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文选题方向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文选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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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主要内容以人为本的管理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正人必先正己管理 古代管理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 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贯穿着经权观,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经世实用的管理古代的军事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管理思想,成为军事乃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宝藏。天人合一和谐观管理古代管理思想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有序结构。扩展资料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十分丰富,诸子百家又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取长补短,难辨轩轾。论述博采百家,全面综合地推敲,力图从纵横交错之中理清其脉络,在相互渗透的论点上发现管理的真谛。 现代管理学源于西方,中国从来不缺少闪光的管理思想。古代管理思想非常丰富而深邃,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一直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引领着中国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开创中国特色的管理之路,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经验的研究和应用。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百度百科——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智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论文选题方向
[摘要]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儒家思想中的那些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柔性管理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是一种更加深沉、更加高级的管理,是一种充分体现理性、贴近人性的管理。儒家管理思想应摒弃自身的不足,向柔性管理方法提升,为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指导。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统管理柔性管理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广博精深、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管理理论方面面临着一大尴尬:一方面拥有著述宏富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缺乏现代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并且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说,建立企业的现代管理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一、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柔性管理的相通之处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现代社会,对任何一个组织而言,要获得成功,取得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得到组织成员的认同和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才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当代经济条件下,企业所掌握和运用的诸生产资料中,土地和资本的作用在日益下降,而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人这一要素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差异 虽然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有相通之处,但是作为不同阶段的管理思想,二者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儒家传统管理重专制,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柔性管理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通过员工积极地在决策、营销、管理、科研等方面参与活动,使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释放,与企业同舟共济,将“藏之于民”的知识充分地发挥和运用起来,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儒家传统思想重保守,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变革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而柔性管理则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奉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 儒家传统管理重义轻利,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义利统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代柔性管理并不否认“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代企业应该把“义利统一”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下去,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儒家传统管理重均同,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个性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柔性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柔性管理的职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关系主要是从个体开始。我们应该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他们有不同的志向、爱好和需要,有不同的性格、追求和态度,有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潜力。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儒家管理思想自身存在不足,与现代企业管理不相适应。柔性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必然趋势,所以将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措施 二者的相通之处为儒家管理思想向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提升创造了基础,在此基础上,针对儒家管理思想的不足,提出了以下几个具体措施: 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就是把经理人的工作由控制下属变成与下属一起设定客观标准和目标,实现“自我控制”,通过让组织的成员亲自参加工作目标的制定,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激励员工努力完成工作目标。 权变管理。在现代管理学中,将“通权达变”的管理方法称为“权变管理”。其基本思想是管理的方式和技术要随着企业和组织的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普遍使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没有绝对最好的东西,一切随条件而定”这句格言就是权变管理的核心思想。 企业文化建设。所谓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经营思想、管理模式、团队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个企业区别于其同类企业的基本标志。可见,企业文化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价值取向或经营理念。 工作岗位的设计与调配。与一般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更在意自身价值的实现,并强烈期望得到组织和社会的认可,他们比国内不满足被动的完成一般性事务工作,而是尽力追求完美的结果。因此,他们更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把攻克难关看作一种乐趣、一种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现实的工作对这些员工来说往往是单调乏味的,员工对自身的工作产生不满,工作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随之下降。但是没有一种工作本身是乏味的,工作能否吸引人,取决于具体工作岗位是否能充分发挥员工的能力。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设计它,怎样让它去动起来,怎样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可以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处,兼收并蓄,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管理要求出发,博采众家之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来丰富现代管理理论,推进东方管理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其绪柔性管理[M]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 [2]稻香柔性管理[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3]冯沪祥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管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4]杨先举孔子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邓志辉浅谈当代管理新趋势:柔性管理[J]经济师,2006,(10A) [6]吕巧凤儒家的人本思想及其与现代管理理念的契合[J]理论探讨,200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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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文选题
主要内容以人为本的管理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正人必先正己管理 古代管理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 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贯穿着经权观,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经世实用的管理古代的军事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管理思想,成为军事乃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宝藏。天人合一和谐观管理古代管理思想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有序结构。扩展资料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十分丰富,诸子百家又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取长补短,难辨轩轾。论述博采百家,全面综合地推敲,力图从纵横交错之中理清其脉络,在相互渗透的论点上发现管理的真谛。 现代管理学源于西方,中国从来不缺少闪光的管理思想。古代管理思想非常丰富而深邃,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一直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引领着中国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开创中国特色的管理之路,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经验的研究和应用。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百度百科——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智慧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发展中,涌现出各种管理思想和实践。其中,在组织管理、经营理财、选任用人等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论思想。 1.组织管理 中国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也许起源于《周礼》(公元前12—前11世纪),该书第一次把中国官僚组织机构设计为360职,并规定了相应的级别和职数,层次、职责分明。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管理战略与战术问题的杰出著作《孙子兵法》,距今已2500年。《孙子兵法》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在世界各国军事管理中奉为经典规则,并在企业和商务管理中得到广泛运用。 2.经营理财与选任用人 中国古代有许多经营理财的理论思想,比较著名的有范蠡、计然的待乏原则和积著之理。“待乏原则”强调预测市场物资的需要和价格的变化,以有利可图。“积著之理”则注重于猎取利润的方式,主张经营高质量物品,促进货币流动运行,并以存货多寡预测价格贵贱。早在南宋时期的会计原则中,就提出出纳与会计分离的思想。公元923年就已经有中国最早记载的酒类成本核算。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作出了以一定经营资金获取一定合理利润的论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素有“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主张。中国被世界公认为人事测验的发源地。从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制度,比较系统地体现和发展了我国古代人事考试和选拔的思想。从人事评价和选拔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在以下几方面具有管理心理学的意义: (1)公开申报与竞争:科举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她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和参与,使得测验和选拔有了较充分的选择基础; (2)综合评价与考核:大部分科举制考试包含多种内容和形式,从笔试、面试到论文、习武,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信息; (3)多层筛选与录用:科举制实践中比较注重自下而上的多层次筛选,并在适当的层次给予录用。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早在秦始皇时代,就修建起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隋唐时期开凿起世界上规模最大、流程最长的人工大运河。这些都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管理实践。古代管理实践中,都江堰系统工程是系统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而古代质量管理则从理论上丰富了质量管理的程序和方法。 3.古代关于能力的思想 (1)智力与能力 中国古代关于才能的思想极其丰富。思想家们一贯重视人的智能问题。孔子论及智力和能力的问题,所谓“上智”“下愚”“中人”是最早的智力类型差异说。知人善任、尊贤任能是我国古代人才管理的基本思路。荀子在《儒效》中强调了“无能不官”的用人原则,分析了小才大用的弊端。《墨子·尚贤》中也提到用人的原则是“察其所能而慎与官”,把任官和分禄区别开来,主张对有功的多给荣誉和享受,而把官职授给能够胜任的人。《韩非子·八经》中云:“量能授官”“举能以就官”“见能于官以授职”。1700多年前,刘劭在其论著《人物志》中按能力把管理者分为12个等级,提出“人材不同,能各有异”“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 (2)管理能力素质 在先秦诸子中,荀子是最重视人才能力素质分析的先哲。他从管理人员具备的知能力、言能力和行能力上作比较分析,将他们分为五类人:庸人、士、君子、贤人和大圣。从荀子对管理人员梯次能力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中,对中国古代先哲论述的管理能力素质种类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政研能力素质。这是最受人重视的管理能力素质。政研能力有不同层次之分。不同人的政研能力素质可分成类。 识人用人能力素质。主张管理者要善于识人之所长,从而善于用人之所长而避其所短,使组织有合理、良好的人才结构。 行政能力素质。各种管理人员的行政能力不同,不仅包括对下属的管理能力,而且也包括对上级的纠偏能力。最高级的行政能力出于有最好的政研能力和识人、用人能力。 《孙子兵法》也对领导能力作过比较系统的阐述。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认为一位领导者必须具备这五个方面的领导能力与道德修养。智者,即聪颖而有智慧,遇事能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与及时而合理的决定;信者,即信赖下级并能获得部下信任;仁者,即体贴、爱护下级,时刻把下级挂在心上;勇者,即有勇气,有魄力,处事果断,雷厉风行;严者,即遵守法纪,赏罚分明。
重控制----法家的管理思想——先秦诸子管理思想论纲(五) 法家创始人可以上溯到管仲、李悝,真正的奠基者是商鞅以及申不害,集大成者则是韩非。 韩非之学与老学有相似之处,它也是为君主出谋献策的,并且也像老学一样要求君主唯“道”是从。 然而,老学所注重的是“道法自然”,即“道常无为”的“玄德”品格,以及由此推引出来的“圣人抱一”的“上德”品格。 这个“抱一”的“一”,即“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的“一”,是指不显露自己的智能,使别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对其捉摸不透。“抱一”,就是指保持住这种“大智若愚”的状态,永远显得“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二十章》)的样子。 韩非之学所注重的则是“道无双”(《韩非子·扬权》。以下凡引《韩非子》,只注篇名。)的独一无二、支配一切的至上品格,由此强调“明君贵独道之容”(同上),要求君主体现“道无双”的特点,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此,在国家管理问题上,韩非所特别重视的是管理的控制职能,所以主张法治。所谓法治,就是对国家作为一个组织整体进行控制,它属于管理控制范畴。 法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控制理论。 韩非法治思想的特点是,主张“法”、“术”、“势”相结合。这里“势”所涉及的是控制系统问题;“法”所涉及的是控制标准问题;“术”所涉及的则是控制手段问题。 在韩非看来,要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控制,必须同时具备“法”、“术”、“势”三个要件。 可见,韩非的管理学说作为一种控制理论,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有效控制的前提条件问题。 在国家管理问题上,法家向来重视对国家组织制度的改造,这是其在先秦百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例如,商鞅变法的重点,就是在于打破传统的宗法血缘世袭制度,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 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继承了重视制度革新或制度重构的法家传统,在商鞅变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同上)这一建构大一统封建国家组织制度的理想模型。 这个新的国家组织制度模型,不仅要求把郡县制推行于“四方”,使“四方”统归中央政府管辖,更要求中央政府的权力最终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实现君主专制独裁统治。韩非认为,只有实行这样一种制度,即将形成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就其重视管理控制而言,韩非所提出的上述制度模型,其实也就是他为形成之中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所设计的一种可资实现对这个国家有效控制的理想控制系统。这个理想的控制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它有一个“执要”的控制中心。韩非所讲的“势”或“势位”,就是指这个控制中心而言。 所谓“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即是说“势”是制服国民的凭借。韩非认为,任何一个平常之人,如其占据了国家控制中心的位置,他便可以制服其国民,即使像桀这样的不肖之徒,得了势,也“能制天下”;反之,像尧这样的圣贤,不得势而为匹夫,则“不能正三家”。(参见《功名》) 总之,按照韩非的观点,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局面的控制系统,其中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其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控制系统,是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控制的根本条件。这便是其管理学说中关于“势”的思想的本质内容。 由此可见,韩非的管理控制思想,是偏重于控制体系的设计;其于体制因素的重视,远胜过了对人的素质、能力等主观因素的重视。这显示了其崇尚客观理性的管理理念。, 韩非固然特重“势”的作用,但他不同于慎到(早期法家代表人物)“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而是主张把“势”跟“法”结合起来的,认为只有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发挥其各自的效用,故曰:“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如果说“势”是实现有效控制在组织制度(控制系统)方面的保障的话,那末,“法”就是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而确立的标准。这种标准,是控制过程中,对所涉及到的人的具体行为或工作情况进行衡量与评价,从而采取适当矫正措施的依据。 韩非认为,实行控制而没有“法”(控制标准),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的,犹如工匠造车,“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同上)也。 “法”是要众人遵守执行的,故“法莫如显”。必须将“法”公布于众,使之家喻户晓,以至“境内卑贱莫不闻知”(《难三》),如此使众人皆知应当如何行事,才能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否则,“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难势》)。 为了确保众所周知应当如何行事,更必须“擅其法”,“一其宪令”,使他们明确无疑地知道该何去何从;否则,“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没有统一的行为准则,就会使一般人感到无所适从,更为奸滑之徒利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悖)”的矛盾情况,提供了“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的渔利机会。(参见:《定法》。) 韩非认为,有了明确而统一的“法”,才可以“循名责实”,按其规定的标准来考核众人的所作所为,以便运用赏罚来纠正所发生的偏差,达到控制的目的。但是,要保证“法”的贯彻执行,尚须有“术”。 “术”,就是“知下”即了解和洞察民情的方法,也就是收集和获取有关控制的信息或情报的手段。韩非论“知下”的意义在于: “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难三》) 这也就是说,“用术”有两个方面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被控制人结党营私而导致其行为与预期的控制目标和控制标准发生重大偏离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 另一方面是为了准确无误地掌握被控制人的行为或工作情况,以便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估和采取恰当的赏罚措施来鼓励或矫正之,从而卓有成效地将被控制人的行为引导到预期的目标和标准上来。 由于韩非把人看成都是生来就“恶劳而乐佚”(《心度》),而且无不计利自便(参见《六反》),绝不肯做“害身而利国”的事(参见《饰邪》),所以他认为,“怀于义”而心甘情愿接受控制的人是极少的,绝大多数人则是“服于势”才勉强接受控制(参见《五蠹》),即所谓“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备内》),故他们在骨子里对于控制是极其反感的,并且总是千方百计试图摆脱控制而自行其是,这样,暗中图谋私利的“奸情”,便在所不能免了。 韩非所提倡的“术”,就主要是被用来“察奸”的。 对管理控制行为来说,所谓“奸”,就是其应当掌握而又尚未了知的那些程度不同地背离了控制标准和控制目标的客观情况。毫无疑问,尽可能及时地了解和掌握这类情况并予以纠正,正是管理控制的主要任务。 韩非认为,“知奸”必须依靠“术”,而“术”的主要内容,则在于“因人以知人”(《难三》)。 具体言之,所谓“因人以知人”,就是说,“知奸”不能只靠主管者个人的智能,对于主管者来说,如果“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得奸者寡矣”(同上),这不仅是因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更由于“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有度》)。故“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难三》)?个人的智能总是有限的,一人决不敌众人,自然也不足以尽知众人,这道理就如同“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同上)一样。 故正如须用“因物以治物”(同上)的逻辑类推方法,才能“遍知物”一样,欲尽知众人,也只能采用“因人以知人”的办法,借助于别人的耳目闻见(间接经验)来获取真实的情况。 这个办法,包括了“赏告奸”的内容,即利用收买奸细告密,而侦得奸情。这种不择手段的察奸伎俩,自然是不可告人,也见不得人的,所以韩非说:“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同上);“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同上)。 从广义来说,韩非所谓的“术”,还包括“叁伍之道”,因为他把“不察叁伍之政”看作也是“无术”的一种表现(参见《难三》)。所谓“叁伍”,就是汇合各方面的情况作分类和比较研究。这实际上是主管者在“因人以知人”的过程中,对通过别人所了解和掌握到的情况加以其个人的理性分析和思考,以辨其真伪,明其是非。 韩非把“法”和“术”看作是主管者由以实施控制的两大法宝:“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 这种控制理论表明:要对被控制人的实际行为或工作情况做出准确的测量,必须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标准作为依据;而制定这种标准和进行这种测量,正是控制活动中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定标准还是作测量,都存在着一个信息沟通的环节:“布法于百姓”,是信息的传递(管理者向被管理者传递信息);“用术以知奸”,是信息的反馈(通过管理者自身的能动活动来实现)。由此可见,韩非对信息沟通对管理控制的重要意义,已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实际上已将其纳入了管理控制的范畴。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文选题方向
据学术堂了解,古代文学论文的选题方向有很多,下面整理了一些论文题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考论 汉武帝时期辞赋考论 论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 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 论《史记》的叙事艺术 论汉乐府诗的艺术成就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 论《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和抒情技巧 论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 论魏晋隐逸之风与魏晋文学 阮籍咏怀诗略论 左思咏史诗略论 试论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 试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浅谈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 试论陶渊明诗歌中的鸟酒和菊等意象 谢灵运山水诗略论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的选题方向这个就太多了呀,因为中国古代的话,它的这个文学范围是很广的,它的诗词歌画都是孩子在这个文学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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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文选题方向是
题记:世界上最远的不是天涯海角,而常常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大学生面对未来常常要——平衡现实和理想的天平 。兴致勃勃,满怀理想,刚跨入大学校园的莘莘学子,个个意气风发。时光飞逝如箭,四年的校园生活一晃而过,有人朝着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迈进,也有人的梦想被越来越多的现实所吞噬。 什么是理想?理想就是你想做什么或者说你希望得到什么。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理想,不同行业的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环境,理想也会不尽相同。一个母亲在儿女小的时候,理想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健康成长,儿女成人后,她的理想就会变为希望儿女早日成才。一个创业者在刚刚步入社会时,他的理想就是自己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等到自己有了一定资本时,他的理想却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企业家,拥有自己的公司。 什么是现实?现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你都得去面对。孙悟空再闹腾、本领再大,他还是不敢忽视唐憎口中的紧箍咒,犯罪分子再狡猾、手段再狠,他还是得害怕面对警察手里锃亮的手铐。现实就是现实,让你无处藏身、无法逃脱。 理想与现实,有时候距离很近,有时候却又相隔千里。打个比方吧,如果你是一个定居在都市的人,而你仅仅只是想吃一顿有鱼有肉的丰盛晚餐,那么你只要打个电话或是走出家里,你的愿望就会变为现实,但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农民,那可能就会成为你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反过来说,都市里的人如果想呼吸一下没有污染的新鲜空气,别人也许就会说你是在做梦,而生活在大山里的人却不用走出家门就能从墙壁四周的空隙里感受到。 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距离,这是常识,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怀疑它的正确性,并且会认真到承认它。但是,承认这句话,不是要向现实妥协,而是为了更好的坚持理想。一个人,在现实中,即使不可以独领风骚,或者岿然不动,但绝对不能随波逐流,做一个行尸走肉。 如何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是一个既简单却又复杂的问题。 理想与现实,在某些人看来是一对矛盾,因为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很大差异,有时甚至相互违背。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它却是获得成功的必然因果关系。一代职业高尔夫球手“老虎”伍兹,在看过电视上介绍伟大的高尔夫运动员尼克劳斯节目后,他的心一下就被打动了,从此 “像尼克劳斯一样做个伟大的职业高尔夫球员”便成了他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发奋努力,仅用了三个月,就成了奥兰多市少年高尔夫球赛的冠军。但当他把自己的理想变为“为母亲买一栋漂亮的别墅”时,却遭到了启蒙老师费尔曼的大声训斥,“你的理想就只值每周500美元能买得起的一栋别墅吗”,18岁的他顿时醒悟了,从此他更加刻苦训练,终于成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高尔夫球运动员,并以一亿美元的年收入成为世界上年收入最高的体育明星,他为自己的母亲一共买了6栋位于不同地方的别墅。 现理想,做你不是最爱的工作,而在你不爱的工作上拚命,赚够了钱,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再去做你最爱的工作…… 其实理想与实际是经常可以兼得的。但是你必须有计划,必须付出,必须执著。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所以不能说什么工作好什么工作不好。许多做出成就的人其实都是从小事做起,兢兢业业,然后才取得成功的。一个工作只要你喜欢,而且这个工作又特别适合你,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长处,那么,这就是个好工作。我不太赞成找不到工作就不就业的做法。在就业的同时能实现择业当然好,但是,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形势下,很难在就业的同时实现择业。在这种情况下,先就业后择业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积累了好多社会经验,积累了许多职业技能,而现在企业越来越看重经验。所以先积累经验,这也有助于你以后找到更为理想的工作。 打工,实践,积蓄,有一定条件后自己发展。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就会变得越来越小,持之以恒,终有一天,熊掌与鱼兼得。 确定你的目标,找到你的兴趣,发挥你的潜力,让理想贴近现实,你的人生必会绽放出璀璨光芒的。 当我们追求理想时,当然不能忽略了实际问题。 最完美的是能将理想和实际相结合,比如找一份你最爱的工作而理想与现实有分歧时就可以这样分三步走:1面对现实,只要能得温饱,有了一定的收入,你能从中得到物质的享受 2 从实际出发,做你不是最喜爱的工作。把不爱做的工作做得“足够好”,然后再说去追逐什么理想。3逐步实 人有的时候就是很脆弱,很难说服自己,即所谓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古训有“观棋不语真君子”,真的是这样吗?难说。如肖伯纳所说的“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就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如此轻松的话掩饰不了内心的沉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大概就是这样,要么得到,要么失去,但在得到与失去之间,二者却是可悲的。得到有得到之后为失去的痛苦,失去有失去之后为出师未捷的抱怨。人立足于世,是永远不会知足,总在埋怨中度过一生,这就注定了他要受尽一切的折磨。许多人皆渡尽劫,方知人生的真谛,人为什么只能在弥留,或者是痛苦之后才明晓一切呢?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精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教训得是。对于怎样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这里我还是没有提及,难道是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肯定不是。处理二者的关系,只有等到我们得不偿失之后才可明了,这是对食古不化的人。“响鼓不用重锤”,是明白人的话,就很容易爬出来的。王安石在《游褒蝉山记》中写到:“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于力,而不随以止,方可到也。”要达到理想和现实的有机结合,是非常人所能办到的。 “追忆”这个词就好像“怀旧”这个词所表示的那样,往事给人带来的往往是一种隔帘望月式的憧憬和向往,时间往往把许多人们不愿意回忆的东西过滤出去,留下来的总是想象中值得留恋的事情,于是,追忆中的古代往事很美妙,特别是当追忆者对现实不那么满意的时候,对古代的追忆就成了他们针砭现实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中显示出来的总是温馨的历史背影。大多数以批评为己任的知识阶层中人由于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不满和埋怨,常常把遥远的古代当成了寄托理想的时代,在想象中寄寓了太多的理想色彩,把眼前实有的心情转化为遥远的渴慕,再把幻想中的遥远故事作为眼前世界的镜子。于是,在他们笔下,上古往往是幸福而恬静的,就像后世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葛兆光《中国古代思想史》。知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的艰难,了解“往古之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聚以避暑”的困苦,感胄“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窑,夏则居巢穴,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没有麻丝,衣其羽皮”的落魄。发觉其实古代并不是理想的天堂。人们对古代理想的向往,与古代真实的现实生活之间有着很远的距离。 理想和现实,我们在其间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方向和机会,更要尊重事实,切合自己的实际。我们说一个人之爱农村是无可厚非。但是一个用理想主义来爱的人,应该说他的爱是很脆弱的。一旦他长久地置身于农村,当他洞悉了其间的“漏洞”,就是和他美化的事物是完全不一样,精神甚至肉体的崩溃是惨淡的。就好像从很高的地方摔了下来,再也爬不起来。甚至更厉害。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被珍视的事物就是他的亲人乃至是生命。我们常说亲人之间的伤害是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道理。再者一个人的生命出现了漏洞,当他发现这是无法弥补,他还有活下去的勇气?人最怕的不是外界的干扰和打击,最大的痛莫过于自己寄情的世界突然轰塔,没有一点的精神准备。那个时候是整个精神世界的坍塌,没有方向,永远迷失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自暴自弃,破罐子再破摔。 回到我们大学生的话题上来,我们大学生大多有远大的理想,对未来充满幻想和希望,对一些具体事情,如求学、谋职、恋爱、婚姻等方面,常会对自己"设计"一番,然而这种" 设计"最终能否实现却受到诸多现实条件的限制。比如,报考大学选择专业虽说是"自觉自愿",可是也有身体状况等条件限制。条件不允许,你就得忍痛放弃了。因此,大学生必须正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具体说来要做到以下几点: 1.提高认识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大学生应很好地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承认它,接受它。要知道光明的前途中总是布满了坎坷的,人的一生,挫折和冲突是无法回避的。遇到此情此境,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应想到"车到山前必有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坚信胜利总要来到,风雨后的阳光会更灿烂!2.要从书籍中汲取营养,树立远大的志向。优秀的小说,人物传记,鼓励大学生奋发向上。大学生应以古今中外身处逆境而奋斗不息取得重大成就的人物为榜样,借以鞭策、勉励自己;把激发进取的名言警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些均有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成为有用之才,丰富文化生活,陶冶情操,以免陷入消极颓废的精神境地。 3.要做"乐天派"不做"唉声派"。乐观是大学生保持情绪健康的金钥匙。乐观,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运用唯物论与辩证法的观点分析、处理问题;乐观,就必须时刻准备迎击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要能在搏击困难中感受到幸福和快乐。4.大学生要自觉地磨练自己,培养坚强的意志和良好的心理素质。针对自己容易受刺激而发生冲动的特点,学会控制激情,养成按照理性而行动的习惯。个人的欲求是否获得满足,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大学生还要养成对欲求不能满足的耐性。这样,即便在理想与现实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你也能保持健康的心理。 理想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如果说,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那么实践就是联系两者的桥梁,理想不等于现实,理想的实现要通过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曲折之路,有赖于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奋斗实践,才是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 理想之花灿烂,理想之果甘美,要使理想开花结果,就必须用辛勤的汗水来浇灌。 理想与现实,自在心中,正确面对! 现实在脚下,理想在路的尽头,在天平上漫步向前,不回头就能实现你的理想!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的选题方向这个就太多了呀,因为中国古代的话,它的这个文学范围是很广的,它的诗词歌画都是孩子在这个文学里面的。
魏晋南北朝文学论文选题参考:1、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2、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3、魏晋南北朝文学与道教。 4、继承与超越——新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写论文注意事项:1、论文里面千万不可以出现“我”这个词,论文具有科学的严肃性、严谨性,避免出现“我”人称代词。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论文改成了“笔者”呢,实际上,用“本文”来替代比较是聪明人的做法,也是在各类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2、论文写作过程中避免出现感叹号,论文应以陈述语句为主,出现语气叹词瞬间降低论文的层次,问句主要在写文章的结构和结论的时候使用,其他的地方能少就少。3、杜绝排比句,排比句很没有逻辑,尤其是文科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排比句会让别人将你的论文当成作文,切记论文不是作文。4、直接引用不超过文章全文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间接引用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主要放在文章的前人研究成果的部分。避免直接引用,一个小技巧就是把直接引用放在注解里面。
据学术堂了解,古代文学论文的选题方向有很多,下面整理了一些论文题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考论 汉武帝时期辞赋考论 论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 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 论《史记》的叙事艺术 论汉乐府诗的艺术成就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 论《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和抒情技巧 论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 论魏晋隐逸之风与魏晋文学 阮籍咏怀诗略论 左思咏史诗略论 试论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 试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浅谈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 试论陶渊明诗歌中的鸟酒和菊等意象 谢灵运山水诗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