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史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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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是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中国近代史分两个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产生、确立与基本定型的历史。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到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结束，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可将其分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工业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三个时期。

李红梅，出生于1972年，国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学院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研究生。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小热爱戏剧。13岁时考入锦州戏剧学校，主攻花旦、刀马旦。

2005年11月1日，19时30分，庆祝中国京剧院建院50周年，全院在北京进行了表演，第五天由中国京剧院一团在中国京剧院实验剧场演出，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演出没有使用胸部麦克风。演出剧目：《谢瑶环》

2005年11月3日，19时30分，这是表演的第七天，在中国京剧院实验剧场由中国京剧院一团表演，本次的表演也没有佩戴胸部麦克风。演出剧目：《秦香莲》

2005年11月15日，19时30分，这是表演的第十九天，在中国京剧院实验剧场由中国京剧院二团表演，本次的演出也没投使用胸部麦克风。演出剧目：《四郎探母》

中国共产党成立85年之际，中国京剧院进行汇报演出，《红色经典》演唱会，本次参加的演员有李红梅，括李岩、邓敏、刁丽、耿巧云、魏积军、甄建华、贾永全、徐孟珂、李阳鸣、张晨、李晓威等。

扩展资料：

李红梅师从赵玉侠、侯素芹等老师，学习了《金玉奴》、《花田错》、《天女散花》、《大破天门阵》等剧目。1990年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插班进入表演85班，师从荀令香、艾美君、蔡英莲等老师，所学剧目有《玉堂春》、《秦香莲》、《大·探·二》、《吕布与貂蝉》、《鱼藻宫》、《红楼二尤》。

李红梅曾获得文化部表演奖、"五个一"希望工程精神文明建设奖、文化部"优秀青年"。代表作：《贵妃醉酒》、《蝶恋花》、《凤还巢》、《宇宙锋》、《宝莲灯》、《杜鹃山》、《秦香莲》、《红鬃烈马》。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李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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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史林》《历史教学》《文史春秋》《文史月刊》《文史杂志》《文史天地》《文史博览》《文博》网站：趣历史：学史博客：历史春秋：

《历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 《世界历史》 《史学月刊》

促进。对世界史的研究可以促进对语言学的研究，因为语言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对世界史的研究可以促进语言学的发展和研究。

摘要]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研究者的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是衡量专业外语能力的主要指标。本文以俄国史研究者的俄语能力建设为例，基于学习研究中积累的翻译经验和语言材料，探讨俄语能力问题对俄国史研究的影响，最后以词汇问题的处理为例，指出提高翻译水平的路径之一，进而对加强专业外语能力建设，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提供参考。[关键词]世界史研究；俄国史；翻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2011年升为一级学科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学术研究质量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扩大，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密切关注。”[1]在论文成果方面，仅2018年全年在国内期刊正式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包括研究性论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就有1220篇，其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98篇。[2]科研项目方面，在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世界历史立项总计108项[3]，充分体现了当前国内世界史研究的规模与能力。不过，我们虽然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但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完善，外语能力的建设，尤其是专业文献的翻译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要知道，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原创性。[4]“研究外国史，各国现代外语是研究国别史的起码条件，否则连专业的门都没有入。如果研究古代文明史，那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都是入门的钥匙。只有掌握了这些钥匙，进入文本层次的研究，才能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或古典学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5]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世界史研究而言，专业外语能力主要包括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三个方面。一、扩大掌握语种当前我国世界史研究人员掌握语种不多，限制了获取和运用材料的能力。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使用英文，但懂得其他语种的人却很少。且“由于语种的限制，我们在使用材料时无法做到多样化，更谈不上对多种材料进行比对和筛选。”[6]而“在欧美国家，要想研究世界历史，最少得会三门外语。如果是世界古代史，则需精通至少一门古典语言——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研究古代东方史，甚至需要掌握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与梵文之类的语言。”[7]掌握多种外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献资料来源的丰富性、研究视野和深化空间上的广度、史料和论述的厚度及对特定问题论说的力度和可信度上，[8]还反映在对史料真实性的考证鉴别上。要知道，“材料的正确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而对材料加以考证鉴定是“达到材料正确性的唯一方法”。所谓兼听则明，孤证不立。如果我们掌握多种外语，就有可能对一则史料的不同出处或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参互比较、考证，从而最大限度地鉴别史料的真伪，提高完整性和可信度。[9]笔者曾读到一篇研究美国对1928-1941年苏联工业化发展的影响的学位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在其参考文献中竟无一份俄文文献，只有英文史料和中文专著和译著。其问题不仅在于过度依赖英文资料，恐怕也受到作者外语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掌握语种的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取材范围、论述深度乃至整体研究质量。在这方面，不乏优秀范例可资参考。譬如，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版）征引和参考了俄文和英文档案、报刊、文献、著作、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成为近年来国内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李工真著《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利用了大量德文、英文和拉丁文文献，对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推动下的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如崔丕著《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也大量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文和英文档案史料，在多国多边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美日关系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考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对地区国别史研究而言，如研究对象为非英语国家，则最好掌握该国母语，因其间最权威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必定是用该国母语记录的。单纯使用中文资料或汉译二手文献，很难做出原创性成果，而且资料来源也比较有限，这会影响到研究视野、选题范围、文章质量乃至最终结论。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指出，“1978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 [10]就俄国史研究而言，阅读和翻译俄文文献应该成为俄国史研究者的“日课”。以俄国史研究中的“苏联核计划（АП СССР）”研究为例，在俄罗斯原子能部组织编辑的三卷本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汇编——《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11]出版之前，西方学界虽然对该领域研究起步很早，且有美国建立的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美国威尔逊学者中心数字档案”特别下设的苏联核历史专题及广泛涉及美苏核问题的“ALSOS”核相关问题数字图书馆等研究资源[12]，但因严重缺乏俄文史料支持，导致一些研究成果难免“雾里看花”，甚至“道听途说”，而不具有科学性。只有在俄文档案资料得以解密公开后，学者经过翻译、整理、解读，”客观、科学的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可能，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13]二、丰富语文知识语言贮存着民族的共同记忆，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活历史。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甚至认为，“语言是历史产生的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历史学”。[14]在掌握尽量多的语种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仅有语言还不能用好材料。“要透辟、彻底地了解材料的含义，恰到好处地使用材料，还需要借助于丰富的知识，还要用相关理论来做透镜。”[15]研读专业文献，准确解读和运用材料绝非易事，尤其在翻译专业文献时，学者不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便很难胜任。正如“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必须具备古汉语的识读与理解能力，熟悉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规律。”[16]对俄国史研究者来说，首先要打下扎实的俄语基础。要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必须具备足够的俄语词汇量，系统地掌握俄语语法知识。[17]如果从事俄国古代史研究，除了要精通现代俄语语法，还要了解正字法，在阅读古俄语文献，想要了解“俄语历史发展过程中业已消失了的语言旧质”时，还要熟悉俄语历史语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a）。[18]在研读和翻译专业文献过程中，除了注意学术观点和最新材料外，还要留心不断积累文献中丰富的语言材料。因为，“俄语作为一种屈折语，有比较明显的词形变化，而且变化的规律性比较强。”通过语言的类推规律建构起个性化的词汇知识库，形成词汇语义场，利用语文知识，解读和分析史料，有时会收到触类旁通，意想不到的效果。[19]另外还应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现代汉语中省略号一般位于段落中间“……”；俄语中省略号可以是三个点“…”，且位于段落的下方。俄语中破折号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汉语，可以表示词语的省略，包括主谓结构中的系词﹑句子成分的省略、两个表示时间、空间和数量意义的词之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有名词之间、表示相同词语的省略等，可见其用途之广。俄语中常有双重破折号，主要用于标示句子中的插入结构、嵌入结构、独立同位语、加确语等成分。但是汉译后要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往往要调整或者打乱语序，某些结构汉译后就变成了倒装句，需要重新梳理，或者干脆“编译”。此外，还应熟习俄文惯用表达方式，成语、熟语、谚语、俚语、格言、文学常识；俄罗斯国情学，俄—拉丁字母转写对照表、俄汉音译表、俄汉计量单位对照表（长度、面积、容量、重量、液量、干量等）、俄汉历法对照等国情和实用知识。由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及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一些特殊表达方式（代号、代称、绰号等）、语言现象（断句、形动词、副动词、无人称句、泛指人称句、不定代词、语句倒装、语音交替、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等）及历史人物自创的新词新语等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曲尽其妙，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语文知识的丰富程度对解读和利用专业文献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俄语词汇中包含了一些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如姓氏列宁（Ленин）、斯大林（Сталин）、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它们在俄语中的词根分别是“勒拿河”、“钢铁”和“石头”，在英语中则为Lenin、Stalin、Kamenev，如果不懂俄语就看不出原词的词根含义，也就无从联想其姓氏内涵。又如苏联政要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他在谈判中常常否定西方国家代表的提议，因此被称为“涅特”先生，这里的“涅特”就是俄语“нет”的音译，意思是“不”。关于音译问题，笔者在翻译姓氏“Пономарев”一词时就遇到了困难。该姓应该译成“波诺马廖夫”还是“波诺马列夫”呢？俄语单词中字母“е”和“ё”往往是“雌雄同体”——“ё”也可写作“е”。个别外来词中“йо”和“ио”也可表示“ё”音。如，人名“约瑟夫”（Иосиф）和契诃夫小说中的“姚内奇”（Ионыч）便是这种构词法。最后通过查阅参考资料确定应取“ё”音，译成“波诺马廖夫”。如果不懂俄语，一旦遇到汉译本文献中的误译、漏译和错译，如果我们连基本的辨识能力都没有，就很可能被误导，将错就错，错误解读信息，影响研究质量。三、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中介手段”。[20]翻译能力也是世界史研究者解读和利用外文材料，开展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事实上，许多世界史研究大家同时也是优秀的翻译家，由其译介的译著也为学界了解国外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提高翻译水平是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必然要求，以下简述笔者对翻译俄文文献中词汇处理的几点看法，仅供参考。笔者认为，一篇文献在动手翻译前，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简要通读全文，大概掌握文章的写作题材、主要内容、成文年代、作者简介等信息，据此判断该文需要用何种语体来翻译，选用何种色彩的语言来行文等，为通篇材料定下总体基调。笔者对选用译本词汇的主要原则是尽量选用雅词，避免陋译劣译；词汇使用上坚持术语化与规范化；统一翻译标准，避免一词多译；注意按照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和使用规范调整语序，避免倒装；酌情增减字词，补充缺失成分；求信与求雅相统一，既要尽量还原原文，忠实文本，又要考虑到适当修辞和变通，使文义通顺流畅而不失简洁博雅。其次是根据文章特点选用合适的词汇。由于某些术语名词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在组成句子时还要考虑其是否通顺；如果不通顺，就要从该词的若干义项中择取一个比较符合文义的义项来填补空缺。在翻译实践中，词汇的选择还存在“色彩”问题。翻译实践中对句子的理解主要体现在词汇义项的斟酌选用上，尤其是对一些敏感词汇在细节方面的处理上最见功力。如翻译“покойник”、“мертвец”等词时，要根据上下文、具体语境和不同场合变通为“死者”、“遇难者”、“先人”等；翻译“труп”、“тело"等词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翻译成“遗体”、“尸体”、“遗骸”等不同义项。另外，与“死”有关的词组和句子要注意细节的处理，区分性质、褒贬等。如“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形容烈士时要译成“就义前”,形容僧侣则可译成“圆寂前”，中性化形容方式则为“临死前”。翻译“после смерти”时则有“死后”、“去世后”、“仙逝后”、“遇难后”、“驾崩后”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要根据具体死者身份和时代的差异，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词汇问题还体现在口号类文字的翻译上。翻译口号类文字，一般采取语言的经济原则即在能够清楚表达意思的前提下，越简洁、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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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 《世界历史》 《史学月刊》

摘要]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研究者的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是衡量专业外语能力的主要指标。本文以俄国史研究者的俄语能力建设为例，基于学习研究中积累的翻译经验和语言材料，探讨俄语能力问题对俄国史研究的影响，最后以词汇问题的处理为例，指出提高翻译水平的路径之一，进而对加强专业外语能力建设，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提供参考。[关键词]世界史研究；俄国史；翻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2011年升为一级学科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学术研究质量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扩大，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密切关注。”[1]在论文成果方面，仅2018年全年在国内期刊正式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包括研究性论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就有1220篇，其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98篇。[2]科研项目方面，在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世界历史立项总计108项[3]，充分体现了当前国内世界史研究的规模与能力。不过，我们虽然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但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完善，外语能力的建设，尤其是专业文献的翻译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要知道，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原创性。[4]“研究外国史，各国现代外语是研究国别史的起码条件，否则连专业的门都没有入。如果研究古代文明史，那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都是入门的钥匙。只有掌握了这些钥匙，进入文本层次的研究，才能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或古典学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5]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世界史研究而言，专业外语能力主要包括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三个方面。一、扩大掌握语种当前我国世界史研究人员掌握语种不多，限制了获取和运用材料的能力。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使用英文，但懂得其他语种的人却很少。且“由于语种的限制，我们在使用材料时无法做到多样化，更谈不上对多种材料进行比对和筛选。”[6]而“在欧美国家，要想研究世界历史，最少得会三门外语。如果是世界古代史，则需精通至少一门古典语言——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研究古代东方史，甚至需要掌握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与梵文之类的语言。”[7]掌握多种外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献资料来源的丰富性、研究视野和深化空间上的广度、史料和论述的厚度及对特定问题论说的力度和可信度上，[8]还反映在对史料真实性的考证鉴别上。要知道，“材料的正确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而对材料加以考证鉴定是“达到材料正确性的唯一方法”。所谓兼听则明，孤证不立。如果我们掌握多种外语，就有可能对一则史料的不同出处或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参互比较、考证，从而最大限度地鉴别史料的真伪，提高完整性和可信度。[9]笔者曾读到一篇研究美国对1928-1941年苏联工业化发展的影响的学位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在其参考文献中竟无一份俄文文献，只有英文史料和中文专著和译著。其问题不仅在于过度依赖英文资料，恐怕也受到作者外语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掌握语种的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取材范围、论述深度乃至整体研究质量。在这方面，不乏优秀范例可资参考。譬如，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版）征引和参考了俄文和英文档案、报刊、文献、著作、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成为近年来国内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李工真著《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利用了大量德文、英文和拉丁文文献，对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推动下的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如崔丕著《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也大量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文和英文档案史料，在多国多边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美日关系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考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对地区国别史研究而言，如研究对象为非英语国家，则最好掌握该国母语，因其间最权威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必定是用该国母语记录的。单纯使用中文资料或汉译二手文献，很难做出原创性成果，而且资料来源也比较有限，这会影响到研究视野、选题范围、文章质量乃至最终结论。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指出，“1978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 [10]就俄国史研究而言，阅读和翻译俄文文献应该成为俄国史研究者的“日课”。以俄国史研究中的“苏联核计划（АП СССР）”研究为例，在俄罗斯原子能部组织编辑的三卷本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汇编——《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11]出版之前，西方学界虽然对该领域研究起步很早，且有美国建立的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美国威尔逊学者中心数字档案”特别下设的苏联核历史专题及广泛涉及美苏核问题的“ALSOS”核相关问题数字图书馆等研究资源[12]，但因严重缺乏俄文史料支持，导致一些研究成果难免“雾里看花”，甚至“道听途说”，而不具有科学性。只有在俄文档案资料得以解密公开后，学者经过翻译、整理、解读，”客观、科学的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可能，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13]二、丰富语文知识语言贮存着民族的共同记忆，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活历史。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甚至认为，“语言是历史产生的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历史学”。[14]在掌握尽量多的语种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仅有语言还不能用好材料。“要透辟、彻底地了解材料的含义，恰到好处地使用材料，还需要借助于丰富的知识，还要用相关理论来做透镜。”[15]研读专业文献，准确解读和运用材料绝非易事，尤其在翻译专业文献时，学者不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便很难胜任。正如“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必须具备古汉语的识读与理解能力，熟悉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规律。”[16]对俄国史研究者来说，首先要打下扎实的俄语基础。要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必须具备足够的俄语词汇量，系统地掌握俄语语法知识。[17]如果从事俄国古代史研究，除了要精通现代俄语语法，还要了解正字法，在阅读古俄语文献，想要了解“俄语历史发展过程中业已消失了的语言旧质”时，还要熟悉俄语历史语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a）。[18]在研读和翻译专业文献过程中，除了注意学术观点和最新材料外，还要留心不断积累文献中丰富的语言材料。因为，“俄语作为一种屈折语，有比较明显的词形变化，而且变化的规律性比较强。”通过语言的类推规律建构起个性化的词汇知识库，形成词汇语义场，利用语文知识，解读和分析史料，有时会收到触类旁通，意想不到的效果。[19]另外还应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现代汉语中省略号一般位于段落中间“……”；俄语中省略号可以是三个点“…”，且位于段落的下方。俄语中破折号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汉语，可以表示词语的省略，包括主谓结构中的系词﹑句子成分的省略、两个表示时间、空间和数量意义的词之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有名词之间、表示相同词语的省略等，可见其用途之广。俄语中常有双重破折号，主要用于标示句子中的插入结构、嵌入结构、独立同位语、加确语等成分。但是汉译后要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往往要调整或者打乱语序，某些结构汉译后就变成了倒装句，需要重新梳理，或者干脆“编译”。此外，还应熟习俄文惯用表达方式，成语、熟语、谚语、俚语、格言、文学常识；俄罗斯国情学，俄—拉丁字母转写对照表、俄汉音译表、俄汉计量单位对照表（长度、面积、容量、重量、液量、干量等）、俄汉历法对照等国情和实用知识。由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及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一些特殊表达方式（代号、代称、绰号等）、语言现象（断句、形动词、副动词、无人称句、泛指人称句、不定代词、语句倒装、语音交替、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等）及历史人物自创的新词新语等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曲尽其妙，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语文知识的丰富程度对解读和利用专业文献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俄语词汇中包含了一些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如姓氏列宁（Ленин）、斯大林（Сталин）、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它们在俄语中的词根分别是“勒拿河”、“钢铁”和“石头”，在英语中则为Lenin、Stalin、Kamenev，如果不懂俄语就看不出原词的词根含义，也就无从联想其姓氏内涵。又如苏联政要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他在谈判中常常否定西方国家代表的提议，因此被称为“涅特”先生，这里的“涅特”就是俄语“нет”的音译，意思是“不”。关于音译问题，笔者在翻译姓氏“Пономарев”一词时就遇到了困难。该姓应该译成“波诺马廖夫”还是“波诺马列夫”呢？俄语单词中字母“е”和“ё”往往是“雌雄同体”——“ё”也可写作“е”。个别外来词中“йо”和“ио”也可表示“ё”音。如，人名“约瑟夫”（Иосиф）和契诃夫小说中的“姚内奇”（Ионыч）便是这种构词法。最后通过查阅参考资料确定应取“ё”音，译成“波诺马廖夫”。如果不懂俄语，一旦遇到汉译本文献中的误译、漏译和错译，如果我们连基本的辨识能力都没有，就很可能被误导，将错就错，错误解读信息，影响研究质量。三、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中介手段”。[20]翻译能力也是世界史研究者解读和利用外文材料，开展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事实上，许多世界史研究大家同时也是优秀的翻译家，由其译介的译著也为学界了解国外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提高翻译水平是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必然要求，以下简述笔者对翻译俄文文献中词汇处理的几点看法，仅供参考。笔者认为，一篇文献在动手翻译前，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简要通读全文，大概掌握文章的写作题材、主要内容、成文年代、作者简介等信息，据此判断该文需要用何种语体来翻译，选用何种色彩的语言来行文等，为通篇材料定下总体基调。笔者对选用译本词汇的主要原则是尽量选用雅词，避免陋译劣译；词汇使用上坚持术语化与规范化；统一翻译标准，避免一词多译；注意按照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和使用规范调整语序，避免倒装；酌情增减字词，补充缺失成分；求信与求雅相统一，既要尽量还原原文，忠实文本，又要考虑到适当修辞和变通，使文义通顺流畅而不失简洁博雅。其次是根据文章特点选用合适的词汇。由于某些术语名词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在组成句子时还要考虑其是否通顺；如果不通顺，就要从该词的若干义项中择取一个比较符合文义的义项来填补空缺。在翻译实践中，词汇的选择还存在“色彩”问题。翻译实践中对句子的理解主要体现在词汇义项的斟酌选用上，尤其是对一些敏感词汇在细节方面的处理上最见功力。如翻译“покойник”、“мертвец”等词时，要根据上下文、具体语境和不同场合变通为“死者”、“遇难者”、“先人”等；翻译“труп”、“тело"等词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翻译成“遗体”、“尸体”、“遗骸”等不同义项。另外，与“死”有关的词组和句子要注意细节的处理，区分性质、褒贬等。如“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形容烈士时要译成“就义前”,形容僧侣则可译成“圆寂前”，中性化形容方式则为“临死前”。翻译“после смерти”时则有“死后”、“去世后”、“仙逝后”、“遇难后”、“驾崩后”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要根据具体死者身份和时代的差异，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词汇问题还体现在口号类文字的翻译上。翻译口号类文字，一般采取语言的经济原则即在能够清楚表达意思的前提下，越简洁、越短

吴建华 ，男，汉族，1957年生。重庆市人，祖籍安徽歙县。历史学教授。1981年12月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留校任教。1984-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进修班学习，主修世界近现代史。1986年上海复旦大学“日本井上清研修班”学习，主修日本近现代史。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央部属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习。2006年随重庆市政府代表团出访日本。参访过东南亚、西欧和俄罗斯等国。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教育部教师教育首批“国培”专家，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委等。在社会工作方面，现任重庆市北碚区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专委会成员、九三学社北碚区委委员、九三学社西南大学委员会副主委、九三学社西南大学一支社主委等。在《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年刊》、《日本问题研究》和《东北亚论坛》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4部，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8项，任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世界历史》主要编者及《世界历史》教学参考书副主编，获得过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长期从事世界现当代史、日本与东亚史、中学历史教学以及教材编写等教学科研工作。尤其是在日本近现代化和战后东亚经济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因素和历史局限、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国内外政治因素、东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战后东亚崛起的时代机遇以及儒教文化与现代化等诸问题提出了个人的观点和见解，在国内外史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近代史论文发表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1949年为止。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实现现代化而斗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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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第一节 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中共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①，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中共也作了批评，认为：“共产党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①它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共产主义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②。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中共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近代中国人民的探索史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1．地主阶级抵抗派(改革派)背景和主张：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地主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其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因清政府腐败、闭关政策和地主阶级的局限性而没明显实效评价：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的提出使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激励着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强国御侮之道。由于实践有限，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2．地主阶级洋务派背景和主张：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如何解决内政外交上的众多危机时发生分歧，形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即“师夷长技以自强”。结果：由于外国阻挠，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力量分散等导致洋务运动破产。评价：洋务运动由于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为目的，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决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第一次把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具体实践化。它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和生产技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举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促进了西方政治学说、民主思想的传播；民用企业的创办对外国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3．农民阶级背景和主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通过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结果：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争环境的紧张和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规定，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而使这一方案没有真正实行过。评价：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张小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都是无法实施的，有空想性。4．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背景和主张：早期维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这一思想的产生。主张君主立宪来救国，具体为：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实践效果：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政治运动到百日维新失败，说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其最大功绩在于起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评价：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但是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5．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其基本主张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果：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篡夺。评价：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6．资产阶级激进派背景：辛亥革命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没有彻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军阀政府在思想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一战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主张方案为“民主"“科学"。具体为：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西方的民权、平等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民主和科学。辛亥革命失败虽然失败了，但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于是爆发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启示三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缺乏革命政党和武装力量的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导致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由于缺少一个深入的启蒙过程，人们不了解民主共和的精神，因而也无法建立组织严密、团结战斗、坚强无比的革命政党。他们也不敢深入地发动群众，因而始终缺少广大群众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失败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不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仍需进行新的探索。无产阶级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29年的艰苦探索，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大踏步前进。启示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革命理论的武装下，在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得以真正实现。在四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把抢救人员放在第一位的方针， “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震灾中的每一位幸存者，切实反映了尊重所有生命、注重心理关怀的人文思想和仁者态度。结语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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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华 ，男，汉族，1957年生。重庆市人，祖籍安徽歙县。历史学教授。1981年12月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留校任教。1984-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进修班学习，主修世界近现代史。1986年上海复旦大学“日本井上清研修班”学习，主修日本近现代史。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央部属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习。2006年随重庆市政府代表团出访日本。参访过东南亚、西欧和俄罗斯等国。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教育部教师教育首批“国培”专家，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委等。在社会工作方面，现任重庆市北碚区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专委会成员、九三学社北碚区委委员、九三学社西南大学委员会副主委、九三学社西南大学一支社主委等。在《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年刊》、《日本问题研究》和《东北亚论坛》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4部，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8项，任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世界历史》主要编者及《世界历史》教学参考书副主编，获得过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长期从事世界现当代史、日本与东亚史、中学历史教学以及教材编写等教学科研工作。尤其是在日本近现代化和战后东亚经济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因素和历史局限、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国内外政治因素、东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战后东亚崛起的时代机遇以及儒教文化与现代化等诸问题提出了个人的观点和见解，在国内外史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该室在编辑、出版史学理论专业杂志和丛书方面。1987-1989年创办了《史学理论》季刊，1992年，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季刊。这是全国首家唯一的史学理论专业杂志，是史学工作者了解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状况，和国外同行了解中国国内史学理论动态的窗口和桥梁。《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在史学类刊物中的转载率一直名列前茅。2000年，《史学理论研究》在1069种史地类刊物中，名列第四名（光明日报2001/05/17）；2001年在全国1029种史地类刊物中，名列第三名（光明日报，2002/03/05）。先后策划和启动了《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新史学译丛》、《史学理论丛书》。在科研方面。截止到2011年，出版《斯拉夫文明》、《加拿大文明》、《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全球化问题》、《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史学理论大辞典》、《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史学理论卷》、《西方史学史》、《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传统国家机构与初期工业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列国志·加拿大卷》、《中世纪的家庭形态》、《社会史研究焦点》、《世界史研究》、《全球化和全球史》、《斯拉夫—东正教风貌》、《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全球化境域中的西方边疆理论》、《历史认识概论》、《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史学概论》、《社会史：理论与实践》《史学导论》等著作。发表各类论文数百篇。2002年，外国史学理论学科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重点学科的成员参与或主持的的课题主要有：院重大项目《世界历史》；院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院重大项目《文明通论》；院重点项目（B）类《生产力革命与文明的嬗变——世界历史前沿问题研究》；院重点项目《德国近代史上的民族、民主与民生问题》；院青年项目《文化观念的变迁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多样性》；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美国公民权利发展》等。 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以俄罗斯史和东欧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则以俄罗斯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外交史，以及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地区史为主，并辅之以共运史。研究室建立于1982年。截止到2011年，先后承担国家“六五”、“七五”、和“九五”社科重点课题多项，完成了《苏联史纲（1917--1937 ）》、《苏联史纲（1953一1964 ）》和《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等集体著作。该室正进行院重点项目和国家“九五”重点项目“苏联兴亡史”研究。该室语种分布较为齐全，有一批专业功底坚实、学术造诣较高的学者，分别从事俄罗斯史、匈牙利史，保加利亚史、南斯拉夫史、波兰史、罗马尼亚史和共运史研究。出版各种专著20多种，重要的有：李显荣的《托洛茨基评传》、陈之骅主编的三卷《苏联史纲》、马龙闪的《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闻一的《布哈林传》，以及马细谱主编的《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阚思静的《卡达尔与匈牙利》、刘邦义的《哥穆尔卡传》、曹特金的《胜利的失败者—布朗基传》、孙耀文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集体项目专著《巴黎公社史》等。截止到2011年，该室有研究人员10人，其中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2人。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1人。研究室共为国家培养博士5人、硕士4人，大都担任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学术骨干。历任室主任：陈之骅张宏儒李显荣马细谱康春林马龙闪。 西欧北美史研究室成立于1964年，是世界历史研究所最早的研究室之一。该室主要研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国的近现代史和当代史。该室曾拥有中国老一辈世界史著名专家黄绍湘教授，还聚集了一批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世界史专家，如张椿年、廖学盛、程西筠、孙成木、王振德、张海涛、朱贵生、周剑卿等研究员。截止到2011年，在编研究人员13人（廖学盛、周荣耀、吴必康、徐再荣、俞金尧、顾宁、秦海波、谢闻歌、金海、王宏波、张红菊、姚朋、黄艳红），其中研究员6名，副研究员5名，助理研究员2名，具有博士学位者7人。西欧北美史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探讨西欧北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轨迹，尤其侧重于研究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欧北美各主要国家的历史进程。该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西班牙史、近代欧洲经济社会史、欧美环境史、近现代欧美国际关系史等。该学科研究人员所掌握的预言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古希腊语、拉丁语、俄语等。研究室主要成果：《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著，人民出版社，1979年；《俄国通史简编》（上、下），孙成木等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朱贵生等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许明龙主编，东方出版社，1992年；《工业社会的勃兴—欧美五国工业革命比较研究》，王章辉、孙娴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法西斯体制研究》，朱庭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会1995年；《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王章辉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大英帝国的瓦解》，张顺洪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权力与知识：英美科技政策史》，吴必康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英美新殖民主义》，张顺洪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欧洲十八世纪的中国热》，许明龙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英国文化与现代化》，王章辉著，辽海出版社，1999年；《美国文化与现代化》，顾宁著，辽海出版社，2000年；《美英现代社会调控机制》，吴必康主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恩格斯》，秦海波等著，中国少儿出版社，2003年；《尼克松与美国保守主义新权势集团的崛起》，金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徐再荣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德国的政策，1918-1929》，王宏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历任室主任：程西筠孙成木王章辉黄柯可张顺洪 亚、非、拉史研究室成立于1964年，是世界史研究所最早的研究室之一，曾一度分为亚非史室和拉丁美洲史室。该室主要研究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印度、中东诸国及拉丁美洲各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该室在以国别为主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加强了跨国别的地区综合性专题研究，并注重探讨当代热点及其根源问题。截止到2011年，该室研究人员承担了多项国家项目、院重大和院重点项目、所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问题》（冯秀文），《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问题比较研究》（毕健康）。院重大课题有：《近代日本对东亚的历史影响》（汤重南、张经纬），多卷本《世界历史》之《国际关系卷》（李春放）；《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与白人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刘兰）。院重点课题有《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研究》（王彤），《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危机管理——以明治、大正期为中心》（张经纬）。截止到2011年，该室研究人员公开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按专题与发表时间为序）：《日本近代史》（万峰，1978年）、《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万峰，1984年）、《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武寅，1985年）、《中日现代化比较》（汤重南，1988年）、《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武寅，1997年）、《印度莫卧儿王朝》（陈翰笙，1979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陈翰笙，1983年）、《印度土地制度研究》（黄思骏，1998年)、《埃及近代史》（杨灏城，1985年）、《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朱克柔，1996年)、《纳赛尔与萨达特时代的埃及》（杨灏城、江淳，1997年）、《宗教与世俗——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杨灏城、朱克柔，2000年）、《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王彤，2005年）、《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2005年）、《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李春放，2002年，该书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三等奖，2007年第2版）、《拉丁美洲农业的发展》（冯秀文，2002年）、《中墨关系——历史与现实》（冯秀文，2007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之《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亚非拉近现代史部分）等。亚非拉史研究室的研究领域覆盖日本及东北亚、南亚、西亚、拉丁美洲和非洲。掌握的外国语种有日、韩、英、阿拉伯、俄语、西班牙语等。专业涵盖面较广，科研人员布局比较合理，研究队伍已形成较完整的梯队。研究方向主要为近现代史，兼顾现实问题。 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成立于1978年，该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学科之一，该室人员均有各自国别、地区史的研究领域，并且参加整体世界史的研究。截止到2011年，研究室有在编研究人员7名（郭方、徐建新、易建平、刘健、胡玉娟、邢颖、郭子林、张炜），其中研究员4名、副研究员1名，博士毕业生2名，硕士毕业生1名，在站博士后1名（孙泓）。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的研究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提供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成果，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该室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制度史、古代两河流域史、古代埃及史、赫梯史、古代希腊史、古代罗马史、日本古代史、欧洲中世纪史。所掌握的外国语种有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古文字有阿卡德文、赫梯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希腊文、拉丁文。截止到2011年，研究室成员多次承担国家级项目、院重点项目、所级项目，完成了一批在古代中世纪制度史上有重大意义的集体研究课题，包括《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和《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参加了院重大课题《世界历史》（多卷本）中4大卷5个分册的主持和研究工作。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成员正在进行院重大课题《宗教礼仪制度与古代国家权力》的研究工作。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获得学术界好评，科研成果曾多次获得院所各种级别的奖励。此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成员还承担着院、所多项课题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