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历史文化的论文选题方向

关于日本历史文化的论文选题方向

有很多这样的内容。比如说日本的近代外交史-首相更换与日本的外交政策的对比；中国和日本的妇女斗争史；日本的工人史等等。。。有很多方面的内容。看你具体想些什么了。这些题目都比较新啊。应该说可以写出新意。看你还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这里给我留言。我觉得就不用给你QQ邮箱发题目了。希望能帮到你哦。

写日本的政治经济变革史或者日本的文化发展史或者干脆写日本战争史都可以

中国与日本有近2000年的交集，历史事件可以说数不胜数，同时日本的文化传承遗留也比较多，不是有那么一句“盛唐风韵地下在西安，地上日本”吗，这方面的资料会很多，但资料多不一定就是好，需要拎清脉络、取其精华。

从偶像效应到日本文化日本の文化の起因论日本人"以小为美"的审美意识与文化特性日本饮食文化研究从日语的暧昧性看日本文化

关于日本历史的论文选题方向

给你参考一下：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原因 历史上，日本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得以重建并发展起来，特别是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繁荣。其原因可概述为以下几点：第一，美国扶植日本；第二，日本进行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革，进一步消除了生产关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第三，国民经济的非军事化；第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 一、美国的扶植政策。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日本的独占和政治改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长达七年，保证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政治改造。罗伯特?埃德尔斯坦和让?迈克尔?保罗教授说：“为取得成功，就必须立即进行广泛的体制改革，即创造性地打破阻碍日本经济复苏或经济增长的那些障碍。”①如解散财阀，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大企业中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性和排他性，革除了财阀企业的一些封建性弊端，为企业间较为平等的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批有能力的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农地改革，使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瓦解，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扩大农村市场，这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出于在远东战略的需要，还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体进行改革。美国的这些措施为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集中精力抓发展道路提供了可靠保障。 由于“冷战”需要，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予大力支持。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索赔，撤消了以拆迁日本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的计划。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美国先后提出两个新方案，对先前的“赔偿方案”进行大幅度修改，将拆迁的工业设备减至方案的30%。至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日本的一切赔款。②战后初期，美国给日本2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石油、煤、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料。从而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并且美国“核保护伞”战略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 第二、亚洲的两场局部战争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朝鲜战争，极大促进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步伐。战争引起了“特需景气”，侵朝美军大量向日本厂商进行军事订货和购买廉价劳务，使日本企业积存滞销的1000-1500万日元库存产品一扫而空，并一举改变了财政紧缩中苦苦挣扎的日本经济被动局面。据统计，从战争爆发到1953年，这种特需收入为8亿美元，广义上的特需收入为8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1949年仅为2亿美元，1952年未增至4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汇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达1%之多，20多万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产，总之至1955年，日本特需收入总计达36亿美元。特需收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带动了有效需求的增长，而且为增加原料进口和先进技术进口，更新陈旧设备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朝鲜战争赋予了日本实现扩大进出口上的机会，日本通常出口贸易显著增加，1950年7月，日本出口总额增长为7400万美元，比6月份增加18%，创造了战后日本月出口额的最高记录。1950年上半年，日本月平均出口额为5000万美元，则下半年一下子跃升为8000万美元。可以说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③ 二、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领导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 第一、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通过各种计划，促进经济的起飞。如鸠山内阁《经济自卫五年计划》，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池田内阁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 第二、政府致力于新产业的培育与开发、指导、调节新型工业的发展。如先后通过《关于合成树脂工业的育成》、《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合成橡胶制造事业特别措置法》，通过这些规划的实施，不仅调整了产业结构，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向，而且使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国内经济生活的调整达到了落实。当然重要的基础产业，如果市场选择它，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对这些产业，政府在确认市场必定不去选择，便以合适的方法选择它们，由政府采用法律、金融税制、中间组织协调利益手段的干预来补足。 第三、政府确定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经济政策，实现从“贸易立国”至“技术立国”的转变。日本国内市场狭窄，工业产品依靠大量出口，为此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出口贸易增长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6%，而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9%。日本政府认为科技是国力的核心要素，适应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日本重视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据统计，从50年代至1977年，引进国外技术达9万多项，然后根据本国的经济特点和技术基础加以改进、补充和发展，成为“日本化”的新技术。当然，许多人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强大政府干预，尽管有政府干预，大部分时期日本的经济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规律发展。据一项重要研究，经济自由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④ 三、日本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精神的推动。 日本企业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职工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这种“日本公司”模式有助于日本培养强大的工业能力。⑤企业管理者重视精神投资。正如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所说的“日本优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奥秘和秘诀。一个企业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种理论、计划或政府政策。日本企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职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培养亲如一家、唇齿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经营得有声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体员工同甘苦，共命运的企业。除日本之外，我还未发现有哪一个国家采用这套简易的管理方法。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业管理者千方百计地培养同劳动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不仅关心工人个人，还关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结婚、病丧，更是企业“感情投资”的良机。例如，西武集团每年举行独特的擦皮鞋仪式，首先由高级职员为新职员擦皮鞋，然后是新职员为前辈擦皮鞋，总社和各分社社长都亲临这一隆重仪式，并由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以培养职工热爱公司的精神，促进同事间的沟通。⑥日本的现代企业精神与日本传统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有密切联系。日本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不同于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观念，其家庭观念的出发点是：家庭是一个经营单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关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带风”，又可以比西方的结构更和谐、更密切、更团结，成为一种社会凝聚力。日本学者说：西方社会的单位是个人，由个人集合而成为国家，而日本的社会单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国家。⑦所以日本以“劳资一体”，“以企业为家”的宣传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观念转变成了公司本位观念，形成一种团结奋进的工作精神。 四、日本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积极影响。 第一、岛国文化环境促进了日本的开放。二战后的美军占领前，外族从未侵入和征服日本本土，也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族移入的情况，长期安定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日本人养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意识，在他们的观念和感情中，异民族与日本民族有着鲜明的分界线，自然形成本民族的亲和感与凝聚力，同时形成对外民族“内外有别”的心理，这种心理成为当今日本企业团结对外竞争的集团意识的基础之一，也成为日本乐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文化，包括敌对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心理基石。所以传统日本文化是兼容型的，具有受容性和并存性，是一种开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复和体。当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它总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 ⑧。 第二、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与有效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文化成果。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是重现实、重实用、重实践，日本可以称为世界先进文化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近现代，日本人成功地吸收和消化了欧洲近现代科学技术，而且极迅速，极有成效。⑨ 第三、他们拒绝失败，承认羞辱的态度深深根植于其心理中。日本公司文化轻易地容忍低回报，却很难容忍彻底失败。⑩而且在日本，一心向学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日本公司里，求学氛围十分浓厚。 第四、日本教育体制是普及型教育体制。江户时代的教育体制，已初显义务教育的雏形，明治维新初年的全民义务教育就是以此为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国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并免费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提供餐点和教科书，1947年日本政府把义务教育增加了三年，每年要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这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水平，为改善国民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政府重视培养人才，教育先行，并且做到人尽其才，学以致用。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60%，就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综上所述，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由于其充分结合本国优越的历史地理文化，并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结果。

中国与日本有近2000年的交集，历史事件可以说数不胜数，同时日本的文化传承遗留也比较多，不是有那么一句“盛唐风韵地下在西安，地上日本”吗，这方面的资料会很多，但资料多不一定就是好，需要拎清脉络、取其精华。

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论文选题方向

从偶像效应到日本文化日本の文化の起因论日本人"以小为美"的审美意识与文化特性日本饮食文化研究从日语的暧昧性看日本文化

可以从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习惯等方面写

有关日本历史的论文选题方向

给你参考一下：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原因 历史上，日本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得以重建并发展起来，特别是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繁荣。其原因可概述为以下几点：第一，美国扶植日本；第二，日本进行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革，进一步消除了生产关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第三，国民经济的非军事化；第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 一、美国的扶植政策。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日本的独占和政治改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长达七年，保证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政治改造。罗伯特?埃德尔斯坦和让?迈克尔?保罗教授说：“为取得成功，就必须立即进行广泛的体制改革，即创造性地打破阻碍日本经济复苏或经济增长的那些障碍。”①如解散财阀，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大企业中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性和排他性，革除了财阀企业的一些封建性弊端，为企业间较为平等的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批有能力的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农地改革，使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瓦解，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扩大农村市场，这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出于在远东战略的需要，还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体进行改革。美国的这些措施为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集中精力抓发展道路提供了可靠保障。 由于“冷战”需要，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予大力支持。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索赔，撤消了以拆迁日本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的计划。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美国先后提出两个新方案，对先前的“赔偿方案”进行大幅度修改，将拆迁的工业设备减至方案的30%。至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日本的一切赔款。②战后初期，美国给日本2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石油、煤、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料。从而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并且美国“核保护伞”战略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 第二、亚洲的两场局部战争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朝鲜战争，极大促进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步伐。战争引起了“特需景气”，侵朝美军大量向日本厂商进行军事订货和购买廉价劳务，使日本企业积存滞销的1000-1500万日元库存产品一扫而空，并一举改变了财政紧缩中苦苦挣扎的日本经济被动局面。据统计，从战争爆发到1953年，这种特需收入为8亿美元，广义上的特需收入为8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1949年仅为2亿美元，1952年未增至4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汇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达1%之多，20多万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产，总之至1955年，日本特需收入总计达36亿美元。特需收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带动了有效需求的增长，而且为增加原料进口和先进技术进口，更新陈旧设备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朝鲜战争赋予了日本实现扩大进出口上的机会，日本通常出口贸易显著增加，1950年7月，日本出口总额增长为7400万美元，比6月份增加18%，创造了战后日本月出口额的最高记录。1950年上半年，日本月平均出口额为5000万美元，则下半年一下子跃升为8000万美元。可以说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③ 二、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领导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 第一、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通过各种计划，促进经济的起飞。如鸠山内阁《经济自卫五年计划》，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池田内阁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 第二、政府致力于新产业的培育与开发、指导、调节新型工业的发展。如先后通过《关于合成树脂工业的育成》、《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合成橡胶制造事业特别措置法》，通过这些规划的实施，不仅调整了产业结构，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向，而且使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国内经济生活的调整达到了落实。当然重要的基础产业，如果市场选择它，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对这些产业，政府在确认市场必定不去选择，便以合适的方法选择它们，由政府采用法律、金融税制、中间组织协调利益手段的干预来补足。 第三、政府确定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经济政策，实现从“贸易立国”至“技术立国”的转变。日本国内市场狭窄，工业产品依靠大量出口，为此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出口贸易增长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6%，而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9%。日本政府认为科技是国力的核心要素，适应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日本重视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据统计，从50年代至1977年，引进国外技术达9万多项，然后根据本国的经济特点和技术基础加以改进、补充和发展，成为“日本化”的新技术。当然，许多人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强大政府干预，尽管有政府干预，大部分时期日本的经济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规律发展。据一项重要研究，经济自由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④ 三、日本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精神的推动。 日本企业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职工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这种“日本公司”模式有助于日本培养强大的工业能力。⑤企业管理者重视精神投资。正如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所说的“日本优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奥秘和秘诀。一个企业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种理论、计划或政府政策。日本企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职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培养亲如一家、唇齿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经营得有声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体员工同甘苦，共命运的企业。除日本之外，我还未发现有哪一个国家采用这套简易的管理方法。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业管理者千方百计地培养同劳动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不仅关心工人个人，还关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结婚、病丧，更是企业“感情投资”的良机。例如，西武集团每年举行独特的擦皮鞋仪式，首先由高级职员为新职员擦皮鞋，然后是新职员为前辈擦皮鞋，总社和各分社社长都亲临这一隆重仪式，并由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以培养职工热爱公司的精神，促进同事间的沟通。⑥日本的现代企业精神与日本传统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有密切联系。日本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不同于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观念，其家庭观念的出发点是：家庭是一个经营单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关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带风”，又可以比西方的结构更和谐、更密切、更团结，成为一种社会凝聚力。日本学者说：西方社会的单位是个人，由个人集合而成为国家，而日本的社会单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国家。⑦所以日本以“劳资一体”，“以企业为家”的宣传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观念转变成了公司本位观念，形成一种团结奋进的工作精神。 四、日本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积极影响。 第一、岛国文化环境促进了日本的开放。二战后的美军占领前，外族从未侵入和征服日本本土，也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族移入的情况，长期安定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日本人养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意识，在他们的观念和感情中，异民族与日本民族有着鲜明的分界线，自然形成本民族的亲和感与凝聚力，同时形成对外民族“内外有别”的心理，这种心理成为当今日本企业团结对外竞争的集团意识的基础之一，也成为日本乐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文化，包括敌对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心理基石。所以传统日本文化是兼容型的，具有受容性和并存性，是一种开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复和体。当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它总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 ⑧。 第二、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与有效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文化成果。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是重现实、重实用、重实践，日本可以称为世界先进文化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近现代，日本人成功地吸收和消化了欧洲近现代科学技术，而且极迅速，极有成效。⑨ 第三、他们拒绝失败，承认羞辱的态度深深根植于其心理中。日本公司文化轻易地容忍低回报，却很难容忍彻底失败。⑩而且在日本，一心向学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日本公司里，求学氛围十分浓厚。 第四、日本教育体制是普及型教育体制。江户时代的教育体制，已初显义务教育的雏形，明治维新初年的全民义务教育就是以此为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国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并免费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提供餐点和教科书，1947年日本政府把义务教育增加了三年，每年要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这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水平，为改善国民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政府重视培养人才，教育先行，并且做到人尽其才，学以致用。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60%，就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综上所述，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由于其充分结合本国优越的历史地理文化，并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结果。

中国与日本有近2000年的交集，历史事件可以说数不胜数，同时日本的文化传承遗留也比较多，不是有那么一句“盛唐风韵地下在西安，地上日本”吗，这方面的资料会很多，但资料多不一定就是好，需要拎清脉络、取其精华。

关于日本历史文化的论文选题

要不写下江户时代的传说？或者日本神道的文化。。。这都比较好写，资料好找些。

论日本从中国影响下的脱离——从蕞尔东夷到世界强国 常常会觉得历史事实与人们的理解相去太远，人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虽然那不一定是事实，种种的错误迭加起来，使得对历史的评价越来越困难，历史学家在很多时候知道事实是怎样，但历史学家却又不能把正确的事实直接告诉大众，即使是可以，大众恐怕也不会接受正确的理念，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这点在看待日本的问题上更为突出，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国人普遍认为在传统的东亚关系中，日本像朝鲜、琉球、越南一样只是中国的附属国，实际上，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国人天朝美梦中的梦呓而已，日本的心思远比国人想的要开阔。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这种不平等与近代列强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又有所不同，在文化上，所谓的“华夷之辨”将中国之外的民族视为劣等的民族，在经济上，用“朝贡贸易”来显示中国对“蛮夷”的恩惠，在政治上，用“宗藩关系”来明确中国对四夷的优势。而日本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实是难以划分，日本形成统一国家的时候大约是在4世纪后期到5世纪前期，在统一前，日本列岛上分布的各个小部落向中国进贡的不在少数，大的部落联盟也间或有之（如倭奴国、邪马台国），即使是在统一初期，日本也在向中国不断进贡，南朝时记载的讃、珍、济、兴、武五位国王向中国要求爵位封号的事情即是明证。只是日本的自主意识在这时已经初现端倪，中国的附属国一般会要求互市、内附、册封如是种种，但日本在一开始与中国交往便主动要求对朝鲜半岛南部的控制权，中国方面不满足其要求之后，日本锲而不舍地继续要求，而当希望破灭后，日本便果断地断绝了对中国的朝贡。国人普遍地认为日本使中国的附属国很大原因就在这里，谁也无法否认在国家统一的初期，日本向中国朝贡，再深刻地分析的话，恐怕说这是日本出于利益需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也未尝不可。当日本再次与中国交往时，日本已经开始走一种平等的路线，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样的国书引起了皇帝极大的不悦。之后尽管日本在白村江之战中被唐军击败，日本仍然没有臣服中国的意思，这种铮铮铁骨在东亚各国中无疑是个异类。元朝两次入侵日本失败，更加增强了日本的独立性。日本这种独立性在一个不平等的外交体系中显示的不屈的精神确实值得赞扬，这种精神的来源，可说是由日本的地理位置、民族性格、外交政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日本旁边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使得日本并不能发挥出强大的国际影响，日本确实试图像中国一样建立自己的“小中华体系”，将琉球、朝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这种企图也暴露了日本对中国无法摆脱的模仿，即便是这种“小中华体系”存在，日本仍然笼罩在中国的阴影之中。当然，不唯日本，在传统东亚国际关系中，中国一向有着不可动摇的优势。日本处于亚洲的最东端，与大陆的联系颇为松散，中国的影响并不能像在朝鲜半岛那样深远，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仍然不能忽略。日本一方面不断地向中国学习，另一方面一直努力地使自己能够超越中国，丰臣秀吉、德川光国、本居宣长，这些人无论是军人还是政客，还是文人，都在朝着超越中国的目标努力。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丰臣秀吉是失败的，他狂妄的计划现在显得十分可笑，但是，很难讲这场战争的胜负，正如《明史》所言，（壬辰战争）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若不是丰臣秀吉暴病身亡，朝鲜局势实属难言。对于朝鲜、越南，中国在其领土上或者曾统治一时，或者曾获得赫赫武功，但在日本没有，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十分值得骄傲的事情。在进入江户幕府之后，在日本思想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学的兴起。国学是指由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尤其是贺茂真渊所开创，并由本居宣长加以完成的一连串的思想系列。国学的发展过程亦是日本思想界对儒教尤其是朱子学的扬弃的过程。可以说，国学家们在思想界完成了丰臣秀吉想在军事上完成的梦想，即摆脱对中国的崇拜，将日本塑造成一个理想的神道国家。本居宣长认为，儒教的“天命观”只是臣下夺君上之位的“邪智奸术”，而在日本“虽经万代，君臣无异其位”，且日本原本是安宁幸福的，只是因为中国的鬼蜮伎俩传入才使得日本变得堕落。国学的发展显示了日本谋求思想独立的强大意愿，但这种意愿在传统的东亚社会中注定要碰壁，正如政治上日本要模仿中国建立“小中华”体系一样，日本国学的发展虽然是对儒学的猛烈抨击，但其所用的理论均受到儒教思想的强烈影响，即国学家们是在用儒教的理论来批判儒教。也许给国学家们足够的时间，他们可以最终发展出一套属于日本的理论以摆脱儒教的制约，但历史并没有给日本这种选择。1853年，培里以武力强迫日本开港，这是日本走进近代的第一步。但之前日本国内兰学的兴起，向强国学习的优良传统，清政府的前车之鉴，这些都成了日本顺利完成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有利因素。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击败中国，这是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东亚世界的领导力量不再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日本成了亚洲复兴的担纲者，这一点在日俄战争后变得更加确凿无疑。但这时的日本却并没有积极地担当东亚领导人的角色，日本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西方国家。脱亚论在日本的泛滥将日本与东亚对立了起来，日本成了列强俱乐部的一员，其强国地位的建立过程亦是向周围国家发动侵略的过程。而无论是脱亚还是入亚，体现的只是日本在某个阶段的政策倾向，其历史传统、地理位置、文化特征、人口构成种种因素都决定了日本毕竟是一个亚洲国家。这种与亚洲的联系的客观性也影响着日本政策的制定，日本的民众愿意接受东亚领导者这一角色，政府在这个角色的掩护下可以更加方便地侵略邻国、欺骗国民。“大东亚共荣圈”正是这种心态的实际产物，日本从此踏入歧途。在这个过程中，恐怕东亚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华夷之辨”塑造了一个华夷二元对立的传统东亚，“华”是优秀的，“夷”是劣等的，“华”接受“夷”众星捧月般地贡奉，“华”为“夷”纲。日本在大量摄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也大量摄入，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甘心居于一个劣等民族的地位，既然不想做“夷”，那就只能做“华”了。不能否认的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的这段时间是日本在国际上的“黄金时期”，传统的国际社会中，日本的影响只能在中国的阴影下发挥，是以以往东亚的国际交流中日本积极建立小中华体系、数度入侵朝鲜颇有点东施效颦的味道，而二战前的日本则是真正有了与其“雄心壮志”相称的实力。日本误入法西斯歧途，也不能不说和日本传统中的自我优越感有着深刻的联系，日本文化常常体现出一种自民族主义。日本是一个神道国家，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此类观念一方面使得日本能够自强不息，绝不甘居人下，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将其他民族看做是异质的，是敌对的，是劣等的。在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横行的特殊环境下，对外侵略也就成了历史的选择。另外，这时期的日本尽管强大，但其思想明显没有摆脱传统主义的影响。其炮制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和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何其相似，“小中华”体系已经不算什么了，日本要塑造一个“大日本”体系！那么这场战争的发动一方面是勃兴的法西斯主义的推动，另一方面，恐怕是日本在向丰臣秀吉“致敬”吧，日本人的心底依然有一个“使四百州尽化我俗”的美梦。在明治维新到二战战败的这段时间里，日本虽然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并最终战败，但依然不得不承认，大和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能够保证这个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维持大国的尊严。同样，这段时期也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中国影响日本的最后的时期，在战败之后，美国在日本取代了传统中国所占的地位。现代化兴起之后，传统中国就全面衰落了，这种衰落同样发生在日本，在过渡时期里，还可以看到传统中国对日本的残余影响，但在二战以后的日子里，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和日本都没有直接的交流。二战的失败迫使日本以一种激烈而惨痛的方式来反思自己，重建自己。站在距离二战结束后已近七十年的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对日本的独立与复兴拥有一份信心。如果说传统的日本生活在中国的阴影之下，那么当今日本则是生活在美国的阴影之下，日本第一次开国是伴随着中国的衰落，第二次开国则伴随着美国的强大，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开国”则要伴随着美国的衰落了。这个过程从日本经济腾飞开始算起的话到现在也有六十年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但日本的独立意识是深深植根于其民族灵魂深处的一种意识，可断言如今，已成为经济巨人的日本必不会甘心做一个政治上的侏儒。其实，日本向来有向强国学习的传统，这也对日本的文化属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日本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东西文化的一种杂交文化，但也有学者认为日本对于不同的文化只是机械地吸收，不同的文化在日本精神世界内部只是转换了空间配置而已。假如真的像后者所说，那么将来有一天，中国再次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的时候，也许日本又会反过头来靠近中国呢。就中国国内来说，再继续沉浸在天朝美梦的幻想中早已是不合时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以全新的思维建立一种全新的国际交往模式。日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从很早起就一心要从中国的影响下独立了。而就日本来说，脱亚论已成陈迹，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其在亚洲的位置。就像日本走过的摆脱中国的道路一样，现在的日本也必须努力去摆脱美国的影响，当然这条道路最好不要再发生战争。历史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对于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外交模式，现在已经完全不适用了，这些故旧的糟粕，放置它们的最好的地方就是故纸堆了。也只有中日两大强国坦诚相待，以一种健康的心态去看待历史，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开创未来，东亚的伟大复兴才可以成为现实。主要参考书目[1] 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2] 汪向荣、汪皓：《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3] 韩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4] 韩东育：《东亚的心胸》，《读书》2008年第8期。[5] 黄枝连：《天朝礼制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6] 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7]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8] （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9] （日）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王子今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