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发表的论文

李奇发表的论文

一、喷涂法：这种方法类似于汽车补漆，所用原料也类似。先用原子灰打底，干燥，研磨，喷底漆，再干燥，研磨，最后喷面漆。这种修补方法的好处是成本较低，如果喷涂的好，修补处不容易被发现。缺点是时间稍长修补部位就容易发黄变色，起皮脱落，这对注重品牌的企业是极为不利的。还有就是本来一个很小的缺陷，结果一喷一大片，操作也很复杂，干燥时间很长。二、点补法：所用原料跟喷涂法类似，只是改变了操作工艺，不用喷涂，而是用小刀片点上去，干燥后再打磨。好处是操作简单了，也不用喷一大片面积了。但最主要的容易变色脱落的问题仍然存在。三、重烧法：修补部位上料后回炉重烧，这种方法的效果是所有修补方法里面最好的，但也是成本最高的。特别对陶瓷制造企业来说，燃料成本是所有成本里面最大的，有不少企业甚至在60%以上。现在燃油燃气价格疯长，很多陶瓷厂只把缺陷很大的产品选择回炉重烧，小面积瑕疵还是选择用其他方法如光固化法修补。四、光固化法：这种方法与以上各种修补方法截然不同，同时也是效果最好的。它的操作也极为简单，修补剂固化只需40秒，从打磨修补部位、填补膏状修补剂、光固化、再抛光完成修补，整个修补过程也只需要2分钟。而且耐酸碱浸蚀，耐清洁擦洗，绝对不会脱落，不会变色，解决了陶瓷厂最大的后顾之忧。这种修补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扩大修补面积，瑕疵多大，修补面积就多大。正因为光固化修补具有以上无可比拟的优势，它目前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卫生陶瓷、电瓷及微晶石材生产厂家的广泛应用。

5月份我初入出版社，接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资料。当我正热火朝天地给杂乱的文件进行分类归档时，却发现了夹在诸多文件中略有不同的一页纸，这张纸上有编辑校对过的字迹，于是我便停下了手头的事情，抱着一颗学习的心饶有兴致地看了起来：这是李奇老师写的《古陶瓷修复技艺实录》的引言。内容主要是说明了2014年李奇老师所著《把瓷玩美——一位古瓷修复专家的手迹》书名中“手迹”一词是如何由一个误会进而将错就错、歪打正着，最终敲定下来的。现在回忆起纸上的内容，编辑是从出版的角度，将引言改得更加书面化，而李奇老师最初的文字，则生动形象地还原了一个作者和责任编辑之间密切的交流过程，他们既是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合作伙伴，又是共同热爱一件事的朋友。这让我一个新人，对自己今后的编辑工作多了一份期待和想象。后来见到李奇老师，是在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办公室里。当时《古陶瓷修复技艺实录》这本书还在编辑加工阶段，尚未出版。李奇老师带着他的书稿前来，告诉编辑他又找到了书稿中存在的问题，随后便留在办公室里和编辑一起伏在电脑前逐字逐句地修改。这同样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待书稿，李奇老师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这种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态度，我想与他所从事的古陶瓷修复工作不无关系。李奇，1973年11月出生，湖北省孝感市人。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副主任，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会员，国家文物局陶瓷类文物出入境责任鉴定员，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研究生导师，湖北艺术职业学院客座教授。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文物修复与鉴赏类论文30余篇。随着2016年一部名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走红，文物修复师这一默默无闻的职业也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中。很多年轻人剃头挑子一头热地说要进故宫修文物，这半开玩笑的话，当然也是表达了大家对文物的喜爱和对文物修复师的敬意，然而文物修复师的工作可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除了热爱，还需要真凭实学，才能与其“两情相悦”。李奇老师在古陶瓷修复的道路上已经走了20年。1996年，李奇老师在大学毕业一年后进入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的前身湖北省文物总店工作，第二年就恰逢国家文物局举办首期古陶瓷修复培训班，于是被选派去学习。当时讲授瓷器修复的是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专家、古陶瓷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蒋道银先生。从此，李奇老师便师从蒋道银先生学习古陶瓷修复技艺。这20年间，李奇老师不辞辛劳、兢兢业业地守护着古陶瓷修复这片天地，许多古瓷在他手中获得新生。他主持修复了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的数千件残损商品瓷器，独立修复了湖北省博物馆国家一级藏品元青花满池娇纹玉壶春瓶、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国家一级藏品彭汉遗赠孙中山软彩双旗描金开光山水高士图索耳八角花盆等珍贵文物；同时也担任了湖北英山博物馆馆藏瓷器保护修复、安徽蚌埠市博物馆馆藏瓷器保护修复等多个保护修复项目负责人。陶瓷修复师在古代属于匠人，在士农工商的观念体系下，身份地位都不算高，即便发展至今，很多修复师甚至是硕士、博士学历，可清寂的工作环境和特殊的工作性质还是让很多人对这一行业望而却步。但一直以来，这一行当对从业者操作水平和技艺水平的要求都是十分严格的。如今，一名优秀的修复师不仅要求拥有熟练高超的动手能力，还需要各个方面的素质都达到职业要求。李奇老师告诉我们，对于古陶瓷修复师来说，专业水平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实操能力、理论知识，还是逻辑思维能力，都是不可缺少的，这直接影响了修复师所修复的古陶瓷的最终效果。除此之外，强健的身体素质也必不可少。且不说在古陶瓷修复过程中会用到很多化学材料，修复室空气中混杂着的粉尘甚至是有毒的气体可能会危害到身体，就是夏天待在为了保持特殊的温度而不能开空调的工作室里，也有可能吃不消。再者，古陶瓷修复是一项需要耐心和恒心的工作，从业者要能够耐着住寂寞、受得了挫折，并对此怀有深切的热爱。就如同虔诚的教徒，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除此之外，李奇老师认为，一名古陶瓷修复师若是能够掌握一项技能，如绘画、书法、雕刻等，则会使一些特殊的瓷器达到更好的修复效果。古陶瓷修复师虽然是与古代器物打交道，但眼界和思维却不能停留在过去，要不断学习新的理论和实践方法，这些对新时代的古陶瓷修复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李奇老师也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践行着这些职业操守。除了继续坚守在古陶瓷修复第一线，他在其他领域也成果颇丰。李奇老师在2014年出版专著《把瓷玩美——一位古瓷修复专家的手迹》；2015年主编《湖北陶瓷》；2017年编著出版《古陶瓷修复技艺实录》。他将自己在古陶瓷修复领域多年的理论知识与实操经验通过图书这一载体向外传播，好评如潮。二十年的寒来暑往，无论是在一线工作，还是理论研究，又或是写作出书，李奇老师一直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将古陶瓷修复做到极致、做到最好，诠释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活动预告为了能够更好地弘扬这种工匠精神，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特别邀请了李奇老师为我们带来一场关于古陶瓷修复的科普讲座——古瓷上的匠艺留痕。李奇老师将通过古代制瓷工匠在瓷器上留下的手作痕迹，回溯瓷器的制作过程，感受工匠们为了将瓷器更好地呈现出来而做的努力和探索，体会平凡累积出的不凡、普通融汇出的伟大。讲座现场还有机会获得李奇老师的最新力作。

部分已发表论文[1]Disturbance observer based multi-variable control of ball mill grinding circuits. Journal of Process Control, 2009, 19(7), 1025-1031.[2]Expert system based adaptive dynamic matrix control for ball mill grinding circuit.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09, 36(1), 716-723.[3]Supervisory expert control for ball mill grinding circuits.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08, 34(3), 1877-1885.[4]Constrained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for ball mill grinding process. Powder Technology, 2008, 186(1), 31-39.[5]Override and Predictive Control of Particle Size and Feed Rate in Grinding Process. Proceedings of the 26th Chinese control conference, 2007, (4), 704-708.[6]Fuzzy logic based on-line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control of a ball mill grinding circuit.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zzy systems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2007, 2, 575-580.[7]Application of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in ball mill grinding circuit. Minerals Engineering, 2007, 20(11), 1099-1108.[8]Disturbance rejection of ball mill grinding circuits using DOB and MPC. Powder Technology, 2010, 198 (2), 219-228.[9]Disturbance rejection of the dead-time processes using disturbance observer and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Chemical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Design, 2011,89,125-135.[10]Global set stabilisation of the spacecraft attitude using finite-time control techniq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rol, 2009, 82(5), 822-836[11]Stability analysis for a second-order continuous finite-time control system subject to a disturbance, Journal of Control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2009, 7(3), 271-276[12]Global set stabilization of the spacecraft attitude control problem based on quater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ust and Nonlinear Control, 2010，20(1)，84-105[13]Global uniform asymptotical stability of a class of nonlinear cascaded sy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2010, 41(11), 1301-1312[14]Global stabilization of a class of upper-triangular systems with unbounded or uncontrollable lineariz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ust and Nonlinear Control, 2011, 21, 271-294[15]Adaptive set stabilization of the attitude of a rigid spacecraft without angular velocity measurements.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Complexity, 2011, 24(1), 105-119[16]Adaptive Fuzzy PID Composite Control with Hysteresis-band Switching for Line of Sight Stabilization Servo System.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15(1):25-32.[17]Maneuvering Targets State Prediction based on Robust H∞ Filtering in Opto-electronic Tracking System. Signal Processing 2010,90(6):2002-2008.[18]Compound Control with Hysteresis-band Switching for LOS Stabilization Servo System. Proceedings 2010 3rd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ICCSIT 2010）, 2010(2):183-188.[19]自适应模糊PID控制器在跟踪器瞄准线稳定系统中的应用. 控制理论与应用. 2008,25(2):278-282.[20]A novel method of infrared image denoising and edge enhancement. Signal Processing. 2008, 88(6):1606-1614.部分已完成科研项目1.“面向节能降耗的大功率磨矿分级过程控制与优化”，863高技术项目2.“前馈神经网络的奇异学习动态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钢铁生产物料流程优化调度系统”，江苏省现代服务业软件专项项目4.“复杂系统多模型切换控制的应用研究”，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5.“高精度大离轴陀螺稳定平台误差分析与补偿控制技术研究”6.“高精度伺服稳定平台的研制”7.“AMS-02反物质研究系统的研制”8.“AMS-02快电子学和微处理器系统研究”9.“复杂选矿工艺流程的优化控制与综合自动化”10.“面向节能降耗的钢铁企业物料流程优化调度系统”11.“基于RFID的行车自动定位及物料全流程跟踪系统”12.“FMS-500物料贮运系统”13.“宽厚板行车无线调度系统”14.“炼钢转炉兑铁无线数传系统”15.“水厂加氯加矾自动化系统”16.“纸浆蒸煮、配浆自动化系统”17.“大型火电机组动态特性辨识研究”

发表的奇葩论文

有了新的科研发现，通过论文的方式讲解、展现出来，这很大家都通用的方式，只不过，一旦写了论文刊登了出去，其展现的科研发现就要遭到人们的质疑。日下，有人在一家名叫《写真地理》的杂志上发现了一篇怪异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内容十分奇葩：通过使用超能意识（它们自己编的名词），能够把已经煮熟的鸡蛋变成刚下出来的那种生鸡蛋。专业论文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被这篇文章的内容给侮辱了。

按道理来说，这种一看就是胡编乱造，毫无科学依据的论文，在被送审之初就会被截稿打回，但是这篇论文为什么能够堂而皇之地刊登在杂志上？原来，有记者调查发现，这次刊登这篇论文的杂志，根本不是什么专业的科学杂志，只是一家收钱就能登稿的营利性杂志社。也就是说，不管你的文章写的怎么样，只要交够了钱，就能登上去，内容是否合理科学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样的杂志，刊登这种迷信、非科学性的论文，就要遭到处罚。论文的作者更是罪加一等，需要接受严厉的处分。在论文里，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说法完全是自己杜撰的，但是作者却信誓旦旦地称，自己培养的许多学生都能够做到将熟鸡蛋编程生鸡蛋，那么问题就来了，谁给作者的招生资格？这些被招过去的学生，有没有交钱，学到了些什么？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利益链？这些问题，调查人员迟早会给我们答案。

杂志社为了钱，胡乱刊登这种搞笑论文，作者或是为了招生牟利，或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撰写了这篇怪异论文，这两个事件的主体，都需要为此事承担责任。

在大学毕业论文答辩中，的确见到过许多离谱的论文致谢，在许多人看来他们非常离谱可笑，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特别容易被一些细小的举动所感动，也许是在写论文的时候看到窗外的风景，门口的猫咪，或者是在家里写论文的时候，有父母的陪伴，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也许是非常日常可见的事情，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又是由这些美好的事情所组成，也正是因为有他们让我们觉得人生值得。

每个人都要写，对于一些人来说觉得特别头疼，因为自己不知道写什么，所以当他们历经一切困难写完之后，他们心中一定是有非常感慨的，知道有这多么的不容易，在完成期间有老师的帮助同学的帮助，还有家长的支持，对于一名学生来说，如果自己在生活中能够被这些爱包围的话，其实是非常开心的，在致谢中自己能够把真实想法表达出来，也是非常好的。

他们不好意思说出口，所以他们往往会把一些爱意藏于心中，但是在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也许在别人看来我们这些文字写出来的都是矫情，但只有自己知道是多么的真实，这完全是自己的内心感受，这是对自己大学4年的一个总结，也是对自己这些年来收获的一个概括。

我们要珍惜自己的每一段时光，也许在一开始会非常厌烦写论文，但是在写完之后又觉得非常有意义，可能这是自己在大学4年期间，唯一做过的一件非常严谨的，与学术那么靠近的事情。

这是因为在审核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严格，而且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和漏洞，并且也存在着炒作的嫌疑。

奇葩论文想要通过审核的话，可能是要经历特别多的困难才能通过审核，因为我们审核这些论文也是非常严格的，一般的论文肯定是不可以直接就发布出来的。

卢奇发表的论文

周建人 周作人周恩来周晔羽太信子周介孚周伯宜鲁瑞沈八斤周玉田闰土

他弟弟叫周作人周作人周作人（1885～1967）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魁寿。字星杓，后改名槐寿，奎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又取名作人，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885年1月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前途悲观失望。抗日战争爆发后，投靠日本，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堕落成为汉奸文人。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于1967年5月7日病死。【周作人主要著作书目】[创作书目]孤儿记（文言小说） 1906年6月，小说林社自己的天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泽泻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谈龙集（文艺杂论集） 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谈虎集（上下集）（杂文集） 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书局永日集（散文集） 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过去的生命（诗集） 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看云集（散文集） 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知堂文集（散文集） 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周作人书信（书信集） 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店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 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夜读抄（散文集） 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苦茶随笔（散文集）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苦竹杂记（散文集） 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风雨谈（散文集） 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瓜豆集（散文集） 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秉烛谈（散文集） 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药堂语录（散文集） 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药味集（散文集） 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药堂杂文（散文集）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书房一角（散文集） 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秉烛后谈（散文集） 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苦口甘口（散文集） 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立春以前（散文集） 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鲁迅的故事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的青年时代 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过去的工作（散文集） 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 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儿童杂事诗（诗集） 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知堂回想录（散文集） 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翻译书目]玉虫缘（小说） 美国爱伦坡著，1905年，翔鸾出版社红星佚史（小说） 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著,与鲁迅合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域外小说集(一、二集） 与鲁迅合纂译，1909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炭画（小说） 波兰显克微支著，1914年，北京，文明书局黄蔷薇（诗歌小品集） 希腊等到国作品，1925年，北京，新潮社希腊拟曲 希腊海罗达斯.谛阿克多斯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俄罗斯民间故事片 英国培恩编译，1952年，香港，大公书局阿里斯托芬喜剧集 与罗念生合译，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希腊的神与英雄 英国H.D.劳斯著，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希腊女诗人萨波斯湾 摘译英Arther Weigail著《萨福传》，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乌克兰民间故事片 1953年，香港，大公书局浮世澡堂皇 日本式亭三马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狂言选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欧里庇德斯悲剧集（1-3集） 希腊古典文学，与他人合译，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石川啄木诗歌 日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事记 日本安万侣著，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平社物语（历史演义小说），与申非合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古代隋笔 枕亭子，日本清少纳言著，198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浮世理发馆 日本式亭三马著，1989年11月与浮世澡堂合为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卢奇安对话集 希腊古典文学，1965年脱稿，199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日本小说选 20年代，上海商务出版社希腊神话 50年代脱稿，即将出版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陆奇发表的论文

上海人，陆奇毕业于复旦大学，获计算机科学学士、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后留校执教。此后就读于卡耐基梅隆大学，获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陆奇博士除了在学术界发表过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还持有40多项美国专利。

1998年陆奇加盟雅虎，2006年被任命为雅虎的资深副总裁，2007年任雅虎执行副总裁；2008年加盟微软任执行副总裁，2016年9月从微软离职。

扩展资料

在梅隆大学读博期间，陆奇发表了多篇高水准论文，迅速崛起成为计算机领域的一流科学家。1995年，博士毕业后，在师兄李开复建议下，陆奇加入了IBM实验室，研究起网络技术。

2017年1月，陆奇加入百度，担任百度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2月，被任命为百度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副主席，3月起兼任百度智能驾驶事业群组总经理，2018年7月，陆奇不再担任百度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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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奇欣发表的论文

陈奇浩，陈奇韵，陈奇桓。陈奇羽，陈奇尚。

这个问题不够明确哦。 现在明白你的问题了。我个人的想法，可以取名：陈奇颖（聪颖），陈奇彦（有才学，有德行）。

陈梓奇 陈奇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