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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人物之美论文范文

发布时间:2024-07-04 04:54:35

中国历史人物之美论文范文

李鸿章历史定位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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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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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他,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在近代史上被纵说纷纭、评判好坏不一的清廷官员。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 范文 一:论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引用百度知道)

李鸿章,是近代史中一位很出名的人物,其一生几项 事迹 对当时影响极大,甚至影响今日:发起洋务运动和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广泛,涉及军事、政治、经济、 教育 ,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 留学 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 口号 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运动极大的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但是洋务运动有其局限性: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说起李鸿章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说近代史上一些重大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他签订的,包括《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都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大大加深。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那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与日方代表反复 辩论 ,在第四次谈判后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1、中国赔款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本息共亿两。

2、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由各国驻军把守,中国人一概不准在内居住。

3、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

4、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

5、中国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虽然签订了不少丧国辱权的条约,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无可奈何,他只是被推上台面的清朝高官而已。

总的来说,李鸿章一生有功有过,我认为他是功大于过,对于侵略者,对于外交他已经尽力了,对于中国来说,他也对中国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内部改革,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相对抵抗了外国列强的入侵。用孙中山的话来做个结尾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

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范文二:浅谈李鸿章

纵观历史,人物万千,可是人们对其的评价,几乎都逃不出一个极端化的范畴。在人们眼里伟大的人没有瑕疵,而卑鄙的人没有一点人性。李鸿章就是其中的典型。

可是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人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卖国贼,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这两条罪状就足以让人们将他彻底钉死在卖国贼的柱子上,永世不得翻身。

他真的只是一个卖国贼吗?

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功大于过。

诚然他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利益,受过贿赂,打压他人产业。但是他对于中国,对于历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绝不是一个卖国贼就可以掩盖一切的!

作为政治立场和他对立的梁启超曾经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悲李鸿章之遇。既然两者对立他的话应当有相当的可信度。

也许有人说,一家之言而已。那就来纵观其一生,再做评价。

李鸿章出身于翰林,清代文贵武贱,但他后来毅然从戎,虽然其中有吕贤基的原因,但大部分还是出于李自己的主观意愿。他为什么毅然从戎呢?因为时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神会动乱不堪。太平天国运动,使农民阶级的反抗运动,是农民阶级反抗精神的体现,可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对于中国需要的是富强,是统一,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作为有远见的他又怎么会置之事外,唯有挺身而出。

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

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

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无法拯救中国的命运。但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是在 总结 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总结起来的,而李鸿章大力发展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并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中兴,至少让中国打开了国门,让新的技术进来了,在实践中慢慢的摸索出来,原来中国不仅是技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可是试问一下,有谁能够在当时就能一眼发现中国贫弱的症结所在?没有人,纵然是康有为,纵然是孙中山,他们不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以后才发现中国贫弱的根本所在,才提出变法革命救国的吗。而在当时,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当时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正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实施者。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北洋水师更是全军覆没,更令人们谴责洋务运动的失败。可是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必然的,海军军费的挪用,旧式军队的腐败,官僚的惧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被日本打败。的确李鸿章在海战中坐失战机,是他的责任,但是如果换上别人又能怎么样?定远号是当时中国主力战舰,航速是节,日本的吉野号是多少?节!而且双方炮弹的射速更是相差25倍!这样的战怎么打?再加上经过政府克扣的海军军费,又怎能支撑起一场战争!在黄海的一战,可以说北洋海军打的相当的出色了。作为一个明智厄将领,李鸿章只能选择守势,保存下实力,而不是愚蠢的去送死!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缺口并不是从海上被打开的,而是从陆上被撕开的。这个责任难道也要李鸿章和他的水师来背吗?

甲午海战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一个最大的骂名。人们都骂李鸿章卖国贼,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国人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可是请想一下,仅作为一位中堂的李鸿章真的能决定一切吗?中国发号施令的人还是那位著名的老太后,李鸿章仅是一个办事的而已,决定权在北。而李鸿章在得到仅仅是全部授权而已,但其之后却依然在争,为中国争的一分是一分,条约签订一直拖延了数月。导致李的日本被刺。谁都知道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在战胜国的土地上滋味并不好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拖延数月?在为中国争?要知道,他事前就已经得到了授权了,大可以一签了之。所以说这个骂名为什么不要慈禧来背,却要让李鸿章来背呢?

199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再次战败,慈禧等人逃亡,又将烂摊子扔给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又被人们口诛笔伐!但是有人想过吗?这次事件的真正责任人是谁?事情完全是由慈禧太后引发的,滥用义和拳,和八国开战,妄图以一群土匪乱民和西方的列强对战,以至于围攻一个小小的使馆都攻不下来,最后让人家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而期间李鸿章正在南方任职并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但到最后中国已经糜烂到无法收拾的时候,必须要有个人出来收拾局面,所以慈禧老太后一纸圣职,李鸿章出来了,他明白他要出来,这个卖国贼的骂名就背定了,但是他不出来,请问一下,中国难道就任由八国联军赖在北京不走么?人们只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又有谁知道他那纵横的老泪,刺眼的呕血! 李鸿章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觉醒了,明白他一生所致力的洋务运动是没有办法救中国的,所以康梁变法的时候他毅然以维新同志自居,到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下令诛杀维新党人,当时康有为就藏在广州,可是李鸿章就是不杀,并且以:我不做侩子手顶了回去。难道这样的人也该骂吗?

纵观李鸿章这一生,一句生不逢时即可概括了!

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其处境可想而知!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一方面作为战败国,弱国不可太强硬,另一方面还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大的利益,保全国家。处于强弱两国之间的李鸿章,是尴尬的,无力的!其实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的本质,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但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都是李鸿章,却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他们的功劳是无法忽略的,是无法磨灭的!试问没有李鸿章他们的周旋,国将焉在?

李鸿章也是人,他并不是神,他身上也有人的弱点。他和左宗棠的一世冤家,但却为了国家而多次抛弃恩怨,与他联手,共御外敌!他有人自私一面,他有高傲一面,他也有失算的一面,但是人都有缺点,俗话说的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试问一下天下有哪个人会没有缺点!

所以我说,历史上的李鸿章,有的不仅只有过错,更不是向人们眼中只是一个卖国贼。他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 等各方面的现代化都有着不可磨灭和代替的巨大贡献!

他的一生功大于过!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他的成功曾经让当时许多人跌破眼镜,他登上九五之尊之意义,也令后人讨论不已。这位地方小混混,竟然在秦末大乱的天下中,与诸英雄豪杰争强斗胜。他打败了有史以来最为强悍勇猛的对手项羽,逼得项羽因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一个每战必败、攻无有克的软脚虾,凭什么打败蛟龙称王?处于弱势的可怜虫又是如何抬头挺胸变成大丈夫?这些问题实在引起我们的好奇:他是怎么变成“弱势大赢家”的? 民国初年的一代奇人李宗吾,曾拈出“厚黑学”一词,并郑重介绍“厚黑学”代表人物“刘邦”。他认为刘邦的成功就在于他脸皮够厚心够黑,不只“厚黑”而且彻底,不像项羽似厚不厚要黑不黑,终究导致失败。 “脸厚心黑”或许是许多成功人物的写照,但却总缺乏那么点温柔敦厚的感觉。 历来批评家们总认为刘邦所以能够获得胜利,主要是因为刘邦知人善任,宽宏大量,宁愿斗智而不斗力。这正是刘邦能够从风起云涌、诡橘多变的时代里脱颖而出的原因。知人善任,所以拥有优秀的将领和一流的幕僚人才,巩固了领导中心;宽宏大量,所以能够散发领袖魁力,使属下心说诚服;宁愿斗智而不斗力,所以能残存喘息,绝地逢生,培养实力。这就是刘邦能够变成“弱势大赢家”的理由。由于居于弱势,他乐于与众人分享,终成强者。而成为当代无人能敌的强者之后,由弱势转强势的刘邦却开始走下坡。过去,他尚在草莽时,可以率性坦诚以待人,登上王位后毕竟“高处不胜寒”,又畏惧后代子孙遭受功臣压迫,便开始有计划地铲除功臣,所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只是说明其“家天下”的私欲而已。任何可以影响“家天下”的因素,都得不留情面地拔除。 当刘邦与日后进行杀戮功臣的“大业”时,刘邦这个“大赢家”开始失去了他的筹码。 在刘邦去世之半年前,他曾衣锦还乡回到沛县,并唱了一首悲壮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风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大风歌》的开头充满着雄心壮志,结尾却语调悲凉。人到晚年的刘邦,或许正后悔着杀害功臣名将的事情,为着大汉帝国的前途茫茫而不得不悲伤感慨。创业虽然维艰,守成却更是不易啊!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刘邦迈向成功之路的关键,也可以检讨出刘邦走下坡的原因。检讨吕后掌权的“后刘邦时代”,从老子治术的方法,呈现另一个崭新开阔的视野。 刘邦登上帝位之后所做的“家天下”努力,也给予我们许多反思的空间。从企业经营的观点而言,刘邦所暴露的正是家族企业的危机。在争夺帝王之前的刘邦是开阔的、有创意的群体领导者,继登龙位宝座后,反而思路蔽塞、眼界窄化,一心只想建立家族企业。然而,家族企业是否能保有永续经营的优势?依历史、经验与实战综合观察,家族企业实是最危险的经营。对“家族企业”的经营之省思是不可忽略的一项重要部分。

李鸿章历史定位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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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字2016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论文语文论文频道小编搜集的范文“2016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论文”,供大家阅读参考,查看更多相关论文 ,请访问语文论文频道。从勾勒出了人物品评转向的大致理路,由“德”向“才”转向。本文从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出发,来透视人物品评发生转向的原因,以下就是由精品学习网为您提供的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魏晋人物品评相比于汉代及以前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向,这一转向是在魏晋这一鲜明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一、 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人物品评古已有之,如孔子将门人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孟子将人格的道德修养所达到的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等等。到了魏晋六朝时期,人物品评最初是和相书联系在一起,对人物的贵贱、贫富、祸福等进行评论、预测。这样的方式,虽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包含的将人物的内在精神同外在形体相联系的合理内核为后世所彰显。真正使人物品评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风尚,则起始于东汉的清议。这与当时政治上提拔、任免官吏要求士人必须在言行举止上有比较好的声望,必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有着直接的关联。地方宗族乡村集体对名士的品评和鉴定,普遍是被作为品评人物的核心依据,直接关系到士人的升迁、提拔及其政治前途,由此,品评人物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人物品评在曹魏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曹操的“唯才是举”与曹丕的“九品中正制”是对东汉以来统治阶级所极端重视的却业已经成为空虚的道德标准的人才标尺的一个极为大胆而有力的冲击。这种重才轻德的“叛逆”对冲破传统儒家思想束缚具有极其重要的解放性意义,导致了当时的人物品评由重“德”向尚“才”的历史性转变,即从强调人的道德伦理的本位性,转向强调个体的智慧才能的重要性。“这就使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打开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的一个领域,开始集中地对个体的智慧才能,包括对个体的气质、心理、个性及其外在表现进行研究。”汉末魏初的政治动乱使人对自身的生命短促、欢乐少有、悲伤凄凄等发出了一连串的怀疑和追问,而当时经学的衰落又使人对儒家礼教离心离德,从而给议论、争辩的风气打开了一条门缝,使这一时期的道德、哲学、文艺等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士人对此前传统的功业、信仰、经学发生了极大的怀疑,同时,伴随着这种思考,一种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出出来了,这标志着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的传统标准和价值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种觉醒除受玄学思潮影响外,亦在人物品评中鲜明而具体地体现出来。分析考察一下人物品评的发展演变历程即可明白,魏晋前由政府主导下的官员人选决定着人物品评的基本内容,所评论的对象必须做到仁义、孝廉,言行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而才智则远远置于仁义礼智之后。具有规范性、广泛性的道德标准讲究唯德是评、唯贤是论,从根本上遏止和压抑了潜藏在不同士人身上的才智的充分发挥,使人物的个性不得不长期牵制于所谓一般共同性。自曹魏氏政权唯才是举推行后,便赋予了“才”以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它成为人物品评由政治伦理性向审美性转变的桥梁,促进了人的独立觉醒、人的自我认识意识的萌发,无疑是当时思想解放的先声。及至《世说新语》问世,这部把人物品评作为主要内容的志人着作, 从重才情、尚思理、标放达、赏容貌等方面,对人物作了全方面的审美性考察。它排除了在人物品评上事关伦理、道德、学问等德性方面的诸多内涵,其所侧重的重才,是对人的本质的多重体现,虽仍然包含政治之才,但更多的是指绘画、书法、音乐、思辨等方面的创造欣赏、玄学思辨以及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人的种种智慧和才能,亦即是对此前几百年来才屈于德、人服于礼的一个重大反驳。正是这种转变使魏晋六朝的审美理想更具艺术趣味,更有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也为这一时期文艺美学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先秦诸哲以争鸣的方式说,是道德实践的美,是智慧思考的美,而魏晋六朝在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兴起后,却赋予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人所追求的作为人的本质在于审美和自由! 如果说,在两汉时,人是善恶伦理的化身;那么,在魏晋六朝时期,人便是心灵和精神的化身,是诗意般的人生体验。经学的崩溃和儒学的经离给了魏晋这一特定时代的人们充分欣赏自己的绝好机会,它促使人们去感受人的存在、人生在世的意义及价值。这是一个讲求个性,欣赏自己,追求主体内在精神自由的时代,更是一个发现人本身、弘扬人格美的时代。魏晋六朝文学因为有肥沃的艺术土壤,便在此背景下显示出文学的自觉。也正随着文学的自觉,在创作上结出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二、魏晋人物品评特色形成的基本原因人物品评最终脱离了“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治人才选拔舆论准备的既定轨道, 成为广大士族文人相互之间进行审美性的评价、认识和了解的主要渠道, 成为门阀士族彰扬和宣泄本阶层意志、观念乃至审美趣味的主要途径”。这一阶段许多文学上宝贵的收获都留下了人物品评的痕迹,都或多或少地、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当时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分不开。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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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听到这首歌,我想起了前几天看到的《历史的选择》这一本书。这本书讲述了中国改革30年来,历经的苦寒和风霜。这就像那梅花呀,在风欺雪压面前,从来都是顶天立地,不肯低头折节。

鸟儿选择了天空,因为它有一双能够凌空飞翔的翅膀;鱼儿选择了海洋,因为它有一条能够游水的尾巴;骏马选择了驰聘千里,因为它有矫健的身姿;历史选择了中国,因为它的民族有团结的力量。中国,一个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一个曾被列强侵略的国家,一个曾饱经风霜的国家,但它并不懦弱,它选择了“千磨万韧还坚劲”,选择了“粉身碎骨全不怕”。 正是这种精神,让历史选择了它——东方一只永恒的雄狮。

气势雄伟,被称为历史长龙的万里长城;古朴典雅,优美如画的苏州园林;银装素裹,云气缭绕的巍峨泰山。它们让我知道,它们能成为世界历史文化的遗产,却绝不仅仅是因为我所能看到的美景,更多的却应该是岁月流逝后,历史在那里留下的颇有独特韵味的沉淀,因为我知道是历史选择了中国。

中国有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夜深人静,长明灯旁,一个虚弱的身影正记录着历史的沧桑。他,司马迁,饱含心酸用自己的丹青妙笔著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臣著——《史记》,史学的天空因为有了你这颗星而更加煜煜闪光,文学的园地也因为有你这颗星而更加灿烂辉煌,我想这些是伟大人物积累而成的文化。

汩罗江上的一圈涟漪,让我不得不想到屈原,一个愤世嫉俗,报国无门的臣子,用孤愤的诗行代替了富贵,用楚辞《离骚》洗去了历史的铅华,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豪情壮语成为后人追求理想的动力,铮铮铁骨的他被后人所景仰。

正是这些在漫漫岁月里历史堆叠而成的刻痕,才令中国拥有了如此深远的文化。 其实,不是每道风景都是珍贵的文化,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着悠久的文化,一种有着生命力的文化,是历史粹取的结晶,是人民无穷的智慧和顽强的精神的结晶,无穷的力量感动着历史,让历史的选择成为悠久。 漫长的文化历史中,太多太多的奇迹被中国所创造,甚至成为绝响,但也有太多本不该被散化的而被散化为烟尘,我们文明的精髓,我们人民的劳动成果,却被英法联军一把火毁去,我们的“万园之园”就这样随风而去,它是被历史所淘汰了吗?中国文明犹如一座大山,能在四季中更新自己,在风雨中永葆生机。沧海桑田,古埃及的文明已凝固成阳光下无言的石柱,而中国,这座沉稳的大山,却又一次给世界带来了喷涌而出的生机与绿意。 历史选择了中国,人类并不惊讶,因为今日的中国仍是那座山,一座永远推不倒的大山,每一粒泥土的`沉淀都是千年传统的精华,林间的长啸仍是当初的潇洒,山林间生命代代更迭,真正不变的,是生机,是百折不回呈现出绿色的能力。千载兴衰风雨,你,静静地伫立于万千苍生之上,仰天长望,你如此浩瀚。

历史选择了你,我的中国,永远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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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的传统文化,大漠收残阳,明月醉荷花,广袤大地上多少璀璨的文明还在熠熠闪烁。我的祖国,人民勤劳,五十六个民族相濡以沫,东方神韵的精彩,人文风貌的风流,千古流传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这就是我的祖国,我深深爱恋的祖国。我爱她源远流长灿烂的历史,我爱她发展迅速的航天事业,我她风光旖旎壮丽的河山.

曾经,中国辉煌到令世界瞠目。曾经,中国衰落到令世界蔑视。经过岁月的洗礼,她不再自大,不再自卑,面对外界的种种指责与讥谤,她没有愤怒,而是微微一笑,那不是懦弱,是一种大度,一种历经沧桑的淡然。公元前3000年,中国出世了,带着一份谦逊,一份勇敢与执著,从此踏上了她未知的征程。公元前2070年,近千年的开拓与创造,她在慢慢成长,数以万计的子孙在母亲河的滋润下,团结一心,建立了第一个王朝--夏。公元前476年,刀戟剑弩,硝烟弥漫。她的子孙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明争暗斗,七雄争霸,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流离失所。看到这些,她真的很伤心,却无能为力,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她必须所承受与面对的坎坷。在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中国史称秦始皇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度;张骞出使西域,创建丝绸之路;唐太宗李渊建立了大唐;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创建了明朝.中国每个方面都在逐步的昌盛,成为当时世界上发达国家之一。然而,好景不长,从乾隆皇帝后,一个个朽败无能的皇帝依次出现,从嘉庆皇帝到溥仪皇帝;从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从中日黄海大战……都体现了后清的朽败。作为一个中国人,清政府的朽败无能,固然令人不堪回首、深恶痛绝;但更令人欣慰的是在孙中山大总统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举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又在以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航天事业自1956年创建以来,经历了艰苦创业、配套发展、改革振兴和走向世界等几个重要时期,迄今已达到了相当规模和水平:形成了完整配套的研究、设计、生产和试验体系;建立了能发射各类卫星和载人飞船的航天器发射中心和由国内各地面站、远程跟踪测量船组成的测控网;建立了多种卫星应用系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立了具有一定水平的空间科学研究系统,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培育了一支素质好、技术水平高的航天科技队伍。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中国运动员以出色的竞技能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开、闭幕式表演、赛事组织工作、志愿者服务、场馆设施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给世界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更收获了一笔丰厚的物质精神财富。北京奥运会,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正满怀豪情走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从这个人物的成长环境出发,看成长环境对他性格的影响,从而对他日后的成就的影响从历史环境出发,时势造英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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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你要求真高,还不给分,真小气

I stared stupidly at a heap of crumbling ruins, ivy-covered and gray, through which great trees had pushed their way. I crept forward, dragging my numbed foot, and as I moved, a falcon sailed from the tree-tops among the ruins, and soaring, mounting in narrowing circles, faded and vanished in the clouds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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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文范文参考人物

你一分不悬赏谁给你写呢?大哥

林冲身上,似乎有《三国》中三个人物的影子:相貌如张飞,身手如赵云,一开始忍辱求全的性格象刘备。 说到林冲有像张飞的地方,有人也许会感到突兀,觉得《水浒》中那个谨细而能忍辱的禁军教头,和《三国》中性如烈火、暴躁鲁莽的猛张飞实在挨不上,要说李逵像张飞还差不多。但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的绰号是什么,是“豹子头”,第七回中他一出场,就说他的相貌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和《三国》中所写的张飞相貌“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完全相同,就连兵器,也和张飞一样,是与其相似的冷月枪,此外第四十八回林冲出马擒捉扈三娘时,书中也有诗说“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这些都说明,《水浒传》的写定者一开始可能是想把林冲写成“水浒版”的张飞,甚至还可以推断,在我们今天已见不到的《水浒》成书前早期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里,说不定林冲真就是个张飞型的人物(《大宋宣和遗事》里有林冲的名字,绰号就已经是“豹子头”,但没有他的独立故事),但到《水浒》成书时,已经有了个猛张飞型的黑李逵要写(在晚期水浒题材的元杂剧如《李逵负荆》里,李逵形象已与《水浒传》中的十分接近),于是,就重新写了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的人生故事,并在故事里寄托了一些有别于鲁智深、武松、李逵这些草莽人物故事的深沉情怀。 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这个八十万禁军教头是如何一步步被逼上亡命山林之旅的,可以说,林冲是《水浒》中唯一一个严格意义上被逼上梁山的人物。《水浒传》一开头便先后讲述了两个颇为相似的人物--王进和林冲--的颇为相似的命运:他们都是禁军教头,都武艺高强、无辜善良,都是很理想的国家良将,却先后被高俅这象他自己一脚踢起的气毬般轻飘飘直升到高位的无赖小人横加迫害,一个被害得远走异乡,一个被害得家破人亡,最后只得上演一出风雪山神庙血腥复仇,然后蹿入草泽。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就是通过拿他们与奸邪无赖高俅反复对比,传达出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贤处下、不肖居上的黑暗的政治格局的深深的无奈与愤懑。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无奈与愤懑。早从屈原的《离骚》开始,千百年来,在诗歌、戏曲、小说里,它不知被反复传写了多少次。因为千百年来屈原放逐的命运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岳飞风波亭的命运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水浒》中王进被逼逐的故事、林冲被迫害的故事和宋江最后被毒杀的故事,千百年来也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 这种“浮云蔽白日”(“古诗十九首”中的一句,常被古人用来喻奸邪主政)的格局其实是专制时代永恒的问题。《水浒》通过讲述林冲故事抒发的正是对这浮云蔽白日的深广的忧愤,有了这种忧愤,并把它作为后来众好汉暴烈的反抗的背景和前奏,就使《水浒》这部“强人颂”提升了一层品格。因此,可以说水浒世界里风雪山神庙、林冲夜奔等故事的意味,和鲁智深、武松等草莽豪杰的传奇故事是迥乎不同的,它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以及快意恩仇之外别抒怀抱,在水浒世界里独奏了一曲怨郁而又慷慨的悲壮之音。 另外,从更普适的意义来说,水浒世界里的林冲故事,还传达出中国人--尤其是有才干而善良的中国人那种深重的压抑人生的滋味。 林冲的被压抑,不仅仅是来自高俅这个身居高位的小人,而是来自各色人等:先是受高俅的陷害,几乎被问成死罪;死里逃生,发配上路,又被董超、薛霸两个人渣百计折磨,然后捆在野猪林,差点给一棍当头打死;到了柴进庄上,虽有柴进热诚相待,但仍不免一度得对趾高气扬的平庸之辈洪教头陪着笑脸;到了沧州牢城营,因拿银子稍慢,就被差拨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一切,林冲都逆来顺受,忍了,可陆虞候又来沧州追杀,终于,林冲忍无可忍,一幕风雪山神庙中,灵魂深处的“匪魂”,如睡狮猛醒,在漫天的风雪中,在火烧草料场的熊熊大火映过来的火光中,猛下杀手,血溅山神庙前的风雪大地,遗下一幅血红雪白的惨烈森冷的图景,而后,踏上了夜奔梁山的不归路。

【我在研究三国里的人物(当然,鄙人只是业余者),认为曹操是个很复杂、多面的人物,用三言两语很难描述清楚。在史学界曹操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很多人说曹操是奸雄、枭雄。我则认为他是一个时势英雄。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有这样的评价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在封建社会时代,世人认为大丈夫在世的远大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想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解析曹操,应该更为透彻。 首先说修身:曹操在年轻的时候就恣情豪放,他在文学、军事方面都颇有建树。尤其是文学方面。众所周知,曹操是三国魏晋时期文学家“三曹”之一,他的很多诗词歌赋至今都广为传颂,被列为经典。这足以看出曹操的个人修养! ­ 再说齐家:在这方面,最具代表的事件莫过于选嗣,当时两个主要人物是曹丕和曹植。虽然表面上看两人旗鼓相当,但曹操最终还是看中曹丕,因为曹丕适合做人君,而曹植只能当诗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英明之处。使他们曹家最终代汉建魏。 ­ 接着说治国:在曹操挟天子已令诸侯并且迁都许昌后,此时汉天子实际上的权力已经被他取而代之了,在他在世的期间,中原地区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在用人方面,他唯才是举,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使曹魏最终强大。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国才能,可以说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 ­ 最后说平天下:三国早期,曹操只不过拥兵几万,地不过几郡,在短短数年却先后灭袁绍、除袁术、擒吕布、伐张秀、定辽东、平西凉!虽然后来南征失败,没能完成他统一天下的大业,但也为以后三分归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 可以不难看出,修身,使他成为文学家;齐家,使他成为谋略家;治国,使他成为政治家;平天下,又使他成为军事家。所以我称曹操为世之英雄!当然曹操也有刚愎自用,残害忠良,滥杀无辜时候。这可能也是后来很多人评价他为奸雄的原因。但是我认为这是乱世所造就的,因此我又在英雄前面加上“时势”两字,称其为----时势英雄】!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被视为国贼。一位洛阳名医名唤吉平,忠汉室,与汉国舅董承等人共谋诛曹。他打算在为曹操送药时下毒,却不慎泄露了天机。曹操命人痛打吉平,逼他招出何人指使。吉平血流满阶仍只是痛骂曹贼,后撞阶而死。在罗贯中笔下,他是有名的忠义之臣。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坚信“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泰然赴死,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名句。 苏武、吉平、谭嗣同三人,为了忠义可以忍受万般折磨,直至献出生命。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他们舍生而取的“义”,只能是忠义。苏武牧羊的故事妇孺皆知。苏武被扣于匈奴后,匈奴贵族先以名利引诱,后以严刑威胁。但苏武始终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匈奴贵族无计可施,便“徙武北海上无人处”。苏武则“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他仍拄着汉朝的旄节,不屈节辱命。他出使时正值壮年,待其归汉之时,已是须发皆白。他成为我国历史上坚持民族气节的著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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