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邑文化论文2000字怎么写的

五邑文化论文2000字怎么写的

特色的景点当然有很多的啦！ 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开平的碉楼啦，是广东省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开平碉楼位于开平市内，碉楼星罗棋布，城镇农村，举目皆是，多者一村十几座，少者一村二三座。从水口到百合，又从塘口到蚬冈、赤水，纵横数十公里连绵不断，蔚为大观。这一座座碉楼，是开平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见证，它不仅反映了侨乡人民艰苦奋斗、保家卫国的一段历史，同时也是活生生的近代建筑博物馆，一条别具特色的艺术长廊。 开平碉楼的兴起，与开平的地理环境和过去的社会治安密切相关。开平地势低洼，河网密布，而过去水利失修，每遇台风暴雨，常有洪涝之忧。加上其所辖之境，原为新会、台山、恩平、新兴四县边远交界之地，向来有“四不管”之称，社会秩序较为混乱。因此，清初即有乡民建筑碉楼，作为防涝防匪之用。 开平碉楼种类繁多，若从建筑材料来分，大致有以下四种：钢筋水泥楼、青砖楼、泥楼、石楼。 开平碉楼有避盗防涝、抗日据点、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历史作用。 自力村隶属开平市塘口镇，东距开平市区12千米，坐落在潭江支流镇海水河谷丘陵平原。该村民居格局与环境保护完好，自然环境优美，水塘、荷塘散布其间，与民居和众多的碉楼相映成趣，美不胜收。全村现有农户63户、179人，海外侨胞248人，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村民朴实大方，乐观开放，生活悠然自得。 全村共建有9座碉楼6座庐(即西式别墅)，分别是龙胜楼、养闲别墅、球安居庐、居安楼、耀光别墅、云幻楼、竹林楼、振安楼、铭石楼、安庐、逸农楼、叶生居庐、官生居庐、谰生居庐、湛庐。最早的龙胜楼建于民国八年(1919年)，最晚的湛庐建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其中，最精美的铭石楼高6层，第1层为厅房，第2至4层为居室，第5层为祭祖场所和柱廊、四角悬挑塔楼，第6层平台正中有一中西合璧的六角形了望亭。楼内保存着完整的家具、生活设施、生产用具和日常生活用品，丰富而有趣，是当时华侨文化与生活的见证。自力村风格各异、错落有致的碉楼群是开平碉楼兴盛时期的代表。 泮村灯会，又称舞灯会。每年农历正月十三日举行。希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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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人出洋史可追溯到唐代，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已有新会人随阿拉伯商人往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自此之后，一批又一批的五邑人陆续飘洋过海到海外谋生。江门市是全国重点侨乡之一，同潮汕和闽南地区并称为全国三大侨乡。据最新的侨情调查统计，江门五邑旅居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300万多人，遍布全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大多数分布在北美洲和中美洲，侨胞在海外繁衍生息，为居住国的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当中涌现出一大批如加拿大总督伍冰志、美国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等优秀的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科学家。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素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他们修建了学校、医院、敬老院、托儿所、幼儿园、影剧院、图书馆、桥梁、公路、自来水工程、侨联大厦等一大批公益事业。还设立助学、敬老等基金。他们造福乡里，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近年，五邑地区电商行业发展迅猛，落地阿里巴巴1688·江门产业带、阿里巴巴1688进口货源·江门站两大电商项目，迅猛带动当地企业升级，大力推动电商发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增强外商回来投资的信心。江门五邑侨乡成了华侨和外商投资的一片热土。至今，来江门五邑侨乡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达25个，其中居前的是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法国等，涉及的行业达20多个，产品上千种，主要行业有纺织、化工、机械、电子、通讯设备、塑料及制品、建材、皮革及制品，食品、木器、农业、建筑、交通运输、房地产、饮食、旅游等行业。侨商与外商联合来江门五邑投资增多，产生了连锁效应。一批大财团、大企业、大商社、跨国公司陆续到五邑投资，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已有13家在江门落户，侨属企业已成为侨乡经济建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江门是一个对外交往较多的城市，它和包括美国河滨市在内等多个国家的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每年接待一大批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日本、印尼、澳大利亚、西班牙等世界各地的游客。江门五邑还是一个窗口，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从这里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也将世界各地优秀的文化、先进的科技带回中国，架筑起中国和外国的友谊之桥、经贸之桥、科技之桥，为中国和居住国的发展，为全世界的和平做出了宏伟的贡献。 新会陈皮、人工虫草、桔普茶、陈皮普洱茶、桑果红酒、恩州奇石茶具、剑花、葵扇、白菜干、广合麻油腐乳、牛大力外海面、开平火蒜、台山虾酱、开平腐乳、荷塘头菜、古劳面豉、陈皮饼 1　起源粤剧是什么时候在这块土地上“安营扎寨”的？到底是100多年前，还是近400年前？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几位热心的老戏迷不约而同指点迷津：新会东关路留下五邑唯一的明代石戏台。穿过两条车水马龙的马路，我们来到会城东关路的石戏台，顿时眼前一亮。高高的戏台坐落在民居前，古色古香的屏风刻画着各式各样的戏曲人物，宽敞的“群英台”分“出将”、“入相”两道门，不用细看，这是一个最典型的戏台。石戏台前立下石碑：石戏台建于明代，清代重修，1995年被列入新会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屈指一算，石戏台迄今有400多年。新会地方博物馆副馆长林文斌告诉记者，石戏台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400多年前，这里是会城的中心位置。根据明万历《新会县志》卷二“风俗”条记：“昔云城中尚杂剧，今而乡则盛矣。到明朝，戏剧演出不分上中下户……””杂剧“是金元时期盛行于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戏曲艺术形式，也是我国最早最成熟的戏曲艺术形态。新会地方文史学家林福杰结合地方史志说，石戏台是关帝庙的附属物（石戏台对面是关帝庙，已被拆），每年“关帝诞”都举办庆贺盛会，往往一连几天请戏班来演戏。由此，用于戏剧表演的石戏台，早在明代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个石戏台演出的杂剧是否已包括粤剧？中国国学研究会研究员、五邑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日星否定这一说法，“粤剧是清代中叶以后兴起的众多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追溯粤剧的起源，当以开平籍名伶邝新华为粤剧的开山之师，他在广州成立了首个粤剧会馆——八和会馆，标志着广府戏的崛起。接着，辛亥革命时期，‘志士班’告别用‘戏棚官话’演唱的历史，开始了用广州方言演唱，进入粤味浓烈的真正的粤剧时代。然而，很多官方说法则认为，粤剧有300—400年历史。2009年，在粤剧成为世界“非物质遗产项目”后，广州市文化局社会文化处负责人黄斌，在2009年粤剧成功摘取广东首个世界“非物质遗产项目”后，接受记者采访指出：“有近400年历史的粤剧有9大流派……”不管答案是100多年，还是近400年，我们无法去否定的是，粤剧具有一种魔力，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五邑地区，植根在一部分人的生活中。2　崛起一幕幕历史烟云已经过去，留下了一个谜一样的话题：为什么五邑人能在粤剧舞台上独树一帜？因为是珍贵的文物，石戏台只有在节假日才能进场演唱。很显然，往日喧哗早已随风而去，站在金碧辉煌的屏风下，四周如此平静，耳畔回响起那悠扬的粤韵，绵绵不绝，由近及远。遥想100年前，广东的戏曲正酝酿着一场破冰之局，领头人正是开平水口镇泮村人邝新华。史书记载，清代同治年间，因李文茂率伶人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粤剧正处于长达10多年的禁足。伶人为了生存，正寻找突围之路。同治七年，两广总督瑞麟为其母大局祝寿，广东班武生邝新华和花旦勾鼻章以一部《太白和番》大戏大受嘉宾赞赏，邝新华和勾鼻章借机向瑞麟提出解禁之请，经瑞麟向朝廷奏请，获得准许。邝新华振臂一呼，伶人纷纷响应，几年后，粤剧会馆——八和会馆，在广州成立。辛亥革命后，粤剧逐步走向鼎盛发展时期。五邑各地戏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落成。根据《五邑戏曲概览》一书介绍，公元1911—1925年，五邑各地全年演出不断，1913年，江门建起专演粤剧的大同戏院，会城建起普庆戏院，台山阮氏华侨，在端芬镇建起大同戏院，在斗山建起联华戏院。开平的赤坎、三埠先后建起七八间戏院，这些戏院，成为省港名班的演出场所。丰富的戏剧土壤和舞台，造就了一批批伶人。继邝新华后，五邑名伶粤剧名宿陈非侬（外海）、20世纪30年代粤剧“四大名旦”谭兰卿（新会双水）、粤剧“四大名丑”廖怀侠（荷塘）、叶弗弱（台山），唱响舞台，成为名角。恩平籍芳艳芬独创“芳腔”，在粤剧界备受推崇，风头一时。省内大小戏班里的文武生、乐手、花旦，来自五邑地区的更是难以统计。由清至民国初年，“每一戏班都少不了四邑人”、“没有四邑人就不成戏班”的定律为粤剧戏行内所公认。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出自梨园世家，开平籍红线女演过近百出粤剧，拍过90多部电影，成功地塑造了古今中外各类妇女的艺术形象。她独创“红腔”，唱红半个世纪，成为蜚声中外的粤剧泰斗。一幕幕历史烟云过去，留下一个谜一样的话题：为什么五邑人能在粤剧舞台上独树一帜？对此，李日星认为，一方面，五邑地区曲艺文化底蕴深厚。粤剧使用广州话演唱以后，将大量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粤曲如木鱼、龙舟、粤讴、南音等吸收到粤剧里来，使粤剧真正成为充满南粤文化气息的粤语粤韵的地方大戏。此后，粤剧中的精美唱段在流传过程中又从粤剧中独立出来，为群众广为传唱，私伙局由此而兴，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在过去，五邑地区生存条件恶劣，生活艰难，在当时，以艺谋生，唱戏为业，算是一个向阳出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江门剧协副主席司徒沛告诉记者，五邑人思想开放包容，有着开拓进取的精神，对本身具有开放兼容的粤剧这种戏曲，非常容易接受；与此同时，五邑是水乡，民歌、曲艺群众基础雄厚，自古用“红船”作为交通工具在各地巡回演出。两位专家不约而同提到同一个原因——曲艺文化底蕴深厚。2002年，台山、开平和新会，被中国曲协授予“中国曲艺之乡”。3　走向如果剧团继续锐减，一代观众老去，将来，粤剧会消失吗？入夜，华灯初上，石戏台陷入了沉寂，但城市各地的广场上却热闹起来。五邑各地的粤剧、曲艺团体正投身于各大社区的创文演出。五邑最大的粤剧团——江门粤剧团连续几天进社区演出，所到之处，皆被围得水泄不通。国家一级演员，江门粤剧当家花旦余阳丽显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台上处变不惊，一腔一调、一招一式、句句传情。一曲既终，余音袅袅。面对场外人山人海的观众，余阳丽并不认为现在的粤剧市场回到从前。“看热闹，看过瘾的，有很多人，但真正愿意为此掏钱进场看戏的，没有多少人。昔日一票难求的市场已经一去不复返，粤剧已遭到各方面的冲击，市场的路子越来越窄。多年来，我们剧团主要是靠一些大老板请我们去做戏来维持，很苦也很难。有时跑跑港澳、珠三角其他城市才能撑下去。”一个不争的数据足可以证明余阳丽的担忧：根据江门市曲协提供的数字，解放后到现在，五邑地区专业粤剧团先后出现70多个，业余剧团曾有120多个，目前在市场上活动的剧团锐减成10多个。如果剧团继续锐减，一代观众老去，将来，粤剧会消失吗？“不会。粤剧是广府民系所创造粤方言戏曲 艺术，只要粤语存在，粤剧就不会消失。不过，随着现代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它将与影视、网络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编剧、表演、传播的形式都可能发生变化，或许新的粤剧艺术形式也会应运而生。”李日星说。“不会消失，中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老人的身体结构特点显示，他们喜欢节奏慢的音乐，粤剧是人心底最柔软的文化。”做戏40年，新会粤剧团副团长李天龙说。往事如烟，随着时代的变迁，褪下华美外衣的“粤剧”，像夜色一样，渐变沉寂。然而，江门五邑各地的私伙局却不甘寂寞，遍地开花，多达200多个。第二天清晨，我们上班路过的公园一角，依然又听到那牵动人心的小曲，整个城市恢复一天的色彩。是的，一批又一批的五邑人正延续着对粤剧的热爱，粤剧将继续滋养着这片名伶辈出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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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人群熙熙攘攘，街道热热闹闹，商场红红火火，到了晚上，则是另一番奇景：一盏盏造型别致的路灯发散出灼灼光芒，一道道闪耀的霓虹在楼宇间明灭，一家家商铺的广告显示屏璀璨夺目，因了这光，这亮，街道两旁挺立的树木无一例外的镶嵌上了一颗颗金珠、银珠和玉珠，远远望去，闪呀闪的，像瞌睡人的眼，一眨一眨的，又像吐蕊的花，随风送着清香，更像缀饰了流光溢彩的珍珠，绚烂而迷人。——家乡的河，我为您点赞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变化巨大的护城河。记忆中的护城河，过去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条臭水沟，淤泥沉积，脏水横流。近年政府下大力度加宽河道，清理垃圾，彻底实现了“生活用水地下走”的目标……如今，清澈见底的河水从鹅卵石上流过，河边垂柳依依，嫩柳扶波，婀娜摇曳。徜徉河边，时不时，便会遇到三五摄影爱好者，在这里选景，拍照，留下他们眼中的美。——家乡的人，我为您点赞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新修建的湿地公园。十里游园，如画中长廊，风景迷人。河边，或三或两的渔友静坐垂钓。三五成群的老人十分投入地练着太极拳，一招一式，柔中带刚。傍河而建的图书馆，藏书浩如大海之水。每每信步而进，偌大的馆内，总是坐满了读书人。尽管人潮汹涌，但却只能听见沙沙的书页翻动声，因为那里墨香扑鼻，可以让灵魂静静地栖息。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我美丽的家乡邓州，你肯定会发现，邓州真的如一部隽永的诗篇，流传千古；似一首动听的乐曲，音符飘扬；像一副美丽的画卷，让人流连忘返！邓州，我可爱的家乡，我衷心地为您点赞！2、五邑侨乡，我为你点赞_美丽的家乡作文800字大江门户，南海明珠——江门。江门，拥有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人文荟萃，人才辈出。其独特的华侨生活史，孕育了绚丽的侨乡文化。为何江门五邑会被称为“中国侨都”、“中国第一侨乡”呢？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胞近400万人，遍布全球107个国家和地区。在这块土地上，无数先民漂洋过海、创业他乡、报效故土。华侨爱国爱乡，通过捐助公益、投资兴业等方式帮助家乡发展。堪称“新会文史三泰斗”的陈白沙、梁启超、陈垣，就聚集在这座思想文化之乡。陈白沙思想文化与“江门心学”、梁启超思想文化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想、陈垣的国学文化……这些都足可见江门五邑文化底蕴之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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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对乡村而言的。根据词典解释，城市，即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研究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其主要内容有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地理条件、历史发展。80年前，江门之所以从一个镇成为省辖市，是有其自然地理优势和经济地理优势的。地理优势　　为建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江门，地处广东省的中南部、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西部。珠江水系西江主要发源于云南沽益县马雄山东麓水洞，自西向东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四省。无数年代，西江上游挟裹着大量的泥沙滚滚东流，沉积在海上数不清的岛屿之间的平静水中，直至形成三角洲，其形状如人手的复制品，以5个手指，一磨刀门、泥湾门、虎跳门、崖门及横门，牢牢抓住太平洋的南海。江门尤在人的手腕，扼西江五个出海曰。江门凭籍西江，上可通广州、香港、澳门：下可达肇庆、广西梧州及新会、开平、恩平、阳江、水东、电白、雷州、廉江、湛江、海南岛，成为广州府的西睡屏障，四邑乃至粤西地区的交通枢纽。因而，江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位于江门东北部3公里 的北街，成陆于13世纪，在西江河畔，是江门水陆交通之门户。此地河面开阔，靠岸水位较深，宜吨位较大的轮船停泊，实为天然良港，具有独特的地利条件。正因为江门有如此自然地理的优势，成为了帝国主义觊觎的地方。1860年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为加强对中国南部进行经济、文化侵略，增辟沿海及内地对外通商口岸，把魔手伸到了珠江三角洲。清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粤海关成立，在江门设立正税口，俗称“江门常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根据《中英缅甸通商条约》专款，江门成为了西江的第一个上下客货停靠站，属三水管辖的一个分支机构。同年10月，粤海关在江门设立办公所，这是首次以条约形成把江门定为人和商品入境的小关口，江门也就成为了西江南路对外贸易的水路交通枢纽和商品流通中心。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把江门这个商品集散市场、进出口商品集散市场辟为进出口商品的转运口岸，作为其深入五邑侨乡及粤中粤西其他市场的“桥头堡”，进行经济侵略，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四（即1902年9月5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即《马凯条约》），将江门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并相应设置海关。1904年3月7日，江门海关正式成立，粤海关把江门和甘竹两个常关划为江门关管辖。口岸的开辟及江门海关的设立，对江门的水陆交通、对外贸易及商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江门扩大了对五邑乃至广东西部的辐射和影响，从而加快了江门建市的步伐。　　国学大师雷铎对江门文化的归纳： 　　“侨、楼、泉、风”，雷铎用四个字来概括江门五邑的文化特色。他建议，江门要深刻解读、大力弘扬其中的内涵。 　　雷铎说，“侨”是江门最大的优势，无论是从人数上，还是从历史上，江门的华侨文化在广东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文化特色需要江门大力弘扬，其意义值得认真挖掘和推广。 　　楼，顾名思义，是指江门的碉楼文化。雷铎说，他在很多年前就曾呼吁过，要保护江门的碉楼，现在，看到江门的碉楼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认为，保护碉楼的意义，除了在建筑领域，更重要的还是在精神层面上。每一座碉楼都见证着在南中国曾经发生过的往事。雷铎建议，应加强对碉楼文化历史内涵的研究。 　　泉，是指温泉。雷铎说，江门地下温泉资源丰富，被称为“温泉之乡”。温泉除了其物质的意义以外，其象征意义更加值得挖掘，“温泉之下是地震带，热流不停地涌动；五邑地区也出现了很多富于激情、勇于创新的人物，历史上，陈白沙、梁启超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研究，可以唤起五邑人像地泉一样的能量与创新热情。” 　　风，是指风气。雷铎说，历史上的五邑是个十分富庶的地方，曾出产过品类繁多、质地优良的土特产，有“小澳门、小广州”之称，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很多优秀的人物。改革开放以后，广东领全国改革风气之先，五邑也不甘落后。雷铎认为，江门要特别重视教育，掀起浓烈的“向学”之风，这是建设先进文化、振兴本土文化的根本。 　　在人文思想方面，江门人的思想很受明代哲学家陈白沙的思想影响：“自得”、“自然”、“主静”。 　　白沙之学无论哲学的心学和文学的诗学都本自然而求自得，求独创性。而这种自然自得的素质，必须通过至静无欲始能培养。无欲则静，至静始乃体验天理 　　由于江门人受陈白沙心学思想的影响，江门人比较低调、顺其自然、不会刻意追求，心境也比较平和。 　　至于饮食文化，江门人爱吃，什么饮食文化都能得到融合，什么地方的饮食文化也能找到。而江门的食市也兴旺，到达了三步一餐厅，五步一饭馆的地步。而家居饮食侧以岭南饮食习惯为主

五邑演艺文化论文2000字怎么写

中国茶文化历史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党和国家为解决国内存在的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把握民族发展方向，促进民族发展繁荣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是关于民族问题方面的各项措施和规定的总和。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少数民族政治政策少数民族政治政策，是指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以及为实行这些权利和义务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这些政策，从根本上废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维护和确保国家的统一、政治生活的稳定和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是新中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根本目的所在。少数民族政治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1)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总政策。其内容涉及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具体体现在宪法类规定、法律法规类规定、行政法规、命令、指示等方面。(2)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是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是民族平等在国家制度上的体现。其基本内容是：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组成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等政策。(3) 民族社会改革政策。这是党和国家为领导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其基本内容是：“三不两利”、“和平协商”、“赎买”、“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直接过渡”等政策。(4) 民族识别政策。这是党和国家为辨别民族族类和民族族称而制定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斯大林民族定义是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民族特征、民族意愿、历史事实和就近认同，是民族识别的实践标准。(5) 民族干部政策。这是党和国家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少数民族进步、发展和繁荣而制定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大力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2．少数民族经济政策少数民族经济政策，是指党和国家对发展、扶持、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所实行的政策，是指导和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活动所规定并付诸实施的准则和措施，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其根本目标是迅速改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落后状态，发展民族经济，使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1) 特殊照顾和优惠政策。这是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起点低，社会综合发展相对落后的特点而制定的特殊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和税收两大方面的适当照顾和特殊优惠。(2) 产业发展政策。这是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体系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工业发展、农牧业发展和民族贸易发展等三个方面的政策内容。(3) 扶贫开发政策。这是国家为尽快解决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设立专项扶贫资金、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在资金和物资等方面实行更为宽松的优惠以及扶贫与开发相结合等一系列政策。(4) 开放联合政策。这是国家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步伐，增强民族经济发展活力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横向经济联合、对口支援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政策。3．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少数民族文化政策，是指党和国家对保护、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民族文化所实行的政策，其基本原则是坚持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繁荣的方针，并为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创造条件。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1) 民族教育政策。即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发展权、创办各级各类民族学校、提倡双语教学、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照顾和民族教育的对口支援与协作等。(2) 民族文化政策。即繁荣民族文化事业、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人才、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设施建设、保护和合理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开展民族文化交流活动等。(3) 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即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坚持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4) 民族风俗习惯政策。即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坚持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5) 民族宗教信仰政策。即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坚持和保护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4．少数民族人口政策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是指国家调节、干预和指导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口发展的政策。它集中地表达了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民族人口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所提出的要求以及为实现此目标而采取的措施。民族人口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人口生产于物质生产相适应，与环境资源相协调，为民族地区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尽可能好的人口环境。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1) 区别对待原则。即在制定和实施人口政策时，必须把少数民族与汉族区分开来，把不同少数民族和不同民族地区区分开来，做到因民族制宜，因地区制宜。(2) 控制人口数量。即提倡晚婚晚育，限制生育数量，实行计划生育奖惩机制，控制人口出生数量和人口增长速度。(3) 提高人口素质。即实行优生、优育、优教，促进民族人口在体能和智能上优秀个体的繁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五邑侨乡文化论文2000字怎么写

侨乡文化的精髓：自信、开放、包容　　　　五邑地区的侨乡文化，体现了在西方社会现代文明影响下，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与其他受西方影响的文化形态所不同的是，侨乡文化呈现出一种更为自信、开放、包容的姿态。如中国很多有西洋特色的建筑，近代以前的西洋楼、“拉丁十字”的教堂等，大多是洋人用坚船利炮“打”进来的，带有西方殖民者硬性移植的色彩；而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是广大侨胞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结合个人的审美情趣融注于建筑艺术而形成的。不同的旅居地，不同的审美观，造就了开平碉楼的千姿百态。侨乡文化能充分体现华侨主动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自信、开放、包容心态。

江门市管辖的新会、蓬江、江海三区和代管的台山、开平、恩平、鹤山四个县级市，通称江门五邑。它地处南海之滨，海岸线长283公里，海域有大小岛屿70多个。它毗邻港澳，近距东南亚，早在明代就设有外国船舶停靠点。总面积9，28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03万；海外华侨、华人215多万，占侨乡人口的57%；加上港澳同胞149万多，则达96%。华侨、华人分布在10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美国、加拿大最多，有132万多人。在乡有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家属48万人。　 五邑地区向外移民历史悠久，自唐、宋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大规模移民则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迄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有两次移民高潮：一次是1840——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禁止华人入境法案）；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公元，下同），黄巢起义，从山东一直打到广州，波及新会，兵败后逃亡苏门答腊等地的人流中，相信会有五邑人。　 南宋祥兴二年（1279），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进行灭宋决战，10万“勤王”宋军牺牲，约有3万败兵和百姓逃亡南洋，其中有不少五邑人。宋亡以后，五邑地区发生多次“抗元复宋”的农民起义（如1283年新会林桂芳、黎德分别领导的起义），失败后也纷纷逃亡海外，成为华侨。　　 明朝初厉行海禁。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官方以“朝贡”为名进行海外贸易，广东设有市舶提举司，广州成为主要对外港口之一，新宁（今台山）设有广海、望峒、奇潭3个“沃口”（临时泊岸点）。公元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9年，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波斯、非洲东岸等30多个国家。明朝中期，公元1442——1552年，五邑地区发生上10起农民起义，少则数千，多则10万之众，先后被镇压失败以后，不少人逃往南洋。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朝廷废除海禁，此时就有开平人出洋经商。明嘉靖32年（1553），葡萄牙人借口曝晒渍水货物，开始占据澳门。十六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争相霸占了非洲、美洲、亚洲、大洋洲许多殖民地，需要劳动力开发，先是在非洲贩卖上千万黑奴到美洲等地；后来又转向东方，并早在1519年葡萄牙人就在中国沿海抢掠和拐骗我国人民到葡属东印度垦殖，并在1519、1523、1556年3次进犯新会，掠卖良民出洋；荷兰人也同时在闽粤沿海招募华工；后来更演变为大规模的“苦力贸易”，澳门成了重要据点。由于澳门紧靠五邑，因此很多五邑人经澳门出国或被骗到澳门“卖猪仔”出国。　 清朝初期也实行海禁，并厉行“迁界”政策，民间出洋很难，但也不能禁绝。在《新会乡土志》和那伏高氏族谱中，记载了沙堆人高竹，经过“迁界”、“复界”的折腾，回乡一年又遭贼犯，父母双亡，年仅10岁（1668），就被迫逃往澳门，后又到了泰国，习医16年，回国后当了康熙皇帝的御医。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出国和归国的五邑华侨第一人。清初，五邑地区发生多起“反清复明”的农民起义，如：顺治2——17年（1645——1660）发生新会三江、外海、籁竹门的农民起义；顺治4年（1647）新会独冈（今鹤山）黄蛮长领导的农民起义；新会杜阮人黄公辅和新宁汶村人王兴领导的农民起义，合10万众。这些起义失败以后，许多人乘船逃往海外。清嘉庆年间（1796——1820），新会潮连人张保仔落草为寇，极盛时达20万众，后被清军“剿”、“抚”兼用而降清，而拒绝投降的六、七万人，大部分飘洋过海，到了菲律宾、婆罗洲和马来西亚等地，成了华侨，其中不少是五邑人。根据专家综合史籍统计，到鸦片战争前，整个东南亚地区有华侨100万人以上，主要是福建和潮汕地区人民，其中亦有相当多的五邑人士。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苦力贸易”造成第一个出国高潮。据统计，仅全国被拐卖出洋的“猪仔”就达205万人之多。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政府割地赔款，开放五口通商，香港成了新的“苦力贸易”中心。1860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廷签订《北京条约》，以容许自由移民为名，使“苦力贸易”合法化。此时，五邑地区天灾频繁，租税沉重，民不聊生，农民被迫起义，兼之土、客械斗，土匪猖獗，许多百姓走投无路，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谋生，或被迫“卖猪仔”出国。咸丰四年（1854），五邑发生10万人参加的江会红巾军起义，失败后，许多起义者逃亡海外。1864年，太平天国平南王、新会人黄德滋兵败率余部乘船数十艘，渡南海抵达澳大利亚达尔文市，后聚居墨尔本，其后代繁衍至今达数万人。1855——1867年，发生在台山为中心的土、客械斗，持续12年，仅赤溪外逃者就达10多万人，其中“卖猪仔”到南美洲的就有二、三万众。1848年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先后发现金矿，掀起了“淘金热”，接着美国、加拿大修建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开凿巴拿马运河以及开发中南美洲和东南亚都需要大批劳动力，五邑地区以“契约华工”，“赊单工”等形式或自由移民，出现了出国移民的大高潮。仅1854年美国三藩市当年成立的宁阳会馆就接待了8，349名台山人。据统计，从1840——1876年移民到美国的华侨有15——17万人，其中五邑人士4万人；加上到加拿大、古巴、秘鲁、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五邑移民，估计超过20万人。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禁止华人入境的法案，排华运动从美国开始向加拿大、墨西哥、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地蔓延，使五邑地区出国人数骤减，向外移民走向低潮。少数人仍冒险偷渡入境，有的则转向尚未排华的东南亚地区。1906年美国三藩市大地震，移民资料全部被毁，大批五邑人以“纸面儿子”的名义进入美国，但也使许多移民遭受在天使岛被囚禁审讯之苦。1872——1875年，香山人容闳组织4批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10名为五邑人，同时还有其他自费或公费出国的留学生，自此又有一些留学不归的华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建立了民国，使广大华侨看到了希望，纷纷归国办实业。但好景不长，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日本步步进逼，。。。。。。使中国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致使不少贫苦大众继续出国谋生。1914——1918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缺乏劳动力，又有一批香港海员和五邑同胞移民到了英国和欧洲各国。1927年，蒋介石实行“清共”、“剿共”以后，一些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者被迫逃亡海外，当了华侨。这些断断续续的移民活动，一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才完全停止。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五邑人又一次兴起移民高潮。其主要原因是：（1）美国（1943）、新西兰（1944）、加拿大（1947）、澳大利亚（1965）先后废除排华法令，尤其是美国，允许华裔复退军人和单身华侨来中国娶妻带往美国，允许家庭团聚赴美，于是侨属纷纷出国，使往美移民的人数大增；（2）蒋介石政权腐败，又发动内战，到处抓壮丁，致使移民出国者众，不仅去美洲的增加了，有的还到东南亚及欧洲各国。新中国成立前后，有的国民党官兵和疑惧共产党当政的人士也纷纷出国，直到1952年对香港、澳门封关以后才减少。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东南亚各国先后独立，随之实行限制华人入境的政策，加上当时国内政策过左，使五邑侨乡正当出境者减少，而偷渡到港澳者增加了，尤其在“文革”期间。这些偷渡客有的再由香港出国当了华侨。　 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五邑地区和全国一样，大抓落实侨务政策，使正常出境的人增加了，除家庭团聚、继承财产者外，出国留学、经商、技术移民者也增加了。据查，到1998年止，共有38万人出境到国外和港澳地区定居，平均每年都在万人以上。五邑华侨出国历尽苦难和牺牲，为当地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邑华侨和全国其他地区华侨一样，经历了许多磨难和痛苦，其中最悲惨的就是鸦片战争前后以“契约华工”、“赊单工”形式“卖猪仔”出去那批老华侨。这些人多被拐骗或诱骗到港澳“猪仔馆”，拳打脚踢，强迫你在“卖身契约画押；上船后又被当囚犯那样塞进统舱，有的在船上就被折磨致死；到岸后被迫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受尽种种虐待，不少人被摧残致残、致死。那些幸存者多孤独一生，客死他乡，少数送骸骨回乡安葬。近年新会发现6处华侨“义冢”，埋葬无人认领的骸骨，其中一处就有387具（1888-1892年）。香港新会商会也安葬313具在新界（原系1935年由美国罗省及古巴、越南运回香港的，因家乡1938年沦陷，后又发生太平洋战争，故此）。 　 华侨在各国作出重大贡献是举世公认的：　 在美国。他们开采金矿，仅加州1848——1883年就产黄金12亿美元，占全国的三分之二，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参加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上万华人担负最艰险的路段，牺牲了千人以上。接着又参加建筑南太平洋铁路和北太平洋路。1964年内达华州建州100周年时，州政府用中英文镌刻了纪功碑：“华人先驱，功彰绩伟，开矿筑路，青史名垂”。他们开良田，仅加州就开垦出1800万亩。筑路和改良洼地两项就为美国创造了89亿美元的财富。因此梁启超认为：加州的繁荣“实吾国人民血汗所造出之世界也”。此外，五邑人还把新会柑移植到美国。如今，和江门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河滨市人民还十分怀念甘边（台山水步）人的功劳。　 在加拿大，他们除了开采金矿作出重要贡献外，最大的贡献是参加修建长达3800公里的太平洋铁路。1982年9月25日，在卑诗省的太平洋铁路起点耶鲁镇，竖立一块铜质记功碑，用英、法、中三国文字刻着：“19世记80年代初，承包商安德鲁·翁得东自中国招来数以千计之华工，协助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兴建横越卑诗省华山之铁路，沿太平洋与先瑞利拉奇之间工段，每4个工人中华人占3名，工作虽优异，但每日仅得1元，为白人工人薪给之半。又因工程艰险，由疾病与意外事件而残废者甚众。铁路建成之后，定居于加拿大之华工，遂成为今日卑诗省华人社团社区之基石”。为修筑此铁路1万华工中（占七成系五邑人士），死亡者达4000多人。　 在巴拿马，为修筑巴拿马运河和巴拿马铁路，有2万多华人华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其中多数为五邑人。　 在东南亚，华侨参加开锡矿、种橡胶、开发商埠，功绩卓著，其中也有五邑人的贡献。在新加坡原莱佛士博物馆前树立一座纪念老华侨历史功绩的无名铜像，其座基上镌刻着金字碑文：“华人素以坚忍耐劳著称，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府暨马来所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贡献者，良非浅鲜”。在新、马华人历史上，著名的五邑成功人士有被称为“新马华人三杰”的曹亚珠、陈长炎和赵煜，以及华人甲必丹叶观盛、南洋巨富陆佑等。　 五邑华侨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华侨对当地的贡献，不但表现在早期经济建设方面，在华侨内部团结、互助、自强不息，组织社团，发展教育，开发唐人街，在逆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而且与人为善，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支持所在国反击法西斯侵略和战后支持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表现尤为突出。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不得不对日宣战。在美国的华侨坚决支持美国政府反击日寇，参军的华人超过3万人，占美国华人总数的17%。有5万华人海员在美国和英国的船上服务。陈纳德将军组织的“飞虎队”第14服务队有1300人，几乎全是五邑华裔。在加拿大，有500多华人入伍；华人购买的国债达1000万元加币。在菲律宾，华侨成立了“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第48（华侨）支队”（简称“华支”），其中广东大队100多名官兵都是五邑人士。“华支”战斗三年，伤亡110多人，其中五邑华人占38人。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侨成为打击日寇的主力。不仅在新加坡保卫战中表现英勇，并在马来西亚进行了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其他国家，华侨在反对法西斯战争中也有突出的表现。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纷纷起来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华侨在所在国积极支持当地人民的独立斗争，在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都给予大支持，特别在东南亚地区，尤为突出。例如，越南二战后的抗法、抗美斗争，就有许多华人参加，不少人还牺牲了生命。这些国家独立后的重建中，华侨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人心难测，世间“过桥抽板”的大有人在。一旦所在国出现经济危机，往往就拿华侨开刀，以转移人民对当政者不满的视线。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开始，随着加拿大、黑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国也掀起排华运动。二次大战后，又发生马来西亚英国殖民当局（1950）、印尼（1960）、缅甸（1964）、柬埔寨（1975）、越南（1979）、等国的大规模排华事件，其中尤其是越南和柬埔寨，华人死的最多、最惨，再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以及返回中国的也最多。这些排华事件，不仅华侨、华人受害，当地人民也受到损失。这就使所在国家不得不在若干年之后重新检讨得失，重新发挥当地华侨、华人的作用。　　 二次大战以后，特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华侨社会也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绝大多数华侨已经取得当地国籍，暂时持有中国护照的新移民，过几年也将取当所在国国籍，由华侨变成了华人。思想观念上也从落叶归根变为落地生根。经济条件也上升了，小康之家增多，并有相当部分人已发展成为大财团、大企业家甚至是跨国公司老板。由于受教育的程度提高，华人的文化质素和参政意识也大大提高了，出现了许多教授、学者、医生、律师、工程师，甚至出现了一大批知名的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如美国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台山人）、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女台山人）、秘鲁前总理许会（开平人）等。据调查，在93万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中，知名人士有27，659人，其中政界有569人，，经济界有 25，253人，科技文体卫生领域有1，837人，对当地作出杰出的贡献。　　 爱国爱乡是所有华侨的光荣传统（对华人来说是爱祖籍国和爱原籍乡），五邑华侨也不例外。一是政治上关心国家的命运，二是经济上大力支持，尤其热心家乡的各项建设事业。纵观华侨爱国行动的历程，共有三次爱国主义热潮：一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时期，二是抗日战争时期，三是新中国改革开放至今。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以推翻清朝封建主义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体、实行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为基本钢领，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大伟人。为了贯彻他的主张，他先后组建了“兴中会” 、“同盟会”和国民党，我五邑华侨都踊跃参加。如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最初会员有20多人，五邑华侨为数甚多。台山籍华侨刘祥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开平籍华侨邓荫南为值理。1895年孙中山先生又与外海人陈少白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机关。并创办了《中国日报》。为了推翻清朝政权，孙中山组织了10次武装起义，所需经费全靠华侨支持，五邑华侨贡献很大。如新会港胞李纪堂、开平华侨邓荫南为支持革命几乎倾家荡产。为了筹备1911年广州起义的经费，在开平侨领司徒美堂的提议下，加拿大致公堂将多伦多、温哥华和维多利亚三所党部大楼典押出去。直接参加和领导起义的五邑华侨为数不少，其中开平华侨邓荫南和谢缵泰还参与指挥，台山美国华侨马湘担当孙中山警卫，几次参加战斗，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多位五邑华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以后，华侨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大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积极参加讨伐袁世凯和叛贼陈炯明。由于支持革命有功，有的华侨被邀回国参加政权建设。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机构中任要职的五邑华侨有：黄三德、梅乔林、黄佰度、李是男、黄芸苏、朱卓文、马超俊、马湘、黄湘、黄光锐、邓荫南、谢缵泰、陈军平、邓泽如、赵公璧、伍廷芳、陈少白、李一谔等。　　 抗日战争时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特别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抗战以后，到1945年8月9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期间，海外华侨爱国主义达到了巅峰，不论发动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人力、物力、财力对祖国的支持，以及华侨本身的团结和牺牲精神方面，都是空前的。面对日本法西斯亡我中华最危险的时候，所有华侨都以“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的使命感，挺身救国。其主要表现有：　　 组织各种救国团体。把广大华侨组织起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成立了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华侨救国总会”。在印尼司徒赞（开平人）为首成立了类似团体。在美国，以五邑人司徒美堂、邝炳舜、阮本万等为首的救国团体，其分处达92个之多。……　　 用办报、办电台、办文艺演出形式，向广大华侨进行深入持久的宣传发动，激励大众奋起抗日。　　 捐款、捐物、认购国债，在经济上大力支持祖国抗战。早在1931年“18”事变和1932“28”松沪战役中，华侨就纷纷捐款支援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支持蔡廷楷将军领导的十九路军。经过1936年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改变“先安内后境外”的政策，在1937年“7事变”后，我国进行全面抗战，华侨捐款、捐物和认购国债的热情更为高涨。仅1937—1945年8月，美国华侨捐款达5，600万美元以上，加拿大500万美元以上，全美洲达69，156，115美元。美国致公堂领袖、台山人阮本万本人捐了5万美元，募捐3，500万美元，侨领、台山人邝炳舜本人捐款10万美元，募捐500万美元。新西兰华侨抗日捐款达3，209，020磅，澳大利亚仅1941年1——9月，寄回的捐款达1，911，37元。当时国民政府共发行6期救国公债，总额达30亿元，海外华侨认购了，1亿元。新会旅美华侨认购救国公债和航空公债即达3，630万美元。北婆罗洲新会华侨郑潮炯，从1937——1942年，一边义卖瓜子，一边发动华侨捐款，共得18万元，全部交给“南侨救总”。1940年，他与夫人钟彩合商量，将刚出世的男婴卖给别人，得款80元，悉数捐给祖国抗战。此外，广大华侨还捐物（包括飞机、汽车、药品、医疗器械、衣服、粮食等等），仅抗战初头3年，美洲华侨捐物折款达国币250万元。抗战初期纽约华侨就捐献了100部汽车。在印尼，司徒赞等从1937年7月——1942年12月，就捐了5000万港元，购买物资寄往贵阳。为了抗日，美国华侨还开办飞机工厂，帮助祖国生产战机与日军作战。为了阻止美国卖废钢铁给日本，侨胞们开展“不供给运动”，拦阻运载废铁的轮船装货、启航到日本。　　 为了抗日，许多热血青年回国参军，仅日本就有8000人，缅旬160人，其中不少五邑子弟，台山人林基路烈士就是代表人物之一。美国五邑华侨青年参加空军的人数甚多。其中有9名台山籍的飞行员黄新瑞等就击落日机22架，另与僚机合作击落8架。在抗日战争后期，陈纳德将军组建“飞虎队”，其航空地勤人员、飞行员有很多五邑美国华侨青年。1996年4月，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内建立一座是抗日航空纪念碑，上面刻着881位抗日烈士英名，其中有23名是五邑华侨子弟，他们为抗日救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此外，为了突破日军的封锁、开辟中缅之间的陆路运输线，“南侨总会”组织2000多名华侨青年司机参加运输战争物资，其中也有不少五邑华侨青年。　 华侨在建设祖国和建设家乡的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特别在上世纪辛亥革命以后到抗日战争以前和新中国成立、尤其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其贡献最为巨大。其表现主要有3个方面：首先是侨汇，它是侨眷的主要生活来源，也是侨乡经济建设的资金支柱，亦是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渠道。“契约华工”、“赊身工”挨过卖身期限以后，通过艰苦创业，节衣缩食，从清朝同治年代（1861——1874）起台山等地就有了侨汇收入。据专家统计，从1864——1949年的85年间，全国侨汇总额达1亿美元，平均每年4200万美元，五邑地区约占20%左右。其中台山最多。台山1930年达3000万美元，1937年达8亿美元。新中国成立之后，侨汇收入仍然源源不断，在改革开放以前，其作用非常突出。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贸易外汇增加了，侨眷生活改善了，侨汇收入及其作用才有所下降。　 第二是回国、回乡投资，支持国家和侨乡的建设，共有三次高潮，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二十多年间，是第一个高潮。当时华侨在外积累了一些资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使欧洲老牌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又给华侨一个机遇，因此就纷纷回到香港、家乡和祖国各地投资。回香港发展的五邑华侨，有一批成了巨富，如冯平山、利希慎、林裘谋、李石朋、陈瑞祺、伍时畅、黄润棠、张子芳以及黄克兢、吕志和等，他们事业有成之后，又积极支持家乡和国家的建设。这个时期，由于有许多华侨回乡建房、商埠，办工厂，建公路。使五邑真正形成了侨乡。这个时期，有的五邑华侨还在广州、海南岛、广西、上海等地进行投资，其中广州爱群大厦就是最大的一项，至今天仍然完好。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华侨回国参加建设工作，同时也有一批华侨回来投资，但由于当时政策所限，主要是通过华侨投资公司来办理，其规模较小。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港澳同胞回国、回乡投资最多，唱了主角；华侨、华人的投资比前也有很大的增加，并且还引荐不少外国财团前来投资，其作用也是空前的。1979——1998年，江门五邑共有外资企业（“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15，322家，实际外用外资30亿美元；其中“三资”企业3，850家，实际利用外资48亿美元。而港商“三资”企业就有3，050家，实际利用外资03亿美元；澳门商投资“三资”企业354个，实际利用外资48亿美元。　 第三是捐资兴办公益事业。这是华侨和港澳同胞的优良传统，对家乡帮助很大，其中以捐资办教育最为突出。台山从1912——1945年，华侨捐建的中小学校就有78所之多。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捐资兴办公益事业掀起新高潮，从1979——1998年，五邑港澳同胞和华侨捐资总额达23亿港元。兴建学校2，117间（278万M2），医院297间（68万M2），敬老院324间（58万M2），影剧院、图书馆、文化室177间（61万M2），桥梁825座，道路3，549公里，自来水工程778宗。接受捐资最多的是五邑大学，近2亿港元。捐资最多的港澳同胞是利国伟、陈经纶、谭兆、伍舜德、黄克兢、黄祖棠、黄球等。捐资最多的华侨华人有李盘石、黎耀华、谢文启、伍求登等。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对家乡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表彰他们，江门市共授予四批417人为江门市荣誉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