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学对高丽的影响研究论文

宋代儒学对高丽的影响研究论文

宋代新儒学,即程朱理学,是由宋代儒学家朱熹提出的治世思想,但是若说程朱理学对当时宋代的影响可以说是比较小的,但是程朱理学在后世中确实影响深远,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将程朱理学发挥到了极致。 程朱理学是朱熹在南宋时期将“二程”的学术理论同自己的相结合,将其称为“程朱学派”,也形成了后来的程朱理学，但是因为产生的时间较晚，对于宋代这一年代的影响也并不是明显，反而在元代程朱理学才被认可，在明清时期称为当时政府统治百姓的重要思想。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宋朝时期的儒学逐渐被官方化,是因为当时理学以儒学为宗吸收道教佛教之长补儒学之短,把天理、仁政、人欲内在的统一为一体,是儒学更加完整和哲理化,因此更有效的维护了封建统治等级特权制度,适应了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

当时无论是朝中官员还是坊间儿童，所读所学都是儒家经典。朝鲜对于儒学的尊重程度，几乎和中国一般无二。992年，国子监建立，百年后，国子监开始供奉七十二圣贤像。

理学是两宋时期产生的主要哲学流派。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至南宋末期被采纳为官方哲学。

宋代，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潮流弥漫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了重兴儒学，唐宋儒家学者吸收和融合佛、道教思想，使儒学体系得到了丰富和更新。宋代时，儒学确立了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观念体系，因而被称为“理学”。代表人物是程颢、程颐（二程）、南宋朱熹，他们的新儒学统称为“程朱理学”。一、理是世界的本原，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道德伦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二、通过格物致知把握“理”（并非是对客观规律和真理的探索）三、存天理，灭人欲程朱理学适应统治的需要，元朝曾将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明初确立了理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成为人们求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陆王心学一、南宋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也”，心就是天地万物的渊源，他的思想因此被称为“心学”。他提出“发明本心”以求理的方法（与格物致知发生分岐)

宋瓷对现代瓷器的影响研究论文

求“对于“宋瓷之美”你是如何体会的？”的一片期末考试论文。字数1500左右送你一朵玫瑰花，传情达意全靠它，送你一朵大桃花，时来运转有赖它，送你一碗豆腐花，要你一天到晚笑哈哈！

一直以来，人们似乎有一个共识：宋代是中国陶瓷艺术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宋瓷”代表了中国瓷器艺术中最高的审美境界。这样一个认识，通过教科书或大众读物无限制地进行着一种简单的复制，让人觉得这几乎就是一个无需质疑的真理。但问题在于，这种判断的标准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真正从学理上对其进行思考？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其意义也是相当明确的。一方面，有助于理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境界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扭转我们简单的思维习惯或认识偏见。 平淡：宋代社会审美理想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他认为文章由绚烂到达平淡，这才是成熟的标志，才是艺术上最高的境界。简单地说，平淡就是天真自然，不雕琢，不拘泥于法则。而实际上，苏轼的话反映出了宋代典型的士大夫审美趣味。在文风上，从韩愈的古文运动开始，之前绮丽的文风受到人们的抵制，转而崇尚平易的行文风格。在书法艺术中，宋人面对唐楷的气势与法度，转而追求晋人的高风绝尘，正如苏轼所推崇的“萧散简远”之淡泊境界。在绘画上，虽然雄浑的山水画与艳丽的院体画同样存在，但在苏轼和米芾的推动下，崇尚天真平淡的文人画开始兴起。而正是从宋代开始，“逸”格成为历代品评绘画乃至视觉艺术的最高标准，它代表了这种反对法度与雕琢、崇尚清新与自然的平淡之美。 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审美趣味很容易便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当时的大众也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情趣。于是，“平淡”很快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瓷器的生产也同样反映出这样的时代精神。宋代是瓷器生产相当繁荣的一个时代，有众多的瓷器生产地，仍然是“清淡秀雅”的艺术风格占据统治地位。即使是大量运用印花技术的耀州窑，其胎色也是相当淡雅的，呈现的是一种单色美。当然，将这样的风尚发挥到极致的当属北方的汝窑和南方的龙泉窑。汝窑生产的瓷器大都造型简练，呈淡雅的天青色，又因其烧制过程中温度较低，瓷胎未真正烧结，故釉色大多失透，显得宁静而自然。崇尚老庄的宋徽宗当时对汝窑的瓷器爱不释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瓷器生产树立了一个标准。靖康之变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南方的龙泉窑以其青玉般的釉色、简练沉静的造型、朴素典雅的气质，将“平淡”的审美理想发展到了极致。 艺术：“境界”判断与权力话语 舒斯特曼认为，审美教育是一种阴谋，它教育人们“自由”地去接受某种趣味。他的观点也许有些偏激，但已经很清楚地为人们揭示了审美格调判断中的人为因素。也许用福柯的思想来解释这种现象会更加贴切。在这位法国思想家看来，“真理意志” 与“权力意志”在根底上是二位一体的，真理的产生与认定渗透着权力因素，权力的运作有赖于真理话语的确立。①在任何社会的话语流通中都存在着有关何为理智、何为合理与真实的潜在话语标准，它在具体思想和知识问题的真假判断发生之前即已划定了关于真的可能边界，也就是说，发生在知识内部的真假只是真理在现实中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②因此，“知识（真理）与其说是有真伪之分，不如说只有合法与否之分。”③如果我们用这种认识来看待长期以来人们对“宋瓷”的推崇，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就相当明显了。 从魏晋开始，中国汉族文人实际上主要继承了老庄道家的审美理想。这是一种清静无为、天真自然的审美理想。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反对过于繁复的声和色，主张淡与素。而庄子则要求人从任何外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自身的自由，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审美境界，正所谓“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正如前文所言，道家的这种审美精神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魏晋之后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由于宋代社会浓厚的尚文风气，文人的情趣能够迅速地推广到整个社会中去，因此，相对于其他时期，宋瓷最能够体现出汉族文人的审美理想。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把“宋瓷”理所当然地断定为中国历史上最高审美品格的代表，认定它体现了最高的审美境界。原因很简单，因为“宋瓷”代表了他们所钟爱的审美情趣。这样一种判断由于出自于知识分子之口，出自于学术机构的判断，于是很自然的就披上了“真理”的外衣。却从来没有人去反思为什么“平淡”就一定高于“雕琢”，为什么文人情趣就一定高于市井情趣。实际上，人们已经习惯了屈从于权力的判断。这里的权力并非我们日常理解中的政治权力或统治权力，而是一种话语权。它在无形之中束缚了我们的思考，在无形之中也将所有的其他观点与思想断定为“谬论”与“非真理”。 共识：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 相对于宋代的瓷器，唐代及元明清的瓷器增添了不少民族趣味或市民审美因素。尤其是明清的瓷器，受到市民文化的影响，其瓷器的艺术风格倾向于繁琐的装饰趣味。从明中叶的“青花”到“斗彩”“五彩”和清代的“珐琅彩”“粉彩”等等，无不体现了这样的趣味。此时，它们正好和西方的洛可可艺术相映成趣。而且事实也证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因此在西方，洛可可风格也被称为“瓷器”风格。其实，在西方国家，洛可可风格也长期受到所谓学者阶层的轻视，认为它是一种相当轻浮与柔媚的艺术风格。与之受到贬低的艺术风格还包括原始艺术、中世纪艺术、巴洛克艺术等等。传统的西方学者们一直都将古希腊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艺术当成了最高的审美理想，认为这是一种高雅而崇高的艺术风格，与之相比的其他艺术风格都显得逊色。 不过，在多元论思想的影响下，如今西方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判断的偏见与无知。中世纪艺术的深沉与神圣，巴洛克艺术的恢宏与动感……这些都是西方古典艺术所缺少的精神内涵，它们同样值得称道。事实上，每一种艺术风格或审美情趣都有它自己的拥护者与爱好者，若根据其拥护者的地位与阶层来判断审美情趣的高低，这无疑是一种相当霸道的标准。我们可以批评某艺术品的题材或主题不合情理或触犯了公共道德的要求，却不可评判哪一种审美情趣低下。因为审美本身仅仅是一种心理感受，我们不能用高低来对其进行界定。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借用沃尔夫林的观点来进行论证，他在阐述巴洛克艺术的时候说：“巴洛克艺术（或称之为近代艺术）的兴衰都不是由于古典艺术，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条兴起、高潮、衰落的曲线……”④沃尔夫林反对将古典艺术作为西方艺术的定点，认为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风格，表现的是各自的“时代精神”，而不能简单地说后代是前代的衰落。⑤ 从认识论讲，“整体性”思维本质上是事先预设一种本质或终极的本源，然后将其表象和再现。从现实来讲，它通过“权力”来产生一种真理，从而排斥、压制甚至摧残异端，最终完成了对“权力”的维护。在这里，笔者赞同利奥塔的观点，他反对哈贝马斯关于对话可以获得“共识”的观点，认为“共识是一条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因此现在必须强调“歧见”。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异国风情，宋代的平淡，或是明清的繁琐……它们仅仅是体现出自己时代或受众的审美趣味而已，并不能说明孰高孰低，谁是顶峰谁是低谷。

宋代陶瓷工艺的许多精华都被现代陶瓷工艺所吸收

宋代是中国的瓷器艺术臻于成熟的时代。宋瓷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当时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名窑和名瓷，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绘画和陶瓷的伟大时期”。在灿若繁星的宋代各大名窑中，景德镇青白瓷以其“光致茂美”、“如冰似玉”的釉色名满天下，而其中以湖田窑烧造的青白瓷最为精美，冠绝群窑。它的胎土采用当地高岭土，素白细密，洁净紧实，经过一道道繁复的工序，成就了冰肌玉骨，秀色夺人的艺术效果。烧造出的青白釉瓷器色泽莹润，清素淡雅，纯净细腻。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辉煌时期，不管是在种类、样式还是烧造工艺等方面，均位于巅峰地位。难怪当代陶瓷收藏高手对手中的每一款宋代瓷器都会爱不释手：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好似晚霞般光辉灿烂，其“窑变色釉”釉色变化如行云流水。汝窑造型最丰富，来源于生活，如宫中陈设瓷，瓷釉显得晶莹柔润，犹如一盅凝脂。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宋代龙泉窑中上好的青瓷。被美术家誉为“缺陷美”和“瑕疵美”的宋代辞瓷（又名冰裂、断纹）令人玩味无穷，其“油滴”、“兔毫”“玳瑁”等结晶釉正是宋人的创举。宋代定窑的印花、耀窑的刻花是瓷器装饰手法的新贡献。唐、五代时期窑工们创造的越窑如冰似玉的“千峰翠色”、“秋色”和邢窑白瓷，已不能同宋瓷争高低了……

儒家文化对隋唐的影响研究论文

从世界各国的精神道德、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实际情况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和价值。正如1988年一月，75位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开会结束时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从精神方面来讲： 21世纪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普遍提高，但是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精神道德方面的修养，将会出现诸如暴力犯罪、道德沦丧、个人主义、精神空虚等问题而严重危害社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则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所说：“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是一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人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泰勒博士对以孔孟的儒家文化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给予了中肯二恰当的评价。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当今世界政治、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化并存的世纪，不同文明之间的出现新的繁荣。但是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地区仍弥漫着战争的硝烟。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并存、避免战争、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做出贡献，也将成为世界各国屏保认同的思想观念，还将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准则。儒家文化提倡的这些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世界各国调整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c从经济管理方面来看：正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临近的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却正在悄悄进行着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崛起，而他们全都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运用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指导自己的工业建设。这一实例证明，启示人们去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人甚至提出“第三种工业文明”，进而提出“现代新儒家学”的概念。这说明儒家的思想不仅可以用来建设精神文明，而且可以用来搞工业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人类物质文明。人与自然： 儒家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提倡一种普遍的和谐。如果世界各国都能重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对它做出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就能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也将更加美丽，我们人类也将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女娲、伏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在《孝经》中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沦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说，儒学是一种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2、“内圣外王”思想 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在此，儒家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故此，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 基本要求。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外，儒家还有许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内圣”与“外王”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2]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3]儒家文化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是它对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价值的整合。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2、规范的整合。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人们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实现规范的整合。 3、结构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是由众多互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功能互补。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从而，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还有人圣思想，即只要人人潜心修养，都可以成圣等等。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所以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是由于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和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人们发现，东亚经济的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核心文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 (一)儒教的整体性原则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如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它们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层制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风靡全球。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传统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它的有效性。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使人们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际关系，忠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对职员和家庭负责到底，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三)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称，这种“和”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调和、和谐的意识，即讲人与人关系的义理人情。这种“和”被运用于企业之中时，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竞争，即竞争与协调的融合，也就是说，群体外的排他性与集团内的和谐性。所以，日本企业界认为，日本企业的精髓就是“和”。当这种“和”的方式用于日本纵式社会结构关系时，“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将日本社会上下等级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东亚社会的特征之一。 (四)教育优先原则 20世纪初东亚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还得力于它们的教育成就。这一成就渊源于儒家的重教传统，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主张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主张科举取才，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的成就和地位，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这一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在韩国，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贫寒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上学。同时，韩国政府实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很高，发展中国家里，除以色列之外，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我国台湾从 1968年开始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在日本，教育立国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从1950年到1972年增长了 25倍，教育经费占行政经费的20％以上。而同期，美国占15％，前苏联占16％，西德占12％，英国占13％左右。日本政府认为：“教育投资的成果，其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旦作了投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它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6]教育的发展，人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纵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继承，并对之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从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对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正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所说：“发展经济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必须引进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或经济原则，而在于必须处理好这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同经济的内在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7]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浅析儒家“慎独本义及其现实意义“慎独”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对该概念本义的解读学界始终未有定论。从“慎独”传统解读和本义入手厘清其含义，认为“慎独”意在强调内心对于仁义礼智圣的专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慎独”在当今社会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现实意义。何为“慎独” 。“慎独”源于儒家的《大学》、《中庸》。《大学》有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此之谓 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舍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 于 中，形 于外，故君 子必 慎其 独也。”《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 闻。莫见乎 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东汉郑玄的解说中最早提出“慎独”一词，他说：“小人闲居而不善，无所不至也，君子则不然，虽视之不见，听之无声，犹戒惧恐怖自修正，是其不须臾离道也。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必肆尽其情也，若有觇听之者，是以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由此可见，郑玄的所谓“慎独”就是指一个人在独居、独处时，在其行为不为他人所见所闻之处，也要时刻做到谨慎遵守道德规范。郑玄之说与刘向在《说苑 •敬慎》中的说法相似，之后北齐刘昼的《刘子 •慎独》、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中关于“慎独”的解读实际上都继承了郑玄对于“慎独” 的阐说。而这其中朱熹虽然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郑玄的说法，但他的解读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慎独”的传统理解。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 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 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 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 … …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舍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舍其恶而卒不可舍，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在《中庸章句》中，朱熹又注：“独者，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 ，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 ，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 ，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通过对朱熹的章句集注以及其他文字的研习，我们不难看出朱熹除了沿袭自郑玄以来的传统看法，即认为“慎独”就是在独处时更要谨慎戒惧，在人所不知不闻之地加紧个人道德养成，不可自欺，要在个人修养上实当用力之外，还将“独”的内涵扩大了。例如，朱熹强调“‘慎独’之‘独’，亦非特在幽隐人所不见处。只他人所不知，虽在众中，便是独也”。朱熹还说“这独又不是恁地独时，如与众人对坐，自心中发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独处。”由此可以看出，朱熹的解读较之郑玄的进步之处在于使“独”包含了精神性与内在性的意义。在郑玄看来，“慎独”之“独”只是空间上的独处，是别人无法干预的地方。而朱熹理解的“慎独”之“独”除了上述之义外，还指一种内心 意念 刚刚萌发而众人不知我独知的“独”，由此可 以说，朱熹把“独”从个人独居的空间推致到了一个虽在众人中但缺乏外界舆论监督与压力 的空间。这是对于“独”的理解上的深化。上述从郑玄到朱熹的关于“慎独”之义的传统解读，着力都在于强调“慎独”的实质是要慎重对待他人不知的隐蔽处之所作所为，努力地做到不欺暗室、不愧屋漏。随着2O世纪 7O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及 20世纪 90年代郭店楚简《五行》篇的出土，学界在对简帛文献进行整理和解读的过程中，看到了与传统解读不同的“慎独”，由此对于“慎独”本义的讨论重新拉开了序幕。清华大学的廖名春教授在其《“慎独”本义新证》一文中认为，庞朴先生《帛书五行篇校注》一书第 52到 54页的内容说明“帛书《五行》篇的‘慎独’说与《礼记 •礼器》篇、《苟子 •不苟》篇说同，而与《礼记 •中庸》、《大学》篇迥异。”并提出，“‘慎独’就是不重外表，只重内心”[3]52。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梁涛先生通过对简帛《五行》篇原文和传文的解读与分析，认为该篇讲仁、义、礼、智、圣五行“……是形成于内心的，但它还有‘多’的嫌疑，还没有真正统一于心” ，所以，《五行》中的“慎独”实际是指内心的专注、专一，指内心专注于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的状态。在梁涛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大学》中的两个“慎独”，前一个是指“诚其意”，后一个强调只有“诚于中”，才可能做到“形于外”，由此可见“慎独”必须落实在“诚于中”上，这实际还是要“诚其意”，而《中庸》中的“慎其独”则从道人手，君子“慎其独”所需要戒慎的就是那个“不可须臾离也”的道，要时时保持内心的诚，这与《大学》的“诚其意”是一个意思。通过三者的对比分析，可以说三个“慎独”都是“诚其意”，强调要端正内心的意念，从本原上杜绝一切不善行为的出现，这些无一不在突出儒家“内省”的工夫。所以，《大学》《中庸》以及《五行》的“慎独”的本义均是指内心对于儒家涵含仁、义、礼、智、圣五行的完满人格的专一，指内在的精神状态。郑玄和朱熹的错误在于把“诚其意”的内在精神仅仅理解为“慎其闲居所为”的外在行为，把精神专一理解为独居、独处，因而造成整个意义发生改变。通过对“慎独”本义的追根溯源，以及对其传统解读的辨析，我们看到了儒家一贯的对于内省的重视，对于修己工夫的强调。那么，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个人，在理解了“慎独”的本义后，我们该如何联系时代联系自身，深刻而又发展地理解它运用它呢?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违背本义，也不必完全抛离传统解读。我们首先要确定这是一种强调内心对于道德境界和人生修养目的专一专注的功夫(本义强调对于仁义礼智圣的合一状态的专注)，是对内心的关照，它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于传统解说中汲取其合理的因素，那就是把“慎独”的形上意义下达到形下层面。每一个人都有独居、独处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慎独”传统解读中对于闲居时道德自制力的强调。这样才能将“慎独”更好地融人到当今社会，也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个儒家传统观念的现实意义。“慎独”的现实意义。现在对于“慎独”的现实意义的分析大多是基于传统解读进行的。原因就在于《五行》篇中关于“慎独”的解释和郑玄、朱熹等人对于“慎独”的传统理解相比，在实践意义上缺乏可操作性。《五行》篇中将“慎独”归结为内心对于仁、义、礼、智、圣五行的专一与专注，进而统摄诸德而不失于性道之本质。这是具有形上意味的归结，在寻常百姓看来，这种说法不好理解难以践行，缺乏实践上的动力。而郑玄与朱熹的解读，强调闲居时要和有人监督时的行为相一致，这是将“慎独”下达到日用伦常层面后的一种道德自律，这样“慎独”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要求，变为一般人修德修身时的途径，而不只是君子实现其圣人理想人格的专有门径。这显然比本义更能让世人接受，同时，在实践方面更具有效性。那么，能不能将本义与传统解说结合起来指导我们的道德修养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将本义中内心对于儒家仁、义、礼、智、圣这一君子人格德行的专一，改造成对于现实中的完善人格与高尚的道德标准的专一与专注，以此形成一个牢固的内心信念，然后在这个诚于中的内心信念的统摄与驱动下，更好地形于外，这样我们就会不断修正自己在大庭广众下的显性行为，也会更为注重和调整独处时候的隐性行为。这样一来，“慎独”就会成为一种随时随地都伴随我们的道德自觉和自律，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道德修养方法，有助于修身正心。培养“慎独”能力，实践慎独的修养方法，可以锻炼和加强一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自我控制力，使道德修养成为自我的内在要求，从而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此外，我们还应做到慎独而不唯“独”，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有无人知晓，有无人监督时都同样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绝不因为无人知晓而肆意妄为，也不能因为有人知晓而做表面文章，要时刻专注于内心信念。对于当今这样一个已经存在道德失范问题的社会而言，“慎独”的修养方法更凸显其必要性。只有当每一个个体都自觉地做到“慎独”时，社会的道德水准与道德意识才会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提升，至少会减少坏人坏事的出现。这一点正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的“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 ’，不做任何坏事。”虽然刘少奇同志讲的是共产党员，其实这对于每一个平常百姓的意义与影响是一样的。当我们心中已经拥有一个诚其意、毋自欺而诚于中的道德理念，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做到内外如一如是而行，做到时时处处符合道德要求。此外，朱熹把“独”从独居扩展到大众空间，对于当今社会更具现实意义。比较古今社会的外部压力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人要完全摆脱舆论压力，只会出现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独处时。而当今社会，由于人员流动性加大，我们很多时候都身处“陌生人社会”，没有熟人，也就缺少一种舆论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养成肆意胡为的习惯，认为反正做了不该做的说了不该说的也没有关系，反正没有人认识我监督我。由此可见，“陌生人社会”虽在众人之中实际也是独，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重“慎独”功夫，注重内心一念发动时别人不知我独知的独，绝不放松道德修养工夫通过“慎独”，我们要养成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凭借自己的内心信念，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依靠理性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付诸行动。“慎独”，是儒家的传统观念与重要思想，是一种修养工夫，是一种自律品质。通过对“慎独”本义与传统解说的厘清，通过对“慎独”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现实实践意义的分析，我们看到“慎独”永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现实意义。

儒首先要连接儒家文化。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孔子"仁爱"思想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仁"，原本指对人亲善或持有一种同情心，在孔子那里被发挥成了一种学说、一种哲学观。建立在民族宗法基础上的家国同构，是在农业文明为主的时代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天下。与这种家天下的谱系结构相平行的精神纽线是孔子的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仁学思想。这个仁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从这个核心出发，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进而是"入则孝，出则悌"，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又一个纽结，最后，他提出"泛爱众"，完成了仁学思想的基本建构。在孔子看来，只有在家敬（孝）父母，出门敬（悌）兄长，才能把"仁"这种主观理想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由家庭推广到社会，才能"泛爱众"。并且，"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仁学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国家秩序及其生存基础的。最后，孔子为他的仁学思想这根精神纽线画上了一个中止符，他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了"天下归仁"，他又提出一种办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把它作为"忠恕"之道来行仁。从"仁"出发到"归仁"，显然是孔子认为的一种完满的精神境界。 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儒家的仁义主张总是在与政治上的强力抗争着。秦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提倡以及政治批评的活跃，总是生动地体现着仁学的精神。汉代，从贾谊的政论、董仲舒的抑兼并、废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到夏侯胜、贡禹、鲍宣对暴政的揭露与抨击，无不贯穿着仁学精神。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乐做"亲民之官"，立志改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革新；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多的人在反对权奸或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心系"万民之忧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为理学时代的仁学做了极好的总结。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批判继承发展仁学的代表，体现了仁学在近代的新变化、新面貌。前者以仁作为冲决罗网的动力，他提出"民本君末"、"君权民授"，提倡仁说，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后者以仁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基础，看起来它吸收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与孔孟仁学有"实质"区别，但其深层核心处却依然体现了孔孟仁学的价值标准。 孔子仁学思想内含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考察这样的历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首先，后世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中包含仁礼矛盾的看法是不全面的。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认为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孔子所关注较多的是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如何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但事与愿违，孔子到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仁"，议论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孔子所处的年代正值春秋末年，当时的奴隶制社会风雨飘摇，"礼崩乐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孔子《颜渊》），想女娲补天，又不合时宜。孔子不是没看到这一点，当他的行"仁"主张处处碰壁，便不断发出怨叹"时也，命也"。他既是从仁，又是从命，始终不能摆脱这一世界观上的矛盾。尽管孔子常叹自己时乖命蹇，他的植根于宗法关系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上产生了深远的意义。这种仁学思想被发挥到极至，就是孔子提倡的"志士仁人"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那个高尚的"仁"，人们可以用性命去换取，能说不到了极至吗？诚然，孔子仁学思想中的"亲亲爱爱"或"泛爱众"表现了对人的同情、尊重、关心和爱护，无疑是对当时奴隶获得解放和人的价值得到提高的愿望所进行的合理概括。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乃至凝聚于今天的家庭关系，从而使炎黄子孙不忘骨肉亲情。全面地看，不难发现孔子的仁学是为其"礼"的思想服务的。礼的思想有其秩序性的内核，体现了他对社会稳定的关注。那种将"礼"与后世所谓"礼教"简单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至于后世的"名教"、"名分"乃至"三纲五常"，则是后儒片面强调礼，将礼绝对化的产物，与孔子礼的主张已经有所区别。孔子的仁学服务于礼，却代表了人道精神、道德精神、群体精神等等，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 第二，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孔子的仁学对政治的清明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仁学反映着时代，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长期以来，在仁学精神的培育下，中华民族逐渐养成了许许多多的优良传统，如修养完善自身道德，持守"为政以德"；为政顺应民心，与民同忧共乐；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以养民。事实证明，仁风昌行时期，总是政治相对清明，官吏相对清廉；暴行大作之时，往往贪敛之风盛行，社会动荡不安。 第三，孔子的仁学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民注重亲情伦理的特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富有了浓厚的感情色彩。在新出土的竹简中，"仁"字从身从心。《孟子》记告子之言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也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可见，仁突出了人的内在因素即思想观念的特征，是人的真善美道德属性的表达。有仁的思想品质，才会有义的行为，故曰"仁者，义之本也"，正义的行为准则是与仁相伴的。中国古代重孝，孔子曾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尽孝道，更不会有什么良心善行。有了孝行，才有人与人之间的谦让与诚信，才会有当政者的"养民也惠，使民也义"。所以，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北魏孝文帝说"《孝经》一卷，人行之本"；隋文帝说"《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上行下效，孝是一切伦理的根本，由此推广开来，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仁学思想尽管是从维护奴隶制出发，但这个思想重视对人的作用超过了对天神的崇拜。他处的那个时代正在向封建社会过渡，不能不说，时代的进步在他的身上是有反映的，否则他便说不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务民主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仁学思想以人为本，和他的以维护奴隶制为本是互相矛盾的。实际上，这种矛盾的思想体系虽矛盾亦难能可贵。他的"言仁必及人"、"爱仁能人"的仁学思想是既难得又照鉴后人。如果这种思想只是取悦帝王，是不会这么受人欢迎的、并在民间找到他的市场。应该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尽管具有矛盾性，但更具有较强的实践理性。孔子是主张理论的实践性的，他常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为要"推己及人"，使众多的君子在实践中具有"仁"的自觉，孔子非常强调理性自觉和主观能动作用，进而把为"仁"联系到求"知"。在认识论方面孔子径向理性主义发展，在政治上，孔子虽然是个倾向于守旧的唯心主义者，但他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具有理论贡献的创新，并以其扎根于宗法关系的伦理道德内容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我们不能不看到，孔子的仁学思想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却是前后矛盾的。他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并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子《宪问》）作为贵族出身的孔子，由于阶级的偏见，他把"仁"看成是先天的道德属性，只有君子才能做到"仁"，小人就绝对不行。这样，"仁"就成为"天赋的道德"，就主张只好用人主观意识修养来补救。忘了指出的是，当仁在仁学里进一步发挥时，仁就是指奴隶社会的道德准则，是奴隶主对自己阶级意识的一种自觉。因此仁学思想再光焰，也同时留下了巨大的历史晷影。另外：对于世界，把朝鲜越南日本琉球以及东南亚等野蛮半野蛮的未开化地区，改造称为文明发达的地区。现在日本韩国都是发达国家活半发达国家。

唐初儒家思想在唐太宗的推行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唐代社会也随之发展繁荣起来.但是儒家思想和唐太宗的精神却并未能在其之后的唐代帝王中得到很好的贯彻,随着儒家思想在唐代的衰落,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唐朝的衰落和灭亡埋下了伏笔.

儒家对千年中国影响研究论文

第一，儒家思想在仁政，为人的阐述上的确有点道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如果天下的君臣民都能按他的要求来做，那天就是充满了真善美。但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孔子的门徒和儒家的学者是世界上最最执着，最最顽强，最最富有事业心的人。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为富国强兵，法家和墨家的思想比较流行。儒家思想是最不受欢迎的东西，但孔子带学生周游列国去宣扬他的学说。孔子死后，他的学生们把他的言论汇编成论语，继续不断地发展孔子儒家的理论学说并沿街叫卖，一直到汉武帝时的卫倌。终于给他搞成功了。 第三，中国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终于成为一个比较完整和稳定的国家。这时候儒家思想的精髓就被统治者看重并拿了出来。儒家思想的精髓其实就两点。 1，崇古。他们认为，古时候的东西都是好的，完美的。就像孔子特意要为西周的礼仪专门请教当时东周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老子。他认为，如果现在的人不去破坏过去的礼法，就没有世间的动荡了。就像汉什么帝（名字俺忘了）要修改国家的法律法规，问下面的大臣，那位大臣（儒家的。不好意思，名字俺也忘了）对他说，现在的法律法规是高祖皇帝和萧大丞相制定的，皇上你的才能比高祖如何？俺的才能比萧大丞相如何？那位皇上当然不能说自己比高祖老流氓刘邦更高啦。那位大臣说，既然我们都比不上他们，所以，高祖和萧大丞相制定的法律法规当然是最最完美的啦。皇帝虽然胸闷，也没办法。有句名言叫“按既定方针办”就是这个意思。 2，克己复礼。这是当一个平常人成为统治者后最最看的上，听的进，用得着的东西。天下都是抢来的，打来的，搞到手是很不容易的。既然搞来了天下，谁又愿意失去呢？那么就要大家安次序坐好，都要听话，不要把屁股放在不该放的地方。有点想法是可以的，但要有克制，不能违了礼数，那样会大逆不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规规矩矩，那样就能世世代代了。君父，就要施仁政，臣子就要献孝心，所以就有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东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性能得到发展吗？ 这样的话，法家的思想是追求社会的不断的变革，墨家的思想是犹如现在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怎么能让统治者看的上，那不是要挖自己的祖坟吗？ 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年，在这两千年里，几乎抹煞了其它的所有的思想体系，中国的知识分子浸淫其中不能自拔，因为那是要出人头地的唯一的小径，从而抹煞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在这两千年中，由于思想的禁锢，中国几乎无科学而言。当西方列强带着洋枪洋炮来到中国的时候，就难免的挨打，而且是几乎没有还手的余地。 到今天还有人在谈儒家思想的如何如何的有用，俺不知道他们是很懂的在谈还是不懂乱谈，估计是兼而有之。但这种思想是非常非常有危害性的，就像当官要为民作主一样，看上去是很有道理，但骨子里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人民的主人。

儒家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

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

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

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

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

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

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

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

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

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

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

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

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

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

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

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

将来也会适用。

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

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

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

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

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

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

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

礼的思想并没有错。

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

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

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

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

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

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

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

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

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

如果站在客观和历史的立场上来评价的话，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发展繁荣，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时至今日，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依然存在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地方。

当然，儒家思想成型于两千多年以前，发展于封建社会，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也必然存在着糟粕，这是我们必须舍弃和批判的。

你可以从多个方面去分析，儒家、道家、佛家对中国的政治文学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儒家提倡入世，道家提倡出世，在政治的不同时期文人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同。政治环境比较好的时候，人们倾向儒家思想，在文学方面表现为歌颂政治人物，抒发自己的报国热情； 在政治环境比较黑暗的时候，很多文人不得志，转而崇尚道家，主张修身，这个在魏晋时表现的比较明显。 我只是提个思路，如果感觉合适的话可以从这个方面着手看一些资料~~

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有3个方面：1，儒家“有教无类”思想的提出，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适应了社会的发展的需要。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包含以下两种含义：第一，从人的外在性来看“有教无类”是指在教育对象上，不分地域与国别，不分贵族与平民，人人都应该受教育。第二，从人的天赋素质以及后天的习惯与行为方面来看，“有教无类”是指不论智愚、不论品行善恶，只要诚心求教，都应当给与教育，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存在深远的影响2，儒家“因材施教”的倡导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始自孔子，虽然他并没有在理论上提出“因材施教”的概念 ，但却始终将之贯穿于教育实践活动中。所以朱熹说：“夫子教人，各因其材。”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注重在人的差异基础上通过不同的教育方法，促进每个人的发展，是科学求实的，是孔子留给后世的弥足珍贵的教育思想财富。3，儒家思想比较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孔子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善于自省、明于外察，别人身上好的品质和坏的方面都可以作为自己的老师，自己则应该加以分辨和取舍。

关于宋代儒学的论文题目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及其艺术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识和把握苏轼的艺术观念，并揭示这种观念形成的文化原因，探索苏轼在他的时代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对现代人生的价值取向与创作亦大有裨益。 在中国文化的天宇里，苏轼是一颗璀灿的星斗，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在宋代艺术天地里独放异彩。他以聪慧的察赋才华、全面的艺术修养、坎坷的人生道路、超然的生活态度，对后代的文人及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值得我们不断去认识和思考，并帮助我们来把握自我、体悟人生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苏轼不仅有丰富的艺术创造实践，而且对艺术的本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思考，形成他别具一格的艺观念。苏轼艺术观的核心是写意传神，当然写意传是中国艺术的传统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话语中重要的思想资源。苏轼的艺术观念所折射出来的人生态度，具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成为封建时代走向溃败时的所有正直文人普遍选择的一种处世原则。苏轼的时代，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禅宗成为文人学士深为向往而趋之若鹜的精神归宿。苏轼对佛禅更是情有独钟。一生与禅宗有不解之缘。他和禅僧们有密切的交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积极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主流形式，庄老玄学、魏晋风度，虽然提倡追虚尚无，但终古如斯、不生不灭，贯通天地人的“道”却是空不掉的，即使佛教，还有一个佛—大慈大悲的释迎牟尼，为了尘世的苦难而普渡众生。然而禅宗却把一切空掉了，自性清净，空诸所有，无善无恶，此岸就是彼岸，净土就是尘世，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砍柴打水，即是参惮悟道，人的解脱就是无念，无念就是般若。我们绝不是在苛求苏轼，无论怎样的天才，也不能超越时代而天马行空。中国诗的精神在唐达到高峰，在李杜的创作中得到高扬，然后就是退潮期的败落，苏轼的诗文正好真实地、全面地展现了这个过程，苏轼之后的中国诗坛也再没有出现与之比肩的诗人。社会生活里已缺乏诗意，剩下的都是市井情怀，琐事趣闻，“话本”这种文学形式应运而生了。所以说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诗的精神发展和溃败的一个征象。他的伟大绝不是因为他有大量传世的诗文，他的伟大还在于他的不足、缺憾，都是这个时代中孕育出来的，是由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乳汁养育成长的，他的一切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的全息影像，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情感、苦闷与无奈。他也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找到了一条安身立命、自我解脱之路。苏轼清醒地看到社会的浑浊，官场的腐败，他可以退出官场，但他无法退出社会，所以庄禅思想使他能够在精神上超越生命的悲剧，“吾无往而不乐也，善游于物外也。”可以说这种空诸所有，独善其身的智慧选择，使他人生如梦的空幻感得以慰藉。从文化意义上看，苏轼的人生选择就是一种处世原则，一种人生态度，这也许是后来许多人推崇和喜爱他的原因。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他非常喜爱的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来发问:“在一个贪困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不仅是一个诗人应该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注的问题。

你好，我最近也在找关于这个的论文。下面3篇是我花了一周时间查到的。好的话强烈要求加分！！ 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纲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以摆脱“五四”以来的极端性看法。他们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从学理层面来看，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在理论上的建构仍然十分薄弱。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对儒学与自由观念的关系进行深度的理论分析以促进二者的现代连接？我以为，区分自由概念的意义内涵、范畴性质和文化特征将是问题讨论的前提。 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这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已权界”之意。积极自由概念则与之不同，它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内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个主动者，能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①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②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 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 基干上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解析，以下将从两个层面检讨儒学与自由概念的关系。 二 早在189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里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就已经点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资源匮缺的事实：“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③谙熟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翻译过密尔《论自由》的严复，其立论的基本理论参照正是上述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概念。问题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判断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从价值系统来看，儒学传统重视的是人伦秩序，如《礼记·礼运篇》》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被称为十义，孟子也有所谓五伦之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人伦秩序强化的是伦理规范、道德义务，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儒家人伦秩序的笼罩中，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压缩与消解，自由的范围也就无从确认，因为自由的范围实质是人的权利范围。 就政治思维而言，儒学视野下的政治与伦理并无边界区分，政治生活不过是入伦秩序的延长。“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①所谓“格君心之非”、“仁心仁政”、“正心诚意”，都只是对权力掌握者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这一思想基调使儒学传统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套系统运用法律、制度对于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制衡的观念。缺乏这一观念是儒学传统不具备消极自由概念的另一重要标志，因为消极自由概念的基本要义之一即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 以社会功能来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定位于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董氏以“王道之三纲，可求干天”（《春秋繁露·基义》）揭开了合法性论证的序幕，儒学也由此开始了经学化的历史进程。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学，经学形态的演变并未改变经学化的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的经验表明，承担合法性论证的儒学支撑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于是，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儒学与消极自由的精神理念形成高度紧张和尖锐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理念恰好是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这也是五四时期儒学传统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的基本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主要不是价值评判，而是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描述。陈述这一历史事实旨在表明，古老的儒学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政治理念毕竟相隔甚远。因此，既不能从儒学传统内部单向地直接开出消极自由观念，也不能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双向对接。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必须走出思想理论演绎的思维误区，建构于社会土壤条件的培育。这意味着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需要构筑相应的社会前提，而消极自由观念之精神落实干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消极自由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防止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制衡机制。同时，消极自由无论作为思想理念还是体制结构，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市场经济是消极自由的观念和体制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在非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垄断者，是各种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唯一提供者，它“拥有无限的强制权力”，消极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只有随着体制结构和市场机制这些相应的社会土壤条件的建构和培育，消极自由观念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儒学与这一现代观念的对话、勾通。 连接才能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确实不是观念层两点一线的理论推演所能解决的，它本身是三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消极自由观念一儒学）之间逐渐调适的社会演化过程。 儒学传统虽然匮乏社会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集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命题表达，其实质是对个体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与凸现。“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⑤ 从儒学传统的历史来看，确认、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自由，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孔子就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以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孟子把对“仁”的自我寻求扩展为对“义”的主动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皆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宋代理学家则进一步把仁确认为“天理”，使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强调对天理即仁的自觉体验、践履以及对私欲的自我舍弃、抑制：“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颜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的道德自律，树立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学突出主体的道德自主、道德自律不仅在道德伦理层面展示出普遍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着特殊的规范功能。如果说前者的普遍意义指向的是每个个体，主张人人皆为尧舜，成为君子、成为道德人；那么后者的特殊功能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要求他们自我道德完善、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而，一方面，成圣成德者方可为王，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构成获取、掌握权力者的规范模式S另一方面，“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0八页），统治者要严于律己，正人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经常反省自身，检讨自己：“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显然，高度强调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③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传统中丰厚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确有其正面的功能和意义，因为道德自律始终是约束权力掌握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然而，如上所说，儒学传统始终混淆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并把政治伦理道德化，由此却导致了其积极自由的道德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积极自由所体现的内在的道德自律，在缺乏对权力的外在制度制衡条件下，作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讲正心修身、道德自律事实上完全无用。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自由之体现的道德自主，在儒学话语系统中意味着克己无我、成仁成德，即成为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不仅要立己而且要立人，不仅要成己也要成物。立己、成已是存心养性、立修身之德，立人、成物则是事天济众、施教化之功。从立己到立人、从成己到成物，便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赋予了圣王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宰、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宋儒所说的“启众生之蒙，去众生之昏”。在圣王的道德主宰之下，个体完全丧失了作出任何道德选择的自由，只有“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彻底服从的义务。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圣王的绝对主宰、统治，刑法与教化成为圣王不可或缺的两大统治手段：“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二程集·河南程氏遣书》卷二）前者是以刑杀人、硬性控制，后者是以理杀人、软性约束。这样，从圣人到圣王的转化实际上是圣人的道德自主异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刑罚）双重专制的过程：道德层面的积极自由终于在社会政治领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伦理道德层面，它高扬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功能；然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却最终导向道德与政治专制，走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化解这一双刃性的关键在干，设置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的边际界限，即把积极自由的意义功能定位于个体、定位于伦理道德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也有利于发挥道德自律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此条件下，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诸如自我节制、严于律己、正心修身、讲究气节等等，将在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个人道德意志的选择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混淆，从而为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赢得独立的空间。因为上述概念分析表明，消极自由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其指向是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与积极自由所指的个体意志自由、道德选择无关。套用儒家的话说，消极自由是“治人”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修己”的领域。把“修己”混同于“治人”，不仅会削弱、损害“修己”的伦理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妨碍对“治人”（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总之，只有通过边界划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功能定位（个体与社会），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述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才能赢得独立的发育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儒学传统之社会必须外引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使其精神落实于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在伦理道德层面，儒学传统之文化需要内接其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将其定位于个人，并为之设置伦理道德的边界范围，发挥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功能。这是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导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与伦理、现代与（儒学）传统的相互支撑和双向互补。 注：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②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申73页． [3]]《严复集》第1册，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入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⑤韦政通：《属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6]李锦全：《中国儒学与退溪学论人际关系的思想特点》《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

宋朝的资本主义萌芽，个人觉得好写

宋朝最出名的就是政治制度了吧？冗兵神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