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对宋朝的影响论文素材

科举对宋朝的影响论文素材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1.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2.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3.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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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场多弊端–宋之考试方法虽较唐之为严，但罚规则甚轻，观乎赵翼《廿二史札记 宋科场处分之轻条》可见一斑，因之考官受贿之事屡有出现.据《宋史新编》所载宋代科场之弊有:a.传卷b.换卷c.易号d.卷子出外e.誊录出弊等. (2) 试艺少实用–宋科举考试之内容，帖经墨义，空疏无用;诗赋使「举人专向辞华，策论临时剽窃，窜易首尾.」故以文取士，则经义不如策论，策论不如诗赋;以实取士，三者都是末技，失却实用价值.故王安石曰:「课试之文章，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用.」 (3) 市恩之风–宋代君主轧有恩例，取录人数众多.宋实行重文轻武国策,对文人加以赏赐，造成市恩之风. (4) 朋党之见–宋之朋党见於科举者，在主试之官，主考官多取同己之考生，而黜退异己者.例如王安石秉政，则专取读《三经新义》者.

1、在全国范围营造了浓厚的读书风气，促进了整个社会文化素养的提高，造就了宋朝科技发达、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的文治局面。2、基本上确立了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制度的基本形式，使科举成为一种固定的选拔人才的制度。3、以科举为途径，许多人读书做官，刺激了教育事业和文化的发展，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增添了活力。4、消极影响：使学校教育受到冷落。统治者只重视科举选拔人才，而忽视了兴建学校培养人才，把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完全割裂。助长了士人名利之心，侥幸奔竞之风

科举制度在宋朝得到极大的发展和完善，对宋朝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科举制度重文官、轻武将，有效地巩固了皇权。北宋建国后，就逐渐采取许多措施，严格考试程序，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从宋太祖后期起，举人经礼部试之后，必须再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 试”才算合格。这样，被录取的人便成为“天子门生”。宋代武举一改唐代武举只重武艺的做法，变为既考武艺，又考策论，从整体上也表现出一种尚文苏轼抑武的 倾向。但这样做确实有效地结束了五代以来武将专权、藩镇割据的局面。科举制度扩大取士名额，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政，对于改善政治、安定社会起到了有益作 用。科举制既不问家世，也不需要别人的推荐，主要根据应举人的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显然是中国古代最进步，也是 最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其一，科举制的实行，在制度上使国家权利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状况，促进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使相当多 的士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其二，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具有比较多的文化知识，与恩荫补官、进纳买官等出身的官员相比，在素质上显然要好得多。事 实上，通过科举也的确选拔出了一批经世致用的杰出人才，这在唐、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北宋名臣王禹偁、寇准、范仲淹、包拯、韩琦、欧阳修、王安石、 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章惇、宗泽、李纲等，都是进士出身。宋朝科举考试应考者的身份限制及录取名额均大为放宽，一次录取的进士数 达三四百人，超过唐代十倍以上。虽不免于滥，而不少优秀士子也由是登上政坛与文坛。如王禹偁乃“世为农家”，范仲淹与欧阳修均出身孤寒，苏轼、苏辙兄弟为 来自西蜀素不知名之士，均因竞胜于文战之场，进而领袖群英，这自然给政界与文学界带来新气象。宋太祖曾说：“昔者科举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殿试，尽革其弊 矣”。这话虽不能尽信，但仍可以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世家大族对中央权利的垄断。科举制度促进了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苏辙宋代的科举制度通过确立公平竞争，择优取士授官的原则，把读书、应试与做官紧密地联系起来，真正实行“学而优则仕”。两宋时期，统治阶级适时而动， 改革科举制度，向广泛的社会下层敞开政治职位，以此广罗英才，扩大统治基础。至此，宋代科举的大门向整个社会敞开，应试几乎不受任何出身限制。此外，科举 考试严格的考试程序和严密的考试规则，革除了“问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的弊病，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原则得到真正的贯彻。因此， “朝为田舍郎”的士子，完全可能凭借其优异的考试成绩，取胜于科场，从而“暮登天子堂”。而且士子一旦登科入仕，功名利禄便滚滚而来，不但光宗耀祖，而且 封妻荫子。至此，读书——应试——做官成为广大士子个人奋斗的三部曲。宋真宗赵恒则赤裸裸地鼓吹：“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驾高堂，书 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问窗前读。”就连宋代的启蒙教材也直言不讳：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此，广大士子视读书、应举为猎取功名利禄的利器，乐此不疲，纵然老死场屋仍名落孙山，亦不改初 衷。有感于此，就连朱熹也不免感慨万千：“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陆九渊也坦言：“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 此。”宋朝科举制度的采行，只能使为数不多的学子摘取科名，并从此飞黄腾达，科举制度虽对士子读书至上论和官本位思想的强化起到了无与伦比的刺激作用，但 不可否认，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两宋时期文化达到了辉煌灿烂的顶点。科举考试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勤奋读书的热情，读书人数急剧上升，对 经、史、子、集各类书籍的需求量大为增加，造纸业、印刷术也都大大发展了。中央官学、州县学、书院及各种乡村私塾空前发展。宋朝村塾图教育的发展有力地推 动了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宋朝的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宋词成为中国文学继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优秀词人和词作层出不穷。科举制度对后代乃至今天选拔培养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对于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到过启发和借鉴作用；在中国当代，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 在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中，还保留试卷密封制度，按号入座制度，禁止怀挟、传义、代笔制度，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去取高下制度等。

唐朝对邻国的影响论文素材

唐代对世界产生了正要影响

.唐朝与日本唐朝时期，日本派遣使节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这些使节在当时称为“谴唐使”。他们把中国先进的制度、天文历法、文字、典籍、书法艺术、建筑技术等传回日本，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参照中国汉字草书和楷书偏旁的基础上，日本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等；日本的都城平城京仿照唐朝长安城等。唐朝与日本的往来是双向的，日本派“谴唐使”来唐，唐朝高僧鉴真六次东渡日本，终于在754年抵达日本，弘扬佛法，还传播中国的医药、文学、书法、建筑、绘画等，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郭沫若有诗形容“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义，唐风洋溢奈良城。”日本奈良唐招提寺2.唐与新罗的关系新罗，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国家之一。唐朝时期，新罗派遣使节和大批留学生来唐学习中国文化。另外新罗商人来唐经商，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首位。新罗仿唐建立政治制度，与日本不同的是，新罗学习唐朝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朝鲜半岛的音乐也传入中国。3.唐与天竺天竺，唐朝时的称呼，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土地，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这首动画版《西游记》的主题曲，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但实际上，西天取经的只有唐僧一人。唐僧的原型是玄奘法师，被尊称为“三藏法师”。贞观初年，玄奘在认真研究佛经后发现谬误众多，于是决定亲自前往西方求取真经。一路上不畏艰险，历经磨难，终于到达天竺。他遍访天竺的名寺，曾在佛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大雷音寺）游学，成为远近闻名的佛学法师。10多年后，他携带大量佛经返回长安，此后主持译经工作，为中国佛教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他的弟子根据他的口述记录成书的《大唐西域记》也成为了研究中外交流史的珍贵文献。

安史之乱前，无人敢欺，安史之乱后，啊猫啊狗都叫王。

盛唐前后，无论是散文、诗歌、传奇，还是建筑、音乐、绘画、雕塑、杂技、舞蹈、书法和工艺美术，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取得了远超秦汉的繁荣。唐代敢于和乐于吸收外来文化和融合国内各民族的文化，其文学艺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唐代文化远播海外，对伊朗、日本、高丽、南亚次大陆、阿拉伯、东罗马帝国乃至非洲都有深远的影响。 公元5世纪至11世纪，是世界中世纪的早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这时，西欧直至北非、中亚、东亚，都刚刚进入封建社会，比起中国落后了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而东方，如日本和新罗（今韩国和朝鲜)，又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下，才于7世纪中叶开始进行大化革新逐步确立封建制度的。在世界各地步入封建社会时，隋唐时期的中国，封建制度已发展1000多年，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制度，业已完备，大大影响了世界、特别是东亚周边国家封建化的进程。 唐朝版图超过秦汉，加之统一，集权，给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加深了中国文化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

南迁对宋朝影响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在频繁的战乱中，各个政权及势力集团为了削弱敌方的实力，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兵源，增加劳动人手，往往乘机掳掠大量人口。如建多年间，三郡乌桓就曾“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刘曜派军袭仇池氐族，“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至于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强制迁徙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军事重镇的情况，更是大量经常地发生。三国时曹魏多次强迁氐人至天水、扶风、京兆、南安、广魏等郡，每次人口数千户至上万户不等11。后赵石勒曾徙氏、羌15万落于司、冀。北魏拓跋珪迁都平城后，“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四十余万口以充京师”。与此同时，各政权统治者还“诱谕招纳”，招引边疆民族迁入内地。如曹操就曾通过并州刺史梁习，从“胡狄”中“礼召其豪右”，“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逃避战乱、灾荒和赋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第三个动因。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避战祸迁往辽东者日多，到永嘉之乱后“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流入辽东人口等于“旧土十倍有余”。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为张氏父子统治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的爨佉卢文简书也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都有汉族移民。但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族迁徙规模最大的还是南方地区。建安年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益州数万家”。西晋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大规模迁往江南，史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及南朝亦有大批北方汉人南渡。这时还有部分汉族迁入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刘宋时始兴郡不少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而逃入俚区，以躲避苛重的赋役。另据《宋书·夷蛮传》载：“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由多种动因所促成，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又有着迁徙民族多、迁徒范围广、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方向呈多向性等特点。 在魏晋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是小区域流动，迁徙的民族多居于中原政权沿边地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青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爨等民族。这些民族中有的迁徙范围较大，分布较广，如汉族从黄河流域大量迁移到淮河、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鲜卑族从东北的呼伦池及辽西地区迁移到河套阴山一带的“匈奴之故地”，及至晋、冀、豫中原腹地和河西走廊地区；蛮族则有不少从湖南、湖北逐渐北上，及至进入河南中部。有些民族迁徙的范围则较小，如山越基本上是在江南从山区出居平地；匈奴是从塞外迁移到塞内诸边郡及黄河流域；柔然、敕勒的迁徙范围则大体上是漠北、漠南地区。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的因素促使诸多的民族在空前广阔的区域内迁徙，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在人口数量上也是空前的。这时域内各族迁徙人口的总量由于资料的缺乏而很难掌握，但从史料中所记载的部分数字来看，这个数目应是相当大的。如三国时期内迁的南匈奴有3万落（户），以每户7口计，即有20余万口。西晋初年内附之塞外匈奴又有20余万口。仅此二者匈奴内迁人口即约50万。这时奔附曹操的乌桓人先后有两万余落，以每落10口计算，即有20余万人。再加上被俘约10万人，总共有30余万乌桓人被迁至内地。故有人认为内迁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等“人数远超二百万”。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又大量南迁，其中建安十八年（213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10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以每户5口计算，仅这一次南迁人口就近60万之多。西晋末年至刘宋之际，又有90余万北方汉人南迁江南27。估计南迁汉族人口之总量不会低于北方内迁之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南方北迁的蛮族也有不少，仅《魏书·蛮传》中有数字记载的即有16、7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80余万口。 我国历史上魏晋以前各个时期的民族迁徙方向，除了汉代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外，总的来讲是以周边向内迁徒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华夏族）虽因战争被俘、掳掠贩卖，屯垦戍边等原因也有向外迁徙者，但较之内迁者为数颇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则不同以往，不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周边民族人口向中原迁移，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原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外江南、华南、辽东、河西、陇右、蜀等地区迁移。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人口因一些具体的原因而向其他方向迁移。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卢水胡、氏、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曾大规模掳掠强迁异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重镇。然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的人口也随之辗转流徙。如匈奴刘汉政权攻陷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后掠万余人归于长安，及晋军围攻长安，又“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刘汉都城，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石勒攻平阳，“平阳大尹周置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石勒将他们徙在自己控制的司州诸县。后赵建立后，石勒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3万余户于襄国，石季龙又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潼关以东，徙秦州3万余户于青、兖二州诸郡。到后赵政权瓦解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民族人口往来迁徙之状可想而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从迁移方向上看，周边少数民族是以由沿边向内地迁徙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是以由北方向南方的迁徙为主；同时亦有着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大量人口的南北西东方向的往来迁徙，从而呈现出人口迁移多向性的显著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当时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关系的产物，它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相关联的。其中许多民族的迁徙是被迫的，是被异族强制进行的，伴随着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因此，这时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此以前，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边各个地区，各民族在特定地域的聚居长期得以稳定，造成了聚居该地域的民族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这种长期稳定的聚居状态是保护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藩篱。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汉族逐渐分布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河西地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除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以外仍聚族而居，但分布地区却十分分散，各族间往往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又错居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亦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于是冲破了民族界限，打破了民族隔绝的状态，使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开始由原来的分族聚居变成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通过杂居共处，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这种内聚力量，最终结合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而正是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华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使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游牧生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匈奴、乌桓、鲜卑、拓跋鲜卑等族在进入中原内地之前，社会结构以部落组织为主，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进入中原后，在汉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由游牧而定居，多数从事农耕业。魏将郭淮镇陇右时，让羌人“家使出谷，平其输调”；雁门太守牵招，曾表复乌桓五百余家的租调。让这些少数民族交纳租调，他们自然是已进入农耕阶段。十六国时羯人石勒在家乡武乡，因为沤麻与邻居李阳争夺麻池。常互相殴击。他为了报答郭敬、宁驱的资赡，还“为之力耕”，说明羯族已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通过政权的力量促进这种转变。如苻坚在前秦境内大力劝课农桑，他亲自耕籍田，其妻苟氏则“亲蚕于近郊”，以示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视。北魏建国后，拓跋珪下令息众课农，使东平公元仪在五原至棝阳塞外屯田，并在代京周围置立八部帅劝课农耕。拓跋嗣击败越勤倍泥部后，徙两万多家到大宁州，分给他们农器，计口授田，使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迅速转为农业生产。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拓跋部已成为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因而在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转为农业经济后，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封建关系已占支配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也相应地进行调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用了魏晋的官制等，促使各族本身的社会形态得到跃进，从而推动了北方社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为汉族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不断壮大发展，而且还使汉族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一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及卢水胡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几个政权，虽然此兴彼衰，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但这些民族并未迁回原地，而是在与汉族错杂居住之后逐渐融合于汉族。前后赵灭亡后，匈奴和羯族大批与汉族融合，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也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前秦亡，本与汉族发展水平相当接近的氐族共同体大为削弱，接着建立政权的羌人、卢水胡、河西鲜卑、关陇匈奴等，也陆续处于解体过程，到北魏后期至隋唐，早期内迁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大多消失，融合于汉族，南迁的柔然，敕勒和西迁的吐谷浑亦有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而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的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山越、俚、僚出居平地。这些民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汉族，经济、文化和生活风俗上的差异也逐渐消失，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荆雍州蛮“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我们从史书记载可看到，西晋太康时户数为245万，北魏正光前户数为500万，北周大象中户数为359万，到隋大业五年，户数已达890万。这除了管辖范围扩大，检括户口及自然增长等因素外，也是与大批少数民族编户齐民融合于汉族密切相关。这种以民族迁徙为开端的民族融合，不仅给汉族注进了大量新鲜血液，使之生机勃勃，更富有创造力，而且使它自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得以丰富。其表现之一是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品种、技术乃至一些农产品传入中原地区，东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和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如制毡法、做酪法、作酥法等等，其中有不少方法和技术来自少数民族。农业上也引入了胡谷、虏小麦等等。其表现之二是汉族在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的流行，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使我国的经济区域呈现扩大趋势。在边疆地区得到开发的同时，北方经济得到复兴，南方经济得以明显发展。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族为避战祸大批迁往辽东、河西等边疆地区，使当地的劳动人手大大增加，甚至流人多于“旧土十倍有余”。徙往边疆地区的汉族劳动者还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边疆，在他们同各族人民共同耕耘下，东北、西北边远地区得到开发，这对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面貌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频繁的战乱，使北方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十六国时石勒虽明令使用钱币，“而钱终不行”。当各少数民族过渡到农业生产后，北方经济开始高涨起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到北魏中期，孝文帝开始铸造货币，使商品经济得到活跃，中原这一古老的经济基地恢复了活力。而这一时期大批汉族的南徙，为原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和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无疑会加速江南的开发。同时，江南地区社会比较稳定，东晋、刘宋等王朝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因而使南迁的汉人有可能和江南土著及山越、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一起，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促进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造纸业、制船业、制盐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都有显著发展。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南朝都城建康和东南沿海地区更成了全国文化中心和发达地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原汉族文化和南方原有的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一切都为日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这太难了，我建议你写写诗

1、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2、增加人口数量，带来劳动力；3、民族融合，带来新鲜血液。

一、背景知识梳理 经济重心南移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反映了我国古代南北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是中国开发最早的的地区，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成为最早经济中心。而南方经济的持续、快速的发展，是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表现。 历史：（一）南方经济的发展过程 1．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南方得到重点开发。 2．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南朝末年开始赶上北方。 3．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北几无差距。 4．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大发展。 5．南宋至元朝时期，南方经济突出发展，完全超过了北方。 6．明清时期，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 （二）经济重心南移的重大发展时期 1．从西晋末年“八王之乱”至南朝末年为止的时期。此期，由于北方自东汉末年以来战乱及少数民族内迁，北方经济衰退。而江南相对稳定的环境，使北方人民为逃避战火纷纷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发展，福建、广东和广西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到南朝末年，南方经济开始赶上北方。 2．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北方再次经历了长期战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直到后周世宗时才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南方相对稳定，各国统治者为了保存和增强自己的实力，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同时，许多中原人民流迁江南，增加了当地的劳动力。所以，南方社会经济又获得较大的发展。 3．以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为转折点的南宋时期。此期，人民的抗金斗争阻止了金军南进，北方劳动人民的纷纷南迁，使南方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农作技术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水田增加，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产量大幅提高，“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形象地反映了太湖流域地区生产在全国所占的重要地位。此外，棉花的种植推广、棉纺织技术的提高、造船技术的进步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都是北方所不能企及的，这都说明南方经济已经超过了北方，取得了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至于元朝开通漕运和海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首先产生于江南地区，进一步说明了这种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 （三）经济重心南移的特征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具有三个明显特征： ①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最高水平；②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割据战乱时最突出；③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一定影响。 （四）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①北方战乱较多，南方相对和平稳定；②北方农民大批南移，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并补充了江南的劳动力；③江南统治者为发展实力，比较重视发展经济；④南北方劳动人民共同辛勤劳动，开发了江南；⑤南方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比较优越。 （五）经济重心南移的规律：由北向南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和江南一带；由内地向沿海逐渐转移。 地理：经济重心转移的原因还可以从地理角度来认识：气候影响，宋代以前粮食主要以旱地作物小麦、粟为主，这类作物适宜生长的环境是北方的温带大陆气候。北宋时占城稻传入，到南宋时成为主要农作物，明朝时产量提高、面积扩大。水稻不适宜在温带大陆性气候下种植，而适宜在江南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内种植，这里光热条件好，雨热同期，水资源丰富，水利工程开发好。 江南多以平原丘陵区为主，土层深厚，易于开垦和操作。茶树、甘蔗、柑橘这些经济作物更是适宜在江南种植。 北方水土流失严重，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环境恶化，影响了农业生产。这种情况主要是人为的烧毁森林、滥垦荒地造成的，结果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面积减少。 交通运输及对外贸易也促进了江南的发展。 政治：经济重心南移是当地所在的自然环境与整个社会生产力之间辩证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现象的启示：政局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统治者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时引进、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于经济建设中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结合上述原因和联系有关时事理解，在我国当前的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开发与保护生态平衡是辩证统一的道理，应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当前的西部大开发，不是经济重心西移，而是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大举措，体现了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二、试题举例 例1：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汉朝长江流域仍是“江南卑温，……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汉以后长江流域开发进程加快，至南朝后期沿赣江一带已开发成重要的稻米产地。从东晋、南北朝到隋唐宋朝时期的几百年间，北方战乱频繁，人口大量南徙，使南方人口明显大增，移民纷纷转向丘陵山区开荒种地，从而促进了长江流域山区的开发。 李文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 材料二：在长江流域早期开发中，畲田开发是一种典型形式。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砍山，众木尽噘。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灭之，借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下种，即苗盛倍收。”这种耕作方式至今在我国四川、云南等长江流域地区仍有所见。材料三：历史上荆江洪水水位抬高统计 时间 历时 最高洪水水位上升 平均每年上升量 新石器时代至汉 2300年 0．2m 0．0087cm 汉至宋元 1400年 2．3m 0．164cm 宋元至今 800年 11．10m 1．39cm 材料四：唐代至清末长江较大水灾初步统计 朝代 年数 水灾次数 平均几年一次唐代 289 16 18宋朝（金） 317 63 5元朝 91 16 明朝 276 66 清明 268 62 材料二、三、四均相自《长江流域水患研究》 结合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结合历史知识分析长江流域开发的进程和原因。 （2）结合材料分析长江流域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3）运用哲学价值观的有关知识谈谈你对长江流域古代开发的认识。 答案：（1）进程：西汉以后开发进程加快，至唐宋时长江流域逐步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 原因：江南自然条件优越，政治安定；北方战乱；劳动人民南迁。 （说明：如果较详细地答出长江流域开发的史实及原因，同等给分。） （2）问题：生态环境破坏，水位抬高，水灾逐年增加。 原因：落后的耕作方式（畲田）导致植物被破坏，水土流失。 （3）认识：古代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只注重了自然的经济价值，忽视了自然的生态价值。这种片面的价值观，导致了对大自然的过度挥霍，最终遭到自然惩罚。因此，今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重视环境保护，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例2：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对照表（1996年） 指标 东部 中部 西部社会总人口 49962万人 43354万人 27979万人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亿元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7951元 4426元 3456元每万人口大学在校学生数 人 人 人 （1）我国古代秦汉时期至宋元时期，经济重心有什么变化？试从自然和社会的角度分析，近代以来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的原因？ （2）应用政治课所学的有关知识，谈谈如何解决东中西部差距？ （3）解决东中西部差距，对我国政治、经济有何重大意义？ 答案：（1）秦汉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在关中地区和黄河流域中下游，包括以西安、洛阳等政治中心为核心的陕西、河南等地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重心开始南移，隋唐时期，我国经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共同发展；至宋元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已经迁到南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近代以来，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展速度较中西部地区快，原因包括：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了中国沿海门户，我国首先是沿海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并产生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客观上有利于经济发展；西方资本主义企业、洋务运动的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多数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有利于经济变化和发展；沿海地区信息和对外贸易便利，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我国东部地区以平原丘陵为主，地势平坦；西部地区以山地高原为主，地形起伏较大；东部属于季风区，降水较多，为湿润和半湿润地区；西部属于非季风地区，降水少，有大面积的沙漠，受上述自然条件的限制，东部地区农业生产以种植业为主，土地生产力高；西部地区以畜牧业为主。 （2）国家要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引导科技人员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财政上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加快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积极发展同东部地区的横向联合，积极发展同世界经济的联系。 东部发达地区要积极帮助、支援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鼓励人才、资金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中西部落后地区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资源，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东中西部要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相互结合。 （3）有利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利于东中西部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有利于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宋朝科举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一、宋代科举制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相较于唐朝，宋朝科举有很多新变革。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宋朝初年，请托、投献风气依旧，直到真宗时，才采用了糊名制度。当时很多人对糊名持反对态度，如范仲淹、苏颂等，都曾提到糊名过于冒险。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其二是考试时间的最终确立。唐朝每年一考，国家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自英宗时期的治平二年(1065)，定为三年一大比。这个时间直到宣统间最后一次科举，没有任何改变。其三是文风的转变。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所以苏轼、苏辙就占了大便宜，因为这两兄弟最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人称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旗手”，就是从这时确立的。其四是考试内容和科目的转变。宋朝前期的考试还是诗、赋、论，要按照韵书去写，一旦出韵，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自此明经、明法，统统取消，只留进士一科。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不必再考诗、赋。二、宋代宰相制度宋代实行二府制。二府，指中书省与枢密院。宋以二府长贰为宰执，学者称为二府制。二府制渊源于晚唐及五代而大备于宋，余波及于辽、金、元，明以后则废除。二府制之精神在于中书省主文，枢密院主武。五代以至唐末虽已有枢密院，然元固定职掌，都承担宰相的责任，而其权势则与中书省互为消长。到了宋代才定制，中书省主文，枢密院主武，二府分职，互不相侵。二府设官，中书省有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院有枢密使、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 宋代的中书省与枢密院虽称是对掌文武，合为宰执，但体势并不均等，而是重文轻武，也就是说，中书省长官同平章事较之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为重。宋于平章军国重事之官并不常设，故实不能谓为正常宰执。正常宰执承晚唐及五代之旧，采用分而复合的三省制，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别置参知政事以佐之而为执政。自神宗元丰改官制后，其名称及制度数次更易。

中国封建科举制度摭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要为统治者服务，就有个选什么人、用什么标准选人，用什么方法选人的问题。中国封建时代长达二千多年，这历代统治阶级是如何利用选考、招生来网罗人才的呢？从选拔制度来看，汉代以后、隋朝以前，实行的是“选举”制；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至清光绪27年（1903年）大约一千三百年，实行的是“科举”制；到近、现代则实行的是招生考试制度（人们一般比较熟悉）。这项工作可以在学校进行，如太学、国子学以及各类学校在学生中招生、考试；也可以通过选考，即“选举”和考试进行。 太学学生基本是按等第、身份来选拔的，不需要入学考试。但学校内有定期考试制度。这种考试只是为了确定官阶官职。考试内容完全是儒家经书。所谓“选举”，一是以身份、门第来挑选“贤良”、“孝廉”、“九品”等；二是以儒家经书作为选举考试的唯一内容。“选举”盛行于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下面着重谈科举的兴起、废止及其影响。一、科举的兴起与废止。科举亦叫开科举士。即由国家设立许多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来选拔人才、分配官职。这种制度是从隋炀帝大业二年设立进士科为开端，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隋朝采用士科的方法来选拔官职，以此来代替九品中正（即九品三等，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三级，层层上报直到吏部尚书。始于魏朝，晋及南北朝都相沿袭用）和地方官的选职。从而将读书、迎考、做官紧密地联在一起。这一方面使得世族地主沿着这一方向取得参与政权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可以从世族手里夺回选人权力，以此来巩固他的统治势力。所以“科举”是一项新的政治举措，它有力于中央集权，故被以后各个朝代所沿用。不过由于考试内容专重儒经，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先天不足之症。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腐化没落，官方规定的儒经范围、标准，越来越狭窄，从而路子也越来越狭窄死板，直至废除。隋末农民大起义给世族地主以沉重打击，但也有一些世族地主在夺取政权中担任了唐王朝要职。地主阶级内部的这种新变化，不仅为科举制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到贞观、永徵年间又有了更大发展。唐制取士之科，多沿袭隋制。但参加科举的范围扩大了，来源有三：一是学校出身的学生，每年中央由国子监祭酒和地方各州县学校挑选学业成绩合格的学生，送到礼部应试；二是乡贡。一般读过儒经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应试。从县到洲，再到尚书省，逐级考取；三是科举，由天子直接招考，大都根据统治者本人喜好和切合当时政治需要而特设科目。据说唐文宗前后共考过数十种科目。武则天还亲自命题考试，开了科考中殿试的先例。此外，还允许学武之人参加科举考试。这种考试由兵部主持，叫武举。唐代科举科目（如秀才、明经、进士等）虽然很多，但最受社会重视的还是进士科。录取的比例差别很大，一般百人中选一、二人。当时有人把中进士比喻像登天一样。有“五十少进士”之说，五十岁作了进士还属年轻的。白居易29岁及第进士，是十七个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及第进士后，“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其择人有四事：身、言、书、判。”（《通志、选举志》）“铨选”，即衡量选定的意思。其标准指：体貌丰伟，言辞辩正，楷法遒美，文理优长。经吏部考取后才给官做。而皇亲国戚、功臣子孙、贵族则可直接应吏部考试；五品以上子孙还可不考试。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内容，沿袭唐、五代之旧，仍以孔孟之道为唯一内容。不过，由于建国后为防止地方势力的滋长，加强中央集权，需大量补充官员到国家各级政权中去，故大力提倡科举，并在形式上作了调整和改革。首先，放宽考试、录取范围，扩大录取名额；其次减少考试层次，取消了吏部考试一关。一旦录取后立即授予官职，名茅列前的可得到较高官职。再次，确立了殿试制度。宋代考试内容十分重视帖经、墨义，几乎各科都考。王安石变法，还实行“经义”取士，颁布了“三经新义”。后“经义”演变为八股文。元朝带有明显的民族政治色彩。元代科举终止了七十八年。在延佑二年（1315年）才开科取士。以《朱注四书》（宋代朱熹解释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开始于元代，到明清成为法定的唯一内容。明朝“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明史、选举志二》）以八股文取士始于成化年间。清代科举基本沿用明代旧制，但所贯彻的则是民族歧视政策。明清科举弊端更多。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政权，对知识分子实行软、硬两手。硬的，大兴文字狱，实行血醒镇压；软的，控制人们的思想，而科举制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二、八股文的起源、形成及危害。八股文大约从宋朝开始，到明朝己完全形成了，清朝最盛行，“惟读《四书》，谢绝学问，帷事八股。”（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八股文是什么？“是完全没有内容，专讲形式的文字玩弄。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就八股文格式而言，死硬规定每篇必须有破题、承题起讲、题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等几个段落，每段又规定一定的句数。“题比”又名“入手”，是引入正文的开始。“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四个部分属正式议论，又称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股者，对偶之名也。”四个段落各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一般称八股文。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介绍，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要求，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连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再如宏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共两扇立格，则每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八股考试是以《朱注四书》为中心内容的，大约有四百多年。由于题目的限制，为避免重复，防止应举人抄袭成文（实际当时就有应敷科举在市场出售的八股文选本——新科利器），于是出偏题、怪题。有什么单扇题、双扇题、三扇、四扇起，上全下偏，上偏下全，截上截下，甚至有单词独句字的所谓“枯窘题”。“譬如《中席》‘及其广大草木生之’，则上回去‘及其广’，下去‘木生之’三字，但以‘大、草’二字为题，如此之例，不可殚书。无理无情，以难学者。”（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八股取士，从内容看，以孔孟之道为唯一的，存在明显局限性；从考试形式上看，偏题怪题，死记硬背，牵制了人的思想和智力发展；另外，考试要盘查身体看有无藏匿，以考生为敌。不仅场内派军人监督，连场外也要派军警守卫。为防止考生作弊携带东西入场，在入场前要洗澡，换上官方特制的衣服。到清代，考生在考场上的全部用具都作了严格规定。当时有这样的诗句来形容考场实情：“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句功名误煞人。”“闺房磨人不自由，英雄便向彀中求。一名科举三分幸，九日场期万种愁。负凳提蓝浑似丐，过堂呼号直如囚。袜穿帽破全身旧,襟解怀开遍地搜。”（摘自《浙江乡闱诗》）由此可见八股陈腐，形式陈旧，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弊端是很明显的，它只能摧毁人才，只能使国家文化学术水平大大下降。可以说八股科举毁掉了一代知识分子。“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当代很少有称职（胜任）的官吏。”（《通志、选举志》）这说明八股科举是培养不出、也选拔不出真才实学的人来。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进步思想家都大声疾呼批判科举，连蒲松龄、吴敬梓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把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地步。他们是以生动的文学形象来全面批判八股科举的。三、科举考试的程序、级别。现以清代科举考试为例，一般包括三级考试：院试、乡试、殿试。院试，在府城或直隶洲地举行。考试对象是及格的童生。在院试前有两次预备考试，在童生参加考试的基础上，选取部分及格者。主考官称“学道”、“学台”，又称宗师。如《儒林外史》第7回说：范进中了进士，‘钦点山东学道’，即由他去主持院试。学道任期三年，期内必须逐个到直隶府、洲去主持两次考试。院试是从童生中考取秀才，并要对秀才进行甄别。院试录取名额，根据府、洲、县的生源多少来定，多者二十几人，少者七八人。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都是考了几十回、几十年才考中的。“秀才”一般来说没多大学问，只要八股能成篇就有录取的希望。秀才身份比普通人高—等。高在他有了接近官员的资格。秀才见了知县可以不下跪，甚至可以和知县分庭抗礼。中了秀才，生活一般没问题，至少可以教书。乡试，在南京、北京，各省省府举行，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考试时间八月初九至十七。每场三天，一般考三场或四场，故有“九日场期”一说。因考试时间在秋天，故称秋闱。考场一般称“闱房”。参加乡试者必须是秀才。通过了这次考试的秀才，才可取得举人的称号。主持考试的官员称主考。录取名额各省不等，大省百余人，小省五六十人。在明清时代，考上举人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件大事。因考上举人后，不但可以参加更高一级的会试，考取进士；既或考不上进士，但也有了做官的资格。范进中举，他自己高兴地发了疯；邻人也多来奉承，送田产、送银子、送奴仆等。这说明一个读书人考上举人，确实是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因把自己列入了特殊阶层。对老百姓来说，一个举人简直是天上的星宿下凡。范进中举后，他的丈人胡屠户说：“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殿试，由会试、复试、殿试三种组成。会试由礼部主持在北京举行，三年一次，即在乡试的第二年（逢丑、辰、未、戌年）举行。某年举行的称为某科，如壬午举人，就是壬午科举人的省称。考试范围是全国的举人。考试日期为三月初九至十七，考三场，每场三天。四月发榜。因在春天考试，又称春闱。录取名额二、三百人不等。录取者，先以礼部名义发表，称为贡士。主持贡士的官员称大总裁。复试仍由大总裁主持，参加考试者必须是会试录取的贡士，只考一场，考八股经义。复试分一、二、三等，这等级与后来的授职有密切关系。殿试是最高一层，地点在太和殿，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一场。通过会试考取的贡士才可取得进士的称号。殿试分三甲，一甲三名，称进士及第，各有其号，从上往下：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六、七十名，称进士出身。三甲称同进士出身。一、二、三甲总称进士。中了进士，对读书人来说，功名到头了。殿试后还有一个考试，叫朝考，与功名没什么关系，只是为了授予官职。在殿试后若干日举行。通过此次考试，进士可获得他们应得的官职。明清规定：一甲三名在会试揭晓以后，立刻授予官职。状元照例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的编修（正七品）。清代翰林院主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起居、典籍文件。四、科举制对人们的影响。从以上介绍可看出，科举制与读书、做官是直接相联的。可以说，越读书，越往科举制度上爬，就越有做官的希望。请看“久旱逢甘雨，异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借问谁家子，读书人做官。”“学乃人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选白坊刻《千家诗》的眉头）这历代流行的诗歌，讲的中心思想都是读书做官，追求功名富贵。由此可见，科举制极大的剌激了读书人的功名心。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崇尚科举，是因通过这一途经可以走上仕途，获得荣华富贵。它不仅具有强大的刺激力，而且读书做官成了一种强烈社会意识，强烈社会心理。这种意识、势态、风气构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这股强大的社会势力挤压着读书人去走科举之路。不仅读书人、知识分子要沿着这一阶梯往上爬、走上仕途；更可怕的是社会上广大阶层的人也都受到这一影响，并且大而且深。他们也都认为这是一条正轨的路，读书人必经的路。在《红楼梦》一书中，史湘云、薛宝钗，包括袭人都劝说过宝玉要走这一正轨之路。事实证明，在封建社会里，谁在这条路上走得好、爬得高，谁就受重视，谁就能得到荣华富贵。宝钗不就登上了宝二奶奶的宝座吗！而林贷玉由于不说这些“混账话”，不走仕途经济之路，就为贾家所不容。不仅社会是这样，家里人甚至连妻子也是这样。在唐代德宗贞元初，有个读书人叫杜告，他考好多次都落榜了。他妻子压力很大，在杜告又一次落第后，她派人给杜送去一首诗，说他丈夫的的确确有奇才，可为什么年年都没被录取呢？感到害臊，“君若来时尽夜来。”说她丈夫若回家，只能半夜回来，别叫旁人看见。我们看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这妻子也对丈夫摆出了一副势利眼。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微型小说《镜听》，说一家两个儿子都是读书人，两个儿媳妇在家料理家务。一年两个儿子都去赶考。报子来报，大儿子考上了，此时两儿媳妇都在厨房里做饭，父母高兴，就到厨房告诉大儿媳妇说，你丈夫考上了，你别在厨房干了，到外面凉快凉快去吧。二儿媳妇一个人在厨房干活，只因丈夫没考上，眼泪汪汪。一会儿报子又来报，二儿子也考上了。二儿媳听说后还没等婆婆说话，把手上活一撂也到外面去凉快了。我们看这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风气，非但进了闺房，也伸进了厨房。所以有人这样总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两句是极好的概括、总结。也正因为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读书人才十年寒窗去苦读；也正因为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大家都往这条路上挤、去奔走、去苦读。读书人在八股科举的诱惑下，变得灵魂空虚、道德低下。由于八股的禁锢，使知识分子，穷则百无一能，愚顽酸腐，做统治者的奴才；达则贪赃枉法，期压百姓，做统治者的帮凶。在这一点上，吴敬梓、蒲松龄等是有比较清醒、深刻认识的。在《儒林外史》第一回里，吴敬梓借助理想人物王冕之口说：“用《五经》、《四书》八股文，这个法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在这里文木山人指出了读书人腐化堕落的根源之—，就是来自八股取士制度，说它不好并给予深刻批判。由于走八股取士之路可以通向富贵，因此人们都往这条路上挤，不惜把自己灵魂变得空虚，道德变得低下。因此把文章学业、道德品行看得轻了，去追求做官，或逃避现实，退隐遁世。这不就把路引偏了吗！这第一回不仅是我们读《儒林外史》一书的总纲，同时也可见吴敬梓那对封建科举制持批判的鲜明态度。他所提倡的是文行出处，而否定、批判的则是功名富贵。

隋、唐、宋 隋炀帝 时的科举分两科，一称明经，另一称頲士。虽然唐代大大增加了科目数量，䠆明经和进士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科目㠂 明经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帖经和墠义。帖经有点像现代考试的填充，试顠一般是摘录经书的一句并遮去几个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词；至於墨义则映一些关於经文的问答。进士科的考试丠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题目创作诗 、 赋 ，有时也会加入帖经。 唐高宗 时代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了栎经，成为科举中唯一的重要科目。造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进士科考生需蠁发挥创意方能及第，而明经只需熟读砓书便能考上。而且进士科的评选标准砚严格，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堁分之一。当时曾有一句说话：「三十蠁明经、五十少进士」，道出了进士科砄难度。 另外，在武则天时代开始，亠设立了 武举 考试，用以挑选武官。 宋代大部份晠间的科举内容与唐代分别不大，但 王安石 执政时，曾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把堖经、墨义和诗赋等考试都取消了，改砺以经义 (解释经书) 、论 (对时局的评论) 和策 (提出解决时弊的办法) 作为考试内容。然而， 苏轼 等人对该项改革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元 元代的科举虽然对自身的统治影响不大，但它的内容却有重大转变。第一是 科举不再分科，专以进士科取士。第二考试的指定读物有所变动。新的规定 ，如果经义的考试内容包括 四书 ，则以 朱熹 著述的《四书集注》作为主要的依据㠂 这两项改动并没有随 元朝 而消亡，而是成为明、清两代 八股文 的基础。 明、清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在乡试及会试皆以 ??书的内容命题，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语 ??阐述经义，「代圣人立言」，用 八股文 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栵为讲究形式。只有到了科举最后一关用以决定名次的殿试，才会改为考时堙策问。但是考生答策的内容很多时都䠦不重要，清朝的皇帝便惯以试--的书泠取定殿试名次的高低。 热衷科举的人 识 四书五经 ，其他以外的知识，统统都成了「杂堸」，很多读书人都是一概不通。讽刺砑举的小说 儒林外史 中便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人对栎朝的进士--开玩笑说：「今下如果是 四川 的 苏轼 来考，文章亦只能是第六等了。」--筠道「苏轼既然文章不好，考不上也罢亠。」原来他竟然不知谁是苏轼。 而就 是对四书五经的内容，科举亦只要求求循前人的思想，以华丽词藻作出合乎式的漂亮文章；不求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考生的实际见识和才学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於是不少考生舍四书五经，专门钻研为应付考试 ，称为“帖括”的八股文范文选刻 。当时一些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意即考取功名后便可弃之如敝屣。曾经有人将八股文与「 鸦片 」、「 缠足 」并列，认为是荼毒中国人的三大害㠂 晚清时力主废除科举的 康有为 与 梁启超 两师徒，可算是一对才学与考试成绩䠍相乎的典型例子。 梁启超十二岁便兠学成为秀才，十七岁举人，被称为神章，算是科举得意。但梁启超中举后自诚「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遇覠康有为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窍不通，反耠要拜老秀才康有为为师。相反，康有炠书香世家，家中有--，年少已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虽然康有为名满广东，但他十六岁成秀才，获贡生身分后 是乡试六试不售，失意科场二十载。十六岁时方才时来运转中举人，得以徒弟梁启超一同上京赴考，会试最终以首名及第成为会元，高中进士。

调整：1、实行三级考试制度，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2、实行糊名制度。3、废除了门生称谓和公荐制。4、放宽了考试的范围和增加了录取的人数。5、实行权知、同知贡举制度意义：1、实行糊名制度，限制了势家子弟徇私舞弊，势家权臣把持考场的特权，使得科举考试的竞争在形式上获得平等，一大批寒俊、庶士得以通过平等的考试，进入仕途。2、进一步加强了皇帝对科举考试的绝对控制和国家权利部门整体监控的程度，削弱了考官个人专擅独断的权利。3、科举制度改革以后，庶族和平民子弟进入仕途改变命运的机会增多，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跨入仕途的数量日益增加，在统治阶层中逐步形成一个庶族官僚集团，从而为宋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运行注入了强大的生机。4、录取人数的不断增加，扩大了科举考试的影响和覆盖面，刺激了教育的发展，成为宋代走向文治社会的最直接的表现。影响：1、基本上确立了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制度的基本形式，使科举成为一种固定的选拔人才的制度。2、以科举为途径，许多人读书做官，刺激了教育事业和文化的发展，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增添了活力。

环境对人的影响驳论文素材

有这么一则故事，一名生物学家在参观农场时经过一个鸡棚，发现里面有只老鹰在吃鸡食，于是他好奇的去问农场主，农场主回答他：“可能他也认为他是一只鸡把!”于是生物学家抱着老鹰来到悬崖边并告诉它它是一只老鹰应该去飞翔，刚开始老鹰站在那一动不动的看着它也不张开翅膀，可是生物学家并不放弃，在反复了三次之后终于成功了，老鹰张开翅膀回到了属于他的天空中去。

‘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环境的不同，会造成生长于其中植物的结果不同。同样的，环境的不同，也会影响生活于其中人的成长，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环境对人成长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影响深远的。正是因为潜移默化是非常漫长且缓慢的过程，所以大多数人不易察觉，也就没有引起重视。日积月累慢慢的被环境塑造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一旦习惯了所处的环境，人们就不大会去做出改变，向更好的环境迁移。影响深远意味着环境的选择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对环境选择的经典例子。所以，为了我们更好的成长，我们应该慎重的选择所处的环境。环境，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人在走向社会之前，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家庭环境。出身于书香门第与出身于农民家庭，所受的影响肯定会不同。在家庭中，子女对于家长的言行耳濡目染，必然会效仿。所以，父母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家长的政治倾向，志趣，爱好，言行与家长的人脉等，都会对子女的成长与前途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所谓‘农家之子早认犁，兵家之子舞刀枪，秀才之子舞文墨。’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虽然我们不能选择出身，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为后代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而不断做出努力。做一个合格的父母，让孩子从小受到家庭氛围良好的熏陶，不断进行积极的言传身教，一点一滴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慢慢养成勤俭持家的品德，教导接人待物有礼而不卑不亢，传授人生经验借鉴走自己的路，使之学会爱自己而后爱他人。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关键是我们要有意识地去行动。好的出身是一种幸运，应该好好珍惜并充分利用，使先天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自由发展会得到更多的资源支持，更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所爱的人，可以子承父业，也可以创造踏入新的领域，开创属于自己的辉煌。但请记住，不要任意挥霍你的资源。反之，出身普通甚至略差，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但我们可以人为的改变后天因素，向有利于自己成长的方向发展。所谓“成事在人”，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地去进入更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利于成长与发展，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小范围的自然环境我们可以亲手改变，如家居环境。试想 井井有条且整洁舒适的家居环境怎不让人热爱生活并为之每天奋斗？相反，每天你连床铺都懒得整理，任由你的生活杂乱无序，又怎么去迎接有挑战性的工作？ 大范围的自然环境，我们无力改变，可以有选择的去进入，城市的各种条件比城镇肯定优越，而我们的目标就应该是去进入这样更好的环境。可问题是不怕竞争，就怕被限制，被思维被客观条件限制。对于工作环境，我们应该慎重的选择一个行业，这个环境应该是对自己成长产生持续正面积极的影响的，如果不是，请跳槽，直到找到为止。方向一旦不对，怎么努力都白费。对于环境，若无力改变，只好去适应。不能适应时，选择离开，而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环境。

环境影响人成长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又有谓“近朱则赤，近墨者黑”。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说明此理。当一个人身边所接触的人是正直者，这个人很容易也变为正直的人；反之，友人皆为巧言令色者，这人也容易变为巧言令色者。对于事物的判断也是如此，当一个错误的想法被周围人都认为是正确时，这位有自觉者也会对自己开始怀疑。当更多人都如此认为时，这个人就会接受这错误的想法。 故人处世间，没有良师益友提拔就随波逐流，如果是好的风气则有好的影响，如果是坏的风气，则受坏的影响。纵观历史历朝历代与世界各国，各种思潮、制度，屡屡变更，皆没有一定。每个时代的人多被那个时代的思潮制度所影响，很少能跳出这种局限。 俗话说得好“环境造就人”，环境能影响人，可以熏陶人，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它能从多个侧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并支配着孩子思想道德行为。良好的环境能成就一个人，而不良的环境也将会给一个人的成长带来负面作用，当然这里的环境既指家庭环境、也指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大家也都听过易中天品三国吧，在电视上曾进行过专题报道，他的成长就是得益于良好的家庭环境的影响，易中天的父亲是大学教授，热衷于搞学术研究，家里藏书丰富。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自然地就好学乐学了。他的儿子个个都很有优秀。易老在电视采访中说：“我从来没有为儿孙们的学习操过心，也从来没有打骂过他们。”最后总结时说，家庭潜移默化的教育最关键，言传不如身教。 所以，我们在对孩子进行教育时，就要注意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让环境感染着孩子、教育着孩子，无言胜于有言，潜移默化中孩子就会受到教育。教育的重要由此可见，很可惜的是现今的教育实在办得不好，没有注重人性的培养，而只注重在技术、知识上的东西。教育应该是探寻生命、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就只成为一个机械人的世界，只知道赚钱、被潮流牵着跑，是何等的无意义。已故的宣化法师对当今的教育有一番精辟的见解，他认为现今的教育可说是破产，在学校里老师给同学灌输的就是如何争第一。学生就如一张白纸，结果就养成人人好争好斗的性格。国与国的战争皆是好争、好斗而产生，谦让的精神却没有给与灌输。 写到这里，希望见闻者能或多或少那出自己的一些力量，推动世界教育的发展，使其走入正轨。如此一来，人类的未来才多一份希望、多一份光明。

我觉得环境是对人类非常大的影响，我觉得只有保护环境，我们人类才会住得更舒适，活得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