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所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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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杂志。《社会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一级学术刊物。期刊以学术研究及为世界社会学知识发展做出独到贡献为目的，以有效促进学术交流、开放学术天地、促成中国社会学学术进步为宗旨。强调以范的经验研究为基础，提炼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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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研究所论文发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重视社会工作的发展,社会工作逐渐在中国大陆上蔓延开来,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社会工作学术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社会工作学术论文篇一 社会工作伦理 摘要：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经常面对两难困境和伦理难题。本文通过一个艾滋病患者的案例，分析其主要涉及的伦理问题和困境，并以社会工作者专业伦理价值观和伦理决定筛查 方法 为依据，对案例做出了可能的伦理决定。 关键词：社会工作 伦理困境 伦理决定 1、案例介绍 李先生是一位近50岁的已婚男性，他是一位受过良好 教育 、聪明且能言善道的商界成功人士。他与结婚25年的妻子育有一子，在外人眼里家庭美满，生活幸福。最近他因为身体经常不适精神状态也不好去医院做检查，发现自己患上了艾滋病。李先生承认自己是一名同性恋者。他自述自己生于一个保守而严谨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是不可能被家庭接纳。社会对于同性恋者没有一丝宽容，充满的鄙夷与歧视。李先生为了父母也为了融入正常人的生活，选择在试婚年龄里与现任妻子结婚，也向妻子家人隐瞒了自己的性取向。婚后的生活被李先生“装饰”地很和谐，然而李先生还是常常觉得自己无助、寂寞、痛苦，性欲望也得不到满足。于是他在儿子上初中后，开始在网络上找不认识的同性恋者发生一夜情。虽然次数不多，但李先生还是不幸地染上了艾滋病。李先生得知自己染上艾滋病后很恐慌，出现了一连串的沮丧症状包括失眠、无助感及自杀念头。李先生希望社会工作者能帮助自己，但同时他也声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需要对任何人保密，包括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2、主要伦理问题和困境 2.1 谁是当事人 传统上，当事人指的是同工作者有工作关系、付费给她的人。或者说，当事人是专业人员采取干预 措施 ，要改变或者修正其行为的个人或系统。同时，社会工作干预常常包括要改变当事人系统之外的其他系统。在这个案例中，按传统的当事人定义来说，李先生理所当然是当事人。他不仅染上了艾滋病，还出现了一连串的沮丧症状甚至有自杀念头，社会工作者应该先对李先生进行心理辅导，平复他的情绪，让他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病情。但是，社会工作者如果按照李先生嘱托，向他妻儿隐瞒了他艾滋病的事实，那妻儿染上艾滋病的可能性就将大大地提高。社会工作者也有义务保障任何人的生命安全。当事人到底是李先生还是李先生的妻子和儿子?谁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现今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包括服务申请人、当事人、工作对象、受益人、从业人员、机构、社区和其他人。案例中，当李先生、妻子、儿子占据了这些角色时，他们的期望和目标不同，相互冲突，给社工带来伦理上的难题，谁的期许应该优先关注? 2.2 隐私权、保密原则和最少伤害原则的冲突 艾滋患者的隐私权是指艾滋患者享有与其他公民相同的私生活安宁，私生活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保密意味着社会工作者在没有得到当事人在知情的情况下给予的许可，不会向任何人披露从他那里获得的资料。一般认为，当事人信赖社会工作者会为其保密，能增进他们对工作者的信任。如果当事人意识到保密是有限制的，就会伤害他们与社会工作者的关系。目前，国内外大量关于艾滋病患者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发现，艾滋病患者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其中以焦虑抑郁最为突出，有时他们的焦虑程度比神经衰弱患者和焦虑症患者更严重。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的因素有以下几点：疾病的长期折磨;社会及家庭角色改变，劳动力降低;自卑心理及求助心理不能得到满足;人际关系紧张等。 社会工作者考虑到与李先生建立的专业关系和其现在不健康的生理心理状况是不应该泄露李先生的隐私。但是，从李先生妻儿的角度出发，他们有权力知道自己的丈夫、父亲的性取向和身体状况。同时，社工也必须认识到妻儿越晚知道实情，他们染上艾滋病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一旦同性恋的事实因为其他因素暴露了，妻儿不仅会受到重大的打击，也难免会把怒气撒在社会工作者身上。如果妻儿不幸染上了艾滋病，社会工作者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或者被认定为“帮凶”。当面临的困境有造成伤害的可能性，社会工作者应该避免或防止这样的伤害。但这样必然带来保密原则被打破。 2.3 价值观的分歧 对专业社会工作者有一个传统期许，就是不把自己个人的价值观强加给当事人，即便是从自己的价值观或社会的价值观出发要求对当事人的行为举止做评判，也要暂时撇开。然而，在现实的社会工作实践中，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简单。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与当事人的价值观有明显的分歧是常有的事。在案例中，李先生是同性恋者还曾与其他同性恋者发生一夜情，这就容易让社会工作者对李先生的道德品质有质疑。在该不该告诉妻儿自己染上艾滋病的事情上，社工的价值观是保护生命，而李先生更看中自己的利益。在干预过程中，社工的价值观与李先生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很有可能对李先生带有偏见。但李先生现在是一位艾滋病患者，他正需要社工的理解、宽容、关爱与支持。在进行决定时，社工就可能朝着专业的价值进行，忽略李先生的感受。 3、可能的伦理决定及依据 3.1 伦理决定筛查方法 当社会工作在具体专业服务过程中遇到类似的伦理冲突的时候，会遵循一整套价值、原则和标准以指引作出决定和行为。针对案例中出现的伦理困境，本人将分别使用“伦理准则筛选方法” (ERS)和“伦理原则筛选方法”(EPS)来做伦理决定。 3.1.1“伦理准则筛选方法”(ERS) 作为社会工作伦理决定的最优先方法，社会工作者应该查阅《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看是否有合适的一个或多个准则综合适用。我国社会工作伦理守则并没有标明关于艾滋病患者或者同性恋者信息公开的守则，但参考《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1997)规定：“社会工作者应尊重案主的隐私权……一旦隐私信息提供出来，保密标准就要用上”，但同时又规定“预防案主或可确认的第三者遭遇严重的、可预见的立即的伤害时，或是法律或法规要求揭露时就不需案主同意”。通过伦理守则的运用我们可以明白虽然李先生的隐私权不容侵犯，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危害他人或者法律要求的情况下，即李先生的妻儿很有可能染上艾滋病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可以最小程度地只向李先生妻儿公开相关信息。 3.1.2“伦理原则筛选方法”(EPS) 根据这个方法，社会工作者应该首先列出一系列伦理原则指南并对其进行先后等级次序排列如下：保护生命;平等与差别平等;自主和自由;减少伤害;生活质量;隐私和保密;真诚和毫无保留地公开信息。其次，将伦理困境中的不同伦理诉求归类到伦理原则指南中。再次，按照先满足高级原则后满足低级原则的要求，确定伦理诉求顺序。在这个案例的伦理困境中我们发现对于李先生的隐私保密并不是处于绝对的首要地位，在“为了保障当事人或者他人的生命权，为了促进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相对弱势的差别平等权利，信息公开有利于促进当事人更加自主或自由，信息保密对其他人的伤害比信息公开伤害更大，信息公开是为了提升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更好的生活质量”的情况下，隐私和保密原则是可以适当让步的。 3.2可能的伦理决定 3.2.1明确当事人和工作目标 李先生、李先生妻子、李先生儿子都是社会工作者的当事人和服务对象。社工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1)缓解李先生一连串的沮丧症状以及打消他的自杀念头。(2)李先生的艾滋病需要专业的治疗和照顾。(3)从医疗卫生的角度保证李先生的妻儿的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4)说服李先生，让他有勇气将自己同性恋和艾滋病的事实告诉妻儿。(5)安抚李先生妻儿的情绪，促进双方的沟通。 3.2.2知情情况下的授权 根据“伦理准则筛选方法”和“伦理原则筛选方法”的分析，社会工作者应该违背李先生的意愿将实情告诉李先生的妻儿。但是，知情情况下的授权意味着社会工作者或者另外一个专业人员除非是得到了当事人的许可，否则不能介入当事人的生活或者披露与其有关的机密资料。社会工作者必须向李先生讲解关于艾滋病的医学常识，分析李先生的妻儿可能会出现的危险，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说服他，争取征得他的书面同意并跟他详细地明确透露的范围和内容。至于李先生的隐私是否向妻儿以外的人透露，取决于李先生的意愿，社会工作者无须强求。 3.2.3提供服务 得知实情后，李先生妻儿和李先生都将承受巨大的压力，包括身体上和经济上的，更重要的还是心理和精神上的，这种心理压力往往是由于对基本医学常识缺乏了解造成的盲目性，因此，有必要为他们提供各种辅导。(1)社会工作者为李先生提供：①心理辅导，减少自身心理压力。社会工作者需要为其提供心理辅导和咨询，协助减轻心理负担，从而以理智的心态对待疾病。②及时行为干预。需要为他提供关于艾滋病传播的知识，通过直接干预以促使李先生抑制自身的不负责行为。(2)社会工作者为患者家属提供：①医学常识辅导，改变歧视和排斥观念。李先生的妻儿面对李先生的同性恋和艾滋病事实可能存在非理性的认识，极力排斥和歧视，甚至将李先生拒之门外。因此，有必要对妻儿家属进行基本医学常识辅导宣传教育，说服他们将李先生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给予李先生一定的家庭关怀。②加强预防知识的教育。社会工作者还应对李先生妻儿在预防知识上加强全面教育和咨询，使其做到防患于未然。 3.2.4提供支持 除了提供服务以外，社会工作者还需提供各种支持，包括情绪和医疗支持。 ①提供情绪支持，坚定生活信心。虽然社会工作者与李先生的价值观曾经出现过分歧，但社会工作者仍应以平等、接纳的原则，与李先生一起面对问题，通过深入的沟通，加强情绪疏导，使李先生逐步释放紧张的精神状态，从而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气。③提供其辅助支持。例如，通过定期调查、研究和评估患者的病情，协助医疗机构及时调整治疗或缓解对策，更有针对性地减轻患者的痛苦。 参考文献 [1]黄玉华.艾滋病病人的焦虑状况分析及护理对策[J].全科护理，2009，7(29)：2688. [2]拉尔夫?多戈夫，弗兰克?M?洛温伯格，唐纳?哈林顿.社会工作伦理：实务工作指南(第七版)[M].北京：中国人民火学出版社，2005. [3]安民兵.艾滋病防治：一个社会工作的视角[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6，20(10)：13. 社会工作学术论文篇二 社会工作灵性研究 摘 要：由于社会传统化的分解、教会的分离、世俗和理性主义猖獗迫切需要人们对生命确定性的诉求、追寻生命的意义以及构建与“他者”的联结。灵性的发展为社会工作价值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社会工作实践开辟另一条道路。 关键词：灵性;社会工作;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 编号：1002-2589(2015)32-0041-02 新时期的重点是对灵性定义进行扩展，重新构建宗教精神，尊重宗教和非宗教的表达提升灵性张力，使其更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如何理解灵性?这要求我们改变日常看待问题的方式和转换惯例自动思维。灵性应被给予更高的目标，反对压迫，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正义。 一、关于灵性的概念 灵性没有普遍一致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对灵性有不同的解释。一些学者认为灵性是人类 经验 和已存在的事物的超越维度，为自我寻找更为广阔的本体论语境;一些学者认为灵性是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展示人与上帝的关系;还有学者认为与人类追寻价值、目的和意义有关;更有学者将灵性判定为精神性，是物性的对立面，不能诉诸理性逻辑，而是属于超验的范畴。灵性是对神圣的寻索，以超越为核心(对无秩序、不合理和无意义的超越)，强调人的主观经验和宗教信仰倾向，它不仅代表着人的信仰理念、情感道德、价值架构等观念体系，同时也是人自我整合、自我与他人、环境互动实践功能体系。 二、现代性与宗教 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迸发和扩散，人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中，威胁____的古老价值。工业生产使我们生活在充满风险的世界中，充斥着生态危机、积聚全核裂变和放射性废料储藏、市场崩溃和资本贬值、战争和恐怖主义、信息威胁等字眼，各种毒瘤和毒素等有害物质的全球性问题席卷而来，商业活动人们狂热追逐物质性利益，奉行及时行乐的原则，追逐眼前的快感，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个人主义的盛行，与一般宗教的禁欲主义和传统价值观如勤奋、节俭背道而驰。现代法律和伦理要求他律理性行为，而非个体自律行为，人们的行为只有法律的制约，“不犯法”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没有了道德信仰的制约。法律加在人和事的表层，但没有深入人的意识和内心深处，人们开始逃避义务和责任，彼此产生不信任感及不安全感。大众的崩溃结果来自于个体生活在各种亲密关系的大众生活空间不断地进行“殖民分割”，稳固的生活纽带的逐渐衰退和断裂。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切断了个人与社会连接的各种纽带。社会中的人变得个体化和原子化，产生冷漠无情、无本性、无沟通的、无归属感、无依附感异化现象，人们疏离感加强。丹尼尔?贝尔语重心长地说：“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价值的虚无主义势必造成主体生命活力和智慧创造的瘫痪与休克，引致西方世界精神 文化 贫瘠和道德崩落。著名的灵修学者里奇这样描述现代城市：“这是个腐烂的内城，诉说着各种凄寂与绝望的阴郁 故事 ，显示了一片精神上的荒原。” 现代生活方式产生前所未有的变革，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影响渐趋衰微，宗教的衰落和社会内部制度性基础的蚀变，给个人还有社会都带来不良后果。正统宗教观念日渐式微以及社会秩序逐渐消退和崩溃，迫切需要一种确定性的价值观。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之所以信仰宗教，就是诉求生命中确定性，然而，灵性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似乎让人们能谨慎从事。 三、对生活意义和确定性的寻索 《耶路撒冷圣经》中有这样的表达：人不光是为食物而活着。“我―它”的关联只是满足我之需求、利益、欲求的工具，这样只会导致个人肉体和精神的分裂。人们过度重视物质忽略其他事物，个体理性都被“物性化”或“单一化”包围。所以我们迫切需要重构生命的意义，摆脱物性束缚，使个体成为“完整的人”。 灵性要求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帮助人们寻找自我■依和自我归属感，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意义，将非强加灌输的被动方式加以肯定、勇于面对超越自身所面临的生活限制，探索给予灵感，积极展望未来，而不是聚焦于过去和病态式的生活。 对宗教信仰也是对生活确定性诉求，我们可以理解为对神圣的探索，人们依靠上帝的神能来摆脱世俗的诱惑而追求圣洁的生活，把信仰作为生命活力和驱动力的能量来源，它包括上帝、神圣、终极现实和超越的概念。 灵性需求不是局限于有宗教信仰的人，多余无神论者同样适用，虽然他/她不会采纳神的概念，但并不意味他/她对现状、发展变化和规律，人生的意义、目的没有探索和尝试。神圣是宗教和灵性生活的共同点，个人的意识与潜意识心理层面和人的灵魂，寻求对价值、意义、经验、发展、终极现实的超越，使个体道德宇宙的归属感和生命的神圣感。 四、构建他者的世界 “他者”属于人类学的概念，关怀他者无疑是人类学的学科传统。“他者”意为边缘，它的存在隐含以自我中心为主义某种弊端，不可避免渗透某种玷污和偏见。鲍曼语重心长地指出：个体只有与社会联为一体，才能保证生活意义和永恒价值，与社会联结需要培养“他者意识”。 “他者意识”存在能促进道德发展，它让当事人站在他人的角度替别人着想，设身处地地去体验他人的感受。没有“他者意识”，道德的同情心是不可能形成的。自律的道德不仅意味着自我约束，更重要的是能够置身于他人的地位来约束自己，一种去自我中心化过程。这里的“他者”是平等概念中的人，“自我“对”他者”投入能促进相互理解。他者的脸容可以具体命令自我，去执行道德上的义务和责任，他不具备其他力量和财富逼人就范，却具有道德上的权威使人做出责任上的回应，并以正义作为回应。“他者”使人们从没有精神层面的物理场所和空间挣脱出来，现实的物理顺序以某种方式从青睐于关注灵魂的内在生命中抽象出来。并非个体的这种整体性只是通过本身得以实现，而是在与他人、他物以及环境的有意义的关系中得以实现。 五、灵性与社会工作 从历史角度来，社会工作是根植于宗教传统的，宗教的慈悲观念是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主要来源。灵性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实务体系中的最高层次，而且具有普世性，宗教信仰资源的提供在当今中国极其缺乏，这意味着我们可能缺少宗教信仰，但是作为人类，我们都需要灵性关怀和灵性社会工作的服务。社会工作与灵性是相连的，他们是个体与社会的良好状态服务的过程中的自然联盟。心理学家发现更多的宗教和灵性为健康和福祉的提供有独特贡献，将个人主动意志追寻和灵性力量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健康价值。灵性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某种美德，如同情、宽恕、谦逊和正义感，灵性的发展也会产生幸福的品质，如达观、平静、满足、喜悦以及明确的人生目标。 灵性中对神圣的信仰可以帮助我们超越问题的局限，不是聚焦于过去与苦难，而是引领我们去探索灵感，发现问题的解决方式。灵性在自然灾害、疾病、压力、失去亲人、离异等重大生活事件和死亡及濒死领域中有所作为。信仰宗教与灵性经历、维持的生活方式，总能对困难寻找应对方式，如灵性支持，精神冥想，宽恕、祈祷、悔过、宗教仪式。社会工作者也会鼓励案主采用放松训练(有意识的呼吸等)、冥想积极想象、宽恕与挑战非理性信念等策略。 佛家说，“欲乃万恶之源”，____提倡禁欲主义，“节欲”是我们摆脱生存困境的不二法门。信仰宗教灵性能帮助避免个人暴饮暴食、欲望、嫉妒、骄傲等品质缺陷，在家庭层面中，保持较低水平的酗酒、药物滥用、性滥交等情况。向往宗教灵性生活、不嗔不贪、少私寡欲有更高层次生活满意度和较高自尊，在面对碎片化的文化和社会力量保持完整且连贯性的人格。灵性秉承人本主义传统，它积极关注传统理论所忽视的边缘体验及不同的声音，关注人的知觉、感情、信念、意图乃至灵性，避免以固有的、先在的观念去检验所谓的经验材料来理解“被肢解化的人类”。 从宏观层面来说讲，灵性开拓兼容整合的世界体验的新秩序，不仅吸收了基督神学思想，还吸纳了诸如东方哲学、心理分析、医学思想。灵性对社会工作中案主社会系统、个人和家庭运行动力、文化多样性、损失和沟通具有重大意义。如社会工作者要了解临终患者的灵性需求，需要考察他所属的民族、文化、宗教与精神信仰、传统及仪式多元因素。微观层面来说，灵性关怀对患者个人生理的(痛苦、症状控制)―心理的(焦虑和抑郁)―社会的(家人朋友隔离感、社会事务涉入疲倦感)―灵性等做全面考量。 社会工作中的灵性探索全人特质和全家、全程、全面的照护模式，以整体的观点来探究案主以及案主系统，察其案主及案主系统问题背后的意义和阐释，回应道德框架、与他人关系的个人特定层面。案主所产生的幸福感是“超个人的”丰盛感，案主作为“完整的人”体验生命的满足感、与他人和世界的和谐感、与终极世界的同一感。 宗教与灵性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教会团体、牧灵人员或社会工作者的探访让案主感觉自己没有被抛弃，体验到的“极度负面自我评估或任何破坏性思维模式”被慈爱的力量消解。 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它的衰微并非幸事，人从宗教信仰中获得力量，灵性社会工作试图拯救宗教世界图景的崩塌，但它却又脱离或者超越于宗教，重新诠释意识和灵魂，逐渐向高层次的精神领域延伸。也就是说，只有宗教复兴才能重新恢复代际延续，才能带来全球性的秩序、谦让与爱。 参考文献： [1]马丁?布伯.我与你[M].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3]何雪松.社会工作的四个传统哲理基础[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4]王锋.现代性视域下道德信仰难题[J].江西社会科学，2011(6). [5]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6]何林军.当代社会的后现代性――鲍曼思想解读[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3). [7]陈海萍.社会工作的灵性研究[J].社会工作(理论探索)，2010(8). [8]梁燕城.后现代的义人城市―寻索一个感通与情际关系的城市文化模式[J].北京规划建设，2014(1). [9]常海燕，焦桂花.美国灵性社会工作经验及在中国的可行性初探[J].社会工作，2014(3). [10]潘朝东.心理治疗与咨询中的灵性干预[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7). [11]寇东亮.“他者意识”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的伦理基础[J].社会主义研究，2007(4).社会工作学术论文相关文章： 1. 关于社会工作的论文 2. 社会服务论文 3. 本科的学术论文心得 4. 大学生学术论文 5. 大学3000字读书报告3篇 6. 大学学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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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论文

社科指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是基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二者的总称。下面是由我整理的社科类学术论文，谢谢你的阅读。

高校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转化浅析

摘 要：人文社科类学科特点和科研成果特点决定了成果的转化工作还远未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效。为此,高校人文社科类成果的转化工作应当引起政府、高校以及全社会的重视,针对不同类别的科研成果建设合理有效的评价机制和推广途径和方法，全方位多层次地进行成果转化,使高校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源泉。

关键词：社科;成果;转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178-02

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基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二者的总称。人文科学原义是指与人类利益密切相关的学问，它是与神学相区别的。经过长期的演变，狭义上讲主要是对于希腊文、拉丁文和古典文学的研究，这里面包括有政治学、历史学、语言学、伦理学等研究。与之相对的社会科学则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现象，比如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等等，它的要义在于阐述社会存在的现象及演进规律。

我国高校承担着全国近一半的科研任务，在这些科研任务中，相当一部分产出都是来源于人文科学。越来越多的人文社科科研成果的出现，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和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转换相比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了解和关注。

一、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

1.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意义关系的事物

人文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内容，不仅仅在于事物的普遍性，还要对特殊性加以研究。在研究期间，还要重视对于事物偶然性的研究，探究偶然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是主客体间的双向理解，这种理解往往表现在互动关系上。在科学的悠久长河中，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科学这座大厦的基石，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作用无可替代。

2.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双重特性

一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特性即为科学性与价值性。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是依托现实的科学，它以客观事实为依托，在科学原理的指导下，依照合理的逻辑和程序，使用科学的方式和方法，对相关事物进行认识与实践，从而得出一个科学的论证。正因如此，人文社会科学才有着科学的品格，它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的特征。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是通过对于自然界因果关系的研究，揭露事物存在的普遍性，从而寻求事物的共性，来排除事物的偶然性。人文社会科学并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人类世界的普遍性与共性，除了在共性的基础上，排除偶然性外，人文社会科学还要研究人与人的创造与表达，研究人类的特殊性。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的特殊性，才使其具有价值性。

3.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综合性

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是以人和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这就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显而易见的人文特性。这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价值性;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用性。所以，这些都说明人文社会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大学科，综合性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特性。

二、关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分类及特点

在对于人文社科的科研成果进行分类时，采取的比较普遍的方法是依据科研成果的属性和表现形式。如果依据成果属性来划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一脉相承的，都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型，即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综合性研究和其他研究。如果依据成果的表现形式加以划分，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一般分为著作、论文、课题研究报告以及译著等等。人文社科科研成果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成果具有复杂性

人文社科科研环境的复杂性决定着其科研成果的复杂性[1]。人文社科由于研究的对象具有复杂性、相关性和不确定性，研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不断变化，具有较大的或然性，其规律本身很难被捕捉。研究者认知程度和研究角度的差别，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也会使研究成果千差万别。

2.作用具有间接性、延时性和长期性

人文社科的研究领域十分宽泛，某些研究成果能够直接作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但是对于大多数成果很难产生直接效益，它们需要逐渐被人们认识，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使得人文社科科研成果的价值需要时间的积累。

3.作用具有不确定性

人文社科的科研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其成果作用于广大民众，在数量上、年龄分布上以及地域分布上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基于精神产品所共有的特点，受到传播手段和途径等因素的影响，其产生的作用很难量化，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转化中的问题分析

1.成果转化率较低

大体来说，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主要通过论文、专著和相关研究报告来表现。这些成果每年的数量少则上千、多则达万，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是发表在核心或权威期刊上。这些产出的成果值得我们引以为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里面相当一部分成果来源于文科类，而非社科类，而且里面的高水平著作往往是对于某些领域的基础性研究，非专业人士对于这些研究根本不能理解，这也造成这些成果的转化率和推广率低下。相应的那些应用性强的成果，学术水平并不高，且多为借鉴所得，少有创新，更不必说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了。

高校里的人文社科类教师和科研人员,虽刻苦钻研教学研究工作,但他们社交圈子相对狭小,对社会问题的洞察力和关注度较低。尽管有些研究成果的水平很高,但实际价值有待商榷。同时受到绩效考核压力和扩招后教学工作量增加的影响,很多教师和科研人员更关心成果的数量,这就使得成果多为重复性工作，难以产生影响力。

2.成果转化渠道不畅

正是因为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复杂多变，使得这些成果能够直接为政府、企业所用的寥寥无几，这就需要传播来实现绝大部分成果的转化。而这部分成果大多是在科研人员之间进行传播，范围非常有限。只有通过网络、电视、报刊等主流媒体才能将行之有效的传播。当前社会处在社会转型期，媒体的经营者由于深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比起社会效益往往更关心经济利益。这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了人文社科成果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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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作为人文社科专业,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论教学、田野调查等领域,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成为深化社会学专业改革的必经途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范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13.3%，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16.2%，城市：9.3%)。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21.8%，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5.4%。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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