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人口问题论文形式与政策

浅谈中国人口问题论文形式与政策

一，农村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仍占比重最大二中国老龄化社会逐步加快三整体人口素质偏低亟待提高四控制人口数量刻不容缓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浅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形势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论文摘要：中国是在经济实力较弱、制度准备迟滞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现行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制、老年照料服务体系和传统管理体制都没有跟上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要求，是人口老龄化形势

人口问题及相应政策论文写作的时候，应该通过人口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男女比例，以及根据这一特性国家采取的政策来写。

浅谈中国人口问题论文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一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内，发展的这一地位依然不容怀疑和动摇"十一五"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手段过去不是，将来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发展内外环境的变化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手段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一，"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根据初步判断，与"十五"时期相比，"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将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国家安全将面临更多挑战:"十一五"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不会改变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因而，中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也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是"十一五"时期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有可能增加，从而对中国国家安全提出更多的挑战一方面国际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地区潜在冲突有可能增加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有可能增加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区域合作加强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并存一方面，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传统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将逐渐式微;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生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过剩贸易保护主义将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盛行"十一五"期间，中国将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市博会这除了会带来无限商机外还将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大程度的融合3，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及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十一五"期间，入世过渡期结束，中国的"入世"承诺基本兑现履行"入世"承诺，执行世贸组织规则，有利于规范对外经济活动，有利于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自身权益，也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竞争，有利于为长期发展构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可能要进行调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实施5年多，从2003年经济状况来看，"十一五"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运行的调控方向将发生变化，着眼点有可能不再是抑制通货紧缩而可能是实现经济既无通货膨胀又无紧缩的适度增长5， "三大差距"更受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地区和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虽然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采取或强化了一些措施抑制收入差距扩大但收入差距问题似乎日益严重，"十一五"期间，抑制"三大差距"扩大的趋势必将成为社会发展政策的重点之一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中国的人口结构以及变动趋势，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改革开放向纵深的扩展，决定了就业不足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长期性问题"十一五"期间，就业不足不仅表现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更严峻的是，由于近年来大学扩招速度迅猛，各种民办和中外合资高等教育发展较快，就业的不足还将表现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这将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战略性资源的约束日益强化"十一五"时期，人地矛盾将继续加剧，森林和草地资源将继续呈下降之势:土地沙化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北方水资源短缺形势更为严峻，合理配置全国水资源的要求将更为紧迫;全国水资源污染问题更加严重，治理水污染将需要更多投入公共安全将备受重视2003年初爆发的"非典"疫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暴露了公共事业发展，公共管理，政府协调能力等方面的不足"非典"微机警示人们，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的现代社会中，危机随处存在"十一五"期间，公众的危机意识将增强，从而将对公共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高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改革完善公共管理制度，发展公共事业，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发展的内外环境决定了"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适当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降低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完成上述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以经济单项突进的发展，有别于忽视资源，环境和生态代价的发展它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发展问题的核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共同进步，经济增长量与质的统一，强调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繁荣，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共同发展，强调各阶层的共同受益，全社会的和谐共存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1)，地区之间的协调(2)，城乡之间的协调(3)，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4)，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5)，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间的和谐(6)，纵向(中央和地方)，横向(部门之间)关系的协调(7)，开放和创新能力之间的协调(8)，近期和长远之间的协调三，制定"十一五"计划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1， 确定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以及阶段性目标，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可分解为5个方面的目标，既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体系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分成若干阶段，每一阶段都应有相应的阶段性目标"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制定科学可行的阶段性目标，无论是对于"十一五"计划的完成，还是对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约5%的快速增长，但是，快速增长也使我国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包括资源的过快消耗，环境的巨大破坏和生态的显著变化，以及社会冲突的明显增多等，"十一五"时期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可能不复存在，如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建设用地，大规模国债投资等需要研究在降低资源和环境代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寻求技术创新等新的替代性增长因素，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的市场环境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市场分割，竞争不足等现象依然存在，影响了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的长远发展，甚至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需解决:如何打破地区封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如何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进一步促进市场竞争;如何建立诚信制度;如何将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主要应做到这些方面:加快制定空间整体规划;保持西部大开发的可持续性;增强东部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发展;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增强政府协调能力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差距巨大，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整合方方面面的利益，才能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提高，才能在非常时期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转6， 落实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目前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随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的相对规模可能会缩小但是农村人口的绝对规模仍然巨大，在202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0%左右时，农村仍有6亿左右的人口，农村的发展和繁荣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方面，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现阶段，严重的"二元结构"正制约着内需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无论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实施新型工业战略的需要出发，都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7， 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需要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一切发展都是为人类最终摆脱自然和非自然的"奴役"，为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彻底解放创造条件;发展的直接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使之享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和愉悦的精神生活;发展是量和质的统一，物质财富的增长只是其内容之一，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十一五"时期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完善教育体制，显现义务教育的公平性，扩大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受益面;如何通过增加医疗卫生投入，完善医疗卫生制度 ，保证人人都享有最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和能力;如何通过户籍制度，劳动制度的完善，保证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如何通过完善养老体系，应对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老龄化问题;如何通过完善人口政策，应对人口性比例严重失调带来的挑战保证改革的公正性，扩大改革的受益面由于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人们在改革过程中获得的利益存在严重差别，这种并非源于个人能力的差别市民怨渐起的主要原因，如何保证改革过程的公平性将是"十一五"时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哈哈，夫B，把分给我嘛

浅谈如何提高我国人口素质人口素质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群体所具有的德、智、体各种特质的总和。就其本质而言，主要包括人口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三个方面。它们是构成人口素质的核心部分。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中国能否以富强、文明之邦屹立于全世界，主要取决于人口素质的高低。人口素质高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成败，是中国人口问题的重中之重。一、我国人口素质的现状人口的文化素质是衡量人口素质的最主要因素。人口的文化素质是指人口群体所具有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等，包括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和文化技术素质两部分。前者是指人口从各种途径学到的种种知识，后者是指人口将掌握的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我国是人口大国，如何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把教育大国发展成为教育强国，把人口大国建成人力资源强国，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教育事业的加快发展，我国人口文化素质得到显著提高，但也存在发展不均衡、地区差异较大等问题。（一）我国人口文化素质状况有喜有忧1、我国人口文化素质喜的方面：（1）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不断提高，文盲率不断降低。20世纪末，我国完成了大规模的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6％，覆盖到了85％的人口地区，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有关数据显示：1990年以来，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数量减少1亿人，成人识字率居9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前列。（2）国民受教育程度得到很大提高。2007年10月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5年，全国总人口中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已达7000多万人，从业人员中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2004年国民受各种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大学以上占42％，高中占59％，初中占93％，小学占44％。受高层次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受小学教育人口比重逐步下降。（3）教育事业迅猛发展。我国政府一向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经过50余年的努力，我国的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式发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果得到切实巩固和提高;农村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职业教育发展步伐加快;高等教育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成为人力资源大国。2、我国人口文化素质忧的方面：（1）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明显偏低。我国农村人口的劳动力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文盲和半文盲的比重较大。在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不完善、不规范，师资力量的匮乏，都给该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带来了巨大困难。据有关数字显示：全国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共5万人，其中从事农林的技术人员仅4万人，占6％;全国每万亩土地仅有8个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每万亩森林仅有53个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农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农业劳动力的71％，而其他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占本行业劳动力的比例为26％，比农业多出23倍。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任重道远。（2）从区域结构来看，我国人口文化素质发展呈现不平衡状况，西部地区人口文化素质明显低于中东部尤其是东部地区。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全国文盲、半文盲率占总人口的比率为72％，而西部地区有6个以上省（地区）高达20％以上。（3）我国目前的教育结构尚存在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从层次结构来看，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和高校扩招，高中阶段教育显得相对薄弱;从学科专业结构来看，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关的人才以及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相对滞后。目前，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仅仅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因此，加大农村及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全面提升人口整体文化素质，迫在眉睫。（二）我国人口身体素质状况不容乐观在构成人口素质的三个方面中，身体素质是最基本的，它是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建国以来，中国人口身体素质总体提高明显，但仍不容乐观。一是婴儿死亡率与发达国家比仍然差距很大。我国的婴儿死亡率1990年为38‰，2000年降低到32‰，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高。二是迫切需要推行优生知识，降低出生婴儿缺陷率。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新生婴儿出生缺陷发生率还较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出生约1500万新生儿，其中有缺陷婴儿约20万，占出生婴儿的比例为3％。三是国民体质健康发展不平衡，肥胖率较高。2006年9月18日，国家公布了2005年国家体质监测报告：国民身体形态综合指数降低了86％;国民身体机能综合指数下降了65％。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全国学生在身高、体重、胸围增长的同时，超重与肥胖也成为影响学生营养健康状况的一大因素。（三）我国人口道德素质有待提高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21世纪，努力培养和提高民族素质是事关国家兴亡、民族兴衰的大问题。在素质培养中，道德素质尤为重要，提高人口道德素质，无疑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目前，我国人口思想道德素质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国民具有高尚的伦理道德精神，目前还有一部分人以利己主义为中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泛滥;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屡屡发生……这些现象都从反面告诉我们，从我国的现实出发，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高尚的伦理道德精神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很多居民还缺乏市场经济所应有的素质，其思想观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三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目前我国人口文化程度还不高。提高我国人口道德素质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一以贯之地体现在每个具体的环节、每项具体的工作之中。只要我们在思想上重视，在投入上花力气，在坚持不懈上下功夫，就一定能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把社会建设得更加和谐。二、如何提高我国人口素质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加强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与人口系统走向开放相结合，是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重大措施。（一）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原则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是发展现代科技的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国际经济竞争实质上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20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我国是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教育发展滞后，低素质的人口就是沉重的负担;如果优先发展教育，就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先加快发展教育，是把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对社会和国家具有重要意义。1、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意义（1）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主要途径。当今的国际经济竞争、科技竞争就是人才和知识的竞争，努力提高我国劳动者中科技人才的比例，提高劳动者队伍的整体素质，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意义。（2）教育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建立健全各种创新体系，关键环节是人才培养。创新就要靠人才，而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创新人才，必须得靠教育。（3）教育是知识创新和应用的主要基地。知识创新是学校的社会责任，高等教育只有积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研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才能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4）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形成全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教育可以引导青年人树立远大理想，锻炼优秀品质，不断开阔视野，勇于进取创新，为祖国和人民建功立业。总之，“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要把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正化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全社会的实际行动，在全社会形成和保持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2、如何实施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原则教育优先发展，即坚持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中处于重要地位，在促进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教育优先发展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只有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和科学水平，才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在国家的发展战略中，教育优先发展政策是社会各个方面改革和发展政策的重要基础。教育优先发展，即坚持把教育放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先行位置并适度超前发展，要努力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必须加大教育投入，注重改革和培训体制。深化教育和培训体制改革，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尤其是培养紧缺人才，使人才层次结构符合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把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二是必须把重点放在农村。三是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扶持，强化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对边疆贫困县尤其是农业化的职中，争取实行免费教育;加大对贫困县或农业化职业学校的硬件设施设备的投入力度，全面改善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扩大办学规模;贫困县的职业学校，应从初中办起，强化教师的配备;适当提高职业学校老师的待遇，鼓励人才向职业学校倾斜;增加职业学校的平均公用经费，增加专业培训经费。（二）全面推进全民健康工程“全民健康工程”是1998年我国政府提出的又一个基本政策，旨在增强全民族的健康意识，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是关系到我国6亿家庭和13亿人口的重大民生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1、全面推进全民健康教育的重要意义推进全民健康教育是提高全民健康意识，自觉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发展，提高全民生存质量和健康水平的保证，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意义：（1）推进全民健康教育的必要性。中国人口众多，卫生资源相对不足，医疗卫生水平和接受健康教育的程度还不够高，全国各地的发展又不平衡。因此，健康教育作为医学科学与全民教育相结合的产物，是科教兴国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当前普及卫生科普知识的首选措施。（2）推进全民健康教育的现实性。健康教育是卫生保健的战略措施，做好全民健康教育工作，对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节约卫生资源和医疗费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推进全民健康教育的可行性。首先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传播健康科普知识的条件已经成熟;其次，我国拥有大量的国内外知名医学专家和健康教育专家;再次，我国拥有大量网民，在家中就可获得卫生保健、医学科普知识。2、如何全面推进全民健康工程的实施（1）加大卫生投入，扎实推进全民健康工程。现阶段，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迅猛，规模空间扩大，服务能力空前提高，但仍然有一些问题存在，如：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医疗费用上涨过快;政府投入卫生经费不足。由于这些情况，政府应该加大卫生经费投入，特别是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投入，保证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正常运行，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扎实推进全民健康工程。（2）构建全民健康保障制度。1998年启动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享有卫生保健服务，让更多的人获得基本医疗保障，从整体上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因此，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上构建覆盖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保障制度，是确保全民健康工程实施的先决条件。（3）强化政府责任，扩大覆盖范围。保障全民的基本医疗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各级政府要针对社会成员的城乡分布、就业状况、收入特点以及风险程度进行分类，有步骤、分阶段、先易后难地逐步扩大覆盖范围，直至全面建立覆盖全国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总之，构建全民健康保障制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需要，只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要求，统筹规划、合理部署，循序渐进地推进，就必将会有更多的人的健康得到有效的保障。（三）全面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2001年9月，中共中央引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公民道德就是指一个国家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和履行的道德规范的总和。随着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深入人心，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是，现在社会的道德失范行为还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不讲信用、腐败等行为依然存在。因此，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是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信用体系，倡导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文明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1、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的重要意义（1）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和精神动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共同推进的宏伟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有利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使利己和利他得到统一和相互促进，市场交易双方以及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成为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用经济的、行政的、法治的管理手段保障公平竞争和照顾社会公平。（3）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只有把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才能不断提高治国理政的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2、如何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公民道德建设是关系全民族素质的一项重大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民众的积极参与、社会的广泛关注，人类文明才能取得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努力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应做好以下五项工作：（1）政府领导要高度重视。措施要具体实在，进行专门部署，研究本地区、本部门的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和工作措施，精心组织实施，推进公民道德振兴工作。（2）群众要广泛参与。人民群众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主体，应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积极开展道德规范活动。（3）要充分发挥道德典型的示范作用。先进典型是时代的先锋，社会的脊梁，大众的楷模，要努力发挥他们的先进事迹和道德风貌对各阶层群众的强烈示范效果。（4）要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公民道德教育，是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5）要做到“人人参与”。从基本规范做起，从自身做起，把“基本规范”自始至终的贯彻到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去，才能真正提高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只有坚持不懈，不断提高道德水平，才能最终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总之，建国以来，通过党和国家的共同努力，我国人口的素质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的人口素质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只有正确认识这一现状，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真正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适应世界经济和时代潮流发展对于我们的要求，才能使中国真正成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大国，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建立一个强大、繁荣、昌盛、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参考文献：1．《2003中国人口》 国家统计局 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年12月第1版2．《2004中国人口》国家统计局 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年10月第1版3．《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蒋志学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2年12月第1版4．《人口与发展》邓行舟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1006年1月第1版5．《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李建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126．《改革开放与中国人口发展》张维庆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

人口问题是人口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统称，泛指影响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问题。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自身的发展以及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生存、发展问题。形势与政策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两者的相互适应问题。人口问题按其性质可分为人口社会问题、人口经济问题、人口生物问题和人口生态问题。人口结构问题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收入、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数等人口结构问题。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从以人为本看我国人口问题与生育政策

人口论提问题及相应的政策人口问题，就我国来说现在的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然后出生性别比失衡。解决对策应该加强宣传，鼓励生育，目前有新的生育政策出来，要加强引导，促进男女平等，性别平衡。

人口问题形势与政策论文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人口问题是人口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统称，泛指影响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问题。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自身的发展以及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生存、发展问题。形势与政策 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两者的相互适应问题。人口问题按其性质可分为人口社会问题、人口经济问题、人口生物问题和人口生态问题。人口结构问题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收入、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数等人口结构问题。供参考。

人口基数大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上，居住着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 中国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数量太大，人口增长过快。2001年底，中国总人口（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为7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实行计划生育，近几年每年净增人口仍在1300万左右。同时，人口分布极不平衡，94％的人口聚居在占全国总面积43％的东南部，乡村人口约为63％（2001年），城市化水平较低。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1990 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 16 亿人）。现在虽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每年仍净增 1400 ― 1500 万人，即每年增加一个世界大国的人口。未来 35 年，我国人口发展有三个主要趋势：总人口达 16 亿；有 8 ― 10 亿劳动力；有 5 亿老人。这构成我国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专家估计，按照我国现有人口增长趋势，人口零增长最早也要在本世纪中叶才能实现。中国人口问题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 " 人口太多和人口太少 " 的双重挑战。中国人头上有两颗“人口炸弹”：人口太多，是指现在每年净增 1400 ― 1500 万人。人口太少，一是高质量的人才太少；二是“中国妇女生育的孩子之少，已经不能替代她们自己了”。 　　庞大的人口基数及每年1300万的增长数量，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的保护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中国的耕地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占有量078公顷（1996年），为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也只及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取得瞩目成就，但由于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国民生活质量有关指数仍然偏低（人均粮食占有低于400公斤，城市人均居住面积1平方米，全国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34张）；全国2143个县（其中427个县级市）中有592个为人均收入低于250元（43美元）的贫困县；每年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中的四分之一被用于新增人口；每年有至少2000万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就业不足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达1亿以上。 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国民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 （二）人口素质较低 人口质量下降，现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严格控制生育的情况下，人口素质高的城市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低的农村超生，从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中国的人口素质；二是把人口政策主要归结为控制人口数量，没有把教育列入人口政策。这样就直接或间接造成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中，有 8 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 88%，是世界上文盲最多的国家；问题还在于现在的青少年和今后出生的儿童，他们是 21 世纪前半期的劳动力，教育投入不足，现在初中普及率仅 68%，有 500 万学龄儿童因贫困不能入学，在校生中每年流失小学生 400 多万，每年产生 200 万新的文盲。 在当今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普通劳动力严重过剩，存在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一方面又存在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而后者的问题更为突出。表现在产品市场上就是，一方面大量低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过剩；一方面大量高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依赖进口。为什么我们不能引进设备自己生产那些需要大量进口的商品呢？就因为我们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水平达不到要求。因此，当前解决就业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增加高素质人员的数量。 然而，我国人口发展正在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新世纪中国人口问题不容乐观：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停留在小学水平、男女数量差异高达5000万、北京大部分劳动力不适应新兴产业要求。北京市人口所侯亚非提出，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仍然停留在小学水平；2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占五十分之一，远低于发达国家四分之一的平均水平；脑力劳动者只占从业人口的十分之一；中高层人力资本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中国入学儿童的流失率、小学的辍学率有所上升。中国20—24岁适龄人口高中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 ，泰国为16%，韩国为38%。 （三）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且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先期进入人口老年型的国家相比，具有老龄化发展快、老年人口数量大、地区之间不平衡、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等特点。这些新特点将给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许多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国家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在1万美元左右，而我国进入老年型国家时只有1000美元左右。由于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老人数目也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村老龄化将更为突出。老龄化表现出“两高两大两低”的基本特征，即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社区养老社会水平低、社会养老意识低的现状。与之相应的赡养问题、劳动力人口老化、抚养比升高都将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可见，家庭养老负担是加重的。 老 龄 化 状 况 项 目 实 际 预 测 年份 60岁以上老人(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老年抚养比(%) 1953 4154 3 13％ 1982 7664 6 13％ 1994 11700 8 4％ 2000 12900 9 7％ 2010 16500 8 8％ 2030 33500 0 36％ （四）西部人口问题重重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政府在新世纪的一场攻坚战，但是困扰这一战略实施的一大障碍就是西部人口过多问题，官方人士强调指出，从长远来看，解决人口过多问题和提高人口素质是西部大开发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人口问题严重制约着西部开发，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是西部开发的必要前提和推进器。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等因素制约，西部地区的人口数量和规模仍然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婴儿、孕产妇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同时中国尚未脱贫的几千万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西部。人口问题不仅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也是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其中主要问题如下： 1、 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幅高。西部人口增长速度很快，1990 — 1998 年平均增长率达 48‰，人口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的省（区）包括西部地区除重庆、四川、陕西以外的全部省（区）。 2、文化素质低，制约了西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成人识字率（1997年）：重庆为18％，四川为00％，贵州为12％，云南为48％，西藏为94％，陕西为66％，甘肃为23％，青海为38％，宁夏为4％，新疆为48％。全国成人识字率最高为北京36％，最低为西藏。 3、健康素质亟待提高。以人口预期寿命（2001年）为例：重庆人33岁，四川人33岁，贵州人29岁，云南人49岁，西藏人64岁，陕西人40岁，甘肃人24岁，青海人57岁，宁夏人17岁，新疆人59岁。全国预期寿命最长的是上海人90岁，最短的是西藏人。 中国人口还存在着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力问题，这也是中国新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这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第二个双重挑战。现在我国农村有剩余劳动力 2 亿人，城市登记失业人数 525 万人，隐性失业的冗员 2 千万至 3 千万人。有人估计，今后 5 年可能有 3 千万（有劳动能力的人）下岗。同时也存在着性别结构问题，男性数量比女性多达5000万。 二、解决策略 中国人口问题，当前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但人口数量又与其他问题相联系。因此，必须综合考虑，总体解决。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要注意提高人口素质和平衡人口结构。可以说，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经济，而更为关键的事建立一个行之有效、可操作的运行机制，其思路是：国家决策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机制，具体工作采取宣传教育，利益导向和服务保障相结合的微观调节体制。 （一）、完善现行生育策略 1、建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保障体制。 在我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人口政策及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应该作出及时的反应，努力创建一个促进我国人口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转变的社会、经济条件。 2、坚持“以人为本”和“制度创新”，实施“东稳西降、分层推进”的策略。 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改变单纯追求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思路，强调科学的、综合的决策，既要保持较低的生育水，保证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人口质、结构、分布的优化。“制度创新”即在法律层次、政策层次、工作层次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高效的、有利于实现稳定的生育率战略目标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东稳西降”是指在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东部地区生育率下降的余地已很小，而另一方面中西部有的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仍在爬坡，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即东部战略重点以稳定生育率为主，西部则是继续降低生育率。“分层推进”即根据各地情况，针对群众需要，分层推进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改革和创新，进而提高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整体水平，确保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的实现。 3、教育战略地位与人口发展战略相结合 人口素质的高低影响生育意愿。人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容易理解基本国情和基本国策，容易接受新思想，觉悟程度高，同时也希望所生子女受到教育，如果多生那么就加重了养育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城市人口更容易接受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政策。因此，人口素质的提高，能从根本上帮助人们改变生育意愿。从宏观上有利于我国人口控制，更重要的事在微观层次上有利于家庭福利水平的提高，促进内生低生育率的转变，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我们大力普及教育，将教育与人口政策相结合，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4、对于西部地区应加强和提高人口意识，加大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宣传教育，以技术服务和扶贫工作相结合为重的方法。加大实施科教兴族、教育为本、教育优先的力度，以更快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有关部门应设立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提供相应的科研经费。 （二）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解决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从目前我国国情看，应采取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 2、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地区应注意一下原则：（1）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稳妥，不搞‘一刀切”，应尽快抓紧，平面展开。一般地区，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展开；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要把社会保险与救济救灾工作统一起来，扶持贫困户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战胜灾害、脱贫致富的能力。 （2）以保障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生活力原则。 （3）坚持“国家政策引导，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保障原则。 （4）坚持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一体化的方向，尽可能将农民组织也来参加社会保障。 （5）建立个人帐户，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建立个人帐户后，按个人帐户储备积累的总额确定保障基金的发放标准，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建立个人帐户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和世界社会保障改革的潮流。不论集体补助多少或有无补助连同个人缴纳的部分，都归到投保人的个人帐户上。这种方式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3、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 这个体系的建设，要以满足老年人实际需要为目标，围绕“五个老有”的要求，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 4、建立和完善老年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应在已有的《老年法》基础上陆续制定《老年保健法》、《老年参与社会法》、《养老福利设施管理条例》等法规，加强安老养老制度建设。 5、 全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应在健康老龄化的环境。要进一步落实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体制。 （三）正确引导新时期的人口迁移。 这是因为人口的迁移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到无法估量、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年龄堆积”特征的迁移流动人口，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年龄结构有着双重作用：起到了“削峰填谷，以时间换空间”的作用。 【你自己删掉一点吧，望采纳】

针对人口问题的政策及其效果人口问题及相应政策针对人口问题应做出的政策调整

浅谈中国人口问题论文2021

中国的这个人口形势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必须要有特别多的人，这样的话中国才可以继续繁荣昌盛。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人口下降到一定程度，是进阶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也是产业升级的要求。

我国的人口形势现在一直都在下降，人口出生率一直都在下跌，虽然我国改变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观，人口形势特别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