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政策论文800字怎么写
中国人口政策论文800字怎么写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认为可以从人口地理学角度出发,以我国人口分布特点概述基础上探讨分布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可以从一下角度出发: 自然因素(气候、地形、土壤、水体和矿产资源等) 社会经济因素(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活动方式和交通运输条件) 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最终完成分析。
//世界人口问题论文 (地理小论文) 一、影响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会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经济因素对人口机械增长也有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经济发达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对人口具有一种吸引力和凝聚力,人口机械增长为正值;相反,经济落后或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地区,对人口会产生一种排斥力和离散力,人口机械增长一般为负值。 文化因素: 这一因素更多地影响着人口的自然增长。随着科学文学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趋于下降,现代社会里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其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人们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平均婚龄也会相应推延;二是科学文化水平愈发达,人们的生理知识、育儿知识、保健知识就愈丰富,促成婴儿死亡率降低;三是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愈高,就愈加注意自身及其后代各项素质的提高,少生优育,把有限的收入用于将子女培养成具有更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人。 医疗卫生因素: 医学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有着直接影响。首先,它使得因各种疾病致死的死亡率下降,从而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长人口平均寿命;其次,它对控制生育和实行优生优育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世界人口分布 人口地理分布是人口增长过程在空间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即深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更受制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 世界人口分布不平衡 由于世界各国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而人口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世界人口空间分布分为人口稠密地区、人口稀少地区和基本未被开发的无人口地区。据统计,地球上人口最稠密地区的约占陆地面积的7%,那里却居住着世界70%人口,而且世界90%以上的人口集中分布在10%的土地上。人口在各大洲之间的分布也相当悬殊。欧亚两洲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2%,但两洲人口却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尤其是亚洲,世界人口的60%居住于此。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一半而人口尚不到世界总人口的1/4。大洋洲陆更是地广人稀。南极洲迄今尚无固定的居民。欧洲和亚洲人口密度最大,平均每平方公里都在90人以上,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平均每平方公里在20人以下。大洋洲人口密度最小,平均每平方公里才2.5人。世界人口按纬度、高度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异: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带是世界人口集中分布区,世界上有近80%的人口分布在北纬20°~60°之间,南半球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1%多;世界人口的垂直分布也不平衡,5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拔200米以下、不足陆地面积28%的低平地区。由于生产力向沿海地区集中的倾向不断发展,人口也随之向沿海地带集中。目前,各大洲中距海岸200公里以内临海地区的人口比重,已显著超过了其面积所占的比重,并且沿海地区人口增长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从国家看,情况也是这样。目前世界上约有2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人口1亿以上者有10个国家,它们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联邦、巴西、日本、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10国人口总数共有5亿多,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此外,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口非常少的国家,如瑙鲁(0.7万人)、安道尔(5万人)、圣马利诺(2.3万人)、摩纳哥(3万人)、梵蒂冈(1380人)。从各国人口密度来看,摩纳哥的人口密度最大、每平方公里达2万人,新加坡4300人,梵蒂冈1920人,马尔他1110人等。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有法属圭亚那(1人)。蒙古(1人)、纳米比亚(2人)、利比亚(2人)、毛里塔尼亚(2人)、冰岛(2人)等。 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 近代以来,世界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使全球人口分布表现出大小不等的一些密集的点。进入90年代,全世界总人口中已有49%以上集中于城市。 世界人口最稠密和最稀少地区 从人口地区分布图上能确切地反映出人口的实际分布状况。世界人口分布最稠密的地区有如下几类:①沿海沿湖的平原地带。特别是一些海岸线比较曲折、具有优良港湾地区,或某些大河入海口处。如亚洲大陆东部沿海区、南亚沿海区,欧洲波罗的海沿岸区,大西洋沿岸、地中海沿岸、非洲几内亚湾沿岸区,美国大西洋沿岸波士华地区,佛罗里达和墨西哥湾沿岸区、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亚、西雅图—温哥华(加)地区,五大湖地区,巴西——委内瑞拉沿海区,阿根廷——乌拉圭沿海区,智利——秘鲁沿海区、澳大利亚东南部沿海区;②流入三大洋的一些大河的中下游平原地带或河口三角洲地区。亚洲东部、南部尤为突出。③若干温带和热带的岛屿和半岛上。岛屿四面环海,半岛三面环海,若位置适中,并兼有优良港湾,则往往成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④内陆某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由于矿业开发,以及修筑铁路和公路,随之成为工业中心而形成一个城镇集团;⑤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某些内陆高原上。由于地势较高,没有平原或低地区那样炎热和潮湿,危害人们健康的热带疾病也大为减少,如墨西哥高原、巴西高原、秘鲁高原、东非高原等地;⑥沙漠中的绿洲地区等。世界人口非常稀少地区的有以下几类:①两极圈以内地区;②北半球北纬50度至北极圈之间广大的原始森林地带;③回归线附近和温带大陆内部的沙漠、戈壁地区;④热带雨林区;⑤高山地区。 三、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的人口论认为,人有两重性。人一方面是消费者,另一方面是生产者。人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都要消费生活资料;人作为生产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年龄条件,老人和小孩只能作为消费者,不能作为生产者;其次,要具备一定的身体条件,残废的人、有病的人都很难成为生产者;再次,人作为生产者要占有或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此外,作为生产者还必须掌握一定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所以人口增长要与物质资料增长相适应,如果做到这点,无论是人口多,还是人口少,都对生产有促进作用。如果人口增长大于物质资料的增长,一部分过剩人口无法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将从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这将加重社会负担;如人口增长慢于物质资料的增长,一部分生产资料将无法与人口相结合,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开发,同样会影响生产发展。所谓人口问题就是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的增长不相适应并且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增长速度。马克思认为,通过人口自我调节,人类完全能够使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相统一。 所以现在人们应该有计划的生育,使世界人口与自然和社会相协调。
中国人口政策论文800字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现在,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方面,已从人口数量问题转变为人口质量问题。"独孩政策"的问题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一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二是人口质量。 人口质量下降,现在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严格控制生育的情况下,人口素质高的城市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低的农村超生,从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中国的人口素质;二是把人口政策主要归结为控制人口数量,没有把教育列入人口政策。 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力问题,这也是中国新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这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第二个双重挑战。 中国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数量太大,人口增长过快。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1990 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 16 亿人)。现在虽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每年仍净增 1400 ― 1500 万人,即每年增加一个世界大国的人口。未来 35 年,我国人口发展有三个主要趋势:总人口达 16 亿;有 8 ― 10 亿劳动力;有 5 亿老人。这构成我国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中国人口问题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 " 人口太多和人口太少 " 的双重挑战。中国人头上有两颗"人口炸弹":人口太多,是指现在每年净增 1400 ― 1500 万人。人口太少,一是高质量的人才太少;二是"中国妇女生育的孩子之少,已经不能替代她们自己了"。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1997 年,中国 60 岁以上老人 1 亿多,占总人口的 10%,到 2040 年预计将达 5 亿以上,占总人口的 79%,60 岁以上的人口是 20 多岁人口的 2 ― 3 倍。 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中,有 8 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 88%,是世界上文盲最多的国家;问题还在于现在的青少年和今后出生的儿童,他们是 21 世纪前半期的劳动力,教育投入不足,现在初中普及率仅 68%,有 500 万学龄儿童因贫困不能入学,在校生中每年流失小学生 400 多万,每年产生 200 万新的文盲。 现在我国农村有剩余劳动力 2 亿人,城市登记失业人数 525 万人,隐性失业的冗员 2 千万至 3 千万人。有人估计,今后 5 年可能有 3 千万(有劳动能力的人)下岗。 有关计划生育的统计数字 研究报告显示:我国自 1971 年至 1998 年的 28 年间,因计划生育因素减少的出生人口数达 38 亿,占同期因计划生育和非计划生育因素共同作用所减少出生人口的 54%。据悉,我国 1971 年妇女平均生育 44 个孩子。如按这个水平不变,我国人口总数到 1998 年将增至 45 亿人。而由于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原因,我国实际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从 1971 年的 44 个降至 1998 年的 84 个,1998 年我国人口控制在 48 亿。 研究报告同时表明,我国自 1971 年至 1998 年因计划生育而少出生的大量人口为家庭节省少年儿童抚养费 4 万亿元,为国家节省少年儿童抚养费 1 万亿元,两者合计 4 万亿元,接近 1997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人口死亡率 旧中国人口死亡率很高,约为 25-33‰,婴儿死亡率在 200-250‰以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仅有 35 岁。新中国成立的 50 年,我国人口死亡率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初期到 60 年代末,死亡率属于快速下降时期,由 1949 年的 20‰下降到 8‰,婴儿死亡率下降到 50‰左右,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65 岁。第二阶段从 70 年代到 90 年代,是死亡率处于平稳下降的时期。由 70 年代初的 6‰下降到 1998 年的 5‰,婴儿死亡率下降到 33‰。中国卫生部公布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去年中国城市、农村地区居民的死亡率与上年相比均有下降,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农村人口死亡率高于城市。 去年城乡居民死亡率分别为千分之五点八八和千分之六点零六,而一九九八年的数据分别为千分之六点一六和千分之六点二零。 中国人口老龄化 全国1%人口调查资料测算,"八五"计划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增加173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47万人,是"七五"计划期间年均增长量的25倍;年均增长率为9%,比"七五"计划期间的6%提高了3个百分点;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56%上升到68%,提高了12个百分点;年龄中位数提高了26岁。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发展经历了高生育高死亡、高生育低死亡和低生育低死亡几个发展阶段,尤其是近10年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贯彻实施,生育率又迅速大幅度下降,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的基本原因。 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1982 年至 1990 年为初露端倪阶段。总体上,当时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高,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只有 9%。 1990 年至 2000 年为萌芽过渡阶段。在这段时间,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将从成年型转向老年型,一个全国性的老龄化时代到来。预计到 2003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 7%,从而进入老龄化社会。 2000 年至 2025 年为加速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 7% 左右上升至超过 12%,年龄结构已成为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类型,彻底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 2020 年至 2050 年为高速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 12% 上升到 20% 以上,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高度老化。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今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老年人口的负担系数是不断上扬的趋势。世纪之交时,大概每 100 个劳动适龄人口要负担约 10 个左右的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而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100:30
//世界人口问题论文 (地理小论文) 一、影响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会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经济因素对人口机械增长也有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经济发达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对人口具有一种吸引力和凝聚力,人口机械增长为正值;相反,经济落后或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地区,对人口会产生一种排斥力和离散力,人口机械增长一般为负值。 文化因素: 这一因素更多地影响着人口的自然增长。随着科学文学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趋于下降,现代社会里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其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人们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平均婚龄也会相应推延;二是科学文化水平愈发达,人们的生理知识、育儿知识、保健知识就愈丰富,促成婴儿死亡率降低;三是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愈高,就愈加注意自身及其后代各项素质的提高,少生优育,把有限的收入用于将子女培养成具有更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人。 医疗卫生因素: 医学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有着直接影响。首先,它使得因各种疾病致死的死亡率下降,从而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长人口平均寿命;其次,它对控制生育和实行优生优育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世界人口分布 人口地理分布是人口增长过程在空间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即深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更受制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 世界人口分布不平衡 由于世界各国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而人口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世界人口空间分布分为人口稠密地区、人口稀少地区和基本未被开发的无人口地区。据统计,地球上人口最稠密地区的约占陆地面积的7%,那里却居住着世界70%人口,而且世界90%以上的人口集中分布在10%的土地上。人口在各大洲之间的分布也相当悬殊。欧亚两洲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2%,但两洲人口却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尤其是亚洲,世界人口的60%居住于此。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一半而人口尚不到世界总人口的1/4。大洋洲陆更是地广人稀。南极洲迄今尚无固定的居民。欧洲和亚洲人口密度最大,平均每平方公里都在90人以上,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平均每平方公里在20人以下。大洋洲人口密度最小,平均每平方公里才2.5人。世界人口按纬度、高度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异: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带是世界人口集中分布区,世界上有近80%的人口分布在北纬20°~60°之间,南半球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1%多;世界人口的垂直分布也不平衡,5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拔200米以下、不足陆地面积28%的低平地区。由于生产力向沿海地区集中的倾向不断发展,人口也随之向沿海地带集中。目前,各大洲中距海岸200公里以内临海地区的人口比重,已显著超过了其面积所占的比重,并且沿海地区人口增长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从国家看,情况也是这样。目前世界上约有2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人口1亿以上者有10个国家,它们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联邦、巴西、日本、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10国人口总数共有5亿多,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此外,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口非常少的国家,如瑙鲁(0.7万人)、安道尔(5万人)、圣马利诺(2.3万人)、摩纳哥(3万人)、梵蒂冈(1380人)。从各国人口密度来看,摩纳哥的人口密度最大、每平方公里达2万人,新加坡4300人,梵蒂冈1920人,马尔他1110人等。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有法属圭亚那(1人)。蒙古(1人)、纳米比亚(2人)、利比亚(2人)、毛里塔尼亚(2人)、冰岛(2人)等。 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 近代以来,世界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使全球人口分布表现出大小不等的一些密集的点。进入90年代,全世界总人口中已有49%以上集中于城市。 世界人口最稠密和最稀少地区 从人口地区分布图上能确切地反映出人口的实际分布状况。世界人口分布最稠密的地区有如下几类:①沿海沿湖的平原地带。特别是一些海岸线比较曲折、具有优良港湾地区,或某些大河入海口处。如亚洲大陆东部沿海区、南亚沿海区,欧洲波罗的海沿岸区,大西洋沿岸、地中海沿岸、非洲几内亚湾沿岸区,美国大西洋沿岸波士华地区,佛罗里达和墨西哥湾沿岸区、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亚、西雅图—温哥华(加)地区,五大湖地区,巴西——委内瑞拉沿海区,阿根廷——乌拉圭沿海区,智利——秘鲁沿海区、澳大利亚东南部沿海区;②流入三大洋的一些大河的中下游平原地带或河口三角洲地区。亚洲东部、南部尤为突出。③若干温带和热带的岛屿和半岛上。岛屿四面环海,半岛三面环海,若位置适中,并兼有优良港湾,则往往成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④内陆某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由于矿业开发,以及修筑铁路和公路,随之成为工业中心而形成一个城镇集团;⑤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某些内陆高原上。由于地势较高,没有平原或低地区那样炎热和潮湿,危害人们健康的热带疾病也大为减少,如墨西哥高原、巴西高原、秘鲁高原、东非高原等地;⑥沙漠中的绿洲地区等。世界人口非常稀少地区的有以下几类:①两极圈以内地区;②北半球北纬50度至北极圈之间广大的原始森林地带;③回归线附近和温带大陆内部的沙漠、戈壁地区;④热带雨林区;⑤高山地区。 三、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的人口论认为,人有两重性。人一方面是消费者,另一方面是生产者。人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都要消费生活资料;人作为生产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年龄条件,老人和小孩只能作为消费者,不能作为生产者;其次,要具备一定的身体条件,残废的人、有病的人都很难成为生产者;再次,人作为生产者要占有或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此外,作为生产者还必须掌握一定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所以人口增长要与物质资料增长相适应,如果做到这点,无论是人口多,还是人口少,都对生产有促进作用。如果人口增长大于物质资料的增长,一部分过剩人口无法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将从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这将加重社会负担;如人口增长慢于物质资料的增长,一部分生产资料将无法与人口相结合,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开发,同样会影响生产发展。所谓人口问题就是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的增长不相适应并且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增长速度。马克思认为,通过人口自我调节,人类完全能够使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相统一。 所以现在人们应该有计划的生育,使世界人口与自然和社会相协调。
中国人口政策论文800字开头
哈哈,夫B,把分给我嘛
中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 相关性分析:1978-2004倪静远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各地区历年人口及GDP统计数据,以东部,中部,西部地区[1]三大地带为划分,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区域差异,以及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年人口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呈阶梯状分布,地区间人口密度差异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而人口增长又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正负两方面作用关键字:空间分布 区域经济 人口密度一,引言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历经90年代的飞跃式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空前规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口总量同步增长,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持续变化1978年以来,以东,中,西部为划分的三大地带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异,导致人口在地区间分布不平衡且近年来,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扩大,这种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日趋明显针对这一趋势许多研究者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从已有研究来看,部分学者从经济地理学角度进行分析,运用人口密度函数研究人口空间分布与城市发展的相互关系另外一部分研究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人口空间分布结构的变化,人口迁移的原因和影响,即侧重于分析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的因素和人口迁移的经济绩效但是,关于人口空间分布与大范围区域的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数据,完成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分析二,文献综述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自马尔萨斯提出人口经济模型以来,以凯恩斯,西蒙,纳尔逊,索维,舒而茨和卢卡斯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建立模型,论证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之间关系由于出发点和引入参数的差异,结果莫衷一是但从总体趋势来看,研究的侧重点逐步从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转移至人口质量和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单纯分析发达国家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转移至以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与经济增长状况为主然而,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人口数量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缺乏有关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阐述有关人口空间分布问题的研究最初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近年来,地理学者开始运用GIS等技术研究人口空间分布与社会经济数量之间的关系,将其研究扩展到地理学,经济学甚至环境生态学交叉领域随着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中,将人口向城市流动视为劳动在产业间的转移,这种流动是个人对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收入(或者预期收入)差距的回应(朱农,曾昭俊,2004)克鲁格曼在H-O定理的基础上,提出"新经济地理学",从规模经济角度分析城市经济聚集与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关系与西方学术界相同,我国理论界有关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的讨论经历了一个由数量到结构的发展过程研究重心逐渐由控制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转移至分析现有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开始注意到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并进行了初步探索绝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动态角度分析,研究人口空间分布的增量变化即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张善余通过计算迁移者比重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得出结论:经济收入的高低是影响迁移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严善平对90年代以来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证检验证明,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严善平,1998)王德等通过比较迁移前后各省区人口与GDP的基尼系数变化,验证了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均衡作用(王德等,2003)许多学者还从经济绩效方面分析了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蔡昉1996;陈皓1996;王桂新,1997;李强2001;董栓成2004)有关人口迁移的研究揭示出人口的区域间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终究只是从人口空间分布的一个侧面讨论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已有的成果来看,有关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相对较少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沿以下三种思路进行:1,从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因素角度分析二者的相关性韩光辉等通过分析近三十年来我国人口空间结构和变动趋势,认为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不平衡态势,地区差异巨大,但人口密度增长率逐步缩小,在局部地区,人口分布的疏密与聚落性质和规模,自然地理条件及经济开发的类型直接相关(韩光辉,陈喜波,1999)韩惠等通过对中国人口空间格局和成因的探讨,认为影响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的因素有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因素,政策导向等等其中自然环境又是其它因素的基础,但是决定人口分布的关键因素还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可以促进人口的聚集,同时人口的聚集又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韩惠等,200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口分布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人口分布,迁移,城市化等人口空间现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尚未达到较高水平,人口分布总体上还是主要受自然环境影响,而受经济社会制度等因素影响相对较小虽然中国东,中,西三地带建国以来人口规模和密度都呈增长趋势,但人口分布比例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王桂新,1997)这些研究从从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因素角度综合分析了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主因,提出经济因素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和变动的重要力量,但对二者间关系的分析大多是单向的,更偏重于地理学和人口学领域2,从人口空间分布的经济绩效角度分析范红忠等从人口空间分布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方面分析在比较中,美,日等6国生产与人口分布后,他发现我国人口分布与生产的矛盾在于生产集中的同时并未引起人口的相应集中,这种人口分布与生产分布的不一致性导致较大的地区经济差异(范红忠,2003)从而论述了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合理性和滞后性,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蔡昉从人口密度着手,通过分析人口密度对制度选择,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分析了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认为制度选择,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人口密度制约着市场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发挥作用;相对于对物质资本的稀释能力,人口密度对劳动力的充分供给的正面作用更加明显;教育的正外部型使得人口密度对人力资本存量有着可预期的正面效应因此,人口密度对经济发展并不必然是负面影响通过对我国各地区增长绩效与人口密度关系的实证检验他得出结论:尽管人口增长与人口密度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复杂多变的关系,但人口密度与人均收入水平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蔡昉,2001)3,从人口聚积与城市发展关系角度分析王法辉等依据区域人口密度函数,运用GIS方法,在1982-1990年人口资料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考查了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分布特征以及城市经济发展与周边地区人口增长的关系指出我国区域人口分布特征呈现出距离衰减特征,由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原因,城市人口增长快于边远地区,呈现出向心集聚的趋势(王法辉等,2004)以上研究虽从不同侧面分析了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存在相关性,但均未明确地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对二者相关性进行具体阐述,因而无法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做出一般性分析,也难以对人口空间分布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变动的趋势做出合理预测而已有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均表明,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存在相互作用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人口数量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和人口空间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前者的分析而忽视了后者然而必须看到,长达二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后一种关系在我国严重扭曲因此,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变动与经济发展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的研究是必要且有意义的三,人口空间分布的统计描述1,统计指标描述⑴人口空间分布的定义人口的空间分布是指一定时点上人口在各地区的分布状况,是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2]具体表现为该时点当地的人口密度⑵人口密度的定义人口密度通常指一定时间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数即:人口密度 = 总人口/总土地面积⑶数据说明本文所采用人口和GDP相关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全国总人口数包括现役军人数,分地区数字中未包括;全国人口数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数据2,人口空间分布的时间序列分析1978年至2004年,中国总人口数量呈平稳上升趋势人口分布按地区呈现出东,中,西三大阶梯其中,东部人口比重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三大地带内,中部和西部人口数量稳步提升,增长速度平稳东部地区人口数量和增长速度相对起伏较大全国人口空间分布具体呈现出以下特征:⑴人口在东,中,西三大地带间呈阶梯状分布从人口规模上看,东部人口总量最大,是第一阶梯;中部次之,属第二阶梯;西部人口规模最小,是第三阶梯三大地带间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特征由78年延续至今,总体趋势未发生改变,且地带间人口绝对数量的差异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见图1)图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计算结果⑵地区间人口密度差异明显,且有进一步扩大趋势除西部地区外,东部,中部地区人口密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人口密度超过中西部地区总和,且差异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同时,东部地区人口密度起伏变化量也相对较大(见图2) 图2 数据来源:同上图 ⑶人口增长最快的省份集中于北京,上海,福建,广东等经济发展中心地区和贵州,云南,宁夏,新疆等西部省份(见表1)表1 1978,1992,2004年中国各地区人口比重省份各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197819922004北京89 95 15 天津75 79 79 东河北28 38 24 辽宁91 45 24 部上海15 15 34 江苏09 93 72 地浙江91 63 63 福建56 67 70 区广东84 60 39 山东47 39 06 海南00 59 63 合计85 52 89吉林58 17 08 中黑龙江52 10 94 安徽92 00 97 部河南38 60 48 湖北77 79 63 地湖南39 38 15 江西32 36 30 区山西53 56 57 合计42 95 12内蒙古93 89 83 广西55 76 76 西重庆00 00 40 四川13 43 71 部贵州80 88 00 云南23 29 40 地西藏19 20 21 陕西90 92 85 区甘肃95 99 01 青海38 40 41 宁夏38 42 45 新疆29 36 51 合计54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79),(1993),(2005)计算上表显示,78年以来,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展中心地区人口聚集趋势明显除四川,陕西两省外,西部各省人口数占全国比重均有所增加与东西部相比,中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⑷地带间人口增长速度基本相同,人口增速与经济增长速度关系并不显著总体而言,三大地带人口增长速率曲线基本重合,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基本在5个百分点内,东部地区稍大与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相比,东部地区人口增速并未显著增加(见图3)图3 数据来源:同上图3,人口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截面分析根据2003年统计数据,截至2004年12月31日,全国总人口129988万人其中,西部地区总人口37127万人;中部地区43037万人;东部地区49251万人[2]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135人/平方公里东,中,西三大地带各省市人口密度见下表:2004年东中西部各省人口空间分布情况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省份人口面积人口密度省份人口面积人口密度省份人口面积人口密度(万人)(万平方公里)(人/平方公里)(万人)(万平方公里)(人/平方公里)(万人)(万平方公里)(人/平方公里)内蒙古3020北京68889山西63213广西60207天津13906吉林74145重庆24379河北77363黑龙江4684四川50180辽宁59289安徽96463贵州60222上海632765江西69257云南40112江苏26724河南70582西藏842浙江18464湖北59324陕西56180福建14289湖南18316甘肃4064山东67586---青海127广东79467---宁夏18114海南39241---新疆196316512------表2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计算不难看出,2004年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口空间分布差别较大东部地区各省人口密度明显大于中部,西部地区,成为中国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区域内各省人口密度均远高于全国水平,上海,天津,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浙江分居前几位其中,上海以2765人/平方公里的绝对优势超过北京,天津,成为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中部地区人口分布相对平均,各省人口密度差异较小河南,安徽分列人口密度前两位除黑龙江以外,区域内各省人口密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人口稀少,地带内部省际人口密度差异较大重庆,贵州,广西,四川,陕西五省人口密度列前四位,略高于全国水平,其余各省人口密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青海,新疆三省是全国人口密度最低的三个省份其中,西藏每平方公里仅2人,是全国人口分布最稀疏的省份四,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一方面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推动了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另一方面人口空间分布的差异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1,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推-拉理论认为,同时存在着一推一拉两种力量共同决定人口迁移前者是推动人口迁出居住地的力量;后者是吸引人口流入的力量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人口的迁移是劳动者对更好的就业机会或更高的收入水平的回应(朱农等,2004)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无疑是吸引人口迁入的重要力量比较我国三大地带人口空间分布与GDP变化趋势不难发现,三大地带人口密度变化与GDP增长的总趋势保持一致(见图3,图4)90年代中期以后,东部地区GDP规模大幅上升,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水平而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与其它两大地带的差别在这一时期内也明显扩大图4 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然而,由图形3,4分析可知,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并未相应的引起人口增速提升,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量相关性较弱由此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量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量,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人口分布集中,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人口分布相对稀疏,地区间人口分布不平衡趋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而日益明显 ⑵资源,环境,人口规模,国家政策等因素通过制约城市,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间接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水和各种矿产资源,能源等工业生产的必需原料通过对工业的布局和城市规模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口的空间分布以水资源为例,2003年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工业发达的超大规模人口聚集中心的城市水供应总量分别为128823万立方米,308309万立方米和568949万立方米而西部地区青海,宁夏等欠发达省份城市水供应总量仅为15000-20000万立方米左右西北部地区水资源的匮乏,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规模的扩大人口规模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人口规模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体现为在迁出地形成的推力,和在迁入地形成的拉力分析表1不难看出,四川,山东,河南等主要人口迁出源地均是人口大省尤其是山东,河南两省,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580人以上,远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巨大的人口压力对当地人口的外迁形成有效的推力同时,广东,江浙,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强势吸引中心也都是人口高密集地区,庞大的"聚集效应"形成一股有效的拉动人口迁入的力量国家政策的作用近年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开放内陆省份的政策,推动西部内陆省份加速经济发展结果显示,以新疆为代表的边疆省份成为新的人口迁入中心地,其中新疆的年净流入率达到7%(张善余,2004)这充分表明,国家西部大开发等地区导向性政策的实施在改变区域经济格局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口的空间分布2,人口空间分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口空间分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集中体现于人口规模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论述在理论上主要分为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以托马斯·马尔萨斯为代表的马尔萨斯派学者坚信,人口增长对人均的福利有负面影响马尔萨斯认为一旦工资超过生存水平,就有新的人口压力使工资下降,因为人们会更早地结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这样,又把工资将导致能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从长期来看,人口的内生性使得人均收入保持在维持生存水平并停滞不前(德布拉吉·瑞,2002)不难看出,马尔萨斯理论在当代的应用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不一定倾向于选择生育更多的子女,相反,发达国家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说明经济水平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的假设前提难以普遍使用,因此,由之得出的结论也有待商榷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资本产出给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将增加消耗,减小人均数值但是考虑到劳动力投入对扩大生产的作用,简单的假定资本产出固定是不现实的在索罗模型中,人口的消耗作用和劳动力投入对产出的扩大作用相互抵消,长期经济增长率不受人口增长速度的影响但高人口增长率降低了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率不变),劳动-资本比率上升降低了劳动的平均生产率因此,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仍是负面的反马尔萨斯派学者提出需求推动和供给推动两种观点前者认为,人口增长产生的需求压力有助于创新的产生,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后者认为,更多地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思想,"三个臭皮匠",因此,技术进步的速度应该随人口增长而加快而根据克鲁格曼的理论,经济发展"中心"地区同时存在着向心力和离心力两种力量前者表现为在高工资和高利润的吸引下,劳动力和企业向"中心"聚集;后者则表现为人口和工业过度密集带来的资源,环境等问题可能导致的"中心"地区的解体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形成和变化的原因,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东部地区人口与GDP增长的实际情况表明,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影响我国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首要原因,而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经济增长,这种反作用具有正负两方面效果一方面,随着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投入量增多,技术创新加快,产出规模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着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以制造业,加工业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地区工业结构的支柱部分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大量迁入人口产业构成特征是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为辅,迁入在业人口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建筑业三个行业(魏星等,2004),为蓬勃发展的二,三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和创新支持,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此外,人口规模的扩张带动城镇基础是设建设加快,教育,医疗卫生等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大大加速了中心地区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人口空间分布过度集中,中心地区的过度城市化也带来了资源紧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住房交通拥挤,社会治安混乱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立此外,西部地区以及中部人口输出大省以高素质劳动力流出和中低水平劳动力流入为主的劳动力流动现状,造成人口输出地高端人力资本大量流失,陷入低人力资本水平-低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从而对缩小东西差距和落后地区经济起飞的实现产生了潜在的负面影响五,结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因素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配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人口空间分布极不平衡,呈三大阶梯状地区间人口密度差异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与经济增量相比,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人口分布的变化又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正负两方面作用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同时形成人口的高度密集地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东三大地区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日趋明显,且仍有继续扩大之势总体上呈现出"劳动跟随资本流动"的趋势由于人口空间分布变化需要一个缓慢的长期变化过程,而沿海和内陆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可能长期存在,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加之人口迁移具有惯性,所以,这种人口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集中的分布趋势可能还将继续长期存在下去高度集中的人口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技术创新能力,有利于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同时,人口过度密集也带来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此外,中西部地区知识资源的大量流出使得地区经济增长步伐更加缓慢,陷入低人力资本水平-低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因此,在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建立更加顺畅的人口流动机制的同时,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加强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和人力资本建设扶持,是实现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参考文献:⑴朱农,曾昭俊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⑵严善平中国九十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及其机制社会学研究,⑶王德,朱玮,叶晖1985-2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人口与经济, ⑷陈浩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发展人口研究,⑸蔡昉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分析中国人口科学,⑹王桂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差异与人口迁移之关系研究人口与经济,⑺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⑻董栓成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⑼韩光辉,陈喜波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口资源的空间结构,变动趋势及问题与对策人口与经济,⑽韩惠,刘勇,刘瑞雯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成因探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⑾王桂新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一项人口分布经济学的探索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⑿范红忠,李国平对我国生产与人口分布现状与问题的比较分析预测,⒀蔡昉,王美艳,都阳人口密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浙江社会科学,⒁王法辉,金凤君,曾光区域人口密度函数与增长模式:兼论城市吸引范围划分的GIS方法地理研究,⒂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北京:科学出版社,⒃张善余基于出生地的中国人口迁移态势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⒄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⒅魏星,王桂新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口迁移特征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历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⒇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 本文讨论的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省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9省市[2] 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北京:科学出版社,[3]因统计过程中对现役军人数处理方法不同,统计所得全国总人口数与由分地区数字加总结果不同
简单!如下:我国现阶段人口政策为计划生育政策,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偏大等原因,人口在建国后呈井喷式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虽可抑制人口增长率但几十年后必定要经过一个人口老年化型社会。可遇料的是:我国会持续坚持这一政策再加上社会的继续发展,人口老龄化会被改善,我国人口最终会回到一个平稳的水平
中国人口政策论文2500字怎么写
人口基数大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上,居住着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 中国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数量太大,人口增长过快。2001年底,中国总人口(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为7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实行计划生育,近几年每年净增人口仍在1300万左右。同时,人口分布极不平衡,94%的人口聚居在占全国总面积43%的东南部,乡村人口约为63%(2001年),城市化水平较低。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1990 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 16 亿人)。现在虽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每年仍净增 1400 ― 1500 万人,即每年增加一个世界大国的人口。未来 35 年,我国人口发展有三个主要趋势:总人口达 16 亿;有 8 ― 10 亿劳动力;有 5 亿老人。这构成我国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专家估计,按照我国现有人口增长趋势,人口零增长最早也要在本世纪中叶才能实现。中国人口问题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 " 人口太多和人口太少 " 的双重挑战。中国人头上有两颗“人口炸弹”:人口太多,是指现在每年净增 1400 ― 1500 万人。人口太少,一是高质量的人才太少;二是“中国妇女生育的孩子之少,已经不能替代她们自己了”。 庞大的人口基数及每年1300万的增长数量,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的保护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中国的耕地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占有量078公顷(1996年),为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也只及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取得瞩目成就,但由于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国民生活质量有关指数仍然偏低(人均粮食占有低于400公斤,城市人均居住面积1平方米,全国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34张);全国2143个县(其中427个县级市)中有592个为人均收入低于250元(43美元)的贫困县;每年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中的四分之一被用于新增人口;每年有至少2000万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就业不足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达1亿以上。 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国民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 (二)人口素质较低 人口质量下降,现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严格控制生育的情况下,人口素质高的城市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低的农村超生,从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中国的人口素质;二是把人口政策主要归结为控制人口数量,没有把教育列入人口政策。这样就直接或间接造成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中,有 8 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 88%,是世界上文盲最多的国家;问题还在于现在的青少年和今后出生的儿童,他们是 21 世纪前半期的劳动力,教育投入不足,现在初中普及率仅 68%,有 500 万学龄儿童因贫困不能入学,在校生中每年流失小学生 400 多万,每年产生 200 万新的文盲。 在当今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普通劳动力严重过剩,存在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一方面又存在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而后者的问题更为突出。表现在产品市场上就是,一方面大量低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过剩;一方面大量高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依赖进口。为什么我们不能引进设备自己生产那些需要大量进口的商品呢?就因为我们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水平达不到要求。因此,当前解决就业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增加高素质人员的数量。 然而,我国人口发展正在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新世纪中国人口问题不容乐观: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停留在小学水平、男女数量差异高达5000万、北京大部分劳动力不适应新兴产业要求。北京市人口所侯亚非提出,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仍然停留在小学水平;2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占五十分之一,远低于发达国家四分之一的平均水平;脑力劳动者只占从业人口的十分之一;中高层人力资本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中国入学儿童的流失率、小学的辍学率有所上升。中国20—24岁适龄人口高中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 ,泰国为16%,韩国为38%。 (三)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且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先期进入人口老年型的国家相比,具有老龄化发展快、老年人口数量大、地区之间不平衡、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等特点。这些新特点将给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许多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国家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在1万美元左右,而我国进入老年型国家时只有1000美元左右。由于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老人数目也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村老龄化将更为突出。老龄化表现出“两高两大两低”的基本特征,即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社区养老社会水平低、社会养老意识低的现状。与之相应的赡养问题、劳动力人口老化、抚养比升高都将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可见,家庭养老负担是加重的。 老 龄 化 状 况 项 目 实 际 预 测 年份 60岁以上老人(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老年抚养比(%) 1953 4154 3 13% 1982 7664 6 13% 1994 11700 8 4% 2000 12900 9 7% 2010 16500 8 8% 2030 33500 0 36% (四)西部人口问题重重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政府在新世纪的一场攻坚战,但是困扰这一战略实施的一大障碍就是西部人口过多问题,官方人士强调指出,从长远来看,解决人口过多问题和提高人口素质是西部大开发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人口问题严重制约着西部开发,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是西部开发的必要前提和推进器。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等因素制约,西部地区的人口数量和规模仍然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婴儿、孕产妇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同时中国尚未脱贫的几千万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西部。人口问题不仅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也是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其中主要问题如下: 1、 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幅高。西部人口增长速度很快,1990 — 1998 年平均增长率达 48‰,人口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的省(区)包括西部地区除重庆、四川、陕西以外的全部省(区)。 2、文化素质低,制约了西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成人识字率(1997年):重庆为18%,四川为00%,贵州为12%,云南为48%,西藏为94%,陕西为66%,甘肃为23%,青海为38%,宁夏为4%,新疆为48%。全国成人识字率最高为北京36%,最低为西藏。 3、健康素质亟待提高。以人口预期寿命(2001年)为例:重庆人33岁,四川人33岁,贵州人29岁,云南人49岁,西藏人64岁,陕西人40岁,甘肃人24岁,青海人57岁,宁夏人17岁,新疆人59岁。全国预期寿命最长的是上海人90岁,最短的是西藏人。 中国人口还存在着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力问题,这也是中国新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这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第二个双重挑战。现在我国农村有剩余劳动力 2 亿人,城市登记失业人数 525 万人,隐性失业的冗员 2 千万至 3 千万人。有人估计,今后 5 年可能有 3 千万(有劳动能力的人)下岗。同时也存在着性别结构问题,男性数量比女性多达5000万。 二、解决策略 中国人口问题,当前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但人口数量又与其他问题相联系。因此,必须综合考虑,总体解决。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要注意提高人口素质和平衡人口结构。可以说,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经济,而更为关键的事建立一个行之有效、可操作的运行机制,其思路是:国家决策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机制,具体工作采取宣传教育,利益导向和服务保障相结合的微观调节体制。 (一)、完善现行生育策略 1、建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保障体制。 在我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人口政策及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应该作出及时的反应,努力创建一个促进我国人口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转变的社会、经济条件。 2、坚持“以人为本”和“制度创新”,实施“东稳西降、分层推进”的策略。 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改变单纯追求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思路,强调科学的、综合的决策,既要保持较低的生育水,保证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人口质、结构、分布的优化。“制度创新”即在法律层次、政策层次、工作层次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高效的、有利于实现稳定的生育率战略目标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东稳西降”是指在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东部地区生育率下降的余地已很小,而另一方面中西部有的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仍在爬坡,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即东部战略重点以稳定生育率为主,西部则是继续降低生育率。“分层推进”即根据各地情况,针对群众需要,分层推进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改革和创新,进而提高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整体水平,确保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的实现。 3、教育战略地位与人口发展战略相结合 人口素质的高低影响生育意愿。人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容易理解基本国情和基本国策,容易接受新思想,觉悟程度高,同时也希望所生子女受到教育,如果多生那么就加重了养育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城市人口更容易接受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政策。因此,人口素质的提高,能从根本上帮助人们改变生育意愿。从宏观上有利于我国人口控制,更重要的事在微观层次上有利于家庭福利水平的提高,促进内生低生育率的转变,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我们大力普及教育,将教育与人口政策相结合,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4、对于西部地区应加强和提高人口意识,加大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宣传教育,以技术服务和扶贫工作相结合为重的方法。加大实施科教兴族、教育为本、教育优先的力度,以更快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有关部门应设立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提供相应的科研经费。 (二)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解决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从目前我国国情看,应采取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 2、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地区应注意一下原则:(1)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稳妥,不搞‘一刀切”,应尽快抓紧,平面展开。一般地区,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展开;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要把社会保险与救济救灾工作统一起来,扶持贫困户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战胜灾害、脱贫致富的能力。 (2)以保障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生活力原则。 (3)坚持“国家政策引导,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保障原则。 (4)坚持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一体化的方向,尽可能将农民组织也来参加社会保障。 (5)建立个人帐户,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建立个人帐户后,按个人帐户储备积累的总额确定保障基金的发放标准,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建立个人帐户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和世界社会保障改革的潮流。不论集体补助多少或有无补助连同个人缴纳的部分,都归到投保人的个人帐户上。这种方式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3、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 这个体系的建设,要以满足老年人实际需要为目标,围绕“五个老有”的要求,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 4、建立和完善老年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应在已有的《老年法》基础上陆续制定《老年保健法》、《老年参与社会法》、《养老福利设施管理条例》等法规,加强安老养老制度建设。 5、 全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应在健康老龄化的环境。要进一步落实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体制。 (三)正确引导新时期的人口迁移。 这是因为人口的迁移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到无法估量、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年龄堆积”特征的迁移流动人口,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年龄结构有着双重作用:起到了“削峰填谷,以时间换空间”的作用。 【你自己删掉一点吧,望采纳】
简单!如下:我国现阶段人口政策为计划生育政策,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偏大等原因,人口在建国后呈井喷式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虽可抑制人口增长率但几十年后必定要经过一个人口老年化型社会。可遇料的是:我国会持续坚持这一政策再加上社会的继续发展,人口老龄化会被改善,我国人口最终会回到一个平稳的水平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中国人口政策论文2000字怎么写
人口基数大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上,居住着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 中国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数量太大,人口增长过快。2001年底,中国总人口(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为7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实行计划生育,近几年每年净增人口仍在1300万左右。同时,人口分布极不平衡,94%的人口聚居在占全国总面积43%的东南部,乡村人口约为63%(2001年),城市化水平较低。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1990 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 16 亿人)。现在虽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每年仍净增 1400 ― 1500 万人,即每年增加一个世界大国的人口。未来 35 年,我国人口发展有三个主要趋势:总人口达 16 亿;有 8 ― 10 亿劳动力;有 5 亿老人。这构成我国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专家估计,按照我国现有人口增长趋势,人口零增长最早也要在本世纪中叶才能实现。中国人口问题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 " 人口太多和人口太少 " 的双重挑战。中国人头上有两颗“人口炸弹”:人口太多,是指现在每年净增 1400 ― 1500 万人。人口太少,一是高质量的人才太少;二是“中国妇女生育的孩子之少,已经不能替代她们自己了”。 庞大的人口基数及每年1300万的增长数量,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的保护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中国的耕地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占有量078公顷(1996年),为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也只及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取得瞩目成就,但由于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国民生活质量有关指数仍然偏低(人均粮食占有低于400公斤,城市人均居住面积1平方米,全国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34张);全国2143个县(其中427个县级市)中有592个为人均收入低于250元(43美元)的贫困县;每年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中的四分之一被用于新增人口;每年有至少2000万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就业不足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达1亿以上。 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国民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 (二)人口素质较低 人口质量下降,现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严格控制生育的情况下,人口素质高的城市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低的农村超生,从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中国的人口素质;二是把人口政策主要归结为控制人口数量,没有把教育列入人口政策。这样就直接或间接造成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中,有 8 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 88%,是世界上文盲最多的国家;问题还在于现在的青少年和今后出生的儿童,他们是 21 世纪前半期的劳动力,教育投入不足,现在初中普及率仅 68%,有 500 万学龄儿童因贫困不能入学,在校生中每年流失小学生 400 多万,每年产生 200 万新的文盲。 在当今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普通劳动力严重过剩,存在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一方面又存在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而后者的问题更为突出。表现在产品市场上就是,一方面大量低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过剩;一方面大量高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依赖进口。为什么我们不能引进设备自己生产那些需要大量进口的商品呢?就因为我们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水平达不到要求。因此,当前解决就业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增加高素质人员的数量。 然而,我国人口发展正在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新世纪中国人口问题不容乐观: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停留在小学水平、男女数量差异高达5000万、北京大部分劳动力不适应新兴产业要求。北京市人口所侯亚非提出,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仍然停留在小学水平;2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占五十分之一,远低于发达国家四分之一的平均水平;脑力劳动者只占从业人口的十分之一;中高层人力资本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中国入学儿童的流失率、小学的辍学率有所上升。中国20—24岁适龄人口高中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 ,泰国为16%,韩国为38%。 (三)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且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先期进入人口老年型的国家相比,具有老龄化发展快、老年人口数量大、地区之间不平衡、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等特点。这些新特点将给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许多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国家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在1万美元左右,而我国进入老年型国家时只有1000美元左右。由于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老人数目也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村老龄化将更为突出。老龄化表现出“两高两大两低”的基本特征,即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社区养老社会水平低、社会养老意识低的现状。与之相应的赡养问题、劳动力人口老化、抚养比升高都将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可见,家庭养老负担是加重的。 老 龄 化 状 况 项 目 实 际 预 测 年份 60岁以上老人(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老年抚养比(%) 1953 4154 3 13% 1982 7664 6 13% 1994 11700 8 4% 2000 12900 9 7% 2010 16500 8 8% 2030 33500 0 36% (四)西部人口问题重重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政府在新世纪的一场攻坚战,但是困扰这一战略实施的一大障碍就是西部人口过多问题,官方人士强调指出,从长远来看,解决人口过多问题和提高人口素质是西部大开发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人口问题严重制约着西部开发,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是西部开发的必要前提和推进器。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等因素制约,西部地区的人口数量和规模仍然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婴儿、孕产妇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同时中国尚未脱贫的几千万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西部。人口问题不仅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也是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其中主要问题如下: 1、 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幅高。西部人口增长速度很快,1990 — 1998 年平均增长率达 48‰,人口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的省(区)包括西部地区除重庆、四川、陕西以外的全部省(区)。 2、文化素质低,制约了西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成人识字率(1997年):重庆为18%,四川为00%,贵州为12%,云南为48%,西藏为94%,陕西为66%,甘肃为23%,青海为38%,宁夏为4%,新疆为48%。全国成人识字率最高为北京36%,最低为西藏。 3、健康素质亟待提高。以人口预期寿命(2001年)为例:重庆人33岁,四川人33岁,贵州人29岁,云南人49岁,西藏人64岁,陕西人40岁,甘肃人24岁,青海人57岁,宁夏人17岁,新疆人59岁。全国预期寿命最长的是上海人90岁,最短的是西藏人。 中国人口还存在着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力问题,这也是中国新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这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第二个双重挑战。现在我国农村有剩余劳动力 2 亿人,城市登记失业人数 525 万人,隐性失业的冗员 2 千万至 3 千万人。有人估计,今后 5 年可能有 3 千万(有劳动能力的人)下岗。同时也存在着性别结构问题,男性数量比女性多达5000万。 二、解决策略 中国人口问题,当前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但人口数量又与其他问题相联系。因此,必须综合考虑,总体解决。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要注意提高人口素质和平衡人口结构。可以说,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经济,而更为关键的事建立一个行之有效、可操作的运行机制,其思路是:国家决策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机制,具体工作采取宣传教育,利益导向和服务保障相结合的微观调节体制。 (一)、完善现行生育策略 1、建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保障体制。 在我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人口政策及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应该作出及时的反应,努力创建一个促进我国人口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转变的社会、经济条件。 2、坚持“以人为本”和“制度创新”,实施“东稳西降、分层推进”的策略。 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改变单纯追求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思路,强调科学的、综合的决策,既要保持较低的生育水,保证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人口质、结构、分布的优化。“制度创新”即在法律层次、政策层次、工作层次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高效的、有利于实现稳定的生育率战略目标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东稳西降”是指在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东部地区生育率下降的余地已很小,而另一方面中西部有的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仍在爬坡,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即东部战略重点以稳定生育率为主,西部则是继续降低生育率。“分层推进”即根据各地情况,针对群众需要,分层推进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改革和创新,进而提高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整体水平,确保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的实现。 3、教育战略地位与人口发展战略相结合 人口素质的高低影响生育意愿。人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容易理解基本国情和基本国策,容易接受新思想,觉悟程度高,同时也希望所生子女受到教育,如果多生那么就加重了养育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城市人口更容易接受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政策。因此,人口素质的提高,能从根本上帮助人们改变生育意愿。从宏观上有利于我国人口控制,更重要的事在微观层次上有利于家庭福利水平的提高,促进内生低生育率的转变,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我们大力普及教育,将教育与人口政策相结合,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4、对于西部地区应加强和提高人口意识,加大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宣传教育,以技术服务和扶贫工作相结合为重的方法。加大实施科教兴族、教育为本、教育优先的力度,以更快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有关部门应设立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提供相应的科研经费。 (二)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解决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从目前我国国情看,应采取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 2、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地区应注意一下原则:(1)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稳妥,不搞‘一刀切”,应尽快抓紧,平面展开。一般地区,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展开;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要把社会保险与救济救灾工作统一起来,扶持贫困户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战胜灾害、脱贫致富的能力。 (2)以保障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生活力原则。 (3)坚持“国家政策引导,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保障原则。 (4)坚持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一体化的方向,尽可能将农民组织也来参加社会保障。 (5)建立个人帐户,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建立个人帐户后,按个人帐户储备积累的总额确定保障基金的发放标准,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建立个人帐户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和世界社会保障改革的潮流。不论集体补助多少或有无补助连同个人缴纳的部分,都归到投保人的个人帐户上。这种方式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3、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 这个体系的建设,要以满足老年人实际需要为目标,围绕“五个老有”的要求,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 4、建立和完善老年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应在已有的《老年法》基础上陆续制定《老年保健法》、《老年参与社会法》、《养老福利设施管理条例》等法规,加强安老养老制度建设。 5、 全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应在健康老龄化的环境。要进一步落实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体制。 (三)正确引导新时期的人口迁移。 这是因为人口的迁移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到无法估量、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年龄堆积”特征的迁移流动人口,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年龄结构有着双重作用:起到了“削峰填谷,以时间换空间”的作用。 【你自己删掉一点吧,望采纳】
中国约有13亿人,如果环境遭受破坏,那么经济问题就会变多。我们应该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人口与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的重大课题;中国将进一步以发展为主题,继续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加强生态建设,保护和治理环境,大力促进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口与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的重大课题。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亚洲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全国人大愿与各国议会继续加强交流,加深了解,增强信任,扩大共识,为不断促进亚洲各国议员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一是:计划生育即要提高人口素质,又要提高人口水平, 二是:晚婚晚育 三是: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 人类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也离不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的建设、环境的治理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而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了环境的严重破坏,所以调好人口 资源 环境 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与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1.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2.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同时它也说明了中国人口对土地和粮食的压力。中国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被农林牧副渔业和城乡建设利用的土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则是沙漠、戈壁、冰川、石山或荒漠,利用难度很高,成本极大。1952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6.2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2.8亩。当时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 亩。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一倍,却是中国50多年的最高水平。 3 人口与森林和草原 4、人口与矿产和能源 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储藏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种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有不少矿产资源储量在世界上居前列。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高。由于人口迅速增长,高耗能工业广泛建立及能源价格长期偏低,使中国的能源供给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5、人口与水资源 中国陆地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虽然水资源的总量不少,但利用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一是时间分布不均匀,水资源东南多、西北少;二是时间分配不尽人意,大部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而且年际变化大。就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而言,中国已经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体上的协调。但是,要使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共进,必须改变就人口论人口、就资源论资源、就环境论环境、就经济论经济的单一倾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长期需要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必须有利于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同时,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的本身也应该以保护和促进长期发展为主要目标。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建立起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多因素综合治理的总体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人口和计划生育是关键问题。高度重视和认真分析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强化工作措施,真正把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抓紧抓实,全力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分布宏观格局,总是受到各种自然、经济、社会等因素长期的综合作用。中国人口分布的东密西疏的不平衡性,正是人口分布规律的反映。人类生产、生活离不开自然条件,自然条件的差异也影响着人口分布的差异。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措施:要协调好人口 资源 环境 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与两型社会。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 1、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关于这个政策,我不多说了,其良好的作用应该肯定,中国30来少生育30000万人口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当然这个政策有待进一步改进,如果把人口控制和国家的养老保险结合起来,这个政策的效果会更好(这个问题有待将来论述)。今后这个政策依然不能放松,要在改进中提高。 2、人口问题说到最后还是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和人口问题后我发现,在经济起飞时,每个国家的人口都会高速增长,当该国GDP达到10000美圆/人时,人口增长就会停止,然后人口总量会稳定,当人均GDP达到20000美圆时,人口会呈现下降趋势。西方几十个发达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结论。中国上海市人口增长已经出现停滞状态,为什么?上海市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0美圆。中国其他地方还没有达到这个指标。什么时间整个中国达到人均GDP10000美圆呢?2030年前后会达到,到时候,中国人口会达到历史的高峰,---15亿左右。经济发展速度提速、社会运转速度加快、抚养成本的增加等因素在这里限于篇幅就不展开了。 我把二楼的资料剪了一下,不知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