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奇教授发表的论文

刘宏奇教授发表的论文

2005年以来，学院科研工作在立项、成果、获奖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其中包括杨光远教授主持2008年度“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印度阿萨姆邦阿洪傣族编年史《阿洪姆兰基》翻译及诠注”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项，出版专著两部、译著两部、教材三部、学术论文45篇，其中《东南亚国家经济贸易法律研究丛书》是获得云南省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惟一的特等奖项目，我院教师承担了其中的《泰国经济贸易法律选编》和《泰国经济贸易续编》两部书的编译任务。2007年，我院与北京大学合作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中云南省的东南亚语言人才问题”获得立项。（云南省教育厅省院省校合作办公室发【云合教办2007－5号】）。杨光远教授在完成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云南少数民族语言选用问题研究》、《新平傣语研究》的基础上，获得了2008年度省社科基金《傣语中的汉语新词术语研究》，其著作《十三世纪傣泰语言的语音系统研究》被纳入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创新基地文库，陆生副教授主持的教育厅科研项目《泰、缅、越非专业等级考试》于2007年通过验收，他主编教材《泰语视听说》于2008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由明日杂志官方发出的公告得知：2021年15期发表的论文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营造法式》，《人生十六七》等。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

这主要是因为他发表的六十多篇SCI论文，其中有20篇论文是属于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剩余的都是属于第二作者或者其他的称呼。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只有30%多的论文，他参与了全程的研究和发表工作。这样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果六十多篇论文全部都是属于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的话，那么普通人根本就难以完成。今天就跟大家来探讨一下网友的争议，以及它是如何完成的。

第一，他的作品数量的确是非常夸张的。现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一般情况下，一个研究生都发表不了一篇SCI论文。对于博士生的要求，也只是在自己的全部学习生涯当中，发布两篇类似的论文。而他在博士毕业之后，短短的五年时间就发表了60篇SCI论文，这样的数字是极为夸张的。因为绝大多数人想要发表一篇都难以登天。

第二，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的成就？在本科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并不是非常好，是一个普通的211大学，但是在硕士的时候，她就已经考取了985大学，然后又出国深造，在国外的爱丁堡大学完成了博士生毕业。同时在童年就完成了博士后的论文指导工作，回到国内就进入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在两年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博士生导师，并且成为了副教授。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悍的，做出这样的成就也是情有可原。

第三，如何看待网友的质疑？网友的质疑主要有两点，第一个就在于他二十多篇的论文都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参与，这说明他参与了绝大多数的研究和后期的发表工作。而且有一些专业人士在调查的时候，也发现他有很多的论文，其实并不具备太大的含金量，存在着注水的成分。

大概是每天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突然突发奇想，想到了一个论文的点子，然后就会去写这个论文，而且这个博导非常喜欢写论文，写论文的速度也非常的快，所以每个月一篇也不是不可能。

张文宏教授发表的论文

他致力于传染病的临床实验与研究。在我国疫情严重的时候以其丰富的经验，临危不惧，提出了很多可行的方案，为控制疫情做了很大的贡献。

8月19日，第十二届中国医师奖名单公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也在其中，尤其是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张文宏主任更是逐渐被人们熟知，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硬核男神”。这位“硬核男神”长期从事感染病相关的临床研究，并在今年2月，入选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除此之外，张文宏还发表论文多达150篇，在疑难感染性疾病方面都有研究。

之所以称张文宏为“硬核男神”，是因为在疫情发布会上，张文宏的言辞犀利，一语中的讲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比如他曾说过“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我也上”等一些激励人心的话语，让人们看到一位中国共产党员的决心和勇气，所以“硬核男神”的称号也被流传下来。张文宏在面对严峻疫情时，展现出了应有的自信和冷静头脑，他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来帮助人们更好防范于未然。

同时，在众多采访中也不难发现，张文宏作为一名医生的专业素养和政治视野，他通过自己擅长的专业知识，给出重要意见和建议，让人们从新冠肺炎疫情的恐慌中逃离出来，有逻辑有根据，体现了专业医生的魄力与专业。而且相比于一问三不知的人，张文宏能很好地因地施策，因地防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展现了自身的政治视野。

在这次疫情期间，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医生和护士，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无私奉献，才得以让病毒离我们远去，安心生活和工作，讲真他们真的是让人敬佩的一群人。当然，社会中还有很多“医闹”现象，希望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也希望医生行业得到更多人的尊重和信任。

很有可能会的，因为论文抄袭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实锤了的话，那么就会成为下一个翟天临。

应该是个很不错的人

刘宏伟发表的论文

原创 刘进宝 中华读书报作为新三级学人（1977、78、79年入学的大学生），荣新江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后又考上本系研究生，师从张广达先生学习隋唐史和中外关系史，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一直身处全国的学术中心，得到了北京大学张广达、邓广铭、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叶奕良等先生的指导和帮助。由于在北京工作，能够向京城及周边地区科研院所的先生们，如冯其庸、杨志玖、宁可、王尧、沙知等请益和问学。再加上他是我辈学人中赴欧美、日本及台港地区访学最多的学者之一，所以与国际学界的著名学者，如日本的藤枝晃、香港的饶宗颐、俄罗斯的李福清、马尔沙克等学者也有交流。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就是他与这些学者及友朋交往的记录，既是个人从学的回忆，又有对逝者的追念；既是荣新江从一个青年学子成长为学术大家的记录，又是一个时代敦煌学学术史的珍贵史料。与饶宗颐、季羡林先生在一起（右起：荣新江、饶宗颐、季羡林、饶女公子、林悟殊）一位学者的成长史作为“新三级”学人的代表，荣新江是幸运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科学的春天”到来时，敦煌学方兴未艾，当时北大的一些先生们开始大力推动敦煌学研究，并成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五卷《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奠定了北大在国际敦煌学界的地位。当年，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在北大历史系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的同时，还由他们倡导，并在他们周围慢慢“形成了一个敦煌研究的圈子，包括东语系的季羡林先生、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和宿白先生、中文系的周祖谟先生等等”（《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第114页。下面引用本书只注明页码）。“北大图书馆对于王先生为主导的这个敦煌研究小组给予很大的支持，特别把图书馆的219房间，作为并没有正式名称的这个敦煌小组的研究室”，将图书馆新购进的法藏、英藏和北图的敦煌缩微胶卷，全部放在这个研究室里，同时从图书馆的书库中调集了五百多种中外文敦煌学方面的图书，包括《西域文化研究》等。因为荣新江是学习委员，也负责这个研究室，拿着这个房间的钥匙，“所以除了上课的时间，我都在这个屋子里‘值班’，这既给我浏览全部敦煌文书缩微胶卷的机会，也使我得以饱览集中到这个研究室中的敦煌学著作。不论是老师还是研究生来，都是我帮他们找到要看的那卷缩微胶卷，或者是相关的图书”（第115页）。“如果哪位老师需要找缩微胶卷中哪个号的文书，我就事先把胶卷摇到哪个号的位置，等老师来看。”（第254页）这在今天的许多青年学子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也会被认为是额外的负担。新江君却能长期坚持下来，既能方便其浏览全部敦煌文书缩微胶卷和这里的敦煌学著作，又能在帮助老师们准备缩微胶卷和图书时，获得教益，向老师们学得更多的知识。大学期间与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在课间留影。从右向左：张广达、王永兴、荣新江、张建国、卢向前从荣新江的论著可知，他不仅对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非常熟悉，而且在敦煌、西域的民族历史研究中也比较得心应手。原来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读了本书，才知道他还在藏文文字的学习上下过功夫。如1980年代中期跟随王尧先生学习古藏文的经历就很有启发。为了利用敦煌藏文文献，新江君先参加了一个藏文的速成班，“一年下来，非常见效，学会了基本的文字、语法知识，翻着《藏汉大辞典》，可以读一些简单的藏文了”。但他“学藏文的目的是想看敦煌的藏文文书，这些文书是古藏语写成的，只有现代藏语的知识还无法上手。而当时对敦煌古藏文文书进行释读并翻译的学者，主要就是王尧先生和他的合作者陈践老师”。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插班去听王尧先生的古藏语课，向他学习如何解读敦煌藏文文书”（第216页）。同时购买了王尧和陈践先生的《吐蕃金石录》《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吐蕃文献选读》《敦煌本藏文文献》《吐蕃简牍综录》等。“对照藏汉两种文本，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和学习。这样做，一方面是积累古藏文的词汇，另一方面也是把一些最基本的敦煌藏文文献熟悉起来。”（第217页）通过古藏文的学习，荣新江不但利用古藏文文献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汉文文书，探讨了通颊部落作为吐蕃王国在东北边境设置一级军政组织，到归义军时期又演变为部落的全过程，完成了《通颊考》一文，在《文史》和英文本《华裔学志》（德国出版）同时发表。而且对他“后来研究敦煌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的历史，以及研究于阗历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第219页）。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新江君在敦煌、西域民族历史研究方面取得成绩的原因了。除了《通颊考》外，他还有《龙家考》《据史德语考》（与段睛合著）《甘州回鹘成立史论》《所谓图木舒克语中的“gyazdi-”》等文及于阗、吐火罗语研究的论著。右为荣新江跟随王尧先生学藏文的笔记上世纪80年代，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比较密切，学生们可以经常到老师家中去聊天、问学，而且还常常帮老师跑腿。如王永兴先生给历史系学生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时，王先生都是用一个包裹皮兜着一堆书去教室。荣新江作为中国史班的学习委员，也就成了这门课的课代表。所以王先生每次上课时，他“就骑车先到健宅（王先生住处）去接王先生，把他要带到课堂上的书挂在车把上或驮在后座上，和王先生一起，一边聊一边走向教室，上完课再送他回去。记得冬天下雪时，我也不敢骑车，就一手提着那个大包裹，一手搀扶着王先生”（第112—113页）。当王先生来研究室看书时，“我经常把他从图书馆借的书送到他健宅的家里，因为他那时一个人住，所以后来连换煤气罐、到邮局送信发电报之类的活，都是我来帮他做的了”（第115页）。这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特有的一道风景吧！也只有与老师这样密切的近距离交流和来往中，老师才会无意中将自己的看家本领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人文学科的学人并不是在教室里教出来的，而是在导师的书房中聊天聊出来的。敦煌学术史的珍贵史料人生的许多事，大部分都是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创造条件，或不断改善条件而完成的，很少有将所有条件准备充分才开始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的境况，今天的年青学子绝对无法想象。如《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创办就是一例。此前，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资助饶宗颐先生，每年出版一期《九州学刊》的敦煌学专号，荣新江曾帮饶先生组稿编辑。当编辑了两期专号后，他认为这笔钱可以支持在大陆办一个专刊。1994年3月，当新江兄再次到香港后，就“与饶公商定，把原本由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资助《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的经费，转到北京，单独办一份《敦煌吐鲁番研究》专刊。这就是1995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由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三位先生主编，我负责具体编务，前六卷的具体工作就是我来做的。”（第267页）但出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甚至差点夭折的情况，一般的学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即《敦煌吐鲁番研究》到第四卷出版时，香港的资金没有到位。“几位老先生也是一筹莫展。于是，我们想到冯其庸先生，由柴剑虹出面，向冯先生汇报了情况。冯先生一口答应帮忙解决，不久就安排了一位企业家与我们编委的几个同仁开会，那位企业家听了情况说明后，溜之大吉。冯先生听说后很生气，随即自己掏腰包，给了我们出版一卷的全部经费……如果没有冯先生的雪中送炭，《敦煌吐鲁番研究》恐怕到第3卷就会夭折，那样就应了日本学者在我们创办刊物时说的一句话，‘有很多三期刊物’，就是办了三期就办不下去了。好在我们有冯先生，让我们渡过了难关。”（第247页）随冯其庸先生考察楼兰作者笔下的宁可先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宁先生为了主编完成《英藏敦煌文献》S.6981以后的部分，让新江君协助第11—13卷的标目，当时宁先生正在住院，不顾身体，在医院每天讨论，因为探视时间的限制，宁先生让荣新江从楼房的后面翻进阳台，在病房里一天一天地工作。“我们不必用赞扬焦裕禄的话语去表彰宁先生，他其实是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锲而不舍，学术高于一切。”（第177页）宁可先生在学术上有许多建树，但他发表的敦煌学论文并不多。作为敦煌吐鲁番学会的领导人，“他对敦煌学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参与编纂的《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等敦煌吐鲁番学会主持的大型图书成果当中”（第178—179页）。这正体现了一位学术领导人和学术组织者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值得今天的青年学子学习的。宿白先生是考古学的大家，他的文献功夫非常深厚，对石刻文献也是烂熟于心。对莫高窟的早期营建史来说，最重要的文献就是原立于第332窟前室南侧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即《圣历碑》）。可惜的是该碑在1921年被流窜在莫高窟的白俄军人折断，上截碑石已佚，下截残碑现存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宿先生却在北大图书馆收藏的数万张拓本中，找到刘喜海、缪荃孙递藏的碑石未断时拓本，再利用法藏P.2551敦煌抄本，复原出原碑形式，并整理出完整的碑文。在此基础上，宿先生利用碑文所记从乐僔、法良，到东阳王、建平公，在相关的系列文章中，对莫高窟早期的营建史，做出自成体系的解说。”（第258—261页）这类学术史的重要资料，如果不是荣新江将其记录下来，可能就会湮没无闻了。新江君是我们这代学人中走访海外敦煌吐鲁番文书收藏机构最多的学者，本书中也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信息。在《怀李福清》一文中披露，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东方中心，“里面有满铁和大连图书馆的藏书。这些应当是1951年苏联红军从东北撤出时转移过来的‘战利品’，但这类图书到底有多少，值得再来仔细调查”。敦煌文献被为是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敦煌壁画又被法国人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所以敦煌学与许多学科都有交叉。本书中的多篇文章都涉及到了相关的问题，虽然都是寥寥数语，却是画龙点睛，给人启发。如敦煌文献数量庞大，内容博杂，而且以佛典居多，“所以要从中拣选出最具学术价值的文书，除了要有雄厚的学养外，还要独具慧眼”（2页）。“东汉以来，梵书胡语流入中国，对汉语影响至巨。但自陈寅恪先生以后，治汉语史且谙梵文者不多。”（12页）现在，“敦煌学界虽然有人在研究佛典和俗文学作品时可以广泛使用汉译佛典，却很少能够熟练运用梵汉对证的方法，追本溯源”（第53页）。我从事敦煌研究后，一直比较关注敦煌学学术史，近年又重点研究学术史，但许多学术史的信息，我还是从新江君的书中第一次知道。如沙知先生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是我们的案头必备书，但不知道沙先生后来利用在俄罗斯调查敦煌写本的收获和《俄藏敦煌文献》中公布的图版，“将俄藏敦煌契约文书校录补充一过，作为《补遗》，印入再版本中”（第280页）。由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自然是敦煌学子们常用的工具书，但“最主要的实际主持人是宁可和沙知先生，而催稿人则主要是沙先生”（第281页）。另外，荣新江编的《向达先生敦煌遗墨》所收向达致曾昭燏的信，因为与原件图版进行了校对，比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文教资料简报》上的更加可靠。沙知先生请美国友人帮忙找到曾昭燏的后人，“获得向达敦煌考察期间致曾昭燏信的所有图版”（第284页），这才有了校对精良的本子。饶宗颐先生的学问非常广博，成果非常突出。但没有正式上过大学的饶先生，如何能产生这样巨大的学术成果，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本书强调的一点是，饶先生于1949年移居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香港后，“当时也很担心这里能否做学问。但后来发现，此时的香港，可以说是三国时期的荆州，在各地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某个地方如荆州，居然暂获安稳，聚集了一批天下英才，一时间学术文化也达到一定的高度。他说50年代以来的香港，正是如此，大量的人才、资金、图书都汇聚在这里，为这里的学人，提供了相当好的治学条件”（第271页）。例如，1950年代英藏敦煌缩微胶卷“一开始出售，香港一位有钱人就买了一套，提供给他做研究”，“饶公敦煌学研究首先受益于伦敦所藏敦煌缩微胶卷，然后才是到法国讲学期间系统整理敦煌曲和敦煌白画”（第272页）。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敦煌学学术史信息。《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所收各文，在当初发表时，我在不同的时期基本上都读过，现在又集中起来，全部重读一遍，印象更加深刻。以上我仅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学术史角度予以介绍，实际上本书所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信息量很大，值得重视，值得推荐给更多读者。（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荣新江（1960年—），北大历史系教授他的学生马雍、李学勤、陈高华、刘乃和等等，他也自己做讲座,一到过春节，就会去给几位老先生拜年，虽然我在北京过年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但在的时候都会去拜年。拜年主要是听老先生们聊天，见识。现在回想起来，记得最多的可能要数邓恭三(“必记本”注：即邓广铭，字恭三)先生给我们讲的事了，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问什么讲什么，从学习方法、治学做人，到学人掌故，听得我们总是不忍离去，直到下一拨拜年的人把我们“赶走”。

荣新江中学的学生主要来自宁静县的中小学，以及全国各地的接受高中教育的学生。

任宏教授发表论文

2、2003年以来承担的科研项目:2006年10月 加快我省产业集群科技知识溢出对策研究2007年10月 WTO绿箱支持措施新发展与我省支农制度创新研究2006年10月 过渡期山东外贸服务体系建设研究2006年10月 研究生创新能力人才培养模式的国际比较3、2003年以来著作、论文情况2004年12月 论文《国际保理的法律基础》2005年9月 论文《国家实力决定语言强势》2006年6月 论文《英语谚语和汉语谚语中的隐喻》2006年9月 论文《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大学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2006年6月 论文《浅谈英汉复合名词比较及其教学》2004年3月 教辅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一线通---模拟考场》2004年3月 教辅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一线通---听力》2007年3月 《高职高专快速阅读教程2》

任宏，教授/博导，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院长。任宏教授是国家百千万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留英博士、重庆市名师，是全国高等学校工程管理专业指导委员会、工程管理专业评估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宏教授长期从事工程管理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论文100 余篇，其中SCI/EI 检索50 余篇，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20 余项，出版专著及教材20 余部。

刘和平教授发表的论文

江西南昌人，毕业于江西省粮食学校大专班财务会计专业。 刘和平，自1993年从业以来，先后在内地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深圳特区报、深圳法制报、香港商报以及读者、家庭、深圳青年、知音、黄金时代等杂志上，发表过纪实文学、散文、新闻作品、评论数百万字，并曾获得过香港最佳新闻奖、深圳市及广东省好新闻奖等荣誉。

刘和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调和分析。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多篇，应邀到多所国外大学访问、做学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