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相关论文选题题目怎么选

基层治理相关论文选题题目怎么选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毕业论文选题题库 当代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个案分析 论当代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公共导向 全球化语境中的公共物品概念解释 公共物品中的技术构成分析 论电子政务发展中的技术理念 城市环境管理政策的实证研究 电子政务规划设计的实证分析 基层电子政务发展的过程研究 城市景观环境和谐发展的政策研究 当代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研究 中国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的特色问题研究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贡献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困境分析 政治理念与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伦理的反腐功能析要 再造理论与城市社区再造的基本构想 构建现代农村社区商业网络的思考 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探究和谐社区的创建 社区组织角色、职能定位与和谐社区建设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区群众文化建设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政府管理模式及其转型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新探 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问题初探 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与城市社区自治 论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归类及自治功能 社区财务模式的设计及其选择研究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模式的构建路径研究 公共事业规制与竞争制度模式 浅谈事业单位薪酬管理体制改革 浅析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其改进建议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大众文化活动组织管理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社会分层 行业型网络传媒及其经营管理 中小城市文化事业机构与社区文化建设的互动发展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途径研究 公用事业单位应对危机事件的管理策略研究 人本管理理论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当前我国社区治安管理问题探讨 互联网在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探讨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探讨 试论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 试论公共事业单位的信息资源管理 中外公益性组织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中介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及发展策略研究 公共事业单位的品牌管理研究 地方政府改善公共关系探析 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对管理核心问题的分析 公共事业管理中政府失灵现象研究 公共事业管理的现状及前景展望 城市交通管理的民众参与研究 城市居民公共意识调查研究 城市社区经营问题研究 公共管理部门执行力建设研究 区域公共利益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研究 文化公共管理与现代文化产业组织运作 事业单位的流程再造及其组织变革 自我管理团队及其在事业单位中的应用 公共政策评估中的问题及对策 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 公共政策执行梗塞问题研究 公共政策的多源流框架研究 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就业状况与影响因素分析 社区居民自治：现代城市治理模式的基础 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与社会工作介入 论知识型员工的忠诚度管理 城市“低保”政策过程中的社会排斥 社会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 城市社区公共文化发展问题研究 论我国行政指导制度的完善 行政程序的法律价值 试论行政不作为及其危害 行政补偿概念刍议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 我国地方政策制定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浅谈“政府上网” 论选人用人方式的创新 关于建立行政机关激励竞争机制的对策研究 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及应采取的措施 简论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方向及其保障 经济欠发达地区县乡机构改革难点及对策探析 西部开发中的政府职能定位研究 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 政府行为失范及其约束机制建立 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信用的关系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与市场化改进 非盈利性组织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论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 政府财政教育投入比较分析 第三部门发展与政府改革 试析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人本原则 试论激励机制在中国公务员制度中的确立与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人才管理思考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当代行政领导者的创新能力研究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研究 村民“自治”问题研究 浅析企业团体意识的培育 行政领导的方法与艺术 电子政府的内涵及对行政发展的影响 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与地位研究 地方政府竞争及地方保护主义研究 公共财政体制研究 信息在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的利用研究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薪酬研究 第三部门（NGO）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公共伦理对于构建廉洁政府的意义 试论农村公共品供给与新农村的建设 试论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创新 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分析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政府部门绩效评估体系构建 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浅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或宪政主义）去向的理论渊源和发展 政治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机制 当前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研究 税费改革对乡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影响研究 权力腐败中的59现象研究 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居民小区中的物业管理问题探析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新型社区管理 浅谈集体上访的原因及对策 乡镇机构改革的难点与对策 我国村级管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浅谈政府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浅谈入世背景下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干部交流难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人力资源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分析 浅论我国公共事业发展现状及其对策 浅析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 浅谈儒家道德观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浅析企业服务品牌的创建问题 浅析以人为本的高校教师管理 浅析儒家思想对高校人事管理的启迪 浅析我国中小民营企业人力资源流失问题 浅论加强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 试论电子政务的实施对推进政府作风建设的影响 浅析我国政府的信用建设 浅谈如何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塑造企业文化 社会保障与构建和谐社会 浅析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浅析企业绩效考核中的问题及对策 浅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浅谈社区中的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行政人才资源开发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浅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民营企业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研究 儒家文化对公共事业管理的影响 企业危机公共关系管理研究 浅谈当代民营企业文化建设 浅析团队沟通中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浅析我国法治进程中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浅析企业执行力 浅谈“公推公选”的目标定位 论官员问责制 浅谈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乡镇合并后出现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浅谈有奖发票制度的完善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中国近代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及启示 经营城市及政府在其中的职能定位 浅谈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变迁 浅谈民营企业领导者的授权艺术 浅析我国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角色定位 “两委会”的矛盾及其对策 基层政府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浅谈政府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 浅谈组织目标的制定 农村养老主体问题探悉 浅谈我国的行政区划 浅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 论我国社会救助的不和谐——低保户的骗保行为 论当代企业推行目标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存在的误区及对策 我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程序分析 电子政务—我国政府管理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农民增收 浅析政府在GDP与国民收入增长关系中的作用 对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及管理现状的反思 浅析我国政府网站建设 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初探 浅析企业危机管理 浅谈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 从“鸡鸣狗盗”浅谈企业用人之道 浅论农村税费改革 农村基层政府电子政务建设中的困境与对策 浅谈领导者的能力素质 论在科学发展观下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试论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 企业公共关系沟通模式与价值分析 企业人才流失问题及对策研究 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行政效率探讨 政府行政效率与行政成本分析 公平和效率与政府责任的探讨 行政绩效初探 公平和效率与政府责任的探讨 论我国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探析 “守夜人”角色与政府主导型之辨 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向 论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 我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研究 地方代表大会对政府的法制监督研究 论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政府公关的必要性 政府公关对搞好政民关系的意义探讨 中外政府经济职能比较研究 城市公共企业评价（或改革）探讨 论电信市场的政府管制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革研究 我国行政监督的回顾与思考 各国行政监督比较研究 西方行政改革的研究 我国行政决策体制的改革 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诉求机制、利益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要素分析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探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动因与对策研究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医疗卫生管理（基础教育管理、环境建设与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村民自治组织管理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当前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问题的分析 关于中国农民“离土”问题研究 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试述农业保护政策 行政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比较研究 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研究 试论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思考 浅议乡镇机构改革的难点与对策 我国乡镇机构改革的焦点与对策研究 论我国村级管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浅议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理论探讨 论社会转型的挑战与我国行政协调机制的变革 当前我国行政机制的生态平衡分析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行政管理理念创新探析 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管理对策思考 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创新探讨 论政府管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定位 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拯救“志愿失灵” 培育志愿精神，奠定公共事业组织发展基础 牵手合作，共建和谐——市场经济添加下准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 优化制度环境，发展公共事业 公共责任监督机制研究 事业单位体制改革 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研究 社会团体治理结构研究 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管理对策思考 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创新探讨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行政管理理念创新探析 政府行政效率与行政成本分析研究 公共决策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研究 论我国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行政效率探讨 政府公关对搞好政民关系的意义探讨 公共事业民营化问题研究 中国公共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问题探讨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特色与发展 国家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初探 公务员聘用制度研究 建立健全公务员培训机制初探 国家公务员制度考核研究 强化公务员绩效考评的思考 论国家公务员的激励机制 以人为本在国家公务员管理中的作用 论公共部门内部治理中的公平问题 行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思考 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问题探讨 论社会转型的挑战与我国行政协调机制的变革 当前我国行政机制的生态平衡分析 以企业精神打造公共事业组织 试论农村合作医疗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提高企业培训有效性的对策分析 管理者开展有效沟通的路径研究 人力资源的战略与规划关系分析 浅谈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有效激励 民营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之招聘分析 现代企业绩效考核低效之成因分析 论人力资源的柔性化趋势 提高员工忠诚度的对策研究

1．试论传统社区与现代社会的基本差异2．试论当前北京城市社区面临的独特挑战3．试论社区“治理”与“统治”的区别4．略论当前政府在“社区管理”上的新改革5．试论社区服务的主要特征6．试论社区工作的主要原则7．试论社区治理的主要策略和当前选择8．试论城市街居制毕业论文参考网收集整理论文9．试论我国社区公共事务的社会化趋势10．试论当前社区志愿者工作11．试论城市基层社区的形成和发育12．试论我国二分法社会结构对当前社区的影响13．试论“市场失灵”对当前社区的影响14．试论“政府失灵”对当前社区的影响15．试论我国“第三部门”在社区的发展前景16．试论经济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与定位17．试论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与定位18．试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与地位19．试分析社区志愿者组织20．试论社区的公共事业管理21．试论社区环境与社区物业管理22．解决北京社区物业管理中矛盾与问题的政策思考23．如何正确处理社区“业主委员会”与居委会的矛盾冲突

基层治理相关论文选题题目

回答 所选择的论题是一个问题论文的出发点是从提出问题开始的，而这个问题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说是基于价值的判断。我们强调写作途中要尽可能的客观，所以在没有写文章之前就要有价值的判断，从价值准则来说，就是找到现实于理想状态的差距，问题是多方面的，也许是理论方面，也许是现实方面的问题。总结：就是对问题的要求要有意义，可界定（在某个范围内） 所研究的论题是专业性问题专业性问题包括：有专门的学科结构、专门的研究领域、有专业的语言、有专业的看问题的角度和专业的研究方法。行政管理是一个交叉学科，但是也是要讲究专业性的。有一些擦边球可以研究，但是有明显的别的学科的领域问题，就不适合作为研究对象了。 论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是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一般是有三种情况：论文选题难度大、论文选题过于抽象、论文选题研究的方向太大。比较难的问题自己无法理解，过于抽象的问题自己掌握不住，论文选题方向太大无法深入，这三难一般来说也写不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不是很适合行政管理本科生来研究，怎么样选一个难易程度适中的论文题目，是毕业论文选题的基本要求。 毕业论文所选择的问题在某种程度是要有新行政管理本科生的论文基本的要求就是能够运用自己学到的东西来研究和分析实质性问题，通过这种问题来检验自己在上学期间有没有认真学习，并且能够得到一定的学术训练。本文所说的新意，不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提出一些宏观广大的理论思想，而是不能写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更不能剽窃他人现成文章。 关于创新的表现（1）观点、题目、材料甚至是论证方法都是新的（2）用新的材料或者论证方法去验证一些旧的老的课题，并且提出新的看法、新的观点（3）用新的角度去做已经有的课题得出新管带呢（4）对于已经有的观点、研究方法提出疑问，启发人们重新来思考问题

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与产业化发展 2005年12月6日12:27 农博网 ——以山西、河北农村为例贾大猛 卢向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 要：在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乡村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政府能不能把农民直接推倒市场的浪尖上？如何在发展中解决农村稳定问题？乡村治理能否实现真正的村民民主治理？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笔者通过对山西、河北农村的实证调查，总结出了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乡村治理发展中的几个困境，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实证建议。笔者认为，在目前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笔者把村一级也纳入了进来）作为主导，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其观念和某些做法引发了乡村治理危机，使农村稳定受到了动摇，同时政府行政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就此，笔者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问题、困境和对策展开了讨论。关键词：市场经济 乡村治理 基层政府 农村稳定1 引言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它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家是有目共睹。并且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理念和理论也被国人认同，比如竞争、效率、逐利、“经济人”假设等。作为中国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乡村也免不了受到了波及。根据笔者近两年的农村调查，笔者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在乡村的波及已经从经济领域逐渐转到了乡村管理领域，进入到了乡村政治层面，触及到了农村的稳定，具体表现为农民参与度的下降和基层政府政策合法性的动摇等，这就使我们不可避免的引出了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话题，也即在市场经济下我们如何进行乡村治理。近两年，笔者在山西、河北农村进行了大量的的农村调查，对乡村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或现象进行了观察和思考。本文将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并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2 问题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贺雪峰 6）。市场经济在乡村的发展破坏了中国传统乡村的发展秩序，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传统基层管理体制，出现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可以预见的，也有一部分是在实践中被“引致”出来的。当然这本身并不能证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展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经济已经被中国近十几年的发展所证明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些角度来审视中国乡村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的乡村制度层面和基层政府观念。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是让市场经济适应我们传统的管理体制，还是让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笔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借以为以下问题的论述提供一个思考的平台。1 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笔者在河北某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当地村委决定村里事务的权力异常强大，村里的大小事务，皆有村委的几个“领导”说了算，比如税费征多少，村里的钱怎么用，谁当村委委员等等。而作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民代表大会则形同虚设，当地的村民表示已有多年没有开过村民会议了。这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外人根本就插不进来，作为乡村治理核心的村民自主管理实际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村里几个人的管理，这就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现象。进一步分析，村委的权力垄断很大的原因是和乡镇政府有关的。在上述村中，村长，村委书记实际上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产生物，而是乡镇政府在当地权力扩张的一种象征。也就是说村两委是和镇政府有密切联系的，或者说镇政府是村两委权力垄断的保护者和支持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思之主要是权力垄断给他们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所致。村长，支书，职位本身我们知道并没有多大的利益，但是在当前乡村这种制度下，村长支书职位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是正常意义上所无法可知的。比如说村公共资源的支配权，使用权，政策信息的掌握优势等等。由于中国乡村数千年来“官大民小”思想的束缚，村民一般对这种本来属于自己权利的权力而表现的无动于衷，对这些权力背后所隐藏的权利保障（利益）更是少有察觉，这就助长了他们（村民）权力代理人（村两委）的权力侵占欲望。再加上平时和镇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默契”（或勾结），促使他们（村两委）对权力的侵占。最终造成治理过程中的权利垄断。权利垄断为基层政府寻租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作为被假设的经济人，也在追逐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农村腐败层出不穷，农民与政府对立加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2 村民参与度不足乡村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也就是要村民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前提就是要村民广泛的参与进来。但是根据笔者在河北 山西农村调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地方的农民参与意识还很薄弱，农民普遍表现比较恐惧和缺乏自信。村民自治被学者成为是中国最广泛的民主，而现实中村民的冷漠却使这一带着政府和学者良好愿望的制度设计大打折扣。分析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方面：一是农民缺乏权利意识，在上一部分中笔者分析了村民缺乏权利意识为权力垄断制造了可乘之机，在这一部分当中，笔者认为村民缺乏权利意识直接引起了参与度的不足。并且政府在权力垄断后所树立起来的“权威”使村民感到恐惧，村民们认为谁当村长和“我”无关，反正都一样，让那些想当官的人当吧。大部分村民不敢或不愿当众表现（行使权力）。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变得越来越迷失，由迷失变得不自信。农村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即使是在一个村子里不同的村民之间由于接触外界信息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气质，自信程度也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市场经济下的花花世界，使一部分人适应了其中的环境，很容易吸收一些新思想，这样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就想把这些新思想展现出来，而也存在大多农民并不能接受这些新思想的侵入，他们在面对这些新事物的时候更多的是新奇，是迷茫，在与自己所生活的现实对比中逐渐表现的不自信了，所以他们不愿出来参与乡村治理。村民参与度不足已经影响到了乡村治理的效果，比如作为村民自治重要内容的村民选举，更多变成了农村精英们的游戏，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愿望。3 村两委关系问题村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过程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规定村党支部是领导核心，但就具体的一些事务则没有规定清楚，所以在操作层面却实存在不少问题，这也是造成村两委关系问题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只是从制度层面的角度讲的，我们还可以从村长和村支书个人的角度讲。其实目前村两委关系问题也就是村长和村支书两个人的问题（这里不包括二者合一的村子），是两个人权力争夺中产生的问题。由于权力所带来利益的巨大诱惑，致使二者之间明争暗斗，相互不服。村支书说我是党支书是一把手，你应该听我的，而村长也不示弱说我是大家选出来的，我最能代表大家。二者权力的争夺造成两委的关系紧张。笔者在山西左权县某农村调查时发现该村的村长作为预备党员已经有四年有余了，村支书就是不让转正，害怕自己手中的权力被夺掉。所以笔者认为处理好村两委的关系问题，有必要先处理好村长和村支书的关系，其实在操作层面是很难说清的，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两委的配合。4 镇与村的关系实行村民自治后，乡村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村委会组成人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乡镇委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乡镇与村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变化对有的乡镇干部来说，由于观念上没有转变过来，仍把两者关系认为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处处干涉村级事务，致使乡村自治流于形式。笔者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调查时还发现另一种现象：麻田村是由7个自然村组成的，然而在联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着联村党支部的空缺，各村还是原来的党支部，还是原来的一班人马。这样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支部在村子的发展中起领导核心作用，这样就使合村并组后的麻田村有了7个领导核心。这样，联村委员会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不得不照顾7个党支部的意见，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按《村组法》规定村委会是在村支部的领导下工作的，这样，在麻田就出现了一个村委会，7个领导的局面。其实麻田镇政府在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即它在开始联村委员会选举之前就应该先把联村党支部组建起来，以避免出现这种状况。镇党委应该出面整合支部成员，维护联村后的正常治理秩序。但是由于对这种权力意识认识不清，导致治理上的混乱。笔者认为镇与村的关系应该遵守《村组法》的有关规定，镇一级政府应该明确职权，变领导为指导，同时转变观念，在乡村治理上处理好指导与自治的关系。5 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对立笔者在河北农村调查时，有不少农民反映当地政府太腐败，处理问题手段粗暴，至使有不少农民把当前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农村的腐败问题，认为只要中央政府把农村的腐败根治了，农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笔者在各地农村调查时所听到的最多的也是有关农村腐败的，以前当我听到这些事件的时候，都会认为是农民的过激言词，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尤其是当有的农民在我面前哭诉其遭遇，久握我的手不放时，使我觉得有必要把它写出来，以期引起更多的实证研究者也能多到农村去关注这些事件。笔者认为村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很可能引起农村不稳定因素的聚集。现在部分地区出现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很多是和基层政府有关的。这种农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尤其是受到农村腐败其害的村民越来越多，这种不稳定因素会逐渐走向另一面，比如以自杀的方式抗击政府的不合理待遇等。由于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是处于劣势的，所以农民本身对这种腐败现象是无能为力的，然而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却在这一过程遭到质疑，进而直接影响的就是农村的稳定问题。这是乡村治理过程存在的重要问题和障碍。6 村庄精英的缺失在农民素质普遍提高之前，在农村中真正实践乡村治理的应该是乡村中的精英分子。根据效率和节约治理成本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然而在市场经济下，乡村中的精英们更多的流到外面了，按照资源择优分配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笔者把这种情况叫做市场经济下村庄精英缺失悖论。笔者在河北，山西农村调查时，发现村庄里的能人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人大都有一技之长，比如在农业种植方面，在家庭养殖方面，还有经商的。但这些能人和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村庄精英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里的村庄精英主要是指能够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有效自治的，有一定的领导管理才能，在村民当中有一定威信的人。目前这些人在农村中太少了，并且这种人在农村也是很难发挥才能的，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村庄某些权势人物的利益。并且作为上级的乡镇政府也是不太喜欢精英治村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在原有体制下的某些特权，比如新当选的村长不能听乡镇的话了，村民的自主意识强了，乡镇的权威下降了等等。总之，村庄精英的存在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排挤，致使大量精英外流，就象笔者前面所说的这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既然这个地方不适合他们，他们当然要离开。然而笔者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源优化配置。这些地方也需要他们，但是由于种种限制，精英们的才能没能最大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消除这些障碍，实现真正的资源择优分配，那时市场经济下的村庄精英缺失悖论则将消失。7 乡村治理的地域性差异乡村治理的地域性是指乡村治理的好坏与村庄所处的位置有着密切的了联系，比如镇政府所在地的村治就要比处于两地交界处的村治要好一些。地域性的差异所引起的村治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笔者在山西麻田村和河北的一些农村所看到的情况就很不相同。麻田村是镇政府所在地，村治比较良好，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怨言也相对较少；而笔者所到的河北农村大都处于两县或三县交界处，这些地方干群矛盾紧张，干群对立严重，上访事件也较多。这种乡村治理中的地域性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村治就好，有的地方村治较差。知道了这一点，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就应改多考虑一下“偏远农村”的村治问题，然后着力去解决之，这样就能减少几个上访村，“钉子户”。以上是笔者在农村调查后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总结。当然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村财务问题，农村不平衡问题严重等，笔者在此不作过多论述。3 困境除了以上问题外，笔者在调查后也感到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存在许多困境：1 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含义是丰富的，简单来说分为两点：一是人民物质上的富足，二是精神上的充实，同时以良好的制度设计为依托，使人类和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按目前乡村治理所达到的水平，离现代化还有很大差距。乡村治理贵在村民的合作和参与，同时需要有一定的财力来提供乡村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公共资源，包括目前城市所具有的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然而在调查中，笔者看到这些在农村是非常缺乏的。即使作为村里重要公共资源的水利、交通等设施也是非常落后的，并且村民们的参与和合作意识也并不乐观，再加上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农民手里的钱是很少的，物质上并不富足，相反有的村民因为大病或子女上学而家贫如洗，同时我国农村的各项制度还不健全，一些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还找不到一条合适的解决办法，比如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农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这些现状引起了乡村治理的困难，然而这些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要处理好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中国的乡村还有很多传统因素，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治理过程，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着政府的治理风险，所以政府是单一通过强行控制为现代化铺路，还是在发展的实践中寻找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良好平衡点，这是乡村治理的一大困境。2 稳定和发展：市场经济下的艰难选择稳定和发展本来应该是一对并列语，稳定才能发展，发展了才能更好的稳定，但是在农村这对相互依托的内容却发生了扭曲，有的时候甚至逆行。我党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前的农村，各地的基层政府也都在积极相应号召努力发展当地经济，然而由于制度缺陷和市场经济下的逐利行为，致使许多地方以方展的名义，大肆掠取民财，腐败成风，严重影响到了党的基层政权在农民当中的形象。有的地方政府还与农民争利，致使农民怨言重重，农民大批上访，农村不稳定因素加剧。笔者在河北顺平县某村调查时发现，该村预留的村集体机动地已被村支书全部发包出去，美其名曰是要发展村经济，然而这些被私人承包的土地却都盖上了民房（按协议应该建厂房），村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还有一件事，该村北边有一条大河，河床要比村子的地势高，以前发大水的时候，村子经常被淹。于是村民修了河堤，并疏通了河道，这十几年没有再发大水。村里看到这么多年没发水了，于是就动起了河床上那些没水的土地的心思，把河床也给发包出去了，现在河床上都是庄稼，而原来的河道现在只变的只有几米宽了。村民们反映一旦发大水，由于河道不畅，河水就会迅速漫过河堤，整个村子都将被水淹。当地的村民就此事进行了数次上访，结果毫无音讯。村民对基层政府怨言甚重。所以笔者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能让农村也完全按照市场的做法去自由的发展经济吗？农村有自由发展经济的资源吗？包括有效的政府和防止利益寻租的有效机制。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是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做出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很难。3 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这是笔者在调查时深切感受到的。说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是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笔者在此归纳为两点：一是农民对政府，二是农民对市场。农民对政府是弱势群体主要就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地位而言的，二者相差太悬殊，农民根本就没有力量与政府相抗衡，包括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对市场是弱势群体是指单个的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往往表现的无能为力，市场激烈的竞争机制很容易使小农破产，由于小农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弱质性和周期性长等特点，经不起市场风浪的冲击，并且一旦小农被冲垮想恢复是相当困难的。笔者把市场与弱势农民之间的这种差距叫做市场势力。市场势力越大，农民的压力越大，农民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势力是逐渐增大的，小农破产者甚多。下面笔者着重谈一下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问题，如果说农民对来自政府的压力（主要指个别不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合法程序或有办法去解决的话，那么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单个的农民着实是无能为力的。笔者在河北顺平调查时（7），遇到这样一件事情：这里的农民家里大都种桃树，走在山路上，两边都是桃树，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我们到达当地的时候正值桃子成熟季节。绿色的桃叶里点缀着红色的桃子，煞是好看。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里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得挺好的嘛，今年的桃子肯定是一个大丰收，农民的收入也要上去了。在北京像这样的桃子少说也得1到2块钱一斤，这农民还不赚呀。然而，事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乐观。走到柴各庄，我们发现这里的村民并没有乐起来，相反他们的脸上却挂着愁云。经过调查后才发现，今年的桃子太便宜了。最大最好的桃子才卖5毛钱一斤，一般的桃子如果顺利的话能卖个3毛、4毛的，但大部分都在3毛一下。有一位桃农，至今才卖了20块钱，连成本的五分之一都没达到。他在向我们介绍的时候，指着一筐刚摘下的桃子，很无奈的说：“这筐桃啊，最多也就卖两块钱。桃不值钱了，像往年能卖到1块5左右呢。”当时我们就愣了，这筐桃少说也有50斤，居然才卖两块钱，简直不可思议。接下来的几户访谈，使我们相信这并不是在说笑。有一户桃农向我们展示了几筐不同价位的桃子，最便宜得不到3分钱一斤，桃子上面有裂痕。还有1毛的，2毛的，3毛的，5毛的，除大小之外，笔者看不出有其他任何区别。据桃农介绍，今年桃子普遍丰收，加上这几年种桃的农户增多，致使附近几个水果交易市场爆满，而收桃的商贩却就那么几个，造成桃农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最后达到只要把桃子卖出去就行。桃农们说，卖了总比烂在家里强。他们普遍反映今年种桃不如种粮食。但这里是山区，种粮又收成不好，所以有许多农户进退两难，但有许多农户已表示来年就把桃树砍了，不种了。我们知道农民心里是很不情愿的，毕竟这些桃树已经长了5、6年了，不容易，但他们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在离开当地时，听说附近村的一位老农因忙了一天却连一个桃子也没有卖掉，回家后硬是气死了（后经河北农业大学在当地做社会实践的同学证实，为真实情况）。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详细了解情况。谷贱会伤农，同样桃贱了也会伤农。农民心里也明白，什么东西多了就不赚钱了。但农民目前的能力，还无法根据市场做出合理的决策。什么东西值钱，大家就一拢的种什么，到最后不赚钱了，又一拢的不种了，这充分说明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盲目性。我们在当地住了两个晚上，每晚11点多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村子里的农用三轮车声，我们知道又有农民连夜出去卖桃了（因为农用车没有上牌照，白天不敢上路）。他们一般在早上5、6点钟回家。这是笔者亲身体会到的事实，那么市场经济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我们能不能让单个农民直接去面对市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农民做些什么？其实桃子是可以卖到1块钱一斤的，只要能把它们运出去。虽然在当地桃子市场是饱和的，但在全国市场上，桃子毕竟还没有多的才几分钱一斤。关键是单个农民运不出去，那样的成本太高了，不但不会赚钱，反而会赔的更多。所以我们就必须思考应该如何解决这这些事情（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论述）。总之，市场势力的存在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农村发展格局，在目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的弱质性和市场势力的压力，使乡村治理难度加大，形成困境之一。4 对策笔者结合近两年的经验调查，在思考问题现象的时候，也思考了其中的相关对策，现特总结如下：1 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下进行乡村治理，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不管市场势力多么强大，市场风险多么大，我们必须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这对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是有重要作用的。那么如何提高呢？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加快农村的信息流通，二是让农民合作起来。（这两点笔者会在以下两部分具体论述）。笔者认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乡村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否则进行任何乡村治理都要大打折扣，因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所带来的外部正效果是一连串的，比如农民的自信心的建立，农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农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加强等等。事实已经证明与市场结合比较和谐的乡村在乡村治理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但是现在我们的大部分农民朋友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他们无法抵挡市场上的大风大浪。所以社会各界，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但我反对从一开始就把农民直接推向市场，如果那样我认为是对农民的不负责任，毕竟几千年的小农思想还是很重的，我们需要慢慢来，我们需要把农民的思想慢慢转变过来。我认为现在有些学者所进行的新乡村建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2 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通过对河北顺平桃农的调查，我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是很有必要的。单个的农户是很难面对市场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容易让小农破产。市场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并且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单个的农户在此情况下，难免会产生错误决策。由于农业的生产周期性较长，一旦决策失误，影响的就是一年，甚至更长。这样农民就不是以市场来决策了，而是在观望，在看我的邻居种的是什么，其他村民种的是什么，势必会出现桃贱伤农的现象。但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合作社，那么桃子的价格就不会是1毛，两毛，甚至几分钱一斤了，也有可能变成1块一斤。主要还是因为单个的小农在面对市场时很容易吃亏，但又没有能力进行相应的保护措施，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办一个大企业，需要来一个股份制一样，农民也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农民组成合作社，是提高农民应对市场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大家共同承担市场风险，共同承担交易成本，共同采集市场信息，既提高了市场效率，又降低了单个农民的成本。从农民对政府的角度看，组成农民合作社，提高了单个农民与政府谈判的自信和成功率，有利于维护农民的权益。所以合作社有必要搞。我们在定县翟城村（温铁军先生创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在地）作调查时，发现农民对合作社还是很欢迎的，农民干劲也很大。我们需要政府尽快通过立法来规范合作社，用制度来保障合作社的发展，让农民在合作中得到实惠，同时也减轻乡村治理阻力。3 加强农村市场信息的宣传和流通在农村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村的信息资源严重匮乏，而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信息量大，信息传递、更新速度快，谁掌握了更新、更多的信息，谁无疑就会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正是农民所缺少的，这就更大大降低了他们在面对市场时的决策能力，所以现在大部分农民表现的比较迷茫，久而久之造成信心缺失，治理效果不佳。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农村信息的宣传和流通。这里的农村市场信息包括农业科技信息、法律信息、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农村政策信息，以及其他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信息。在农村调查时发现这些信息是农民相当缺乏的，但同时又是他们相当需要的。信息的不对称是造成农民应对市场时产生错误决策的重要原因。为此，我认为作为信息中要掌握者的政府有责任对农村的信息市场进行干预，使农村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应该本着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做一些事情。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向农民宣传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也可以帮助农民通过媒体向外界宣传农民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还可以用制度来规范农产品市场流通秩序，真正使农民既增产又增收。在这一点上政府的作用是关键，同时社会各界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也应加入进来，大家共同努力，逐步使农村的信息对称化。4 政府的治理观念应该有所转变本文笔者隐含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在目前的乡村治理秩序下，除了政府，农村存在的其他组织很难起到使乡村自主治理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乡村能够达到真正自主治理之前，政府的作用还是不可小视的。但是正如笔者前面所说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符合经济人假设，存在有自己利益最大化需求，所以农村存在较多权力寻租事件。这些事件大多是与农民的利益有直接关系的，所以经常出现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的博弈，但是农民对政府是弱者，即使农民组成合作社，由于目前合作社制度的严重不健全，合作社在抵御政府权益侵犯的时候，也往往力不能及。所以政府经常与农民发

浅谈派出所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作用 犯罪是社会的一大公害。不仅对人民生命财产危害极大．而且还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兴盛、社会的安定和进步。派出所是公安机关密切联系群众、服务人民、维护社会安定的主力军，是打击和预防犯罪的桥头堡，是组织和发动群众、搞好治安防范工作的重要阵地，其在整个社会治安防范工作中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目前，我国改革开放正处于关键时期，加入世贸组织已成定局。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进一步深化和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社会治安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相当巨大的。下面我就派出所如何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宣传站的作用。实践告诉我们，搞好社会治安防范工作，仅仅依靠公安机关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坚持和发扬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公安工作优良传统，建立健全以社区为基础的治安防控体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一要大力宣传好党的大政方针。要紧紧围绕当前改革开放事业中遇到的难点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好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当好党和政府的参谋助手。二要开展思想道德宣传教育。特别要结合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深入开展，结合日常工作，重点搞好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居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三要下大力量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根据普法规划的要求，充分利用报纸、广播、板报等媒体形式广泛地进行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婚姻法、治安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切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要重点做好对刑释解教人员和违法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活动，帮助他们放下包袱、转变观念重新做人。四要开展安全防范宣传教育。根据犯罪活动的一般规律，犯罪高发区一般都与社会总体防范水平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派出所责任区民警应按照规定，结合"争做"活动，采取宣传栏、宣传单，致居民一封信、走访单位、入户等形式，普及反盗窃、反抢劫、反伤害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居民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二、信息站的作用。派出所是公安机关的最基层单位，它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社会信息和动态，反映民意、民情，是上级的耳目、参谋和决策源泉。因此，派出所要牢固树立信息意识，广泛采集各类与社会安定相关的情报信息。特别是广大责任区民警，要结合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邪教活动情况、刑事案件等问题，时刻带着信息意识下片开展工作，增强信息收集的主动性和针对性。要努力扩宽信息收集的渠道。要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法，不断延伸信息触角，全面掌握辖区社会动态，为领导科学决策服务。 三、防疫站的作用。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抓好防范是减少发案的关键。首先，狠抓"三防"即人防、物防和技防措施的落实。当前应大力推广"三铁"(铁门、铁窗、铁柜)工程和电子防盗器材的应用，实践证明。凡是"三铁"和电子防盗器材系统普及的地方，入室盗窃、爬阳台的案件就明显减少，派出所应在"三防"上多做宣传。其次，在深入调查，摸清情况的基础上，重点抓好违法青少年、刑释解教人员、外来人口等犯罪"高危"人群的控制和帮教工作。一是要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打好"防疫针"。二是要建档管理，落实目标责任制，组织和动员治保会、家庭，单位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使"防疫"工作深入扎实。三是及时发现和调解各种纠纷，预防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把各种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防疫"工作收到实效。四是抓好"警校共建工作"实行由派出所领导担任学校法制副校长的做法，定期开展法制教育活动，提高青少年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四、工作站的作用。派出所工作千头万绪、涉及面广，但最基本的还是管理和防范工作。因此，只有深入辖区，扎根群众，服务人民，搞好防范，才能确保一方平安，让人民满意。要抓好安全文明小区的创建。创建安全文明小区是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效措施，是搞好防范工作的重要保证。因此，要把创建工作作为提高防范能力的突破口狠抓不放，同时要跟上小区安全管理，逐步巩固提高。要抓好派出所队伍建设，树良好形象。要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和群众观念，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自觉便民、爱民、无私奉献。要加强法制教育，提高民警法律素质，严格执法提高执法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巩固好责任区这块阵地。 总之，随着治安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和警务改革的不断深入，基层派出所的作用日显突出，我们只有不断探索和加强派出所的工作，才能增强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能力。

基层治理相关论文选题题目怎么写

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一、明确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思路 社会治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题目、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的活动。正确把握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明确改革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取向，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条件。 一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优先。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寓治理于服务之中，实现依法治理、科学治理、人性化治理，使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切实感受到权益得到保障、秩序安全有序、心情更加愉快。 二要坚持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自治、自律、互律作用，使各种社会气力形成推动社会***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协力。 三要坚持统筹兼顾、动态协调。正确反映和协调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阶段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矛盾，既要“左顾右盼”，又要“瞻前顾后”，使社会治理能够体现维护公平正义的“刚性”、协调各方利益的“柔性”、应对新情况新题目的“弹性”，促进社会动态平衡，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四要坚持既有秩序、又有活力。把维系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有机结合起来，既要保证社会的安定有序、规范运行、调控有力，又要有利于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降低社会运行本钱，进步社会运行效率，从而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五要坚持立足国情、改革创新。从我国实际出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政治上风，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同时，树立世界眼光，积极鉴戒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改革贯串在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之中，为推进***社会建设提供不竭动力。 根据上述原则，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制，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在思想观念上，要从重经济建设、轻社会治理向更加重视社会治理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努力解决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治理“一手软”的题目，切实把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下大气力统筹推进，不断进步政府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取得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突破，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在治理主体上，要从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共同治理转变。改变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包揽一切的做法，解决好越位、错位和缺位题目。既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尽快从传统治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治理”。 在治理方式上，要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转变。要改变主要靠行政手段通过管、控、压、罚实施社会治理的方式，更加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同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题目，化解社会矛盾。 在治理环节上，要从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努力摆脱总是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更多地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更加重视民生和制度建设，使社会治理关口前移，尽可能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少产生、少转化、少激化。 在治理手段上，要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等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努力改变社会治理手段单一的题目，在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社会治理的同时，更多地运用法律规范、经济调节、道德约束、心理疏导、***引导等手段，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上风，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减少社会题目，化解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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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 凌云，杨秀良 试论公安工作规范化建设[J] 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02 2 陈瑞平 解决警力不足问题的误区与途径 [J] 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鹤壁市公安局 3 黄亦飞，欧阳梓华 我国警察的亚健康现状与警力关系分析 [J] 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 ，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 4 优化警力资源配置 [D] 人民公安报 5 马红兵科技强警 人才为本[J];公安教育;1998年06期 6 孙小杰走科技强警之路 提高队伍战斗力[N];北京日报;2000年7 李敏也用科学的制度选人用人[J] 党建研究， 048 张兆端社区警务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社区化理论与实践[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19 A从加强队伍教育管理着手 提高公安队伍战斗力[EB] ，2010-06-15 20:35

基层治理相关论文选题意义

实行城市居民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有利于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切实的民主权利，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实行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以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的途径。实行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以扩大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实践，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作重点推进。有利于调动公民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型，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和谐社会。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基本，实践是印证理论的途径。如果没有理论基础，实践只会不断地犯错误，如果没有实践，理论将失去其依托而不成立。简单地说，没有理论你只知道怎么样，而不知道为什么，而没有实践，就算你知道为什么，却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根本就只能纸上谈兵。

看题目要求是写人还是写事，如果是要求写人的文章，叙述的重点就是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表现人物；如果是写事的文章，人只是其中的主角，主要是通过整个完整的事件来突出主题以看客的身份在天涯混迹已久，从未注册也不想评论，纯粹只是看看，再看看，心里就抱着一个希望，总是希望她或许会在这里写下我们的故事，这样我就更好的了解她的一些内心世界，但是，等了10年了依然没等到，反倒是我现在想借天涯这个树洞，发泄一下，当然，最终目的都还是想让她看到。想你了，我心心念念的女孩儿，yy你好吗？现在过得好吗？4月3日那天，在豪无准备的情况下遇见你了，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真没想到，我才到这城市第一天就这么碰到你了，只是那一回头，那一抹微笑，那一声甜美的话语不是向着我的，你根本没有发现我的存在，但这熟悉的声线我又怎能忘呢。第一天到这城市，走出机场，打车直奔分公司，交待了一下工作的事情，就让同事把我带到公司准备的住处，环境不错比较满意。将行李摆放好，看了看时间还早才5点多，就想着出去逛逛吧，宽别多年的GZ市，其实真的很熟悉了，这城市曾经有我美好的回忆，心底里的那个女孩现在还在这生活着呢，这地段真好离地铁近，公交车站也多，人也多，走着走着来到地铁站，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正思考着要不要找以前的哥们聚一聚呢，哇这人也真多还得排队买票，突然不想去了，找出手机准备联系司机（公司配的一大叔司机）问问路况，打车算了

基层治理相关论文选题背景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社会中出现了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一批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应运而生，导致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将治理理论应用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探讨了社区治理的概念、内涵和特征，介绍了我国社区建设中出现的三种典型的治理模式，分析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各自特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了我国社区治理的最终方向和阶段性过程目标。 “治理”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在最具权威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与此巧合的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了社区建设的步伐，主要的背景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再象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靠行政权力垄断所有的资源，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2]，个人从单位体制中解放了出来，而原有的主要管理“社会闲散人员”的街道和居委会体制在新形势、新问题面前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症状，与此同时，社区中也逐渐产生了一些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等，居民也越来越重视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开始参与一些社区公共事务。将“治理”概念应用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对我国社区的长远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 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就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以及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推进社区持续发展的活动。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相比，社区治理的特征在于： 1、就主体而言，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我国过去在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中，管理主体单一化，只能是政府。而在社区治理中，主体的多元化是必然要求，除了国家（政府）主体之外，还有居民、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等。因此，社区的公共事务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决策，政府与社区之间要形成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信任关系，以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3]为目标，达至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就过程而言，从强调行政控制到强调居民参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不论是单位体制，还是街居体制，行政功能都非常突出，命令式的上下级科层色彩浓厚。政府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职工之间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而社区治理则强调居民参与，要求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居民不再依附于单位或街居组织，更不受它们的庇护，而是彼此形成平等互惠的关系。 3、就结构而言，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互动结构。我国过去的街居体制结构是从上级政府到街道办事处到居委会再到居民，单位体制结构是从上级单位到下级单位再到居民，只有垂直的关系，没有横向的联系。而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社区主体多元化，街道与居委会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单向运行转变为双向互动；大量社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在居民和政府之间又是一道沟通和联系的桥梁，从而将社区中行政力量、自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构筑成横向的网状结构 [4]。 二、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大中城市掀起了社区建设的热潮，民政部首先选择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城市设立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通过几年的实践总结和经验概括，形成了几种代表性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本文重点介绍上海模式、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的主要特征。 1、上海模式。上海在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将社区定位于街道范围，构筑了领导系统、执行系统和支持系统相结合的街道社区管理体制。具体而言： （1）社区管理领导系统：由街道办事处和城区管理委员会构成。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下，街道办事处成为一级管理的地位得到明确。随着权力的下放，街道办事处具有以下权限：部分城区规划的参与权、分级管理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街道办成为街道行政权力的中心，“以块为主、条块结合”。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地克服各块分割，建立了由街道办事处牵头，派出所、房管所、环卫所、工商所、街道医院、房管办、市容监察分队等单位参加的城区管理委员会。城区管委会定期召开例会，商量、协调、督查城区管理和社区建设的各种事项，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城区管委会作为条与块之间的中介，发挥着重要的行政协调功能，使条的专业管理与块的综合管理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合力。 （2）社区管理执行系统：由四个工作委员会构成。上海模式在街道内设定了四个委员会：市政管理委员会、社区发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其具体分工是：市政管理委员会负责市容卫生、市政建设、环境保护、除害灭病、卫生防疫、城市绿化。社区发展委员会负责社会保障、社区福利、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粮籍管理等与社区发展有关的工作。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委员会负责社会治安与司法行政。财政经济管理委员会对街道财政负责预决算，对街道内经济进行工商、物价、税收方面的行政管理，扶持和引导街道经济。以街道为中心组建委员会的组织创新，把相关部门和单位包容进来，就使得街道在对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协调中有了有形的依托。 （3）社区管理支持系统：由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群众及其自治性组织构成。它们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如社区委员会、社区事务咨询会、协调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主要负责议事、协调、监督和咨询，从而对社区管理提供有效的支持。上海模式还将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四级网络”，抓好居民委会干部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居委会的作用，推动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维护社区治安稳定，保障居民安居乐业。[5] 2、沈阳模式。从1998年下半年起，沈阳市在和平、沈河两区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在全市展开社区体制改革，重新调整了社区规模，理顺了条块关系，构建了新的社区管理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沈阳模式，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明确社区定位。沈阳将社区定位在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原来居委会的层面上。由于原有的居委会规模过小，资源匮乏，如将社区定位在居委会则不利于社区功能的发挥。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关，在街道层面上组建社区，则又影响社区的自治性质。因此，将社区确定在街道与居委会之间的层面上，可以避免两方面的弊端，而有利于社区资源的利用与功能的发挥。 （2）合理划分社区。沈阳市将社区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按照居民居住和单位的自然地域划分出来的“板块型社区”；二是以封闭型的居民小区为单位的“小区型社区”；三是以职工家属聚居区为主体的“单位型社区”；四是根据区的不同功能特点以高科技开发区、金融商贸开发区、文化街、商业区等划分的“功能型社区”。 （3）建立新型的社区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由决策层、执行层、议事层和领导层构成。“决策层”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由社区居民和社区单位代表组成，定期讨论决定社区重大事项。“执行层”为社区（管理）委员会，它与规模调整后的居委会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由招选人员、户籍民警、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组成，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职能是教育、服务、管理和监督。“议事层”为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由社区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居民代表、单位代表等组成，在社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对社区事务的协商、议事职能，有权对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 “领导层”为社区党组织，即根据党章规定，设立社区党委、总支和支部。沈阳模式体现了“社区自治、议行分离”的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对社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 3、江汉模式。这是指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制实践的经验。江汉区在学习借鉴沈阳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将社区定位为“小于街道、大于居委会”，通过民主协商和依法选举，构建了社区自治组织，即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与沈阳模式不同的是，江汉模式没有把社区协商议事会作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并明确提出社区自治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区自治。它的主要做法有： （1）理顺社区居委会与街道、政府部门的关系，明确职责，保障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明确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不是行政上下级的关系。重新界定街道各行政部门与社区组织的职责，街道负责行政管理，承担行政任务；而居委会负责社区自治，不再与街道签目标责任状，并有权拒绝不合理的行政摊派工作。同时还建立社区评议考核街道各职能部门的制度，并以此作为奖惩的主要依据。 （2）政府职能部门面向社区，实现工作重心下移。区街政府部门要做到“五个到社区”，即工作人员配置到社区，工作任务落实到社区，服务承诺到社区，考评监督到社区，工作经费划拨到社区。 （3）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区街政府部门需要社区居委会协助处理“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时，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征得社区组织同意后，区街政府部门必须同时为社区组织提供协助所需的权利和必要的经费；二是区街政府部门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社会服务性职能向社区转移时，必须同时转移权利和工作经费，做到“谁办事、谁用钱，谁负责、谁有权”，从而保证社区在协助工作时或在承接社会性服务职能时，做到“有职、有权、有钱”。 （4）责任到人、监督到人。主要指为保证区街政府部门职能转换到位，不走过场，根治过去那种“遇见好事抢着做，遇见麻烦事无人做，遇见责任‘踢皮球’”的顽症，建立“责任到人、承诺到人和监督到人”的实施机制。通过这些措施，江汉区力图建立一种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社区治理模式。[7] 三、社区治理的比较分析 上述三种社区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区建设中涌现出的典型经验总结，既有共同特征，又各具特色，但与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相比，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之处。要实现社区治理的理想目标，还需要做很多的基础性工作，并且这一过程是长期的。 1、共同特征 （1）历史背景相同。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城市社会管理出现了复杂、多样的变化，如“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城市的老龄化趋势加剧，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与此同时，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导致大量新型社会组织的产生，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民办非企业、各类社会中介组织等，形成了众多的社会阶层，这些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人士一开始就属于无单位归属者，等等。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因而迫切需要新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各地开展了社区管理运动，探索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 （2）制度设计类似。在社区治理制度设计中，各城市都在社区定位、组织结构、职权划分、运行机制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虽然在细节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指导思想上都遵循有利于社区建设，有利于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则。即使行政色彩浓厚的上海模式，也在居委会层面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开展了居委会直选活动，并建立了“三会一公约”制度，即社区矛盾协调会、听证会、评议会和居民公约，这些措施都扩大了基层民主，有利于群众自治，有利于社区的发展。 （3）动力机制趋同。在理论上，社区治理来源于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社区自身力量，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实现利益的需求，这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二是政府的外部推动，政府利用自身掌握的资源，在社区居民的参与下，共同推动社区发展。但在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中，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的结果。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政府在新的形势面前主动推动的产物。由于政府部门仍旧掌握着众多的资源，城市社区建设目前还脱离不了政府的指导和支持，社区治理还主要靠政府的外力推动。 2、各自特色 上海模式的特色是把社区建设与“两极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强化了街道办事处的权力、地位和作用，并将社区定位于街道，形成“街道社区”，注重政府在社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强调依靠行政力量，通过街居联动发展社区的各项事业，因此上海的社区治理模式是属于行政主导型的。由于政府的强势推动，近几年上海的社区建设日新月异，社区服务、社区环境、社区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文明社区和文明小区。上海的经验还被北京、天津、南京和杭州等城市借鉴采用。 沈阳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社区组织体系的建设，按照类似于国家政权机构的设置，创造性地构造社区决策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执行层（社区委员会）、议事监督层（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从而形成“议行分离、相互制约”的运行互动机制。单从组织结构来说，沈阳模式属于自治型，因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辽宁省内其它城市外，武汉、海口、西安、哈尔滨、合肥等地都学习借鉴沈阳经验。但是，在没有外在环境和内在条件保障的情况下，好的制度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好的实施，沈阳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容易出现偏离现象，即“穿新鞋，走老路”，这也正是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担忧的地方。 江汉模式是在沈阳模式基础上的新发展，以主动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特征，在体制创新中体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不仅重构了社区微观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而且转变了区、街政府部门的职能和行政运行机制，试图建立社区自治系统与政府行政系统的共生机制，形成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组织自主管理、社区人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并在制度变迁上选择渐进式的道路，即将社区建设规划为三个阶段：近期新型社区培育阶段、中期现代社区发展阶段和远期社区自治完善阶段。江汉模式属于合作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而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社区建设都处于从行政主导型到合作型转变的时期[8]。 3、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政府常常越位、错位、缺位，仍处理不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由于目前政府在我国社区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又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传统习惯因素，政府还没有理顺自己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导致不该管的事务管了，该管的事务没管或没管好，出现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有学者指出沈阳模式在目前阶段还存在政府“越位”、“缺位”问题，如“以政代社”；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作为依附于政府身上的附属单位或下属单位；大多数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尚不懂得或不习惯或不善于对社区自治性组织进行政策上的指导；对非政府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机构等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的培育还不到位等[9]。在上海模式中，街道办事处以前的下派任务继续要居委会承担，“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没有改观，并将居委会主任作为事业单位编制并公开招聘非本社区的人员来担任，社区的行政性负担很重。在江汉模式中，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设立办事机构和人员，直接侵占了社区的办公空间和财政空间。 （2）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意识不强。居民社区参与是社区发展的动力之所在，但是在全国城市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居民参与程度低的状况，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典型的社区模式也不例外。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2000年6月的一次大型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5%的居民表示“乐于参加”或“愿意经常参加”社区内各种活动或事务。而且分布不均匀，从年龄层次看，参与社区活动的主要人员是一老一少，“老”是指离退休人员，“少”是指中小学生。据统计，参与社区活动的人员中将近70%的人是离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占了10%左右，中青年仅占 20%，而且如果没有单位强制性组织参与，中青年的比例将会更低；从收入、文化程度来看，居民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社区参与率越低[10]。由于社区建设的时间不长，居民还没有摆脱单位体制的影响，只把社区当成居所，没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社区意识不强，导致社区建设的动力支持不够。 （3）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比较虚弱，社区的公共资源难以整合。目前在社区中，只有政府组织和居委会组织比较成熟，由于政府组织的过于强大，导致居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地位被虚化。居委会过分依赖于街道办事处等政府组织，使得其自治功能得不到实现，不能真正体现居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因而也就很难赢得居民的认同，社区的公共资源也就得不到有效的整合。而社区中的其他社会中介组织则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权威，它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代替政府部门组织居民管理公共事务。前面所述的三种模式都没有体现对社区中介组织的重视，而社区中介组织的发展，对较好地满足居民需要，充分发掘和利用社区资源，建立社区民主自治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4、未来的方向和目标 （1）总目标：虽然实现社区自治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但社区自治应是我国社区建设坚持的最终方向，因为社区自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关系到党的社会基础，关系到政府权威的基层来源，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当然，社区自治需要得到我国宏观政治体制的支持。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公共领域的形成，制约社区自治的因素会逐渐消失。因此，社区治理的未来方向是向自治型模式过渡。 （2）过程目标：在实现社区自治的路径上，选择渐进式的道路是比较合适的，而在这一长期过程中，需要重视几项基础性的工作。 其一，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理顺社区中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目前，各社区的制度设计操作性强、理论性弱，机构设置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比较含糊。因此，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各社区的管理体制，使社区的治理结构从单一的垂直结构向网状的水平结构转变，使社区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版块形成真正合作的互动关系[11]。 其二，提升居民社区意识，培养社区自治能力。社区建设要不断地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扩大居民参与的范围和程度，要重视社区功能的开发，发展社区服务，塑造社区文化，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社区居委会要逐步提高自身的能力，能够代表居民的切身利益，减少对行政系统的依赖，赢得居民的支持和合作，共同促进社区的发展。 其三，大力发展专业性的社区服务组织等中介机构。社区中介组织是联结居民与政府组织的桥梁，对于整合社区资源、凝聚社区力量、协调社区矛盾、提供社区服务等诸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现代社区发展必不可少的主体之一。而目前我国的社区中介组织，尤其是专业性的社区工作组织极其缺乏。因此，政府部门应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资助等形式培育社区中介机构的发展，让中介组织承担起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剥离出来的社不知道这样回答能否帮到你。··

一、健全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为了改进社会治理的综合治理，还必须改进管理责任制、目标管理报告制度、重大事件报告制度、冲突和冲突解决制度、定期会议程序、公共事业综合管理职能、社区治安集体保护制度、人口流动管理制度、管理和调解制度、定期进度报告制度、检查和监督制度、信息记录制度。（一）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作为领导干部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要确保一方平安，要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计划内容。在干部的奖惩问题上应该加入干部所负责区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若在干部所负责的区域受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一票否决的，在该区域的社会治理未达到要求时不得让该干部评奖评优。在考察绩效时要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为考核内容之一，抓好干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对长期失职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或者影响到社会稳定的领导干部，要根据法律法规进行适当的惩罚。目标管理责任制要做到明确的责任分工。各基层单位一把手负总责，要明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加大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强化流动人员、境外人员和出租房屋的信息采集工作。加强禁毒与反邪教宣传工作，增强公民禁毒意识，提升公民反邪教意识，对吸毒人员与邪教组织做到严打严控。强化对重点人群防范，坚持打防结合，教育为主。深化“平安社区”建设，整个各方力量，加强群防群治队伍管理，完善治安防控网络，建设和谐友好社区。明确谁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第一负责人，对于群众矛盾要做到及时调解，完善群众诉求渠道要，坚持矛盾就地解决不上交，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积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严打黑社会组织，重点治理街道乱象，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做好街道普法工作的宣传，重点对青少年、企业白领等进行法制宣传，定期举行综治、法制宣传活动，加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二）广泛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群众力量新时代特色的枫桥经验包括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枫桥经验是十分契合现代国家治理理念的。其根本价值追求就是“发展为人民，发展靠人民，发展成果共享与人民。”这也是广泛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群众力量的思想。广泛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群众力量需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与群众进行合理有效的互动，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共同治理。以此来形成一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社区。同时也要有效的化解群众与群众、群众与干部、群众与企业之间产生的各种矛盾。对此从以下三点提出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群众力量的建议：服务不分人群要建立起人民对于基层政府的好感，目前许多基层政府都存在着办事程序繁琐的情况，有些一天就可以办好的事情，却因为种种繁琐的程序拖了三四天，不仅浪费人民群众的时间，还给基层政府带来了额外的工作。所以要建立前台统一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原则，让人民群众更加方便，同时也为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减负。同时也增加人民群众对于基层政府的信任，鼓励人民群众接近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进而使得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中来。矛盾自治许多社会矛盾的产生都出自于基层，所以社区要尽量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不要使矛盾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造成社会不稳定。社区调解中心要按时排查纠纷，预防为主，防止矛盾激化。对于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要及时的依法处理，积极化解，对其主要矛盾纠纷人员进行思想工作教育，对可能产生的不安定因素要及时排除，维护基层社会的安定团结。对发现的矛盾要做到及时化解，不推脱，解决矛盾后要向上级领导报告真实情况，遇到重大矛盾纠纷时要积极处理，如果无法处理要及时报告上级，尽量避免矛盾激化。社会治安群防群治充分发挥社区党员、志愿者、楼长、网格员的作用，在社区内积极宣传健康向上的思想，将人民群众的思想做到位，要落到实处，消除不安全隐患与不安定因素，同时，对社区的安全保卫工作也要引起注意。也要积极的在人民群众中宣传防火防灾知识，定期检查社区街道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建立一个绿色和谐的社区。二、转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观念（一）树立服务为民，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科学发展的基础是重视人民利益并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要做到忧民之所忧，进而为人民群众解决忧愁。人民群众对于其自身的安全与利益是非常重视的，要满足人民这种需求，要积极预防犯罪，严厉打击犯罪，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首先要做到深刻理解“为人民服务”的管理思想。服务为民、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基层干部来说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人民群众是治国之本。以人为本充分的调动了群众的力量，基层干部要与人民群众一起共同努力奋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属于群众的利益，做到不与民争利。人民是国家的基础，社会阶级的分化将人民分成了不同的层级，但是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要平等的对待人民，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自扶贫以来，许多贫困地区慢慢变得富有，这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功劳，更是基层政府坚持不懈的工作，为人民服务不是空话，而是要记在心中的理念。再者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管理理念。在实际工作中要落实“为人民服务”的管理理念，在依法办事的过程中要先考虑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做到一碗水端平。要增强基层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实现人民在教育、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权益，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坚持公开党务、政务、居务、财务等方面的工作内容，实现办事高度透明，减少寻租现象。（二）转变思维模式，增强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基层干部原有的社会治理思维模式，在基层干部脑海中建立新的社会治理思维模式。基层干部由于其阅历与学识限制，对社会治理缺少创新型思维。要转变基层干部这种思维模式，可以使用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 来创新基层干部的思维。这虽然是企业的管理思维，但是经过改善也可以很好的运用到基层政府中去。学习型组织有四大核心修炼，以及建立在四大核心修炼之上的系统修炼。目前基层政府官员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经验主义现象，经验一方面来说是很好的教训，但是面对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太过依赖于经验会使事情变得更为糟糕。在斯宾塞·约翰逊创作的《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书中很明显的表现出了不愿意改变只依赖于经验主义会造成的后果，小矮人哼哼 害怕而否认变化，这也是我们基层政府官员中存在的问题，对政策的改变感到害怕，对矛盾的多样性感到迷茫，所以在这种固化的思维模式中很容易造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的下降。在政策发生改变前就应该对政策有所了解，及时的做出改变，在矛盾萌芽之前就要嗅到变化，从而更好的化解群众矛盾。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转变基层政府官员的思维模式，强化创新发展理念：自我超越在政府许多文件中都强调了社会治理创新，但是由于重点工作的转移，难免会忽视社会治理创新。许多基层政府官员在自我创新方面的成就不高，由于政府基层官员工作较为稳定，晋升不易，于是对自我的要求不高，导致在日常工作中容易出现懒惰、颓废的心理。所以基层政府需要定期考核基层政府官员对当下国家政策以及所负责区域的群众现状的了解，确保基层政府官员对民众情况的了解度，且要利用线上讲座及课程对现有基层政府官员进行培训，启发基层领导干部注重自我超越的能力。心智模式许多基层政府官员由于种种原因停止了自身的学习，反思实践是心智模式中的重点，只有在不断的反思实践中，基层政府领导干部才能够更好的为人民谋取实际利益，而不是为了绩效而敷衍工作。城市基层政府不仅要重视之前的培训，更应该重视后续的跟进，以便让政府官员完善自身的各项技能，通过规划过程，把心智模式的修炼制度化，将心智修炼纳入到真正的政府管理中去。在不断的反思和实践中完善自身的思维，提高意识水平。共同愿景共同愿景来自于个人愿景。当个人愿景逐渐变为共同愿景时，那么完成的力量也就会更大。如果将手机全部拆开，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完整的零件，这些零件不一定成为手机零件，可能成为相机零件，可能成为电脑零件，但是你将这些乱七八糟的零件组合在一起，它就是手机。个人愿景也是这样，它不一定想成为手机的零件，但是共同愿景促使它想成为手机的零件。对于共同愿景的理解并不止步于基层政府官员的年度计划，更要注重老百姓的愿景是什么，基层政府要与基层社会有着共同的愿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需要哪方面的权益得到保证，了解真实的民生民情，而非纸上谈兵。团队学习一个团队很重要的一点是面临复杂多变的现实局面，这也正是需要重视团队学习的地方。为什么要重视团队学习呢？这个团队不仅指基层政府，而是包括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群众在内的团队，因为老百姓也要学习，领导干部也要学习，这是一个沟通交流的过程，定期举行座谈会，宣传知识，探讨未来发展可行性，真正让老百姓参与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来，了解老百姓心中的和谐社会是什么。三、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主体建设（一）提高综治干部素质综治干部素质的提高不仅是对城市基层政府的责任，更是对人民群众的责任。由于教育的普及性，中国国民素质在日渐提高，这也意味着民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越来越高。近年来，由旅游而暴露出来的公民素质问题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国家也加大了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宣传，但是对于基层干部来说，素质要求要比普通公民更高。由于基层政府的特殊性，经常会接待各式各样的群众，部分群众因为缺乏教育素质能力不高，这就给基层干部增加了工作沟通难度，对于部分群众要善用方法，不能因为其自身的限制就对不同群众有不同的服务态度。要加强自身的学习，掌握沟通手段，更好的调和群众矛盾。基层干部的素质不仅是基层干部自身的事情，也关系着各方的人民群众，干部素质不合格不但对其所在单位造成不好影响，还会激化干群矛盾。在自己所在岗位上要有意对自己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从各方面给人以如沐春风的感受。为进一步提高综治干部的政府素质，更好的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要对综治干部定期进行培训，强化综治干部的业务能力。第一，要更新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认识，加强对社会治理理论概念的思考，认真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改革的方法，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路径。第二，要端正自己学习态度，认真学习培训内容，与其他综治干部交流经验，提高自己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适应当前社会矛盾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第三，确保自己学到的理论知识能应用到实践中去，不要只谈空想，要了解实情，对症下药，下功夫研究当前综治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创新工作思路与方法，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二）搞好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两新组织 是基层党建工作新的领域，这一领域集聚了新兴产业工人、高知识群体、青年群体，而这些群体是社会创新创业的新生力量。最初的社区党建主要针对居民区党建，近些年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与新经济企业随之出现，这两个组织内都有这不少员工是党员，甚至部分企业的CEO也是党员，而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就尽可能的将这些同志与党紧密联系起来。怎样加强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从三个方面出发：抓好党建指导员的建设由于两新组织的党员流动性较强，因为两新组织的党员主要是发展经济，提高自身的经济能力，因此在许多时候无法参加党组织的活动。而且部分党员缺乏对党组织的认识，由于其本身就是没有从事过相关党务工作的，因此导致党支部没有出现明显作用。那么如何应对这些情况，首先就要对党建指导员进行强化训练，建立一支高效强有力的党建指导员队伍，将党建领导员作为两新组织党员与党之间的粘合剂。抓好党建活动载体的建设两新组织现在还是一个较新颖的词，而且其党组织建立时间不长，因此缺乏有力抓手，没有积极发挥出党员的作用。那么就要多开展党建活动，丰富其党组织生活。增强两新组织党员的积极性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其竞争力。抓好党建工作制度的建设由于两新组织规模的限制，导致两新组织在管理方面没有发挥出党组织的作用，而且两新组织主要是从经济发展方面来开展党组织活动。通过发展党员工作制度、党务工作者工作制度等规范党组织开展工作，定期与两新组织党员进行座谈会。（三）拓宽公众参与综治管理渠道目前来说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除此之外还有信访、来访、座谈会等，但是渠道来说还是比较少。尤其是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会议，普通民众难以参与，也有部分社会组织作为了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代表。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公共决策上来，近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是参与大会的群众，此外还有许多群众在线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很好的进步，尤其是近几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对线上意见的采集，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公共决策方面，但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本来是政府门户的网站，但是却缺少管理，致使许多网站成为了僵尸网站。特别是基层政府也要建立自己的门户接受公众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的建议。基层政府维护网站的成本较高，所以可以建立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利用微信公众号这个平台来搜集公众的建议，更好的让公民表达出自己的需要。首先微信公众号注册管理都比较方便，能节省很多的人力物力。也可以适当的建立一些微信群聊，相比于正式的座谈，这种交流能让住户感到不难拘束。再者拓宽群众诉求渠道不要走形式主义，许多城市基层政府的信箱上面落满灰尘，信箱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群众诉求渠道，但是由于形式主义变成了空谈。群众诉求渠道不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式主义，要摒弃这种形式主义，真真正正的听人民讲事情，为人民做事情。四、筑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障体系（一）以政策扶植为基础政策扶持是筑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障体系的基础，要积极争取上级政府的支持。要健全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转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观念，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主体建设都需要上级政府的支持。基层政府的权力有限，在许多方面都是只能看，不能做，而目前要争取政策下放部分权力给基层政府，让基层政府更好的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政策的支持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完善的基础，因此要积极争取政策的支持。（二）以制度支撑为动力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制度完善力度不高，远不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制度完善，虽然在许多中央文件中都提到了要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的建设，但是我国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组织法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也不适用于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建设是十分紧急的。要建立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保障体系不仅要与上级领导加强沟通，而且要向法制化迈进。可以成立市一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机构，明确负责人，研究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同时也可以结合基层社会实际情况制定适合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的规划建设和发展计划。（三）以法律护航为保障目前我国对基层政府工作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有《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这些法规条文中对基层政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法规中的释义模糊并且与基层政府实际工作略有偏差。2010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2011年民政部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了修订，这些法律条文暂时是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相关的。但是目前来说还是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内容是什么，所以难免还是有点后劲不足，所以要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

社区治理的比较分析 上述三种社区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区建设中涌现出的典型经验（1）历史背景相同。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城市社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