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论文发表小说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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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的特点： ①儒学进一步思辨化.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思辨性.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性深深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中国本土思想道家和儒家的发展.其中,道家借鉴佛教的宗教内容和形式,反应更为敏捷而迅速.相对而言,儒学的应变能力则要差得多.有唐一代,儒学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等,就已经意识到儒学面临着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尤其是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宋明的理学家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利用的因素,例如被称为“五经之首”的《周易》、《孟子》与《中庸》中关于“性”与“天”的内容.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时,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如周敦颐的“无极”、邵雍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子的“天理”、王荆公和二苏的“道”、王阳明的“心”等.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了哲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②更加强调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实说”,批评佛老的学说以及汉唐的章句之学和讲求诗词歌赋的词章之学为“虚学”、“虚说”.虚实之别,就在于是否讲求义理.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汉代董氏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儒学相比,其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理学哲学各种各样的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③更多吸收了佛、道因素.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带有明显的佛学化的特点.宋明理学的佛道化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吸收借鉴佛教与道教的形而上学,建构儒学的伦理道德形而上学,其二是借鉴佛道二家的传教谱系,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即儒学的“道统”,其三是把佛、道的禁欲主义思想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合作探究3】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有什么异同? 同：程朱理学和王的心学都承认“理”的存在,都是宋明理学的突出代表,两者的思想实质都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纪来约束社会,维护专制统治,遏制人的自然欲求. 异：认为世界的本原不同：程朱理学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理在心外；而王的心学认为心是世界万物的本源,理在心中； 由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阳明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 【合作探究4】陆九渊和朱熹对“理”、“气”、“心”几个关键点的不同理解 “理”的分歧：朱陆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但是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自杂谈》,其与朱熹所说的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的明显不同. 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陆九渊说“明心”,要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因此,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实现增进道德境界的目的,因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实现增进道德的目的. “气”的分歧：陆九渊的概念中,“气质”只是一个生理、心理意义上的问题,指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状态.他认为,人的这种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会行为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关系,即人的气质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贤愚,并不能决定人的做后归宿,学能变化气质.朱熹之气是和理相对的概念,既指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一草一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恶贤愚）之别的内在因素. “心”的分歧：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陆九渊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状态,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则分明是“裂天人为二”,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伦理本能. 回答人的补充 2009-10-17 22:37 王阳明把“理学”发展为“心学”：（心学的集大成者） 过渡：明初,为了强化思想统治,朱元璋和明成祖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明中叶,明朝的封建统治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崇尚空谈,不务实际,遂创立心学,以克服人们心中的“私欲”,挽救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心学蔚然形成一代学术思潮. （1）生平简介： 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心学”创始人. 弘治十二年,举进士,明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后改兵部主事. 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阳明“专志授徒讲学”,和湛甘泉结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正德元年（1506年）,一度被权宦刘瑾排挤,谪贵州龙场驿驿丞.三年,到龙场.正德五年（1510年）,升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正德七年（1512年）,从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升授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平定漳州詹师富、大帽山卢珂、大庚陈日龙、横水谢志珊、桶冈蓝天凤,浰头池仲容等农民起义. 正德十四年六月,率部镇压福建农民起义军,于丰城途中获悉宁王反,即返安吉起义兵,水陆并进捣南昌,连下九江、南康、费时35天,平叛擒宸濠.九月抵杭州献俘,因宦官许泰、张忠谗言,非但无功,反遭诬获咎,太监张永设法得以免祸,即称病居西湖净慈寺、九华山诸寺院. 正德十六年初始于南昌揭示"致良知"学说,终完成"心学"体系.六月升南京部尚书,九月归姚,会74弟子于龙泉山中山阁,指示"良知"之说,十二月被封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 此后6年许,丁父忧,服满亦不召用,专事讲学.嘉靖四年（1525）九月在余姚中天阁讲学,门人300余,并作《中天阁勉诸生》文书于壁. 嘉靖六年五月,受命镇压思恩、田州、八寨、仙台、花相等地瑶族、僮族叛乱,翌年秋平定.时肺病剧发,十月上疏告退.十一月二十九（1529年1月9日）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享年56岁,谥文成,著有《王文成公全书》行世. （2）主要思想： ①“心即理”：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王阳明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心”是第一性的,“物”是第二性的；“理”是封建道德,存在于心,是人头脑中固有的,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主张通过“内心反省”克服“私欲”,以“致良知”,用封建伦理道德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可巩固封建统治.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 ②“致良知”：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朱熹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在经典与良知的关系上,王阳明突出良知的重要性,认为经典为良知服务,看经书的目的是为了致良知.把儒家经典的权威性附属于吾心,也就是从属于良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盲从旧权威的思想解放精神.王阳明从经学的角度批评并改造朱学,以更具主体思维能动性的良知范畴和“致良知”说扬弃并发展了传统的程朱道统论,使良知说成为左右当时思想界逾百年的学术思潮,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明理学论文发表小说

宋明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在该书中,吕思勉同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 第二个时期：从1950年至1965年.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只能称作探索期 第三个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称为挫折期. 第四个时期：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程朱不是陈朱……

程颐和朱熹程颐（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与其兄被合称为“二程”，他被习称为“小程”，河南洛阳人。北宋儒家学者，著名哲学家，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洛学”的创始人之一。 程颐出生于一个仕宦世家，年十四五即同其兄一起问学于周敦颐。皇祜二年（1050）年仅十八岁的程颐就曾上书当时的宋仁宗，提出了“勿徇众言，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的“应时而作”变革主张（参见《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上仁宗皇帝书》）。当时著名学者胡瑗正在主持太学，程颐便游于太学，他所作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为胡瑗赏识，委以学职。二十七岁时，科举廷试落第，从此不再参加科试，大臣屡荐而不仕，在洛阳收徒讲学。其兄程颢卒，在司马光等人推荐下，“以布衣被召”，任秘书省校书郎、崇政殿说书，训导年幼的哲宗。其为人严苟，不久与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交恶，被贬外任，回洛阳管理西京国子监。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新党”得势，尽黜“旧党”，程颐被“放归田里”，后又“送涪州编管”。宋徽宗继位，程颐受到赦免，回洛阳，复官。但不久又被撤销，人也被监视，门人被驱逐。卒时许多门弟子因怕受牵连，甚至不敢参加其葬礼。 程颐少其兄一岁，却比其兄多活了二十几年，所以在思想学术上的贡献也较其兄为多，他是后来被称作“程朱理学”一派的真正奠基人。 1、理气论：程颐认为，一切事物莫不有其“所以然”，事物的“所以然”即事物的“理”（亦称“道”），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所以一阴一阳，道也” （《河南程氏遗书》卷三）；又说：“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这就是说，一阴一阳是气不间断的循环过程，而道则是这一过程之所以产生的内在根据。这一思想，发展了《周易》哲学中的阴阳理论，表明了程颐对“理”的认识和规定的深入。程颐反复强调了以“理”为本的思想，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他不同意张载关于气能聚散的理论，认为气不是循环的而是“生生”，即不断消尽又不断产生的，气不断产生的根源就在于“道”，“道则自然生万物”，“道则自然生生不息”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从理气论引出理事论，程颐提出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周易程氏传序》）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认为理是事物内部的根源，事物是理的外在表现，理为体，事为用，体与用是统一的，同时也都是实在的，两者相即而不离。这一思想实际是针对佛教哲学中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把本体与现象截然两分观点的反驳，程颐在此点上发展了中国本土的传统哲学。此外，在理气的动静观、变化观等问题上，程颐的思想也都有特色。 2、人性论：在人性论方面，程颐用儒家的“理”来规定人的本性，提出了著名的“性即理”的观点，大大发展了儒家的性善论。所谓的“性即理”，就是认为社会的道德原则是人类永恒不变的本性。他具体区分出了两种“性”，“天命之性”是性之本，“气质之性”是人一生出来时所禀受而成的，前者即“理”，它才是性的根本。他认为，孟子讲人性本善是讲的前一种性，荀子、扬雄讲人性本恶、人性善恶混是讲后一种性。他认为讨论性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因此提出，“论性不论气，不备（指孟子）；论气不论性，不明（指荀、扬）”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这个观点以后为大多数理学家所接受。 3、修养论：在修养功夫即人的自我培养和自我实现方面，程颐主要是提出了“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这一让后来的理学家反复读者讨论的命题。程颐认为，人的道德情操和境界的培养，主要依赖于“主敬”的修养，即排除杂念，把注意力集中到内心，使心不放驰，始终保持一种敬畏的心境。但是，驻有“主敬”的修养还不够，还必须通过学习即“格物穷理”，具体研究事物的道理，以不断充实自己，并以之来检查自己的思想是否合于理义。 程颐的讲学语录及一些书信、诗文、杂著，以及他的名著《程氏易传》被后人与程颢的著作合编在一起而为《二程全书》，今有校勘标点本的《二程集》。 朱熹，1130年生，1206年逝世，婺源（今属江西省）人。宋代书家。字元晦，号晦庵，云谷老人，沧州遁叟，晚称遁翁，人称考亭先生。官至宝文阁待制，谥文公，封信国公。改徽号，从祀孔庙，世称“朱子”。学识渊博，集宋代理学大成。工书，笔势迅疾，无意求工而悉合书家矩雉。法颜书《争座位帖》，苍郁沉厚，古雅有骨。尤善大字，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宝之。《故宫周刊》第139期刊其行书尺牍一幅，甚精。著述宏富，有《易本义》、《诗集传》、《论语集子》等。《城南唱和诗》，朱熹书于乾道三年（1167）。纸本，行书。纵31.5厘米，横275.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后有李东阳、吴宽等写的跋。《庚子消夏记》、《钤山堂书画记》、《式古堂书画汇考》、《石渠宝笈三编》著录。此诗帖平和从容，温柔典雅，血肉丰满，脱尽火气，用笔老练精到，起伏成实，提拔有致，笔笔富有变化又十分和谐，笔势委婉飞动，动中取静意，已成自家面目。但他不以书名，因以学掩之。他的一些尺牍，虽不以书法姿态而出现，但由于晦翁的文理修养，都已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信手写来，点划之间自然而不放纵，真是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使人见之无不肃然起敬 .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是一种既贯通宇宙自然（道教）和人生命运（佛教），又继承孔孟正宗（根本），并能治理国家（目的）的新儒学，是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汉儒治经重名物训诂，至宋儒则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因有此称。宋明理学大致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个阶段：“程朱理学”的核心是“天理”说和“格物致知”论；“陆王心学”是理学发展的新阶段，其核心是“心即理”、“心外无物”，即便是“知行合一”说，也是强调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程朱理学在南宋以后成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陆王心学在明中期以后得到广泛传播。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长期争论和融合的果实，也是春秋战国和汉代这一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体系的完善过程。它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形态呈现出来，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包括：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 ，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 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 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派（以“理”为核心概念），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派（以“心”为核心概念）， 陈亮与叶适的事功学派（以“事功”为核心概念）等。陆王心学于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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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宋明理学

作者：陈来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4

页数：512

内容简介：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是指宋明（包括元及清）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汉儒治经重名物训诂，至宋儒则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因有此称。

本书围绕二十五位理学思想家，叙述了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揭示出宋明理学的基本人物、学术派别、概念命题和理论特色。作者视理学为一股前后相继又相互激发的思潮，对于理学发展的固有脉络和内在讨论，对于理学发展的关键枢纽点，对于颇具特色的知识点等，着重拈出。

作者简介：

陈来，1952年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央文史馆馆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朱子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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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宋明理学概述

作者：钱穆

豆瓣评分：9.2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1

页数：391

内容简介：

《钱穆先生全集:宋明理学概述(繁体竖排版)(新校本)》内容简介：钱穆先生全集，在台湾经由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而成，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以《钱宾四先生全集》为题出版。作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筹划引进的重要项目，这次出版，对原版本进行了重排新校，审慎订正文中体例、格式、标号、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至于钱穆先生全集的内容以及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注解说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并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经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学校教授。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定居台湾。著有学术著作六十余种。

宋明理学英文：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宋明理学又称之为新儒学，盛行时代为北宋初至清初。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宋明理学形成于北宋中期，但它的发端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复兴运动”。

理学是中国古代精致、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理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理论，论证了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至元朝成为官方哲学。

重要理学家有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南宋杨时、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林希逸，元吴澄、许衡、刘因、 郝经、姚枢，廉希宪，张文谦，刘秉忠、赵汸、汪克宽、华幼武、吴海、戴良、李祁、张宪、梁寅、苏天爵等，明湛若水、王阳明、朱得之等。

宋明理学的发展，其最核心的人物是程朱和陆王。朱熹通过道南学派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说，出现了“程朱理学”。此外，他还吸收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的思想，扬弃了佛道的哲学，通过对《四书》的注释，建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

宋明理学的影响：

1、消极：理学被曲解之后以三纲五常维持专制统治，压制扼杀人的自然欲望和创造性。适应了统治阶级压制人民的需要。

2、积极：有利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道德，自我调节，发愤图强，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凸现人性。

宋明理学开启了忠君的高潮，从此封建王朝没有再从内部瓦解过，权力之争从外戚、权臣那里转化为对外族侵略的矛盾；很好的维护了内部的统一，社会相对稳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提高，发展了中华文化，创造了很多灿烂的文明。

宋明理学，理学一名始称于南宋，朱子曾说理学最难，陆九渊也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亦称道学。

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就是指宋明以来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包括：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洛学为主干的道学，至南宋朱熹达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后来习惯用理学指称其思想体系；在宋代产生而在明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以心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狭义理学则专指程朱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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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在该书中,吕思勉同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 第二个时期：从1950年至1965年.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只能称作探索期 第三个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称为挫折期. 第四个时期：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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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心学视角·物我一体，心物一体

“尽心”说本质上并不表现为对外物的疏离，相反，却以物我一体、心物一体为基本观念。所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天地万物以为心”亦即物我一体、心物一体。但这是需要证明的，阳明是从下面三个层面来证明的：

一体之仁

圣人之心表现为对天地万物的普遍关怀，此种表现不是主观的意愿，不是人为的造作，而是圣人“其心之仁本若是”，圣人之心与天地万物不是相对待的，而是一气同流的，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故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也，见鸟兽哀鸣斛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阳明全书》卷二六，《大学问》)

感应之几

阳明认为，人心与万物是否一体，不能以形体为分界，而应从心灵与万物的感通来看，心灵与万物能够感通，便足以证明心物是一体的。

“问：‘人心与物同体，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所以谓之同体，若于人便异体了，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先生曰：‘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请问。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教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曰：)‘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间隔了。’”(《传习录》下)

天下事物，道理非一，观察之角度不同，则有仁智异同之见，阳明提出“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确定了考察与讨论的角度，所谓“感应”，是建立主、客体的联系，“几”是关捩点，具有隐微的特性，而此处阳明却把“感应之几”放大来看，把它视作认识过程连接主体与客体的必经桥梁，在“感应之几”上，主体与客体是一体交融的，人之所以常有主、客体与内、外之分，是因为人们尚未破除形体间隔的观念。阳明指出，心之灵明的特点正在于它不为形体所拘囿，而能与天地万物同流。

思维意识与存在的同一性

阳明言“心即天”，“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传习录》下)。是说心量广大，像天一样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并且“不疾而速，无远弗届”。这是讲思维的功能特点，只有人的思维才有。

“阳明说：‘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阳明)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已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传习录》下)在阳明看来，事物是心之内容，心是物之见证，认识的形成离不开主体与对象两个要素，二者关系，是合则俱有，分则两无，一方面，事物并不在我们的思维、意识之外，任何事物，无论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离我们多么遥远，它实际上都在我们的意识之中，那些我们的意识毫无所知的事物是无意义的。正如贺麟先生评论柏雷有名的“自我中心的困难”时所指出：“我们不能‘设想’某个事物离开我们意识而存在，因为‘设想’一个事物，那事物就已经进入我们观念之中了，我们不能说出一个不是观念的事物，因为说的时候，对于那个事物就已经形成观念。”(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第76页)另一方面，我们的思维、意识也不能没有事物的内容，没有事物的内容，心之灵明便无着落。阳明说：“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传习录》下)这句话常被视为阳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和特例，实际上这是阳明心物一体论的一贯思想。

阳明证明了“心物一体”，从而也就证明了“心外无物”，但这种思想观点不能不经常面临尖锐的挑战：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下)

友人认为岩中花树自开自落，是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与我心无关，阳明并不否认花树是客观存在，但却从寂感关系来证明它是与我心有关的。《周易·系辞》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理学家以此为据，常把寂感作为一对范畴来描述心之特点，心学更以《易》为写心之书，对寂感问题尤为重视，认为心量广大，理在玄通，有感必应，心与事物相感，就会在心中呈现，寂只是未感，是未呈现的潜在，主体有无限的认识能力，未感中包含着能感。“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种由寂到感的转化，便证明寂中包含着能感，人心有感通天下之物的能力，也便可证明“天下无心外之物”。

阳明哲学虽以物我一体、心物一体为其基本观念，但其要旨却在强调主体性，突出主体性是阳明哲学的灵魂，阳明在解决安身立命问题时，紧扣着以“作圣”为目标的主体意义与价值，在他看来，离开“作圣”的目标，主体便无意义，而无主体意义，则世界之存在也无意义，阳明说：“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 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 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的吉凶灾祥? 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如何与他间隔得。”当有人问他：“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阳明回答：“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传习录》下)在阳明看来，心量广大，可以比拟于天，天地万物本无心，以人心为心，假如天地万物要实现自我认识，只有通过心之灵明来完成，人心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犹如心之与身的关系，心是主宰者，心与其身是一气流通、痛痒相关、休戚与共的。阳明不讨论事物是否客观存在的问题，凡遇此问题，都把它转化为客体存在对主体的意义。狭隘地看，这种思想方法似乎是一种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但阳明所说的主体是排除了自私自利之心，是以对天地万物的普遍关怀为前提的，因而这种思想方法只有积极的意义，而无消极的意义，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他所关怀的世界，在此世界中，主体与客体是一体交融的，这个世界体现着主体普遍关怀的仁爱之心，体现着主体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这是阳明的主体哲学亦即他所理解的“圣人之学”的精神所在。

宋明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在该书中,吕思勉同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 第二个时期：从1950年至1965年.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只能称作探索期 第三个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称为挫折期. 第四个时期：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