应尽快完善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检察机关对缓刑犯监管工作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自身要对缓刑执行的监督高度重视，对公安机关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并将此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列入对监所部门的考核范围。

3、完善交付执行的衔接机制。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在交付执行前对在押的缓刑犯采取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以确保交付执行前对缓刑犯进行有效的监管。同时，建立执行回折制度，在法院送达的执行文书上附加执行回折，此回折不是为了证明执行文书是否送达，而是让执行机关将缓刑执行是否落实的情况及时以回折的形式回复给法院，法院收到此回折，确定执行已经落实后完成执行交付手续。另外，应制定制式协助执行通知书，缓刑犯有工作单位的，发到缓刑犯工作单位请其协助执行，没有工作单位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发到缓刑犯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请其协助执行，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加强对缓刑犯的考察和帮教。

4、在缓刑犯所在地进行公示。将缓刑犯的罪行、判决结果、悔罪表现在被告人的工作单位、居住地进行公示，说明缓刑犯应当遵守的监督管理规定，发动当地群众协助对缓刑犯的监督和帮教。并在缓刑犯工作单位、居住地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便于随时了解群众意见。

5、建立考察联动机制。对经过批准外出的缓刑犯，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机关予以继续考察，以确保缓刑考察的连续性。另外，采取户籍网络登记，即将缓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网络，全国共享，对其进行联网监督。

四、结束语

通过对我国缓刑制度适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目前司法实践中缓刑适用的盲目性大，有些司法人员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的原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与法治的要求相差太远。另一方面，有些司法人员对缓刑适用的冷淡态度令人忧心。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缓刑适用以及缓刑考察方面进行谈论，对我国缓刑制度提出完善见解，细化缓刑适用条件，规范缓刑适用程序，设置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建立健全缓刑考察制度，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检、法都 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

毕业论文论我国刑法中的自首制度

关于自首，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 采取强制措施 的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这是对自首的定义以及对自首犯如何处罚的规定。 （一）本条第一款是关于自首的定义及其处罚原则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自首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犯罪事实未被司法机关发现以前；或者犯罪事实虽被发现，但不知何人所为；或者犯罪事实和犯罪分子均已被发现，但是尚未受到司法机关的传唤、讯问或者尚未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主动到司法机关或者所在单位、基层组织等投案，愿意接受审查和追诉的。这里的司法机关应指所有的司法机关。犯罪分子犯罪后逃到异地，又向异地的司法机关投案的，也属于自首。 实践中有的犯罪分子因患病、身受重伤，委托他人先行代为投案的，为了消除犯罪后果而委托他人代为投案的，或者先行以书信、电话、电报等投案的，都应当属于投案。有的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但因其他原因在被司法机关或其他组织盘问、教育过程中，主动交待了自己的罪行的，也属于自动投案。有的犯罪嫌疑人在投案的途中被捕获，只要查证属实的，也属于投案自首。有的犯罪嫌疑人投案并非完全出于自己主动，而是经亲友劝告，由亲友送去投案，对于这些情形也应认定为投案自首。不论以上述何种形式投案，自动投案的实质是犯罪分子自愿把自己交给司法机关处理，因此有的犯罪分子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 2、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分子投案以后，对于自己所犯的罪行，不管司法机关是否掌握，都必须如实地全部向司法机关供述，不能有任何隐瞒。至于有些细节或者情节犯罪分子记不清楚或者确实无法说清楚的，不能认为是隐瞒。只要基本的犯罪事实和主要情节说清楚，就应当认为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如果犯罪分子避重就轻或者供述一部分，还保留一部分，企图蒙混过关，就不能认为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于犯有数罪的犯罪分子只供述自己所犯数罪中的部分犯罪的，则只能认定该部分犯罪为自首。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分子不仅应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还应供述与其共同实施犯罪的其他共犯的共同犯罪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必须是自动投案、如实供述。

1、自动投案

犯罪人在其犯罪行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虽被发觉但司法机关尚未对其传讯、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以及正被追捕、通缉期间，主动投案的行为。3种形式如下：

(1)直接向公安、检察，审判机关投案。

(2)犯罪人有投案的诚意，但由于特殊原因不能亲自投案而委托他人报案或以信电投案。

(3)在特殊情况下，向负有侦查、审判任务的人员或本单位负责人、保卫人员交代罪行，也可以认定为自动投案，但明知上述人员不会告发者除外。

2、如实供述罪行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扩展资料

特殊问题——在犯罪自首制度中，我国司法理论实践认为单位也可以成为自首的主体。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

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集体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而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或者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单位自首。

单位自首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未自动投案，但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的，可以视为自首；

拒不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或者逃避法律追究的，不应当认定为自首。单位没有自首，直接责任人员自动投案并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的，对该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认定为自首。

参考资料来源：文县公安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自动投案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自首

关于自首的认定，必须同时具备两项基本要件。一是必须自动投案;二是必须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最高法《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共有以下情况可认定为“自动投案”：(1)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2)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3)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4)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5)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6)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7)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8)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交代自己罪行的;此外，对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告的，也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供述自己及与自己相关的犯罪事实，注意以下问题：（1）犯有数罪时，仅供述了部分罪行的，只能对部分罪行认定为自首；（2）共同犯罪中，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外，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3）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当供述其所知道的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4）如实供述的必须是主要犯罪事实；实施了多个同种犯罪行为时，供述内容应超过50%；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或者由负责人决定，由单位直接负责人员具体实施的犯罪。我国于1987年首次在《海关法》中确认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1997年在对刑法的全面修订中，单位犯罪作为一种与自然人犯罪并列的犯罪种类被正式确立。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从这一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对自首的限定条件只有两条：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这里，法律条文中并没有限制自首主体的范围。因此从文意解释的角度看，单位并没有被排除在自首之外。而且，犯罪嫌疑人也应该包括自然人主体和法人主体两种犯罪主体。单位犯罪作为一种不同于自然人的犯罪，是由在单位意志支配下的单位成员实施的，单位犯罪体现了单位的整体意志，这种意志是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或其代表机关的共同决定表现出来的。因此，如果只是一般的涉案人员甚至是在单位犯罪中起重要作用的负责人的自首，不能认定为单位自首，而只能认定为个人自首。

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论文

胡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涵。我们要深刻理解，科学把握，坚定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逐步形成的一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基本内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框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依据。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确立这一分配制度的依据。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 人民民主专政是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紧迫性和长期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 3．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的涵义、内容和重要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长期过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 社会主义文化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相互关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指导方针。 3．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人的全面发展是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提高相伴随的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发展道路；是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切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是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宏伟目标的发展道路。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 文化 有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伟大而又异常艰难的事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长期艰难的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同志就开始了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艰辛探索。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至今已有60年，6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回顾这段历史， 总结 经验 教训，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十一届三中全会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改革开放 深入改革

一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线分为两个时期，党在每个时期都为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开始的。若对从此开始的这个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大跃进”、60年代初开始的调整、““””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实施阶段。这个阶段尽管党在经济建设上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理论准备也不足，甚至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甚少，但是在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力求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就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1953年6月23日，李富春代表中财委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计划应该是充分地根据和体现党所规定的方针任务，使需要与可能结合、经济与技术结合，从发展整个人民的经济观点出发努力学习全面计算平衡，如此才能适合人民经济按比例均衡发展的规律。”这是党在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前夕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而这个规律也只是局限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陈云在回顾这段经济工作时说：“六十年代，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是党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主要特点。出现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

从主观上来看，第一，我们刚刚开始经济建设的实践，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理论准备，所以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不多。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自己观念上又有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因此对价值规律进行排斥。第二，苏联模式的影响。1953年6月，李富春在谈“一五”计划编制的意见时曾讲过：“我们要依靠苏联，学习苏联”。他的意见基本反映了当时全党的倾向。而学习苏联主要是学习在苏联经济建设中起主要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客观上来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经过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战争的破坏，物质极其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并使各方面比例达到综合平衡，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稳步发展。

正因为如此，党确定了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合理地安排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各方面比例关系，既保证了重点，又实现了全面安排的目标。这是当时党重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在计划执行中，对1956年出现的经济上的冒进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党作了冷静的分析和探索，为此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党的八大继续探索，加深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经济建设格局的思想。正因为党在“一五”计划时期努力按经济建设规律办事，才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显著成就。

第二阶段：

“大跃进”的三年。这个阶段正是预计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早在1955年8月，周恩来就着手领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然而，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出现了严重失误。首先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确立了高指标、高速度跃进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接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建设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发展经济片面地归结为一个高速度。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结果造成了经济建设严重比例失调，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正是这次挫折，使这代领导人开始对经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认识。第一，对经济规律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加深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开始就讲，“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他说，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第三，对价值规律的新认识。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首次提到价值规律问题，批评“大跃进”中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接着他又在同年的11月24日的一则批语中说：“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有那段著名的关于价值法则的讲话，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四，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在为纠正“共产风”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实现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1958年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毛泽东谈到苏联因为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而取得了消灭剥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时批注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认识这一经济规律对于纠正“共产风”、穷过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

6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60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于对第二阶段的教训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经济规律的加深认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安排国民经济。其中周恩来、陈云反复强调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周恩来讲，为了改变经济方面的不协调状况，“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党中央开始着手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有了“一五”计划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功经验，也有“大跃进”受到规律惩罚的教训，因此，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编制时就强调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矛盾时说：“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三五”计

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吃穿用，加强国防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的任务。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由重点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

第四阶段：

““””十年。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爆发了““””。这十年，除1970年周恩来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外，整个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不仅全盘否定了前一阶段经济调整的成就，而且把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出现混乱状态，根本就谈不上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了。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若对这一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全面改革、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1979-1984年，经济的调整与改革阶段。这个阶段是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重新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开放开始起步阶段。1976年10月，“_”的垮台，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然而，经济建设上又出现了新的洋跃进，即片面追求高速度，不顾国力大量引进国外设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新的失调。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与50年代的“大跃进”如出一辙，根本原因还是指导思想上“左”的东西在作怪。这次失误，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担起了这样的历史重任。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强调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乘着三中全会的春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纠正洋跃进的错误，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建设规律。197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中，第二代领导集体普遍认识到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当时邓小平就讲：“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 口号 ，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陈云、李先念也多次强调，国民经济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在我国农村开始了伟大变革。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长期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农民生活极为贫困。严峻的现实迫使农民寻找出路。首先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农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更适合农业发展的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它的出现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争论，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公开的支持。1980年9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下发了75号文件。从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5年发出了5个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党中央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结果。

第二阶段：

1984-1988年，全面改革阶段。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标志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的新阶段。在《决定》的指导下，围绕着搞活大中型企业这个中心环节进行了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到分配制度，从横向经济联合到工资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里涉及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为了推动全面改革，《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又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这就突破了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这是对经济建设规律深入探索的结果。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五大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概括。首次明确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将市场置于新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认识的提高又反作用实践，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阶段：

1989-1991年，治理整顿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如：供需失衡;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础工业和基础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流通秩序混乱等等。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重点解决以上问题，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治理整顿的三年，国家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使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

1992年至今，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阶段。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党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一，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突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科学论断表达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手段。强调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二，更加重视市场及价值规律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困扰人们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以此为指导，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的经济政策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在资源配置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将资源配置在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解决企业长期效益低下的问题。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了，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三，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认识也有了新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化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格局。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党的十五大适应了这一要求，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这期间，党制定了经过科学论证、符合经济规律的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确保这个宏伟纲领的实施，江泽民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关系。这是党对经济建设规律探索的最新成果，也是党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的科学指南。

总之，通过以上对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使我们可以看出，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遵循经济建设规律，党领导我国定会如期实现跨世纪的宏伟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党的文献》1989年第四期 第4页 第6页 《陈云文选》下卷 第22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九册 第216页

第6册 第566页 第661页 第八册 第172页 《周恩来文选》下卷 第370—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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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共识和民主现代化实现

8.初一到初三的政治重点

（1）必须毫不动摇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2）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3）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 （1）原因：在发展中国家行列，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堪称奇迹。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也为高速的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代价。一是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增长以牺牲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据预计，对环境影响消耗了所创造GDP的7%。二是经济增长效益低。据有关专家计算，中国目前GDP总量大约占世界总量的4%，但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资源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很多。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 （2）意义：从近期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需要。从长远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子孙后代和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3）现状：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根本性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增长方式转变难如人意。1994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10年来，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取得根本性转变，“两重两轻”即重速度、重数量、轻质量、轻效益和“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情况依然严峻。这不但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也付出了环境破坏的代价。目前，煤炭已属超能力开采，仍供不应求。国际原油价格节节攀升，压力很大。今后如果不在增长方式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逐步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源、环境难以支撑，增长难以为继。 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一定要突破传统狭隘的发展思维方式，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放在“四位一体”（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中去把握，赋予经济增长以新的含义。因为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仅资源、环境约束相当严重，原来的那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而且推动新型工业与经济现代化、中国在未来新时期所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也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还因为我国已经进入WTO的后过渡期，逐步与国际融合到一起，就有一个怎么样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问题。加上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崛起，这两个潮流同时涌来，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压力，要提高本国的核心竞争力，必须转变增长方式。 （4）指导思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本质就是站在“人”的高度看问题，一切从生活质量出发，让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根本问题，这一点解决了，也就解决了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也就解决了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20多年改革发展的基础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了要通过经济文化的发展，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把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5）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举全国之力，从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不懈的艰苦努力。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摒弃传统观念。要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发展应该始终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推进科技进步。一方面，科技进步既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标示了方向，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加快体制创新。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实现根本性转变，关键在于导致增长方式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强化企业管理。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国民素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人。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