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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硕士论文发表

发布时间:2024-07-07 16:01:05

世界史硕士论文发表

前天,北京大学历史系相关负责人表示,于艳茹去年已经从北大毕业,针对她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涉嫌严重抄袭问题,系里会立即组织有关专家对其博士论文重新进行核查,如有抄袭情况,一经核实,将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根据《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已结束学业并离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撤销其当时所获得的相关奖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记者注意到,此《规范》的适用范围包括“在读期间存在学术失范行为的已离校研究生”。

据了解,于艳茹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2006届硕士毕业生,于2008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博士学位。2011年9月,于艳茹作为2011年度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短期出国(境)研究项目”(第二批)资助对象,赴美国哈佛大学交流4个月。2013年7月,于艳茹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被指抄袭的论文发表时,于艳茹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读博士生。北京青年报

王育成,1951年生于北京,籍贯山东淄博,197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现为博宝艺术网铜器鉴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后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历任助教、讲师、馆员、副研究馆员。

1992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2000年任研究员;

2002年任日本早稻田大学道教研究所客员研究员。

2016年1月16日,中国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育成和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京举行了婚礼。

历史学博士就业形势怎样啊摘录于网络 在国家对于学术型研究生的招生在减少,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不是不要这样学术型博士, 而是需要量有限!俩字,烈士,不咋地,当当大学老师吧我打算跨专业考历史专业的博士, 具体是历史地理专业的, 昨天打电话询问以前的导师, 他说现在的就业形势也严峻,历史是 冷专业的,就是博士以后也不一定好找工作,就是工作也很清贫的…… 文科专业多半不好 就业, 关键看个人,是专著于学术,就踏踏实实搞学术。

否则就要多找门路,关注社会需求, 多多补充各方面能力。 我已经硕士毕业了,就读的院校是 211985,就读的专业是一个国 家级的重点学科,现在找了个还不错的工作,并放弃了读博认识我的人,包括我导师在内 都叫我不要读了,去工作,不然读完后更难找。

现在硕士博士找工作,用人单位看重的是: 你有没有关系,是不是男生,有没有工作经验,是不是党员/学生干部。女硕士博士是不是 结过婚。

特殊的地方如北京上海等有没有当地户口等其他的条件, 用人单位就很少在意了。 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固定标准衡量的。

如果发 10 篇论文叫有科研能力, 那发 9 篇就不算 吗我认识的很多很优秀的博士和硕士,都没有找到工作,或找的很不好待遇,工作性质, 工作地点。 你能说他们都没有quot能力quot吗或许我现在说再多都没有用, 等你以硕士博士学历 找工作时,你就知道quot能力quot有多大分量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1 不要以为博士一定比本科好找工作,尤其是文科。

本科毕业能找到好工作的人,可以 通过在职委培等方式考研考博,最好不要脱产。那翟诘扔诙牟 液苡锌赡艿貌怀ナА也不要以为博士一定能找到工作。

2 很多读研读博的人是为了学问而读书的,但到了毕业找工作时,他们被高校和科研院所 拒收,找不到能再去做学问的地方了。特别是文科生,他们所学的东西与社会现实脱节,不 能直接转换为生产力, 很难把他们的平生所学去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而这些, 其实并不 是他们的错。

本科生找工作,是万金油,到哪里都可以!但绝大多数就业质量太低,拿着微薄的工资替人 暂时打工, 卖完青春就完了! 研究生毕业好多进公司打工如华为等, 看起来很美, 工资较高, 但这业是吃青春饭,累死人,如集中营!工资含金量很低, 企业还不稳定!博士主要进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高校,研究所,都是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工作!工资好象不很高,但含金量 高,稳定,工作没有那么累, 福利较好,可以干到老。 读博一定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 除非你是真的很强,3 年出来以后一定会有好的去处。

如 果不考虑自己的实力至少你家里不需要你去挣钱来维持生活只是为了面子去花大量的时 间和金钱盲目读博士真的是没意思。在职的或者非科班出身的如果紧紧是为了一纸文凭并想 靠这张文凭在今后挣大钱,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谁要是怀着这样的心态读历史学的研究生 的话,今后是要受大罪的。 研究历史很苦的。

如果能吃苦,也能苦中作乐那 OK, 如果不能, 三思! !比如就历史学来说,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学术质量应该和他的生活质量成正比,至少不能偏离太远,也就是说应该有必要的机制来“养“这些人(包括职业学者和正 在求学的未来研究者) 。毕竟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也就没有人格上的独立;没有人格上的独 立,也就不会有学术上的独立。

但在目前的环境下,这种理想的生存状态较难获得。 尤其是现在高校注重学统,看出身,查三代(主要是供过于求决定的) ,本科、研究生毕业 学校若不是 211 或者 985 的, 将来就业要受限了。

出身不好的学生即使将来考入了 985 院校, 将来就业也很难进国内名校(重点综合大学、师范大学) ,除非关系比较硬。而进不了名校 教书和做研究,得不到较高、较多的各种资源支持,他们未来的学术之路将很艰辛。

理论性、学术性研究生现在处于就业最低期。 历史学本科和研究生三年、四年大幅度缩招或 者不招生(停招) ,才可以解决现在已经毕业但找不到对口专业和现在还在读书即将毕业的历史系学生就业情况。

要考文史哲研究生必须要看清现在的就业形势,不要读了三年,毕业时候因为找不到工作头大,年龄大了再转行很难,要是现在历史研究生大都需要转行,何不 本科时候就转行呢? 教育部计划到 2015 年把专业硕士(实用性、技术性硕士)招生比例提 高到 50以上,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要考历史研究生的同学们,本人(本人历史学科班 出身,今年研究生毕业,已经考了 7 场历史老师招考,都没进。

昆明两场、山东中东部城区 5 场)建议你们慎重了。读历史学硕士和博士是件奢侈的事情,适合生活无忧的人去一直读 下去,适合在职人员去读。

近期有生活压力的人读研、读博就是越走越窄,专业很难对口就 业,转行都难呢。 你的判断依然过于乐观了, 在山东到中学就业的历史研究生不到三分之一, 可能也就有五分 之一吧。

还有你说的很多部门和行业,根本不需要历史,图书馆有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博物 馆有博物馆学,史志办需要考公务员,而且一般是要求文史类,文科其他专业也可以报,我 考过。报社这个就更。

蔡崇榜,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宋代史学。

陈廷湘,博士生导师,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

郭齐,博士生导师,历史文献学,朱熹诗文研究。

郭声波,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学。

何平,博士生导师,世界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中西文化比较,现代化,国际关系。

何一民,博士生导师,城市史研究。

霍巍,博士生导师,汉唐考古,西南(包括 *** )考古,博物馆学,文化人类学。

李文泽,博士生导师,历史文献学。

刘复生,博士生导师,宋史,西南民族史。

罗志田,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史。

彭裕商,博士生导师,古文字学。

石硕,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

舒大刚,博士生导师,儒学文献研究。

王挺之,博士生导师,欧洲城市史,文艺复兴研究,旅游资源、旅游人力资源开发。

杨世文,博士生导师,宋代历史文献,儒学学术,巴蜀文化。

杨天宏,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

杨振之,博士生导师,旅游策划、规划,风景区管理与目的地营销。

王东杰,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

张箭,博士生导师,世界中世纪史,中国中古史。

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是大学教师的职称,级别依次从高到低排。

院长是行政职务,也就是所谓的“官”了。

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都是相对于研究生来说的岗位制度。

至于关系:

相对于教授这类的职称来说,博导条件较高。博导一定是教授,但教授可能只是硕士生导师。

其他的,学科带头人自然是学术能力较强的人,所以通常是教授,博导。

院长也自然是学院里比较牛的人,所以往往是教授职称。一流大学的校长是副部长级,往往都是院士。

【第一段在全文中的作用】 ①简单介绍许倬云,让读者对传主有一个初步认识; ②通过对许倬云的评价,肯定传主在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③交代作者对传主的倾慕,为后文与传主的接触作铺垫。

【《史学大师许悼云》原文】 《史学大师许悼云》 魏承思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知道了许悼云的大名。因为他的《汉代农业》是在美国攻读中国史博士学位的必读书,我喜欢这部书,于是我找到许先生的好几部著作来读,被他的渊博知识深深折服,最受启发的是他娴熟的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治史。

那时候,只知道许悼云是匹斯堡大学历史教授,台[tái]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跟金耀基教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有一次提到许悼云,耀基师说和他很熟,并说他每年都会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过了几个星期,许先生果然到了香港,我闻讯后就让耀基师的秘书帮我约了时间去拜访他。在许先生的办公室里初次见面,他平易近人,十分健谈,没有一点大师架子,许先生著作等身,除了专攻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之外,研究领域还涉及社会学、考古学、科技史、台[tái]湾史和中外历史比较等。

他还对现实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撰写了大量政论,结集出版的就不下十余种,在台[tái]湾舆论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好奇地问他何以有如此渊博的学识和广泛的学术兴趣,许先生就和我谈起自己的求学经历。

无锡许家是江南世代的书香门第。许先生的父亲藏书丰富,兴趣广泛。

许先生幼年患小儿麻痹而不便于行,就在家里杂读群书。抗战后,他在家乡的辅仁中学读书,这所名校聚集了一批饱学之士。

1948年底,他跟随父母到台[tái]湾,考取台[tái]湾中文大学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又读研究生。当年的台[tái]大大师云集,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

许悼云受校长傅斯年器重,跟李济学考古,根李总侗学古代史,跟董作宾学甲骨文,向尹耕望、钱穆、沈刚伯等问学。许先生说:“那时台[tái]湾的研究生教育和内地不一样,不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而是一个由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共同指导。

这样就给我一个想当大的 *** ,因为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讲各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 后来他又到芝加哥大学去深造。

这所世界顶尖的学府不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许先生选课的范围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

选读宗教学的只有他,老师照样认真上课。他住院开刀,教授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带着书到病床前去教,一边讲,一边讨论。

听到这里,我就想:很多人在讨论现在的中国大学出不了大师,但不是先应该问中国大学有没有这样的教师吗? 许先生说,他选修了那么多似乎和历史学不相干的学科,“但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许先生196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tái]湾大学历史系主任。1970年起担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杜克大学等校的讲座教授,著有专著十余种,论文百余篇。

近年来,又常在中国大陆讲学,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他是海峡两岸和国际史学界公认的耆宿。

听了他的自述,我才算是真正明白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次见面聊天,许先生就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是我研究历史的“一日师”。我去学校上课之余,经常会去他那里拜访,聆听他的教诲。

有一次,《明报》编务总裁高信疆听我说起许绰云在香港,就说和他是很熟的朋友,要我帮他约一起吃饭聊天。参加那次餐聚的除了许先生夫妇外,还有耀基师夫妇和哲学家劳思光。

我在他们中间算是小字辈了。很多年过去了,当晚吃了什么佳肴美味早已忘记了,但大师的风采则历历在日。

上一次见到许先生已经是十多年前了。我有事去台[tái]北,听说他也在,就打电话约了时间去看望。

言谈之中,他知道我跟随南怀瑾先生在学佛,就说怀师早年在台[tái]湾时,自己曾跟随殷海光去拜访过两次,因他的学问路子和南不合而没有再去,但殷老师对他则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进《许倬云谈话录》里,称南怀瑾是奇人,有吸引力。

前年我和老友、中研院副院长王泛森博山聊天。他说,殷门弟子对这一说法大不以为然。

我说,十多年前就听许先生说过,事后特地向怀师求证。老人家还兴致勃勃地同忆当年殷海光光跟他学打坐的情景。

这也算为我尊敬的许先生辩诬吧。【许倬云简介】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49年赴台[tái],就读于台[tái]南二中,完成高三最后半年学业,进入台[tái]大历史系,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

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代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

李 模,男,1971年生,山西省大同县人。200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世界史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埃及史、世界古代宗教与文化。主讲课程有世界上古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文化史等。近年来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民族》、《西亚非洲》等杂志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0多篇,出版专著一部,获得省级科研奖励两项。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一项。

世界史硕士需要发表论文吗

答: 为你总结到以下答案呀,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总结来说以上3点希望可以帮助到呀~

加油,相信你肯定可以按时毕业的。

硕士毕业都是需要发表论文的。而且对论文的发表期刊也是有要求的。

当初在考研复习阶段时,考研的学生总是会时不时的讨论或者是想象一下硕士研究生的基本生活状态,这其中必然会包含硕士研究生的毕业问题,有很多的学生担心自己可能无法毕业,毕竟读研期间要写好的论文,而自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所以这样的观点慢慢的很多学生都认同了,觉得研究生毕业真的很难很难,一时间都在怀疑自己还要不要考研了,而或许真实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实况或许并不是这样。近一段时间,严把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关是教育部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想简简单单的毕业,想再按照之前的套路浑水摸鱼的毕业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尤其是每年要抽检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比例不断增加,这对于低质量的毕业论文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可是,这样的规定对于在读的硕士研究生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绝大多数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都是自己的原创,都是自己根据自己专业领域内的角度有创新的一盘论文,所以一般来说是不会存在学术不端,质量过低的情况。而现在高校对于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要求,其实很宽松很一般,这也是很多研一新生感叹,原来硕士研究生毕业这么简单啊,没错总的来说是比较简单,只需要做到以下几件事情:发表一篇学术论文,而且这仅仅是针对学硕研究生,对于专硕研究生很多高校研究生院,是强制性要求的也就是说发表论文当然,不发表也不影响正常毕业,而且对于所要求的学术论文的档次也比较的低,并不需要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或者是C刊,只需要发表和自己毕业论文方向相关主题的论文,也就是说可以在一般的学报发表,也可以在一些不知名的小期刊发表,而这就很容易了。修够硕士研究生期间的所有学分,这对于研究生来说更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毕竟研究生的考试科目没有大学期间那么的多,所有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复习,尤其是对于人文社科类的考生而言,只有一门考试课即公共英语课,几乎都能够顺利通过,其他的课程论文一般也是顺利通过,所以学分一定能够顺利修满。硕士毕业论文顺利通过外审,这可能是硕士研究生毕业最难的一个条件了,但是只要每一个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人人真真地去写自己的论文,那么一定能够顺利通过外审,也一定能够顺利答辩组的考核,这样就能够顺利的毕业了,当然这其中需要硕士研究生最好开题报考,打好基础,还不要忘记中期考核时所遇到各种问题的及时修改,这样就完全足够了。总之,硕士研究生想毕业还是比较的简单,不管是双非高校还是211高校、985高校,要求真的没有想象中额那么严格,只要每一位硕士研究生按部就班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那么成功的毕业就不是问题。

毕业条件就是你写好了论文通过了答辩,有一定的文章发表, C刊指的就是南大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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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可以发表论文的级别都有哪些?博士一般都拥有非常高的学识,对所研究的领域都有很深的研究。所以,所发表论文的级别一般都是国内外影响力非常高的期刊。具体有哪几类,给大家详细介绍下。一、国内期刊国内期刊中权重比较高的就是核心期刊上。核心期刊一般包括:1、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简称:北大核心;2、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简称:南大核心;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5、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6、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7、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二、国际期刊1、SCI(别名《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文献能够全面覆盖全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2、EI(工程索引)期刊,供查阅工程技术领域文献的综合性情报检索刊物。3、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是SCI的姊妹篇。4、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属于国际级出版物;一篇ISTP检索论文,约等于中国国内的核心期刊3-5篇。

《世界历史》杂志是中国世界史专业唯一的国家级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78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现为双月刊。1.知网期刊RSS2.SCI期刊RSS3.学术网站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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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 《世界历史》 《史学月刊》

促进。对世界史的研究可以促进对语言学的研究,因为语言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对世界史的研究可以促进语言学的发展和研究。

摘要]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研究者的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是衡量专业外语能力的主要指标。本文以俄国史研究者的俄语能力建设为例,基于学习研究中积累的翻译经验和语言材料,探讨俄语能力问题对俄国史研究的影响,最后以词汇问题的处理为例,指出提高翻译水平的路径之一,进而对加强专业外语能力建设,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提供参考。[关键词]世界史研究;俄国史;翻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2011年升为一级学科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学术研究质量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扩大,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密切关注。”[1]在论文成果方面,仅2018年全年在国内期刊正式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包括研究性论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就有1220篇,其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98篇。[2]科研项目方面,在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世界历史立项总计108项[3],充分体现了当前国内世界史研究的规模与能力。不过,我们虽然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但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完善,外语能力的建设,尤其是专业文献的翻译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要知道,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原创性。[4]“研究外国史,各国现代外语是研究国别史的起码条件,否则连专业的门都没有入。如果研究古代文明史,那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都是入门的钥匙。只有掌握了这些钥匙,进入文本层次的研究,才能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或古典学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5]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世界史研究而言,专业外语能力主要包括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三个方面。一、扩大掌握语种当前我国世界史研究人员掌握语种不多,限制了获取和运用材料的能力。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使用英文,但懂得其他语种的人却很少。且“由于语种的限制,我们在使用材料时无法做到多样化,更谈不上对多种材料进行比对和筛选。”[6]而“在欧美国家,要想研究世界历史,最少得会三门外语。如果是世界古代史,则需精通至少一门古典语言——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研究古代东方史,甚至需要掌握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与梵文之类的语言。”[7]掌握多种外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献资料来源的丰富性、研究视野和深化空间上的广度、史料和论述的厚度及对特定问题论说的力度和可信度上,[8]还反映在对史料真实性的考证鉴别上。要知道,“材料的正确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而对材料加以考证鉴定是“达到材料正确性的唯一方法”。所谓兼听则明,孤证不立。如果我们掌握多种外语,就有可能对一则史料的不同出处或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参互比较、考证,从而最大限度地鉴别史料的真伪,提高完整性和可信度。[9]笔者曾读到一篇研究美国对1928-1941年苏联工业化发展的影响的学位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在其参考文献中竟无一份俄文文献,只有英文史料和中文专著和译著。其问题不仅在于过度依赖英文资料,恐怕也受到作者外语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掌握语种的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取材范围、论述深度乃至整体研究质量。在这方面,不乏优秀范例可资参考。譬如,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版)征引和参考了俄文和英文档案、报刊、文献、著作、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成为近年来国内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李工真著《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利用了大量德文、英文和拉丁文文献,对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推动下的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如崔丕著《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也大量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文和英文档案史料,在多国多边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美日关系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考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对地区国别史研究而言,如研究对象为非英语国家,则最好掌握该国母语,因其间最权威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必定是用该国母语记录的。单纯使用中文资料或汉译二手文献,很难做出原创性成果,而且资料来源也比较有限,这会影响到研究视野、选题范围、文章质量乃至最终结论。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指出,“1978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 [10]就俄国史研究而言,阅读和翻译俄文文献应该成为俄国史研究者的“日课”。以俄国史研究中的“苏联核计划(АП СССР)”研究为例,在俄罗斯原子能部组织编辑的三卷本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汇编——《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11]出版之前,西方学界虽然对该领域研究起步很早,且有美国建立的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美国威尔逊学者中心数字档案”特别下设的苏联核历史专题及广泛涉及美苏核问题的“ALSOS”核相关问题数字图书馆等研究资源[12],但因严重缺乏俄文史料支持,导致一些研究成果难免“雾里看花”,甚至“道听途说”,而不具有科学性。只有在俄文档案资料得以解密公开后,学者经过翻译、整理、解读,”客观、科学的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可能,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13]二、丰富语文知识语言贮存着民族的共同记忆,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活历史。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甚至认为,“语言是历史产生的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历史学”。[14]在掌握尽量多的语种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仅有语言还不能用好材料。“要透辟、彻底地了解材料的含义,恰到好处地使用材料,还需要借助于丰富的知识,还要用相关理论来做透镜。”[15]研读专业文献,准确解读和运用材料绝非易事,尤其在翻译专业文献时,学者不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便很难胜任。正如“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必须具备古汉语的识读与理解能力,熟悉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规律。”[16]对俄国史研究者来说,首先要打下扎实的俄语基础。要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必须具备足够的俄语词汇量,系统地掌握俄语语法知识。[17]如果从事俄国古代史研究,除了要精通现代俄语语法,还要了解正字法,在阅读古俄语文献,想要了解“俄语历史发展过程中业已消失了的语言旧质”时,还要熟悉俄语历史语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a)。[18]在研读和翻译专业文献过程中,除了注意学术观点和最新材料外,还要留心不断积累文献中丰富的语言材料。因为,“俄语作为一种屈折语,有比较明显的词形变化,而且变化的规律性比较强。”通过语言的类推规律建构起个性化的词汇知识库,形成词汇语义场,利用语文知识,解读和分析史料,有时会收到触类旁通,意想不到的效果。[19]另外还应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现代汉语中省略号一般位于段落中间“……”;俄语中省略号可以是三个点“…”,且位于段落的下方。俄语中破折号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汉语,可以表示词语的省略,包括主谓结构中的系词﹑句子成分的省略、两个表示时间、空间和数量意义的词之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有名词之间、表示相同词语的省略等,可见其用途之广。俄语中常有双重破折号,主要用于标示句子中的插入结构、嵌入结构、独立同位语、加确语等成分。但是汉译后要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往往要调整或者打乱语序,某些结构汉译后就变成了倒装句,需要重新梳理,或者干脆“编译”。此外,还应熟习俄文惯用表达方式,成语、熟语、谚语、俚语、格言、文学常识;俄罗斯国情学,俄—拉丁字母转写对照表、俄汉音译表、俄汉计量单位对照表(长度、面积、容量、重量、液量、干量等)、俄汉历法对照等国情和实用知识。由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及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一些特殊表达方式(代号、代称、绰号等)、语言现象(断句、形动词、副动词、无人称句、泛指人称句、不定代词、语句倒装、语音交替、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等)及历史人物自创的新词新语等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曲尽其妙,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语文知识的丰富程度对解读和利用专业文献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俄语词汇中包含了一些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如姓氏列宁(Ленин)、斯大林(Сталин)、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它们在俄语中的词根分别是“勒拿河”、“钢铁”和“石头”,在英语中则为Lenin、Stalin、Kamenev,如果不懂俄语就看不出原词的词根含义,也就无从联想其姓氏内涵。又如苏联政要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他在谈判中常常否定西方国家代表的提议,因此被称为“涅特”先生,这里的“涅特”就是俄语“нет”的音译,意思是“不”。关于音译问题,笔者在翻译姓氏“Пономарев”一词时就遇到了困难。该姓应该译成“波诺马廖夫”还是“波诺马列夫”呢?俄语单词中字母“е”和“ё”往往是“雌雄同体”——“ё”也可写作“е”。个别外来词中“йо”和“ио”也可表示“ё”音。如,人名“约瑟夫”(Иосиф)和契诃夫小说中的“姚内奇”(Ионыч)便是这种构词法。最后通过查阅参考资料确定应取“ё”音,译成“波诺马廖夫”。如果不懂俄语,一旦遇到汉译本文献中的误译、漏译和错译,如果我们连基本的辨识能力都没有,就很可能被误导,将错就错,错误解读信息,影响研究质量。三、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中介手段”。[20]翻译能力也是世界史研究者解读和利用外文材料,开展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事实上,许多世界史研究大家同时也是优秀的翻译家,由其译介的译著也为学界了解国外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提高翻译水平是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必然要求,以下简述笔者对翻译俄文文献中词汇处理的几点看法,仅供参考。笔者认为,一篇文献在动手翻译前,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简要通读全文,大概掌握文章的写作题材、主要内容、成文年代、作者简介等信息,据此判断该文需要用何种语体来翻译,选用何种色彩的语言来行文等,为通篇材料定下总体基调。笔者对选用译本词汇的主要原则是尽量选用雅词,避免陋译劣译;词汇使用上坚持术语化与规范化;统一翻译标准,避免一词多译;注意按照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和使用规范调整语序,避免倒装;酌情增减字词,补充缺失成分;求信与求雅相统一,既要尽量还原原文,忠实文本,又要考虑到适当修辞和变通,使文义通顺流畅而不失简洁博雅。其次是根据文章特点选用合适的词汇。由于某些术语名词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在组成句子时还要考虑其是否通顺;如果不通顺,就要从该词的若干义项中择取一个比较符合文义的义项来填补空缺。在翻译实践中,词汇的选择还存在“色彩”问题。翻译实践中对句子的理解主要体现在词汇义项的斟酌选用上,尤其是对一些敏感词汇在细节方面的处理上最见功力。如翻译“покойник”、“мертвец”等词时,要根据上下文、具体语境和不同场合变通为“死者”、“遇难者”、“先人”等;翻译“труп”、“тело"等词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翻译成“遗体”、“尸体”、“遗骸”等不同义项。另外,与“死”有关的词组和句子要注意细节的处理,区分性质、褒贬等。如“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形容烈士时要译成“就义前”,形容僧侣则可译成“圆寂前”,中性化形容方式则为“临死前”。翻译“после смерти”时则有“死后”、“去世后”、“仙逝后”、“遇难后”、“驾崩后”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要根据具体死者身份和时代的差异,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词汇问题还体现在口号类文字的翻译上。翻译口号类文字,一般采取语言的经济原则即在能够清楚表达意思的前提下,越简洁、越短

世界史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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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研究者的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是衡量专业外语能力的主要指标。本文以俄国史研究者的俄语能力建设为例,基于学习研究中积累的翻译经验和语言材料,探讨俄语能力问题对俄国史研究的影响,最后以词汇问题的处理为例,指出提高翻译水平的路径之一,进而对加强专业外语能力建设,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提供参考。[关键词]世界史研究;俄国史;翻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2011年升为一级学科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学术研究质量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扩大,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密切关注。”[1]在论文成果方面,仅2018年全年在国内期刊正式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包括研究性论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就有1220篇,其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98篇。[2]科研项目方面,在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世界历史立项总计108项[3],充分体现了当前国内世界史研究的规模与能力。不过,我们虽然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但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完善,外语能力的建设,尤其是专业文献的翻译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要知道,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原创性。[4]“研究外国史,各国现代外语是研究国别史的起码条件,否则连专业的门都没有入。如果研究古代文明史,那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都是入门的钥匙。只有掌握了这些钥匙,进入文本层次的研究,才能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或古典学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5]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世界史研究而言,专业外语能力主要包括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三个方面。一、扩大掌握语种当前我国世界史研究人员掌握语种不多,限制了获取和运用材料的能力。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使用英文,但懂得其他语种的人却很少。且“由于语种的限制,我们在使用材料时无法做到多样化,更谈不上对多种材料进行比对和筛选。”[6]而“在欧美国家,要想研究世界历史,最少得会三门外语。如果是世界古代史,则需精通至少一门古典语言——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研究古代东方史,甚至需要掌握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与梵文之类的语言。”[7]掌握多种外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献资料来源的丰富性、研究视野和深化空间上的广度、史料和论述的厚度及对特定问题论说的力度和可信度上,[8]还反映在对史料真实性的考证鉴别上。要知道,“材料的正确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而对材料加以考证鉴定是“达到材料正确性的唯一方法”。所谓兼听则明,孤证不立。如果我们掌握多种外语,就有可能对一则史料的不同出处或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参互比较、考证,从而最大限度地鉴别史料的真伪,提高完整性和可信度。[9]笔者曾读到一篇研究美国对1928-1941年苏联工业化发展的影响的学位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在其参考文献中竟无一份俄文文献,只有英文史料和中文专著和译著。其问题不仅在于过度依赖英文资料,恐怕也受到作者外语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掌握语种的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取材范围、论述深度乃至整体研究质量。在这方面,不乏优秀范例可资参考。譬如,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版)征引和参考了俄文和英文档案、报刊、文献、著作、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成为近年来国内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李工真著《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利用了大量德文、英文和拉丁文文献,对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推动下的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如崔丕著《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也大量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文和英文档案史料,在多国多边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美日关系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考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对地区国别史研究而言,如研究对象为非英语国家,则最好掌握该国母语,因其间最权威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必定是用该国母语记录的。单纯使用中文资料或汉译二手文献,很难做出原创性成果,而且资料来源也比较有限,这会影响到研究视野、选题范围、文章质量乃至最终结论。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指出,“1978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 [10]就俄国史研究而言,阅读和翻译俄文文献应该成为俄国史研究者的“日课”。以俄国史研究中的“苏联核计划(АП СССР)”研究为例,在俄罗斯原子能部组织编辑的三卷本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汇编——《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11]出版之前,西方学界虽然对该领域研究起步很早,且有美国建立的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美国威尔逊学者中心数字档案”特别下设的苏联核历史专题及广泛涉及美苏核问题的“ALSOS”核相关问题数字图书馆等研究资源[12],但因严重缺乏俄文史料支持,导致一些研究成果难免“雾里看花”,甚至“道听途说”,而不具有科学性。只有在俄文档案资料得以解密公开后,学者经过翻译、整理、解读,”客观、科学的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可能,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13]二、丰富语文知识语言贮存着民族的共同记忆,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活历史。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甚至认为,“语言是历史产生的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历史学”。[14]在掌握尽量多的语种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仅有语言还不能用好材料。“要透辟、彻底地了解材料的含义,恰到好处地使用材料,还需要借助于丰富的知识,还要用相关理论来做透镜。”[15]研读专业文献,准确解读和运用材料绝非易事,尤其在翻译专业文献时,学者不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便很难胜任。正如“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必须具备古汉语的识读与理解能力,熟悉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规律。”[16]对俄国史研究者来说,首先要打下扎实的俄语基础。要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必须具备足够的俄语词汇量,系统地掌握俄语语法知识。[17]如果从事俄国古代史研究,除了要精通现代俄语语法,还要了解正字法,在阅读古俄语文献,想要了解“俄语历史发展过程中业已消失了的语言旧质”时,还要熟悉俄语历史语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a)。[18]在研读和翻译专业文献过程中,除了注意学术观点和最新材料外,还要留心不断积累文献中丰富的语言材料。因为,“俄语作为一种屈折语,有比较明显的词形变化,而且变化的规律性比较强。”通过语言的类推规律建构起个性化的词汇知识库,形成词汇语义场,利用语文知识,解读和分析史料,有时会收到触类旁通,意想不到的效果。[19]另外还应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现代汉语中省略号一般位于段落中间“……”;俄语中省略号可以是三个点“…”,且位于段落的下方。俄语中破折号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汉语,可以表示词语的省略,包括主谓结构中的系词﹑句子成分的省略、两个表示时间、空间和数量意义的词之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有名词之间、表示相同词语的省略等,可见其用途之广。俄语中常有双重破折号,主要用于标示句子中的插入结构、嵌入结构、独立同位语、加确语等成分。但是汉译后要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往往要调整或者打乱语序,某些结构汉译后就变成了倒装句,需要重新梳理,或者干脆“编译”。此外,还应熟习俄文惯用表达方式,成语、熟语、谚语、俚语、格言、文学常识;俄罗斯国情学,俄—拉丁字母转写对照表、俄汉音译表、俄汉计量单位对照表(长度、面积、容量、重量、液量、干量等)、俄汉历法对照等国情和实用知识。由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及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一些特殊表达方式(代号、代称、绰号等)、语言现象(断句、形动词、副动词、无人称句、泛指人称句、不定代词、语句倒装、语音交替、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等)及历史人物自创的新词新语等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曲尽其妙,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语文知识的丰富程度对解读和利用专业文献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俄语词汇中包含了一些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如姓氏列宁(Ленин)、斯大林(Сталин)、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它们在俄语中的词根分别是“勒拿河”、“钢铁”和“石头”,在英语中则为Lenin、Stalin、Kamenev,如果不懂俄语就看不出原词的词根含义,也就无从联想其姓氏内涵。又如苏联政要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他在谈判中常常否定西方国家代表的提议,因此被称为“涅特”先生,这里的“涅特”就是俄语“нет”的音译,意思是“不”。关于音译问题,笔者在翻译姓氏“Пономарев”一词时就遇到了困难。该姓应该译成“波诺马廖夫”还是“波诺马列夫”呢?俄语单词中字母“е”和“ё”往往是“雌雄同体”——“ё”也可写作“е”。个别外来词中“йо”和“ио”也可表示“ё”音。如,人名“约瑟夫”(Иосиф)和契诃夫小说中的“姚内奇”(Ионыч)便是这种构词法。最后通过查阅参考资料确定应取“ё”音,译成“波诺马廖夫”。如果不懂俄语,一旦遇到汉译本文献中的误译、漏译和错译,如果我们连基本的辨识能力都没有,就很可能被误导,将错就错,错误解读信息,影响研究质量。三、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中介手段”。[20]翻译能力也是世界史研究者解读和利用外文材料,开展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事实上,许多世界史研究大家同时也是优秀的翻译家,由其译介的译著也为学界了解国外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提高翻译水平是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必然要求,以下简述笔者对翻译俄文文献中词汇处理的几点看法,仅供参考。笔者认为,一篇文献在动手翻译前,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简要通读全文,大概掌握文章的写作题材、主要内容、成文年代、作者简介等信息,据此判断该文需要用何种语体来翻译,选用何种色彩的语言来行文等,为通篇材料定下总体基调。笔者对选用译本词汇的主要原则是尽量选用雅词,避免陋译劣译;词汇使用上坚持术语化与规范化;统一翻译标准,避免一词多译;注意按照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和使用规范调整语序,避免倒装;酌情增减字词,补充缺失成分;求信与求雅相统一,既要尽量还原原文,忠实文本,又要考虑到适当修辞和变通,使文义通顺流畅而不失简洁博雅。其次是根据文章特点选用合适的词汇。由于某些术语名词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在组成句子时还要考虑其是否通顺;如果不通顺,就要从该词的若干义项中择取一个比较符合文义的义项来填补空缺。在翻译实践中,词汇的选择还存在“色彩”问题。翻译实践中对句子的理解主要体现在词汇义项的斟酌选用上,尤其是对一些敏感词汇在细节方面的处理上最见功力。如翻译“покойник”、“мертвец”等词时,要根据上下文、具体语境和不同场合变通为“死者”、“遇难者”、“先人”等;翻译“труп”、“тело"等词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翻译成“遗体”、“尸体”、“遗骸”等不同义项。另外,与“死”有关的词组和句子要注意细节的处理,区分性质、褒贬等。如“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形容烈士时要译成“就义前”,形容僧侣则可译成“圆寂前”,中性化形容方式则为“临死前”。翻译“после смерти”时则有“死后”、“去世后”、“仙逝后”、“遇难后”、“驾崩后”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要根据具体死者身份和时代的差异,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词汇问题还体现在口号类文字的翻译上。翻译口号类文字,一般采取语言的经济原则即在能够清楚表达意思的前提下,越简洁、越短

吴建华 ,男,汉族,1957年生。重庆市人,祖籍安徽歙县。历史学教授。1981年12月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留校任教。1984-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进修班学习,主修世界近现代史。1986年上海复旦大学“日本井上清研修班”学习,主修日本近现代史。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央部属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习。2006年随重庆市政府代表团出访日本。参访过东南亚、西欧和俄罗斯等国。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教育部教师教育首批“国培”专家,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委等。在社会工作方面,现任重庆市北碚区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专委会成员、九三学社北碚区委委员、九三学社西南大学委员会副主委、九三学社西南大学一支社主委等。在《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年刊》、《日本问题研究》和《东北亚论坛》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4部,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8项,任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世界历史》主要编者及《世界历史》教学参考书副主编,获得过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长期从事世界现当代史、日本与东亚史、中学历史教学以及教材编写等教学科研工作。尤其是在日本近现代化和战后东亚经济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因素和历史局限、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国内外政治因素、东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战后东亚崛起的时代机遇以及儒教文化与现代化等诸问题提出了个人的观点和见解,在国内外史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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