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论文选题题目

发布时间：2024-09-06 07:02:14

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论文选题题目

保护环境不是我的强项说说元朝为何战败吧你应该听说过日本神风队吧知道是从来那的吗嘿嘿没错就是元朝战败的直接原因敢问从何说起啊神风简单说就是海上的风元朝大军三次对日战争前两次皆是在没有登陆前就被所谓的神风灭了第三次斗意自然没有第二前强全军无心恋战心理严重好从小来说就这怎么多论文可不是闹著完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　　短命的大正文化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　　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到镰仓时期脱离了大陆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　　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　　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编辑本段]日本文化特点　　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相互影响是多么深远，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许多特点，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在日本文化（包括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所以美国哲学家穆尔认为，日本文化是“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　　这种矛盾与统一首先表现在文化的吸收性和独立性方面。　　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　　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日本社会的许多现象看出来。现在电视、空调、汽车、电脑、出国度假等已深深地渗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变得无可辨认了。尽管如此，在现代化的帷幕背后仍旧保留了许多属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东西，从深层分析看，日本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例如，他们爱吃生冷的食物，比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颜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势力、家族意识和集团意识很强；民间信仰和巫术特盛；　　女子对男子的温顺和依赖；想发财，能发财，但发了财以后又不知所措；等等。　　这种矛盾与统一又表现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方面。　　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大规模地吸收与输入西方文化，都对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就不太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只注意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不重视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地发展自己，那么这种优势也会走向反面。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日本向外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口号，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的“国际化”。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据9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说，由日本官方机构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诸如邀请或派遣学者、留学生，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等等，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0亿日元。日本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鼓励、资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国外的日语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学著作的研究、翻译和出版，或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政府的这种大投入推销本国文化的举措收效显著。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誉世界，日本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众多语种质量较好的译本，和这些举措是有密切关系的。　　还有一个矛盾统一的方面是日本旧时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　　在日本古代，不论政府如何强调外来文化，可是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例如，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时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汉语写作，但是妇女不这样，结果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可以在政府准许、控制的许多地区的界线内随心所欲。在那里，男扮女装的演员、男性卖淫者、妓女、木版画家都能取悦于神。江户时代的城市民间文化，尤其在比较繁荣的17世纪，和这个狭小的享乐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作家、音乐家、演员、画家都出入于或活跃于这个受官方蔑视、可是却深为平民所喜爱的“淫荡世界”。暴烈的娱乐和荒诞的色情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仍旧成为人们发泄情感的重要手段。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很小，对这个现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最后，这种矛盾统一又表现在对性的文雅和粗俗方面。　　应该认为，总的说来，日本民族是一个文雅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轻柔、温顺、礼貌而且温和”，他们是以“温和的人的感情”而不是以“干巴巴的、生硬的理论思想”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和大多数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受感情的约束。例如，当两个人争论时，西方人往往生气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而如果是日本人，他会将怒火和不悦隐藏在礼貌的面具之下，说道：“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感情吗?”从总的看来，日本人比较宽容，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和谐，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的、礼貌的面纱所掩盖。　　这种文化现象当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男女的性问题上。在日本男女的性交往过程中，即使是嫖妓，人们也讲究规矩，讲究礼貌，把最粗鄙的性动作用一层文雅的外衣遮盖起来，否则怕被别人看不起，而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很要面子的。在这方面，似乎和中国古人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更重视把这种态度形成一种外在的礼节，而且还存在形成鲜明对比的粗犷、暴烈的一面。　　[编辑本段]日本传统器皿　　日本的陶瓷器皿历史久远，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有了不同样式的土器，绳文土器、弥生土器等。　　日本陶瓷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趣味高雅的陶瓷，使日本陶瓷更加闻名于世。　　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　　陶艺历史　　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开始制作土器了，根据时代和式样的不同，起名为绳文土器、弥生土器。其中绳文土器是低温下烧制的很厚的黑褐色的土器。弥生土器则是在高温下烧制的较薄的红褐色的硬土器。陶器的产生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一般认为，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　　奈良三彩以后，日本大约近500年没有再制造陶器。这期间日本全国制造的是被称为须惠器的、坚硬、烧透的灰黑色土器，但这种土器到了平安时代末期几乎也消失了。　　真正烧制陶器是在镰仓时代，濑户一个叫藤四郎的人从中国引入了技术，制造水壶、香炉、佛具等。以后直到室町时代，除了濑户以外，信乐、常滑、丹波、备前、越前等地也能制造陶器了，被称作日本的六大古窑。再后来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肥前有田成功地烧制了瓷器，日本的陶瓷制作就此开始了。接着有各种烧器产生，其中伊万里瓷器在欧洲也享有盛誉。　　京烧：　　在京都制造的陶瓷器总称为京烧，又叫清水烧。京烧质地细腻，色彩和谐。盘子、花瓶、茶具和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工艺瓷器都是很好的旅游纪念品。　　有田烧：　　江户时代初期（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现在的佐贺县的有田陶土矿成功地烧制瓷器，便开始生产日本最早的瓷器。这种日瓷立即受到欢迎，人们把这种陶器就叫有田烧。　　九谷烧：　　九谷烧的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据说九谷烧的窑在1700年左右被封锁过，在江户时代后期再次复兴。所以复兴前的陶器叫古九谷烧。　　乐烧（しがらきやき）：　　以烧茶器为主的乐烧在京都也发展起来了，本阿弥光悦制成了品味极高的茶碗。光悦被誉为是日本近世初期的代表文化人。他多才多艺，在绘画、书法、陶艺、著作、出版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　　郝绘烧　　郝绘烧：　　在宽永时期（1624年——1644年）结束时，酒井田柿右卫门成功地制成了第一件涂釉瓷器，完成了赤绘烧。之后肥前地区的瓷窑迅速发展提高。因而把它又命名为伊万里瓷器。这种瓷器不仅在日本国内大受欢迎，而且在欧洲也享有盛誉。　　美浓烧　　进入江户时代，美浓烧作为平民的日常餐具广为需要，成为国内有数的陶瓷器生产地至今。日本歧阜县瑞浪市已有1300多年的美浓烧陶瓷制作历史。瑞浪市的陶瓷制作艺人们采用多种工艺和精细无机无毒釉彩，烧制窑温达到了1240-1260?C，而非通常的700-800?C，坯体所含金属经充分氧化，其中的金属含量远低于日本国家标准（铅5mg/L，镉25mg/L）和中国国家标准GB 13121-91（铅7mg/L，镉5mg/L），生产出的陶瓷制品符合人们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在日本和欧美市场倍受青睐。我们平时使用的洋式餐具、和式餐具的大约50%以上实际上是美浓烧。　　日本著名瓷器美浓烧，各色图按搭配，并配有精致木盒，不仅做为餐具十分实用，还具有收藏价值。　　玻璃器皿：　　冲绳所在的琉球群岛一向以玻琉制品而著称。二战后，人们从战争的废墟中拣出了玻璃碎片，以此为原料加工各式玻璃制品。它们大多具有鲜艳的色彩，十分抢眼。至今，冲绳的玻璃器皿的制造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手法。另外，北海道的玻璃器皿也相当出名。　　碧多萝器皿　　碧多萝器皿：　　日本的器皿向来以图案独特、做工精巧而闻名，“碧多萝”是器皿中的精品，自江户时代起它就是长崎独有的土特产品。“碧多萝”源于葡萄牙语“VIDRO”。这种器皿极为昂贵，色彩独特，充满了异国情调。　　传统的漆器餐具　　日本情况则不同。他们的生活文化自唐以来，即奈良时代开始，一直没有大的改变。虽然日本是经济强国，现代化的生活水准也很高，但使用漆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习惯并无多大变化，而且还特别珍惜和保护传统漆器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在日本的礼品展销会及各大商场中成套的日用漆器名目繁多、品种齐全、档次各异。每种器皿的用途分工细致明确，不仅有专门用来喝汤、盛蔬菜、装饭、放生鱼片的用具，在各种节日中还要使用不同的器具以配合不同的习俗和食物。比如端午节，就要用一套专门吃粽子的餐具。据介绍，日本平均每个家庭使用的仅仅是漆器托盘就不少于10个，再加上各种漆碗、漆杯、漆盘等，每个家庭使用的漆器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漆碗，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面很广，不但家庭使用，而且餐馆、饭店也很普及。据说一年销售量达一千万件以上。此外，社会交际，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日本民众都有选择漆器作为礼品的习俗。　　一般建筑物的正式进出口被称为「玄关」。在访问传统民宅时，客人先在稍带庄严感的「玄关」前止步并告知来意，然后拉开拉门，进入被称为「三和土」的平地。家人在面对平地的小房间迎接客人。相互寒暄后，客人这时才脱去鞋子，走上高一台阶的板地（日语称「式台」），并被带引进入里面的房间。　　「玄关」是区隔内部与外部的空间，同时，对于习惯于进门脱鞋的日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空间。如今，即使是公寓等集合式住宅，也必然有「玄关」，虽然那已是一种简化了的「玄关」。　　「玄关」原是佛教用语，指的是禅宗寺庙的入口处，但是，据说这一词又有严格的禅道入门的含义，修行的僧侣们非常注重「玄关」，将其视作为是修道的第一步。到了17世纪左右，武士们开始在宅邸的进门处建造了一个带有「式台」的空间，并将其称为「玄关」。后来，一些富商的住宅中也开始建造「玄关」，渐渐地，「玄关」便普及到了一般民居。　　在现代，「玄关」被认为是家居中格调最高的「神圣场所」。作为区分「家内」与「家外」的界地，「玄关」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脸面」，因此，人们多用花或其它饰物来装点「玄关」。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空间，所以，规矩也较多。　　例如，在访问他人家庭的时候，须在住宅外面脱去大衣和帽子，整衣后再进入「玄关」；参加葬礼回来，要在身上撒些用以洁身的盐，拂去污秽后再进入「玄关」；脱鞋也讲究礼节和规矩，脱下的鞋要鞋尖对齐并朝向门口，同时，鞋子须摆放在稍微靠近边上，不能放在中央。　　有80年历史的民宅的「玄关」。近些年，这种旧式的「玄关」已经几乎看不到了。　　来访者在「三和土」　　(1)等候主人。当主人来到「玄关」内侧的被称为「寄付」。　　(2)上脱去鞋子，上到「式台」。　　(3)进入「寄付」。也有的人家在「寄付」处放置屏风。　　(4)的房间迎客时，来访者在「脱鞋石」。

中国与日本有近2000年的交集，历史事件可以说数不胜数，同时日本的文化传承遗留也比较多，不是有那么一句“盛唐风韵地下在西安，地上日本”吗，这方面的资料会很多，但资料多不一定就是好，需要拎清脉络、取其精华。

日本的动漫产业或的文化输出方式和创意模式

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论文选题方向

从偶像效应到日本文化日本の文化の起因论日本人"以小为美"的审美意识与文化特性日本饮食文化研究从日语的暧昧性看日本文化

可以从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习惯等方面写

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论文选题背景

论日本从中国影响下的脱离——从蕞尔东夷到世界强国常常会觉得历史事实与人们的理解相去太远，人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虽然那不一定是事实，种种的错误迭加起来，使得对历史的评价越来越困难，历史学家在很多时候知道事实是怎样，但历史学家却又不能把正确的事实直接告诉大众，即使是可以，大众恐怕也不会接受正确的理念，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这点在看待日本的问题上更为突出，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国人普遍认为在传统的东亚关系中，日本像朝鲜、琉球、越南一样只是中国的附属国，实际上，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国人天朝美梦中的梦呓而已，日本的心思远比国人想的要开阔。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这种不平等与近代列强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又有所不同，在文化上，所谓的“华夷之辨”将中国之外的民族视为劣等的民族，在经济上，用“朝贡贸易”来显示中国对“蛮夷”的恩惠，在政治上，用“宗藩关系”来明确中国对四夷的优势。而日本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实是难以划分，日本形成统一国家的时候大约是在4世纪后期到5世纪前期，在统一前，日本列岛上分布的各个小部落向中国进贡的不在少数，大的部落联盟也间或有之（如倭奴国、邪马台国），即使是在统一初期，日本也在向中国不断进贡，南朝时记载的讃、珍、济、兴、武五位国王向中国要求爵位封号的事情即是明证。只是日本的自主意识在这时已经初现端倪，中国的附属国一般会要求互市、内附、册封如是种种，但日本在一开始与中国交往便主动要求对朝鲜半岛南部的控制权，中国方面不满足其要求之后，日本锲而不舍地继续要求，而当希望破灭后，日本便果断地断绝了对中国的朝贡。国人普遍地认为日本使中国的附属国很大原因就在这里，谁也无法否认在国家统一的初期，日本向中国朝贡，再深刻地分析的话，恐怕说这是日本出于利益需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也未尝不可。当日本再次与中国交往时，日本已经开始走一种平等的路线，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样的国书引起了皇帝极大的不悦。之后尽管日本在白村江之战中被唐军击败，日本仍然没有臣服中国的意思，这种铮铮铁骨在东亚各国中无疑是个异类。元朝两次入侵日本失败，更加增强了日本的独立性。日本这种独立性在一个不平等的外交体系中显示的不屈的精神确实值得赞扬，这种精神的来源，可说是由日本的地理位置、民族性格、外交政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日本旁边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使得日本并不能发挥出强大的国际影响，日本确实试图像中国一样建立自己的“小中华体系”，将琉球、朝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这种企图也暴露了日本对中国无法摆脱的模仿，即便是这种“小中华体系”存在，日本仍然笼罩在中国的阴影之中。当然，不唯日本，在传统东亚国际关系中，中国一向有着不可动摇的优势。日本处于亚洲的最东端，与大陆的联系颇为松散，中国的影响并不能像在朝鲜半岛那样深远，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仍然不能忽略。日本一方面不断地向中国学习，另一方面一直努力地使自己能够超越中国，丰臣秀吉、德川光国、本居宣长，这些人无论是军人还是政客，还是文人，都在朝着超越中国的目标努力。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丰臣秀吉是失败的，他狂妄的计划现在显得十分可笑，但是，很难讲这场战争的胜负，正如《明史》所言，（壬辰战争）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若不是丰臣秀吉暴病身亡，朝鲜局势实属难言。对于朝鲜、越南，中国在其领土上或者曾统治一时，或者曾获得赫赫武功，但在日本没有，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十分值得骄傲的事情。在进入江户幕府之后，在日本思想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学的兴起。国学是指由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尤其是贺茂真渊所开创，并由本居宣长加以完成的一连串的思想系列。国学的发展过程亦是日本思想界对儒教尤其是朱子学的扬弃的过程。可以说，国学家们在思想界完成了丰臣秀吉想在军事上完成的梦想，即摆脱对中国的崇拜，将日本塑造成一个理想的神道国家。本居宣长认为，儒教的“天命观”只是臣下夺君上之位的“邪智奸术”，而在日本“虽经万代，君臣无异其位”，且日本原本是安宁幸福的，只是因为中国的鬼蜮伎俩传入才使得日本变得堕落。国学的发展显示了日本谋求思想独立的强大意愿，但这种意愿在传统的东亚社会中注定要碰壁，正如政治上日本要模仿中国建立“小中华”体系一样，日本国学的发展虽然是对儒学的猛烈抨击，但其所用的理论均受到儒教思想的强烈影响，即国学家们是在用儒教的理论来批判儒教。也许给国学家们足够的时间，他们可以最终发展出一套属于日本的理论以摆脱儒教的制约，但历史并没有给日本这种选择。1853年，培里以武力强迫日本开港，这是日本走进近代的第一步。但之前日本国内兰学的兴起，向强国学习的优良传统，清政府的前车之鉴，这些都成了日本顺利完成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有利因素。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击败中国，这是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东亚世界的领导力量不再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日本成了亚洲复兴的担纲者，这一点在日俄战争后变得更加确凿无疑。但这时的日本却并没有积极地担当东亚领导人的角色，日本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西方国家。脱亚论在日本的泛滥将日本与东亚对立了起来，日本成了列强俱乐部的一员，其强国地位的建立过程亦是向周围国家发动侵略的过程。而无论是脱亚还是入亚，体现的只是日本在某个阶段的政策倾向，其历史传统、地理位置、文化特征、人口构成种种因素都决定了日本毕竟是一个亚洲国家。这种与亚洲的联系的客观性也影响着日本政策的制定，日本的民众愿意接受东亚领导者这一角色，政府在这个角色的掩护下可以更加方便地侵略邻国、欺骗国民。“大东亚共荣圈”正是这种心态的实际产物，日本从此踏入歧途。在这个过程中，恐怕东亚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华夷之辨”塑造了一个华夷二元对立的传统东亚，“华”是优秀的，“夷”是劣等的，“华”接受“夷”众星捧月般地贡奉，“华”为“夷”纲。日本在大量摄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也大量摄入，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甘心居于一个劣等民族的地位，既然不想做“夷”，那就只能做“华”了。不能否认的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的这段时间是日本在国际上的“黄金时期”，传统的国际社会中，日本的影响只能在中国的阴影下发挥，是以以往东亚的国际交流中日本积极建立小中华体系、数度入侵朝鲜颇有点东施效颦的味道，而二战前的日本则是真正有了与其“雄心壮志”相称的实力。日本误入法西斯歧途，也不能不说和日本传统中的自我优越感有着深刻的联系，日本文化常常体现出一种自民族主义。日本是一个神道国家，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此类观念一方面使得日本能够自强不息，绝不甘居人下，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将其他民族看做是异质的，是敌对的，是劣等的。在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横行的特殊环境下，对外侵略也就成了历史的选择。另外，这时期的日本尽管强大，但其思想明显没有摆脱传统主义的影响。其炮制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和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何其相似，“小中华”体系已经不算什么了，日本要塑造一个“大日本”体系！那么这场战争的发动一方面是勃兴的法西斯主义的推动，另一方面，恐怕是日本在向丰臣秀吉“致敬”吧，日本人的心底依然有一个“使四百州尽化我俗”的美梦。在明治维新到二战战败的这段时间里，日本虽然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并最终战败，但依然不得不承认，大和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能够保证这个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维持大国的尊严。同样，这段时期也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中国影响日本的最后的时期，在战败之后，美国在日本取代了传统中国所占的地位。现代化兴起之后，传统中国就全面衰落了，这种衰落同样发生在日本，在过渡时期里，还可以看到传统中国对日本的残余影响，但在二战以后的日子里，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和日本都没有直接的交流。二战的失败迫使日本以一种激烈而惨痛的方式来反思自己，重建自己。站在距离二战结束后已近七十年的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对日本的独立与复兴拥有一份信心。如果说传统的日本生活在中国的阴影之下，那么当今日本则是生活在美国的阴影之下，日本第一次开国是伴随着中国的衰落，第二次开国则伴随着美国的强大，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开国”则要伴随着美国的衰落了。这个过程从日本经济腾飞开始算起的话到现在也有六十年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但日本的独立意识是深深植根于其民族灵魂深处的一种意识，可断言如今，已成为经济巨人的日本必不会甘心做一个政治上的侏儒。其实，日本向来有向强国学习的传统，这也对日本的文化属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日本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东西文化的一种杂交文化，但也有学者认为日本对于不同的文化只是机械地吸收，不同的文化在日本精神世界内部只是转换了空间配置而已。假如真的像后者所说，那么将来有一天，中国再次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的时候，也许日本又会反过头来靠近中国呢。就中国国内来说，再继续沉浸在天朝美梦的幻想中早已是不合时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以全新的思维建立一种全新的国际交往模式。日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从很早起就一心要从中国的影响下独立了。而就日本来说，脱亚论已成陈迹，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其在亚洲的位置。就像日本走过的摆脱中国的道路一样，现在的日本也必须努力去摆脱美国的影响，当然这条道路最好不要再发生战争。历史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对于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外交模式，现在已经完全不适用了，这些故旧的糟粕，放置它们的最好的地方就是故纸堆了。也只有中日两大强国坦诚相待，以一种健康的心态去看待历史，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开创未来，东亚的伟大复兴才可以成为现实。主要参考书目[1] 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2] 汪向荣、汪皓：《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3] 韩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4] 韩东育：《东亚的心胸》，《读书》2008年第8期。[5] 黄枝连：《天朝礼制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6] 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7]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8] （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9] （日）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王子今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

日本文化概述　　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樱花、和服、俳句与武士、清酒、神道教构成了传统日本的两个方面——菊与刀。在日本有著名的 "三道"，即日本民间的茶道、花道、书道。　　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格斗运动——空手道不使用任何武器、仅使用拳和脚，与其它格斗运动相比，是一种相当具有实战意义的运动形式。　　合气道原来只是一种用于练习“形式”的运动，其基本理念是对于力量不采用力量进行对抗。与柔道和空手道等运动相比，没有粗野感的合气道作为一种精神锻炼和健身运动，很受老年人和女性的欢迎。　　书道，提起书法，相信不少人会认为它是中国独有的一门艺术。其实，书法在日本不仅盛行，更是人们修行养性的方式之一。古代日本人称书法叫「入木道」或「笔道」，直到江户时代(十七世纪)，才出现「书道」这个名词。在日本，用毛笔写汉字而盛行书法，应当是在佛教传入之后。僧侣和佛教徒模仿中国，用毛笔抄录经书　　能剧是日本的传统戏剧，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能剧源于古代舞蹈戏剧形式和12世纪或13世纪在日本的神社和寺院举行的各种节庆戏剧。“能”具有才能或技能的意义。演员通过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暗示故事的本质，而不是把它表现出来。现在这一剧种在日本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寿司是以生鱼片【刺身（さしみ）】、生虾、生鱼粉等为原料，配以精白米饭、醋、海鲜、辣根等，捏成饭团后食用的一种食物。寿司的种类很多，不下数百种，各地区的寿司也有不同的特点。大多数是先用米饭加醋调制，再包卷鱼、肉、蛋类，加以紫菜或豆皮。吃生鱼寿司时，饮日本绿茶或清酒，别有一番风味。　　日本文化史　　日本文化有无自己的根？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日本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始终以到如得的外来文化为媒介，但它毕竟尽有自己的根。日本文化如同一棵树，它的根深扎于日本国的风土上。若究其缘起，则可上溯到公元前数千年的绳纹时代。“绳纹文化与后来的弥生文化、古坟文化，是日本原出文化的三个时期。”　　日本历史始于石器的出现，绳纹时代即是日本的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出的那个时期的陶器表面带有丰富多彩的草绳模样，史称绳纹陶器。绳纹陶器历史久远，外观渐趋复杂，花纹日益丰富多彩，说明其时陶器工艺的成熟以及石器加工的发达。尽管当时日本已经处于新石器时代，但因岛国的地理位置，致使当时欧亚大陆的先进文化未能进入日本。绳纹人群居坚穴，仍以捕鱼、狩猎、采集为生，不知农耕。生产力的滞后，亦使其当时社会滞留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巫术支配人们的原始社会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日本历史进入弥生时代。考古学家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掘出不同绳纹陶器的新式陶器，史称弥生陶器，史称弥生文化。弥生陶器器形简单，花纹也不繁杂，与绳纹陶器迥然不同，反映出一种新的审美情趣。一般认为，弥生陶器是从海外输入的，即可能是从大陆迁入的民族带去了新的弥生文化。新的文化虽然战胜原有的绳纹文化而成为日本文化的主流，但外来人终被原住居民所同化，日本民族并未因之而断续。弥生时代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因为先进的大陆文明经由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促经日本很快进入以稻作农耕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弥生人从事农耕，种植粮食，共同劳动逐渐形成大的村落，父系社会制度取代了母系制度，阶级差别、政治支配关系也逐渐形成。当时，自然崇拜和巫术迷信依然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农耕祭祀活动盛行，成为弥生文化的一大特征。　　从公元三四世纪到六七世纪，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建造了许多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高冢古坟，标志着日本由弥生文化进入古坟文化的时代。古坟的建筑需要征集大批劳动力，坟内陪葬有镜、剑、勾玉等精致工艺品，象征着死者生前拥有强大权力。这与一般民众死后的简易安葬形成鲜明对照，说明强大的专制集权已经形成，即以畿内为中心的大和国终于在5世纪初统一了日本。这个时期，日本从大陆不仅源源不断地输入物质文明，而且开始导入大陆的精神文明。一方面，移居日本的汉人和朝鲜人即所谓“归化人”开始使用汉字记事，一方面，中国的阴阳、天文等知识传入日本。到6世纪，儒家经典、佛教等亦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揭开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序章。　　有上述可知，日本原初文化的萌发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迄今关于绳纹、弥生和古坟文化的研究来看，日本原初文化是原始社会的日本人在与外部自然的斗争中、在寻求和丰富自身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一旦岛国日本与外界取得联系，外来先进文化便立即被导入，成为日本文化的生长激素。其次，在精神文化上，巫术和祭祀支配着原始社会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原始信仰为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形成提供了基矗第三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与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同步，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离。即以大和地区为中心，融合诸民族而形成为“大和民族”；“大和国”也终于统一了“百余国”，建立起天皇制国家。　　大和国统一日本后，不仅吸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开始吸取中国的政治制度，特别在推古朝改革进程中（554－628），以圣德太子（574－662）为首的改革派精心研究中国经典，博采从中国和朝鲜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更是兼取中国法、儒、墨及佛家等思想，结合日本具体情况制定的。在大化革新中（646），孝德天皇（587－654）则仿照唐代官制，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把日本社会推进到法制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从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历经飞鸟（593－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镰仓（1192－1333）、室町（1333－1573，含南北朝、战国）、安室桃山（1573－1603）、江户（1603－1868）等时代。　　早期的封建社会（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化，集中体现为白凤、天平文化和平安文化。所谓白凤文化是指大化革至奈良时期的文化，天平文化泛指整个奈良时期的文化。此间，日本主动与隋唐建立密切关系，积极摄取隋唐、特别是唐代文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佛教传来后便为朝廷所利用，受到朝廷保护以至成为国教。以奈良药师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成为当时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另外，在使用汉字记事的基础上，日本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日语的音和声，创造了“万叶假名”，并用之创造了和歌集《万叶集》。至此，日本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这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建筑与雕刻、绘画与音乐、书道与茶道等，也都各展“和风”，显示日本文化的独自特色。　　中期封建社会（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文化，以武士文化为特色。武士，本意为学习武艺，执掌军权者。它在日本作为新兴阶层出现是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那时，随着庄园实力的强大，为镇压农民，对抗国司，保卫庄园利益便组建私人武装力量，谓之武士团。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已经成为支配日本的实际力量。镰仓幕府衰败时朝廷试图夺回政权未果，室町幕府执政。与以朝廷为中心的贵族文化比较，武士文化则倾向于大众，包含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因素。就武士阶层自身而言，在以主仆契约为人际关系原则中形成的人伦道德，既有践踏生灵的非人性的一面，又有忠诚于主人的新的道义活力的一面；武士的道德也因时代而异，必须对之加以具体分析。以武士的军旅生活为题材的武士文学，与武士心境相吻合的禅宗的流行，以及各类理论著作的出现，都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特点。　　后期封建社会（安室桃山、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亦即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的文化。江户时代历时260余年，时日本封建社会成熟期也是崩溃期。由于长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一度锁国，致使前近代的日本文化异常繁荣，臻于成熟。概言之，江户文化的主潮流不外是：其一，中国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动日本精神文化的发展。其二，具有日本独特的思想文化的创出与繁盛。其三，西方文化的受容与研究。　　开国与明治文化　　德川末期（1845－1867），日本同时迎来了民族危机和封建制的危机。从18世纪中叶起，欧美列强开始窥视日本。1854年佩里率美国舰队第二次叩关，迫使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本的大门被打开；继之签订的“安政五国条约”，结束了200余年的锁国政治，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加深了全面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与此同时，开港后国内各种阶级矛盾激化，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发对幕府专制的斗争高涨。尽管幕府作了一些改革，试图摆脱内外危机，终因封建的幕藩体制病入膏肓而于1868年崩溃，明治政府成立。从此，日本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篇章。　　明治时代（1868－1912）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也是日本从19世纪迈入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时代。从文化史上看，明治文化一方面要为明治初期新政府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提供依据，又要为其后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日本文化还要完成自身的转型，展开文化本身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明治文化大体经历了启蒙与西化、批评与反思、折衷与创造这样三个阶段。　　明治初期，刚刚从封建体制中脱胎出来的新政府，为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彻底转变，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文明开化意味着从前近代社会的解放、意味着资本主义近代化。当时日本已经认识到既要汲取西方的物质文明，更要汲取其精神文明。被誉为国名教师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文明外形易取，而文明精神难求。”因此，他提出一个“首先改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物质”，在日本实现现代文明的模式。于是，以“明六社”为中心，一批有为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思想启蒙运动，西化大潮冲击着日本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化热潮稍事冷却后，国粹主义者复出，试图否定启蒙成果，复活传统。在批评复古逆流肯定文明开化大方向的同时，有识者也对前期思想文化界的混乱进行反思，根据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探索以导入的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　　短命的大正文化　　大正时代（1912－1926）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该时代的根本特征，事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过程中，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逐渐形成落一个新的中间阶层机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反对当时的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从而形成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大正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机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　　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民主主义，倡导民主主义的理论代表吉野作造认为，政权运作的终极基础在于民众，起最终决策也应符合民众意向。以民为本是吉野政治思想的根基。他虽然承认天皇制，但主张实现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制，即限制军阀、官僚专制，扩大议会的权力。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吉野的思想无疑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在民主主义的时代风潮下，大正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也一展新貌。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哲学领域，而波及整个知识界。作为新康德学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一时风靡思想界。文化主义在肯定文化价值的同时，还强调人的主体性，由之而泛起人格主义思潮，即把人格价值视为唯一的伦理价值。为大正文化推波助澜的岩波书店刊出许多新书，并于1915年到1917年推出哲学丛书，宣传理想主义哲学，被称为“岩波文化”。此外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对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义解释，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对前人尚未涉足的庶民生活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大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大正时期，如果说政治思想以民本主义为代表，哲学以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为代表的话，那么，文学领域则以“白桦”派为代表。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一批年轻作家于1910年4月创刊文学杂志白桦，形成很有影响的文学派别“白桦”派。至1923年（大正12年）停刊的13年间，该派高举新理想主义旗帜，展开活跃的文学活动，居大正文坛主流地位。他们不满于日趋衰落的自然主义文学，提倡“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作为该派文学的目标。以此思想为指导，他们创作出许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作品，哺育了不少知名作家。白桦派运动还超出文坛，在教育界乃至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间，戏剧、美术、音乐等文化领域，都展现出异于明治文化的新貌。　　大正文化清新而繁荣，然而，大正时代未及展开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随之落下帷幕。　　昭和前期文化的浮沉　　昭和时代（1926－1989）始于本世纪初期，终于本世纪末期，历时63年，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史上唯一能够代表20世纪风云变幻及其特质的重要历史时期。无疑，这种变幻与特质在昭和文化史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昭和前期，伴随日本社会的激荡与变幻，日本文化也造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的较量中谱写自身的历史。2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诞生，结成各种文艺团体如“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1928年12月新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1931年该协会又扩建为“全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创刊《无产阶极文化》杂志，指导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船工》、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是描写无产者生活的优秀作品。左翼剧团上演进步剧《目依旧是奴隶》、《暴风雨》、《怒涛》等，直到“七七事变”后，仍坚持演出揭露社会黑暗的戏剧如《赤裸裸的街》、《永远向前》等。美术同盟在在举办群众性画展的同时，还把作品送到群众手中。思想家结成“唯物论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哲学上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斗争，涌现出如河上肇，户阪润、永田广志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如上所述，昭和前期正是日本加速帝国主义法西斯化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直至失败的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思潮和日本主义思潮逐渐泛起进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作为“国策”于1932年成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34年军部在《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中，叫嚣”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1935年众议院通过“国体明征”决议，1940年大搞“建国二千六百年事业纪念”活动，强调“日本精神”，宣扬“皇道主义”意识形态。在政府推动下，文化界组织各种法西斯文艺团体，大搞“战争文学”、“报国文化”；思想界也蜂拥而上，鼓吹日本精神论，提倡回归日本。从1933年到1935年新潮社推出十二卷本的日本精神讲座，以期在皇道意识下重建日本学，并试图通过重新吟味和认识久被冷落的日本精神与日本文化，根治国家的癌症。京都学派的右翼哲学家则提倡“世界史的哲学”“战争哲学”来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作哲学家论证；更有甚者如大川周明、北一辉等公然炮制日本型法西斯理论，直接为政府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提供理论根据。　　政府在提倡和推行法西斯文化的同时，还不断强化思想统治，镇压一切进步文化，迫害一切进步的文化人士。至于马克思主义则完全被禁，1939年“唯物论研究会”被取缔。河上肇，户阪润、永田广志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先后被捕入狱，有的在狱中被迫害之死。面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强权统治，少数知识分子在挫折中发生动摇妥协乃至变节。　　至此，战前日本文化完全失去生机，而被血腥的侵略战争所吞没。　　战后日本文化的繁荣和困惑　　战后日本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发展、为文化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其特色最重要的是生活文化、物质文化的发达及其大众化现象。这是因为战后扩大了思想言论的自由度，且从制度上得到保证；战后劳动者权力的扩大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成为大众文化昌盛的契机。战后日本文化的大众化特征，主要表现：⒈在劳动者的各类文化团体、文化俱乐部相继出现并展开活跃的活动；⒉旧文化形态的复活；⒊海外文化的流入；⒋大众文化合高级文化的融合。文化的大众化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提高了作为社会主人的大众的主体素质，使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得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导致文化商品化，使人片面追求文化的消费价值，从而导致创作热情锐减，以至颓废文化泛滥，也就是说，战后日本文化繁荣的同时，却出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即文化的颓废与停滞。　　平成文化　　1989年裕仁天皇逝世，皇太子明仁即位，年号平成。上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十年，在冷战结束，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新的国际环境也给日本文化带来影响。素有吸纳多元文化之长的日本文化在把自身融入世界文化的过程中，将更繁荣。　　日本文化特点　　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相互影响是多么深远，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许多特点，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在日本文化（包括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所以美国哲学家穆尔认为，日本文化是“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　　这种矛盾与统一首先表现在文化的吸收性和独立性方面。　　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　　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日本社会的许多现象看出来。现在电视、空调、汽车、电脑、出国度假等已深深地渗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变得无可辨认了。尽管如此，在现代化的帷幕背后仍旧保留了许多属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东西，从深层分析看，日本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例如，他们爱吃生冷的食物，比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颜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势力、家族意识和集团意识很强；民间信仰和巫术特盛；　　女子对男子的温顺和依赖；想发财，能发财，但发了财以后又不知所措；等等。　　这种矛盾与统一又表现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方面。　　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大规模地吸收与输入西方文化，都对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就不太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只注意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不重视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地发展自己，那么这种优势也会走向反面。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日本向外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口号，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的“国际化”。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据9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说，由日本官方机构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诸如邀请或派遣学者、留学生，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等等，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0亿日元。日本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鼓励、资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国外的日语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学著作的研究、翻译和出版，或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政府的这种大投入推销本国文化的举措收效显著。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誉世界，日本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众多语种质量较好的译本，和这些举措是有密切关系的。　　还有一个矛盾统一的方面是日本旧时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　　在日本古代，不论政府如何强调外来文化，可是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例如，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时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汉语写作，但是妇女不这样，结果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可以在政府准许、控制的许多地区的界线内随心所欲。在那里，男扮女装的演员、男性卖淫者、妓女、木版画家都能取悦于神。江户时代的城市民间文化，尤其在比较繁荣的17世纪，和这个狭小的享乐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作家、音乐家、演员、画家都出入于或活跃于这个受官方蔑视、可是却深为平民所喜爱的“淫荡世界”。暴烈的娱乐和荒诞的色情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仍旧成为人们发泄情感的重要手段。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很小，对这个现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最后，这种矛盾统一又表现在对性的文雅和粗俗方面。　　应该认为，总的说来，日本民族是一个文雅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轻柔、温顺、礼貌而且温和”，他们是以“温和的人的感情”而不是以“干巴巴的、生硬的理论思想”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和大多数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受感情的约束。例如，当两个人争论时，西方人往往生气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而如果是日本人，他会将怒火和不悦隐藏在礼貌的面具之下，说道：“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感情吗?”从总的看来，日本人比较宽容，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和谐，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的、礼貌的面纱所掩盖。　　这种文化现象当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男女的性问题上。在日本男女的性交往过程中，即使是嫖妓，人们也讲究规矩，讲究礼貌，把最粗鄙的性动作用一层文雅的外衣遮盖起来，否则怕被别人看不起，而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很要面子的。在这方面，似乎和中国古人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更重视把这种态度形成一种外在的礼节，而且还存在形成鲜明对比的粗犷、暴烈的一面。

可以写日本经济政治的发展情况

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很强，大多数人认为一个问题正确的话就不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有的话就会被欺负孤立。而电影都是要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的，那么一定是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东西要受到批评，社交正常的人是不会有这种想法，这有哪些孤僻被孤立的人才有可能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