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法学文章

人民论坛法学文章

看文章水平、杂志的契合度。

《人民论坛》的《学术前沿》是核心期刊，是人民日报社主管、人民论坛杂志社主办的一本全新的高端学术期刊，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其难度可想而知。（有很多大佬专家都在投稿哦！）

另外，《学术前沿》以"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的形式，每年二十四期，每期对一个重大问题进行集中研究和阐析，所以会有约稿，自主投稿也需要符合主题，并且文章应尽力为读者展现社会发展的前沿、学术研究的前沿。

好。人民论坛网，是国家一类资质新闻网站，是中央重点思想理论门户网站。人民论坛网发表文章好，本网主要刊发政治学、社会学、经济 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文章，尤其欢迎实证性、理论性以及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成果。

《合同法》与知识产权法的相互作用 /郑成思《民法草案与知识产权篇的专家建议稿》郑成思，《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我是怎样走上知识产权研究之路的？》，郑成思，《中华商标》2003年第1期。《《商标法》的发展及其在我国民法理论上的贡献》，郑成思，《中华商标》2003年第1期。《有关中国民法典中知识产权篇（专家建议稿）的几个问题》，《中国专利与商标》郑成思，2003年第1期。《中国民法典知识产权编条文（专家建议稿）与讲解》，郑成思，《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第1期。《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市场信息安全与信用制度的前提》，郑成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2期。《信息传播与版权历史》，郑成思，《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民法草案中知识产权篇（总则）的专家建议稿及说明（上）》，郑成思，《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4期。《民法草案中知识产权篇（总则）的专家建议稿及说明（中）》，郑成思，《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5期。《民法草案中知识产权篇（总则）的专家建议稿及说明（下）》，郑成思，《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6期。《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郑成思，《知识产权》2003年第5期。《论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郑成思，《法学》2003年第11期。《知识产权法的完善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郑成思，《工商行政管理》2003年第23期。《侵权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与知识产权保护》，郑成思，《中国专利与商标》2004年第1期。《反不正当竞争 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郑成思，《法律适用》2004年第1期。《牵动知识产权这个“牛鼻子”》，郑成思，《人民论坛》2004年第2期。《从宪法修正案谈知识产权保护》，郑成思，《中国发明与专利》2004年第4期。《中国需要怎样的知识产权战略》，郑成思，《经济参考报》2004年4月17日版。《信息与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郑成思、朱谢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5期。《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郑成思，《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中国需要怎样的知识产权战略》，郑成思，《航天工业管理》2004年第6期。《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郑成思，《法律适用》2004年第7期。《“权利冲突”与外观设计保护》，郑成思，《中国知识产权报》2004年7月24日版。《私权、知识产权与物权的权利限制》，郑成思，《法学》2004年第9期。《知识产权与物权的权利限制》，郑成思，《法制日报》2004年9月2日版。《创新者成大业———知识产权与企业发展》，郑成思，《中国工商报》2004年11月11日版。《利益如何平衡——从“侵权手段”与“授权方式”的区别说起》，郑成思，《中国知识产权报》2004年12月4日版。《网上盗版不容忽视》，郑成思，《计算机世界》2004年12月6日版。《网络盗版与公众利益》，郑成思，《人民法院报》2004年12月10日版。《网络盗版与“利益平衡”》，郑成思，《中国信息界》2004年第24期。《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与定位问题》，郑成思，《今日中国论坛》2005年第1期。《“侵权即是获得授权”吗》，郑成思，《北京日报》2005年2月21日版。《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如何定位》，郑成思，《人民法院报》2005年2月28日版。《网络盗版与利益平衡》，郑成思，《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图书馆、网络服务商、网络盗版与“利益平衡”——中国社科院七位学者维权实践的理论贡献》，郑成思，《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年第3期。《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尚在十字路口》，郑成思，《WTO经济导刊》2005年第3期。《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与知识产权保护现状》，郑成思，《中华商标》2005年第4期。《中国需要怎样的知识产权战略》，郑成思，《中国汽车报》2005年5月30日版。《“数字图书馆”还是“数字公司”》，郑成思，《人民法院报》2005年7月11日版。《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定位与路径》，郑成思，《检察日报》2005年7月18日版。《有形资产积累要靠无形知识产权推动》，郑成思，《检察日报》2005年8月8日版。《“似我者死”：反思傍名牌》，郑成思，《北京日报》2005年11月21日版。《“公众利益”不是网上盗版理由》，郑成思，《经济参考报》2005年12月24日版。《信息与知识产权》，郑成思、朱谢群，《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郑成思，《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3期。《知识产权法学与民法学》，郑成思，《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中的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郑成思，《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6期。《我的知识产权研究之路》，郑成思，《上海人大月刊》2006年第6期。《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我国面临的挑战》，郑成思，《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6期。《观望的企业将往何处去？》，郑成思，《人民日报》2006年6月28日版。《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中的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郑成思，《中国经贸导刊》2006年第9期。《知识产权：弱保护还是强保护？》，郑成思，《人民论坛》2006年第11期。《知识产权视野中的民间文艺保护》，郑成思，《人民法院报》2006年12月18日版。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文章选编

做选择

选择：是一个汉语词汇，读音为xuǎnzé，意思是挑选，选取；动词；指为某人做的决定；指选项；名词。近义词为抉择、选取等。近义词有：抉择、选取、选用、选定、挑选、决定。

举例：2016年6月14日，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做好人生的“选择题”，人的一生，有些东西与生俱来、难以改变，有些东西则可以自主选择、自我把握。选择对了、把握住了，则人生没有虚度，相反就可能枉度一生，不可不慎。

另举例：2018年11月5日，人民网发表文章，逾5000进口产品首次亮相进博会，AI机器人助消费者做选择，此题目就用的是做选择。

综合以上，应该用的是做选择。

扩展资料

作，汉语一级字，读作zuò、zuō，最早见于甲骨文，其本义为开始治卜龟，《仪礼》有“ト人坐作龟”之语，此字正是ト人用刀刮削、钻刻龟甲，然后灼烧，视其裂兆进行占卜之意。引申指制造、起始、兴起、发作、作为、写作等。

做：是一个汉字，拼音是zuò，汉语中的常用动词，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由没有到存在之间的过程；做就是造，产生这个东西的意思—做生意、做饭、做工、做买卖、做生意等。

作有制造的意思，如和选择组词词义就无法表达，做是由从没有到存在的过程的意思，那么和选择组成词语，就可以理解要用的是做选择。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做好人生的“选择题”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进口产品首次亮相进博会AI机器人助消费者做选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作（汉语汉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做（汉语词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选择（词语）

兄弟，这报纸除了领导和国外势力以及“五道杠”外，几乎没人看，但你要是能在上面发篇文章，你就有前途了。拿一份研究一下不就行了。

要认真学习这篇文章：有人以为，老好人没有多少坏处，这样的人还能维护团结、增进和谐。其实不然！因为这些人的心思主要放在人情关系上，而不是放在认真做事上，往往遇到难题绕道走，碰到矛盾往外推。这样的老好人越多，我们的事业越不可能开拓前进。特别是，一些老好人为了不得罪人，什么事都好商量，甚至不惜拿原则作交易，损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河北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造假官”之所以能屡屡得逞，除了少数人当“幕后推手”外，也与一些干部不坚持原则、当老好人有关。他们或为讨好领导、或送顺水人情，对王亚丽官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王亚丽能一路造假、一路升迁，给党的干部工作形象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古人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党员干部为了事业而坚持原则、得罪人，有时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必须的。得罪人并不可怕，怕的是得罪了群众、贻误了事业。作为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以党的事业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上、以原则规矩为先，不溜肩、不耍滑、不逢迎，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开拓进取、奋发有为。否则，就会有负于党的信任、有愧于人民的重托。换届是发现人才、选贤任能的重要机遇，也存在让老好人选上去的风险。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树立“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老好人吃香”的导向，真正把一大批坚持原则、改革创新、埋头苦干、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文章集2018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按照目前的GDP规模，未来几年中国只需保持平均的增速，可以实现这两个“翻一番”的目标。概括起来，支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仍然存在五大动力。

第一是新型城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未来六、七年，中国新型城镇化要解决“三个一亿人口”的问题。通过将农民变成市民，拉动基础设施的投资，提升消费能力，增加就业机会，因此可以提振消费。

哥伦比亚大学斯蒂格里茨教授曾经讲过，如果把中国城镇化的机遇和发达国家技术、资本相结合，就可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这个机遇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这一机会。

第二是改革创新的红利。过去市场机制不健全，存在政府错位、缺位。市场分割，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各地方出于本位主义考虑，都在搞各自的发展规划，导致重复建设，缺乏差异化竞争，没有找准自身产业定位和战略定位。

这种低层次重复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束缚了生产力，尤其是微观主体的活力、创造性也受到了极大抑制，通过改革来释放红利，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第三是技术创新的红利。中国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制造业、传统农业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相当大，通过学习、模仿，并通过自主创新，把先进技术应用于传统行业，就会有很大经济发展提升空间。

比如，在精细化工领域，中国从韩国、日本等国进口，有将近1000亿美元的逆差；在高端制造业和能源进口领域，每年也要花掉将近1000亿美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者发展可再生能源，通过进口替代，可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第四是人才红利。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才红利及时跟进。中国是人口大国，高素质人才很多，人才浪费十分严重。应该创新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国际化人才作用，吸引海外华人归国，参与国内经济建设。

第五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比较优势，如低成本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未来中国将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伴随中产阶级崛起，中国将形成一个巨大消费市场。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将产生新的红利。

现在美元地位进一步加强，必须将人民币和美元绑定，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国是好事，有利于巩固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要让美国明白这个道理。在未来20年内，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要努力实现和中国经济、外贸、投资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相适应的地位，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美元、欧元、人民币，加上英镑、日元等货币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格局，这一相对平衡格局就可以大大降低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外汇储备越多越好，顺差越高越好，这是错误的观点。同时，我们要盘活存量，通过10年或者更长时间消化，最终人民币国际化，不需要这么多美元外汇储备了。人民币走出去就是外汇，要适应这一新的人民币时代的来临。就是人民币既是本币，也是外汇，可以买世界上任何东西，这是中国人的梦想。

扩展资料：

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中国经济的贡献，体现于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拉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多年保持快速稳定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方传奇，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逐渐增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

2018年，中国经济实现了的较高增速，经济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元大关。今年前4个月，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保持了良好增长态势，主要经济指标数据超出预期，提升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国际社会公认，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之锚。

中国经济的贡献，体现于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让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近年来，中国扩大开放的努力令世界瞩目。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又推出5个方面的扩大开放举措，与会各国工商界人士签署了640多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合作共赢的“蛋糕”越做越大。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增长潜力巨大……今日之中国，既是品类齐全的“世界工厂”，也是规模超大的“世界市场”。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中国，释放着无尽的发展红利，对世界而言机遇无限，贡献更大。

中国经济的贡献，体现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挑战的形势下，中国秉持“和”“合”理念，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

中国同一大批国家的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致力于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努力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徐洪才:“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供给定理也被称为供给法则，反映商品价格和商品供给量之间的关系。在需求曲线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价格与供给量之间存在着反方向的变动关系：即一种商品供给量增加时，这种商品的价格下降；相反，供给量减少时，价格上涨。对商品而言，在需求曲线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与其供给量之间呈反方向变动关系。通俗地讲，一般说来，卖方向市场提供销售较多的商品数量即供给量越多，价格越低；卖方向市场提供销售较少的商品数量即供给量越少，价格越高。价格与供给量反方向变动，这就是供给法则。反映在图形上，二者的关系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与需求曲线重合，是需求曲线的一部分，在最多及最少供给量处截止。在某一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土地、文物和艺术品的供给量是固定的，其价格的变化取决于需求，需求增加，价格上涨；需求减少，价格下降。民用品与军用品生产量变化导致供给量变化某一企业既生产民用品又生产军用品，如果军用品相对价格高民用品相对价格低，也就是说生产军用品比生产民用品利润率高 ，企业就会把有限的资源用于生产更多的军用品，军用品的生产量会增加民用品的生产量会减少，这会导致军用品的供给量增加民用品的供给量减少。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按照目前的GDP规模，未来几年中国只需保持平均的增速，可以实现这两个“翻一番”的目标。概括起来，支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仍然存在五大动力。

第一是新型城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未来六、七年，中国新型城镇化要解决“三个一亿人口”的问题。通过将农民变成市民，拉动基础设施的投资，提升消费能力，增加就业机会，因此可以提振消费。

哥伦比亚大学斯蒂格里茨教授曾经讲过，如果把中国城镇化的机遇和发达国家技术、资本相结合，就可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这个机遇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这一机会。

第二是改革创新的红利。过去市场机制不健全，存在政府错位、缺位。市场分割，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各地方出于本位主义考虑，都在搞各自的发展规划，导致重复建设，缺乏差异化竞争，没有找准自身产业定位和战略定位。

这种低层次重复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束缚了生产力，尤其是微观主体的活力、创造性也受到了极大抑制，通过改革来释放红利，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第三是技术创新的红利。中国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制造业、传统农业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相当大，通过学习、模仿，并通过自主创新，把先进技术应用于传统行业，就会有很大经济发展提升空间。

比如，在精细化工领域，中国从韩国、日本等国进口，有将近1000亿美元的逆差；在高端制造业和能源进口领域，每年也要花掉将近1000亿美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者发展可再生能源，通过进口替代，可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第四是人才红利。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才红利及时跟进。中国是人口大国，高素质人才很多，人才浪费十分严重。应该创新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国际化人才作用，吸引海外华人归国，参与国内经济建设。

第五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比较优势，如低成本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未来中国将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伴随中产阶级崛起，中国将形成一个巨大消费市场。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将产生新的红利。

现在美元地位进一步加强，必须将人民币和美元绑定，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国是好事，有利于巩固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要让美国明白这个道理。在未来20年内，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要努力实现和中国经济、外贸、投资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相适应的地位，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美元、欧元、人民币，加上英镑、日元等货币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格局，这一相对平衡格局就可以大大降低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外汇储备越多越好，顺差越高越好，这是错误的观点。同时，我们要盘活存量，通过10年或者更长时间消化，最终人民币国际化，不需要这么多美元外汇储备了。人民币走出去就是外汇，要适应这一新的人民币时代的来临。就是人民币既是本币，也是外汇，可以买世界上任何东西，这是中国人的梦想。

扩展资料：

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中国经济的贡献，体现于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拉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多年保持快速稳定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方传奇，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逐渐增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

2018年，中国经济实现了的较高增速，经济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元大关。今年前4个月，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保持了良好增长态势，主要经济指标数据超出预期，提升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国际社会公认，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之锚。

中国经济的贡献，体现于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让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近年来，中国扩大开放的努力令世界瞩目。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又推出5个方面的扩大开放举措，与会各国工商界人士签署了640多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合作共赢的“蛋糕”越做越大。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增长潜力巨大??今日之中国，既是品类齐全的“世界工厂”，也是规模超大的“世界市场”。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中国，释放着无尽的发展红利，对世界而言机遇无限，贡献更大。

中国经济的贡献，体现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挑战的形势下，中国秉持“和”“合”理念，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

中国同一大批国家的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致力于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努力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徐洪才:“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有效的、丰富多彩的公共服务供给。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注重公共服务提供的均等化、有效性，也要高度重视公共服务的精准性、精细化，切实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发展所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内容精要什么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指公共部门以公共利益为核心，以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民全面发展为目标所提供或安排的各种服务或活动的总称。我国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举措？确立为政府的基本职能；高度重视并注重强调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建设；初步构建起了全覆盖、多层次、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我国如何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与普惠化，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适合的、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互联网时代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借助互联网技术助推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破解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提升服务质量，方便人民群众获得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交通等公共服务，节约时间和成本。如何兼顾便利性与普惠性的矛盾，以保障公共服务的均等性、公平性？借鉴精准扶贫的经验，确保公共服务的精细化治理。努力兼顾精准性、全程性、统筹性，构建政府、市场、社会、民众协同推进基层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共治的供给治理格局。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题中应有之义及基本职能“公共服务”一词在各个领域被广泛使用。就公共管理领域而言，公共服务是指公共部门以公共利益为核心，以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民全面发展为目标所提供或安排的各种服务或活动的总称。依据公共服务所涉及内容不同，一般认为可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公共服务以外的公共服务。所谓基本公共服务是指一个国家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所直接或间接提供的、以保证本国公民基本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各种活动或服务的总称。根据政府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类型，可以将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四类：一类是公民底线生存服务，包括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等，主要目标是保障公民的生存权；二类是公民发展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体育等，主要目标是保障公民的发展权；三类是公民基本环境服务，包括居住服务、公共交通、公共通信、公用设施和环境保护等，主要目标是保障公民日常生活和行为自由；四类是公民公共安全服务，包括食品药品安全、消费安全、社会治安和国防安全等领域，主要目标是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政府应该如何有效提供公共服务，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创新探索的过程。从理论研究角度上看，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应该有一个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提供的方式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多样化的发展过程。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上呈现出了不断创新和探索特征。例如，从早期的合同外包、特许经营和私有化等方式过渡到新型的公私部门合作、社会企业、志愿提供等公共服务提供的创新机制。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变革实践体现了中国特色。我国1998 年推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首次把“公共服务”确立为政府的基本职能。这彰显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取得了长足经济发展之后，不仅高度重视民众福祉和基本权利的实现，也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关切，践行人民政府为人民的重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并注重强调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建设，并不断积极探索、推陈出新。我国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逐步走向了多样化、规范化，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已经涵盖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方方面面，初步构建起了全覆盖、多层次、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我国加大了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资源投入，基本实现了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城乡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平台，使得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得以提升；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使得特定地区、特定人群特殊困难得以帮扶。我国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要政府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适合的、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追求的价值目标和基本职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着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均等化。2005 年10 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并首次提出了“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随后，我国则多措并举，加快推进了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普惠化的实现。首先，强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大财政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支持力度，构建现代公共财政体系。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改革一直坚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方向。通过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完善税收制度和支付制度，如，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调整税收返还和财政补助的政策等，逐步奠定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制度基础。其次，高度重视基础教育服务的有效供给，逐步实现基础教育服务的公平性和普惠性。小学初中教育作为国家义务教育，一直以来国家都高度重视。早在2007 年就全面取消了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8 年秋季开学又取消了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2019 年9 月财政部、教育部为规范和加强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又颁布了《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除此之外，我国还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通过各种各样的资助方式和政策支持，确保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正是这些具体而有效措施保证了基础教育服务的供给，也基本实现了教育服务的均等化和普惠性。再次，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公共医疗卫生的改革，推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和普惠性。我国在坚持预防为主导、农村为重点、政府加大投入方针基础上，不断进行医疗卫生体系的创新改革。我们实施了乡村医生和乡村卫生室制度、全科医生制度、分级诊疗制度、医疗领域集中采购制度等一系列新制度，还不断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等，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均等的、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除此之外，为了规范和加强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2019 年7 月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进一步强调了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的有效性和普惠性。第四，不断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城乡居民享受到同等的生活质量保证。我国加强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基础制度建设，完善了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建立了慈善事业、商业保险等补充性制度，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实现了城乡居民对社会保障服务的需求。在养老方面，我们在加大对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推进的同时，也启动了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积极探索。这些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也确保城乡居民老有所养。在医疗保险方面，我国全面推进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制度建设，确保了城乡居民的医疗服务的有效提供。最后，持之以恒地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确保全民就业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我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完善市场就业机制，强化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的政策引导作用和主体责任。具体来说，注重对全体劳动者职业教育的培训、重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培训、建立面向所有困难人群的就业援助制度、及时解决零就业家庭就业困难，等等。除此之外，还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确保城乡居民就业服务的有效供给。“互联网+”助推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我们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破解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提升服务质量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助推工具。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方便地获得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交通等公共服务，大大节约了时间和成本。在教育方面，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借助互联网的抽号和排位，来决定基础教育学生就读学校，大大缓解了学生选择学校中矛盾，也初步实现了基础教育服务提供的公平性。此外，各地还将教与学活动搬到互联网上进行，把一些优秀教学课堂在互联网上分享，也一定程度弥补了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缺陷。在医疗方面，依靠互联网的网上挂号、网上询诊、网上支付等手段，实现了跨区域的就医就诊。这大大缓解了各地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医疗服务提供的均等化。在社保方面，以金保工程为依托，我国建成了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险两大类全国网上通办的业务系统；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推行社会保障“一卡通”，基本实现了全国社会保障卡跨地区、跨业务直接网上办理的需求。在公共交通方面，人们通过互联网，足不出户可以实现高铁、飞机订送票服务到家，既大大便利人们的出行，也使得乘客与车辆资源精准匹配。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 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对各项政务服务的“一网、一门、一次”提出具体要求和落实的时间节点，并具体到了“一网通办”“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各个领域。全国各地在此基础上又积极探索创新，比如，浙江省更是提出了“一次也不要跑”的不见面服务。这些借助“互联网+”技术，在政务服务、公共服务领域推行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做法不仅便利了民众、节约了成本、让民众有了真实的获得感，更使得公共服务的提供更加均等化、更加普惠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应该兼顾便利性与普惠性、精准性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实施的“互联网+ 政务服务”和“互联网+ 公共服务”给人们带来便捷化的同时，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在网络技术尚没有覆盖到、覆盖效果不好，或无法使用网络技术的特殊人群等则难以享受到便利化的公共服务，也就难以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这也是完全依托现代网络技术提供服务必然遇到的瓶颈。无形中造成了技术鸿沟，一部分老年人、年纪较长者、受教育程度不高者、或者对网络技术不敏感者等被排除在外，使得公共服务的普惠性降低。如何兼顾便利性与普惠性的矛盾，以保障公共服务的均等性、公平性则成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并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的精准扶贫策略给公共服务提供的均等性、公平性和精准性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为此，应该充分借鉴精准扶贫的经验，以确保公共服务的精细化治理。努力兼顾精准性、全程性、统筹性，构建政府、市场、社会、民众协同推进基层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共治的供给治理格局。在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实践中，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创新的范例。原文化部发布的《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则专门开发并提供了适合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生活困难群众等群体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此外，还要求县级文化馆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设施建设基本达标，基本实现每个行政村（社区）都建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贫困地区每个县有流动文化车，以保证这些地区文化服务的有效提供。在探索人民健康的道路上，山东淄博选派优秀年轻医生到基层担任“第一村医”，深入基层开展健康服务工作，缓解了偏远农村地区医疗服务供给不均衡的突出问题。除此之外，许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以通过共享经济的“共享性”，让共享经济助力公共服务的提供，以改变公共服务在地区、城乡、群体间的不均衡状态，并破解技术鸿沟所带来的公共服务普惠性的障碍。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秉承着五千年文化精髓，我们一直走在为人民提供更多福祉的道路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更加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宗旨，不仅注重公共服务提供的均等化、有效性，也高度重视公共服务的精准性、精细化，切实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注：图片来自网络文章来源：《人民论坛》12月上，《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路径探析》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王丛虎原文编辑：于洪清新媒体编辑：王虹视觉：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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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自主性

从历史上看，中国自晚清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本身，不过是全球化的一个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其结果是，“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在这一“世界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一开始是被动地卷入全球化浪潮之中的。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折射着这种受动性。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华文化从总体上来说处于守势，其主体性难以彰显。今天，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真正实现了由被动角色向主动角色的历史性转变。若要同其他文化之间进行平等对话，就需要我们提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在全球化时代，文化面临着同质化的危险，这将直接妨碍文化多样性的维系。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拓展和深入，民族的狭隘性被逐渐打破。物质生产是这样，精神生产同样如此。现代新儒家当年所焦虑的究竟是什么？实际上，他们的焦虑无疑是一种文化的焦虑。他们所焦虑的乃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同化。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就将丧失最基本的前提。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不应该被等同于“西方化”。探索并走出一条非西方化的现代化之路，无疑是非西方国家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我们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中国的现代化，只有从中华文化根基上生长出来的，才是真实的、有生命的，才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和自主性的表现。民族之为民族，最终是由特定的文化及其传统塑造并建构起来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和自主性的确立，只有通过对于自己所从属的文化及其传统的自觉体认和弘扬才能够得以实现。所以，强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不会妨碍文化的开放，反而恰恰是确立文化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必然之举。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对现代化固有局限的预警和免疫

现代化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对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大国而言，现代化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环节。但现代化也内在地包含着矛盾，它既促成了历史的巨大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带来了自由、民主、平等的新理念；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的紧张乃至冲突，“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表征。作为现代化最深刻的世俗基础，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从而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本性，为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意识形态提供温床，西方启蒙辩证法的历史表征就充分说明了现代化的内在悖论。从“人的发现”到“人的丧失”，都是源于同一个事实，这就是启蒙现代性。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不是非辩证的、纯线性的、简单化的进步观，而是在逻辑脉络上呈现为通过否定之否定达成的螺旋式上升的开放的“圆”。毋宁说，它是在否定之否定基础上向出发点的复归，这才是辩证否定的基本逻辑轨迹和内在要求。马克思曾经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以隐喻的方式指出：“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道：“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所谓“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就意味着否定之否定所达成的向出发点的复归。

这昭示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决不能遗忘出发点的要求。惟有如此，才可能先行地获得对于现代性弊病的足够免疫力。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恰恰能够为我们实现现代化提供某种预警作用和深刻启迪，从而对于现代性发挥其补偏救弊的重要功能。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必要张力

近代以降，西方进化论的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并大盛，一时间成为一切变革方案的合法性来源。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被移植并应用于社会领域，严复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作“天演论”，刻意突出了进化逻辑，而有意无意地淡化以至遗忘了伦理原则，剩下的仅仅是赤裸裸的进化论模式了。在进化论的框架中，文化的时代性得以过分地张扬，而文化的民族性则走向隐遁。

其实自晚清以来，特别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华文化演进所呈显的实际历史轨迹既非“全盘西化”，也非“全部保留国粹”，而是中西融会贯通的模式。完全囿于时代性而拒斥民族性，必然会陷入文化上自我迷失的误区；反之，完全固守民族性而反对时代性，则难免走向复古守旧的歧途。对于中华文化的健康发展来说，这两种模式不仅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当年毛泽东同志曾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革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这种“互化”正是在文化民族性和时代性之间保持均衡的成功范例。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着文化的时代性诉求，而中国化则意味着本土化诉求，它为文化的民族性所决定和建构。在文化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体现着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从文化层面说，普遍性对应于时代性，它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可通约性；特殊性则对应于民族性，它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为了在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我们今天需要格外标举民族性维度。因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提出“打倒孔家店”，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咎于传统文化的失效。在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出现倾斜和失衡的情形下，我们有必要凸显被遮蔽和被忽视的方面，使之归于均衡。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内在需要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究竟来自何处？除了受制于文化“硬实力”的不断增强之外，文化自信还取决于本土文化传统在当代价值的日益自觉和不断彰显。离开了固有的文化传统，纵然有再多的物质财富积累，也谈不上真正的文化自信。说到底，文化自信取决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

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能够使自身文化延续至今的国度。这种悠久历史本身就能够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适应能力、包容能力和同化能力。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而绵延不绝，能够在不断损益中保持中华文化的特质、根性和道统，这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之建立，无疑需要多方面条件的配合，需要文化“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支撑；但弘扬本民族文化及其优秀传统，以彰显其时代价值和积极意义，无疑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一个民族只有拥有文化自信，才能真正拥有开放的眼界、宽容的胸怀和学习的勇气，去接纳一切外来文化中有价值的成分，并能够同一切外来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和建设性互动。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15YZD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责编/王妍卓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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