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大考古文化论文发表

中国重大考古文化论文发表

苏秉琦从1934年起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

1950年，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

1954年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两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

学术思想

苏秉琦在重建中国史前史的过程中，已经感觉到要完成这一课题的艰难程度。但是，他在重建中国史前史中吸取的经典著作的思想、明确的“文明起源”的概念，以及形成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新的认识，却拓宽了他的研究思路，为他重建中国古史框架铺平了道路。

同时，也为他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找到了理论依据。所以，1991年之后，他在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同时，又考虑了重建中国古史框架，进而探索中国国史问题。

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是苏秉琦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而发生的其学术研究的三步跳跃。这三次跳跃，使苏秉琦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在西安逝世，享年100岁，石兴邦是陕西省考古研究生原所长，他先后工作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社科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为中国史前考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陕西省考古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石兴邦老先生荣获“中国第二届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中国史前考古的重要开创人，陕西考古引领发展的设计。

1954年他主持半坡遗址发掘，创立半坡考古范式，开创了国内全景式聚落考古的先河，催生中国第一个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搭建起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谱系的基础框架，开创了中国聚落考古的先河，创建了以社会人类学方法诠释考古遗存的科学范式，为中国史前考古研究和中国特色考古学体系构建做出重大贡献。

石兴邦是我国考古学家中最年长的一位，他亲历了新中国考古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世界发展的完整历程，更亲眼见证了新中国文物工作者思想理念，从考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变历程。

石兴邦先生一生倾注心力最多的就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他始终对考古事业饱含深情，务本求真，知行合一，他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他立足田野考古，重视人才培养，促进团队建设，为陕西考古事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石兴邦先生的逝世不仅是陕西考古界的重大损失，而且是中国考古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面旗帜性的人物，希望考古工作者们继承石兴邦先生的精神。

1.《昂仁县文物志》（李永宪霍巍尼玛），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2.《阿里地区文物志》（李永宪霍巍更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3.《吉隆县文物志》（霍巍李永宪尼玛），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4.《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霍巍李永宪更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5.《西藏石窟遗迹》（中国四川连合大学霍巍李永宪チベッ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专著，日本株式会社集英社出版，1997年11月30日。6.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二次印刷。7.霍巍、李永宪：《西藏西部佛教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8.《西藏古近代交通史》（第一、二章执笔），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8月版。9.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10.霍巍、李永宪主编：《西藏考古与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1.《盐边县岩门公社僳僳族调查》（李永宪马云喜），研究报告，载《四川省苗族、僳僳族、傣族、白族、满族历史调查》，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4年。2.《陈列设计中的形与色》（李永宪），论文，载《中国博物馆》第三期，1985年。3.《川大博物馆的陈列形式设计》（李永宪），论文，载《博物馆工作》第二期，1986年。4.《大汶口文化的骨牙雕筒不是斧柄尾饰》（李永宪霍巍），论文，载《中国文物报》1988年10月14日第三版。5.《我国史前时期的人体装饰品》（李永宪霍巍），论文，载《考古》1990年3期。6.《西藏记原新发现旧石器》（李永宪霍巍），综述，载《中国文物报》1990年10月4日第一版。7.《藏族先民的人体装饰品》（霍巍李永宪），论文，载《雪域文化》1990年第3期。8.《西藏壁画中的藏族古代体育史料》（霍巍李永宪），论文，载《文史杂志》1990年6期。9.《藏南吉隆崖葬习俗的调查与初步研究》（霍巍李永宪），论文，载《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0年。10.《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的原始文化》（霍巍李永宪），论文，载《西藏研究》1991年3期。11.《西藏拉萨曲贡村新石器时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报告，载《考古》1991年10期。12.《西藏史前时期的骨器》（李永宪霍巍），论文，载《雪域文化》1991年第1期。13.《西藏史前考古的新收获》（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综述，载《中国文物报》1991年12月6日第三版。14.《略论西藏的细石器》（李永宪），论文，载《西藏研究》1992年1期。15.《关于琮、璧的两点刍议》（霍巍李永宪），论文，载《考古与文物》1992年1期。16.《西藏吉隆罗垄沟石器地点》（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17.《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的石器遗存──兼论西藏细石器的相关问题》（李永宪），论文，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18.《西藏昂仁古墓葬的调查与试掘》（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19.《西藏昂仁日吾其寺的调查》（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20.《叶村的玛尼石刻》（李永宪），论文，载《邦锦花》1992年2期。21.《略论鲁日朗卡岩画的狩猎场面》（李永宪），论文，载《雪域文化》1992年第3期。22.《西藏高原西部发现石器遗存》（李永宪），综述，载《中国文物报》1993年3月7日第1版。23.《西藏山南拉加里宫殿勘察报告》（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文物》1993年2期。24.《漫话拉加里》（李永宪），论文，载《雪域文化》1993年第2期。25.《吉隆贡塘王城及卓玛拉康遗址的调查与阿里贡塘王国若干问题的初步研究》（索朗旺堆霍巍李永宪），论文，载《西藏研究论丛?5》，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26.《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曲松、加查两县古墓葬的调查与发掘》（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3年12月。27.《西藏岩画述略》（李永宪），论文，载《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13日第3版。28. The present Archaeology of the Neolithic period in Tibet,Current Issue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1994,Osaka,Japan.29.《西藏仲巴县城北石器地点》（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考古》1994年7期。30.《西藏山南隆子县石棺墓的调查与清理》（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考古》1994年7期。31.《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考古》1994年7期。32.《西藏仲巴县城北石器遗存及相关问题的初步分析》（李永宪），论文，载《考古》1994年7期。33.《西藏岩画艺术》（李永宪霍巍），论文，载《西藏岩画艺术》（图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1994年8月。34.《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几个问题》（李永宪），论文，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35.《塔博寺壁画》（美托玛斯原著，李永宪译），译文，载《西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36.《西藏西部佛教考古新收获──阿里高原皮央?东嘎石窟考古调查记》（霍巍李永宪），综述，载《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3日第3版。37.《西藏西部皮央?东嘎佛教石窟群遗迹调查记》（霍巍李永宪徐朝龙），综述，载日本《茨城大学教养部集刊》29期，1995年12月。38.《西藏石器时代文化的新发现》（李永宪），论文，载《中国西藏》1995年5期。39.《吉隆的崖葬习俗》（李永宪），论文，载《西藏民俗》1996年2期。40.《略论四川地区的细石器》（李永宪），论文，载《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12月。41.《西藏阿里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简报》（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联合大学考古专业），考古报告，载《文物》1997年9期。42.《试论中国西南地区的细石器》（李永宪），论文，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12月。43.《西藏原始艺术》（李永宪），专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44.《四川云阳县李家坝遗址1994～1995年考古发掘》（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考古报告，载《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35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45.《西藏岩画初考》（李永宪），论文，《中国西南文化研究》第3辑，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2月。46.《西藏岩画之旅》（李永宪），论文，《西藏旅游》19988年3、4期合刊、1999年1、2期单刊（连载）。47.《三峡库区李家坝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黄伟、李永宪、白彬），报道，《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21日头版头条。48．李永宪：《中国西南细石器与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49．李永宪（执笔）：《西藏日土县塔康巴岩画的调查》，《考古》2001年第6期。50．李永宪（执笔）：《西藏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调查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51．李永宪（执笔者之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1997年调查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1年第3期。52．李永宪、姚 军：《云阳东洋子遗址考古勘探发掘报告》，《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1年11月。53．李永宪：《初论西藏岩画》，《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版。54．李永宪：《细石器与中国西南的石器时代文化》，《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巴蜀书社，2002年10月版。55．王华、李永宪、冯玉梅、涂林玲、张会领：《西藏昌都热底垄石棺墓人骨年代的研究》，《地球学报》2003年12期。56.李永宪：《在5000米高度生存》，《文物天地》2003年第12期。57、李永宪：《札达盆地岩画的发现及对西藏岩画的几点认识》，《西藏考古与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58、李永宪、霍巍：《西藏阿里噶尔县“琼隆银城”遗址》，《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4），文物出版社，2005年5月。59、李永宪：《考古西藏》，《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5期。60、李永宪：《田野考古的教学实践与检视》，《四川大学2004～2006年本科教学实习交流文集》，四川大学教务处编辑出版（内部交流文集），2006年8月。61、李永宪：《聆听天路的远古銎音》，《西藏人文地理》2006年第7期。62、李永宪：《略论四川的细石器》，《川大史学·考古学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63、李永宪：《再论吐蕃的“赭面”习俗》，《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报》25期，2006年12月。64、李永宪：《略论吐蕃的“赭面”习俗》，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藏学学刊》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65、李永宪译、姜源校：[美]托玛斯。J。普瑞兹克尔：《塔波寺壁画》，《越过喜马拉雅——西藏西部佛教艺术与考古译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66、李永宪：《卡若遗址动物遗存与生业模式分析》，《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2008年：（2）67．李永宪：《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1.66万字，西藏史前研究中期成果之一)，《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68．赵德云、吕红亮、代鹂娟，冷文娜、李永宪：《四川昭觉县好谷村古墓群的调查和清理》（报告，约1.2万字），《考古》2009年第4期，页30-40。

1、苏秉琦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主持工作的30年中，为办好这个专业、培育考古人才，充实全国各地的考古队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苏秉琦从1934年起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着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3、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是苏秉琦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而发生的其学术研究的三步跳跃。这三次跳跃，使苏秉琦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中国考古论文发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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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考研发表论文

1.专业期刊：复印资料，文学遗产，文学评论，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国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文艺评论，中国韵文学刊，中国文学研究，文史，文史哲。明清小说研究，红楼梦学刊，名作欣赏。2.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甘肃社会科学，广东社会科学，广西社会科学，贵州社会科学，湖北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内蒙古社会科学，新疆，云南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宁夏，青海，北方论丛，东南学术，东岳论丛，福建论坛，湖湘论坛，晋阳学刊，兰州学刊，岭南学刊，鄱阳湖学刊，齐鲁学刊，社会科学论坛，唐都学刊，天府新论，天中学刊，殷都学刊，阴山学刊，云梦学刊，中州学刊3.大学学报安徽大学学报 ，安徽师大，安庆师院，北华，北大，北师大，渤海，长安，长春，长春师大，成都，成都师大，重庆大学，重庆师大，重庆第二师院，东北大学，东北师大，东南大学，广西师大，贵州，赣南师院，广东第二师院，福建师大，福州大学，复旦，贵州师大，杭州师大，海南，海南师大，合肥师院，河北，河北联合大学，河北师大，河南，华东师大，华南师大，河南教育，河南师大，衡阳师院，湖北，湖南师大，华中师大，淮阴，惠州，吉师大，吉首，集美，济南，暨南，佳木斯，江汉大学，江汉学术，江南，江苏第二师院，江苏，江苏师大，江西师大，喀什，开封，兰州，辽师大，聊城，鲁东，洛阳师院，牡丹江师院，南昌大学，南开，内蒙，内蒙师大，宁波，宁夏，南大，南师大文学，齐齐哈尔，青海师大，清华，三峡，山东师大，山西师大，陕西师范大学，汕头，商丘，上海大学，上海师大，深圳，沈阳师大，首师大，四川，四川师大，苏州，太原师范学院，天津师大，同济，温州，五邑，武陵，武大，厦门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大，西华，新疆师大，信阳师院，湘潭，烟台，燕山，扬州，云大，云师大，社科院，中南大学，中南民大，中山，人大，浙大，浙师大，郑州。

全面点的如《文学遗产》发表的文章基本代表古典文学研究最高水平，还有各大学的期刊都不错你可以询问一下，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北方论丛》就很不错,再就专门些的有《中国韵文学刊》，《红楼梦研究》，《明清小说研究》，根据你的兴趣选择 至于版面费就只有亲自咨询刊社了 虽然我没投过 不过凭感觉如果好见地的文章该是不收费的 毕竟知识共享是种快乐PS:期刊都是些深奥点阐述观点及意见 不像杂志那么通俗 看来你是个人才!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一般研究生都是要发表文章的，请问你发表文章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如果你确定是否必须要发表文章的话，可以问一下你们学校领导、导师，最好确定一下哦。

中国墓葬考古学术论文发表

熊传薪不仅促进了马王堆汉墓的挖掘，而且也进行了高的历史研究，帮助我们还原的历史，还原了马王堆汉墓的整个过程，也让这个挖掘过程变得更有意义。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苏秉琦从1934年起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

1950年，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

1954年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两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

学术思想

苏秉琦在重建中国史前史的过程中，已经感觉到要完成这一课题的艰难程度。但是，他在重建中国史前史中吸取的经典著作的思想、明确的“文明起源”的概念，以及形成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新的认识，却拓宽了他的研究思路，为他重建中国古史框架铺平了道路。

同时，也为他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找到了理论依据。所以，1991年之后，他在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同时，又考虑了重建中国古史框架，进而探索中国国史问题。

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是苏秉琦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而发生的其学术研究的三步跳跃。这三次跳跃，使苏秉琦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熊传薪主持发掘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参与了二号墓、三号墓的发掘工作。还主持了石门皂市、宁乡炭河里、长沙铜官窑的发掘。

如何在中国考古网发表论文

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评职称还是大学生毕业都离不开发表论文.在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成为职称评选硬性条件之一,可以说发表论文,在职称评审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学术堂就来简单的说一下如何凭借个人经验发表论文.发表论文首先需要写一篇好的论文,论文不光主题鲜明,论点创新,还应该结构严谨,层次分明.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论文标准格式、文句通顺,确保论文通过审核.发表论文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根据杂志办刊盘方向以及办刊宗旨,确定要发表的刊物.然后投稿到杂志社邮箱,杂志社审稿录用排版印刷,到最后出版发行.如果稿件有问题会出现两种情况出现退稿与返修.返修的稿件要求整理好发回杂志社.觉得注意的是杂志社审稿在一周到一年不等根据杂志社实际情况来定排班时间在一周左右交稿三天左右印刷七到十天左右发行时间为一周左右.在进行发表期刊论文的过程中,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时间进行发表.个人如何发表论文.1、发表论文的重要性.不同的人发表论文的作用也不同:(1)评职称(晋升职称):研究生 毕业需要;教师 、医护人员 、科研院所的人员、企业员工 等 晋升高一级的职称时,发表期刊论文是作为一项必须的参考指标.(2)申报基金、课题 :教育、科技、卫生系统 每年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它各种基金项目、各种研究课题时,发表论文 是作为 基金或课题 完成的一种研究成果的结论性展示.(3)世界性基础领域的研究,比如在医学、数字、物理、化学、生命科学 等领域开展的基础性研究,公开发表论文 是对最新科技 科学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一种展示和报道.以推动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等.(4)提升自身竞争力: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校期间发表具有一定水准的论文,有助于提升个人学术素养,进入社会,也可能会有更高的起点.2、发布论文的流程.(1)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验证其写作价值,如果具有一定价值,就着手开始筹备论文,第一次发表论文,可以多向前辈请教,多查阅一些资料文献,在前人的基础上寻找突破口,选题立意要新颖实用,不要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2)论文经过多次修改完善以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准备发表论文,发表论文第一步就是要选择对应的期刊,如果稿件投向不合适的期刊可能会遭遇退稿和不公正评判.如何选择合适的期刊?在知网或其他数据库中检索本篇论文相关领域的期刊,查看期刊级别以及刊物号等,确保其为正规期刊,然后阅读其刊登发表过的论文,看自己的论文是否适合在这些期刊上发表,从中挑出2-3个期刊作为备选,进一步了解这些刊物的审稿周期、投稿费用、投稿要求等,从中选出将要投稿的1个期刊,联系期刊编辑将自己的稿件投递过去,然后等待审稿人员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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