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形势论文3800字怎么写
我国人口形势论文3800字
我认为可以从人口地理学角度出发,以我国人口分布特点概述基础上探讨分布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可以从一下角度出发: 自然因素(气候、地形、土壤、水体和矿产资源等) 社会经济因素(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活动方式和交通运输条件) 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最终完成分析。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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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在下一世纪将经历人口老龄化,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中国将很快加入他们的行列。据统计,中国人口老龄化,到下世纪中叶将接近高峰,超出60占总数的27。4%,年龄的人的百分比。这意味着,每四个人将老人。 由于老龄化问题,其情况已越来越多的事实,但日益严重的大多数人带来的问题仍然一无所知。首先,与家庭变得更小,生活的步伐不断升级,甚至更严重的家庭充分照顾岁成员。其次,老龄化导致的人少,以支持增加的老人的劳动人口的相对下降。因此,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成功实行计划生育的不同步,与国家的经济进步。 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采取反措施的迫切。毫无疑问,他们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应附的重要性,社会的全面进步,改变落后的情况下,在社会保障,福利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家庭保健和社区服务也应予以鼓励。
1987年7月11日,世界上第50亿个人出生在前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南斯拉夫的一个婴儿降生,被联合国象征性地认定为是地球上第50亿个人,并宣布地球人口突破50亿大关。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EPA)倡议这一天为”世界50亿人口日”。联合国人口基金决定从1988年起把每年的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提高人们对世界人口问题的重视。1995年2月15日零点,北京妇产医院一重3700克的婴儿出生,宣告中国第12亿个公民的到来。距1989年4月11日”11亿人口日”不足2000天,庞大的人口列车又增加了1亿名新乘客。为了进一步唤起全民对人口问题的高度重视。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达60亿联合国确定今天为世界”60亿人口日。这个数字不是与生惧来的,也不可能停止不前,但我们可以人为地控制它,使其缓慢地增长。从1650年至1850年,中间经历了200年,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了第一个10亿;而从第一个10亿到第二个10亿,用了80年时间;从1930年至1960年,只用了30年时间,世界人口就跃进到第三个10亿。到1975年世界人口突破40亿大关。人口翻番的时间越来越短。从以上数字我们不难看到,近3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增长,就像化学试验一样,发生着连锁反应,规模迅速扩大。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各国对人口问题的重视,情况略有好转,但人口增长速度仍然不慢。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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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国目前人口现状就是老龄化在逐渐严重,出生率逐渐降低,估计在20年后人口会出现负增长,那个时候老龄化会达到一个顶峰。
我国人口形势论文3800字开头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认为可以从人口地理学角度出发,以我国人口分布特点概述基础上探讨分布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可以从一下角度出发: 自然因素(气候、地形、土壤、水体和矿产资源等) 社会经济因素(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活动方式和交通运输条件) 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最终完成分析。
人口过快,生活污水就会增多,造成水污染,二氧化碳也会增多,人多了车就多了,车多了就会排放有毒气体,破坏大气人需要吃菜,种菜需要化肥,花费会使土地板结人需要住房,住房需要用地,人需要吃肉,吃肉就要养殖一些牲畜,牲畜对植物会有破坏,人会捕杀一些野生动物,是另一些动物的天敌消失,会破坏生态链等等吧你自己总结总结吧我倒要2000字啊?我没时间写的我给你找一篇然后你归纳一下子,成为自己的语言吧7-3 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人类在利用环境的同时,也在改造着环境。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膨胀,也对环境造成许多影响,其途径是多方面的,范围也在扩大。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表现在两大方面一、人口增长对生存环境的压力1、生存空间及承载力宇宙环境是无限的,但是适合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空间是有限的,而就是地球(屹今为止唯一发现的)地球的重量875×1021t,面积510083042km2(即1亿km2)。纵观人口增长史,我们将发现越往前人口增长1倍的时间(倍增期)越长,越往后,增加1倍的时间越短。公元时代开始,人口增长1倍约用450年,第二次增长1倍时间为400年,接着,为100年,45年。目前是35年左右,有人以1970年世界人口为8亿做基数,按每35年人口增长1倍的固定增长速度计算,到公元2705年,整个地球表面每m2将有10个人,到公元3535年全世界人体的总重量超过地球的重量。这是难以想象的情景。另外,地球对人口的容纳量,不光指按容器的容积大小计算,而是指人类在地球上维持永久生存下去的最多人口数,地球上植物的总产量按能量计算,每年为660×1015千卡,每人每天维持正常生存需能量2400千卡,年需能量8×105千卡,那么要养活地球上60亿人口年需能量8×1015千卡,占植物总产量的73%。按这样计算,地球上的植物总产量可养活8250亿人口,但人类仅能获取植物总产量的1%,因此,仅能养活82亿人口,况且地球上以植物为食的不仅仅是人类,其它各种动植物都直接、间接地以植物为食,还有许多植、动物是不能供人类食用的。2、对气候的影响人口增长,会因呼吸、燃烧、工业发展等使排入大气的CO2、NOX、SO2增加,引起酸雨和光化学烟雾、温室效应等发生。近百年来,全球地面气温增加3~6℃。80年代为本世纪最热的10年,1988年平均比1949~1979年增加34℃,海平面上升4cm,我国上升5cm,估计到2030~2050年,全球年平均气温比近几十年还要高5~5℃,将比过去一个世纪高5℃左右。3、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目前世界平均城镇人口比例为2%,而发达国家城镇人口比例为79%,我国1990年城镇人口占2%,约3亿人,1982~1990年间每年以35%的速度递增,高于49~81年的99%递增速度,2000年,我国城市人口比例达7%。人口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由于人口过分集中,导致住房拥挤(90年底,我国城镇共有无房户、困难户800多万户,1988年统计,全国人均居住面积在2m2以上一特困户尚有55万户)。2002年统计,我国城市居民平均居住面积3m2。交通堵塞,是城市的另一大难题,据统计世界295个城市公共汽车行驶速度,天津倒数第一,北京第二,我国各大城市速度逐年下降,水源紧张、环境污染(大气、噪声、垃圾、卫生、绿地)。究其原因,均为人口膨胀,市区人口过密所造成的。就业困难二、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影响地球上水的总量为8亿km3,其中53%以上为海洋咸水,地球淡水的总量为35亿km3,只占全球总水量的53%。其中3/4是在南、北极的冰帽和冰川中。因此,人类易于利用的淡水约占全部淡水的20%左右。而直接能取用的河、湖淡水仅占全部淡水的5%,可见能供人类直接利用且易于取得的淡水资源是十分有限的。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在某些国家某些地区,对水的需求量已达到本地区供应能力的极限。公元前一人一天耗水12L,中世纪增加到20~40L,18世纪到60L,当前欧美一些大城市每人每天耗水达500L,每年人均耗水超过104m3,每年消耗水资源的数量远远超过其它任何资源的使用量。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用水总量接近3万亿m3,目前许多地区缺水问题十分严重。我国水资源总量8×104亿m3,但人均占有量仅为2693m3,居世界第109位,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之一。全国668个城市中,目前有400个城市缺水,北京城市尤为突出。据统计,我国城市平均日缺水量为1600万m3,北京、山东、沈阳、长春等都是缺水城市(1984年192个城市缺水,说明人口的增长,需求量加大)。二、粮食问题、土地问题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对粮食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据美国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推算,现在世界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985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未变,则每年将短缺1亿吨粮食和5000万吨蛋白质,将会有更多国家人民不得不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态。造成粮食短缺的一个原因是世界上可耕地面积有限,而且分布不均,其中最肥沃而又便于耕种的土地均已开垦,剩下的若开垦则需要大量投资。实际上各个国家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是极不平均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扩大耕地的可能。有些地区甚至还需要退耕还林、还牧。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城市、交通占地的不断增加,使耕地面积不断缩小。虽然人们还可以通过改革耕作技术和增加农业投资等措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粮食获得较高的收获,但目前粮食增产是有限度的。最根本的措施是控制人口的增长。中国人均占有耕地少,加之人口增长过快,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人地矛盾日趋尖锐。1953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8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养活5人,目前我国每年出生人口1500多万人,而耕地面积每年由于工业、城市、交通占地而减少40~50万公顷,以致造成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需要养活8人。预计到2050年,每公顷耕地需养活12人左右。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05公顷,福建省只有04公顷。预计到2050年,我国人口达到4亿,而耕地面积则下降到7300万公顷(由目前的9600万公顷),按16亿人均年消费粮食600kg计算,我国共需粮食84亿吨,需每公顷产粮5吨,而目前粮食单产最高年份(1984年)只有6k/ha,比现在需要提高粮食单产7倍。达此指标是相当困难的,只有控制人口的增长才是唯一出路。三、能源与资源的问题自然资源的耗竭问题指的是不可更新资源,包括矿产、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等)。世界能源消耗速度迅速增加,目前消耗最多的是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石油年能源消耗量占总量中的38%,发达国家多,如日本石油、天然气消耗占总耗能额的8%,煤仅占8%,美国石油、天然气消耗额占总额的6%,煤占3%,而我国能耗特点是以煤为主,1990年煤耗占06%,石油、天然气仅占4%。矿产资源:我国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庞大的人口数量对矿产资源需求,已使我国在允许的人均矿产消费很低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资源消费大国。每年矿石采掘量达50亿吨,年人均5吨。总量超过了美国的采掘量。不仅造成资源的紧张,而又诱发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很多矿产品和加工产品又被用来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人口对环境的影响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在利用环境与征服自然方面取得很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这就是目前经常从新闻媒介得知的生态危机。这是由于人对自身的发展失去控制而使环境遭到破坏,破坏的严重程度已影响到人本身,也威胁着许多其他物种的继续生存。许多关心人类生存环境的学者面对这种惊人的事实深感不安,他们大声疾呼要求人们实行自我控制,以维持自身与生态环境间的平衡。虽然他们也认识到,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很多,但是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则是十分重要的措施,否则环境条件将继续恶化。人口的数量,即一地区的人口密度,与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从中世纪以来,中、西欧植被的变化情况就是个很好的例证。昔日,居住于平原与河谷的农民砍伐森林,把比较平坦的地方开辟为肥沃的农田,形成人口密集的农业区。但是,在农业地区的边缘和农业区之间则是丘陵与低山,那里生长有茂密的森林,由于不适于耕作而被保留下来。由于森林植被与丘陵地形这两种现象密切相关,所以,居住在中、西欧的丘陵地区的人往往把森林这个词视为包含着地形崎岖的地区。这地区森林面积的扩大与收缩就与人口增减密切相关。在战争、疫病和饥荒时期,人口数量下降,丘陵上的森林就向低的地方与平原区扩展;在社会稳定,人口增长时期,森林面积就收缩。在1337—1453年,英法之间持续的百年战争,使人口大量减少,森林面积大大扩展。在法国,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英国人把森林带到了法国”。在美国的东北部也有这样情况,最初的移民到达之后,就砍伐森林、开辟农田。当时,农业随着森林砍伐的速度而发展,以致于大片的森林消失。可是,从20世纪以来,许多农民离开农村转向城市,森林也就向农田扩展,森林面积又在逐步扩大。上述例子只是人口的数量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同森林面积的消长的关系,并没发生森林环境的重大变化而影响到自身的生存。而西班牙人在古巴烧毁森林作为种植咖啡的肥料以获取利润,却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他们并未预料到大雨把没有森林掩护的裸露土壤全部冲刷掉,而留下的却是赤裸裸的岩石,非但咖啡无法生长,森林也难以恢复。森林受到人类破坏的后果是严重的,草原也同样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某些证据表明,从罗马时期以来,由于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的矮草草原上过度放牧,结果沙漠的面积逐渐扩大。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内蒙古南部的一些沙漠也是由于历史上不合理的开垦所造成的。过去经常说的“沙漠南移”实际上是一些地方由于不适当的大量开垦,从而助长了沙漠面积的扩大。以上的事例充分说明,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因而给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结果形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其实,这种结论并不完全正确。拿人们的消费来说,工业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高,其消费的物质比发展中国家多得多。例如,美国人均消费的能源折合标准煤计算是10吨/人·年(1980),消费的肉类是108公斤/人·年。这个数字比发展中国家不是高几倍、十几倍,而是几十倍。总起来计算,美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5%,而每年消耗的资源大约占世界40%,所以,在美国每增加一个人要比发展中国家每增加一个人,对世界环境所施加的影响大得多。
我国人口形势论文2500字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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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但当前我国人口形势仍存在新一轮出生高峰、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老龄化等热点问题。——我国现代人口转变尚未完成国内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完成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转变。但吕荣侃认为,我国确实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实现了人口转变,但还不能认为这一过程已经完成。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比较特殊: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自发的。由于发达国家原来人口增长速度并不太高,惯性影响也不大,因此当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转变就趋于完成。而我国则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控制下,实现人口转变的。因此任何政策的变动,都有可能引发生育水平的反弹和逆转。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原来的人口增长速度很高,即使生育水平降低了,但惯性增长的周期还很长,要达到人口零增长,还要几十年的转变。 因此中国人口转变并没有完成,是否完成有两个标志:一是经济社会标志,在经济社会转型基本完成、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时候,群众的婚育观念发生根本变化,已经建立了人口转变的坚实物质基础,生育水平已经没有逆转的可能。二是人口本身的标志,生育水平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人口达到稳定的零增长。按照这种标志,中国完成人口转变的时间约为2045年前后。这个过程要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提是保持低生育水平的稳定,绝不可以有任何的麻痹和松懈。——如何应对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近两年,全国很多地区陆续进入建国后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应对这次高峰已经成为计划生育工作的中心任务。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是前三次高峰的延续。第一次发生在1950年到1957年,平均出生率在30‰以上,总和生育率最高时达到6.378;第二次高峰是1962年到1970年,平均出生率达35.72‰,总和生育率为5.7;第三次1985到1990年,这次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出现的。第四次出生高峰是第三次高峰的延续表现,因为第三次高峰时出生的孩子现在陆续进入婚育期,育龄妇女突然连年增加,导致了即使生育水平不提高、出生率也会提高的局面。这是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变动的影响,是客观规律。加上我国2003年改变了婚姻登记办法,使本来就增加了的育龄妇女又有所增加。因此,应对出生高峰的基本方就是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失衡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世界上一般认为,出生性别比的正常范围为103~107。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是从1984年开始,而且日趋严重。如果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必将造成严重的婚姻挤压现象,在夫妻婚龄差超过社会文化许可的范围时,可能导致两性伦理的崩塌。如婚配失当、婚外恋、性行为混乱、离婚率上升、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社会问题,威胁社会安定。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B超仪器监测胎儿性别的迅速普及,出现了人工选择胎儿性别的现象。加上重男轻女观念在农村根深蒂固,农业生产方式对男劳动力的需求、对养老的需求形成了男孩偏好,形成了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从而造成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问题。 除了严禁人工选择胎儿性别的行为、加强对B超检查的监控外,从根本上说,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从而改变男孩偏好的意识。——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65岁以上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日益增长的趋势。其根本原因是出生率的下降,使老年人口比重提高。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表现,所以,最早出现这一问题的是欧洲,目前最严重的也是欧洲。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欧洲国家不同,是与计划生育政策“一卵双生”的。但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却有着惊人的速度,以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欧洲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可能达到20%,绝对数将达到3亿。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发达的条件下出现的,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因而老年保障问题将十分突出。还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某些农村地区老龄化问题严重,本来农村的出生率要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要低一些,速度也要慢一些。但实际上,有的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相当高,因为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造成了大量“留守老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老年保障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加快发展老龄产业,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显得更为迫切。
人口过快,生活污水就会增多,造成水污染,二氧化碳也会增多,人多了车就多了,车多了就会排放有毒气体,破坏大气人需要吃菜,种菜需要化肥,花费会使土地板结人需要住房,住房需要用地,人需要吃肉,吃肉就要养殖一些牲畜,牲畜对植物会有破坏,人会捕杀一些野生动物,是另一些动物的天敌消失,会破坏生态链等等吧你自己总结总结吧我倒要2000字啊?我没时间写的我给你找一篇然后你归纳一下子,成为自己的语言吧7-3 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人类在利用环境的同时,也在改造着环境。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膨胀,也对环境造成许多影响,其途径是多方面的,范围也在扩大。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表现在两大方面一、人口增长对生存环境的压力1、生存空间及承载力宇宙环境是无限的,但是适合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空间是有限的,而就是地球(屹今为止唯一发现的)地球的重量875×1021t,面积510083042km2(即1亿km2)。纵观人口增长史,我们将发现越往前人口增长1倍的时间(倍增期)越长,越往后,增加1倍的时间越短。公元时代开始,人口增长1倍约用450年,第二次增长1倍时间为400年,接着,为100年,45年。目前是35年左右,有人以1970年世界人口为8亿做基数,按每35年人口增长1倍的固定增长速度计算,到公元2705年,整个地球表面每m2将有10个人,到公元3535年全世界人体的总重量超过地球的重量。这是难以想象的情景。另外,地球对人口的容纳量,不光指按容器的容积大小计算,而是指人类在地球上维持永久生存下去的最多人口数,地球上植物的总产量按能量计算,每年为660×1015千卡,每人每天维持正常生存需能量2400千卡,年需能量8×105千卡,那么要养活地球上60亿人口年需能量8×1015千卡,占植物总产量的73%。按这样计算,地球上的植物总产量可养活8250亿人口,但人类仅能获取植物总产量的1%,因此,仅能养活82亿人口,况且地球上以植物为食的不仅仅是人类,其它各种动植物都直接、间接地以植物为食,还有许多植、动物是不能供人类食用的。2、对气候的影响人口增长,会因呼吸、燃烧、工业发展等使排入大气的CO2、NOX、SO2增加,引起酸雨和光化学烟雾、温室效应等发生。近百年来,全球地面气温增加3~6℃。80年代为本世纪最热的10年,1988年平均比1949~1979年增加34℃,海平面上升4cm,我国上升5cm,估计到2030~2050年,全球年平均气温比近几十年还要高5~5℃,将比过去一个世纪高5℃左右。3、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目前世界平均城镇人口比例为2%,而发达国家城镇人口比例为79%,我国1990年城镇人口占2%,约3亿人,1982~1990年间每年以35%的速度递增,高于49~81年的99%递增速度,2000年,我国城市人口比例达7%。人口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由于人口过分集中,导致住房拥挤(90年底,我国城镇共有无房户、困难户800多万户,1988年统计,全国人均居住面积在2m2以上一特困户尚有55万户)。2002年统计,我国城市居民平均居住面积3m2。交通堵塞,是城市的另一大难题,据统计世界295个城市公共汽车行驶速度,天津倒数第一,北京第二,我国各大城市速度逐年下降,水源紧张、环境污染(大气、噪声、垃圾、卫生、绿地)。究其原因,均为人口膨胀,市区人口过密所造成的。就业困难二、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影响地球上水的总量为8亿km3,其中53%以上为海洋咸水,地球淡水的总量为35亿km3,只占全球总水量的53%。其中3/4是在南、北极的冰帽和冰川中。因此,人类易于利用的淡水约占全部淡水的20%左右。而直接能取用的河、湖淡水仅占全部淡水的5%,可见能供人类直接利用且易于取得的淡水资源是十分有限的。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在某些国家某些地区,对水的需求量已达到本地区供应能力的极限。公元前一人一天耗水12L,中世纪增加到20~40L,18世纪到60L,当前欧美一些大城市每人每天耗水达500L,每年人均耗水超过104m3,每年消耗水资源的数量远远超过其它任何资源的使用量。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用水总量接近3万亿m3,目前许多地区缺水问题十分严重。我国水资源总量8×104亿m3,但人均占有量仅为2693m3,居世界第109位,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之一。全国668个城市中,目前有400个城市缺水,北京城市尤为突出。据统计,我国城市平均日缺水量为1600万m3,北京、山东、沈阳、长春等都是缺水城市(1984年192个城市缺水,说明人口的增长,需求量加大)。二、粮食问题、土地问题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对粮食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据美国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推算,现在世界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985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未变,则每年将短缺1亿吨粮食和5000万吨蛋白质,将会有更多国家人民不得不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态。造成粮食短缺的一个原因是世界上可耕地面积有限,而且分布不均,其中最肥沃而又便于耕种的土地均已开垦,剩下的若开垦则需要大量投资。实际上各个国家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是极不平均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扩大耕地的可能。有些地区甚至还需要退耕还林、还牧。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城市、交通占地的不断增加,使耕地面积不断缩小。虽然人们还可以通过改革耕作技术和增加农业投资等措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粮食获得较高的收获,但目前粮食增产是有限度的。最根本的措施是控制人口的增长。中国人均占有耕地少,加之人口增长过快,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人地矛盾日趋尖锐。1953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8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养活5人,目前我国每年出生人口1500多万人,而耕地面积每年由于工业、城市、交通占地而减少40~50万公顷,以致造成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需要养活8人。预计到2050年,每公顷耕地需养活12人左右。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05公顷,福建省只有04公顷。预计到2050年,我国人口达到4亿,而耕地面积则下降到7300万公顷(由目前的9600万公顷),按16亿人均年消费粮食600kg计算,我国共需粮食84亿吨,需每公顷产粮5吨,而目前粮食单产最高年份(1984年)只有6k/ha,比现在需要提高粮食单产7倍。达此指标是相当困难的,只有控制人口的增长才是唯一出路。三、能源与资源的问题自然资源的耗竭问题指的是不可更新资源,包括矿产、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等)。世界能源消耗速度迅速增加,目前消耗最多的是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石油年能源消耗量占总量中的38%,发达国家多,如日本石油、天然气消耗占总耗能额的8%,煤仅占8%,美国石油、天然气消耗额占总额的6%,煤占3%,而我国能耗特点是以煤为主,1990年煤耗占06%,石油、天然气仅占4%。矿产资源:我国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庞大的人口数量对矿产资源需求,已使我国在允许的人均矿产消费很低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资源消费大国。每年矿石采掘量达50亿吨,年人均5吨。总量超过了美国的采掘量。不仅造成资源的紧张,而又诱发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很多矿产品和加工产品又被用来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人口对环境的影响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在利用环境与征服自然方面取得很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这就是目前经常从新闻媒介得知的生态危机。这是由于人对自身的发展失去控制而使环境遭到破坏,破坏的严重程度已影响到人本身,也威胁着许多其他物种的继续生存。许多关心人类生存环境的学者面对这种惊人的事实深感不安,他们大声疾呼要求人们实行自我控制,以维持自身与生态环境间的平衡。虽然他们也认识到,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很多,但是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则是十分重要的措施,否则环境条件将继续恶化。人口的数量,即一地区的人口密度,与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从中世纪以来,中、西欧植被的变化情况就是个很好的例证。昔日,居住于平原与河谷的农民砍伐森林,把比较平坦的地方开辟为肥沃的农田,形成人口密集的农业区。但是,在农业地区的边缘和农业区之间则是丘陵与低山,那里生长有茂密的森林,由于不适于耕作而被保留下来。由于森林植被与丘陵地形这两种现象密切相关,所以,居住在中、西欧的丘陵地区的人往往把森林这个词视为包含着地形崎岖的地区。这地区森林面积的扩大与收缩就与人口增减密切相关。在战争、疫病和饥荒时期,人口数量下降,丘陵上的森林就向低的地方与平原区扩展;在社会稳定,人口增长时期,森林面积就收缩。在1337—1453年,英法之间持续的百年战争,使人口大量减少,森林面积大大扩展。在法国,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英国人把森林带到了法国”。在美国的东北部也有这样情况,最初的移民到达之后,就砍伐森林、开辟农田。当时,农业随着森林砍伐的速度而发展,以致于大片的森林消失。可是,从20世纪以来,许多农民离开农村转向城市,森林也就向农田扩展,森林面积又在逐步扩大。上述例子只是人口的数量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同森林面积的消长的关系,并没发生森林环境的重大变化而影响到自身的生存。而西班牙人在古巴烧毁森林作为种植咖啡的肥料以获取利润,却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他们并未预料到大雨把没有森林掩护的裸露土壤全部冲刷掉,而留下的却是赤裸裸的岩石,非但咖啡无法生长,森林也难以恢复。森林受到人类破坏的后果是严重的,草原也同样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某些证据表明,从罗马时期以来,由于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的矮草草原上过度放牧,结果沙漠的面积逐渐扩大。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内蒙古南部的一些沙漠也是由于历史上不合理的开垦所造成的。过去经常说的“沙漠南移”实际上是一些地方由于不适当的大量开垦,从而助长了沙漠面积的扩大。以上的事例充分说明,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因而给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结果形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其实,这种结论并不完全正确。拿人们的消费来说,工业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高,其消费的物质比发展中国家多得多。例如,美国人均消费的能源折合标准煤计算是10吨/人·年(1980),消费的肉类是108公斤/人·年。这个数字比发展中国家不是高几倍、十几倍,而是几十倍。总起来计算,美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5%,而每年消耗的资源大约占世界40%,所以,在美国每增加一个人要比发展中国家每增加一个人,对世界环境所施加的影响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