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发表论文

人文学发表论文

文学学术论文的创作一定是基于现有工作的提高和改进，那文学学术论文要如何发表呢？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如何发表文学学术论文的方法，谢谢你的阅读。 如何发表文学学术论文 1.有了自己的学术成果后，按其研究方向在中国知网等论文收录网站上查找和你所研究领域相关的文献。确认你的核心内容前人没有研究发表后，选择该领域的相关杂志; 2.按照所选杂志的格式要求，将自己的研究内容撰写成论文，通过该杂志的制定投稿渠道进行投稿，之后进行耐心等待; 3.编辑审阅后如果不感兴趣会直接退稿，如果感兴趣会给你提出修改意见，从投稿到第一次审回一般要2个月以上，按照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改正，并在给编辑回复时对其提出的每一条意见进行逐条回复，之后继续耐心等待; 4.二审后，基本就离发表不远了，一般会再给你提一些格式类的细节修改问题，解决后回复，等待发表就好。 关于文学的学术论文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结合 摘要： 随着现代计算机网络的不断发展，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逐渐的走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文学与传统的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与传统的文学还有一定的差距。随着网络文学的不断发展和体系的不断完善，网络文学必将和传统的文学一样，成文文学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主要是从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现状的比较和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结合两个方面来对进行了探析。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口头形式的文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于是人们发明了造纸术，传统的文学逐渐取代了口头文学。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计算机网络的不断普及，人们对文学的要求越来越高，而网络文学正在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网络文学从外表看上去只是对写作的形式进行了改变，其实这是在文学领域正在进行的一场革命。 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现状的比较 网络文学为文学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网络文学的写作改变了以前一个人写作的模式，变成了一个集体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写作和修改。但是，归根结底网络文学还是一种文学，它与传统的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复杂的关系。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并不是由二者不同的文学特征所决定，而是取决于不同的载体，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比较实际上是构建于两种不同的文学传播载体之上。 (一)存在方式的比较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存在方式的比较方面有了极大的改变，主要从文本形式、文类界限和文本载体方面进行比较。 (1)文本形式的不同 对于传统文学的文本形式大都是由线性平面的文本结构构成。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尽管运用了倒叙和插叙等手法，但是受到媒介的三维空间的限制，其文本的容量是有限的，大大的限制了传统文学的发展。网络文学的文本形式是超文本链接的形式，在阅读的时候显示出超线性或多线性，既由刚线性结构转变为线性结构，又线性结构转变为链接性结构，由封闭式结构转变为开放式的结构。 (2)文类界限的不同 在传统的文学类型中，有诗歌、散文、剧本和小说，生活实录和文学创作、虚构文学和纪实文学、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都非常的明确。当我们在欣赏一个传统的文学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的分辨出这篇文章是哪一种的体裁。但是在网络的文学作品中这种文学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在阅读网络文学作品中，我们很难将这些作品进行分类，因为这些文学作品给我们的感觉往往是模糊不清，应用传统的文学分类也无法对他们进行归类。 (3)文本载体的不同 传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以报纸、杂志和书本等载体呈现出来，它们摆放在书架或者书桌上面，构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网络文学则是是电子符号呈现在电脑上，传输在网络之上。网络文学的创作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和开放性。 (二)创作模式的比较 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创作模式的不同主要是从构思方式和创作手段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1)构思方式的比较 传统文学的创作是一个人进行的，它的构思是基于个人的艺术思维，主要表现出作者一个人的生命感悟和生命的体验，不断为传统文学的内容而寻找新的形式，用整体的艺术来施展个人潜在的艺术价值，为作品的形成创造出审美原创的艺术基础。而网络文学的构思方式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构思方式，网络文学的写作是随意的，不需要对作品进行整体的艺术构思。网络文学就是第一时间记录下当时的生活状态和真实的感受，只是简简单单的写下个人的喜、怒、哀、乐，写下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一些事物的看法，不是因为写文章而去思考。 (2)创作手段的变化 在传统文学创作的时，作者是通过笔在纸上一字一字的写作出来，然后在对其进行修改。而对网络文学的创作，作者只需要在键盘上输入或者是用交互语言的平台上进行语音输入。这种创作手段的变迁，使得作者创作起来更加的具有效率，创作的环境更加的舒适。 (三)传播模式的比较 (1)传统文学是以书面材料为载体进行传播。 传统文学的传播途径属于单方向的，传播模式只是作者——传播载体——读者。对此，有人就认为：“在这里作者是核心元素，对作品内容具有极大的控制能力，而读者只是根据作者的创作思维来进行阅读和品味。 (2)网络文学具有双向交流的特性。 网络文学信息的传播是双方向的，它的传播模式是作者——载体——读者——作者(或者是其他的读者)。在一般的情况认为，读者得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作品时，才会更容易的去进行阅读和交流。在网络文学中文章的作者和读者可以互换角色，这样就形成了作品再被创作的过程，将作品的创作变成了一种欣赏。 (四)语言的比较 网络文学在存在方式、创作模式和传播模式的改变必将会对语言带来一定的变化。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它的语言突破了传统语言的束缚，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性。 传统的文学特别注重文学语言的情感性，常常通过气氛的渲染、景色的烘托来表达出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有时为了丰富作品中的思想和感情上的表达，作者往往会对某些故事情节进行长篇的叙述。而对于网络文学的的阅读和传播，网络文学的作品其语言往往追求简单、直观、形象的表达形式。 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往往需要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在阅读的过程中，根据文学中的语言的描述，在读者的脑海中会勾勒出作品中人物的形象。但是网络文学语言改变了传统语言的色彩，程序化的语言模块取代了个人的色彩，使读者阅读起来更加的生动形象。 作为一种新的 文学形式而出现， 网络文学的出现适应时代的 发展。它最近几年刚刚发展起来，在文坛中还没有像传统文学那样的根深蒂固，但是与传统的文学相比其还有极大的优势。我们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网络文学的发展，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他们更好的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二、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结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 计算机网络的不断普及，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力会与日俱增，传统的 写作与网络写作的竞争也会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文学的优势逐渐的表现出来，网络文学有压倒传统文学的趋势。但是，它们归根结底都是属于文学，它们只有在相互弥补和完善中才能共同的发展，二者的关系正在慢慢的结合，具体的表现主要体现在： (一)开发工具的结合 在传统的文学模式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是在一张桌子上拿着笔慢慢的进行文学的创作，在种创作模式在现在的生活中已经不常见了。在现在的写作过程中是作者 应用电脑和网络的写作方式，无论你是在家里、郊外或者是公交车上都能对文学作品进行创作和修改。当文学作品创作完需要 发表时，作者可以通过网络将 文学作品发送到相关出版社的网站或者邮箱当中，彻底代替了以前通过邮信的方式来发表文章，提高了文学作品的安全性。美国信息传播学家保罗·利文森曾经说过：“个人计算机以及它对书写的影响可以被看成是书写缺陷的补救媒介。”在开发工具这方面，传统文学的作者在应用网络文学 工作方式的模式，是对开发工具方式的结合。 (二)发布方式的逐渐结合 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在发布方式上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将两种文学的发布方式有机的结合起来是两家作者希望达到的目标。传统文学作者在将自己的作品发布的同时，也在建立自己的微博和网站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宣传。建立一个与读者交流的平台来与读者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使得每一个作家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发布中心”和“出版社”;一些网络文学的作者也应用传统的文学发布模式，他们在网络上发布作品的同时，也 联系相关的出版社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出书卖和报纸进行连载，网络文学的作者借用传统的文学评价的标准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要求，以获得传统文学界的肯定，无论是网络文学还是传统的文学，文学作品的发布方式的改变都极大的增强了作品的生命力。 (三)思维观念的逐渐结合 网络文学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逐渐的成熟起来，也认识到了自身的缺点和劣势，应该努力学习其他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对传统的文学进行学习，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自身水平。在这段时期内，传统的文学也逐渐认识到了网络文学的本质，对网络文学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学习网络文学的优势，为自身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在文学的评价标准方面，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也正在逐渐的结合，对于传统文学它的受众面很窄，影响力在一个狭窄的范围之内，传统文学的作者往往认为凡是发表的文学作品都应该是精品。但是受到网络文学的影响后，他们看到只要是面向大众的文学作品，能够更好的达到对文学作品进行普及的作用。所以在传统文学在创作和发布传播工具方面，以及反映 社会新气象和新的生态 环境等方面，大力向网络文学靠近。 比以往任何时候的范围更广、速度更快。但是想要将网络文学融入到传统的文学中，让传统文学完全容纳网络文学，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例如一些生命力很强、具有深刻内涵小说也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努力之后，最终成为经典之作。传统文学虽然根深蒂固，但是也经不起时间的磨损，它的劣势也逐渐的显现出来，网络文学为弥补传统文学的缺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网络文学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也为传统的文学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二者逐渐的结合为读者提供更为满意的文学作品。 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并不是意味着文坛的破裂，实际上是各个板块之间的紧密互动。一方面，商业出版社将大众文学与网络文学自然的结合在一起，网络文学中一些优秀的作品可以通过出版社出版，传统的文学又可以通过网上付费的模式在线阅读。传统文学逐渐的结合网络，在创作上频繁的交流，作者之间不断的研讨和培训，两种写作方式展开积极的对话，寻找更多的关联点。 三、结语： 从根本上来讲，网络文学就是对传统文学的一场改革。对于这场改革传统文学领域的大多数作家对网络文学还不是非常的了解，我们必须对网络文学有进一步的理解，认识到网络文学的优势和长处。这场文学的改革异常的盛大，意义注定重大，有网络文学引发的新的文学高潮，为中国当代文学开辟了崭新的时代。 看了“如何发表文学学术论文”的人还看： 1. 大学学术论文怎么发表 2. 本科生如何发表学术论文 3. 发表学术论文的心得 4. 大学生如何发表学术论文 5. 大学如何发表学术论文

1、来稿要求论点明确、数据可靠、逻辑严密、文字精炼，每篇论文必须包括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单位所在地及邮政编码、摘要和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一般为导师）简介（包括姓名、性别、职称、出生年月、所获学位、主要从事的工作和研究方向），在文稿的首页地脚处注明论文属何项目、何基金（编号）资助，没有的不注明。2、论文摘要尽量写成报道性文摘，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4方面内容（100字左右），应具有独立性与自含性，关键词选择贴近文义的规范性单词或组合词（3～5个）。3、文稿篇幅（含图表）一般不超过5000字，一个版面2500字内。文中量和单位的使用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最新标准。外文字符必须分清大、小写，正、斜体，黑、白体，上下角标应区别明显。4、文中的图、表应有自明性。图片不超过2幅，图像要清晰，层次要分明。5、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采用顺序编码制，请按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所引文献必须是作者直接阅读参考过的、最主要的、公开出版文献。未公开发表的、且很有必要引用的，请采用脚注方式标明，参考文献不少于3条。6、来稿勿一稿多投。收到稿件之后，5个工作日内审稿，电子邮件回复作者。重点稿件将送同行专家审阅。如果10日内没有收到拟用稿通知（特别需要者可寄送纸质录用通知），则请与本部联系确认。7、来稿文责自负。所有作者应对稿件内容和署名无异议，稿件内容不得抄袭或重复发表。对来稿有权作技术性和文字性修改，杂志一个版面2500字，二个版面5000字左右。作者需要安排版面数，出刊日期，是否加急等情况，请在邮件投稿时作特别说明。8、请作者自留备份稿，本部不退稿。9、论文一经发表，赠送当期样刊1-2册，需快递的联系本部。10、请在文稿后面注明稿件联系人的姓名、工作单位、详细联系地址、电话（包括手机）、邮编等信息，以便联系有关事宜。

个人发表论文的渠道无非就两种，第一种是自己投稿发表，第二种是需要中介代理投稿。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第一种自己投稿发表，比较适合自己有投稿经验的朋友，时间相对比较宽裕，一般自己投稿建议提前1年以上的时间准备。对知网和数据库有一定了解和操作基础。有以上条件的话 相对自己投稿是比较顺利的第二种中介代理投稿，比较适合着急发表的朋友，因为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快速的确定符合你条件的期刊，会省去大量的时间。不过因为机构参差不齐，导致很多不法分子在其中坑蒙拐，所以需要鉴别真伪的能力。和对期刊鉴别真刊方法。

可以通过杂志社发表你的论文。一般来说，杂志会提供发表论文的服务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才能发表。虽然你可以通过杂志发表你的论文，但是杂志发表论文也有一定的要求。如果论文中有抄袭，杂志不会允许发表。因为如果发表了抄袭，杂志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杂志会有这样的规定。

相关信息：

论文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lùn wén，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

2020年12月24日，《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提出，本科毕业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2%。

论文学是人学发表

文学无用 怡情养性 洞察世事人情

钱谷融 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钱老于那年2月初写成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之后，钱谷融受到批判。如今，这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事件。 钱谷融(1919/9--?)著名文艺理论家。江苏武进人。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

结论：宋代文学家陆游最早提出“文学是人学”。解释原因：陆游在他的《岳阳楼记》中提到“夫文学者，安得不人”，意思是文学是与人密不可分的，必须借助于人才能完成。这个观点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内容延伸：陆游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思想家，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文学是人学”的理念被后来的文学家引用并分析，深入地剖析了文学与人的关系，对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最早提出“文学是人学”这一观点的人是中国唐朝文学家韩愈。他在《进学解》中提出：“凡学之道，必以人为本。”他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和提高人的素养，因此文学必须以人为中心，以人的需要和情感为导向，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韩愈还强调了文学的社会责任，认为文学家应该以自己的作品来启迪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走向正确的道路。韩愈的观点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的观点也得到了后世文学家的广泛认同和继承，例如金庸也曾说过：“文学的本质就是人学，人的一生中没有文学，就像鱼的一生中没有水。”

人类学论文发表

杨书森，撰写《门外有敲门声》。

影像志与“青海学”交叉研究探讨：青海民族研究 2012年第4期塔尔寺六族宗教信仰的历史与现状考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黄河上游汉人社会的文化传承与变迁——贵德“家族团拜”的文化透视：中国人类学评论2011年第26期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第二作者“王化”家族——基于对西祁土司的历史考察:青海民族研究 2010年第4期拉卜楞的神山与圣水 ——安多扎西祺地区自然生态的文化阐释 中国民族学 2010年第6辑 第二作者塔尔寺与塔尔寺六族研究状况述要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0年第6期多元文化视阈中青海藏人的农牧业生产及习惯法规范述略 :青海师大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卓尼嘉波（土司）与卓尼文化生态实践 青海师大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第2期藏传佛教寺院僧人养老模式研究：以塔尔寺为例 北方民族大学 2009年第3期文化变迁研究与“深描”：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二作者灯影戏作为文化传承载体在民间场域中的实现——以青海湟中光明灯影社为例：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8年 第3期民族志与文学文本的创作——以《三水故事》为例青海民族研究 2008年 第3期社会转型期贵德汉族生计方式的多元化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前佛教时期卓尼宗教信仰和生态文化述论西北民族研究年 第2期2008青海农区藏人婚俗文化变迁调查分析 宁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贵德汉族学风传统调查研究 青海师专学报 2007第3期贵德汉族节庆民俗变迁研究 西北第二民院学报 2007年第3期神圣与世俗间的信仰之旅——贵德汉族信仰习俗调查研究青海社会科学 2006第5期贵德社火的文化人类学分析 攀登 2005年第2期虔信与热情—热贡六月会论析 青海民族研究 2004年第1期为青春美文作一些辩护 社会科学战线 2001年5月论唐诗中的青春气息 科教论文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5月阅读《尘埃落定》 科教论文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5月庄子人生哲学思想浅析 青海师专学报 2000年第2期参著：《内地旅行者眼中的拉卜楞》第一章 第四节（丁明德与拉卜楞的现代初等教育）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0年11月。《卓尼生态文化》第五章（卓尼的神山圣水）、第六章（藏传佛教在卓尼的兴衰演变与卓尼生态文化实践）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7年8月。专著：贡本与贡本措周——塔尔寺与塔尔寺六族供施关系演变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12年3月版写文化之后的“互文”实验——个体经验史的诗性记录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8月版参与并完成的课题：1、2011年7月-今，参与“青海少数民族儿童电脑学习” 福特项目。2、2011年5月至今，参与国家民委课题“青海省双语教学问题研究”。3、2010年12月-2011年6月，参与完成“边玩边学——青海少数民族儿童电脑学汉语”福特项目。4、2008年8月-2010年，参与完成政府委托项目“拉卜楞历史文化遗存”，发表论文1篇。5、2007年12月-2007年8月，参与完成政府委托项目“卓尼生态文化及影视人类学纪录片”，发表论文2篇，撰写已出版著作《卓尼生态文化》的第五、六章。6、2006年7月-2006年12月，参与完成校级课题“青海藏族习惯规则调查”，发表论文2篇。7、2004年至2005年3月，参与完成国家级课题“西北民俗资料数据库——青海文献资料”的建立和制作，总计5万余字。主持课题：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藏汉蒙边缘地区宗教信仰与社会秩序研究》高层次人才项目：《主体功能区建设与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以青海贵德为例》2011年:青海省社会科学规划办重点项目：《青海省民族教育领域双语教学问题研究》2010年：服务国家战略项目：《青藏高原民族文化根系研究及图像实践》，已递交结项申请。获奖情况：2011年获青海民族大学年度考核优秀奖。2011年获得青海省省级小岛奖励金。《“王化”家族——基于对西祁土司的历史考察》获青海民族大学2010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民族志与文学文本的创作》、《前佛教时期卓尼宗教信仰和生态文化述论》获青海民族大学2008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

由加拿大温尼伯大学古人类学家米里亚娜·洛克桑迪可博士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宣布，人类祖先的一个新人种被命名为“博多人”（HomoBodoensis）。这个人种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时期的非洲，可能是现代人的直系祖先，或有助于解开全球范围内人类谱系的联系问题。相关论文发表在近日的《进化人类学》杂志上。尽管现代人，即智人是唯一幸存的人类血统，但其他人种也曾在地球上出现。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大约77.4万至12.9万年前（曾经被称为更新世中期，现在更名为Chibanian）的人类化石。先前研究表明，智人在这一时期出现在非洲，而尼安德特人则出现在欧亚大陆。然而，人们对人类进化的这一关键章节的大部分内容仍然知之甚少——古人类学家称之为“中间的混乱”。为了解决所有困惑，研究人员挑选了来自埃塞俄比亚博多达尔的一个头盖骨来描述新人种，即HomoBodoensis（博多人），他被认为是人类的直系祖先，描述的是大多数来自非洲的更新世中期的人类和一些来自东南欧的人类，而来自东南欧大陆的许多人将被重新归类为尼安德特人。

发表人类学论文

杨书森，撰写《门外有敲门声》。

吴定良（1894年1月—1969年3月24日），字均一，曾用名士华。人类学家、教育家。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生前曾经创刊并主编《中国人类学志》，与欧阳翥、卢于道等人发起创立“中国人类学学会”。个人经历1894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1924年南京高等教育学堂毕业，留校当助教。192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学习。1927年—1934年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学习，先后获统计学博士学位与人类学博士学位。1934年—1935年瑞士楚列须大学人类学院从事研究。1935年—1942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人类学组主任。1942年—1945年任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1946年—1947年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教授。1946年—1948年兼任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47年—1952年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人类学研究所所长。1952年—1969年任复旦大学生物学系教授、人类学教研组主任。1969年3月24日病逝。吴定良，1893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父为当地著名中医，长于喉科。生子二人，女三人吴定良排行第五，幼年丧母。继母不贤，不准其进学校，关在家中帮做家务。后在父亲力争下，得以进私塾读国文，另找人为其补英文、算术，欲培养他继承己业，当一名中医。12岁时，父病故。继母更恶，不得已离家独立生活。他自幼勤奋好学，没有母爱的艰难童年和少年期更养成了他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1916年吴定良以同等学历考入江苏扬州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同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改名为东南大学）教育心理学系。1924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26年，江苏省招收“乡村教育”和“教育行政”官费留学生各一名，他考取了“乡村教育”的名额。同年8月，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次年，转学到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继续攻读统计学，师从英国著名的统计学与人类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教授。学习期间，发表了“相关率显著性查表”等多篇统计学方面的论文。他踏实严谨的学风、刻苦钻研的精神，深得导师和同事们的赞扬。1928年获统计学博士学位。1930年，经英国统计学家O．U．耶尔（Yule）教授介绍，在荷兰，由全体学社员大会投票选举通过，吴定良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第一个中国社员。同年，参加在波兰举行的年会。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化石头盖骨，英国泰晤士报等均以大号标题作了报道，使当时在皮尔逊教授主持的“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工作的吴定良十分兴奋与自豪，同时也为自己国家的宝藏却要由外国人来主持研究而深感遗憾，由此下了钻研人类学的决心。他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补助费，继续留在英国，跟随皮尔逊教授学习人类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学习人类学的留学生。当时，“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是国际上研究生物学与人类学的中心。在英国著名的“Bio-metrika”杂志“Philosophical Transacsion and Proceeding of Royal Society”杂志以及剑桥大学的“Philosophical Magazine”上，吴定良与导师皮尔逊合作，或与著名人类学家G．M．莫兰特（Morant）合作，或自己单独发表统计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论文50余篇，并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1934年由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J．L．马斯（Myess）介绍加入“国际人类学社”，同年，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年会。因为瑞士有大量头骨标本，1934年夏，吴定良到瑞士楚列须大学从事埃及9世纪头骨的研究。1935年夏，吴定良回国，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同年，与刚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毕业、留校当助教的史久庄女士结婚。怀着创立与发展中国人类学壮志的吴定良，在设备差、助手少的困难条件下，终年奔走在少数民族地区作体质调查，同时积极着手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任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吴定良发表了10余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并创刊和主编了“人类学集刊”，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定良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任该校史地系教授，开设普通人类学及统计学课。在他的努力下，1947年9月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他任系主任兼所长。在1946年到11948年期间，他还兼任国立暨南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他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的科研人员与师资力量。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5月，吴定良与卢于道、欧阳翥、刘咸等在杭州发起组织中国人类学学会、他当选为理事。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与暨南大学人类学系均并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吴定良任人类学教研室主任，为全系学生开设人体解剖学课。1957年，生物系设立人类学专业。20世纪50年代是吴定良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一个丰收期，研究内容很广，涉及到人类进化、现代人体质、测量仪器的改进等诸方面，并开始了对人类工效学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他在搞科研、带研究生的同时，承担了体质人类学、古人类学、人体形态学、生物统计学等多门专业课的教学任务 。吴定良一生生活俭朴，勤奋工作，在晚年冠心病已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仍不肯养病休息，而是继续埋首于繁重的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之中。1961年，为了解决上海水产学院缺乏师资的困难，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及已超负荷的工作量，慨然允诺去讲授统计学课。1962年，吴定良终于积劳成疾，患中风半身瘫痪，卧床不起。但他在病榻上并未静心休养，还指导研究生和操心教研组的教学科研工作，并坚持整理自己的科研资料。“文化大革命”中，吴定良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在病榻上受围斗。几次抄家，家中略有价值的物品连所有书籍均被收缴一空，工资被停发，只留下一点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费”，一向生活淡泊的吴定良漠然承受了这些打击。在1969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吴定良家再次遭劫。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凝结着一生心血装订成册的论文集（包括全部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100多篇论文）以及他的计算机、直脚规、弯脚规等科研工具都被拿走时，不禁在病床上痛心疾呼，号陶大哭。当晚，病情转沉重，于第二天凌晨，即1969年3月24日，怀着满腹的疑问与悲愤与世长辞。“文化大革命”后，1979年6月召开追悼会为吴定良平反昭雪，中共复旦大学生物系总支郑重宣布：“对吴（定良）所加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倒，恢复名誉”。文革期间在病榻上遭受围斗，在1969年3月的清查中书籍、论文集、科研工具再次遭劫，1969年3月24日在迫害中去世。

浅谈人类学差异和范畴差异论文

近几 十 年 来，社 会 生 物 学 （sociobiology）及 其 升 级 版 的 进 化 心 理 学 （evolutionarypsychology）正在改变我们对人心和人性的理解。人心不再被视为一块可由环境和教化任意型塑的白板（blank slate），它更像是一套被自然选择设计好的先天认知模块的集成。人性也随之从一个规范性概念转变成作为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背后固有的心理机制的描述性概念。我们于是被反复告知：你我的脑颅里装着石器时代的古老心灵，所谓文明不过是我们作为裸猿穿衣戴帽混迹于现代社会。人类所做的一切，卑贱或者高尚，无非是身体中携带的基因自我传播复制的无情手段。如果你对此感到惊诧，有人会这样安慰你：“得知这个结果，你无奈吗？你懊恼吗？你的道德感蠢蠢欲动吗？现在你所有的感觉也都是进化的产物。”①上述这幅理论图景当然不够精致，进化心理学的支持者也在批评质疑声中不断作出自我澄清和修正，②但是明眼人仍然担心，如果人类说到底只是基因和弥母（meme，“文化基因”）的载体，那么人之为人，或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之处是什么？“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我们通常相信伦理现象是人类独有的表现。生活中有人慷慨有人自私，从基因的观点看，两种行为模式都是生存适应的策略，而“慷慨”、“自私”之类的道德语词本质上也是无实指的虚幻观念。这种说法引发的后果对进化心理学的挑战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它的致命困难在于：两个人面对同样的处境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是因为他们对人对事有着不同的“想法”，那些构成“想法”的信念、经验和理解只在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的层面上才能予以描述和解释。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经验和理解构成了他的生存。③ 换言之，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进化心理学仅把人类当作一个自然类（natural kind）来研究，却遗忘了由之组成的具体鲜活的人类个体。用哲学语言来说，人类个体作为拥有自主性的理性能动者（autonomousrational agent）在进化心理学的框架中无法例示出来（instantiation）。

本文无意刻画和修补伦理学与进化论的理论张力，④也不打算把伦理现象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分性特征进行考察。毕竟在现象层面上，可被当作“人之为人”的表现形态还有很多，语言、科学、艺术、宗教皆属其中。根据一种普遍认可的经典观念，唯有理性（rationality）才是“人禽之辨”的根本原则。然而在什么意义上理性使得人类区别于动物，则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解释方式。自然主义者延续了进化心理学的进路，试图寻找理性能力背后的某种或多种认知机制。斯塔扎克（Tobias Starzak）把这套认知机制叫做“人类学差异”（Anthropological Difference），它们是人类额外拥有的、任何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⑤ 哈佛大学的波义尔（Matthew Boyle）根据亚里士多德范畴学说及其形而上学思想，秉承了康德看待理性的态度，指出理性不是人类这种动物所具备的某种额外的特征，而是让我们具有心灵的特殊方式。换言之，理性能够转变我们一切已有的基本心理能力，因此使得人类的心灵在范畴上不同于无理性的动物。波义尔把理性称为范畴差异（Categorial Difference）。⑥ 本文任务有两项：一是分别阐述这两种关于理性的解释进路，凸显它们的差异；二是通过两者的对比指出，“人类学差异”不仅缺乏解释力度，也容易产生非充分决 定 的 情 况 （underdetermination），而 且 包 括 进 化 心 理 学 在 内 的 进 化 自 然 主 义（evolutionary naturalism）原 则 上 不 能 说 明 人 类 个 体 作 为 拥 有 自 治 能 力 的 理 性 能 动 者 何 以例示。

自然主义者侧重于把理性看作人类独有的认知技能，考虑到这种能力仅仅在最近的25万年随着智人的出现才产生，人类的心灵有很大一部分是与灵长类动物共有的，其研究目标旨在追问：是哪些因素使得人类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超越其他动物，最终结出了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果实？由于这项研究的进路可以在理论起点、抽象程度、演变动态等维度上可以各有偏重，我们姑且简要择取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和帕品纽（David Papineau）的方案来窥探“人类学差异”究竟如何实现。美国心理学家托马塞洛虽然没有对理性给出明确的界定，但事实上（de facto）现代人所显示出的各种令人惊异的认知技能，是人类以独有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的结果。⑦ 对于许多物种来说，困难不在于创造，而在于对以往的工具制造、符号交流和社会行为进行学习、改进和传播，从而产生文化累积的“棘轮效应”。这意味着人类具有一些认知能力使同物种的个体之间分享认知资源，而其他动物则不能做到。⑧ 这些认知能力包括：把他人理解为其自身拥有意图的个体，与其他人共享注意的联合注意能力（joint attention），以及模仿他人的能力。一旦发展出了这套认知技能，作为结果反过来构建了人类自身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生态位（niche），进而有效推动了文化传播的持续进行。⑨

在这个回路中，从调解因果性和意向性的力的角度来理解外部事物的能力，构成了“人类学差异”的关键要点。托马塞洛相信，一些灵长类动物可以初步理解外部事件的因果关系，但是，“对意向性和因果性的[完备]理解要求个体理解外部事件的调解力，这些调解力解释了‘为什么’某个具体的先后次序会如此发生，而这些调解力一般不容易被观察到。这种理解似乎为人类所独有，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坠落岩石的重量‘迫使’木材破裂；获取食物的目标‘迫使’生命体在木头下面寻找食物。重要的是，在这两例个案中，都可以存在其他一些先行的事件，只要有相同的调解‘力’参与，它们就能产生相同的结果。”瑏瑠炚庵秩现新技能使得个体能够预见和解释同类的行为，并且也被转移用来处理惰性物体的行为，于是我们能以创造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的方式解决各种难题。尽管托马塞洛的研究焦点不是理性问题，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对因果性和意向性的“调解力”是人类理性的必要条件。他继续指出：“显然，在无生命的因果性和生命体的意向性中，这些力发生作用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但推理过程的总体结构具有相同的一般性本质：先行事件>调解力>结果事件。”瑏瑡灷如，在“先行事件”风吹、同类攀爬、自己操控与“结果事件”果实坠落之间，唯有人类可以理解是树枝摇动这个“物理力”联结了二者。同样地，在“先行事件”岩石坠落、捕食者出现、噪音与“结果事件”受试主体逃跑之间，我们知道是因为受试主体的恐惧这个“心理力”导致整个事件发生。然而，托马塞洛并没有进一步阐释“协调力”这个富有隐喻意味的概念，最多只是用发展心理学的证据去解释以“联合注意”为要点的社会认知如何在人类婴儿9个月的时候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在托马塞洛的研究中，被解释项（explannanda）仅仅是人类的文化社会现象，但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动物，正是由于我们在面对各种问题时，能够以符合逻辑和概率演算的思维方式形成精确的判断和信念。换言之，托马塞洛的理论可以说明文化何以累积、传播和改进，却不能说明诸如发现DNA或发明人造卫星这样的科学技术为何能够出现。而帕品纽关于理性进化的研究目标，则是直指这个问题。

首先，帕品纽注意到了人类认知绝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以符合逻辑规则的方式把追求真信念作为目标的。甚至多数情况下，我们输出的信念和判断的方式与哺乳动物类似，都是迅捷的、自动的和无意识的（系统1），不过一旦时间充裕且事关重大，我们倒是能以稍许缓慢、可控的和有意识的方式输出真信念或符合事实的判断（系统2）。当代心理学家亦有大量实验研究表明，人脑有两套不同的系统在处理问题，这被称为心灵的双系统理论（dual—system theory）。瑏瑢 有鉴于此，帕品纽试图刻画出我们能够抑制系统1的干扰而由系统2执行形成信念和判断功能的认知机制。在他看来，理性（即以可靠的方式追求真信念）能力的出现，主要基于进化出了两项能力：第一，我们能够把（在一个信念符合一个事实的意义上）“真”作为目标加以识别（identify theend of truth）；第二，我们能以一般性的“手段—目的推理”（general means—end reasoning）实现这个目标。

就第一项能力而言，没人指望我们的祖先早在石器时代就已进化出了“真”这个概念，倒是有大量的心理学证据提醒我们，“真”概念从属于读心（mind reading）的范畴，而读心能力几乎是公认的人类特有的认知适应器。所谓读心，指的是我们能将不同的心理状态归属给他人，并以此预测和解释他人行为的能力。瑏瑶 这一点在托马塞洛的“联合注意”理论中也有提及。帕品纽对第二项能力的论述稍微复杂，手段—目的推理大体上是说：在表征（represent）外部世界时，（唯有）人类能够表征一般性的、显性的（explicit）因果信息（general causal information），加工这类信息将会产生新的行为。“新”之所谓，是指人类个体及其祖先此前不曾受益于这些行为，因此这种意义上手段—目的推理与旧有的刺激—反应联接认知系统相对立，后者是遗传所赋予的固有的心理配置通过联想主义的条件化实现的。灛伂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帕品纽对手段—目的推理能力的“一般性”和“显性”这两个特征的说明，实际上澄清了托马塞洛关于“调解力”的含混理解。强调一般信息旨在强调它与特定信息的区别，其表现形式有全称的析取/合取语句“所有As或者Bs”/“所有As和Bs”，或“所有As导致Bs”这样的类属因果信息。人类与简单动物的差别在于，我们的行动是通过对一般信息的使用来操控的，动物却只能使用与它们所处环境相关的特定信息，它们无法明晰地表征任何一般性的事实。具体而言，由于动物无法把握“物理力”或“心理力”，因此不能对某一因果类型下的诸多先行事件与相应的结果事件作出统一的综合判断。此外，一般性的信息表征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组合，进而输出新的一般信息，这就是“显性”信息的根本要求。瑏灛 人类个体能够从“大风吹过苹果树”和“苹果树在摇晃”输出“苹果落地”这个内容，动物则无法达到这个推理水平，它们也许具身地（embodied）获取了一般信息，但是不能产生新的一般信息。动物的行为倾向所能做的，最多只能把一个特定的信息项（“此刻大风吹过这棵苹果树”）与作为驱动力的需求（“要食物”）联系在一起，以此产生一个“守株待果”的特定行为。

帕品纽的理性进化学说本身并非完美无瑕，尤其是当他对进化心理学报以同情的态度，支持集成化的心理模块假说时，他便很难把手段—目的推理机制恰当地安置在整个心灵架构之中。瑏灛 读心模块似乎无甚争议，但是这里说的手段—目的推理能力是一个单独的心理模块还是由几个不同的心理模块所实现？它与语言模块有什么关系？它进化出来的促成动力是什么？作为系统2的构成部分它是怎样抑制了系统1的信息输出？这些疑问都尚未解决。然而，不管是帕品纽还是托马塞洛，对于任何可能的“人类学差异”解答，波义尔提出了一个更严峻的质疑。诚如进化自然主义者所言，人与动物都在“进化树”上各居其位，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并无本体论上的区别———除非你是笛卡尔那样的二元论者。但问题在于，一旦接受“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论题，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人与动物———哪怕是黑猩猩这样的灵长类动物———不仅是有认知技能或认知架构上的差异，这个区别更是在类型意义上（in kind）来谈论的，好比植物与动物在类型上是两种不同的存在者。因此进化自然主义即使给出了各种“人类学差异”的细致描绘，仍然亏欠我们一个理由：为什么这些差异能够被当作人类的心灵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心灵的原则？瑏瑨 波义尔把这种提问方式叫做“经典观点”，它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并被托马斯·阿奎那精心阐述。根据经典观点，“人是理性的动物”意味着：1）“理性动物”用以说明人类的本质（essence）；2）“理性动物”刻画了我们的形式（form）；3）“理性”这个概念指称了我们区分于“动物”这个类属的特征（genus）。瑏灛 波义尔相信，经典观点即不过时也绝非可有可无，它能为心灵哲学带来不少理论红利。

顺着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波义尔认为，理性是人类的“本质”。就“本质”而言，只有那个刻画了一个事物作为某个特定“实体”的谓词，才能属于该事物的本质。一个事物作为某种实体，意思是说，如果某个事物存在，它根本上必须是这个事物（what it must be if it is to be atall）。我是中国人，但你不能用“中国人”这个概念作为我这个个体的谓词去解释我之所是（我的实体）。你可以对什么叫“中国人”给出说法，比如“中国人就是一个出生且生长在中国的人”。只要某个个体（individual）实现了“出生且生长在中国”这个属性，他就是中国人。但是你不能站在个体的角度上，以同样的方式去说明“人类”或“哺乳动物”。某个花园里有三只哺乳动物，但只有因为这三个个体都从属于具体的哺乳动物物种你才能这样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一个人类个体都可以是“两足无毛”的动物，但由人类个体展现出来的两足无毛这个属性不能作为人类的本质。“人类”是我所是的那个类型的基本概念：我只有成为这个类型的东西才能存在。我作为个体，是一个中国人或者是一位学者，这些都得基于我是人类才得以可能，所以在经典观点看来，“人类”是一个不可还原的基础概念。承认这一点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定义“人类”。说某个事物是人类，不是去描述那些使得一个个体被当作是人类的那些属性———这正是进化论自然主义所做的事，而是去刻画人类自身作为一个类别的实质。在给“人类”下定义时用到的那些谓词（例如“理性”），首先应用于人类这个整体而非具体的人类个体。

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展示亚里士多德本质学说的优势。设想在某个可能世界中，我不幸失去了双腿，从而不具有两足无毛这个属性。但我仍然属于人类，我有理性这个本质没有因此改变，只要是我作为人存在着，这个本质一直伴随着我。两足无毛的属性即便是人类独有的，不能充当人的本质。另一方面，正如自然主义者强调的那样，尽管多数人类个体在多数情况下或许是通过“方便快捷”的心灵系统1来思考和判断的，但他们本质上还是理性的存在者。我们也不会把一个缺乏基本推理能力的成人说成是一个普遍动物，只要他是人，实质上就拥有（潜在的）理性。无论如何，人类作为“理性”动物拥有一种本质形式，它使我们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类别。理性不仅仅是由于它碰巧涉及某些特征才把我们与动物区分开来，它牵涉到了我们以独特的方式拥有这些特征。

为了凸显人与动物在形式上的本质区分，波义尔举了植物与动物的例子来说明二者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同的。大家承认植物不具有行动能力，至少不能在动物表现出行动能力的意义上说这话。但是，在某种层面上你也可以说一棵树是一个能动者（agent）：一棵老树被伐倒了，到了春天它又长出新的枝叶，它的确是主动在“做”生长枝叶这件事，而不是说这件事被动地在它身上发生———虽然老树发新枝需要各种环境条件，但只有诉诸这棵树自身的性质才算真正解释这件事。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使就一棵树而言，它也是具有目标导向的，但是这种目标导向的“行为”截然有别于动物。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说动物是作为能动者拥有目标导向。这不仅仅意味着动物能够做一些植物所不能做的事，而是说，我们是以全新的方式来谈论动物的“做事”。你可以说植物的根系把石头缠住，但是更贴切的说法是，它的根系是以缠住石头的方式生长着。一块石头此刻出现在这里，并没有对植物的根系生长添入新的内容。但是动物的行为则与此时此刻的环境紧密关联，对当下环境的描述能够构成动物行为的内容。 同样地，无理性的动物和有理性的人类都是能动者和认知者，但动物却是在一种不完善的意义上作为能动者和认知者，我们是唯一能够按照意图（intentionally）去行动的物种，当我们在行动时，可以自主决定哪个目标值得追求以及如何追求，我们知道（knowingly）自己应该如何行事。因此，理性意味着“人类能力的全部配置”，这个配置决定了“我们的能力以一种极其不同方式去规导和展现”。这就是人类的理性作为区别于动物的“范畴差异”。

那么波义尔所说的理性的配置又是什么呢？这就需要引入康德的一个关键论题：“‘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因为否则的话，某种完全不能被思考的东西就会在我这里被表征出来，而这就等于说，这表象要么就是不可能，要么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无（B。131）。”波义尔花了大量篇幅精心阐释了康德这段话的要义。根据他的理解，一个能够有意识地 （self—consciously）反思自己信念的生物（creature）在拥有一个信念p时，则能将其自身置于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认为是p？”而他是否持续相信p，取决于他能否为自己辩护这个信念。唯有当这个生物个体可以觉知（aware）到这个“为什么”的问题时———也就是“我思”伴随着这个信念———才能为他的信念p作辩护。根据一种隐喻的说法，康德不仅要“驱使”感性和知性充当“证人”，理性作为“自我指定的法官”，不是坐在一边旁观现场发生的一切，它要站在“法庭”前面，对它所调查的现象积极提出原则性的解释。没有这种“我思”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当然不同于“内在感知”———人类特有的知性能力、判断和理由就无从谈起。相比之下，动物当然可以感知到一个物体具有某些属性，可以根据自己的欲求和目的对这种感知做出恰当的反应，也可以把过去的感知保留在记忆中，甚至还能在某些情形下“表达”它的感知（例如被训练成会说话的鹦鹉），但是动物在表达自己的表象时并不伴随着理解性的断言（comprehending assertions），它们形成的表象不足以被称为“判断”（judging）。 因为判断一个命题p，就像陈述命题p那样，是一种特别的行动，这种行动是在批判性地反思自身信念的合法性，绝非简单地任由自身的信念得以形成或改变。瑑瑠 正如先前提到的动物与植物的本质区分一样，由于人类对自己的信念有着“我思”或自我意识的理性介入，我们可以“编织”（make up）自己心灵，因而我们是具有健全自治能力的理性动物。

行文至此，对比把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人类学差异”和“范畴差异”，我们可以总结出三个结论。

第一，无论是托马塞洛说的“调解力”还是帕品纽说的读心机制外加手段—目的推理能力，人类学差异解释即使找到了人类拥有动物所缺乏的心理机制，但是这些只是理性的表现或“症状”（symptom），而范畴差异解释则刻画了“症状”背后的“病理”（pathology），后者的解释力度远非前者可比。

第二，人类学差异试图寻找和解释人比动物“多出来的”额外特征，范畴差异则要说明人类在本质、形式和类别上区别于动物的理由。前者始于对人类个体“理性表现”的经验观察，这种观察可以千差万别，得出的理论解释将是开放的（open—ended）。即使面对同一个经验证据，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对人类的进化图景、大脑的发育过程、心灵的架构及其运行模式可以采纳多种不同的理论承诺，因此用科学哲学的术语讲，人类学差异解释必然导致不充分决定的情况出现（underdetermined）。范畴差异解释基于亚里士多德对“本质”和“形式”等关键概念的理解，自上而下地说明了理性何以能够承担起人类排他性的、判决性的本质。

最后，无论是社会生物学、进化心理学或是把认知科学奉为圭臬的哲学学说，这些进化自然主义阵营下的种种理论，都是在亚人（sub—person）的微观层面上解释理性的起源。这条进路无非是说，人类这个物种作为一个整体，是遗传物质、自然环境、社会文化情境、脑神经回路等内在外在要素协同作用的产物，所谓理性，仍然是这个结果名下的某种属性或特殊表现。如此一来，人类个体作为自治性的能动者在这个解释框架下就被彻底遗忘了。正如进化心理学号称是一门研究人性的科学，但最终实现抽象人性的个体的人（person）却消失了。“人是理性的动物”，根据进化自然主义的解读，人首先是动物然后因为有了独特的认知机制才表现出符合逻辑推理的理性能力。但在波义尔这样的康德主义者看来，恰恰是“‘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的理性能力，把人类心灵配置中既有的、被动的、动物性的表征和行为模式，彻底转换成积极的、可反思的、可辩护的全新状态，人的能动性以及由之蕴含的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据此得以保障。

论文发表人类学

由加拿大温尼伯大学古人类学家米里亚娜·洛克桑迪可博士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宣布，人类祖先的一个新人种被命名为“博多人”（HomoBodoensis）。这个人种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时期的非洲，可能是现代人的直系祖先，或有助于解开全球范围内人类谱系的联系问题。相关论文发表在近日的《进化人类学》杂志上。尽管现代人，即智人是唯一幸存的人类血统，但其他人种也曾在地球上出现。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大约77.4万至12.9万年前（曾经被称为更新世中期，现在更名为Chibanian）的人类化石。先前研究表明，智人在这一时期出现在非洲，而尼安德特人则出现在欧亚大陆。然而，人们对人类进化的这一关键章节的大部分内容仍然知之甚少——古人类学家称之为“中间的混乱”。为了解决所有困惑，研究人员挑选了来自埃塞俄比亚博多达尔的一个头盖骨来描述新人种，即HomoBodoensis（博多人），他被认为是人类的直系祖先，描述的是大多数来自非洲的更新世中期的人类和一些来自东南欧的人类，而来自东南欧大陆的许多人将被重新归类为尼安德特人。

截至199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共发表论文2663篇；截至2007年（1963—2007），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共获院、部级以上的奖项38项。 2010至2014年，该所共发表论文935篇，SCI和SSCI论文517篇，其中33篇发表于Nature和Science上（第1完成单位19篇）。 2000～2007年度研究所发表文章情况统计年度 研究论文 专著 科普文章 SCI/SSCI Nature/Science 论文总数 1996 16 4 42 1997 19 3 46 1998 21 3 42 1999 21 8 69 2000 22 6 99 4 53 2001 40 6 109 6 81 2002 37 8 92 5 37 2003 38 4 82 2 28 2004 45 9 140 11 43 2005 47 4 99 3 44 2006 43 6 127 3 42 2007 40 1 92 3 43 备注：SCI/SSCI论文统计数字引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论文与引文统计》；1996－1999年论文总数的数字系引自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由于人员流动在国外发表的论文无法统计。参考资料： 2010～2014年度研究所发表文章情况统计年份 文章总数 SCI/SSCI 第一作者 Nature、Science总数 2010 188 77 58 9 2011 130 71 52 5 2012 156 80 58 2 2013 208 102 66 8 2014 252 187 80 9 参考资料： 获院、部级以上奖项一览表奖项类别 奖项等级 合计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奖 3 1 4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 1 2 其他国家级奖 3 3 院级 中科院自然科学奖 6 4 6 16 中科院科学技术进步奖 1 3 2 6 中科院杰出成就奖 1 1 其他院级奖 4 4 其他 其他省部级奖 2 2 合 计 38 参考资料： 据2015年10月研究所官网信息显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的刊物有《中国古生物志》（丙、丁种）、《古脊椎动物学报》、《人类学学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集刊》等专业杂志。●《古脊椎动物学报》《古脊椎动物学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登载内容涵盖与古脊椎动物学有关的所有领域。该刊目前登载的研究论文均附有详细的英文摘要，是中国及其他国家古脊椎动物学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资料之一，在国际学术界影响较大，为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研究走向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1990年获得中国科学院优秀期刊三等奖；2000年获得中国科学院优秀期刊二等奖；2012年荣选“2012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人类学学报》《人类学学报》是中国唯一报道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国家级核心刊物，主要发表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原始研究报告及综合性学术论文，刊登的文章包括研究论文、发掘报告、简报、综述、书刊评介和消息与动态等。该刊主要报道：人类和灵长类的起源、进化、古病理、生物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的研究；史前人类技术、行为和文化研究；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报告；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地层、古生物和环境研究；与人类学研究有关的新技术、新方法（如年代测定、DNA分析）等的应用及其成果。该刊被GeoRef （美国地质文摘）、Zoological Record Online （美国动物学记录）、 Ulrich’s （TM）International Periodicals Directory （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美>）等检索系统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