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考古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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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王红星同志在业务科研领域也始终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参加工作以来，他先后主持参与了大量考古发掘项目（主要项目见表1），出版发表了大量专著论文（主要情况见表2）。1、《包山楚墓》，主编，笫一执笔，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约50万字，获夏鼐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包山楚简·序言》，执笔，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约3千字。3、《包山楚墓墓地试析》，独著，《文物》1988年5期，约8千字。4、《包山二号墓的年代与墓主》，独著，《楚文化研究论集》笫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约7千字。5、《楚国高级贵族墓用鼎制度分析》，独著，提交国际楚国历史与文化讨论会（1988年），约1万2千字。6、《由包山二号墓看楚系高级贵族墓的用鼎制度》，独著，《包山楚墓· 附录一五》，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约1万5千字。7、《包山简牍所反映的楚国历法问题》，独著，《包山楚墓·附录二O》，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约1万8千字。8、《包山二号墓漆器群研究》，独著，《楚文艺论集》笫二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1年12月，约1万8千字。9、《楚国贵族家庭墓地》，独著，《中国》1988年6期，约4千字。10、《略论包山墓地发掘的考古学价值》，独著，《江汉考古》1988年2期，约8千字。11、《江汉地区龙山时代遗存的命名问题》，笫一执笔，《江汉考古》1985年2期，约8千字。12、《长江中游地区早期城址管窥》，独著，《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笫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12月，1万字。13、《九连墩1、2号楚墓的年代与墓主身份》，四省楚文化论文集第六集 ,湖北 教育出版社, 2005年6月。14、王红星:《尘封的瑰宝· 序言》，湖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6月。15、王建苏：《包山楚简研究评述》，独著，《江汉论坛》1993年9期，约8千字。16、王建苏：《包山楚墓研究述评》，独著，《华夏考古》1994年2期，约8千字。17、胡雅丽、王红星：《秭归官庄坪周代遗址初析》，笫二执笔，《江汉考古》1984年4期，约8千字。18、王红星、胡雅丽：《江汉地区龙山时代遗存的命名问题》，笫一执笔，《江汉考古》1985年2期，约8千字。19、王红星：《龙山时代遗址的分类问题》，独著，提交湖北省考古学会笫二次年会论文，约8千字。20、王红星：《屈家岭遗址分期研究》，独著，提交湖北省考古学会笫二次年会论文，约1万2千字。21、王红星：《石家河文化初论》，独著，《文物考古论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约2万字。22、王红星：《石家河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外力作用问题》，独著，《中国考古学会笫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12月，约8千字。23、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早期城址管窥》，独著，《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笫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12月，约1万2千字。24、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规律、文化中心的转移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独著，《江汉考古》1998年2期，约1万5千字。25、王红星：《驯化水稻和稻作农业源地研究》，独著，《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3期，约1万6千字。26、王红星：《谈实物史料的鉴别和运用》，独著，《江汉考古》1997年2期，约8千字。27、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荆门市包山楚墓发掘简报》，笫一执笔，《文物》1988年5期，约1万3千字。28、荆沙铁路考古队：《荆门胡家岗遗址发掘简报》，笫二执笔，《江汉考古》1988年2期，约8千字。29、荆沙铁路考古队：《荆门铁匠湾遗址发掘简报》，笫一执笔，《江汉考古》1988年2期，约7千字。30、湖北省博物馆：《沮漳河中游考古调查》，笫一执笔，《江汉考古》1982年2期，约8千字。31、湖北省博物馆：《当阳冯山、杨木岗遗址试掘简报》，独著，《江汉考古》1983年1期，约7千字。32、湖北省博物馆：《秭归官庄坪遗址试掘简报》，笫一执笔，《江汉考古》1984年3期，约7千字。33、另有《湖北省博物馆》（日文版）、《楚文物图录》、《中国美术全集·漆器》中的包山楚墓器物部分，均为本人执笔。34、王红星：《长江中游考古研究三题》，《荆州楚文化暨先秦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5、王红星：《关于楚郢都探索如何深化的思考》，《四省楚文化论文集笫五集》。36、王红星：《从应城门板湾城濠聚落看长江中游早期城址的源起与功用》，提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记念文集》。37、王红星：《应城门板湾遗址发掘的启示》。《文物报》2002年10月38、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城濠部落的源起与功用》 , 文物报 2002年10月。39、王红星:《从应城门板湾遗址看长江中游地区城濠部落的源起与功用》,《考古》待刊。40、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环境变化信息》 ,提交中国环境考古大会第三次会 议论文。41、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城濠部落源起与功用之我见》，文明通讯 2003年 6期。42、王红星:《神秘的九连墩》，国家地理 2003年3期。43、王红星:《九连墩楚墓发掘现场直播的经验与教训》，文物报2003年1月。44、王红是:《枣阳九连墩楚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2003年7期。45、王红星:《九连墩1、2号楚墓的年代与墓主身份》， 四省楚文化论文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年6月。46、王红星:《九连墩一、二号楚墓用鼎制度研究》，提交四省楚文化第九次年会论文。47、王红星:《省级博物馆的现状及发展对策》，文物报。48、王红星:《省级博物馆、考古所分合利弊谈》，文物报。49、王红星:《尘封的瑰宝· 序言》，湖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6月。

1.《昂仁县文物志》（李永宪霍巍尼玛），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2.《阿里地区文物志》（李永宪霍巍更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3.《吉隆县文物志》（霍巍李永宪尼玛），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4.《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霍巍李永宪更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5.《西藏石窟遗迹》（中国四川连合大学霍巍李永宪チベッ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专著，日本株式会社集英社出版，1997年11月30日。6.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二次印刷。7.霍巍、李永宪：《西藏西部佛教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8.《西藏古近代交通史》（第一、二章执笔），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8月版。9.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10.霍巍、李永宪主编：《西藏考古与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1.《盐边县岩门公社僳僳族调查》（李永宪马云喜），研究报告，载《四川省苗族、僳僳族、傣族、白族、满族历史调查》，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4年。2.《陈列设计中的形与色》（李永宪），论文，载《中国博物馆》第三期，1985年。3.《川大博物馆的陈列形式设计》（李永宪），论文，载《博物馆工作》第二期，1986年。4.《大汶口文化的骨牙雕筒不是斧柄尾饰》（李永宪霍巍），论文，载《中国文物报》1988年10月14日第三版。5.《我国史前时期的人体装饰品》（李永宪霍巍），论文，载《考古》1990年3期。6.《西藏记原新发现旧石器》（李永宪霍巍），综述，载《中国文物报》1990年10月4日第一版。7.《藏族先民的人体装饰品》（霍巍李永宪），论文，载《雪域文化》1990年第3期。8.《西藏壁画中的藏族古代体育史料》（霍巍李永宪），论文，载《文史杂志》1990年6期。9.《藏南吉隆崖葬习俗的调查与初步研究》（霍巍李永宪），论文，载《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0年。10.《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的原始文化》（霍巍李永宪），论文，载《西藏研究》1991年3期。11.《西藏拉萨曲贡村新石器时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报告，载《考古》1991年10期。12.《西藏史前时期的骨器》（李永宪霍巍），论文，载《雪域文化》1991年第1期。13.《西藏史前考古的新收获》（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综述，载《中国文物报》1991年12月6日第三版。14.《略论西藏的细石器》（李永宪），论文，载《西藏研究》1992年1期。15.《关于琮、璧的两点刍议》（霍巍李永宪），论文，载《考古与文物》1992年1期。16.《西藏吉隆罗垄沟石器地点》（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17.《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的石器遗存──兼论西藏细石器的相关问题》（李永宪），论文，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18.《西藏昂仁古墓葬的调查与试掘》（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19.《西藏昂仁日吾其寺的调查》（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20.《叶村的玛尼石刻》（李永宪），论文，载《邦锦花》1992年2期。21.《略论鲁日朗卡岩画的狩猎场面》（李永宪），论文，载《雪域文化》1992年第3期。22.《西藏高原西部发现石器遗存》（李永宪），综述，载《中国文物报》1993年3月7日第1版。23.《西藏山南拉加里宫殿勘察报告》（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文物》1993年2期。24.《漫话拉加里》（李永宪），论文，载《雪域文化》1993年第2期。25.《吉隆贡塘王城及卓玛拉康遗址的调查与阿里贡塘王国若干问题的初步研究》（索朗旺堆霍巍李永宪），论文，载《西藏研究论丛?5》，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26.《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曲松、加查两县古墓葬的调查与发掘》（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3年12月。27.《西藏岩画述略》（李永宪），论文，载《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13日第3版。28. The present Archaeology of the Neolithic period in Tibet,Current Issue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1994,Osaka,Japan.29.《西藏仲巴县城北石器地点》（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考古》1994年7期。30.《西藏山南隆子县石棺墓的调查与清理》（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考古》1994年7期。31.《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考古报告，载《考古》1994年7期。32.《西藏仲巴县城北石器遗存及相关问题的初步分析》（李永宪），论文，载《考古》1994年7期。33.《西藏岩画艺术》（李永宪霍巍），论文，载《西藏岩画艺术》（图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1994年8月。34.《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几个问题》（李永宪），论文，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35.《塔博寺壁画》（美托玛斯原著，李永宪译），译文，载《西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36.《西藏西部佛教考古新收获──阿里高原皮央?东嘎石窟考古调查记》（霍巍李永宪），综述，载《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3日第3版。37.《西藏西部皮央?东嘎佛教石窟群遗迹调查记》（霍巍李永宪徐朝龙），综述，载日本《茨城大学教养部集刊》29期，1995年12月。38.《西藏石器时代文化的新发现》（李永宪），论文，载《中国西藏》1995年5期。39.《吉隆的崖葬习俗》（李永宪），论文，载《西藏民俗》1996年2期。40.《略论四川地区的细石器》（李永宪），论文，载《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12月。41.《西藏阿里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简报》（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联合大学考古专业），考古报告，载《文物》1997年9期。42.《试论中国西南地区的细石器》（李永宪），论文，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12月。43.《西藏原始艺术》（李永宪），专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44.《四川云阳县李家坝遗址1994～1995年考古发掘》（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考古报告，载《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35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45.《西藏岩画初考》（李永宪），论文，《中国西南文化研究》第3辑，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2月。46.《西藏岩画之旅》（李永宪），论文，《西藏旅游》19988年3、4期合刊、1999年1、2期单刊（连载）。47.《三峡库区李家坝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黄伟、李永宪、白彬），报道，《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21日头版头条。48．李永宪：《中国西南细石器与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49．李永宪（执笔）：《西藏日土县塔康巴岩画的调查》，《考古》2001年第6期。50．李永宪（执笔）：《西藏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调查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51．李永宪（执笔者之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1997年调查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1年第3期。52．李永宪、姚 军：《云阳东洋子遗址考古勘探发掘报告》，《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1年11月。53．李永宪：《初论西藏岩画》，《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版。54．李永宪：《细石器与中国西南的石器时代文化》，《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巴蜀书社，2002年10月版。55．王华、李永宪、冯玉梅、涂林玲、张会领：《西藏昌都热底垄石棺墓人骨年代的研究》，《地球学报》2003年12期。56.李永宪：《在5000米高度生存》，《文物天地》2003年第12期。57、李永宪：《札达盆地岩画的发现及对西藏岩画的几点认识》，《西藏考古与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58、李永宪、霍巍：《西藏阿里噶尔县“琼隆银城”遗址》，《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4），文物出版社，2005年5月。59、李永宪：《考古西藏》，《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5期。60、李永宪：《田野考古的教学实践与检视》，《四川大学2004～2006年本科教学实习交流文集》，四川大学教务处编辑出版（内部交流文集），2006年8月。61、李永宪：《聆听天路的远古銎音》，《西藏人文地理》2006年第7期。62、李永宪：《略论四川的细石器》，《川大史学·考古学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63、李永宪：《再论吐蕃的“赭面”习俗》，《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报》25期，2006年12月。64、李永宪：《略论吐蕃的“赭面”习俗》，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藏学学刊》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65、李永宪译、姜源校：[美]托玛斯。J。普瑞兹克尔：《塔波寺壁画》，《越过喜马拉雅——西藏西部佛教艺术与考古译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66、李永宪：《卡若遗址动物遗存与生业模式分析》，《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2008年：（2）67．李永宪：《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1.66万字，西藏史前研究中期成果之一)，《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68．赵德云、吕红亮、代鹂娟，冷文娜、李永宪：《四川昭觉县好谷村古墓群的调查和清理》（报告，约1.2万字），《考古》2009年第4期，页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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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在《红旗》的1962年第17期，发表了《新中国的考古学》这篇文章。1962年7月，夏鼐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之约，撰写了《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通过对已有考古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归纳，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课题，计有六个方面，即人类的起源问题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的时间问题，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经济生活的问题，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代文化问题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方面问题，汉族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问题。这体现了夏鼐对于建立与完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完整构想，也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新中国的考古学》这篇文章其后被《考古》1962年第9期转载，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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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于1958年9月，原名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考古研究所，1963年归属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后改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1970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并，原考古研究所人员仍从事考古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1978年10月，经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批准恢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建制。1984年划归陕西省文物局管理。2006年12月，经陕西省编制委员会批准更名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位于西安市南郊乐游路31号，院部占地约1万平方米，办公科研楼和文物藏品楼各1座。另外，在西安泾渭工业园区建设了泾渭基地，在雍城、秦陵、铜川、窑店等地建立了考古工作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制130人，现有职工115人。内部机构设置为9个部（室），分别是：党委工作部、行政办公室、科研工作部、石器考古研究部、商周考古研究部、秦汉考古研究部、隋唐考古研究部、资料信息部、文物保护研究部，部（室）下辖27个科（室）。此外，在西安经济开发区泾河工业园区建有全国唯一的考古科研基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泾渭基地。在雍城、阳陵、秦始皇陵、铜川、沣东、窑店、周原、周公庙设有考古工作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省级考古科研机构，承担着陕西省境内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科研工作。目前共有职工118人，其中研究员14人，副研究员23人，中级职称34人、初级职称26人。院图书馆藏书近13万册，是全国文博考古专业图书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之一。院文物库收藏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各代遗址和墓葬出土的文物标本14万余件（组），是陕西省最大、最重要的文物标本库。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以来，先后发掘了数十处重要古遗址和万余座古墓葬，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许多项目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研究人员先后发表考古调查发掘简报和研究论文1200余篇，出版考古发掘报告56部，学术专著数十部，其中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一项，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四项，二等奖五项，三等奖二十二项。1980年创刊的学术杂志《考古与文物》己出版170期，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考古学术刊物之一。在2001年进行的二十世纪全国百大考古发现评选中，陕西省有十三项名列其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有二人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一人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二人被评选为人事部、文化部先进工作者，一人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一人被评选为省级劳模，三五人才推选入围7人，8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5人被评为省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身可追溯到东北文物工作队，建于1954年，后改称为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1986年正式独立改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着全省考古、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对外宣传、对地方文物部门进行业务指导等任务。多年来，累计6项重大考古发现，姜女石秦汉行宫遗址、喇嘛洞墓地、康家屯城址的发掘工地还分别获得了全国优秀考古工地二、三等奖。已发表的考古报告和论文达数百篇，专著数十部。1998年被国家人事部、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文博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01年被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我国考古论文发表时间表

在中国搞古生物化石研究的学者，应该不会忘了1923年，因为在1923年中国古生物学研究开始真正起步了，首先，1923年11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经在中国工作几十年并最终安葬在中国的葛利普教授在当时的热河省凌源进行化石考古和挖掘工作，命名了当时凌源含狼鳍鱼的地层为“热河系”；1928年他进而提出“热河动物群”之名。从此经过百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热河生物群”早已名扬天下。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教授 1923年诞生了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最早发表的古生物学学术文章，它就是北京大学地系教授李四光于1923年12月在英文版《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 Geol. China)的第2卷3-4合期上发表了《鉴定䗴类的图解法及其对华北䗴科研究的一些结果》一文。 在李四光的文中有属种的拉丁文名称，有化石特征的详细描述、比较、讨论，有产地层位的具体记载，有图版和图版说明。该文首先叙述了这类属于原生动物门有孔虫纲化石的特征，其外形像一纺锤（纺织机上的线筒），因此叫它“纺锤虫”。李四光根据中文古代纺锤称为“筳”，在它左边加了一个“形旁”——“虫”，而右边的“筳”是声旁，两者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形声字——“䗴”，李四光所造的这个字，从那时起就在中国古生物学界沿用至今。论文对8个种及变种都做了描述，并有两个图版（共19个薄片的相片）加以表示。论文记载这些种产自直隶（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甘肃诸省的十多个地点，含化石层层数最少为一层，最多达4层（山西阳泉）。论文将这些种与国外各地之链作了对比，认为它们都属于上石炭统——太原统（相当于乌拉尔统）。 另外，在1923年12月出版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第5号第2册("Bull. Geol. Surv. China,No.5,pt.2”）上有一篇中国地质学家周赞衡写的题为“山东白垩纪之植物化石”（“A Preliminary Note on some Younger Mesozoic Plants fromShantung")的论文，文中描述了产自山东下白垩统的如下植物化石属共计7属11种（其中1旧种，4新种，2相似种，4未定种）。有两页图版，为手描图。李四光和周赞衡的文章发表几乎是同时的，可以并列称为“中国人最早发表的古生物学学术文章。 另外在1923年5月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德日进与桑志华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发现更新世晚期化石群，包括哺乳动物、鸟类及旧石器等，称为“水洞沟文化”。 另外，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所写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应该是1924年12月孙云铸发表于《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号第4册的论著，题目是《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这标志着中国古生物学家也能从事深入的古生物鉴定和研究，写出大部头的著作。该书首先简述了中国北方，主要是华北的直隶（河北）省、东北的奉天（辽宁）省和山东省泰安地区与张夏地区的寒武纪地层。其实早在1920年葛利普刚到中国，就在《地质汇报》第2号上发表了两篇古生物学论文，一篇是“中国二叠纪新发现之阔翅类化石”，另一篇是“直隶开平之下二叠纪动物化石”。在前一篇论文中，描述了一个阔翅类昆虫的新种——Eurypte(Anthraconectes?)chinensi(sp.nov.)。在后一篇论文中，描述了苔鲜动物的Polypora属。这应该是中国发表的最早的两篇古生物学论文了 这里介绍一下葛利普，葛利普(1870-1946)是德裔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葛利普是一专多能的地质学家，他一生发表近300种学术著作，当时已经50岁的葛利普辞别故园与妻女，于1920年来到中国，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北洋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之后，他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34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从此他为中国地质事业以及古生物研究事业贡献了后半生。 1922年2月3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学会的刊物是《中国地质学会志》，许多古生物学研究论文在这一刊物上发表。该年4月葛利普在中国地质学会的会议上宣读“论震旦纪”的论文，这是对震旦系的第一次全面总结。《中国古生物志》创刊，出版了甲种第一号第一册“南满第三纪初期之植物化石”（傅兰林著），乙种第一号第一册（总第一号）“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葛利普著）和第二号第一册“四射珊瑚化石”（葛利普著）。傅兰林和葛利普是外国人，虽然在中国受中国政府邀请搞研究， 他 们发表的论文是职务行为，这也属于中国发表的最早的几篇古生物学论文。 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是1922年4月，葛利普的古生物学专著《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以《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号第1册的形式出版。葛利普受聘为北京大学的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是在中国土地上为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事业而工作的，他的研究成果也作为该所的系列出版物而问世，所以，他以上两篇文章和一部专著的出版就标志着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事业的发端。李四光说起葛利普他还有以下不朽的成就，比如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现在仍在挖掘，人们仍然在不断寻找那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而葛利普教授恰是“北京人 (Peking Man) ”的起名者， 当年周口店发现人类化石的消息，之所以能迅速传遍全世界，与这一简单易记的名称是分不开的。第二中国的古生物学者不断在国外权威杂志《自然》、《科学》等杂志上发表根据在辽西发现的恐龙化石的研究成果，而这不能不追溯到葛利普教授早期提出的“热河动物群”。” 1928 年，美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出版了一部科学巨著--《中国地质史》 ( Stratigraphy of China 直译为《中国地层学》 ) 。在这部书里， 他第一次提出了"热河动物群"这一名词， 用来代表分布于东亚狼鳍鱼岩系的综合化石群。 第三在 2005 年整修后重新开馆的中国地质博物馆里， 也陈列着葛利普先生鉴定 的 化 石 (Gymnosolen Grabau,Age: Precambrian, Locality: Jinzhou,Liaoning Province 葛利普裸枝叠层石， 时代： 前寒武纪， 产地： 辽宁金州)第四中国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塑造了一个葛利普教授的塑像， 放在长兴“金钉子”博物馆里。 这是因为葛利普教授在1931 年确定了“长兴灰岩”地层， 它是“二叠系到三叠系地质连续剖面”的代名词。 此后“长兴灰岩”， 成为地质学上一个专用名词，从而载入国际地层学史册，并得到世界公认。 2001 年 3 月，国际地科联过投票，正式将浙江长兴灰岩的 D 剖面确定为全球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及点（英文简称"金钉子"）。长兴“金钉子” 是地球史上最重要的断代界线之一， 也是地球 历史 上六次生物大灭绝中最大的一次绝灭事件和全球变化相联系的点位，2001 年 3 月被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确定为全球对比标准点位。其意义相当于大英博物馆的铂金米达尺，成了世界标准。第五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月球上以葛利普命名了“葛利普背侧”，一个在月亮上的山脊。葛利普教授逝世已经多年，人们仍然在不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月球上以葛利普命名了“葛利普背侧”，一个在月亮上的山脊。 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的中国地质学先驱之一朱森曾经回忆著名的美籍地质学家A. W. 葛利普 (Grabau) 为他们讲授古生物学、葛利普老师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待人诚恳，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教益，他们不仅重视课堂学习而且躬行实践，重视野外现场考察。北京西山是他们实习的重要基地。葛利普、翁文灏曾带他们去热河实习。 有媒体报道：1923年11月初，中国的东北大地被层银白色包裹得分外妖娆，早晨的屋檐下还挂着晶莹的冰柱。在这个时节，从来没有考察队进人热河省进行野外发掘工作。而北京大学的一支小型地质野外考察队此时却悄然抵达此地。他们由葛利普教授和翁文灏带队，乘着吉普车，向热河省凌源县进发。葛利普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地质学家，他此行是为了考察1880年由法国鱼类学家索瓦士研究的发现于此地的狼鳍鱼化石的地层。在凌源附近的山头，葛利普发现并采集了大量狼鳍鱼与尾类蜉蝣化石，但并无其他斩获。辽西化石群1923年，葛利普在《中国地质学》中，把当时热河省凌源县附近含化石的地层定名为热河系。1928年，他又提出了“热河动物群”的名称，用来代表分布于东亚狼鳍鱼岩系的综合动物化石群。后来， 中国的顾知微院士把与热河动物群同时期的植物群也包括进来，统称为热河生物群。

出版时间跟你发表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区分开来，我的经验告诉我，早点发表会好些

评职称都是按刊物的刊期来算的，如果刊物是9月的刊，那就是9月的，哪怕是7月收的刊物。

严格意见上来讲，就没有发表时间这一说，都是出版时间，按《出版物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连续出版物是不允许提前出刊的，像这种9月的刊期，8月出版的，都是违法操作的，就是为了评职称提前拿到刊物而操作的。

按相关规定，连续出版物一般为当月或次月出版，一般来说，月刊为每月15日出版，旬刊为每月5、15、25日出版，半月刊为每月10日、20日出版。

概念

职称论文发表，顾名思义，就是在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用于评定职称。“论文”是指精深而有系统的学术文章，是课题研究、问题讨论的表达形式。论文发表就是专门对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领域中某一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论证的文章发表在国家正式出版物上，由于利益驱使，市面上充斥着很多假刊，发表论文前一定要认真鉴别，避免上当受。

我国考古论文发表在哪里

在俞伟超先生的指导下，平朔考古队从1983年开始，一面坚持田野发掘，一面进行器物的修复和资料的研究。已发表的主要资料文章有：1985年代尊德同志的《 朔县北旺庄汉墓 》在《中国考古年鉴》发表；1986年宁立新同志的朔县赵什八庄一号汉墓在《中国考古年鉴》发表。1987年6月《文物》发表了信立祥、雷云贵、屈盛瑞执笔的《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1987年6月屈盛瑞同志的《山西朔县西汉并穴木椁墓》在《文物》发表；1987年6月雷云贵同志的《西汉雁鱼灯》在《文物》发表；1988年5月山西省平朔考古队《山西省朔县赵十八庄一号汉墓》 在《考古》杂志发表；1989年1月支配勇同志的《山西平鲁上面高村西汉木椁墓》在《文物 》发表,《平朔地区十年考古综述》，见《山西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平朔出土文物》，199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在国家和省级以上的报刊杂志如《中国文物报》、《 光明日报》、《山西年鉴》、《山西日报》、《中国收藏》等发表的研究文章有40多篇。大型发掘报告《朔州战国秦汉墓发掘报告》，目前正在整理编写，不久将可问世。1984年，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参观了平朔出土文物后提出：“我们应建个汉墓馆，展出这批文物，让它发挥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平朔煤炭工业公司的历届领导都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多次表示：我们既要建设好露天煤矿同时也要做好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工作，要建设文明工程。为了保护好这批珍贵出土文物，平朔考古队在朔县（区）和平鲁县（区）新建了文物库房和工作基地。为了能够直观的展示平朔汉墓的文化面貌，平朔考古队在房舍紧张的情况下，辟出近300平方米建成了符号标准的文物展厅，吸引了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大批参观者。此外，许多文物精品，先后在国内外展出：1986年，国家文物局选出星云纹镜，铜俳优镇、龟镇等文物赴日本展出。1987年，有21件文物在故宫举办的《全国重要考古新发现展览》中展出。1988年，又选出一批文物在山西省博物馆展出。1988年，国务院上调雁鱼灯、宋子三孔币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2004年，省文物局调借87件文物在省新建的山西省博物院长期展出。山西平朔考古发掘之前，晋北地区的文物考古力量十分薄弱，只有为数很少的几名考古专业人员。 20年来，经过平朔地区的大规模发掘，平朔考古队为全省各地培养锻炼了一大批考古专业人员，许多队员如今已是当地文物部门的领导和专业技术骨干，有20 多人的被评聘为文博系列的高级职称。其中有一部分同志还受到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省、市的表彰。经多年的培养和锻炼， 30多名临时工历经20年，已成为一专多能的技术人员，勘探、发掘、清理、田野调查、绘图、修复、拓印、电脑操作、摄像等，均能操作进行。为了支援各地的考古工作，先后在大同市、忻州地区、阳泉市、连云港、天津、河南班村、侯马、黄河沿岸等地参加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这些技术人员所到之处受到普遍好评。 (历任平朔考古队队长的是：戴尊德（1983年—1985年）、宁立新（1986年—2002年）、马升（2003年—），平朔考古队的顾问：俞伟超（1982.3—2003.12.5）

在中国搞古生物化石研究的学者，应该不会忘了1923年，因为在1923年中国古生物学研究开始真正起步了，首先，1923年11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经在中国工作几十年并最终安葬在中国的葛利普教授在当时的热河省凌源进行化石考古和挖掘工作，命名了当时凌源含狼鳍鱼的地层为“热河系”；1928年他进而提出“热河动物群”之名。从此经过百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热河生物群”早已名扬天下。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教授 1923年诞生了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最早发表的古生物学学术文章，它就是北京大学地系教授李四光于1923年12月在英文版《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 Geol. China)的第2卷3-4合期上发表了《鉴定䗴类的图解法及其对华北䗴科研究的一些结果》一文。 在李四光的文中有属种的拉丁文名称，有化石特征的详细描述、比较、讨论，有产地层位的具体记载，有图版和图版说明。该文首先叙述了这类属于原生动物门有孔虫纲化石的特征，其外形像一纺锤（纺织机上的线筒），因此叫它“纺锤虫”。李四光根据中文古代纺锤称为“筳”，在它左边加了一个“形旁”——“虫”，而右边的“筳”是声旁，两者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形声字——“䗴”，李四光所造的这个字，从那时起就在中国古生物学界沿用至今。论文对8个种及变种都做了描述，并有两个图版（共19个薄片的相片）加以表示。论文记载这些种产自直隶（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甘肃诸省的十多个地点，含化石层层数最少为一层，最多达4层（山西阳泉）。论文将这些种与国外各地之链作了对比，认为它们都属于上石炭统——太原统（相当于乌拉尔统）。 另外，在1923年12月出版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第5号第2册("Bull. Geol. Surv. China,No.5,pt.2”）上有一篇中国地质学家周赞衡写的题为“山东白垩纪之植物化石”（“A Preliminary Note on some Younger Mesozoic Plants fromShantung")的论文，文中描述了产自山东下白垩统的如下植物化石属共计7属11种（其中1旧种，4新种，2相似种，4未定种）。有两页图版，为手描图。李四光和周赞衡的文章发表几乎是同时的，可以并列称为“中国人最早发表的古生物学学术文章。 另外在1923年5月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德日进与桑志华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发现更新世晚期化石群，包括哺乳动物、鸟类及旧石器等，称为“水洞沟文化”。 另外，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所写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应该是1924年12月孙云铸发表于《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号第4册的论著，题目是《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这标志着中国古生物学家也能从事深入的古生物鉴定和研究，写出大部头的著作。该书首先简述了中国北方，主要是华北的直隶（河北）省、东北的奉天（辽宁）省和山东省泰安地区与张夏地区的寒武纪地层。其实早在1920年葛利普刚到中国，就在《地质汇报》第2号上发表了两篇古生物学论文，一篇是“中国二叠纪新发现之阔翅类化石”，另一篇是“直隶开平之下二叠纪动物化石”。在前一篇论文中，描述了一个阔翅类昆虫的新种——Eurypte(Anthraconectes?)chinensi(sp.nov.)。在后一篇论文中，描述了苔鲜动物的Polypora属。这应该是中国发表的最早的两篇古生物学论文了 这里介绍一下葛利普，葛利普(1870-1946)是德裔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葛利普是一专多能的地质学家，他一生发表近300种学术著作，当时已经50岁的葛利普辞别故园与妻女，于1920年来到中国，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北洋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之后，他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34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从此他为中国地质事业以及古生物研究事业贡献了后半生。 1922年2月3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学会的刊物是《中国地质学会志》，许多古生物学研究论文在这一刊物上发表。该年4月葛利普在中国地质学会的会议上宣读“论震旦纪”的论文，这是对震旦系的第一次全面总结。《中国古生物志》创刊，出版了甲种第一号第一册“南满第三纪初期之植物化石”（傅兰林著），乙种第一号第一册（总第一号）“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葛利普著）和第二号第一册“四射珊瑚化石”（葛利普著）。傅兰林和葛利普是外国人，虽然在中国受中国政府邀请搞研究， 他 们发表的论文是职务行为，这也属于中国发表的最早的几篇古生物学论文。 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是1922年4月，葛利普的古生物学专著《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以《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号第1册的形式出版。葛利普受聘为北京大学的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是在中国土地上为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事业而工作的，他的研究成果也作为该所的系列出版物而问世，所以，他以上两篇文章和一部专著的出版就标志着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事业的发端。李四光说起葛利普他还有以下不朽的成就，比如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现在仍在挖掘，人们仍然在不断寻找那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而葛利普教授恰是“北京人 (Peking Man) ”的起名者， 当年周口店发现人类化石的消息，之所以能迅速传遍全世界，与这一简单易记的名称是分不开的。第二中国的古生物学者不断在国外权威杂志《自然》、《科学》等杂志上发表根据在辽西发现的恐龙化石的研究成果，而这不能不追溯到葛利普教授早期提出的“热河动物群”。” 1928 年，美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出版了一部科学巨著--《中国地质史》 ( Stratigraphy of China 直译为《中国地层学》 ) 。在这部书里， 他第一次提出了"热河动物群"这一名词， 用来代表分布于东亚狼鳍鱼岩系的综合化石群。 第三在 2005 年整修后重新开馆的中国地质博物馆里， 也陈列着葛利普先生鉴定 的 化 石 (Gymnosolen Grabau,Age: Precambrian, Locality: Jinzhou,Liaoning Province 葛利普裸枝叠层石， 时代： 前寒武纪， 产地： 辽宁金州)第四中国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塑造了一个葛利普教授的塑像， 放在长兴“金钉子”博物馆里。 这是因为葛利普教授在1931 年确定了“长兴灰岩”地层， 它是“二叠系到三叠系地质连续剖面”的代名词。 此后“长兴灰岩”， 成为地质学上一个专用名词，从而载入国际地层学史册，并得到世界公认。 2001 年 3 月，国际地科联过投票，正式将浙江长兴灰岩的 D 剖面确定为全球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及点（英文简称"金钉子"）。长兴“金钉子” 是地球史上最重要的断代界线之一， 也是地球 历史 上六次生物大灭绝中最大的一次绝灭事件和全球变化相联系的点位，2001 年 3 月被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确定为全球对比标准点位。其意义相当于大英博物馆的铂金米达尺，成了世界标准。第五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月球上以葛利普命名了“葛利普背侧”，一个在月亮上的山脊。葛利普教授逝世已经多年，人们仍然在不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月球上以葛利普命名了“葛利普背侧”，一个在月亮上的山脊。 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的中国地质学先驱之一朱森曾经回忆著名的美籍地质学家A. W. 葛利普 (Grabau) 为他们讲授古生物学、葛利普老师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待人诚恳，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教益，他们不仅重视课堂学习而且躬行实践，重视野外现场考察。北京西山是他们实习的重要基地。葛利普、翁文灏曾带他们去热河实习。 有媒体报道：1923年11月初，中国的东北大地被层银白色包裹得分外妖娆，早晨的屋檐下还挂着晶莹的冰柱。在这个时节，从来没有考察队进人热河省进行野外发掘工作。而北京大学的一支小型地质野外考察队此时却悄然抵达此地。他们由葛利普教授和翁文灏带队，乘着吉普车，向热河省凌源县进发。葛利普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地质学家，他此行是为了考察1880年由法国鱼类学家索瓦士研究的发现于此地的狼鳍鱼化石的地层。在凌源附近的山头，葛利普发现并采集了大量狼鳍鱼与尾类蜉蝣化石，但并无其他斩获。辽西化石群1923年，葛利普在《中国地质学》中，把当时热河省凌源县附近含化石的地层定名为热河系。1928年，他又提出了“热河动物群”的名称，用来代表分布于东亚狼鳍鱼岩系的综合动物化石群。后来， 中国的顾知微院士把与热河动物群同时期的植物群也包括进来，统称为热河生物群。

1.这三种刊物不是报，而是期刊，《考古学报》目前是季刊，《考古》、《文物》是月刊。2.《考古》、《文物》、《考古学报》内容都是考古类的，并且都坚持资料性和学术性并重，既有大量原始考古资料的报告，又有研究性论文，而且每期的顺序都是田野考古报告或简报在前、论文在后，绝无所谓“考古发掘论著“”侧重于考古文物实物论著”之说。区别仅在于主办单位不同。《文物》是由国家文物局主办，前身是《文物参考资料》。《考古学报》、《考古》是社科院考古所主办，前身分别是《田野考古报告》和《考古通讯》，唯一不同之处就是《考古学报》通常刊载的文章较少而且篇幅长。中国考古杂志《考古学报》、《考古》、《文物》，都是专业文物考古报刊；《考古学报》、《考古》侧重于考古发掘论著；《文物》侧重于考古文物实物论著；各有所长、各有千秋！

文物春秋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杂志，发表论文需要遵守其投稿要求和审稿流程。一般来说，如果你的研究与该杂志的研究方向和主题相关，并且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都得到了充分论证和验证，那么你的论文就有可能被接受发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物春秋是高水平的学术期刊，要求稿件有独创性、创新性和实用性，同时也要符合学术规范和道德规范。因此，如果你想在文物春秋上发表论文，需要认真准备研究素材、数据和方法，并进行充分的反复修改和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