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文范文初中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文范文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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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都不知道怎么发给你，连个接收方式都木有哇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发展中，涌现出各种管理思想和实践。其中，在组织管理、经营理财、选任用人等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论思想。 1．组织管理 中国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也许起源于《周礼》（公元前12—前11世纪），该书第一次把中国官僚组织机构设计为360职，并规定了相应的级别和职数，层次、职责分明。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管理战略与战术问题的杰出著作《孙子兵法》，距今已2500年。《孙子兵法》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在世界各国军事管理中奉为经典规则，并在企业和商务管理中得到广泛运用。 2．经营理财与选任用人 中国古代有许多经营理财的理论思想，比较著名的有范蠡、计然的待乏原则和积著之理。“待乏原则”强调预测市场物资的需要和价格的变化，以有利可图。“积著之理”则注重于猎取利润的方式，主张经营高质量物品，促进货币流动运行，并以存货多寡预测价格贵贱。早在南宋时期的会计原则中，就提出出纳与会计分离的思想。公元923年就已经有中国最早记载的酒类成本核算。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作出了以一定经营资金获取一定合理利润的论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素有“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主张。中国被世界公认为人事测验的发源地。从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制度，比较系统地体现和发展了我国古代人事考试和选拔的思想。从人事评价和选拔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在以下几方面具有管理心理学的意义： （1）公开申报与竞争：科举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她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和参与，使得测验和选拔有了较充分的选择基础； （2）综合评价与考核：大部分科举制考试包含多种内容和形式，从笔试、面试到论文、习武，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信息； （3）多层筛选与录用：科举制实践中比较注重自下而上的多层次筛选，并在适当的层次给予录用。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早在秦始皇时代，就修建起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隋唐时期开凿起世界上规模最大、流程最长的人工大运河。这些都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管理实践。古代管理实践中，都江堰系统工程是系统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而古代质量管理则从理论上丰富了质量管理的程序和方法。 3．古代关于能力的思想 （1）智力与能力 中国古代关于才能的思想极其丰富。思想家们一贯重视人的智能问题。孔子论及智力和能力的问题，所谓“上智”“下愚”“中人”是最早的智力类型差异说。知人善任、尊贤任能是我国古代人才管理的基本思路。荀子在《儒效》中强调了“无能不官”的用人原则，分析了小才大用的弊端。《墨子·尚贤》中也提到用人的原则是“察其所能而慎与官”，把任官和分禄区别开来，主张对有功的多给荣誉和享受，而把官职授给能够胜任的人。《韩非子·八经》中云：“量能授官”“举能以就官”“见能于官以授职”。1700多年前，刘劭在其论著《人物志》中按能力把管理者分为12个等级，提出“人材不同，能各有异”“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 （2）管理能力素质 在先秦诸子中，荀子是最重视人才能力素质分析的先哲。他从管理人员具备的知能力、言能力和行能力上作比较分析，将他们分为五类人：庸人、士、君子、贤人和大圣。从荀子对管理人员梯次能力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中，对中国古代先哲论述的管理能力素质种类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政研能力素质。这是最受人重视的管理能力素质。政研能力有不同层次之分。不同人的政研能力素质可分成类。 识人用人能力素质。主张管理者要善于识人之所长，从而善于用人之所长而避其所短，使组织有合理、良好的人才结构。 行政能力素质。各种管理人员的行政能力不同，不仅包括对下属的管理能力，而且也包括对上级的纠偏能力。最高级的行政能力出于有最好的政研能力和识人、用人能力。 《孙子兵法》也对领导能力作过比较系统的阐述。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认为一位领导者必须具备这五个方面的领导能力与道德修养。智者，即聪颖而有智慧，遇事能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与及时而合理的决定；信者，即信赖下级并能获得部下信任；仁者，即体贴、爱护下级，时刻把下级挂在心上；勇者，即有勇气，有魄力，处事果断，雷厉风行；严者，即遵守法纪，赏罚分明。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文范文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老子是先秦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也包含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的社会及国家管理思想。诸如“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 等许多思想对中外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嫡派传人，也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被后世尊为“亚圣”，堪称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孟子的管理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性善论的人性观、施“仁政”的管理准则以及“修其身而天下平”等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和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传世之作《孙子兵法》中。国外的许多大学师生和企业家们都把《孙子兵法》作为管理著作来研读。“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谋” 、“必以全争于天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唯民是保”等思想至今仍为管理者们所运用。　　管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曾经辅佐齐桓公40年，政绩卓著，富国强兵，帮助齐桓公实现了称霸诸侯的理想。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与时变”的发展与创新精神、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的选贤标准等许多管理思想，无不透射出永恒的智慧之光。　　从研究中国古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古代名家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丰富的、无尽的宝库，不仅成为滋养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智慧之源，而且也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开发和利用。我们有责任发掘、利用他，并为他的发展做贡献。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综合的结果。尽管今天的概括难免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已有资料发现其带有共性的和突出的特征。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　　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　　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　　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　　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　　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

重控制----法家的管理思想——先秦诸子管理思想论纲（五）   法家创始人可以上溯到管仲、李悝，真正的奠基者是商鞅以及申不害，集大成者则是韩非。   韩非之学与老学有相似之处，它也是为君主出谋献策的，并且也像老学一样要求君主唯“道”是从。   然而，老学所注重的是“道法自然”，即“道常无为”的“玄德”品格，以及由此推引出来的“圣人抱一”的“上德”品格。   这个“抱一”的“一”，即“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的“一”，是指不显露自己的智能，使别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对其捉摸不透。“抱一”，就是指保持住这种“大智若愚”的状态，永远显得“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二十章》）的样子。   韩非之学所注重的则是“道无双”（《韩非子·扬权》。以下凡引《韩非子》，只注篇名。）的独一无二、支配一切的至上品格，由此强调“明君贵独道之容”（同上），要求君主体现“道无双”的特点，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此，在国家管理问题上，韩非所特别重视的是管理的控制职能，所以主张法治。所谓法治，就是对国家作为一个组织整体进行控制，它属于管理控制范畴。   法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控制理论。   韩非法治思想的特点是，主张“法”、“术”、“势”相结合。这里“势”所涉及的是控制系统问题；“法”所涉及的是控制标准问题；“术”所涉及的则是控制手段问题。   在韩非看来，要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控制，必须同时具备“法”、“术”、“势”三个要件。   可见，韩非的管理学说作为一种控制理论，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有效控制的前提条件问题。   在国家管理问题上，法家向来重视对国家组织制度的改造，这是其在先秦百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例如，商鞅变法的重点，就是在于打破传统的宗法血缘世袭制度，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   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继承了重视制度革新或制度重构的法家传统，在商鞅变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同上）这一建构大一统封建国家组织制度的理想模型。   这个新的国家组织制度模型，不仅要求把郡县制推行于“四方”，使“四方”统归中央政府管辖，更要求中央政府的权力最终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实现君主专制独裁统治。韩非认为，只有实行这样一种制度，即将形成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就其重视管理控制而言，韩非所提出的上述制度模型，其实也就是他为形成之中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所设计的一种可资实现对这个国家有效控制的理想控制系统。这个理想的控制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它有一个“执要”的控制中心。韩非所讲的“势”或“势位”，就是指这个控制中心而言。   所谓“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即是说“势”是制服国民的凭借。韩非认为，任何一个平常之人，如其占据了国家控制中心的位置，他便可以制服其国民，即使像桀这样的不肖之徒，得了势，也“能制天下”；反之，像尧这样的圣贤，不得势而为匹夫，则“不能正三家”。（参见《功名》）   总之，按照韩非的观点，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局面的控制系统，其中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其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控制系统，是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控制的根本条件。这便是其管理学说中关于“势”的思想的本质内容。   由此可见，韩非的管理控制思想，是偏重于控制体系的设计；其于体制因素的重视，远胜过了对人的素质、能力等主观因素的重视。这显示了其崇尚客观理性的管理理念。，   韩非固然特重“势”的作用，但他不同于慎到（早期法家代表人物）“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而是主张把“势”跟“法”结合起来的，认为只有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发挥其各自的效用，故曰：“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如果说“势”是实现有效控制在组织制度（控制系统）方面的保障的话，那末，“法”就是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而确立的标准。这种标准，是控制过程中，对所涉及到的人的具体行为或工作情况进行衡量与评价，从而采取适当矫正措施的依据。   韩非认为，实行控制而没有“法”（控制标准），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的，犹如工匠造车，“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同上）也。   “法”是要众人遵守执行的，故“法莫如显”。必须将“法”公布于众，使之家喻户晓，以至“境内卑贱莫不闻知”（《难三》），如此使众人皆知应当如何行事，才能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否则，“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难势》）。   为了确保众所周知应当如何行事，更必须“擅其法”，“一其宪令”，使他们明确无疑地知道该何去何从；否则，“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没有统一的行为准则，就会使一般人感到无所适从，更为奸滑之徒利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悖）”的矛盾情况，提供了“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的渔利机会。（参见：《定法》。）   韩非认为，有了明确而统一的“法”，才可以“循名责实”，按其规定的标准来考核众人的所作所为，以便运用赏罚来纠正所发生的偏差，达到控制的目的。但是，要保证“法”的贯彻执行，尚须有“术”。   “术”，就是“知下”即了解和洞察民情的方法，也就是收集和获取有关控制的信息或情报的手段。韩非论“知下”的意义在于：   “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难三》）   这也就是说，“用术”有两个方面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被控制人结党营私而导致其行为与预期的控制目标和控制标准发生重大偏离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   另一方面是为了准确无误地掌握被控制人的行为或工作情况，以便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估和采取恰当的赏罚措施来鼓励或矫正之，从而卓有成效地将被控制人的行为引导到预期的目标和标准上来。   由于韩非把人看成都是生来就“恶劳而乐佚”（《心度》），而且无不计利自便（参见《六反》），绝不肯做“害身而利国”的事（参见《饰邪》），所以他认为，“怀于义”而心甘情愿接受控制的人是极少的，绝大多数人则是“服于势”才勉强接受控制（参见《五蠹》），即所谓“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备内》），故他们在骨子里对于控制是极其反感的，并且总是千方百计试图摆脱控制而自行其是，这样，暗中图谋私利的“奸情”，便在所不能免了。   韩非所提倡的“术”，就主要是被用来“察奸”的。   对管理控制行为来说，所谓“奸”，就是其应当掌握而又尚未了知的那些程度不同地背离了控制标准和控制目标的客观情况。毫无疑问，尽可能及时地了解和掌握这类情况并予以纠正，正是管理控制的主要任务。   韩非认为，“知奸”必须依靠“术”，而“术”的主要内容，则在于“因人以知人”（《难三》）。   具体言之，所谓“因人以知人”，就是说，“知奸”不能只靠主管者个人的智能，对于主管者来说，如果“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得奸者寡矣”（同上），这不仅是因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更由于“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有度》）。故“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难三》）？个人的智能总是有限的，一人决不敌众人，自然也不足以尽知众人，这道理就如同“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同上）一样。   故正如须用“因物以治物”（同上）的逻辑类推方法，才能“遍知物”一样，欲尽知众人，也只能采用“因人以知人”的办法，借助于别人的耳目闻见（间接经验）来获取真实的情况。   这个办法，包括了“赏告奸”的内容，即利用收买奸细告密，而侦得奸情。这种不择手段的察奸伎俩，自然是不可告人，也见不得人的，所以韩非说：“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同上）；“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同上）。   从广义来说，韩非所谓的“术”，还包括“叁伍之道”，因为他把“不察叁伍之政”看作也是“无术”的一种表现（参见《难三》）。所谓“叁伍”，就是汇合各方面的情况作分类和比较研究。这实际上是主管者在“因人以知人”的过程中，对通过别人所了解和掌握到的情况加以其个人的理性分析和思考，以辨其真伪，明其是非。   韩非把“法”和“术”看作是主管者由以实施控制的两大法宝：“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   这种控制理论表明：要对被控制人的实际行为或工作情况做出准确的测量，必须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标准作为依据；而制定这种标准和进行这种测量，正是控制活动中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定标准还是作测量，都存在着一个信息沟通的环节：“布法于百姓”，是信息的传递（管理者向被管理者传递信息）；“用术以知奸”，是信息的反馈（通过管理者自身的能动活动来实现）。由此可见，韩非对信息沟通对管理控制的重要意义，已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实际上已将其纳入了管理控制的范畴。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论文范文高中历史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从宏观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治国、治生和治身。治国主要是处理整个社会、国家管理关系的活动，即“治国之道”。它是治理整个国家、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是对行政、军事、人事、生产、市场、田制、货币、财赋、漕运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它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学问;治身主要是研究谋略、用人、选才、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惩等方面的学问。这三部分管理思想还可细划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传承下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关于人的行为规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在管理中，要重视研究人的规律，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况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的观点，强调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认为要用赏赐去鼓励人们不怕牺牲，为国立功的精神和行为，用刑罚使干坏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约束。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体性是人类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群体。总之，我国古代十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 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在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为”与“为人”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对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家庭、行业、国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为的素质，其“为人”即管理的效果就越好。我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管理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其实，“安人”的终极目标还是实现自己搞好管理之目的。 三、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贯穿着经权观，“经”指“变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的稳定的原则，“权”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这种经权观要求“执经达权”，即根据普遍的管理原则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来选择和确定合适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后达到管理目标;同时要求“通权达变”，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势而随时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德治礼治的恒久之道正是由于不断的变通才得以持久，得以实现的。 四、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的军事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管理思想，这已成为今天军事乃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宝藏。在《孙子兵法》中，孙子着重指出了战略谋划的重要性。他强调事前必须周密分析条件，充分考虑“道”、“天”、“地”、“将”、“法”这“五事”，做到“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在“五事”的基础上，还要探求和对比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称为“七计”。这里所说的“道”，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管理目标，“天”和“地”相当于时机和环境，“将”指有能力的管理者，“法”则相当于制度、纪律、组织。“法”即是经营学中的经营管理能力。 五、“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管理思想 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的。也就是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促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以及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之间达到最佳和谐，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是和谐观。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稳定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和谐观使管理不仅表现为一种科学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种人们所创造的理想境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一个组织中的成员都能自发地按照规范和要求办事，自觉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维护组织的宗旨和荣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关于百家争鸣的学派分类，我取《汉书》的说法《汉书艺文志》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关于各学派的观点，思想及主张很多书籍都有介绍，很多人都知道，在这里我就不在赘叙但应着重强调一下儒家学派对华夏民族的重要意义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　　1、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本文只着重论述百家争鸣这一文化运动于华夏民族的重大意义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细细看来，有以下几点重要意义　　其一、各家学派互相诘难、批驳，又互相吸收、融合，使得各家学派的思想精华得以提升，终于形成中国的文化体系　　其二、这种文化体系的形成，为后来中国古代人们的思想、行为起到引导、规范作用提到这一意义，同时就必须提到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些人--各朝君主汉代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是很好的例子虽在其中有重要的政治意味，但独尊儒术这一行为对民族思想、行为的发展却有极大的意义　　其三、以儒家为例，儒学使得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最终，儒学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这种文化因成熟过度而走向了糜烂，走向了极度保守，所以，闻一多先生说：简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国的盛世时间一长，就要走向腐败，必得外来文明的冲击，才能获得新鲜血液，才能注入兴奋剂，重新容光焕发，光彩照人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就不会五彩缤纷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学派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也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儒家思想就是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并在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和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百家争鸣，璀璨华夏!

1、古代不同时期的法制思想不同 周朝德主刑附 出礼入刑 秦严刑峻法 汉之后开始外儒内法 明又用重典治罪 明刑弼教 清继续轻者更轻 重者更重 如果要应用到现代企业 我认为外儒内法的思想还是很符合的 企业外在的文化应当更加注重人文关怀 重视激励措施 激发企业活力 但内部运作要严格依法办事 依规办事 强化企业管理效率 先用法家强大，强大后立马变弱，弱势是讲无为而治，发展中期张强胜这段时间讲仁义礼智信，衰败是又讲法家。2、很难说出古代的管理思想的要点，单单说 儒家的要点还是不过全面，即便儒家影响最深，古代历史的脚步儒家思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对人的思想束缚也最深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极为丰富，百家争鸣，以儒家、法家、道家为代表。 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 拓展资料：1、法家首先提出人性本恶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达到崇君权和富国强兵的管理目标。 道家首先提出人性自然的主张，进而提出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指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2、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值得商榷）。 3、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这里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和贫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韩非。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具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 道家主张“齐物”“逍遥”，对万物的态度是“无所恃”。 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存在于中华各文化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文范文大全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关于百家争鸣的学派分类，我取《汉书》的说法《汉书艺文志》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关于各学派的观点，思想及主张很多书籍都有介绍，很多人都知道，在这里我就不在赘叙但应着重强调一下儒家学派对华夏民族的重要意义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　　1、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本文只着重论述百家争鸣这一文化运动于华夏民族的重大意义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细细看来，有以下几点重要意义　　其一、各家学派互相诘难、批驳，又互相吸收、融合，使得各家学派的思想精华得以提升，终于形成中国的文化体系　　其二、这种文化体系的形成，为后来中国古代人们的思想、行为起到引导、规范作用提到这一意义，同时就必须提到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些人--各朝君主汉代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是很好的例子虽在其中有重要的政治意味，但独尊儒术这一行为对民族思想、行为的发展却有极大的意义　　其三、以儒家为例，儒学使得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最终，儒学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这种文化因成熟过度而走向了糜烂，走向了极度保守，所以，闻一多先生说：简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国的盛世时间一长，就要走向腐败，必得外来文明的冲击，才能获得新鲜血液，才能注入兴奋剂，重新容光焕发，光彩照人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就不会五彩缤纷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学派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也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儒家思想就是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并在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和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百家争鸣，璀璨华夏!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你自己把书看一遍。在看一下同类型的学习《管理思想史》的心得与收获，你就知道啦。这个还要别人给你写。自己写

主要内容以人为本的管理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正人必先正己管理 古代管理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 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贯穿着经权观，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经世实用的管理古代的军事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管理思想，成为军事乃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宝藏。天人合一和谐观管理古代管理思想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有序结构。扩展资料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十分丰富，诸子百家又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取长补短，难辨轩轾。论述博采百家，全面综合地推敲，力图从纵横交错之中理清其脉络，在相互渗透的论点上发现管理的真谛。 现代管理学源于西方，中国从来不缺少闪光的管理思想。古代管理思想非常丰富而深邃，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一直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引领着中国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开创中国特色的管理之路，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经验的研究和应用。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百度百科——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智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文选题

主要内容以人为本的管理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正人必先正己管理 古代管理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 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贯穿着经权观，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经世实用的管理古代的军事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管理思想，成为军事乃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宝藏。天人合一和谐观管理古代管理思想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有序结构。扩展资料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十分丰富，诸子百家又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取长补短，难辨轩轾。论述博采百家，全面综合地推敲，力图从纵横交错之中理清其脉络，在相互渗透的论点上发现管理的真谛。 现代管理学源于西方，中国从来不缺少闪光的管理思想。古代管理思想非常丰富而深邃，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一直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引领着中国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开创中国特色的管理之路，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经验的研究和应用。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百度百科——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智慧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发展中，涌现出各种管理思想和实践。其中，在组织管理、经营理财、选任用人等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论思想。 1．组织管理 中国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也许起源于《周礼》（公元前12—前11世纪），该书第一次把中国官僚组织机构设计为360职，并规定了相应的级别和职数，层次、职责分明。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管理战略与战术问题的杰出著作《孙子兵法》，距今已2500年。《孙子兵法》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在世界各国军事管理中奉为经典规则，并在企业和商务管理中得到广泛运用。 2．经营理财与选任用人 中国古代有许多经营理财的理论思想，比较著名的有范蠡、计然的待乏原则和积著之理。“待乏原则”强调预测市场物资的需要和价格的变化，以有利可图。“积著之理”则注重于猎取利润的方式，主张经营高质量物品，促进货币流动运行，并以存货多寡预测价格贵贱。早在南宋时期的会计原则中，就提出出纳与会计分离的思想。公元923年就已经有中国最早记载的酒类成本核算。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作出了以一定经营资金获取一定合理利润的论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素有“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主张。中国被世界公认为人事测验的发源地。从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制度，比较系统地体现和发展了我国古代人事考试和选拔的思想。从人事评价和选拔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在以下几方面具有管理心理学的意义： （1）公开申报与竞争：科举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她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和参与，使得测验和选拔有了较充分的选择基础； （2）综合评价与考核：大部分科举制考试包含多种内容和形式，从笔试、面试到论文、习武，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信息； （3）多层筛选与录用：科举制实践中比较注重自下而上的多层次筛选，并在适当的层次给予录用。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早在秦始皇时代，就修建起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隋唐时期开凿起世界上规模最大、流程最长的人工大运河。这些都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管理实践。古代管理实践中，都江堰系统工程是系统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而古代质量管理则从理论上丰富了质量管理的程序和方法。 3．古代关于能力的思想 （1）智力与能力 中国古代关于才能的思想极其丰富。思想家们一贯重视人的智能问题。孔子论及智力和能力的问题，所谓“上智”“下愚”“中人”是最早的智力类型差异说。知人善任、尊贤任能是我国古代人才管理的基本思路。荀子在《儒效》中强调了“无能不官”的用人原则，分析了小才大用的弊端。《墨子·尚贤》中也提到用人的原则是“察其所能而慎与官”，把任官和分禄区别开来，主张对有功的多给荣誉和享受，而把官职授给能够胜任的人。《韩非子·八经》中云：“量能授官”“举能以就官”“见能于官以授职”。1700多年前，刘劭在其论著《人物志》中按能力把管理者分为12个等级，提出“人材不同，能各有异”“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 （2）管理能力素质 在先秦诸子中，荀子是最重视人才能力素质分析的先哲。他从管理人员具备的知能力、言能力和行能力上作比较分析，将他们分为五类人：庸人、士、君子、贤人和大圣。从荀子对管理人员梯次能力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中，对中国古代先哲论述的管理能力素质种类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政研能力素质。这是最受人重视的管理能力素质。政研能力有不同层次之分。不同人的政研能力素质可分成类。 识人用人能力素质。主张管理者要善于识人之所长，从而善于用人之所长而避其所短，使组织有合理、良好的人才结构。 行政能力素质。各种管理人员的行政能力不同，不仅包括对下属的管理能力，而且也包括对上级的纠偏能力。最高级的行政能力出于有最好的政研能力和识人、用人能力。 《孙子兵法》也对领导能力作过比较系统的阐述。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认为一位领导者必须具备这五个方面的领导能力与道德修养。智者，即聪颖而有智慧，遇事能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与及时而合理的决定；信者，即信赖下级并能获得部下信任；仁者，即体贴、爱护下级，时刻把下级挂在心上；勇者，即有勇气，有魄力，处事果断，雷厉风行；严者，即遵守法纪，赏罚分明。

重控制----法家的管理思想——先秦诸子管理思想论纲（五）   法家创始人可以上溯到管仲、李悝，真正的奠基者是商鞅以及申不害，集大成者则是韩非。   韩非之学与老学有相似之处，它也是为君主出谋献策的，并且也像老学一样要求君主唯“道”是从。   然而，老学所注重的是“道法自然”，即“道常无为”的“玄德”品格，以及由此推引出来的“圣人抱一”的“上德”品格。   这个“抱一”的“一”，即“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的“一”，是指不显露自己的智能，使别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对其捉摸不透。“抱一”，就是指保持住这种“大智若愚”的状态，永远显得“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二十章》）的样子。   韩非之学所注重的则是“道无双”（《韩非子·扬权》。以下凡引《韩非子》，只注篇名。）的独一无二、支配一切的至上品格，由此强调“明君贵独道之容”（同上），要求君主体现“道无双”的特点，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此，在国家管理问题上，韩非所特别重视的是管理的控制职能，所以主张法治。所谓法治，就是对国家作为一个组织整体进行控制，它属于管理控制范畴。   法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控制理论。   韩非法治思想的特点是，主张“法”、“术”、“势”相结合。这里“势”所涉及的是控制系统问题；“法”所涉及的是控制标准问题；“术”所涉及的则是控制手段问题。   在韩非看来，要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控制，必须同时具备“法”、“术”、“势”三个要件。   可见，韩非的管理学说作为一种控制理论，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有效控制的前提条件问题。   在国家管理问题上，法家向来重视对国家组织制度的改造，这是其在先秦百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例如，商鞅变法的重点，就是在于打破传统的宗法血缘世袭制度，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   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继承了重视制度革新或制度重构的法家传统，在商鞅变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同上）这一建构大一统封建国家组织制度的理想模型。   这个新的国家组织制度模型，不仅要求把郡县制推行于“四方”，使“四方”统归中央政府管辖，更要求中央政府的权力最终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实现君主专制独裁统治。韩非认为，只有实行这样一种制度，即将形成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就其重视管理控制而言，韩非所提出的上述制度模型，其实也就是他为形成之中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所设计的一种可资实现对这个国家有效控制的理想控制系统。这个理想的控制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它有一个“执要”的控制中心。韩非所讲的“势”或“势位”，就是指这个控制中心而言。   所谓“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即是说“势”是制服国民的凭借。韩非认为，任何一个平常之人，如其占据了国家控制中心的位置，他便可以制服其国民，即使像桀这样的不肖之徒，得了势，也“能制天下”；反之，像尧这样的圣贤，不得势而为匹夫，则“不能正三家”。（参见《功名》）   总之，按照韩非的观点，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局面的控制系统，其中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其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控制系统，是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控制的根本条件。这便是其管理学说中关于“势”的思想的本质内容。   由此可见，韩非的管理控制思想，是偏重于控制体系的设计；其于体制因素的重视，远胜过了对人的素质、能力等主观因素的重视。这显示了其崇尚客观理性的管理理念。，   韩非固然特重“势”的作用，但他不同于慎到（早期法家代表人物）“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而是主张把“势”跟“法”结合起来的，认为只有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发挥其各自的效用，故曰：“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如果说“势”是实现有效控制在组织制度（控制系统）方面的保障的话，那末，“法”就是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而确立的标准。这种标准，是控制过程中，对所涉及到的人的具体行为或工作情况进行衡量与评价，从而采取适当矫正措施的依据。   韩非认为，实行控制而没有“法”（控制标准），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的，犹如工匠造车，“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同上）也。   “法”是要众人遵守执行的，故“法莫如显”。必须将“法”公布于众，使之家喻户晓，以至“境内卑贱莫不闻知”（《难三》），如此使众人皆知应当如何行事，才能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否则，“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难势》）。   为了确保众所周知应当如何行事，更必须“擅其法”，“一其宪令”，使他们明确无疑地知道该何去何从；否则，“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没有统一的行为准则，就会使一般人感到无所适从，更为奸滑之徒利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悖）”的矛盾情况，提供了“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的渔利机会。（参见：《定法》。）   韩非认为，有了明确而统一的“法”，才可以“循名责实”，按其规定的标准来考核众人的所作所为，以便运用赏罚来纠正所发生的偏差，达到控制的目的。但是，要保证“法”的贯彻执行，尚须有“术”。   “术”，就是“知下”即了解和洞察民情的方法，也就是收集和获取有关控制的信息或情报的手段。韩非论“知下”的意义在于：   “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难三》）   这也就是说，“用术”有两个方面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被控制人结党营私而导致其行为与预期的控制目标和控制标准发生重大偏离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   另一方面是为了准确无误地掌握被控制人的行为或工作情况，以便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估和采取恰当的赏罚措施来鼓励或矫正之，从而卓有成效地将被控制人的行为引导到预期的目标和标准上来。   由于韩非把人看成都是生来就“恶劳而乐佚”（《心度》），而且无不计利自便（参见《六反》），绝不肯做“害身而利国”的事（参见《饰邪》），所以他认为，“怀于义”而心甘情愿接受控制的人是极少的，绝大多数人则是“服于势”才勉强接受控制（参见《五蠹》），即所谓“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备内》），故他们在骨子里对于控制是极其反感的，并且总是千方百计试图摆脱控制而自行其是，这样，暗中图谋私利的“奸情”，便在所不能免了。   韩非所提倡的“术”，就主要是被用来“察奸”的。   对管理控制行为来说，所谓“奸”，就是其应当掌握而又尚未了知的那些程度不同地背离了控制标准和控制目标的客观情况。毫无疑问，尽可能及时地了解和掌握这类情况并予以纠正，正是管理控制的主要任务。   韩非认为，“知奸”必须依靠“术”，而“术”的主要内容，则在于“因人以知人”（《难三》）。   具体言之，所谓“因人以知人”，就是说，“知奸”不能只靠主管者个人的智能，对于主管者来说，如果“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得奸者寡矣”（同上），这不仅是因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更由于“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有度》）。故“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难三》）？个人的智能总是有限的，一人决不敌众人，自然也不足以尽知众人，这道理就如同“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同上）一样。   故正如须用“因物以治物”（同上）的逻辑类推方法，才能“遍知物”一样，欲尽知众人，也只能采用“因人以知人”的办法，借助于别人的耳目闻见（间接经验）来获取真实的情况。   这个办法，包括了“赏告奸”的内容，即利用收买奸细告密，而侦得奸情。这种不择手段的察奸伎俩，自然是不可告人，也见不得人的，所以韩非说：“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同上）；“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同上）。   从广义来说，韩非所谓的“术”，还包括“叁伍之道”，因为他把“不察叁伍之政”看作也是“无术”的一种表现（参见《难三》）。所谓“叁伍”，就是汇合各方面的情况作分类和比较研究。这实际上是主管者在“因人以知人”的过程中，对通过别人所了解和掌握到的情况加以其个人的理性分析和思考，以辨其真伪，明其是非。   韩非把“法”和“术”看作是主管者由以实施控制的两大法宝：“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   这种控制理论表明：要对被控制人的实际行为或工作情况做出准确的测量，必须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标准作为依据；而制定这种标准和进行这种测量，正是控制活动中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定标准还是作测量，都存在着一个信息沟通的环节：“布法于百姓”，是信息的传递（管理者向被管理者传递信息）；“用术以知奸”，是信息的反馈（通过管理者自身的能动活动来实现）。由此可见，韩非对信息沟通对管理控制的重要意义，已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实际上已将其纳入了管理控制的范畴。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