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苏轼现状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4 14:57:23

国外研究苏轼现状论文

可以写苏轼充满光明与阴影的人生光明包括苏轼的诗、词、文、书、画五个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各个州郡的出色政绩，您可以一一举例，突出他的辉煌阴影包括苏轼的乌台诗案和之后在各个州郡的贬迁生活，突出他的不幸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一，书香世家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二、名震京城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三、反对变法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四，漂泊流离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东坡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要想用一部书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大才子”准确而真实地描绘出来，无疑是有挑战性的，而李一冰先生很努力地做到了，在他的《苏东坡大传》中，我们知道了：东坡不仅是一位文坛巨擘，他还是一个将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调和起来，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互中，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和碰撞激荡中寻求精神自由、完成人格修炼的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政治家。他不为官位所迷惑，关心民间疾苦。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幼主哲宗即位，他被召回朝廷任中书舍人，两年当中，为皇帝起草诏令达800多件。在贬谪期间，他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他还在黄州组织过一个社团，跟当地猖獗的溺婴行为作斗争，在杭州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医院……苏东坡的从政生涯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都属于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诗文永远值得我们诵读，他的为官为人之道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品味。正是东坡为人那份难得的坦诚、直率和心地善良，让后世之人提到他时就倍感亲切。也正如李一冰所说：正是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伟大人格，使他赢得了后世广泛的崇敬。对东坡最精彩的概述…… 苏东坡传的序，我以为。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问的凤毛麟角，不可数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做他的诗句：“猿吟鹤唤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煜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对东坡最精彩的概述……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他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日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苏东坡竟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本书正文并未附有脚注，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征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因所据来源全系中文。供参考之脚注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资料来源可查书后参考书目。为免读者陷入中国人名复杂之苦恼，我已尽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时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对人也前后只用一个名字，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

论苏轼月意象论文的研究现状

熟悉传统诗词的朋友都知道，“风花雪月”是文人墨客最喜爱的意象，其中尤以月为盛，唐诗三百首里收录的关于月的诗篇便有100多首，而诗仙李白留存的近千首诗也有超过三分之一涉及到月，其中我们耳熟能详的便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等等。面对这一轮悬挂在高空的月，我甚至不知道是月有情还是人有意，只能将满腹情思寄予这温柔的月。上一篇问答我已经回答了为什么古人对月情有独钟，那么这里我们探讨一下中秋月亮具体的审美意象吧。爱情无论是人间还是天上，世间只有情难诉，无论何处，月总是相伴相随，逐渐成了爱情的证明，成了寄寓男女相思之情的多情之物。从“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描绘的月光美人图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浪漫缠绵的场景，一时骚客的失落，才子的多情，都将自己的爱情对月倾诉。思乡之情静寂之夜，皓月当空，常常引起游子的思乡之情，唤起诗人的怀远之念。无论是洒脱飘逸的诗仙还是严肃沉稳的诗圣，对着这一盏圆月总有着诉不尽的思乡之情。李白的绝句《静夜思》便是游子思乡的名篇之一。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更是唱出了杜甫的万千愁绪。随着意象的发展，月从思乡之情逐渐拓展为家国情怀，亲情友情等，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表现的则是李白对好友的深切思念月关心，而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表达了对弟弟子由的关切。

古代诗词中月的意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月的边塞意象。

“边塞”、“明月”“关”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性质的制约，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因而边塞诗的创作往往离不开“明月”与“关”的塑造。

月作为一种语言形象，把环境点缀成了苍茫悲壮的边塞风情，也把边塞这个特征性地理上的物理空间转化成了艺术上的心理空间。明月是可以跨越时空的隔绝。戍守边疆的征夫、苦待闺中的思妇，月是他们的一种寄托和幻念，千里相共，愿随孤月，流照亲人。

诗人们利用这种情结自由地创造了月和边塞的相行相随相抚相慰的空间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于是很自然地产生出“愿随孤月影，流照伏波营”的念头。诗人对月和边塞相形相随相抚相慰的空间美的伟大感受，已经是十分杰出的了。

二、月的时间意象。

月升月落，月圆月缺，月光是流逝的，月光的流逝在生命的时间中展开，因而月光还是生命的，是时间的。古人常以月的意象伤感生命的流逝岁月的流逝。

李煜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在李煜眼里，往事如梦，只能在“月明中”徒作悲怆的追忆。

他曲折命运的悲剧，尽情地展现在“春花秋月”的时间之流中，不仅李煜，封建专制的社会在本质上是压制禁锢人才的，自己的壮志豪情聪明才干也无可奈何地消融在历史的月光流逝中：“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冥王宫里人”（李白《苏台览古》）。

他们的生命与逸志常常也在“月光如水”的流逝中被淹没被虚抛浪掷了。“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旧时月”引起了诗人对历史的浩叹和追思，在这里，月再一次通向把千古亘远，深邃浩淼的宇宙意识。

三、月的愁绪意象。

在古诗词中，月还是情绪的，在自然界中，月明月阴，月圆月缺与圆满、欠缺等事物异质同构。因而诗人笔下的月便常常与悲欢离合的情感相联系了。尽管魏人曹丕早有了“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的诗句。

南北朝时谢灵运也有了“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等哀愁的诗句，但是以月状愁在唐代依然有很大的反战。除了人们熟知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以外，唐诗中还有“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孟浩然《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的凄恻孤寂。

王建“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的蕴藉深沉；白居易“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潸潸泪下„„在唐代诗人中，月作为愁绪的意象，构思巧妙。想象丰富，笔法空灵，抒情婉转，意趣含蕴，获得了不朽的艺术生命和惝恍迷离的艺术氛围。

四、月的情爱意象。

月是情绪的，“月上柳梢”的缠绕，“晓风残月”的悲凉，“月照高楼”的孤寂，情到深处，月便自然与情爱相连了。

尽管“人生无物比多情”、“无物似情浓”，但是，月仍然是一种表达情与爱的最佳寄寓和祝愿：谢庄“隔千里兮共明月”（《月赋》）；孟郊“别后唯所思，天涯共明月”（《古别怨》），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

深挚的情与爱，化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凄美祝愿。月是爱的禅意、爱的见证。无论是狂羁洒脱的李太白，还是情意绵绵的李义山，都拒绝不了月光的见证，在月光的温抚下，还原出人的本真。

一时骚客的失落，才子的多情，诗圣的千虑，都一一呈示在纤尘不染的月光下„„倾听爱情的下落和心音。在爱情的情感世界里，唐人的情怀、渴念，甚为壮阔、更为空灵，情爱也甚是挚热、浓烈。“待月西厢下”的痴心迫切。

“落月满屋梁”的空虚落寞，“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的痴恋情深。月光皓照下的浩茫天穹，还是相思的成因和巨大空间。分别之后，“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月光引起的情思萦绕着爱的惆怅和迷惘。

“阶下清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李商隐《端居》）；月明之夜，风雨之夕，情人“各在天一涯”，而且“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时，该又凭添几重愁苦！

于是凄迷广浩的月下便成下无尽的相思之时空：“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如钩”（李商隐《代赠二首（其一）》），月所造就的相思意绪，李商隐就是一千次一万次，也道不完，“欲说还休”。

当然，时间的月水也许会消磨和冲淡爱情 “同来望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赵暇《江楼感旧》）。那个相偎相依的月下倩影，哪里再可寻回？即若唤回，恐也不是彼时情怀了。好梦已去，往事如烟，空留丝丝缕缕的旧踪袅袅飘开在爱情失落的天际。

若如此，在伊人已逝的情人眼里，只余下“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白居易《长恨歌》）的苍凉萧瑟的景观。爱情在凄迷的月色、催人肠断的铃声的烘托下，更为凄婉欲绝。“伊人何在，烟水茫茫”，“情以何堪”，只好徒作“长恨绵绵无绝期” 的黯然神伤。

此时此刻，月光温抚下的天际中，所飘荡的只是悲怆千古的爱情挽歌了！

五、月的象征意象。

明月在诗人笔下，虽也常表现为自然月的属性，但更多的时候却被赋予了丰富而深邃的象征意义。因此，明月被诗人高度人格化，赋予其以人的思想感情。也由此而反映出诗人不苟同于世俗的高洁人格。古代诗词中月的象征意义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以明月象征美人和恋情。古代，人们认为日为阳，故曰太阳；月为阴，故曰太阴。因此，人们常用月来形容女子容貌、体态与情操之美，如人们常说的“花容月貌”、“闭月羞花”等。在《诗经·月出》中就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的歌咏。

以皎洁的月亮衬托女子的清纯与美丽。李白诗中月之意象也多有这种象征、比喻意。如“眉目艳皎月，一笑倾城欢”（《古风》二十六），用比喻和夸张的笔法写女子的美丽无比；以月之玲珑，衬人之幽怨，从反处着笔，不落言筌。

“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 （《相逢行》），既以月比人，又将人比月。写歌女用歌扇遮面的娇羞貌，恰似时而云翳雾罩、时而半露娇面的云中美月。实际上这也反映出人世间最美好的感情，即恋情，略此不赘。

2、以明月象征对故乡、亲人、友人的思念之情。诗人远离家乡、亲人，常年漂泊在外，不免对月而顿生思家念远之情。诗人深感“崖倾月难圆”（《安陆白兆山》），故“月华若夜雪，见此令人思”（《秋山寄卫慰》），因月而思念亲人和友人。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人把对朋友的一腔深情化作奇思妙想，请明月代自己去夜郎探望慰问朋友，传达自己对老友诚挚的关切之情。堪称借咏月抒写友情的千古绝唱。

李白咏月诗的伟大，还在于他常把自己的这种个人之私情推而广之地来表现天下所有人的共同思想感情，特别是月下边地征夫的思家念远之情，如：“边月随弓影，胡剑拂霜花”（《塞下曲》其五），“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写长安城中的思妇乘着月色，忙着赶制寒衣，以寄送给在边地的丈夫。她们渴望早日结束战争，好让丈夫早日回到家中，抒发月夜思念丈夫的一腔深情。诗人表达的正是人民大众的这样一种共同的心声与呼声。

扩展资料：

古诗中以月蕴涵时空的永恒：

那高悬于天际的月亮，也常常引发诗人们的哲理思考：明月亘古如斯，跨越时空，而相比之下，人生是多么的短暂和渺小。在他们的诗歌中，月亮这一意象成了亘古不变的象征和世事变迁的永恒见证。

李白《把酒问月》中有：“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明月亘古如斯，而相比之下，人生是多么的短暂，这几句诗句将时间对生命的劫掠和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读来意味深长，荡气回肠。

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本诗开篇便用“秦时明月汉时关”勾勒出一幅极为壮阔的月夜之景，纵横历史，时空交错，物是而人非。

本诗表面上看写月夜的美景与对李广老将军的推崇之情，实际上，诗人以李广自喻，抒发了自己欲建立像李广一样的丰功伟业，但却因为小人的陷害而无所作为的无奈与悲凉之情。月在此，成了跨越时空的见证人。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江月年年如此，人物代代无究已，诗人从自然的美景中感受到一种欣慰。

苏轼《前赤壁赋》中有：“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千百年来，诗人们对明月、新月倾注了不少感情去歌咏她！情由景生，景由情变。人心好，景色美；人心灰暗，景也灰暗。景色自在人心中！面对亘古的月亮，不同的诗人，不同的环境，各有不同的感受，都把自己独特的感受写出来，绘景寓情，便有不同的吟月诗词。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作家网-创李清照诗词中的月色及意象浅析

中国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象有很多，它们都各有自己的独特的象征意义和情感内涵，比如兰花代表高雅，梅花表现傲骨，杨柳寄寓离情或愁绪等等。“月亮”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最典型的意象之一。月亮本是自然界的一个纯客观的物体，但自从人类意识到它的存在，它便成为原始神话或传说的内容之一，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由此可见，月亮这一物象早已进入了人的审美视野，当诗人将月亮作为寄寓诗人主观感情的载体后，“月亮”这一意象便有了复杂的思想内蕴，起到了一般词语难以替代的传情达意的作用。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在他塑造的众多意象中，月亮是他最爱的意象，在他留下的一千零五十首诗歌中，我们发现其中从不同角度写月、吟月、歌月、颂月的诗就有近四百首，占其诗歌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是迄今为止写月最多的诗人。仅“月”的意象就出现了三百三十六次，还不算“玉盘”“玉轮”“玉环”“玉钩”“玉弓”“玉镜”“天镜”“明镜”“玉兔”“嫦娥”“蟾蜍”等等月亮的代称、别称，至于那些表现出时间的月则更不在统计之列了，不同氛围，不同地点，不同心境，诗人对月都有不同的描写，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境地。于丹说过：“李白这个人，心中的酝酿，明月光不只在床前，其实在他的心里，一个人只有在心里面有无限光芒的时候，才能留在外面。李白的一生，明月相伴，美酒相随，所以明月是他最浅显的一个意向”。因此，李白对“月”这个意象的完美运用，在他的一些诗作里是完全能够体现出来的。以一首《古朗月行》为例，来浅析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这首诗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的，从中可以悟出李白自小便与明月结下不解之缘。“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这是童年时期的李白对月亮的幼稚认识，对于一个孩童来说，美丽而又多变的月的确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引发那颗小小的纯净的.心灵以无数想象。两个比喻看似信手写来，却是情采俱佳，移情于景，鲜明生动，意象的作用，于此可见一斑。随即又把神话拿来，月亮初升，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而后逐渐看见仙人和桂树的全形，看见一轮圆月，看见月中白兔在捣药，凡此种种写出了月亮从初升到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如此写法，借助于内涵丰富的月的意象，自然增加了美感，引发了读者丰富的想象，怎能让人没有赏心悦目之感呢?之后笔锋一转，“蟾蜍蚀圆影，天明夜已残”，以“蟾蜍蚀月”影射现实：当时已是玄宗晚年，皇帝沉湎声色，宠幸杨贵妃，权奸、宦官、边将擅权，朝纲不振，这首诗即是李白针对当时黑暗的朝政而发的。“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引出后羿既是为现实中缺少这样的英雄而感慨，也是表达对有这样的英雄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的希望。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诗人深感失望：“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月亮既然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如趁早走开吧。这是无可奈何的办法，心中的忧愤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诗人不忍一走了之，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通过对月亮的圆缺以及对它的观赏赋予现实意义，这首诗既体现了封建社会专制统治对文学压迫的结果，又在艺术上使诗人的难抒之情、难发之慨，展现得深婉曲折。分析和探讨李白诗歌中的月亮意象，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诗人诗歌创作的多样化艺术风格和鲜明的个性特色有重要作用。诚如袁行霈先生所言“诗歌的意象带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最能体现出诗歌的风格。诗人有没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了他个人的意象群”。李白看月与常人的审美不同，慧眼独具，别出心裁，成功塑造出彰显自己的艺术风格的月的意象群。月的意象，到了他的手中，不再仅是创作时被利用的工具，更是他终其一生的知己，因此也无怪乎月亮这一意象在他手中的作用总显得更大，对他更服帖。在李白的心里，月已不是月，更不是一个静止的无生命的物象，它与诗人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成为具有人格意义的喻象，这时诗人就跳离了一般的背景渲染和情感寄托，通达豁然，心与天齐，超越了时空、距离的物理隔断，进入心无旁骛唯有月在的境界，与月合为一体。诗人不仅在咏月方面形成自己的个性特色，更是善于博采众长的咏月高手与集大成者，他广泛吸收曹操、张若虚等人咏月的优秀遗产和表现技巧，有时还喜爱化用前人的诗句，并加以创新和发展，达到了咏月诗歌创作的高峰，对后来刘禹锡、杨万里、苏轼等人咏月诗词的创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中国月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在认识李白诗中“大鹏”“高山”“瀑布”“黄河”等壮丽意象，领略其崇高壮美诗风的同时，也能感悟与品味李白诗中诸如“明月”这类清新秀美的意象和优美诗风，从而对诗人，诗作，诗韵与诗魂，都有全面深入的理解与剖析。从“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的童稚遐想，到“故国见秋月”后的病老逝去，月亮始终照着诗人的身影，照着诗人的足迹，照着诗人的心灵，伴随诗人走过了坎坷的一生。李白创造的符合中国人深层传统文化心理，富有深刻文化内涵与情感意蕴的“月亮”意象，是中国古代文化历史长河中古典诗词领域的明珠，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月意象传承与突破的结晶，成就巨大，影响深远。

国内外对苏轼的研究论文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苏轼处世哲学初探【摘要】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关键词】苏轼处世之道人格风貌生命精神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你在百度找找《品中国文人》（好像是王小波的）有关于苏轼的很好的论文

国外外卖研究现状论文

对大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兼职机会。首先，外卖可以吃在学校享受不到的美食，对大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兼职机会，可以让大学生赚取自己的生活费，跟朋友出去聚餐，可以享受折扣优惠，更加的实惠，可以从中找起附近的适合自己的口味的方案，选择适合自己的店铺，也更加便利的享受到美食服务，集体持续团购的同时可以获得更大的优惠，享受更大的便利，可以享受到不出门服务，有时候懒得去餐厅，或者是懒得出门，可以直接美团送货上门。外卖的盛行已经成为各地的普遍现象，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喜欢呆在宿舍里，用电脑来解决一天的生活问题，外卖成了很多大学生的饮食选择。

是什么时候要呢

印度的外卖被叫做“达巴瓦拉”，意思就是运送盒子的人。达巴瓦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30年前，当时在印度的英国人吃不惯当地的食物，于是就差遣印度人去家中取饭，送到自己的工作办公地点，久而久之达巴瓦拉这个群体逐渐壮大。而我国的外卖行业真正兴起才十多年，现在人们基本上都能在30分钟左右拿到外卖，并且在送外卖上也有着十分完善的制度。在现在看来，达巴瓦拉是有些落后的，全程都是人力劳作，不像中国的外卖行业有着完善的分配系统，但是这种看起来笨拙的人力劳作，却基本没有出过错，根据印度方面的统计，在600万次配送中，仅出现过一次错误，相对于我国的外卖而言，似乎更加准确，毕竟大家有时候会遇到外卖小哥送错外卖的情况，但是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上，中国略胜一筹。温馨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应答时间：2021-04-19，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平安银行我知道]想要知道更多？快来看“平安银行我知道”吧~

我觉得差距是非常大的。中国的外卖非常准时，而且每一单都是有严格时间限制的。印度以及国外其他的外卖都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而且中国的外卖管理非常好。

苏轼苏辙对比研究论文

第四章苏轼宋代文人有强烈的结盟思想，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了领导风气的文坛盟主。不同时期的盟主之间还存在着类似禅门宗祖衣钵相传的继承关系。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他就明确表示把将来领导文坛的责任交付给年青的苏轼，并预言苏轼的成就将超过自己。苏轼对此当仁不让，他后来对门人宣称：“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见李廌《师友谈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宋文学出现了一浪高于一浪的发展态势。苏轼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望，宋文、宋诗和宋词都在他手中达到了高峰。所以当后人说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苏轼身上。第一节苏轼的人生观和创作道路儒、道、禅的融合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黄州、惠州、儋州：逆境中的创作高峰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第二节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自然与雄放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辞赋和四六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又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又从文与可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艺术创作应胸有成竹的规律，也是夹叙夹议的范例。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伸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全文仅八十馀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林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第三节苏轼的诗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乐观旷达的精神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璧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骞驴嘶。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对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清人赵翼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的确，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首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泛颍》）；“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动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长胫阁瘦躯”一句，便活画出病鹤无精打采的清癯之态。他叙写“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传说，也只用“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写尽其情状。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往往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比如《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对一个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写？苏轼先从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叹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就像其文论一样，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曾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维妙维肖。“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僧”（《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第四节苏轼的词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对词境的开拓以诗为词的手法苏词风格的多样性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

这三篇《六国论》都对旧中国时代的魏,韩,赵,燕,楚,齐六国被秦所灭的原因进行论证.但他们所持论点并不相同.苏洵说六国破灭"弊在赂秦",他意在借古讽今,以此来批评北宋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贿赂契丹,西夏的政策,但说六国破灭的原因只是"略秦",则不够全面.苏辙认为天下所重在于韩,魏,其它四国不助韩,魏,而招致灭亡,此论也有片面的地方.李桢却不同于"二苏"之见,他一方面说称霸天下之心六国都有,另一方面又唯心地说秦国称霸是因为"得天助",六国的失败是因为"失天助".由此可知,李桢之言说得更玄.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认为“六国皆欲为秦所为”，而“秦独能为之”是“得天助”，六国自存之术是应以仁义王天下。

古来兄弟相亲相爱，唯有二苏者。苏辙、苏轼作为北宋时期的七大家之二，两位的文采不容置疑，在诗词写作方面各有千秋，要说诗词写作方面的不同之处，可以从他们少年生活、为人性格、仕途政绩、世势所趋、做人处事、文学作品流传等方面反映出来。

在少年生活时期，他们的父亲苏洵在庆历八年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父亲去世了，苏洵就在家守丧。就在家的这段时间，把自己的所学的传授给了他们俩兄弟。这段时间也算是苏辙、苏轼兄弟的诗词启蒙。所以到后面的时候，苏辙这个人的文学道路受到了苏轼和父亲的深刻影响。他也不单单的跟着自己的父兄的路子来，他还学习了很多的人的长处，所以他也有自己的特点。而苏轼则是形成自己独有一派的风格，文章自有一股磅礴大气，而苏辙的文章则多了几分细腻。苏轼的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可谓是豪放派;苏辙却冲和淡泊，老成持重，可谓是婉约派。这种区别，在他们少年时代已表现得很明显。也为其今后的仕途奠定埋下了伏笔。

在诗词创作上，苏轼是隶属于豪放派的，所以在创作上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一种豪迈之气，而且思想境界也比较高深，与之相比，苏辙的诗赋体现的是一种淳朴无华的风格，而且还流露出一种洒脱自然的心态，意境虽然不如苏轼写的诗词高深，但是苏辙写的诗赋自有一种意境闲澹，情趣悠远的特点。除了以上的写作风格之外，两人在文章中表达的意愿也是不一样的。

在为人性格上，苏轼比较自由快活，喜欢游山玩水，如果有山可登，有水可涉，子瞻未尝不拎其衣襟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苏辙对此也有兴趣，常常从之游，但是没有到苏轼那个程度，所以苏轼常常是翩然独往。这种性格，对他们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仕途政绩上，众所周知苏轼的仕途崎岖，多次被贬，但在贬到之地留下经典文学作品的同时也留下经典菜肴，如东坡肉，羊蝎子等。看得出苏轼是大美食家更是随意且安之人，其实到晚年后期他也知道当局世态作为宰相的苏辙也对苏轼无力回天，所以因此留下苏轼写给弟弟苏辙的著名绝命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在做人处事方面，苏辙处理的比苏轼好，其实苏轼的政治不顺不仅仅取决于言论主张的激进，苏辙的政治主张常常比苏轼还尖锐激烈，但他遭受政敌的迫害却比苏轼轻得多。据《宋史》本传载，王安石以苏辙寡言鲜语，素有敬心。而苏轼无论被贬何处，苏轼都要与朋友交往，往来书信，因此轶事多多，这里不得不说其中我们众所周知的承天寺夜游，张怀民这位好友，后面骚扰张怀民又被“放流“。

在文学流传下来的作品方面，我们都知道苏轼晚年主要在海南度过，后来北归客死常州，因此无暇整理旧作。苏辙则不同，他的晚年平静而祥和。于苏辙晚年有十余年的闲暇致力于著述，因此他的学术著作比苏轼还多。苏轼有《易传》9卷(实为三苏合著)、《书传》13卷(今本20卷)、《论语说》5卷，共27卷。然而苏辙有《诗集传》20卷、《春秋集解》12卷、《老子解》2卷、《古史》60卷，共94卷，收入文集的《孟子解》、《论语拾遗》、《历代论》等还未计算在内。

如果说苏辙在年齿、爵位、学术成就方面超过了苏轼，那么在文学艺术领域却比苏轼略逊一筹。苏轼是通才，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都是开宗立派的人物;苏辙是偏才，他的成就主要在诗歌、散文方面。

一般人都认为，苏轼的文学成就远远高于苏辙，其实关于苏氏兄弟诗文的优劣，历来有不同看法。

苏轼说：“子由诗过吾远甚。”(《记子由诗》)又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答张文潜书》)这并不是自谦之词，而是苏轼的真心话。

苏轼论诗论文，都追求“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子瞻和陶诗引》)、“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的艺术风格，苏辙“汪洋淡泊”的艺术风格，正符合他的审美趣味。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就同意苏轼的看法：“中书(苏轼)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

陆游、周必大也有类似的看法，周必大《跋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坐客〉诗》载，周向陆请教学诗之法，陆要周读苏辙诗。周“退取《栾城集》观，殊未识其旨趣”，后来才觉得辙诗“温雅高妙，如佳人独立，姿态易见。然后知务观(陆游)于此道真先觉也”。

实事求是地讲，苏轼的文学成就确实高于苏辙，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辙的文学成就就没有他的特色，或者说文学成就低。他们兄弟俩的文学作品，风格不同，气质不同，不能简单地做优劣比对。苏轼的诗文外放奔涌，苏辙的作品内敛含蓄，他们的文学成就与他们的人生一样，各有千秋，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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