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辅警制度研究论文

我国辅警制度研究论文

权健胜于公安政府，

为什么加入辅警队伍首先是想解决就业问题。当今社会就业压力大！找个工作不容易。辅警工作正好满足我对工作的期待。为了养家糊口，我选择加入辅警队伍。其次就是我认为辅警行业有前途，离我的警察梦更近一些，再就是能为人民服务，以我对社会服务，回报社会。还能得到一份不错的工资(呵呵）。但是干上了之后才知道难，群众面前没地位、公安内部不当人、工作不好干还容易得罪人、工资少的可怜、没机会转正、领导的替罪羊等等，有很多苦只有干的才明白。工作干好百姓指着骂，工作干不好领导批评又得检讨，搞不好工作都会没。很没人权，也没有地方说理。那为什么干了这么多年还在这里？还不是找不到其他好工作，不然为什么还赖着不走。该死的责任心。如果辅警队伍是一个普通企业，可能早就拍屁股走人了。想着这么多年的工作岗位，多多少少有点留恋。总幻想这明天会比今天好，明年会比今年强，一次次基本都是失望。总有些人是理想主义的，感觉吃公家饭，总不会饿死。但是，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连综治这些以前从公安辅警队伍淘汰出去的，待遇也比现在的辅警队伍好。可笑！压垮我的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也不是无法团圆的加班，而是公安机关辅警队伍的态度，是人民群众的冷眼旁观。冷漠，无视、地位低下，才是辅警队伍的问题所在。弱，才是原罪。

-- 论我国辅助警力制度狭义上的辅助警力，是指直接协助国家在编警察履行各种职能的辅助力量。辅助警力制度在西方普遍存在。使用辅助警力可以缓解在编警力不足、节约行政成本。我国辅助警力制度目前存在体制不够顺畅、经费难以保证、人员素质偏低等问题。杭州市公安局推出的“协警”模式，为改良我国辅助警力制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e辅助警力,治安联防队，协警制度$f为应对当前严峻的治安形势的挑战，公安机关首先要解决警力资源匮乏的问题。然而，增加在编警力，必须以地方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没有财力保证，增加编制就成了一句空话。另外，邵便在经济发达地区，盲目增加在编警力也非经济之举。明智的做法是：改良我国现有的辅助警力制度，充分发挥辅助警力资源的效能。我国传统辅助警力——治安联防队（工纠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方面，可谓功不可没。然而，经济转轨后，这种辅警模式已经运转不灵，同时，体制上钩落后也导致队伍素质上的问题。改良现行的治安联防队（工纵队）体制，创设新型辆警队伍，已为形势所需。一、辅助警力的概念及有关国家（地区）的辅助各力制度（一）辅助警力的概念关于辅助警力，中外均没有统一的名称或定义。广义上，辅助警力是指在编警力以外的所有警察辅助力量。在西方，辅助警力的概念与私人警察类同。它们主要有特别警察、私人保安公司。警察承包制等形式。〔1〕（P171）在我国、广义上的辅助警力是指各类社会治安防范组织，即“在基层政府领导下，由居（村）民委员会或单位组建的治安联防队、治安巡逻队、护街队、护村队、护校队、工人纠察队等不同形式和称谓的群众性防范组织”。〔2〕它们“接受当地公安机关的指导，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3」狭义上的辅助警力是指直接协助国家在编警察履行各项职能的辅助力量。英国的文职警察、特别公安员，我国的治安联防队（工纠队），都属狭义上的辅助警力。在地位上，辅助警力的成员一般不拥有国家公务员身份；在权限上，他们也不具有任何形式的执法权（包括行政权与司法权）；在功能上，辅助警力主要是弥补在编警力之不足，只起辅助作用。（二）有关国家（地区）的辅助警力制度在法国，辅助警力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叫辅助警察（police auxiliaire），其前身是法国辅助宪兵（gengarmeires auXilisire）。辅助警察实行现役制，其成员由内政部有关机关根据国家警察的品质和体质条件，从应征入伍的青年中挑选，并需在警察院校接受法律、职业守则以及体能和射击等教育与培训。培训结束以后，他们被分配到巴黎治安总局。城市警察中、动局、边防警察中心局及治安队等机构，进行为期10个月的工作。辅助警察全部着装，制式与国家曾家相同，但没有警衔标志。在权限方面，他们不具有刑事司法和治安行政管理的职权，只是作为一种补充的角色协助国家警察履行各种职能。在职能上，他们主要从事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社区治安管理、公共场所治安巡逻以及在警察局值班或某些技术性的工作；在待遇上，他们按国家警察条令的总体性规定执行；在出路上，对于不能胜任工作的辅助警察，按照不适合服兵役的规定处理。如果在工作期满后仍想继续从事国家警察工作，可以参加招募国家警察的考试。另一种形式的辅助警力是指不占国家警察编制的行政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及其他服务人员。为充分发挥所有在编警察的作用，避免因一线职能部门的警察从事可由一般人员完成的事务性工作而无端浪费警力。法国国家警察机构利用合同雇员的方式，招募了近万名办公室雇员在各个机构中从事行政事务性工作。由于警察工作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国家警察部门要求这些辅助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有关保密制度。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办公设备的现代化，国家警察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日常的警务工作。因而，目前法国国家警察中的专业技术人员除部分属于正式编制外，也有从社会上聘用的。在英国，辅助警力有私人安全公司、特别警察队、文职警察、警察承包制（contracting out）以及公民志愿警察（特别公安员）等。英国特别警察队有26种之多，它们是地方当局雇佣的辅助警察。特别警察队的规模不一，组织各异，但都只对市政当局负责、不受内政部与地方警察署的制约。国防部警察、交通运输警察、伦敦港口警察都属特别警察队。特别警察队具有一定的行政执法权限，在管辖范围内可以处理一些轻微的治安案件，但遇到重大刑事案件时，必须把案件移交给正式警察。文职警察在英国可谓历史悠久，它产生于建警初期。英国大量地增加文职警察源于审计委员会1988年的一项调查。该调查显示：地方警局一方面声称警力不足，一方面又在大量地浪费警力，一般着装警察四分之一的时间从事行政事务性工作，而警长和督察这一级警官平均有40％的工作时间用于琐碎的行政事务。在刑侦部门，情况更为严重。因此，英国内政部在同年下达的106号通告中，建议各管局多录用文职人员从事文陵、行政和技术性工作，以使经过严格正规化培训、拥有执法权的在编警察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去从事“真正的警察工作”。内政部认为，这样做既可以节省警方开支，又可将解脱出来的警官充实基层，提高基层的警务效李。出警察承包制是正规警察部门采取合同的形式，雇人来承担原本属于正式警察的工作。他们主要从事社会服务性工作。此外，他们也从事一些警务工作，诸如车辆管理等，但在管理过程中，执法权仍然掌握在正规警察手中。至于特别公安员，则纯属志愿组织。他们没有工资，警察部门为他们提供的也只是“服务补偿”。特别公安员在自然灾害、紧急状态等突发性事件中作为警察的后备队使用。〔1〕（P156）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一支享誉国内外的辅助警察队伍。它成立于1914年，拥有悠久和光辉的历史。香港辅助警察队的工作主要是提供训练有素的后备人员，在应对紧急事故时支援正规警察。香港辆警队由社会各界的志愿人士组成。他们在接受“辅助警察基本训练课程”的培训后，被派往各警区驻守。同时，为保证任务完成，辅警队员每年还需完成“法定效率训练”。另外，香港辅警设有11组辅警警衔，辅警的薪金以小时或无计算。〔5」通过对有关国家（地区）辅警制度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其一，辅警制度在西方普遍存在；其二，辅警的雇佣关系基本受公法或私法合同的调整，这种雇佣关系受法律保护，机制也较灵活；其三，辅警的定位都是在编警力的补充；第四，输普普遍不具有执法权限。通过深入研究有关国家（地区）的辅警制度，我们发现，它们与西方公务员制度中的行政辅助人员制度十分相似。在法国，国家行政人员划分为公务员和非公务员的公职人员。在非公务员的公职人员中，有一种无正式职称的辅助人员（les auxilia－ires），他们的地位、物质保障与正式国家公务员有一定的差别、当公务员不足而有大量的超额工作时，政府就雇佣这些人员处理行政事务。这种工作通常是暂时性的，但随着行政部门公共事务大量增加，而政府又不愿意花大量的行政成本招募更多的正式公务员，辅助人员所担任的很多职位便通常成为永久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改善辅助人员的地位与物质待遇的呼声开始高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府以立法的形式保障了行政辅助人员的地位，使他们的待遇逐步接近正式公务员。而且，有些辅助人员已经被吸纳为公务员。〔6」政府与行政辅助人员的雇佣关系多是由行政合同确定的，而行政合同则受公法支配。但在1984年法国松务员地位法》限制行政机关任意用行政合同关系任用辅助人员后，出现了用私法合同雇佣的行政辅助人员。这种雇佣关系相对灵活，行政成本也比较低廉。二、辅助警力的作用（一）使用辅助警力可以缓解在编警力不足犯罪态势与社会治安状况决定警力的规模。经验证明，面对来势汹涌的犯罪浪潮时，警力资源就会显得捉襟见肘。为迅速扭转局面，有效提高对犯罪的预防与控制能力，西方国家在增加在编警力的同时，多采取大量增加辅助警力的办法，缓解一线警力不足，同时又使大量在编警察从简单、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从事更为专业化的警务活动，提高了警力资源的效能。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的经济总量以7％左右的速度增长，这表明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在加入WTO以后，城市化进程将随之加快，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将进一步向城市迁移，犯罪率必将维持上升势头、警力资源匾乏就会凸现出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国外输警制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二）使用辅助警力可以节约行政成本在西方国家，衡量警察效益有一个重要理论，即“钱财衡量价值论”（value for money）。〔1〕（P151）该理论认为：警察工作的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应成正比关系。该理论成为驱动警务工作改革的杠杆。西方国家著名的“警察私有化运动”正是这一理论的产物。一般而言，在编警察都具有国家公务员身份，其地位及待遇受公法保护。在国外，正式在编警察的社会地位及待遇都很高，政府部门招募一名警察需要耗费较大的行政成本。而通过行政合同或私法合同的形式雇佣一名辅助警察，则成本相对低廉。英国的特别公安员甚至没有工资，警察部门为他们提供的只是象征性的“服务补偿”。按我国现行体制，公安经费受制于地方财政。近年来，各地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确保一方平安，几乎是不惜血本地加大对公安工作的投入，但经费缺口仍较大，有些地方不只是办案经费无法保证，甚至连警察的工资都难以支付。在这种情况下，警力不足问题难以通过增加正式编制解决。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公安机关的技人或许可以不计成本，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需要在各个部门间进行合理分配，比如基础设施的投入，教育经费的支出，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所以，解决警力不足不能只靠大规模地增加在编警力。相反，选择低成本高产出的辅助警力制度、倒是更为实际、更为经济的做法。那么，经济发达地区大量增加警力编制又是否合理呢？笔者以为也不合理。理由在于：单纯增加在编警力不符合“钱财衡量价值论”。首先，盲目增加警察编制，会导致公众支付大量的税款。其次，片面增编警力并非就能有效地遏制犯罪势头。英国片面地追求警力增编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进行了“第三次警务革命”，大量增加了警力编制，使纳税人不堪重负，非但没有有效地遏制犯罪，反而导致了警力与犯罪同步增长。这一现象的出现，使西方警学界开始认识到单纯增加警力编制，并非是遏制犯罪的良策。为此，英国德文郡警察局长约瑜·安德逊提出了“无增长改善论”。〔1〕（P19）可以引证笔者观点的另一个例子是：80年代美国政府针对公民中逃税现象增多的问题，曾考虑增加税务人员。但这项计划没有在国会获得通过。理由是：新增加的税收可能不足以支付新增税务人员的工资。取代的方案是采取更加严格的缉税措施。所以，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解决警力不足也同样应注重警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而非单纯增加编制。三、我国辅助各大制度的现状与困惑我国传统辅助警力，即各种形式的社会治安防范组织，其历史可谓久远。它们是我国公安机关倡导群众路线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安防范的热情普遍较高，公安机关调动社会群防群治力量用于治安防范的能力也较强。但如今公众参与社会治安防范的热情普遍低落，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又使公安机关在调控群防群治队伍时指挥失灵。导致这一现象，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人们价值观的变化。人们以往的价值观较为单一，对社会治安的关注度很高。而现在，人们的价值观趋于多元化，他们对自身的治安需求大大增加，社会责任感却相对弱化。二是我国传统的辅助警力体制落后，机制不活。限于本文主题，笔者在此将重点揭示第二点原因。（一）体制不够顺畅治安联防队（工纠队）是我国主要的辅助警力。这支队伍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辅助力量和外围组织，受当地基层政府和居（村）民委员会的领导，在治安防范业务上受公安机关的指导和监督。1993年5月，公安部在《关于加强治安联防队伍建设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治安联防队是群众性的治安防范组织，是协助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力量。”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这支队伍的成员基本来自基层政府所辖的企事业单位。为便于管理和使用，公安机关要求队员常驻公安基层，直接参与各项社会治安防范工作。这种队伍由政府组建、业务受公安机关指导而人员的人事关系又隶属于不同单位的体制存在较大的弊端、具体表现为：第一，联防队（工纠队）各自为政，没有设立上级机构，不利于统一领导。第二，人员隶属关系复杂，队员缺乏归属感。第三，雇佣关系不明确，队员合法权益难以保证。（二）经费难以保证联防队（工到队）的出资方与使用方是分离的。队员的人事关系、工资待遇，均隶属于各单位，而人员的使用则由公安机关支配。公安机关没有专门经费用于联防队（工纠队）建设。根据笔者的调查了解，联防队（工纠队）成员基本上来自于困难企业，生活待遇普遍较低。而公安机关不是赢利机构，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予以补贴，至多支付少量的值班费、误餐费，或对于在工作中表现突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的，给予一部分奖励，以起到激励作用。一旦队员所属的企业破产、倒闭，队员就会下岗，公安机关又无力承担这些人员的工资支出，政府部门也没有专项经费来承担联防队（工纠队）失业风险，导致人员流失、人心涣散。此外，联防队（工纠队）员普遍从事风险性很高的工作，在执勤中遭受犯罪分子袭击和侵害的情况经常发生。由于经费上的原因，他们基本上没有购买各种保险，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三）人员素质偏低公安部《关于加强治安联防队队伍建设的通知》中对录用治安联防队（工纠队）员条件的要求较高，而实际上，凭现有组建模式以及联防队（工纠队）员的地位及待遇，不可能吸引符合条件、素质较好的人员加盟。换位思考一下，辖区各单位也不愿将素质较好的人员选派到联防队（工纠队）。相反，一些素质较差、年龄偏大、没有什么技能的“下岗分离”人员最终成了联防队（工纠队）员。制度上的缺陷导致人员素质的瑕疵。可以预想，由这些人员建成的辅助警力根本无法保证任务的完成。甚至，有相当数量的联防队（工纠队）员“狐假虎威”，以“公安员”自居，到处吃、拿、卡。要，违法乱纪。这些不良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损害了公安机关的整体形象。四、我国辅助各力的前景与出路——“协警”制度的启示2001年1月1日，杭州市协警支队宣告成立。协警支队是一支由政府出资组建、公安机关管理使用的专业群防群治队伍。这支规范化的辅助警力，彻底地解决了治安联防队的制度缺陷，保证了经费来源，调整了人员结构，提高了队员素质。同时。也减轻了企业（出资企事业单位）的负担，为下岗人员提供了再就业的渠道、协各制度的创建，为改良我国传统的辅助警力体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归纳起来，杭州的“协普”模式有以下优势：（一）体制顺畅，机制灵活杭州市协警支队的机构性质为财政补助性事业单位，由市、区分别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手续，但人员全部实行劳动合同制，实行“定编不定人”的用人机制。这种模式与英国的警察承包制、法国私法合同雇佣的辅助警察十分类似。在管理体制上，协警来取“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模式、设立了支队、大队、中队三级管理机构。这种建制，使协各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组织，改变了以往联防队（工纠队）各自为政的格局。为加强公安机关对协警工作的指导，充分挖掘辅助警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将协警投入一线工作，各级公安机关均指定了一名分管领导管理协警工作，并确定带班民警负责协警队伍的日常管理。（二）经费充足，待遇从优杭州市协召经费统一纳入市、区两级政府财政预算。市一级直属大队的经费由市级财政负责，其余由市、区两级财政按照5：5的比例分别承担。与传统联防队（工纠队）相比，协警的待遇有明显的提高。首先，收入稳定。传统联防队（工纠队）员工资待遇依靠原属单位，收入不稳定。一旦企业破产，就会失去收入保障。其次，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职业的风险度降低。杭州市协警支队在财政拨付的经费中，专门划出一块为协警队员购买6种保险，以解决协苦的后顾之忧。第三，引入激励机制、工作出色、表现突出的协警队员，还可获得更多的报酬。协警支队及下属大队、中队都设立了“抓获奖”，依据嫌疑人员受处罚程度的不同，设不同的奖励等级。（三）择优录用，注重素质传统联防队（工纠队）体制上的弊端导致队员素质不高。新型协警制度本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采取逢进必考、竞争上岗的方式录用队员，从制度上保证了人员的素质。同时，为稳定原来的联防队（工纠队），顺利完成新老交替，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原来联防（工纠）队员中的骨干、下岗职工、部队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有从事治安管理工作专长的人员。（四）定位明确，职权明晰协警的定位是“辅助”警力，属于专业的群防群治队伍，不具有行政执法权。在机构性质上，虽然协警队伍属于财政补助性事业单位，但它不是一级授权执法组织。协警必须在在编民警的带领下开展各项工作。在涉及需依法定职权才能完成的任务时，只能由在编民警完成，协警仅起辅助作用。从法理上讲，协警拥有的只是权利而非权力，此权利与一般公民所享有的没有差别。在执法权限的规定上，协警制度并没有突破联防队（工纠队）的规定。在职权方面，杭州市公安局专门制定了《杭州市协警支队工作暂行规定》，明确了协警的职责，以利于协警开展各项工作。这些职责主要包括：第一，协助民警进行治安防范工作。在民警带领下，开展治安巡逻、“四防”工作检查与宣传、预防违法犯罪等。第二，协助民警参与公共治安秩序管理。比如协助民警进行危险物品管理，制止黄、赌、毒、娼等违法行为。第三，协助民警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协警队员如发现违法犯罪嫌疑人员正在实施不法行为，可立即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处理。另外，协警队员可在民警的指导下，携带必要的防卫器械，用于制服违法嫌疑人和实施正当防卫。第四、案发后，协誉应及时保护好现场，并迅速通知公安机关。第五，为公众提供各种救助和服务。比如协助公安机关为求助者提供良好的服务，积极参加抢险救灾等一定要给分罗

当辅警也是需要一定的基础，一般都是要求是退伍兵

我国信托税法制度研究论文

1. 比一般投资更优惠。2. 在中国，信托所得税税率为10%，相比其他投资如股票、基金等，税率较低。 而且根据中国税法规定，信托还可以享受新的资产管理减免政策，即减半征收增值税和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这使得信托更具有吸引力。3. 此外，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如专项信托用于公益事业或社会福利事业，还可以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免征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综上，较为优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享受额外的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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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3日，以“资本市场新交易模式的课税规则现状与前瞻”为主题的第二届金融税法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由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和北京大学 财经 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北京工商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和海南华宜 财经 研究院承办，国富浩华（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明税律师事务所协办。 论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主旨发言，围绕“资本市场新交易模式的课税规则现状与前瞻”，与会专家分别阐述了各自的研究观点；第二阶段为对话交流，针对“股权交易的涉税难题”，理论界知名学者与实务界资深专业人士从不同视角展开观点争鸣与思想交锋。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郝琳琳主持开幕式。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执行院长俞亮教授代表主办方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致欢迎辞。俞亮了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 历史 发展、师资结构与教学科研情况，以及财税金融法专业研究的丰硕成果。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郝昭成在致辞中表示，“法者，治之端也”，税法治理对金融规范、 健康 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届论坛的选题符合当今 社会 发展的新常态，在变局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是唯一且正确的选择，研究资本市场及其课税规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郝昭成提出，研究资本市场新交易模式的课税规则应该遵循科学化、现代化、国际化的目标和简单、中性、公平、确定性、易于遵从和执行、统一、透明、可预见性八点要求。他同时指出，要将研究成果转化好，还需做到“一个前提、四个到位”，即以高质量的课税规则为前提，同时宣传到位、汇报到位、交流到位、服务到位。海南华宜 财经 研究院执行院长贾宜正介绍了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和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发展状况。贾宜正表示，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这并没有阻碍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与发展稳步向前，并在税收制度设计上做出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国富浩华（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左振艳指出，我国股权投资和股权交易中存在税负水平较高、对民间投资吸引不足等问题，税制安排和政策规定在制度科学性、政策合理性、操作便利性方面还有进步空间。对此，左振艳就股权交易和投资减负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高度重视投资的重要作用，支持民间投资生态系统；二是在企业并购重组中借鉴美国等国家做法，更多采用递延纳税的税收政策，减少企业和个人的现金支付压力；三是对企业重组、股权收购等行为进一步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切实降低成本。第一阶段主旨发言环节由中国 社会 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税收政策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为人主持。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清教授作“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建设”主题发言。常清指出，我们国家期货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立中国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品种不断丰富，形成我国的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体系、实现双轨合一的 历史 任务已经基本完成。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我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商品生产市场，中国交易市场有了新的 历史 使命，即形成世界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建设定价中心需要很多条件，特别是交易方式要发生重大变化，过去采用单一模式形成商品市场价格交易体系已经不能延续，2016年中国证监会开始布局，期货期权选择权交易新模式诞生，金融衍生品交易得到长足发展。期权交易、场外交易等新交易模式需要不断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创造，相应的税收要适应新交易模式，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的话题。建设世界定价中心离不开配套法律的支撑，要加快期货法等一系列立法活动，税收与期货的结合也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此外，要成为世界定价中心，整个资本市场，期货、证券等都要国际化。过去单一模式下税收问题还没有研究透，新交易模式又不断出现，这为税法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小强围绕“欧盟增值税法对金融服务免税原因”指出，自2008年我国开始进行“营改增”制度设计，但金融服务“营改增”实施细则一直没有出台，金融服务“营改增”存在不少难点，例如金融这个概念比较大，增值税、资本利得税、金融交易税（FTT）等界限较难区分，涉及的交易合同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杨小强表示，中国的增值税是舶来品，其模型多借鉴欧洲，因此研究欧盟的相关税制十分必要，欧盟征税指令第135条明确了免税，但也给予成员国选择权。欧盟之所以免税处理除了存在技术难题、财政政策考量等实际困难，还存在金融服务不值得征税的理论，此外也是考虑到金融体系的高交易频率和固有本质。实际上欧盟对金融服务是否征税存在分歧，例如支持倡议方曾两次提出开征金融交易税（FTT）的议案，虽然未达成合意，但目前欧盟也在重新梳理金融交易的征税问题。 湖南省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继虎就“论信托所得税收客体的归属”发言指出，信托是金融交易中的舶来品，《信托法》颁布多年，信托所得税的征收征管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信托的不确定性使信托发展受到阻碍，研究信托所得税理论性问题首先要解决信托所得在税法上的归属，归属问题关系到当事人的税负公平、分配公平。刘继虎分析了为什么信托所得在税法上的归属会成为问题，即私法上信托财产归属的自治性、分割性、重塑性给税法上信托所得归属的法定性、固定性、明确性制造了制度障碍。他认为，信托所得的税法归属应当以实质课税原则为基本原则，来解决信托财产形式转移与实质转移并存、所得的形式归属与实质归属不一致等问题。刘继虎提出，一是在普通信托中可以遵从信托导管理论，所得归属受益人课税；二是在受益人不特定信托中，按照信托实体理论信托所得由受托人代缴；三是在受托人虚置信托的情况中适用信托否认理论，直接对保留信托财产及其收益权的委托人课税。第二阶段“股权交易的涉税难题”对话交流由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央 财经 大学税务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贾绍华主持。中国社科院 财经 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财税法案例研究中心主任滕祥志提出，要在扩大投融资、优化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谈税法规则的完善和税收征管。在税法规则的完善层面，滕祥志表示，融资方融资失败后税款损失的处理实际上涉及到复合交易的税法评价问题，并由此引出对交易定性理论的相关介绍。复合交易并不仅是涉他合同的交易，它还包括单一合同中含有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交易以及如售后回租、销售回购等经一组合约实现的交易，他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交易类型复杂而具体，对此税法规则应针对特定交易类型一事一议，分别进行税法评价和处理。在税收征管层面，滕祥志指出，在复合交易中尤其是第三方介入的涉他交易会造成增值税征管难题，该难题不仅在再生资源等行业中存在，现在的期权期货买卖中也同样存在。滕祥志总结认为，对税法政策及税收征管的研究有助于税法秩序协调运转起来，实现企业、税务机关及 社会 效益三方共赢，使经济交易流动起来，使投融资活跃起来，使税法环境是亲善的。北京枫叶誉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纵蕾影分享了其在实务中遇到的股权交易涉税问题，她提到2018年夏有关创投企业税负暴增七成的文章引发了学界与实务界对合伙企业税制争议的探讨，由此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财税〔2019〕8号文对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的相关问题予以明确。然而对投资机构而言，该政策存在适用上的难题，特别是对于有多层嵌套结构的基金而言，创业投资本身风险极高，虽然某些项目收益的倍数很高，但在实践中也确实存在不少亏损，此种情况下，税收透明体、先分后税的原则导致投资人在投资过程中整体税负偏高。此外，纵蕾影还提到，在交易过程中未实现增值需不需要纳税，及实现增值后在递延纳税过程中关联企业的税收问题如何解决等方面的问题。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贺燕分享了从宏观抽象的角度对股权交易的涉税问题进行探讨的思路，指出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实际上都能归结到税收法律制度建设这个大层面的问题当中，目前整个税法的构建及规则的供应还不能够完全匹配实践当中碰到的创新交易模式，之前的税法政策基本上是在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的前提下出台的，确实缺乏从税法的基本原理出发，着眼于税制更公平，逻辑结构更一致的角度对相应税制规则进行设置。贺燕同时指出，法律本来是有限的，不能所有问题都找到对应规则，这也是实践中股权交易涉税争议产生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贺燕认为，在税法规则实施时可以基于法学方法和法律解释的规则来对相关争议进行解决以期达到课税公平，同时她还提到了税务机关在没有法律依据时不愿意担风险的客观情况对相关争议解决造成的障碍。国富浩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杨硕首先从税收实践角度归纳了股权交易涉税难题中的三个基础问题，即定性问题，定量问题和执行问题。杨硕指出，定性、定量及执行问题对应三个知识体系，一是由相关实体法构建起的知识体系，表明民法和经济法是交易定性的法律基础，决定了定性的结论。二是涉及到财务、核算及收入确认时点等一系列的财务会计准则体系，解决具体该缴多少、怎么缴、什么时候缴的认定。三是以税收征管法为法律基础的行政法体系，他指出，在执行过程中如何运用行政法体系寻求企业效益的实现需要更深入探讨。杨硕以信托为例就其股权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分离所带来的问题说明了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为税收带来的挑战，同时指出，以股权交易和股权收益为核心的税法如何看待收益权的实现以及纳税主体和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认等问题应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此外，杨硕就对赌协议的涉税问题指出，解决对赌协议涉税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对交易连续性的确认。认为有必要与税务机关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和探讨，以明晰连续交易的界定方式，从而实现纳税人合理诉求的实现。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武礼斌对对赌协议涉及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税基的确定以及能否退税、采取何种申报方式等实务中常见的争议焦点问题作出归纳，同时以相关实例展示了以增发时、对赌期结束时、股权转让时为不同节点确认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对案件的不同影响。此外，武礼斌还探讨了上市公司大股东在无法转让股权情况下，五年分期的纳税期限无法解决其所面临的没有纳税义务资金的问题，他认为针对此种情况能不能递延值得考虑。最后，武礼斌对相关问题提出三条思考路径，一是是否应对大股东有特殊考量和特殊规定，二是考虑能否递延，三是考虑在何种情况下税法能够重新评价民事法律关系或民事约定。 国家税务总局兰州市税务局税务干部、热门公众号“陇上税语”主理人姜新录对股票非交易过户中的税收问题进行了分享。首先，姜新录对非交易过户的概念及相关特殊规定作出讲解，梳理了自2016年市值打新政策出台后，非交易过户市值打新业务的发展历程，指出四月份中国结算发布的相关细则为该业务的再次发展创造了条件，点明了当前市场对该业务的强烈需求。其次，姜新录总结了股票非交易过户中的两个关键的税收问题，一是股票非交易过户到资管计划要不要纳税，二是股票过户到资管计划，其运营收入如何进行税务处理，同时他提到目前税务机关对股票非交易过户到资管计划是否应在税收上视为减持的问题未作出明确回应。最后，姜新录从税务执法者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建议股东把股票过户到单一资管计划后，单一资管计划约定不对股票进行减持，并且在资产计划到期清算完毕后，股票原路径返回时，可以不将其视为股票减持，不征收相应税收，但此时应报税务机关备案，税务机关加强后续的监管，若资管计划将股票卖出则从非交易过户时开始征税。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规业务部合伙人叶永青指出金融税法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当前资管、信托和有限合伙的税制状态非常混乱，如合伙的穿透情况、扣缴义务的有无及分配如何进行等都没有明确答案。叶永青在总结主体多样性、交易复杂性、客体边缘性和定价特殊性的基础上，提出应在总体的解决思路上达成共识，即以民法为基础构建金融制度研究的支柱性机制，再结合税收征管的特征化形成相应的解决方案。叶永青强调民法在税收法律中的基础性作用应该在税务机关的相关处理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他指出对赌协议及限售股转让等问题的本质都是要解决税收征管当中民事法律关系的适用基础这一核心法理问题。基于上述解决方案的讨论，叶永青点明在对赌协议的税务处理上，除交易定性外还涉及交易条件及多种综合交易的判断，他以股票转让额外增值再分享案说明了对于基础定性问题由于税法上缺乏准用的税收规则，税务局按征税有利进行解释、纳税人按照实际经济收益进行解释的现实状况。明税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施志群从实际接触的案件以及实践经验出发指出，因股权转让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纳税人有积极主张权利、与税务机关进行抗辩的想法和意图，实践中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在股权交易涉税问题上争议较多、案件解决过程复杂。随后，施志群聚焦于财税〔2015〕41号文，对其适用及执行问题进行探讨。施志群介绍了该文件的颁布背景，指出实践中的绝大数税务机关并没有严格按照41号文的执行，并指出至今五年期限已满，但税务机关基本处于沉默状态，具体的应纳税款收不收、如何操作也是未知。针对各位专家的发言贾绍华教授进行了总结，并提到参与对话的实务界从业人士对实践中遇到的制度适用难题及争议解决的现实困境进行分享，坚持企业不该缴的税不多缴，而与会学者们也对制度设计的缺陷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共同对纳税人的保护或救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对于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极为重要。 贾绍华指出，资本税收的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实践中税务机关在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困难，怎么做到在认真执法的同时使相应的税收政策清晰一直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他希望今后能对此有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熊伟作会议总结发言。熊伟对论坛选题表示充分肯定，并指出当前金融行业的税收问题突出，针对多样的交易模式组合，税法无法作出快速反应，而民法在面对新问题体现出的被动性也使得税务人员需要对相关问题进行不停的考证。同时，在政策层面，考虑到金融行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以及行业的特殊性，有无必要给予其相对特殊的政策环境值得考量。此外，熊伟还提到了税务机关及政策决定部门在推行落实税收政策时的难处，指出税务机关要平衡政策本身的内容和征管能力之间的矛盾。

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研究论文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 我国农业保险起步晚、发展慢,过程跌宕起伏。从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至今,开办农业保险且形成一定规模的仅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财险两家。保费前10年增长迅速,后10年收入骤降,大致呈现倒“U”型曲线。总结起来,大致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一)恢复试办期(1982年～1990年) 1982年,本着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国家和农民分忧的指导思想,人保公司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曾开办多项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农业保险按照“恢复平衡、略有节余、以备大灾之年”的经营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整个80年代,我国农业保险取得很大发展。试办几十个农业保险险种。1988年保费收入达到亿元人民币。 (二)高峰期(1990年～1994年) 人保公司从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至1994年,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财政兜底,因此对农业保险成本和盈利考虑较少,根据各地需要开办了不少农业险种。到1993年,农业保险险种总数近百个,保费收入达亿元,农业保险发展达历史最高峰。然而,与巨额保费相伴的是居高不下的赔付率,当年农业保险赔付率为116％,亏损率为56％。不过与1986年高达136％的赔付率相比,还不算最高的年份。 (三)持续萎缩期(1994年～2003年) 1994年以后,中央财政要求人保公司全面向商业保险公司并轨,并对人保公司实行以上缴利税为主要目标的新的财务核算体制,一切与经济效益挂钩。此时人保公司开始考虑调整农业保险结构,对一些风险大、亏损多的业务进行“战略性收缩”,赔付率随即下降;但与此同时,农业保险规模和保费收入也逐年下降,太平洋、平安及后起的各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办理农业保险。1982年～2002年底,农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83亿元,赔款支出亿元,平均赔付率近85％,再加上经营管理费用,使农业保险经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尽管国家从1996年起开始免征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但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微不足道。 这一期间,经营农业保险的只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财险两家,险种由最多时的近百个下降至不足30个。人保自改制后农业保险业务已逐步停办,中华联合财险则勉强维持。2003年全国农险保费收入仅为亿元,占农业生产总值的％,占全国财险保费收入的％,占总保费收入的％,农业保险深度低于％,农业保险的密度不足1元。 (四)改革期(2004年至今) 2003年6月,法国安盟保险公司获准在成都组建财险分公司,这是首家进人中国的外资农业保险公司。2004年3月国内第1家专业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成立。与国内原有农业保险业务运作的重大差异是,安信保险将采取“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模式经营。公司除经营传统的种、养殖业保险,还经营涉农财险和责任险、农村居民短期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健康险等,实行“以险养险”,一旦遇到巨灾,公司通过再保险仍无法承担时,政府通过特殊救灾政策给予扶持。此后,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黑龙江垦区阳光相互农业保险公司相继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预示着新一轮农业保险经营体制改革业已启动。 2004年,保监会共在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农业保险试点,积极推动商业保险公司自办、为政府代办和与政府联办农险业务。大多数试点都有不同形式的政府支持背景,但很不完善。2004年农险保费收入亿元,比2003年减少％。 应当肯定的是:农业保险发展的23年间,为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对农民进行了现代风险管理的启蒙教育,在农业保险的经营组织形式、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毋庸置疑的是:农业保险业务的持续萎缩与当前国家农业政策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大背景背道而驰,处境堪忧。一边是农民急需保险保障,另一边是保险公司不愿提供,农业保险发展极不充分,已不能满足农村和广大农民对保险的需求,与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极不相称。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困难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70％,农业总产值占GDP的20％左右,也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保险的加速萎缩,突现了农业风险管理水平与日益严重的农业风险损失之间尖锐的矛盾,与农业的基础地位极不相称。造成农业保险业务逐年萎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有效需求不足,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发展,农民生活质量与支付能力逐步提高,同时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打击也愈严重。尽管不少农民有投保愿望,但总体看来有效需求不足。 首先,农民经济收入普遍偏低,而一些地方农作物险种费率高达9％～10％,对目前收入不高的农民来说确实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保费偏高和缴费困难是制约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大部分农民投保意识不强,较少具有现代风险管理观念。对面临的风险存在侥幸心理,甚至还有人将保费与乱收费、乱摊派相联系,认为买保险会加重经济负担。 再次,农业保险险种单一。保险公司对其规模控制较严,条款内容陈旧,操作困难,赔偿偏低,造成农业保险业务门槛较高。广大农民难以据自身需要选择适当险种,陷入无处投保的尴尬境地。 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导致农业保险范围过窄,规模较小,很难满足保险经营所依赖的“大数法则”的要求,这就为农业保险供给的不稳定埋下伏笔。 (二)有效供给不足,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首先,高风险和高赔付率是近年农业保险业务持续萎缩的首要原因。农业是弱势产业,既包括自然灾害带来的自然风险,也包括市场信息不对称、供求不平衡带来的经济风险,还包括由于个体或团体有意或无意的错误行为造成农业损失的社会风险。风险发生频率高、范围广、损失惨重、致使农业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 其次,农业保险险种开发缺乏技术基础。由于地域辽阔,自然条件不均衡,对农业保险缺乏损失统计数据和厘定费率的精算基础,导致险种结构调整滞后,各类风险难以分散。 再次,农业保险的政策性、非盈利性同商业保险公司追求经营利润的目标相背离。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在我国,长期以来经营农业保险的只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财险两家,基本上按商业化的模式运营。尚未享受政策性补贴,经营亏损由经营主体自行消化,致使商业保险公司无力也不愿承担风险很大的农业保险责任。其他追求“利润增长型”经营战略的保险公司更是无暇顾及农业保险业务。 (三)政策支持乏力,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 首先,政府重视不够。现阶段,我国主要采取“政府财政补贴+社会捐助”的方式为农业提供经济保障,尚未将农业保险纳入农业风险救助机制的范畴。 其次,少有对农业保险的政策倾斜。在我国,农业保险除免征营业税外,其他方面同商业保险一样。对这项涉及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政策性业务,国家尚无配套政策予以扶持。财政补贴的长期缺位已严重制约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产品”的发展。在国外,不少国家都将农业保险视为农村救济、农业信贷、农产品价格保护、农民福利等政策的一部分,对农业保险给予经济和法律支持。比如美国从1995起,政府为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为开办农险的19家公司提供相当于其农险保费的31％补贴。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经营农业保险风险大、成本高、赢利性低,仅靠商业保险公司苦心经营是难以壮大我国的农业保险业务的,必须对农业保险进行改革。 三、发展农业保险的建议 尽管目前农业保险新一轮试点正在全国各地开展,但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却依赖于一系列政策环境、制度基础和经济社会条件。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必须加以明确和解决,以便农业保险健康顺利发展。 (一)抓紧农业保险立法,形成发展农业保险的法律保障 我国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长期缺位。现行的《保险法》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我国保险立法不可一蹴而就,可由保监会先制定《农业保险试行条例》,保护、扶持、规范目前为数不多的农业保险试点,待时机成熟后,再颁布全国性的《农业保险法》,并结合实际不断修改与完善。 (二)建立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体系,形成发展农业保险的政策保障 传统农业保险(种、养殖业保险)属政策性业务,自身经济效益不高,社会效益却十分明显。我国应建立财政支持型的农业保险制度。利用财政、税收、金融、再保险等经济手段和其他技术支持发展农业保险。 (三)创建新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形成发展农业保险的组织保障 我国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极不平衡,农业风险差异极大,要发展农业保险,须走经营主体多元化的道路。据国际经验,农业保险是准公共产品,纯商业化经营容易市场失灵。因此现阶段,应在政府主导下,鼓励现有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农业保险业务,同时必须发展多种组织形式。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也突出政府在制度变迁诱导和财政有限支持方面的作用。开展农业保险应以地方政府为依托,依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选择经营主体形式。首先,地方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保险业务,实行独立核算,地方政府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将农业保险业务从商业保险公司分离,成立政策性的地方乃至全国农业保险公司。其次,在经营农业保险基础好的地方设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例如上海安信)。 再次,选择在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在合作制的基础上,探索相互保险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最后,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等具有先进经营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资和合资保险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商业保险公司在介入农业保险业务时要明确定位。即商业保险公司只能经营商业性农业保险业务,企图在商业性框架下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会重蹈原人保公司经营农险的覆辙。

农村经济建设中农业保险的作用及其发挥路径论文

在学习和工作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达到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农村经济建设中农业保险的作用及其发挥路径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农业保险在防范农业生产风险、降低农业灾害损失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合理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可以稳定农业生产，调节农村经济，刺激农业经济增长。基于此，论文重点阐述农业保险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农业保险,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对策，

1、引言

在改革开放之后，政策与技术成为促进农业发展的双重动力。现代化农业生产已经成为重要趋势。为全面应对农业生产中可能出现的各类自然灾害风险，需要加强农业保险的应用范围，为农民的收入提供坚实的保障。因此研究农业保险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农业保险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农业保险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的农业生产分布范围比较广，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下，农民的收入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靠天吃饭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也导致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就自然天气而言，本身就难以预测，这种不可抗力也是目前农业生产的最大威胁。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农业生产受到风俗习惯、土壤情况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因此面临的自然灾害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南方的涝灾、北方的旱灾，以及沿海地区的台风等都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农业生产。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气象变化更加无偿，这为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通过发展农业保险，可以大大提升农业生产流程的安全性，提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改善收入。另一方面，农民的生产有了保障，更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提升产量、改善土地的利用率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农业保险有利于改变农民的投资方向

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通过进城打工增加自身的收入，这种方式相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收益更加明显。在当前的快节奏社会中，进城打工也成为农民缓解压力的重要方式。近年来，我国对农村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农村的面貌开始发生改变，即便如此，村里的年轻人数量依然较少。大量的农村人进城增加了城市的压力，农村青壮劳动力的缺失，也不利于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这种局面也导致农业技术的革新相对较慢，从而农业生产的有生力量薄弱，导致新技术和创新手段的周期较长，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针对这种情况，通过发展农业保险可以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保障，从而提升农民的经济收益，帮助农民积极转变投资的方向，促进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有了农业保险，农民可以在兴修水利、设备租赁方面进行投资，这有利于带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提升群众对农业发展信息的掌控，促进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3、农业保险助力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

农业保险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完善农业保险的工作机制和法律体系；第二，提升宣传力度，改善农民对保险的认识；第三，构建新型的农业保险模式；第四，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提升保险公司的服务水平；第五，降低保险成本，推动产业的良性发展。

、完善农业保险工作机制和法律体系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农业生产情况复杂，因此农业保险的运作并不简单，对于专业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仅仅依靠市场调节作用，难以发挥农业保险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价值。对此，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的工作机制，并重视法律制度的完善，从而为工作开展提供依据。就农业保险的实施而言，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应的措施，对于农业保险的经营范围也进行了明确的划分，这对于激发保险公司的工作积极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而言，传统信贷模式已经落伍，必须寻求新的转变和突破，即通过信用投保，实现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而且信用投保模式还能解决传统信贷的历史遗留问题，降低信贷过程中的风险，培养并引导信贷参与者养成诚实守信的好习惯，进一步提升农业保险投保人的诚信意识和守信能力。另外，通过对借款人的信用记录进行积累，利用按时还款、日常守信行为等具体表现换取信用积分，以此提高个人信用等级，实现对信贷潮流的引领。最终，随着政府担保体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农业保险投保逐渐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和商业化，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助力。

、加强宣传力度，提升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

当前，尽管农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但部分区域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群众对于农业保险的认识不够全面，这也导致参保人数不多。为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宣传：第一，借助自媒体和传统媒体等工具加大宣传力度，让农民可以通过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方式了解农业保险的真实情况和作用。第二，基层工作人员需要配合做好线下的宣传工作，从而让农民切实体会到农业保险的内容以及带来的`好处，提升保险意识，能够帮助农民更好地自愿从事保险办理工作。普及农业保险的过程就是保障农民经济收入的过程。

、构建新型的农业保险模式

农业保险的模式众多，在不同的区域，针对不同的农业经营方式，衍生出来的种类繁多。在实际的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充分结合区域的特色和水文气候条件，积极开发多元化的农业保险模式，从而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区域的不同层次的实际需求。在东北地区，可以推广大灾保险，并做好参保的全覆盖工作。对于不同的农作物在种植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也会存在差异，因此需要结合现代农业经营的形式和农业经营的需求，创新服务内容，并积极联合政府的政策保障，为群众提供坚实的保障。

、加大扶持力度，提升保险公司的服务水平

由于我国农业地区结构复杂多样，外在风险因素较多，因此在风险概率偏大的区域农业保险的业务开展通常会陷入经营与收益两难的局面。为了鼓励更多的农民参与农业保险，需要政府部门加大扶持力度，并充分发挥政策的优势，激发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积极性。另一方面，对于农业保险公司而言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创新，不断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从而提升保险的质量，引导群众更好地参保。

对于农业保险内容的设计，应该明确受众群体，保证保险内容的通俗易懂，方便村民理解。另一方面，对于保险合同中涉及到的专业术语应该由专业的人员及时进行讲解，从而帮助民众更好地了解内容。对于农业保险而言，必须以事实为依据，通过现场实地考察，对风险进行评估，从而制定相应的保险条款。保险需要以被保人为中心，确保利益，切实保障农民的收益情况。

、降低保险成本，推动产业的良性发展

尽管我国是农业大国，但我国的农业发展模式不管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发展质量上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农业发展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农业保险方面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面临的问题也有很多，因此需要农业保险持续创新，并大力推广成熟产品，保证农业保险的规模效应，从而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我国的农业保险还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业务与产品之间的分裂，导致机构的盈利受到影响。通过组合创新或者嵌入式的创新方式，不仅能够满足农民的需求，还能有效降低保险的成本，从而拓宽保险业务的渠道。在政府部门和社会多层力量的推动下，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的优势，能够为保险公司提供更多的收益可能。

4、结语

农业保险能够保障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农民的收入保驾护航。但就当前而言，由于我国的农业生产区域广，不同的区域之间农业生产模式以及面临的风险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农业保险公司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保险业务和保险内容进行创新，联合政府部门，加大政策扶持，提升服务水平，助力我国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谢琳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农业保险对农村经济的功能性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20(08):84-89.

[2]王悦.杨骁张伟科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6):70-77+162-163.

农业 保险 是农业生产的保护和救济手段，当农民在自然灾害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时，农业保险不仅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救济，同时也是一种应对突发性风险的风险转移机制，在保障农民生活水平方面起到重大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农业保险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农业保险的论文 范文 一：小议农业保险中的政府责任

实际生活中，农民或农户限于自己的经济收入水平，即使有保险需求，高昂的保费也令其望洋兴叹;保险公司因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与低利润率，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趋于微利，因此亦不愿经营农业保险，即使经营，也只局限在少数商品化程度高或高附加值的农业生产项目上，比如:花卉、 饲养 业等。由此看来，这种将农业保险商业化运营的模式在一定时期内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现有模式不能缓解农业保险供需不平衡的矛盾

我国是一个多自然灾害的国家，每年因洪涝、干旱、病虫害而导致的农作物损失非常严重。据统计，2005年，全国农作物洪涝受灾面积16380万亩，成灾面积8392万亩，受灾人口亿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28亿元[2]。因此，农民迫切需要对农作物进行保障，于是也就对保险有了需求。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保险公司以营利为目的，其开发的少量的保险产品及较高的保费，使得农民的上述需求得不到满足。此时，供需不平衡的矛盾暴露无遗。

(二)现有模式不能保障农民利益和促进农业发展

如上所述，由于农业保险苛刻的投保条件，处于天然弱势的农民对自然灾害毫无抵抗能力，只能靠天吃饭。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则好，收入就高，反之，则收入难有保障。如此，农民的利益毫无保障可言。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国民绝大多数的国家，只有把农民的收入提高了，整个国家的收入水平才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而现有农业保险模式无法有效保障农民利益，从而无法保障农业的发展，其弊端是显著的。

功能与价值:农业保险中建立政府责任机制之逻辑基点

可以看到，我国现有的将农业保险商业化运营的模式不符合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有其局限性。仅靠农户与保险公司之间单纯的一对一保险协议，并不能达到凭借农业保险保障农业发展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加强政府的调控功能，在农业保险制度中，建立政府责任机制，变农户与保险公司这种一对一模式为政府、农户与保险公司三元主体模式，从而推动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建立政府责任机制，凸显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主体地位，具有以下诸种功能。

(一)保障农民利益，搞活农村经济

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诸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办理再保险等优惠政策，可以充分调动农民、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丰富和发展现有农业保险制度，使农作物得到应有保障，从而保障农民的利益不会因自然灾害而遭受过于惨重的损失，农民的收入也就有了保障。如此，则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其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生产中去，从而搞活农村经济。

(二)开发新险种，健全我国保险市场

长期以来，农业保险产品开发缓慢、品种单一、保险公司怠于开发、保险市场后劲不足、缺乏活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建立政府责任机制，提高农民参保、保险公司承保的积极性，是开发新险种，健全保险市场的需要。

(三)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靠天收成的局面并未打破，农业发展水平低，风险承担能力弱，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这种局面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显得更为严重。建立政府责任机制，健全农业保险制度，可以增强我国农业生产过程的抗风险能力，从而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立法评介:国外关于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角色之定位

农业是一种弱势产业，有必要采取有效 措施 和手段对之加以保护。农业发达的国家都采用农业保险制度对其农业予以保护，如美、日、法等国。比较三国农业保险模式，均有其可借鉴之处。现对三国立法模式分别予以介绍，以资参酌。

(一)美国模式

美国在1938年初步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随后几十年里，美国通过不断地修改法律以及建立相应的政府农业保险保障制度，使农业保险制度趋于完备。总的说来，美国的农业保险属于政府主导型的保险运营模式。其运营模式主要有以下特征:(1)有完备的立法。美国相继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联邦农业保险改革法》等。(2)建立了以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的国家专门保险机构。美国成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来经营农作物保险，并对投保农户进行补贴。(3)运用财政手段予以支持。美国政府采取提供保险费补贴、降低税率等财政手段，提高了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使商业保险公司也参与到农作物保险中，从而使农业保险市场得以有效运行。

(二)日本模式

1947年日本在国内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根据日本《农业灾害补偿法》的有关规定，日本农业保险采用的是民间互助组织共济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主要有:(1)农业保险实行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即明确规定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等)实行强制保险，其他作物则由农民自愿投保。(2)经营保险的民间互助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民间互助组织负责当地的农业保险，该地区农民只要其可保农作物的 种植 面积达到法定最低参保标准，则必须接受该农作物的投保。(3)补贴与再保险制度。日本政府对农业保险实行补贴制度，农民参加保险，由政府对其保险费进行补贴。同时，政府对民间互助组织进行再保险，这样就减轻和分化了互助组织所承担的农业保险风险。

(三)法国模式

法国在1948年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其主要运用的是民间互助与商业化运营相结合的模式。概言之，其特征在于:(1)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作物以及饲养动物实行强制保险，其他农产品则由农民自由投保，但政府对投保的农民实行保费补贴制度。(2)鼓励民间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政府对其运营经费以财政补贴形式予以保障。(3)农业保险体系多元化。在法国，参与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有:政府保险机构、合股保险公司、民间互助组织、农作物保险集团等。综上可见，美、日、法三国其农业之所以发达，原因之一就在于有成功的农业保险制度为其农业发展保驾护航。而且三国农业保险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即:都具有完备的立法以规范农业保险行为;政府实行保费补贴、免税等优惠财政政策。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尚处于探索、完善、发展的阶段， 总结 他国农业保险立法 经验 ，对我国构建完备的农业保险制度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

立法重构:农业保险中政府责任实现机制之路径选择

实践表明，我国现有农业保险制度在防范农业风险方面，效果并不明显。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保险需求日益增强，政府亦愈来愈重视农业保险产品的开发。可喜的是，我国就如何发展农业保险已经开始了试点工作，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分别在四川、江苏等地进行奶牛、水稻等政策性保险试点[4]。笔者认为，建立健全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应当立足于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针对农业保险的自身特点，我国应积极探索和发展以政策性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

(一)完善现有农业保险立法，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

目前，我国《保险法》尚不能完全调整和规范农业保险，在农业保险制度构建方面，存在严重缺陷。但凡农业发达国家，均有一套完备的与其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如美国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联邦农业保险改革法》，日本的《家畜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农业灾害补偿法》。我国应借鉴美、日关于农业保险立法经验，尽快出台《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主体的权利义务、保险范围、风险分担办法和损失补偿规则等做出明确地规定，做到主体明确，权责分明。惟其如此，一旦出现风险，农业保险的功能才能真正地得以发挥。

(二)厘清农业险种，实行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原则

农业保险可细分为农作物保险和养殖业保险。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层次分明，农作物品种繁多，因此，在开发农业保险产品方面应因地制宜，在不同的生产区域开发适合当地的保险品种，同时，制定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的保险费率，不能一刀切。在具体的每一生产区域，保险公司应结合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开展横贯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综合性保险品种，借农业的产业结构提升带动保险品种结构的提升[5]。在农业保险的具体投保方式上，应当坚持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原则。比如，日本《农业保险法》规定，凡生产数量超过法定最低标准的农民必须参加保险，而其他情形则由农民自愿决定参保与否。我国可借鉴日本经验，对关系国计民生且与农民利益有最密切联系的农作物(如:水稻、小麦、油料作物等)与饲养动物(如:牛、猪、马、羊等)实行强制保险，对规定外之的其他农产品则由农民自愿选择是否投保。

(三)政府强化保障职能，建立农业保险补贴制度

搞好社会保障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建立农业保险制度，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举措。农业保险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以及我国粮食的生产安全。因此，如何提高农民参保、保险公司乐于承保的积极性，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借鉴法国的经验，对农业保险实行补贴制度。法国农业保险实行低费率高补贴政策，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同时，也对保险机构给予财政补贴。针对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对于强制保险的农业险种，可由政府对参保的农民按照一定比例给予高额财政补贴;对于自愿保险的险种，则视其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补贴。对于保险公司，可以视其承保险种的风险度按照一定标准给予相应的财政补贴。

(四)政府建立再保险制度，合理分担农业保险风险

为提高保险公司开发农业险种的积极性，政府除给予补贴、降低税率等优惠财政政策外，还可以通过建立再保险制度分化保险风险。关于再保险制度的构建，笔者认为有两种路径:其一，由承保农业险的保险公司向其他保险公司办理再保险，但必须向政府保险监督部门备案，一旦发生风险，保险公司按照约定的保险费率赔付，由政府给予一定财政补贴;其二，由政府设立专门农业保险机构，其职能在于为承保农业险的保险公司办理再保险业务，并对保险公司承保农业保险进行业务指导，对其保险活动进行监督，制定与农业保险有关的政策等等。

笔者认为，只有政府采取措施，合理分担农业保险风险，使保险公司有利可赢，至少不至于亏损，才能调动其承保的积极性，只有加强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作用，建立政府责任机制，才能健全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

关于农业保险的论文范文二：论农业保险的问题与创新

2011年初的特大旱灾给全省农业造成重创，受旱面积万hm2，万头(只)大牲畜因旱灾出现饮水困难。2012年上半年，全省各地不同程度地遭受了雪灾、旱灾和洪涝等自然灾害，受灾面积万hm2，万hm2绝收，倒塌房屋372间，直接经济损失亿元。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旱灾比较严重，连续性强[2]。近些年，旱灾成灾面积占总成灾面积的比重均在五成以上，2009年更是达到。

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发展现状

2007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办以来，河北省农业保险整体发展状况有所提升，覆盖面不断扩大，2009年参保农户余万户，覆盖全省11个设区市，发生农业保险赔款4亿元，受益农户万户，保险保障功能初步发挥[1]。通过表1的数据统计，2007年至2011年间，我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和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均呈上升趋势，但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保费总收入的比重非常小，且成小幅下降的趋势。就河北省而言，2008年以来，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虽然保持着18%左右的稳步增长，但作为农业大省，其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较低，始终维持在4%左右[2]。此外，笔者根据河北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与河北乡村人口总数计算得出河北农业保险密度，即平均每个农村人口为转嫁农业风险所支付的保险费，数据显示，从2007年至2011年，河北农村人口人均保费成上升趋势，农业保险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提升，但绝对值偏小，2011年仅为21元。

2存在的问题

保险供给不足。截止2011年，河北省共有24家财产保险经营主体，仅有三家保险公司经营商业农业保险业务。政策性农业保险以试点险种为主，如奶牛、能繁母猪、玉米、小麦、棉花保险，且按“低保障、广覆盖”来确定保障水平，比如小麦按每亩保险金额300元;奶牛按每头保险金额5000元，一旦受灾，农民最高也只能获得基本的成本补偿，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在保险责任上，主要承担风灾和雹灾对投保种植物造成的损失;重大病害、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导致投保的养殖个体的直接死亡，而普遍存在的旱灾，病虫灾害等均不在保障范围之内[3]。

有效需求不足。河北省是农业大省，农业保险市场潜力巨大，然而目前农业保险推进比较缓慢的重要原因是农民购买力不足，投保意识差。在2007年至2010年，河北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由元增加到元，恩格尔系数平均为33%，农民生活水平仍处在较低水平阶段，即使有参保意愿，也缺乏实际购买力[4]。此外，中国农户普遍存在防范风险意识不强，对保险公司的信任程度偏低，靠天吃饭的同时，更多依赖政府的农业补贴和农业救济。

技术有限及缺乏有效的经营模式。河北省农业保险经营技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体现在险种类型少，保障范围小及理赔成本高等方面。2009年河北省共承保农业保险金额亿元，保险费收入亿元，赔款支出亿元，保额损失率为，保险赔付率。河北省曾出台农业保险相关补贴办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试点，保费由农户承担20%，各级财政承担80%，地方政府在农业保险上的财政补贴比例较高[4]。然而，河北省政府的经济实力比不上经济发达地区，很多地区出现财政困难，财政补贴很难及时到位，从而限制了农业保险的开展。2004年以来，我国各地开始积极探索新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并开展了一系列的试点工作，然而针对河北省农业保险发展的研究较少，一直没有形成有效成熟的发展模式。

建议及创新

1探寻适合发展的模式和制度

河北农业保险业务主要以政策性试点为主，占农业保险总保费收入的九成以上。农业保险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无论采用何种运行模式，国家财政及政策支持都是其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目前国内已经出现的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各具特色，为河北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比如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在上海推行的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安信模式”;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推行的围绕和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展的“安华模式”;法国安盟保险公司创立在四川推行的“安盟模式”依靠强大的网络、资金、丰富的农险经验和管理优势占领市场。根据河北省经济环境和农业保险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发展农业保险要依托地方政府，在农村基层建立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同时以商业保险为辅，建立多层次、多 渠道 、多主体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和制度。

2完善经营技术手段

加强险种开发技术，开发产品销售渠道加强农业保险产品开发，创新适应农村需要的保险产品是保险市场发展的基础。协调各级政府、财政部门，不断扩大现有政策性险种的覆盖面，提高奶牛、能繁母猪、玉米、棉花、小麦等已有险种的覆盖率;在地方财政有实力，有条件的地区适当增加财政补贴险种。河北省地理环境优越，适合种植多种农作物及经济作物，形成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产品。针对特色经济农作物加大险种开发力度，比如辣椒种植、塑料大棚蔬菜保险等，带动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5]。同时，探索开展销售渠道创新，加强与农经站，防疫站等农村基层组织及合作社的联系，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使农民真正了解产品，提高农业保险有效需求。

提高风险保障范围，探索巨灾风险管理技术从近几年河北省受灾情况来看，旱灾是其最为主要的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可忽视。扩大保险保障范围，必须探寻有效的风险转移途径。通常可以通过再保险和保险风险证券化转移承保的巨灾风险。通过发行收益与指定的巨灾损失相连接的债券，将保险公司部分巨灾风险转移给债券投资者。自1996年第一份巨灾债券发行以来，截止到2011年巨灾债券的累积发行量已超出376亿美元。从巨灾债券覆盖的风险来看，美国以飓风为主导，其次为地震、欧洲主要为风灾[5]。相比我国，一方面由于没有充分详尽的历年灾害数据，巨灾再保险产品匮乏，农业保险承保人分保难、成本高;另一方面，我国尚未正式启动保险风险证券化，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的途径有限。借鉴国外经验，逐步开发适应中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巨灾债券产品，利用再保险向国际保险市场转移和分散巨灾风险势在必行[6]。

提高理赔效率，加强保险理赔技术创新河北经济发展水平较发达地区有所欠缺，农民整体素质较低，对保险的理解和信任程度有限，因此发展农业保险首先要建立农业保险服务网络，将保险服务关口前移到涉农一线，尤其重视理赔工作。与农村基层组织合作，聘请有经验的农业工作人员担任查勘定损工作，深入灾情现场，保证定损准确性，提高农民对理赔结果的信服度。其次，引进先进的保险理赔技术，降低理赔成本，控制道德风险。近年来一些国家推出的农业气象指数保险合同就是一个理赔技术的创新。农作物产量通常与天气情况有较强的关联性，比如降雨量多或少都会导致农作物产量变化。农业气象指数保险就是针对天气变量导致产量下降的情况予以赔付。以小麦干旱指数为例，用降雨量评估干旱程度[6]。假定保险责任是在保险期限内，降雨量不足80mm且在40~80mm时，每个保险单位赔付30元/mm;降雨量小于40mm时，保险金额为3000元。假定保险期限内降雨量为70mm时，每个保险单位赔付额为(80-70)×30，即300元;当保险期限内降雨量为30mm时，则为3000元。由于补偿并不取决于实际损失，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易于控制。在承保、理赔环节所需信息简单且易于获得，降低了经营成本。此外，指数保险合同具有标准化和透明性的特征，很容易在二级市场流通[6]。

3开展业务创新，加快发展步伐

价格及收入保险创新。农产品价格波动增加了农户收益的不确定性和生产决策的难度，缺少价格风险管理成为一些农户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1]。传统上农产品价格被认为是不可保风险，这是由于价格波动无法通过统计进行科学测算，难以对风险进行合理定价。美国于1996年推出了有政府补贴支持的联邦农作物保险产品。即参保农户在种植前选择一个收入保险项目和赔付率，如果收获后的实际收入小于预期收入和赔付率的乘积，由保险公司负责赔付差额部分。在美国，2006年收入保险所覆盖的农作物面积占全部政府支持保险项目所覆盖农作物面积的比例从10年前的7%上升到57%。法国安盟保险2010年结合资本市场工具开发出同时支持自然灾害风险和价格波动风险的市场化收入保险产品[1]。根据各地区的历史产量、期货市场价格与历史价格确定农作物保险价格，结合承保的土地面积，承担保险责任。无论是因自然灾害或是价格波动导致农作物收入减少，均可获得保险补偿。

订单农业保险创新。订单农业是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在产前签署定单合约，农民按照合同要求组织生产，把产品销售在产前完成，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安排生产，可以减少生产的盲目性和稳定农民收入。但在实践中，当遇到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农业企业融资困难等因素影响，导致目前我国订单农业履约率偏低。若在这一过程中引入保险机制，利用保险公司在承保农作物保险和农产品加工企业财产保险的优势，可为双方履约提供保障。2012年3月8日，国家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要大力发展基于订单农业的信贷、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鼓励龙头企业资助订单农户参加农业保险;鼓励利用出口信用保险为农产品出口提供风险保障[6]。

总结

河北农业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在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同时，制定激励机制引导相关机构积极参与，引进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经验，针对河北省自然环境、农业生产的特点进行创新，着重开发适应河北省需要的农业保险险种，以保障河北农业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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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反倾销制度研究论文

如何应对反倾销，很多企业做转口贸易的，通过第三国中转，再发到目的国，出第三国全套文件：提单，产地证，装箱单，商业发票，类似于中转国的商品出口到进口国。由此合理避开反倾销。通过16年经验回答希望能帮上你，如有产品需要规避反倾销转口，可以追问，或者百度昵称！

三、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对策思路 中国虽然已加入了wto，从理论上说，不应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外国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反倾销不会就此停手。在中国出口反倾销问题上，我们还任重道远。为了尽量减轻国外反倾销对我国外贸乃至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我国必须采取以下相应的对策思路： 1、出口企业要控制好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其标准是要使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与同类竞争的其他国家的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保持相近，尤其是要贴近出口国竞争产品的价格水平。一些集中供货的产品，国内厂家不多，如大型成套设备或类似产品，应当由行业协会或商会出面，实行价格协调，不应再打内战，要一致对外，不仅要保护本企业的利益，而且要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 2、建立反倾销调查的预警机制。利用现有驻外经商处的力量跟踪当地市场行情，尤其要密切监视我国大宗出口产品的市场及价格状况，在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定期向国内提供研究报告，将外国反倾销政策的动向及时反馈给国内，使国内企业和商会尽早得到哪种商品可能被反倾销立案的信息，形成一套较完善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今后这一工作应加速推广，使尽可能多的企业受惠。 3、要控制好出口产品数量的增长速度，切忌某项产品在短期内大量或成倍增长，不顾进口国市场容量以及进口国相关产业生产经营状况如何。纵观过去发生在国外的反倾销案件，很多案件的发生都与中国产品出口过低，出口量过大有关。因此，出口企业加强自律，发展公平、有序的出口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国外的反倾销案件。 4、提高反倾销应诉率。以往对华反倾销案件中，中国企业应诉率低的原因很复杂，但怕打“洋官司”或希望别人应诉，自己搭便车的想法是最主要的因素。入世后，国内企业应改变旧的心态。具体应诉中，企业除了要聘请精通wto规则、国际法和国际贸易知识的律师抗辩外，关键是做好举证工作，就被诉企业情况、国内市场、起诉国销售情况、生产成本等内容，在律师指导下填写问卷调查。这也有赖于国内反倾销律师和专业队伍的建设，有赖于国内反倾销基金的尽早设立。 5、积极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的独特作用。商会及行业协会在沟通政府与出口企业的关系上有着承上启下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反倾销调查中具有政府及企业不可替代的规范和协调作用：通过规范本行业企业行为，尽可能减少败诉案件的发生；通过组织本行业涉案企业应诉，尽可能减少败诉案件的发生。为了使指导、帮助和协调更为有力，可以赋予政府有关部门、商会和行业协会一定的权利。 6、修改现行反倾销法律。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需要不断完善，与国际反倾销法律接轨。首先，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例》已经增加了累计评估等新内容，但是对于什么是规避行业，哪些行为属于规避行为，对于进口倾销产品形式的变化如何辨认还要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提高其可操作性，阻止国外一些企业利用我国反倾销措施的不完善在我境内进行倾销。其次，反倾销调查期限应该缩短。我国规定自立案调查决定公告之日起至最终裁定公告之日止为12个月，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18个月，这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有差距。欧洲委员会立案的调查期一期在6-8个月内结束，最长不得超过1年。调查时间相对短一些，可以裁定倾销存在的可能性就大些，可以控制倾销者规避法律的行为。再次，我国反倾销的主管机构复杂，涉及到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及海关总署，外经贸部同海关总署进行倾销和倾销幅度的调查，国家经贸委员会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进行损害的调查，这种方式造成了资源浪费，增加了协调难度，降低了效益。最好由一家机构全面负责倾销和损害的调查，管理的简单使反倾销诉讼程序快捷，也使企业利用反倾销程序保护自己的利益具有更大的有效性。 7、增强国际营销观念，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出口企业应尽快转换现有竞争战略及策略，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等多种非价格竞争的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汇率上下功夫，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力争以质量、价格的双重优势占领市场。 8、通过海外投资转移原产地。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比较优势，可以转移到内地生产或国外生产。如果这种产品市场主要在国外，就应当优先考虑转移到国外生产。通过改变原产地，规避进口国的反倾销视线，或者转移到进口国生产，就地销售，绕过贸易壁垒。这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经常采取的措施。 9、企业要加强财务管理，完善、规范会计资料。在反倾销调查中企业必须提供完整、规范的会计资料，由此来认定正常价值，否则由进口国政府选定的第三国同类商品的出口价作为替代价确定正常价值，而进口国所选的替代价肯定对应诉方不利。所以，企业应加强财会工作，使企业会计资料符合国际规则，在进口国的反倾销调查中能够提供完善且符合规范的有关会计资料。我国的一些应诉企业在反倾销诉中败诉，部分原因就是不能提供有关商品生产的会计资料。 10、利用wto规则解决国外对华反倾销中不公正待遇。（1）利用wto反倾销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对其他成员实施反倾销法提出自己的意见。（2）作为第三方，在参与另两个成员间的争端解决程序时，向wto工作组提交自己的法律意见及陈述。（3）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争取wto成员在采取反倾销措施时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保护。 我国加入wto最大的好处之一，是利用wto成员应有的权利保护我国产品的出口。因此，我国产业界应和政府密切配合，对外国的反倾销措施做出正确评估，以确保中国根据wto反倾销协议所应享有的权利得到真正的保护。PS：直接一点说会有贸易壁垒，比如配额等来进行进口数量限制，对中国贸易不利，一般不要让他们感觉有倾销的行为，就是价格不要太低，数量不要太大。明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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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中的最大受害国。根据目前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及特点,我们可以预计未来我国仍将会是反倾销的重灾区,如此严重的反倾销状况必然会对我国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其负面影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和现实,后果也更为严重。 因此,我国企业如何应对对华反倾销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而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所以本文旨在以我国企业在应诉欧盟对我国打火机反倾销案获得成功的经典案例为例,运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博弈分析和逻辑推理的研究方法,回答我国企业如何应对反倾销的问题。在本文的论证过程中,通过分别对本案的过程、引起本案的原因以及我国企业的应诉策略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结论,进而从企业应诉策略建议、实战操作建议以及经营战略建议三个大的方面为我国企业应对对华反倾销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即企业应以持有积极应诉的态度,选取灵活的应诉策略,充分的准备认真对待应诉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并应实施积极的经营战略从根本上规避反倾销。 而本文的研究特色及创新之处在于:首先,通过对成功案例的分析与研究,得到对企业应对反倾销有实际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其次,扩大了积极应诉的内涵,指出积极应诉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果断应诉,而且要求企业在整个应诉的整个过程中都要积极而主动。第三,在实际案例中引入博弈分析,更好的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论文

1.《罪犯改造价值与冲突》，载《法学研究》，（被高校文科文摘转载），2001年第01期2.《对常见犯罪量刑基准的经验分析》，载《法学研究》，2009年02期3.《简论未成年人教养体制改革与立法》，载《现代法学》，1993年02期4 .《论刑罚配置中的法官裁量权》，载《中外法学》，2005年04期5.《多维视角下的犯罪评价 》，载《犯罪研究》，2003年第02期6.《秩序整合与法律示范》，载《中外法学》，2000年04月7.《论行刑教育化》，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02期8.《刑法理性与规则意义》，载《人文杂志》，2002年第02期9.《制度性教养的命运与立法选择》，载《中外法学》，（《理性与秩序》转载，储槐植，陈兴良主编），2001年06月10.《依法治国与法文化传统.》，载《 探索》，1998年第02期11.《对推进中国法治的几点思考》，载《探索》， 1998年06期12.《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犯罪对策》，载《犯罪与改造研究》， 2001年01期13.《百年狱制改良的两大历史关联》，载《犯罪与改造研究》， 1999年05期14.《以权力制约权力》，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2年04期15.《完善并处罚金执行规则与制度的基本思考》，载《财产刑执行的调查与研究》，赵秉志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11月16.《论行刑权的两种走势》，载《政治与法律》， 2001年第03期17.《劳教制度执行管理研究》，载《法学》， 2001年第06期18.《完善犯罪预防的重要尝试》，载《人民检察》， 2003年1月19.《寻找行刑法的原动力》，载《法学评论》， 2000年1月20.《关于“重返社会”的再探讨》，载《中国监狱学刊》，（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 2001年02期21.《只有创新，才有特色》，载《中国监狱学刊》 ， 2000年01期22.《再谈假释适用》，载《中国监狱学刊》 ， 2002年04期23.《宋代劳役监初探》，载《中国监狱学刊》，（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 1997年02期24.《我国行刑法制的现状与趋势》，载《刑事法评论》，陈兴良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06卷25.《暂缓不起诉，并无不当》，载《社会科学报》，2003年4月1726.《从个案尝试看法律的生长点》，载《社会科学报》， 2003年7月1327.《也谈管制刑的法律调整》，载《中国刑事法杂志》，（被中国监狱学刊转载），2000年第04期28.《检察权与执行权的互动研究》，载《金陵法律评论》 ，2002年4月29.《减刑运作与刑罚的合理弹性》，载《云南法学》， 2002年2月30.《对非法经营罪的认定与处罚》，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2年3月31.《自由刑执行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载《山东法学》，（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1999年第01期32《减刑运作与刑罚合理弹性》，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1年01期33.《论刑事执行制度与法律的完善》，载《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2000年04期34.《完善未成年人教养制度的思路》，载《青少年犯罪研究》 ，（刊于《青少年犯罪问题》），1997年05期35.《抗日根据地的狱制特色》，载《现代法学》，1991年06期36.《劳动改造是中国行刑理论的核心》，载《探索》，1993年05期37.《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认定与处罚》，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1999年02期38.《从传统劳役刑看中国行刑制度的发展》，载《中外监狱史研究文集》，法律出版社，2002年07期39.《人性与刑罚 刑法适用问题研究》，长安出版社，2002年10月40.《关于金融犯罪认定的若干思考》，载《犯罪认定与刑罚研究》，重庆出版社，2000年07月41.《也谈完善刑事执行法制的基本思路》，载《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01期42.《刑事执行中关键技术的运用和创新》（与聂宁、宗雄信合著），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01期43.《我国行刑权的合理构建》，载于《刑事法评论》，陈兴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09卷44.《关于假释适用的若干认识》，载《广西政法干部管理学报》，2003年01期45.《论刑事执行监督的法律根据》，载《司法改革与理性选择》，重庆出版社2002年7月46.《完善犯罪预防的重要尝试——谈我国第一个“社会服务令”》，载《人民检察》，2003年03期47.《从司法预防视角谈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思路》，载《法治论丛》，2004年02期48.《什么影响了我们的评判?——对一桩刑事案例的调查分析》，载《金陵法律评论》，2004年01期49.《刑罚、行刑法新解》，载《现代法学》 ， 2001年第04期50.《社区矫正制度化的若干建议》（与万菁合著），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03期51.《普通累犯制度的法律解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06期52.《犯罪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困境》，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05期53.《加强自由刑执行监督之我见》，载《人民检察》，2005年23期54.《推进社区矫正制度化的若干重要问题》，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04期55.《罪犯改造新模式的法理基础》，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04期56.《是历史清算，还是范式转换》，载《理性与秩序》，储槐植，陈兴良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08月57《论量刑的合理性 》，载《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03月58.《解释犯罪与价值中立》，载《现代法学》，2004年02期59《 犯罪与法律责任的均衡之义》，载《法治论丛》，2008年05期60.《强制戒毒的现制调整与合理定位——实施<禁毒法>的两大要点》，载《犯罪学论丛》（第七卷），王牧主编，2009年09期61.《<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法案理应搁置》，[司法部重点课题《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刑法热点问题研究——惩治毒品犯罪的理论与实践》(07SFB1005)的部分成果]，载《法学论坛》，2009年04期62.《也是犯罪与责任相均衡——对附条件“犯罪赔偿”的价值分析》，载《法律科学》，2009年04期63.《场所强戒由谁监督?》，载《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9年05期64.《案外情节与人身危险性》，载《现代法学》，2006年04期65.《“组织涉黑”性质的界定及其引申》，载《重庆社会科学》，2010年01期66.《利用职务便利承揽设计业务获利的行为如何定性》，载《人民检察》，2010年14期70.《国际社会处罚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基本经验》（与范玉合著），载《中国审判》，2011年02期71.《社区矫正应向何处去——以重庆市试点情况为切入点》，载《刑事法评论》，陈兴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01期72 .《再谈社区矫正制度方案的调整——以〈刑法修正案〉（八）的公布实施为视角》（合著），载《社会科学战线》（与郝川合著），2011年第04期。73.《涉黑犯罪财产之没收与追缴》，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05期74.《限制死刑适用的司法途径――对内地某中等城市死刑裁量的考察分析 》，载《刑法评论》（第8卷），赵秉志主编 ，法律出版社，2005年12月75.《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再协调问题之思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分析样本》，载《中国检察官》，2011年13期76.《刑事执行中的检察监督》，载《中国检察》（书名），检察出版社,2003创刊卷77.《应确立常见犯罪的量刑规则——以许霆案为视角》，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4期78.《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再协调问题之思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分析样本》，载《法商研究》，2011年03期79.《未成年人收容处遇的现实阻却——从向度关系视角》（与蔡伟文合著），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02期80.《划分盗窃犯罪圈的基本规律》，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04期81.《简谈劳教强戒模式》，载《犯罪与改造研究》， 2003年02期82.《合理调整长期自由刑执行的杠杆》（合著），[2010年教育部重点项目“文本何以承载其重——破解量刑合理性的路径”](项目编号:10XJA820004)的阶段性成果），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05期，转载《刑罚体系结构的改革与完善》，赵秉志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07月83.《建立量刑规则体系与判罚说理机制》，载《检察日报》，2013年01月25日84.《记载量刑经验的制度方式——以〈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为分析样》（与张孟东合著），载《人民司法》，2012年23期85.《再谈监禁刑执行变更范式的转换.Reconsideration of the Conversion of Change Type of Imprisonment Enforcement》，载《政法论丛》，2012年06期86.《开启理性判罚之门——由公诉人建议量刑谈起》（与娄永涛合著），载《理论月刊》，2013年02期87.《社区戒毒康复机制研究——以贵州“阳光工程”为分析样本》（与张凯伦合著），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88.《专家学者谈瘦肉精与食品安全监管》（与李洁等合著），载《中国审判》，2011年05期89.《“慎罚”的当代诠释——由《刑法修正案(八)》展开.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Cautious Punishment:Comment on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8)》，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03期90.《为重构刑罚学说寻求新方法》，载《法学研究》，2013年01期91.《新增禁令于管制的理性诠释》，载《当代法学》，2013年06期92.《改写历史的两种手法:再论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合著），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03期 93.《修法视阈:证据犯罪罪名体系的重构》（合著），载《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03期 94.《社区矫正语境中的观护与观察》（与程炀合著），载《海峡法学》，2014年01期 95.《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 着力化解涉诉信访》，载《人民法院报》，2014-05-01 96.《检视“打黑”对策》，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03期 97.《判罚结论的理性证立——由量刑说理切入》（与张孟东合著），载《法律科学》，2015年06期 98.《论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与揭萍合著），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05期 99.《后劳教时代预防犯罪资源的再利用》（与张凯伦合著），载《法律适用》，2016年03期 100.《毒品消费与供给关系实证分析——以江西省毒情为样本》（与揭萍合著），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01期 101.《对“运动式”治理毒品的反思——由N市“百城禁毒会战”的开展切入》（与揭萍合著），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01期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调查与思考论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建设 论刑法的解释 论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 论我国犯罪构成的模式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研究 大学生犯罪的刑罚研究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借鉴 不作为犯若干问题研究 罪过的若干问题研究 间接故意若干问题研究 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辨析 疏忽大意的过失与意外事件 犯罪中止基本问题研究 犯罪未遂基本问题研究 正当防卫研究 论无过当防卫 紧急避险的认定研究 共同犯罪的认定 论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问题 教唆犯若干问题研究 论牵连犯的定罪与处罚 论死刑理念及中国死刑立法 论刑罚理念的转变 论刑罚的预防功能 社区矫正制度研究 行刑社会化问题研究 累犯制度研究 缓刑若干问题研究 自首问题研究 罚金刑研究 资格刑研究 假释制度研究 论前科消灭制度（与罪犯的再社会化） 持有型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交通肇事罪若干问题研究 论合同罪 信用证罪研究 有组织犯罪问题研究 论洗钱罪 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立法检讨 论绑架罪 抢劫罪研究 盗窃罪若干问题研究 罪若干问题研究 侵占罪探究 贪污罪疑难问题研究 受贿罪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罪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渎职罪若干问题研究论犯罪原因、犯罪预防系统刑罚的预防犯罪价值试论改革开放后犯罪的新特点论市场经济对犯罪的影响论有组织犯罪的治理对策青少年犯罪的原因、特点与防治对策暴力犯罪的特点、原因与防治对策贪污犯罪的原因、特点与预防贿赂犯罪的原因、特点与预防计算机犯罪特点、原因与防治对策女性犯罪的原因与防治对策当代大学生犯罪之剖析对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现象的几点思考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与控制智力、气质、生物因素与犯罪的关系

关于基层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2009-06-09关于基层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 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有利于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利于落实党改造罪犯的政策，提高教育改造工作质量，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更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近期，笔者随区司法局领导就全区社区矫正工作前期试点开展情况和今年全面铺开后的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先后走访了本辖区25个乡（镇）司法所、13个公安派出所和有关法庭，深感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现结合游仙区社区矫正工作实践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一、现状表象根据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绵阳市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办公室(绵综办［2009］3号)文件精神，今年游仙区25个乡镇司法所全面铺开社区矫正工作，游仙区社区矫正办立即专题研究，召开社区矫正工作专题会议认真部署，由区司法局牵头，组织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四家共同研究社区矫正工作，并就社区矫正工作交接的程序、方法和可能遇到的相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4月中旬至5月上旬四个部门相关负责人又以派出所为片区分别到刘家、玉河、魏城、小枧等25个乡镇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现场交接，在接交中按摸底清理人数应交接114名矫正对象，实际接收34名，提前介入接收1 名，本次总计接收35名。我区先前开展试点单位已接收15名，目前，全区共计接收矫正对象50名。如今游仙区社区矫正工作正积极、稳妥、扎实、有序地全面推进。二、存在问题：通过对矫正工作全面铺开的情况掌握、对司法所矫正工作的调查以及对矫正对象的走访，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一)执法依据不足。目前我国在《刑事诉讼法》第157、158、159条中都做了明确规定：“对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监管对象交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在现行法律中无论是基本法律还是其他法律，都没有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字样出现。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通知，但这个权威性的规范性文件，对社区矫正对象约束力不强，致使一些监管活动无法落实，从而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因此，在社区矫正工作实施中如果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就不利于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二)管理者素质参差不齐。司法所司法助理员是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一是缺乏实践经验。大多数司法助理员没有接触过刑罚的执行工作，缺乏管理矫正对象的实践经验，从事矫正管理工作还需要一个适应期；二是司法助理员的素质参差不齐。通过短期培训难以达到预期的培训效果；三是缺乏专门机构和队伍。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需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要求专门的工作人员甚至多名矫正工作人员管理一名矫正对象，但目前司法所的设置、人员难以解决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三)衔接机制不健全。由于现行法律对社区矫正的规定出现空白，在法院判决书中未能体现社区矫正工作由司法行政部门监督改造的字样，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法、检、公、司等部门之间的衔接制度还很不完善。第一，审判机关、公安机关、监狱机关在移送法律文书过程中存在不及时到位的现象，从而造成没有矫正对象的法律文书，矫正期限不明，执行矫正没有依据或内容不详；第二，有关职能部门衔接制度不完善。根据社区矫正工作要求，矫正对象应按时报到，但这些衔接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衔接不及时或存在相互推诿，导致矫正对象失控或脱管漏管现象发生。 (四)专项经费严重不足。社区矫正工作由于区财政的实际困难，社区矫正工作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很少，难以满足矫正工作日常需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 (五)宣传力度不够。对社区矫正这一新生事物，群众认知程度低、陌生，老百姓对在监狱服刑的犯罪人转移到自己的眼皮底下服刑，或多或少存在着担忧与不安，这是社区矫正难以取得社区居民全面合作的深层心理因素。同时在对外职能上，从上到下力度不大，未引起重视。目前我们所了解和看到的都是些内部刊物，电视、报纸上很少看到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内容，造成了社会不理解、不支持的局面，因此极大地阻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对策思考社区矫正工作早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在探索中摸索着前进，而如何解决传统与现实工作中发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将社区矫正工作做好、做扎实，使该项工作稳妥、有序地推进，针对上述问题，就下一步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加快社区矫正工作立法，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保障历史赋予了社区矫正工作者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但作为一名矫正工作者，如果在实际操作中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作遵循，就会使矫正工作的实效大打折扣。只有国家尽快立法，有了法律依据才可以明确矫正工作人员的执法依据，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因此，国家应尽快出台一部《社区矫正法》，并进一步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刑罚执行主体的资格，赋予其行使非监禁刑罚执行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二、加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是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根本保障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从事矫正工作中要扮演 “社区服务者”和“社区警察”的双重角色，而要使矫正工作取得实效，就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一是要定期组织矫正工作管理人员参加各类业务培训。有针对性对专职矫正工作人员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管理学、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专业知识的学习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同时要加强对法律文书的制作、传送、查找、归档等能力方面的培训；二是对业务管理人员实行定期考核。通过考核机制的建立，明确责任，增强管理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并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对工作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对于工作不主动的要批评教育，表现极差的要严肃处理；三是“走出去请进来”。在管理业务上要走出去向兄弟单位学习，聘请有关社区矫正管理工作优秀者作辅导，以提高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全力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四是造就一支专业社会志愿者矫正队伍。广泛吸收符合社区矫正志愿者条件的社会人士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如选派社区矫正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员：监狱、劳教所干警、精通法律的法学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由司法行政部门聘请离退休干部、心理咨询师、大学生志愿者、社区居委会成员、高校教师、学生和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及所在单位的人员等优秀人才加入社区矫正组织等，从而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志愿者工作队伍，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共著社区矫正优秀成果。三、健全完善部门工作机制，是开创矫正工作新局面的有效方法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部门，因此该项工作必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人事、财政等部门都要依法切实履行各自职责，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尤其在各个工作环节上要紧密衔接，才能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顺利、有序开展。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首先明确联席会由区综治办牵头组织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参加，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会议通报该季度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情况，交流各自开展工作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工作措施；二是健全部门衔接制度。在衔接工作中，公、检、法、司及各相关成员单位要各施其职，各尽其责，协调配合，相互支持。衔接制度的建立可以保证矫正对象矫正宣传及时到位、法律文书及时到位、依法享有权利准确到位；定期核对矫正对象人数，防止衔接脱节，不出现脱管、漏管；对有影响力的矫正对象四家联合进行收监、减刑、提前解除矫正等奖惩兑现；在部门联动中还可以充分发挥本部门的优势。针对每个矫正对象确定一名法官、一名检察官、一名公安干警和一名司法干警组成的“四管一”矫正工作者队伍。法院应根据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一是在刑事判决书中注明符合条件的对象纳入社区矫正；二是判决后，及时与社区矫正对象签订社区矫正协议书，并通知该矫正对象所在的乡镇（街道）司法所接受人员；三是加强对矫正对象缓刑考验期内的考察；四是加强矫正对象变更执行方式、重新犯罪改判、减刑等管理。检察院应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接受前、后的监督力度，定期巡访，防止矫正对象的脱管、漏管。公安机关应加强与司法所配合，开展好日常的考核，主要帮助查找脱管、漏管人员的查寻工作和违反规定的法律处罚申报工作。在这种整体联动的衔接机制形成后，切实为矫正工作的开展和对矫正人员的管理、监督打下坚实的基础。四、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机制，是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条件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是一项全新的特殊专项工作，如何让这一新生事物在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中取得发展，并将该项工作做好、做实，就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充分认识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该项工作纳入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议事日程，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切实加强领导，并在经费、人员、装备上给予保障。一是经费到位。从现有制度来看，当前监狱执行刑法，中央每年是按罪犯人头给监狱拨付一定经费，而社区矫正工作从中央到地方没有明文规定应如何给予财政保障，唯一有规范性文件明确∶“社区矫正所需工作经费列入当地财政预算”，如何列入？没有给财政具体的规定，一些地方就根据当地财政情况象征性的给一点经费，连资料的编印费用都不够，就不用说组织矫正对象开展相关活动。因此中央财政应根据监狱的预算，综合分析社区矫正工作必用经费，根据各地情况出台强制措施要求预算经费必须到位，或者直接由中央财政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下拨各矫正机构进行专款专用。只要有了稳定的、专项的财政经费，社区矫正工作才得以扎实、有序、有效地进行；二是人员到位。现在基层司法所除个别司法所所长是司法行政编制外，其余大多数属乡镇编制工作人员，甚至有的属于乡镇聘用人员编制，因此司法所工作人员流动频繁，难以有效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另外司法所本身就有九项工作职能，再加上要抓乡镇（街道）中心工作和包村工作，特别是由于灾后重建任务加重，以及近年来上访案件和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增加，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纠纷，乡镇、街道领导把这些问题都交给司法所，司法所本身工作任务已经十分繁重，必然牵扯大量的精力和人力，如今增加矫正人员的教育管理，如果体制不改变，力量不加强，司法所的任务就会不堪重负，势必会影响工作效果。因此必须由司法部门相关负责人协调区委和乡镇党委、政府解决人员不够的问题；同时也可由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向上级主管局争取在本系统内调配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以调整充实矫正工作，确保此项工作有专人管、专人做，才会让该项工作取得更好的成效；三是装备齐全。司法行政部门要协调乡镇党委、政府给司法所工作人员配备专门的办公场所。社区矫正工作是我国执行刑罚的一种措施，是严肃的执法活动，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关的政策，明确工作人员的执法地位，为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统一配制服，方便其具体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四是矫正工作者人身安全保障。社区矫正工作者面对的是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工作中难免发生矫正对象恶性行为发生，威胁矫正工作者人身安全。因此，应为社区矫正工作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给予人身安全保障。五、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社区矫正工作社会认同度在宣传的方式上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大力宣传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重大意义。一是利用公共场所集中宣传。每年以综治宣传月、“科技四下乡”活动为契机，由区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专门印发宣传资料先后在辖区内的名胜景点、各乡镇的“赶场会”举办大规模的集中宣传活动，现场发放资料，现场解答咨询；二是要求各成员单位在本系统内进行学习宣传，让机关干部、职工了解社区矫正的基本性质、目的和意义；三是深入就近的厂矿企事业单位进行宣传，充分发挥基层司法所的作用，将宣传资料发放到村（居）民手中，提高群众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积极性；四是编发简报专题宣传。由区社区矫正办牵头负责编发简报、专题片等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投稿，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让那种固有的传统刑罚执行观念得到扭转：使一些“放虎归山”、“养虎为患”的错误观点得到纠正；使以人为本，文明、理智和人道的现代刑罚执行理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使全社会认识到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刑方式文明化、人性化的重要表现，对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促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有效的宣传，社区矫正工作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理解、关心、支持，从而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游仙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