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词汇的演变论文研究方向
古代汉语词汇的演变论文研究方向
在词义变化的过程中,指称义素和区别性义素呈现出变换、遗传、扩大和紧缩等不同的形态。今天出国留学网带来的论文就来浅谈古代汉语词义发展演变及其原因,欢迎阅读。浅谈古代汉语词义发展演变及其原因 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观里提到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语言自产生以来,经过悠悠历史长河,由于不同的历史特征、社会环境,也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而语言内部的重要因素——词义,同样也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 词义演变原因: 1、社会的发展是影响到词义演变的最主要因素。语言属于社会现象。 从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的存在。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语言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社会之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极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要把语言同社会发展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因此,考察词义的演变也必须与社会发展的历史紧密地结合起来。比如“民”,在殷商和西周时指奴隶。《尚书·多士》提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灭殷后,要把殷的一部分人迁到成周。此时,这些人已经成了周朝的奴隶,所以称之为“民”,又因为不服管束,称之为“顽民”。随着奴隶制经济的解体,封建制逐渐取代奴隶制,“民”由奴隶上升为自由民,社会地位提高了。“民”就有了“人民”、“百姓”的意思。此例充分说明了社会变化给词义带来的深刻变化。 2、古人的风俗习惯和对事物的认识与联想等,对词义的演变也有影响。 语言是一种系统性的事物,它深深受使用它的群体影响,无论是语言,语法,还是语义都具有约定俗成的特点。比如“羊”,古代认为是六畜中最具美味的佳肴,这种风俗习惯也在文字和字义上有所反应,出现了一批从“羊”得声的形声字和会意字,它们大多有“美好”、“善良”等义,如“祥”,从“羊”得声训为“善”。“善”从“羊”会意,训为“吉”。“美”从羊会意,古人既把羊看成是吉祥、美好的东西,它的词义经过经过抽象和引申,不少美好善良的品德和事物东都可以用“羊”来形容。比如《诗经·召南·羔羊》这首诗,比喻“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小羊称为“羔”。又比如“玉”字,本来的意思是“美石”。可是古人认为“玉”有五个美好的品德:仁、义、智、勇,因此士大夫都佩戴美玉以此喻德。《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配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可见平时古代君子都是玉不离身,因此“玉”比喻为一切美好的事物。 3、词义的发展演变也有着自己的内部规律,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语言交际中人们对词义的选择性注意。 某个词在某一种语言环境中不断地连续使用,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会把一个较为广义的词的词义限制在其中的某一个方面上。而大多数事物或物件都是复杂的,它们由若干个可分的部分组成一个整体。这些部分中,有的部分与说话人要表达的思想有关,有的则无关。在语言交际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与谈话内容有联系的重要部分上。比如在古代汉语中,“臭”字兼有“香”和“臭”两个意思。《易·系辞上》:“其臭如兰。”此时的臭就是“香”的含义。孔颖达疏对“臭”字的词义变化训释得很好:“臭是气之别名,古者香气秽气皆名为臭。”在语言交际中,“臭”字由于经常表示臭秽之义,人们对这个意项又加以选择性的注意,所以“臭”字的词义也发生了演变。 古今词义的演变方式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词汇,它的意义在历史变迁中已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语言的继承性。因此,追根溯源,我们不能忽视了古代汉语词义及其演变过程。在我们现代词汇中,有这样一些词,它们的意义直到今天仍然是几千年的意义,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如“大”、“小”、“哭”、“笑”等,这些属于基本词汇,是词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语言继承性、稳固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词,由于语言的继承性,今义从古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古今之间必然要发生关系。有些关系是比较明显的,有些关系却很隐晦。这些都需要我们日常积累并且认真分析。 词义的演变是异常复杂的,大致可以分为下面四方面。 第一、词义的扩大。词义的扩大是指概念的外延扩展,引申后的词义所反应的客观对象的范围比原来扩大了。例如:“诗”,在古代专指《诗经》,《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现在就泛指一般诗歌了。相似的字还有“江”、“河”。在古代,江、河都是专有名词,本指长江、黄河。如《公输》:“江汉之鱼鳖为天下富。”《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乃悉引兵渡河······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后来由特指的长江、黄河引申指一般河流,由个别到一般,词义的范围扩大。原来的专有名词“江”、“河”后来加上形容词表示,成为“长江”、“黄河”。“航行”一词,原来仅指在水上行走,现在也用来指飞机在天空中飞行。“花”原来指植物的花朵,都来扩大为整个植物,包括根、茎、叶在内。如“种花”,还有引申为动词“花钱”,相当于“使”、“用”的含义。 第二、词义的缩小。词义的缩小是概念外延的缩小,即后来的意义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的范围,只是原来的一部分或是一个方面。如“宫”,上古泛指房屋。“宫”“室”是同义词,先秦都指房屋。秦汉以后,“宫”专指封建帝王的住宅,如“阿房宫”、“未央宫”。而现在除了某些叫“宫”的旧称外,只有某些文化娱乐场所才称宫。如少年宫,文化宫。“宫”的词义范围越来越缩小了。再如“丈夫”,古代指成年男子。《说文》:“周制,八寸为尺,十寸为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韩非子》:“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后来“丈夫”一词只指女性的配偶。“床”在古代兼指坐具和卧具。《说文》:“床,安身之坐者”,段玉裁改之为“安身之几坐也。”《木兰诗》:“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都是指坐具,现在的“床”,常指卧具,应用范围缩小了。 第三、词义的转移。词义的转移是指词义由甲事物转移到指称乙事物,甲乙两者之间没有类属的关系。例如“穷”,《说文》卷七说是“极也”,本义是“尽”或者“尽头”,引申为苦难或是走投无路;用作动词,则是“走到尽头”。《荀子劝学》:“蜷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游褒禅山记》:“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 后来“穷”有贫乏之义,成为“贫”的同义词,词义就转移了。古代“穷”和“贫”是有分别的,“贫”和“富”对举,“穷”和“通”对举。后来,“穷尽”之义少用了,但残存于成语之中,如“日暮途穷”、“山穷水尽”、“穷寇莫追”等。再如“谢”字,《说文》:“谢,辞去也。”引申为“告诉”、“向·······说”或“引以为过”。《触龙说赵太后》:“入而徐趋,主而自谢。” 《鸿门宴》:“于是遂去,乃今张良留谢。” 《孔雀东南飞》:“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 后来引申为“感谢”,和“辞去”没有类属关系,词义就此发生了转移。 第四、词义的褒贬色彩不同。风俗习尚和社会思潮的改变,往往引起人们对事物的爱惜与善恶评价的变化,从而影响词义的褒贬。有的词由褒义变为了贬义,有的词由贬义变为了褒义等等。例如:“爪牙”古代弑指猛将,武将。《国语·越语上》:“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汉书·李广传》:“将军者,国之爪牙也。”而“爪牙”的今义确是帮凶、走狗,成为了一个贬义词。再如“复辟”,古代是指“恢复君位”,现在是指“反动势力的复活”。贬义成为褒义的也有,如“锻炼”,古代弑指“玩弄法律对人进行诬陷”,是个贬义词,现在指“劳动锻炼”、“思想锻炼”、“锻炼身体”,“锻炼”成为了褒义词。 第五、词义的虚化。词义的演变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演变还往往引起词性的变化。变化虽然复杂,但有一个主要的趋势。就是从实到虚。词性如此,词义也是如此。古代实词多,虚词少。现代汉语的虚词,绝大多数是从古代实词演变而来的。如“相”字,《说文》:“相,省视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诗》曰:“相鼠有皮。”本义是仔细看,观察,引申为“辅助”,再引申为“互相”,再转化为无实际意义的词。《史记 淮阴侯列传》:“相君之面,不可封侯,又危不安。” (观察)。《游褒禅山记》:“主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也不能至也。”(辅助)。《指南录后序》:“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互相)“互相”之义很弱,又逐变为没有实在意义。《孔雀东南飞》:“誓不相隔卿,且暂归家去。” 《失街亭》:“再拨一员上将,相助你去。”“相隔”、“相助”后面都带上了宾语,这样的“相”变成了没有实际意义的词。 关于词义的发展变化,一般都是采取“引申”说来解释。在上述词义演变的五种情况中,“词义的扩大”(义项增多)是主要的,它使词的意义越来越准确、精密,这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注意词义的演变和新旧词义之间的关系,可以使我们对词义有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从而在阅读作品时,对于某些不止一个意义的某些词,也就不至于用今义代替原义而产生误解。 论文小编精心推荐阅读: 开题报告 | 论文提纲 | 论文范文 | 论文致谢 | 论文答辩 | 论文格式 | 论文写作
汉语言文学主干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主要课程: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实践包括教学实习、论文写作等,一般安排8周左右。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一定的文艺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知识,能在新闻文艺出版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的汉语言文学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受到有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业务能力的基本训练。就业方向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关于语言、文学的基本理论;2.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及新闻、历史、哲学、艺术等学科的相关知识;3.具有文学修养和鉴赏能力以及较强的写作能力;4.了解我国关于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的方针、政策和法规;5.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景;6.能阅读古典文献,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古代汉语词汇的演变论文研究
提供一些简单好写的古代汉语论文的选题,供参考。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许慎六书说论评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何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形声字起源试论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主谓间“之”字探源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一、古今词义没有变化。如:人 手 口 梦 日 月等。占少数, 二、古今词义变化。 1、词义扩大。如“江河”原指长江、黄河,现指一切较大的江水和河流。“ 皮”原指鸟兽身上剥下的皮,现泛指事物的表面。 2、词义缩小。“子”,原为孩子的总称,不分男女,现专指儿子。”丈人“,原指一般年长的人,今指岳父。 3、词义转移。如”走‘,古代指跑,今指步行。“去”古指离开某地,今指到某地去。 4、感情色彩变化。如“爪牙”原指勇士、武将,今指帮凶、狗腿子一类的坏人。“卑鄙”原为地位低下,见识浅陋,今之品质恶劣。 5、名称说法改变。如“目”,今改称眼睛;“足”今称为脚。 6、词义弱化。原来的“很”,就是凶狠的“狠”;“普遍”原为无一例外,现在是例外不多。 7、词义的消亡。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古代的词语逐渐消亡,如“朕”“寡人”之类。 8、单音词变为复音词。如“耳”——耳朵;“眉”——眉毛;“鼻”——鼻子;“敌”——敌人等。 另外,学习古汉语还要注意两种语言现象: 1、偏义复词:昼夜勤作息,强调“作”,“息”作陪衬。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只取“远”的意思,“近”作陪衬。 2、同形异义。因古汉语单音词多,有时两个单音词连在一起跟今天的某个词正好同形,其实,它还是两个词,这就是同形异义。如: 子布、元表诸人各顾妻子。妻,妻子;子,子女。不同今天单指男子的配偶。 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其实,其代词,它;实,果实。合起来是“他的果实”。 另外还有一种其实就是词义转移。如:“肃奉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殷勤,文中为关切、问候;今指热情、周到。再如“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何苦”。文中为哪怕、怕什么、怎怕,没有今天不值得做,犯不着的意思。 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又必须承认语言的继承性,看到古今汉语相同的方面;但是更应该重视语言的发展,看到古今汉语相异的方面。继承和发展,是矛盾的统一,忽视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对的。语言的各方面,词汇变化最快。旧词不断消亡,新词不断产生,词义不断演变。在学习古代汉语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古今词义的异同。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词:它们的意义直到今天仍旧是几千年前的意义,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的呢?有的。例如“鸡”、“牛”、“大”、“小”、“哭”、“笑”等,它们所指称的仍旧是几千年前的同一概念。这些是属於基本词汇的词,是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语言的继承性、稳固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但是,像这种意义几乎没有变化的词,在汉语词汇中只占少数。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词:它们的现代意义和古代意义是毫无关系的呢?也是有的。例如“该”字在上古和中古都只当“完备”讲(注:古代汉语里,字和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因此,研究古代汉语,传统上都以字为单位。本书为了行文的方便,沿用了传统的办法,在论及某个具体的单音词时,往往不称“某词”而称“某字”,如不说“‘该’这个词”,而说“‘该’字”,以下皆同此(只是行文上这样,但我们实际上还是以词为单位)。),宋玉《招魂》:“招具该备,永啸呼些。”王逸注:“该,亦备也。”到了中古以后才有“应当”的意义,在这后起的意义和“完备”的意义之间,我们看不出继承的关系来(注:《说文》:“该,军中约也。”段玉裁注:“凡俗云’应该’者,皆本此。”但是“军中约”的意思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又如“抢”(qiǎng)字,现代是抢劫的意思;《庄子•逍遥游》中“抢(qiāng)榆枋”的“抢”,是“突过”的意思,《战国策•魏策四》中“以头抢(qiāng)地尔”的“抢”,是“撞”的意思,都和“抢劫”的意义无关。再如寻找的“找”(zhǎo)。《集韵》有个“找”字,那是“划船”的“划”(huá)的异体字,和“寻找”的意义无关,读音也完全不同。像这样使用同一形体而古今意义无关的词,在汉语词汇中更是少数。这少数字,有的只是同一个字,古今用法不同,表示不同的词;有的则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不够,它们的来历还没有被发现罢了。 就一般情况来说,古义和今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由于语言的继承性,今义从古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今古之间必然要发生关系。有些关系是比较明显的,有些关系是比较隐晦的。有些关系非常密切,竟致使一般人分辨不出古今词义的细微区别;有些关系比较疏远,却又令人误以为没有关系。我们对於古今词义的关系,不管是密切的还是疏远的,都应该加以注意。 在异同的问题上,难处不在同,而在异;不在“迥别”,而在“微殊”。 假使古代汉语的词都像“鸡”、“牛”、“哭”、“笑”等一样,古今词义相同,我们读古书的困难就会小得多。假使古代的词是死去了的,现代罕用的,当然对阅读古书会带来一定困难;但我们一查字典,也就解决了问题。例如“傩”(nuó)字,《辞海》说是“驱逐疫鬼”,我们一看也就懂了。又如上文所举的“该”(又写作“赅”)字,我们知道它在古代只有“完备”的意义,和现代“应当”的意义截然不同,那也好办,我们很容易就把古今词义分辨得清清楚楚。只有在古今词义“微殊”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误解,例如“劝”字,我们读到《左传》成公二年的时候,很可能把“以劝事君者”了解为“以此规劝事君的人们”。事实上,上古的“劝”只有“勉励”和“鼓励”的意思,这里的“劝”,只能作“勉励”讲。至于“善言规劝”和“劝解”的意义,那是很晚才有的。我们如果把古今词义之间这种细微的差别忽略过去了,那就没有真正地读懂古书。 又以“给”字为例。当我们读《战国策•齐策》,读到“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一句的时候,很容易把“给”字解作“给与”(给予)。的确,这样讲似乎也讲通了。为什么说“也讲得通”呢?一则因为现代“给”字所具有的“给与”的意义本来就是从古代“供给”的意义发展来的,所以二者自然能有共通之点;二则因为这样讲也能适应上下文。但是,这一句话的“给”字绝对不能解作“给与”,因为在那个时代“给”字还没有这种意义。 又以“再”字为例。“再”字在上古只有“两次”(或“第二次”)的意思。《左传》庄公十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僖公五年:“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这些“再”字都只能解作“两次”(或“第二次”)。要注意“再”和“复”的分别:“再”字表示动作的数量,它代替了“二”(古人不说“二而衰,三而竭”,也不说“一之为甚,其可二乎?”),“复”字只表示行为的重复,不表示数量。例如《战国策•赵策》:“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这里是“重复”的意思,所以用“复”,不能用“再”。现代汉语的“再”相当於古代的“复”,假如拿“再”的现代意义去理解古书中的“再”(特别是上古),就会产生误解。 总之,词义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产生发展变化的,时代不同,词义就可能有变化。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能不加考察地以今义去理解古书中的词汇。学习古代汉语,必须在字、词、句方面狠下功夫,有一个“求甚解”的态度,认真学会辨析古今词义的异同,进而还应该对先秦、两汉和唐宋以后的词义差别给予高度的注意。 在解释古代词义方面,《说文》所讲的词义基本上是可靠的。例如许慎在“再”字下面说:“一举而二也”,意思是说“同一的动作进行两次”。这是非常恰当的解释。《辞海》根据别的书把“再”字解作“重也、仍也”,已经不够确切,假定有人在解释先秦的作品时,把“再”解作“复也、又也”,那就完全错了。 我们要正确地了解古代的词义,就必须依靠比较好的字典和辞书。《辞源》、《辞海》在字义的解释上比较慎重。试看《辞海》对“劝”字的解释: 【劝】去怨切,音券,愿韵。(一)勉也。礼表记:“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此为劝勉他人;又论语为政:“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此为受教而知所劝勉。(二)俗谓以言说使人听从曰劝。(一)是“劝”的古义,(二)是“劝”的后起意义,《辞海》把它们分得清清楚楚,这对我们了解古代词义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辞海》却往往把古今词义混在一起,容易令人发生误解。试看《辞海》对“给”字所下的解释: 【给】基揖切,音急,缉韵。(一)足也。孟子梁惠王:“秋省敛而助不给”。(二)供也。左传僖四年:“敢不共给”,给亦供也。汉书张汤传:“用善书,给事尚书”,谓供给书写之事。(三)赐与曰给。晋书舆服志:“四望三望夹望车,形制如皂轮,王公大臣有勋德者特给之。”按凡与人以物亦曰给。(四)言辞捷给也。参阅口给条。口给的“给”是特殊的意义,这里不讨论。(一)(二)两个意义是上古的意义,本来都不错。(三)“赐与”和“与人以物曰给”,则是后起的意义,混在一起就分不清时代了。我们看《辞源》、《辞海》的时候,自己要下一些判断。从所举的例子来看,还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这里(一)(二)所举的是《孟子》《左传》的例子,可见它们是上古的意义;(三)“赐与”的意义举的是《晋书》的例子,《晋书》是唐代的著作。至于“与人以物曰给”,未举出古代的例子。可见是后起义,至少在上古不是常用义。但是《辞源》、《辞海》在古今词义异同方面还做得很粗疏,不能单纯依靠它所举的例子来断定词义的时代先后。 有些文字学家的专著,对古今词义的异同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没有将古今的词义混为一谈。他们或者只指出词的古义,例如许慎《说文》对“给”的解释是:“给,相足也。”段玉裁在注解“给”字时说:“相足者,彼不足,此足之也,故从合。”“对不足者供给”,这是“给”的本义,他们的注解都只解释了“给”的本义。另外,他们还往往指出古今词义的不同,如徐灏在他的《说文解字注笺》里,对“两”字的解释是这样的: 引申之,凡双行者皆曰两。故车两轮,帛两端,屦两枚,皆以两偁(称)。说卦传:“参天两地而倚数”,两犹耦也,重也。许训为再,再亦重也。今直用为一二之数,非古义矣。徐灏的意思是说,今天“两”字当“二”字讲,不是古代的意义了。他的意见是对的。 但是,古人由於时代的局限,他们的解释不能像现代人在词典里给词下定义那样富於科学性。他们虽然心知其意,由於当时字书的体例不够完善,只知道用同义词解释,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同义词的时候,就只能得其近似了。许慎在“两”字下面不写“二也”,而写“再也”,已经是值得赞扬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两”字不等於“二”。他写一个“再也”,表示“重”的意思,因为他找不到更合适的同义词了。 汉语词义的研究,过去长期停留在古书训释的阶段,虽有不少成果,但目前还没有一部字典或任何别的著作解决了词义的时代差别问题。因此,我们今天在阅读古书时,除了查阅字典和文字学专著之外,有时还需要自己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比较归纳,解决古书中遇到的词义问题。词义在古书中的应用,是带有普遍性的;因为词义是具有社会性的,社会对它有共同的理解。例如《左传》“再”字共见四十七次,都是“两次”(或“第二次”)的意义,没有一次是“复”的意义的。再拿《公羊传》、《谷梁传》、《墨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等书比较,也都没有例外。这样,我们就用确凿的事实证明了《说文》“一举而二也”的解释是不错的。有些事实甚至是前人所没有发现的,只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必然续有发现。
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研究 魏慧萍 自传统训诂之学直至当今词汇研究,关于汉语词义的探讨薪火相传、代有新作。本文在继承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汉语词义放置在与认知、思维、社会历史发展以及语言系统本体诸多因素相关联的背景之下,运用历时与共时、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旨在开拓词义研究的思路,加强对汉语词义特性的考察,进而梳理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的脉络和规律,为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词汇学的接轨作出努力。 论文内容分为六个部分:引言;第一章:汉语词义研究现状述评;第二章:词义的共性;第三章:对汉语词义特点的思考;第四章:汉语词义发展演变规律新探;余论。 引言交代论文选题的缘起和写作主旨。 第一章是对汉语词义研究历史及现状的述评,着眼于对传统训诂学与词汇学的接轨,分为古代汉语词义研究和现代汉语词义研究两个方面。对各个历史时期词义研究的主要特点、代表人物及观点等进行了比较细致的阐述。并提出古今贯通的"汉语词义研究整体观"。 第二章是从共性的角度对词义与社会历史发展、词义与思维、词义与语境、词义集合元素及其运动方式等论题进行探讨。提出了词的诞生源于抽象;词义来源于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词义的趋同性和差异性文化内涵;词义与形象、顿悟、逻辑、情感等各种思维方式及心理活动的关系;意象是词义在思维中的映现形式;语境是一种综合现实;词义集合论等主要观点。 在第二章第一节"词义与社会历史发展"中,从共性、人文区域、民族特性、地域、社会群体及个体等角度对词义的文化内涵进行阐述。第二章第二节"词义与思维"中,把思维分为语音序列思维和非语音序列思维,分析词义与各种形式的思维活动及心理因素的密切关系,将哲学中的"意象"引入汉语词义研究范畴。从语言学角度把"意象"界定为:意象是非语音序列与语音序列思维的综合认知成果,是词义所对应的思维映现形式。并进而分析了具体意象类型、静态词义和动态词义与意象的关联、词义与意象群等问题。在第二章第四节中,把词义集合的元素分为形象义素、情感义素、理性义素、直觉义素、心理义素;主题义素、功能义素、背景义素、风格义素、外来义素等类型进行阐述。 词义来源于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成果,是对逻辑思维中概念的综合反映,并在人的思维活动中映现为各种意象,意象通过思维的语言生成机制外化为语言形式的意义内容。词义集合中的各类义素正是意象在语义中的落点。 基于以上对词义共性的认识,第三章从考察汉语词义特性的角度对汉语词义的几个显著特点进行了思考。所论及的与词义发展演变有关的因素主要有:充满辨证、和谐观念,形象思维发达,长于联想、比附,注重整体,重视直觉、感悟和意会的汉民族心理特质及其对词义发展的影响;词汇的孳乳、更新、造词构词等与词义发展的关系;表意体系的汉字的创制方法及发展与意象、词义的关系;修辞作为突破现有规约词义"围城"的策略式词义发展形式,与词义发展演变的同构与互动;汉语主导文体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嬗变对词义发展的影响等。 这些都是从汉语实际出发对词义进行的考察和探讨。体现出共性与汉语特性结合、训诂与词义研究结合的整体思路。 在第三章第三节中,针对汉字的表意性与词义的关系,探讨了早期汉字的"象"与"形"、汉字字形承载的"象"与词义在思维中所映现的意象、汉字的表音兼表意成分与词义的关系等。把汉字的"形"、"象"、词义三者的关系阐述为:"形"承载"象","象"蕴涵造字时代的词义和日后意义孳乳的丰富的可能性。汉字形体的表意功能是对思维中意象的形象化、图解式的呈现,表意成分在书面上形成的构字部件是意象在语言的书面形式中留下的"暗示",可以称之为"意象的表征",同时也是义素在词的书面形式中的显性标记。 在对汉语词义的特点作了如上思考之后,论文第四章旨在梳理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的脉络和规律。其中详细论及静态词义与动态词义的关系、在动态发展中互相转化的种种情形;阐发汉语词义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主要原则和基本途径;从个体词义的发展演变和词汇系统中词义发展演变两种角度,阐述汉语词义发展的主要形式及规律。 个体词义的发展演变分为完成于词的一个义项范畴内的发展演变和完成于一个词的范畴内的发展演变两种情况。前者包括:词义深化;意义范围扩大、缩小、转移等变化:扩大又分为主体扩大化、动作方式扩大化、目的扩大化等各种形式的使用性扩大以及不受辨证逻辑制约的发展式扩大,缩小又分为总名变专名、泛指变特指、双向变单向、感情色彩类型化缩小等形式,转移又分为词汇意义的转移、色彩意义的转移和语法意义的转移等具体情形。后者包括义项增加和义项减少的发展变化。其中义项增加是通过相似引申、相关引申、特质引申、逻辑引申、修辞引申、移情引申、特指引申、反向式引申、时空引申、宗教引申、虚化引申等引申方式来实现的;义项减少则主要通过旧义项被新义项取代以及词义的自我淘汰来完成。词汇系统中的词义发展演变主要包括:灌注式引申、裂变式引申产生新词;单音词素、双音合成词素重组新词;词义转嫁;词义类聚的发展演变情况:等义词、近义词的分化和发展,对称式引申、"词义渗透"、类属词的丰富发展、亲属词的社会化、象征化发展倾向等;词汇成员的词义发展与身份的转化。 以上对于汉语词义发展演变主要形式和规律的探讨始终遵循着静态与动态结合、历时与共时相参照的研究思路。 文末对当前汉语词义发展的新趋向作了简要的阐述。并在余论中提出建构汉语词义共时平面的设想。
古代汉语词汇的演变论文研究报告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 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 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 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 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 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 《论 语》 8 5 13 《孟 子》 4 9 13 《荀 子》 40 9 49 《韩非子》 50 22 72 合 计 102 45 147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 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 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 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 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 三、 看是否读破。 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 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 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 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 引言 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 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 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 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 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 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 (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 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 (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 (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 (《庄子·徐无鬼》) 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 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 (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 (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 (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 (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 (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 (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 (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 (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 (二)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 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 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 (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 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 (11)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 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 (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 (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 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 (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 (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 (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 (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 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 (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 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 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
一、古今词义没有变化。如:人 手 口 梦 日 月等。占少数, 二、古今词义变化。 1、词义扩大。如“江河”原指长江、黄河,现指一切较大的江水和河流。“ 皮”原指鸟兽身上剥下的皮,现泛指事物的表面。 2、词义缩小。“子”,原为孩子的总称,不分男女,现专指儿子。”丈人“,原指一般年长的人,今指岳父。 3、词义转移。如”走‘,古代指跑,今指步行。“去”古指离开某地,今指到某地去。 4、感情色彩变化。如“爪牙”原指勇士、武将,今指帮凶、狗腿子一类的坏人。“卑鄙”原为地位低下,见识浅陋,今之品质恶劣。 5、名称说法改变。如“目”,今改称眼睛;“足”今称为脚。 6、词义弱化。原来的“很”,就是凶狠的“狠”;“普遍”原为无一例外,现在是例外不多。 7、词义的消亡。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古代的词语逐渐消亡,如“朕”“寡人”之类。 8、单音词变为复音词。如“耳”——耳朵;“眉”——眉毛;“鼻”——鼻子;“敌”——敌人等。 另外,学习古汉语还要注意两种语言现象: 1、偏义复词:昼夜勤作息,强调“作”,“息”作陪衬。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只取“远”的意思,“近”作陪衬。 2、同形异义。因古汉语单音词多,有时两个单音词连在一起跟今天的某个词正好同形,其实,它还是两个词,这就是同形异义。如: 子布、元表诸人各顾妻子。妻,妻子;子,子女。不同今天单指男子的配偶。 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其实,其代词,它;实,果实。合起来是“他的果实”。 另外还有一种其实就是词义转移。如:“肃奉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殷勤,文中为关切、问候;今指热情、周到。再如“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何苦”。文中为哪怕、怕什么、怎怕,没有今天不值得做,犯不着的意思。 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又必须承认语言的继承性,看到古今汉语相同的方面;但是更应该重视语言的发展,看到古今汉语相异的方面。继承和发展,是矛盾的统一,忽视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对的。语言的各方面,词汇变化最快。旧词不断消亡,新词不断产生,词义不断演变。在学习古代汉语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古今词义的异同。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词:它们的意义直到今天仍旧是几千年前的意义,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的呢?有的。例如“鸡”、“牛”、“大”、“小”、“哭”、“笑”等,它们所指称的仍旧是几千年前的同一概念。这些是属於基本词汇的词,是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语言的继承性、稳固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但是,像这种意义几乎没有变化的词,在汉语词汇中只占少数。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词:它们的现代意义和古代意义是毫无关系的呢?也是有的。例如“该”字在上古和中古都只当“完备”讲(注:古代汉语里,字和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因此,研究古代汉语,传统上都以字为单位。本书为了行文的方便,沿用了传统的办法,在论及某个具体的单音词时,往往不称“某词”而称“某字”,如不说“‘该’这个词”,而说“‘该’字”,以下皆同此(只是行文上这样,但我们实际上还是以词为单位)。),宋玉《招魂》:“招具该备,永啸呼些。”王逸注:“该,亦备也。”到了中古以后才有“应当”的意义,在这后起的意义和“完备”的意义之间,我们看不出继承的关系来(注:《说文》:“该,军中约也。”段玉裁注:“凡俗云’应该’者,皆本此。”但是“军中约”的意思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又如“抢”(qiǎng)字,现代是抢劫的意思;《庄子•逍遥游》中“抢(qiāng)榆枋”的“抢”,是“突过”的意思,《战国策•魏策四》中“以头抢(qiāng)地尔”的“抢”,是“撞”的意思,都和“抢劫”的意义无关。再如寻找的“找”(zhǎo)。《集韵》有个“找”字,那是“划船”的“划”(huá)的异体字,和“寻找”的意义无关,读音也完全不同。像这样使用同一形体而古今意义无关的词,在汉语词汇中更是少数。这少数字,有的只是同一个字,古今用法不同,表示不同的词;有的则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不够,它们的来历还没有被发现罢了。 就一般情况来说,古义和今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由于语言的继承性,今义从古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今古之间必然要发生关系。有些关系是比较明显的,有些关系是比较隐晦的。有些关系非常密切,竟致使一般人分辨不出古今词义的细微区别;有些关系比较疏远,却又令人误以为没有关系。我们对於古今词义的关系,不管是密切的还是疏远的,都应该加以注意。 在异同的问题上,难处不在同,而在异;不在“迥别”,而在“微殊”。 假使古代汉语的词都像“鸡”、“牛”、“哭”、“笑”等一样,古今词义相同,我们读古书的困难就会小得多。假使古代的词是死去了的,现代罕用的,当然对阅读古书会带来一定困难;但我们一查字典,也就解决了问题。例如“傩”(nuó)字,《辞海》说是“驱逐疫鬼”,我们一看也就懂了。又如上文所举的“该”(又写作“赅”)字,我们知道它在古代只有“完备”的意义,和现代“应当”的意义截然不同,那也好办,我们很容易就把古今词义分辨得清清楚楚。只有在古今词义“微殊”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误解,例如“劝”字,我们读到《左传》成公二年的时候,很可能把“以劝事君者”了解为“以此规劝事君的人们”。事实上,上古的“劝”只有“勉励”和“鼓励”的意思,这里的“劝”,只能作“勉励”讲。至于“善言规劝”和“劝解”的意义,那是很晚才有的。我们如果把古今词义之间这种细微的差别忽略过去了,那就没有真正地读懂古书。 又以“给”字为例。当我们读《战国策•齐策》,读到“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一句的时候,很容易把“给”字解作“给与”(给予)。的确,这样讲似乎也讲通了。为什么说“也讲得通”呢?一则因为现代“给”字所具有的“给与”的意义本来就是从古代“供给”的意义发展来的,所以二者自然能有共通之点;二则因为这样讲也能适应上下文。但是,这一句话的“给”字绝对不能解作“给与”,因为在那个时代“给”字还没有这种意义。 又以“再”字为例。“再”字在上古只有“两次”(或“第二次”)的意思。《左传》庄公十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僖公五年:“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这些“再”字都只能解作“两次”(或“第二次”)。要注意“再”和“复”的分别:“再”字表示动作的数量,它代替了“二”(古人不说“二而衰,三而竭”,也不说“一之为甚,其可二乎?”),“复”字只表示行为的重复,不表示数量。例如《战国策•赵策》:“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这里是“重复”的意思,所以用“复”,不能用“再”。现代汉语的“再”相当於古代的“复”,假如拿“再”的现代意义去理解古书中的“再”(特别是上古),就会产生误解。 总之,词义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产生发展变化的,时代不同,词义就可能有变化。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能不加考察地以今义去理解古书中的词汇。学习古代汉语,必须在字、词、句方面狠下功夫,有一个“求甚解”的态度,认真学会辨析古今词义的异同,进而还应该对先秦、两汉和唐宋以后的词义差别给予高度的注意。 在解释古代词义方面,《说文》所讲的词义基本上是可靠的。例如许慎在“再”字下面说:“一举而二也”,意思是说“同一的动作进行两次”。这是非常恰当的解释。《辞海》根据别的书把“再”字解作“重也、仍也”,已经不够确切,假定有人在解释先秦的作品时,把“再”解作“复也、又也”,那就完全错了。 我们要正确地了解古代的词义,就必须依靠比较好的字典和辞书。《辞源》、《辞海》在字义的解释上比较慎重。试看《辞海》对“劝”字的解释: 【劝】去怨切,音券,愿韵。(一)勉也。礼表记:“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此为劝勉他人;又论语为政:“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此为受教而知所劝勉。(二)俗谓以言说使人听从曰劝。(一)是“劝”的古义,(二)是“劝”的后起意义,《辞海》把它们分得清清楚楚,这对我们了解古代词义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辞海》却往往把古今词义混在一起,容易令人发生误解。试看《辞海》对“给”字所下的解释: 【给】基揖切,音急,缉韵。(一)足也。孟子梁惠王:“秋省敛而助不给”。(二)供也。左传僖四年:“敢不共给”,给亦供也。汉书张汤传:“用善书,给事尚书”,谓供给书写之事。(三)赐与曰给。晋书舆服志:“四望三望夹望车,形制如皂轮,王公大臣有勋德者特给之。”按凡与人以物亦曰给。(四)言辞捷给也。参阅口给条。口给的“给”是特殊的意义,这里不讨论。(一)(二)两个意义是上古的意义,本来都不错。(三)“赐与”和“与人以物曰给”,则是后起的意义,混在一起就分不清时代了。我们看《辞源》、《辞海》的时候,自己要下一些判断。从所举的例子来看,还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这里(一)(二)所举的是《孟子》《左传》的例子,可见它们是上古的意义;(三)“赐与”的意义举的是《晋书》的例子,《晋书》是唐代的著作。至于“与人以物曰给”,未举出古代的例子。可见是后起义,至少在上古不是常用义。但是《辞源》、《辞海》在古今词义异同方面还做得很粗疏,不能单纯依靠它所举的例子来断定词义的时代先后。 有些文字学家的专著,对古今词义的异同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没有将古今的词义混为一谈。他们或者只指出词的古义,例如许慎《说文》对“给”的解释是:“给,相足也。”段玉裁在注解“给”字时说:“相足者,彼不足,此足之也,故从合。”“对不足者供给”,这是“给”的本义,他们的注解都只解释了“给”的本义。另外,他们还往往指出古今词义的不同,如徐灏在他的《说文解字注笺》里,对“两”字的解释是这样的: 引申之,凡双行者皆曰两。故车两轮,帛两端,屦两枚,皆以两偁(称)。说卦传:“参天两地而倚数”,两犹耦也,重也。许训为再,再亦重也。今直用为一二之数,非古义矣。徐灏的意思是说,今天“两”字当“二”字讲,不是古代的意义了。他的意见是对的。 但是,古人由於时代的局限,他们的解释不能像现代人在词典里给词下定义那样富於科学性。他们虽然心知其意,由於当时字书的体例不够完善,只知道用同义词解释,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同义词的时候,就只能得其近似了。许慎在“两”字下面不写“二也”,而写“再也”,已经是值得赞扬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两”字不等於“二”。他写一个“再也”,表示“重”的意思,因为他找不到更合适的同义词了。 汉语词义的研究,过去长期停留在古书训释的阶段,虽有不少成果,但目前还没有一部字典或任何别的著作解决了词义的时代差别问题。因此,我们今天在阅读古书时,除了查阅字典和文字学专著之外,有时还需要自己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比较归纳,解决古书中遇到的词义问题。词义在古书中的应用,是带有普遍性的;因为词义是具有社会性的,社会对它有共同的理解。例如《左传》“再”字共见四十七次,都是“两次”(或“第二次”)的意义,没有一次是“复”的意义的。再拿《公羊传》、《谷梁传》、《墨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等书比较,也都没有例外。这样,我们就用确凿的事实证明了《说文》“一举而二也”的解释是不错的。有些事实甚至是前人所没有发现的,只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必然续有发现。
1`字变了,以前有许多字现在不用了2`读音变了,例如"还"字,它在一篇古文上既不读"hai",也不读"huan",而是读"xuan"的第二声
时代变迁,以讹传讹,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古代汉语词汇的演变论文摘要
时代变迁,以讹传讹,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语言作为人类表达思想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语言诸要素中词汇的变化最快、最显著。 主要表现: 新词的产生 旧词的消亡 借用外来词 旧词添新义(nice, coffin) 一、社会原因 1、社会发展与词义变化 2、社会环境与词义变化 3、社会阶级与词义变化 4、民族情绪与词义变化 5、种族情绪与词义变化 6、性别差异与词义变化 7、社会价值观与词义变化 8、管养文章与词义变化 二、语言原因 ( ) 1) 词义不仅在形成过程中与客观世界、社 会实践有密切联系,而且随着社会以及人 们认识的发展而发展。 Pen在古英语中写作penn,来源于拉丁语 的penna,意思是“羽毛、翎管”,即羽 毛制成的笔。至今仍有“翎管笔”,名字 却叫quill pen。而pen现在却随着科学的发 展演变为今天的金笔、铱金笔、钢笔等, 完全脱去了“羽毛”的含义。 ( ) 2) 专门术语和普通词汇之间经常交叉使用, 也使词义发生了演变 Salt:食盐;(化)盐,盐类 Appendix:附录;(生理)阑尾 ( ) 社会上发生的事件往往会使词的意义发生 变化: Abdication:退位 可以特指英王爱 德华八世1936年为能与沃利斯·辛普森夫人 结婚而正式放弃王位 Accession Day:登基日 现在英国特指 6伊丽莎白二世登基之日 ( ) 英国议会(parliament) Upper House / House of Lords 上院,上院议长 High Lord Chancerllor Lower House / House of Commons下院, 下院 议长Speaker ( ) 美国国会(congress) The Senate 参议 院,上议院。参 议员senator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the Chamber of Deputies/the Lower House众议院,下议院。 众议员congressman ( ) 社会中的心理因素也造成了词义褒贬的演 变。如: 社会地位低下的人,villain(坏人),knave (不诚实的人),churl (下贱的人)之类的词都 带上了贬义。凡是涉及社会地位高的人, 哪怕跟自由人、绅士、贵族有关的词(如 free, gentle, noble)都带上了褒义。 ( ) 词义朝贬义方向演变的过程叫做词义的降 格(degradation, degeneration, deterioration, catachresis或pejoration of meaning)。 词义朝褒义方向发展的过程叫做词义的升 格(the elevation, ascent或amelioration of meaning)。
1`字变了,以前有许多字现在不用了2`读音变了,例如"还"字,它在一篇古文上既不读"hai",也不读"huan",而是读"xuan"的第二声
文革时期王力先生在著书方面很少了,因为一身兼好多职六十年代写《先秦古韵拟侧问题》、《略论语言的形式美》,七十年代写《黄侃古音学述评》、《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1900-1986年)字了一,广西博白人。 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年贫寒辍学,在家自学。1924年赴上海求学,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学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务委员等职。 王力先生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多世纪,他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出版专著四十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他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语言学家中是极其突出的。王力先生的语言学研究始终是与教学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语言学专门人材,为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力先生在法国留学期间,翻译出版二十余种法国小说、剧本;抗战期间,写了大量的散文,被誉为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之一。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王力撰写了上千万字的学术论著,其中专著四十多部,论文二百多篇。他的研究工作既继承了我国古代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又充分吸收了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的语言学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研究涉及汉语语言学的理论、语言、语法、词汇、语言史、语言学史以及汉语方言、汉语诗律学等各个领域,其重点研究成就都具有开创的意义,带动了学科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国内外产生了突出影响。王力先生的治学具有突出特点。 第一,将传统的“小学”(语文学)和现代语言科学相结合。王力运用先进的语言理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语文学。或科学地诠释旧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例如他的《中国音韵学》(后改名为《汉语音韵学》)、《字史》、《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或深入探讨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结构系统、民族特点及其历史发展的演变规律,例如他三十年代写的《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国文法中的系词》,四十年代写的《汉越语研究》、《新训诂学》、《中国现代语法》、五十年代写的《汉语史稿》、《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汉语实词的分类》,六十年代写的《先秦古韵拟侧问题》、《略论语言的形式美》,七十年代写的《黄侃古音学述评》、《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八十年代写的《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等。 第二,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王力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五十余年,先后开设过二十多门课程。他写出来的讲义,就是他的科研成果。所以常常是一上完课,他的讲稿就可以送出版社出版,多是高水平的专著。例如:《汉语音韵学》、《中国语文概论》(后改名《汉语讲话》)、《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以及他主编的《古代汉语》等。第三,创新与求实相结合。在科学研究中,王力开创了不少新的汉语言学科体系(如上文所列举的),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例如《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大量的语料,系统地考察了汉语“名句”句法结构的特点和系词的产生及发展过程,指出古汉语名句的主语与表明语之间不用系词。这不仅正确揭示了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语言学家首次真正摆脱西洋语法的束缚,历史地、求实地研究汉语自身特点而取得的重大成果。又如古韵研究上,他提出的“脂、微分部”说,“古韵十一类二十九(或三十)部系统”,“上古每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先秦声调分舒促两大类,各又细分为长短”的学说,也都是根据丰富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而得出的独到的见解。他强调说,“墨守师说,学术就没有发展了。”正是由于王力具有这种求实的学风,才能不断创新。 第四,渊博与专深相结合。王力的学问博大精深,为学界所公认。他不仅是杰出的语言学家,是著名的翻译家、诗人和散文家。他翻译、出版过法国纪德、小仲马、嘉禾、左拉、都德、波特莱尔等作家的小说、剧本、诗歌以及《莫里哀全集》共二十余种;他早年还撰写了《罗马文学》、《希腊文学》;他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散文基本上收集在《龙虫并雕斋诗集》、《王力诗论》与《龙虫并雕斋琐语》里。后者多次重版,在港台也一再翻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把他和梁实秋、钱钟书推崇为抗战时期三大学者散文家。 王力作为语言学大师,不仅注重专业的学术研究,在语言科学诸多领域勤于开创,写出了许多高水平的论著,取得丰硕的成果,非常关注语言文字学的普及与应用。学术著作1 古代汉语(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64年 2 诗词格律(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77年 3 语法和语法教学(介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张志公主编]/[王力等编写])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6年 4 广州话浅说(王力著)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年 5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王力著) 文化教育出版社 1951年 6 诗词格律概要(王力著) 北京出版社 1979年 7 楚辞韵读(王力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8 诗经韵读(王力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9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王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10 汉语诗律学(王力著) 新知识出版社 1958年 11 汉语音韵(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80年 12 龙虫并雕斋诗集(王力著) 北京出版社 1984年 13 汉语诗律学(王力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年 14 古代汉语(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81年 15 诗词格律十讲(王力著) 北京出版社 1964年 16 中国音韵学(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1936年 17 王力诗论(张谷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 18 中国语文讲话(王力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4年 19 中国现代语法(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54年 20 中国语法理论(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54年 21 康熙字典音读订误(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88年 22 中国现代语法(王力著)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 23 汉族的共同语和标准音(王力等著) 中华书局 1956年 24 中国语法理论(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1951年 25 龙虫并雕斋文集(王力) 中华 1980年 26 汉语讲话(王力) 文化教育 1955年 27 汉语史稿(王力) 科学 1957年 28 汉语史稿(王力) 中华书局 1980年 29 汉语史稿(王力) 中华书局 1980年 30 汉语史稿(王力) 中华书局 1980年 31 汉语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王力) 中华书局 1956年 32 中国现代语法(王力) 商务 1985年 33 王力文集(语言理论,中国语言学,古汉语概论,语法理)(王力) 山东教育 1990年 34 王力文集(文字,字典,词汇,文学语言,语文教学,古)(王力) 山东教育 1990年 35 王力文集(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王力) 山东教育 1990年 36 王力文集(中古音等韵及其他)(王力) 山东教育 1991年 37 王力文集(浙江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王力) 山东教育 1990年 38 诗词格律() 39 诗词格律(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62年 40 中国现代语法(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1950年 41 汉语浅谈(王力著) 北京出版社 1964年 42 诗词格律(王力著) 中华书局 2000年 43 诗词格律十讲(王力著) 北京出版社 1978年 44 爱(奢辣尔第著/王了一译) 商务印书馆 1934年 45 半上流社会(小仲马著/王力译) 商务印书馆 1931年 46 少女的梦(畦德著/王了一译) 开明书店 1931年 47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 中华书局 1999 年 48 中国语言学史(王力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6年 49 词类(王力著) 新知识出版社 1957 50 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王力) 中国科学院 1955年 51 中国语文讲话(王力著) 开明书店 1950年 52 汉语史论文集(王力著) 科学出版社 1958年 53 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王力著) 文化教育出版社 1955年 54 王力古汉语字典(王力主编) 中华书局 2000年 55 王力语言学论文集(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2000年 56 中国语文概论(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1939年当然,步痕旅游网想法:fgdg
古代汉语词汇的演变论文题目
一、文字部分 《说文》部首的文化学研究(贝部研究、女部、玉部) 《说文》部首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说文》中农业文化探讨 《说文》重文研究 《说文解字》“女”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尸”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的结构(论汉字的结构规律或者论汉字的结构类型等) 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形体演变中的文化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因探讨等)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会意兼形声问题探讨 假借字与通假字 古今字和异体字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六书性质特点(六书文化探讨、从六书的演变看汉字的造字法等等)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试论词义引申的规律与方式 说会意 说假借 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形声字起源试论 形声字声符说略 形声字义符说略 许慎六书说论评 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二、词汇研究 《论语》(某个或某些)代词研究 《论语》常用词汇研究 《孟子》(某个或某些)语气词研究 《世说新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 《儒林外史》某类虚词研究。 《诗经》叠音词研究 《诗经》连绵词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 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 古今词义变化(现象/原因/规律) 同义词和同源词浅说 先秦偏义复词研究 先秦同义复词研究(《左传》、《论衡》、《墨子》等)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专书的词汇研究 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研究 三、语法部分 “是”的用法及其发展 《韩非子》中的被动句 《老子》(某种)句型研究 《论语》句法研究(判断句研究、祈使句研究、疑问句研究) 《孟子》中的“其”字 《孟子》中的“之”字 《史记》(某种)固定结构研究 《荀子》副词研究 《战国策》中的“是”字 《左传》“焉”字研究 《左传》“之”字研究 《左传》被动句研究 《左传》判断句研究 《左传》祈使句研究 《左传》疑问句研究 《左传》中语气词“也” 被”字的词义演变 词类活用问题探讨(起源/新说/评价)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 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 从唐宋元明清的白话作品切入考察近代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 古代汉语“把”字句研究 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处置式考察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 古代汉语词序研究 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 古代汉语活用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兼语式研究 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 古代汉语连动式研究 古代汉语判断句研究 古代汉语省略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使成式考察 古代汉语双宾语考察 古代汉语重叠词研究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近代汉语代词研究 近代汉语量词研究 秦双宾语句的类型 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唐诗句法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之”字探源 专书的语法研究 四、音韵研究 专书的用韵研究 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 陶渊明用韵研究 论音韵学在古籍阅读中的作用 联系古音考察现代汉语方音问题 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考察 联系汉语语音史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规范方面的有关问题 古代韵文用韵考察 五、方言研究 方言词汇研究 方言语法研究 方言音系研究 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 六、训诂学研究 标点研究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试论“据文证义”的训诂方法 试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 校勘研究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注释研究 反训研究 七、修辞研究 《左传》的外交辞令研究 杜甫诗文修辞研究 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 《红楼梦》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左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水浒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 《孟子》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策》外交辞令研究 八、其他相关研究 辞典学理论研究 中学文言教学研究 《说文》释义方式研究 古代汉语字词典释义辨正 总之选题尽量对专书、专人进行词汇、语音、语法研究。
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许慎六书说论评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何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形声字起源试论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主谓间“之”字探源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