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人物比较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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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研究三国里的人物（当然，鄙人只是业余者），认为曹操是个很复杂、多面的人物，用三言两语很难描述清楚。在史学界曹操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很多人说曹操是奸雄、枭雄。我则认为他是一个时势英雄。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有这样的评价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在封建社会时代，世人认为大丈夫在世的远大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想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解析曹操，应该更为透彻。 首先说修身：曹操在年轻的时候就恣情豪放，他在文学、军事方面都颇有建树。尤其是文学方面。众所周知，曹操是三国魏晋时期文学家“三曹”之一，他的很多诗词歌赋至今都广为传颂，被列为经典。这足以看出曹操的个人修养！ ­ 再说齐家：在这方面，最具代表的事件莫过于选嗣，当时两个主要人物是曹丕和曹植。虽然表面上看两人旗鼓相当，但曹操最终还是看中曹丕，因为曹丕适合做人君，而曹植只能当诗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英明之处。使他们曹家最终代汉建魏。 ­ 接着说治国：在曹操挟天子已令诸侯并且迁都许昌后，此时汉天子实际上的权力已经被他取而代之了，在他在世的期间，中原地区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在用人方面，他唯才是举，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使曹魏最终强大。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国才能，可以说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 ­ 最后说平天下：三国早期，曹操只不过拥兵几万，地不过几郡，在短短数年却先后灭袁绍、除袁术、擒吕布、伐张秀、定辽东、平西凉！虽然后来南征失败，没能完成他统一天下的大业，但也为以后三分归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 可以不难看出，修身，使他成为文学家；齐家，使他成为谋略家；治国，使他成为政治家；平天下，又使他成为军事家。所以我称曹操为世之英雄！当然曹操也有刚愎自用，残害忠良，滥杀无辜时候。这可能也是后来很多人评价他为奸雄的原因。但是我认为这是乱世所造就的，因此我又在英雄前面加上“时势”两字，称其为----时势英雄】！

中西方文化对比——中西方小说的比较 一、中西方小说的发展史 中西方的小说，都是以神话传说为其渊源的。古时候，科学不发达，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劳动人民想象出了许多主宰世间的“神”，对神人格化的描写，就是神话；将人神化的描写，就是传说。中国的盘古开天地的故事，三皇五帝的故事，西方的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北欧神话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作品。 东西方最初的小说，是与历史紧密相连的，是作为史料的补充记载事件的。中国先秦散文中的寓言故事，汉代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西方古巴比伦的《吉加美士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都属于这一类小说，这类小说已具有小说讲求虚构的特点，但仍不是文人的创作，是直接从民间搜集记录下来的，所以这类小说情节比较简单，文笔比较粗糙。班固所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造”是对这类小说准确、形象的评价。 中国的小说是到唐代才脱离历史记录而成为文学创作的。唐代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文人的思想也更加开阔，这时传奇应运而生，李朝威的《柳毅传》、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是依照传说创造而成的。唐代小说多为虚构想象而讲求文采，不仅仅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小说也并没停止。传奇小说到宋代就逐渐衰落了，随之而兴起的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了许多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这类小说是文人采用民间创作而再创作的，以描绘精彩动人的情节场面和塑造生动活跃的人物性格见长，有明显的说书人的语言风格。由这里再发展，便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而不再加民间的东西来加工了，这一类代表作是《金瓶梅》，它开辟一条写平凡人和生活的道路，是现实主义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后的《红楼梦》更是把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推到了顶峰。“五四”以后，中国小说家开始借鉴西方小说的写作手法，逐步走出了一条新路。 西方小说，则是在“文艺复兴”后快速的发展、成熟起来的。中世纪的西方小说发展近乎停滞，14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推翻了教会对文学的控制后，15世纪末西方出现了提倡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以描写现实生活和刻画各阶层的人物形象为内容的人文主义小说，这类小说是为配合当时欧洲反封建而产生的，同时它也定下了西方小说以记叙凡人凡事为主的基调。意大利 伽丘的《十日谈》，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随之出现是古典主义小说，其主张用典雅的民族规范语言去写作，这种小说在17世纪的法国发展得最完备。代表作为注 高乃依的《熙德》，古典主义小说的的兴起使西方小说语言得到了一次大幅的提高。18世纪开始流行以宣传科学知识，启蒙大众意识为目的的启蒙主义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德国歌德的《浮士德》，英国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这类小说的出现是为了给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交替占据小说领域的主导地位。浪漫主义小说如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富于想象、构思奇特、语言奔放、感情炽烈。现实小说则着力反映生活的本质，描绘典型人物和典型生活现象，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都德为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家。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着力暴露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深刻批判现实的罪恶，法国巴尔扎克和莫泊桑，英国的夏洛蒂、勃朗特，。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都属于这一类。时值今日，这三类小说仍是西方文坛最主要的三类小说。 东西方小说发展史就大致如此。 二、中西方小说的特点 除了小说的基本特点外，中西方小说还具有如下各自的特点： 1、中国传统小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但性格单一，少变化，缺乏主体感。西方小说则多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强调挖掘人物内心的潜意识，善于写出丰满、变化、主体感强的人物性格。再《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只有通过人物的对话及动作引出矛盾冲突，但安娜·卡列尼娜卧轨前的一系列矛盾却只用他的心理描写就能够表达清楚；林黛玉在吟诗作对中表现她的才气，而保尔用内心独白表明他的理想；张飞只具有忠勇这一性格特点，但简·爱的性格却是由勇敢、坚强、热情、善良等许多性格揉和而成的。总之，在人物描写方面中西方各有特色。 2、中国小说较之西方小说情节更加曲折，故事更为完整。情节曲折、故事完整是中国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就具有曲折生动的特点。唐传奇中许多名篇的布局，异常宏伟，严谨而巧妙，故事情节发展富于戏剧性。明清的长篇小说内容参差错落，波澜起伏，错落有致，结构缜密，浑然一体。如《红楼梦》，处处设伏，回回转折，写尽贾府故事。西方于情节方面出众的作品虽也不少，但终不能与中国小说相比较。 3、中国小说语言简练生动，西方小说内容丰富翔实。中国小说吸收了民间艺人语言，同时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常常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事件、人物。西方小说中包含着作者广博知识，涉及社会许多方面，因而内容丰富翔实，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领域的知识。恩格斯就曾说过他在巴尔扎克小说中获得有关的19世纪法国国内的状况比他从任何报告中获得的都多。中西方小说有这样不同的特点，也与中西方的美学观念不同有一定关系。 4、中西方小说都曾受封建统治文化的压迫摧残。封建文化使得中国小说发展极为艰难，明清人士更以写小说为耻辱，以致许多伟大的作家生活、创作条件都无法保障，许多伟大的作品不知道作者是谁。封建文化使得西方小说在几乎整个中世纪中发展极端缓慢，许多有才华文学家被迫为教会服务，写一些宗教性质的枯燥空洞的文章。 三、中西方小说未来的发展前景 清朝末年，中西方已开始系统的认识对方，中西方小说的优点也不断地被对方借鉴。当然，由于历史原因，中方借鉴的多一些。直到今天，中西方的小说家们仍不懈的努力研究者两方小说中的艺术魅力，虽然语言的不同对相互的艺术鉴赏有一定的影响，但美是相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西方小说艺术最终会取长补短，融为一体，共同发展，到达新的艺术高峰

翻开世界史的扉页，一个光辉的名字映入眼帘，记忆追溯回1840年。12月12日那是不平凡的一天。在那天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了。而建立者便是那个骁勇善战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拿破仑一世--拿破仑波拿巴。大树有幼苗长成雄狮之初柔弱如苗，出类拔萃的东西原也是在平凡中扎根。拿破仑波拿巴于1769年8月15日出生在法国科西嘉岛啊雅克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16岁的时候拿破仑成为一名炮兵上尉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1793年拿破仑参加土伦堡战役展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人物--拿破仑，从1784年入军校到1799年发动政变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再到1815年退位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拿破仑整个一生几乎都是在战争中渡过的他亲自指挥的战役约60次，比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指挥的战役总和还要多。拿破仑对战争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欧洲确实有很多优秀的将军，但他们一下子期望的东西太多，而他自己只看到一点那就是敌人的大量军队，他力图消灭他们因为他相信只要把军队消灭其他一切自然就会土崩瓦解。对此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过他“主力只用于战争的主要目的--消灭敌人”。作为一代名将,拿破仑运筹帷幄跃马疆场,身经百战其做战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统帅艺术为许多兵家所称道，其军事思想也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拿破仑在世界史上确实占有一个不可撼动的地位。一场是非参半的对外战争，每件事情都像一把双刃剑没有绝对性。拿破仑的对外战争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统治时期正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重要阶段他用刺刀加速了这一过程，多次打败反法联盟，使法国大革命的某些成果通过暴力被推广到他所征服的欧洲国家战争具有革命性。但另一方面他迷信武力铁蹄踏便了除俄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威胁了欧洲所有国家的主权，侵犯了别国人民的利益战争具有侵略性(与英国的战争又具有争夺欧洲霸权性质的一面)，遭到各国的联合抵，连年征战造成法国经济困难。但如果没有1812年远征俄过的举动或许拿破仑会带着他的法兰西帝国更永久的称霸整个亚、欧、非，这虽然只是揣测但也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因为那一次远征法国损失了将近60万的兵力与此同时法国的国际威信也大大下降使拿破仑的敌人大受鼓舞从而组成了第一次反法联盟。倾向工大于过的法典--《拿破仑法典》。拿破仑的功绩不止在于军事上，他在1804年颁布了《拿破仑法典》。法典规定：所有功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取消等级制度，进入公共职务只根据成绩而不根据出身，经营自由，择业自由，财产占有权，宗教自由，实行民事婚姻等。《拿破仑法典》是资产阶级的第一部民法典，它的立法精神和原则为后来许多欧洲国家借鉴和效仿。拿破仑自己说过:“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战，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这是拿破仑除军事思想等方面外留给后人的另一瑰宝。总之，对于拿破仑的功绩而言他的过错应该是渺小的。对于拿破仑来说似乎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工作”包括对外战争。因为他说过:“我的基本要素是工作，我有此生就是为了工作。我两腿能及之处有界限，我双眼能看到的也有界限，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工作有何界限。”正如法国著名史学家索布尔说的那样:“拿破仑的历史正和法国大革命一样，将是永远不能完成的，也是永远不能全部写成的。”但究竟拿破仑这一对己而言无止境的工作是福是祸：是利是弊也是有留予后人自行评价。拿破仑的一生留给我们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他出生平凡但却活得粲然，大树植根于泥土，雄师生存于兽群，登峰造极的人物不能须臾离了平凡的芸芸众生。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同他一样而前提条件就是：坚持有毅力信赖自己在人生的“战场”上拿破仑也留给我们许多炙手可热的至理名言——我只有一个忠告给你：“做你自己的主人”。没错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战争是不会胜利的,走在别人的阴影里前途不会光辉的。“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个人如果连抱负都没有又何来成功呢？

中外广告史比较研究论文

2010年01月2日资料古代 幌子 广告 民俗 行业49 views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这篇文章是多年前在图书馆读《史学月刊》时看到的，当时复印下来回家录入，一晃就快十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可不象昨天的事么，还能看到自己骑着自行车乱逛呢。那时的我在3asian开了一个论坛，出于责任找一些这样的文章来发，便是这一篇，因论坛是繁体，所以可见这篇论文全部转成了现在的样子，当时知识浅薄得很，繁简转换时一定有很多错误。前几天写文章时正好写到幌子，便上网搜寻，却发现那个论坛早已没了影子，网上也无处可搜，后悔当初没在其他地方另发。今天查看硬盘，五六层目录下来，突然看到这样的名字，亲切之极，以前的一幕又出现在眼前。更可喜的是文前还有一段幼稚的按语，看了不禁一笑，我是个有点怀旧的人，权把它留在这里了，其他也一仍其旧。chinaandersen案: 中国古代店铺前的幌子是极富民族特色的一种民俗文化，其源流久远，曾出现过无店不招，无店不幌的盛况。影响所及，就是在现在，民间也还留有它的影子。而且它还常常进入诗歌作为一种点缀，以招摇情性;在小说中写到它时又是极有情致的一景。<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一文，虽著眼点在”广告”二字，却也写出了幌子的大致流变，颇能使人瞭解”幌子”这一中国特有的民间文化。看到这篇论文时特别欢喜，故抽空将其录出。由於原文比较长，一时不宜录完，便以原文章节析之，分为五次发帖。为便於查考，每帖均附原文参考资料於後。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广告溯源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关键字]幌子广告;图腾崇拜;行业标志;民俗文化[摘要]中国古代幌子广告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幌子广告的出现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有著最直接的渊源关系。幌子广告的发展则与行商坐贾的分化不无关系。中国古代幌子广告类型众多，但概括起来，主要分为形象幌子,标志幌和文字幌三种基本类型。幌子广告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是中国古代民俗文化的载体。[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9-0087-06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YANG Hai-jun(News &.Media School,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Henan China)Key Words:sign advertisement;totem worship;industry mark;custom cultureAbstract: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had a long of sign advertisement had direct causality to totem worshiped by primitive people,while development of sign advertisement had close connection with tradesmen diverse in kind,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mainly consists of three sorts:image sign,mark sign and written word sign,Advertisement is the body carrying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and had salient industry feature.幌子广告是我国古代最具民族特色的广告表现形式之一。因其造型独特,形式各异且多出自民间而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幌子广告蕴含著丰富的民俗文化，在我国古代广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幌子广告溯源幌子广告伴随著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而产生，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其表现形式逐渐多样化。人类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及与自然的抗争中开始用形体语言进行交流和沟通，用纹身艺术和佩带饰物表达喜怒哀乐和传递信息，用特殊的气味,颜色和形象进行识别，这些，都是幌子广告产生的物质基础。其中，幌子广告的出现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有著最直接的渊源关系。图腾崇拜产生於母系氏族早期，其特点是人们把某一种动物或植物及某种自然现象当著氏族的亲属或祖先，或当著本氏族的保护神加以崇拜。图腾崇拜发生於人类社会的狩猎,采集时代，因此，崇拜的对象以动物占大多数。如美洲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联盟的塞纳卡部落有8个氏族，他们的图腾分别是狼,龟,海狸,熊,鹿等，各氏族还以这些动物的名字作为氏族的名称⑴。我国<诗经>中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汤”的记载⑵，说明商族的图腾是”玄鸟”，即今天所说的燕子。图腾崇拜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著的历史现象，对於氏族来说，具有精神纽带作用，起著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利益的功效。同时，共同的信仰也有利於氏族成员形成共同的心理,风气。更为重要的是，图腾往往又是氏族的名称和标记，对外具有氏族徽号的性质，具有识别功能。这些徽号，可视为原始幌子广告的雏形。国家形成後，一些国家的国徽,族徽,王冠的图形仍使用动,植物的图案，因比较多地使用在旗帜上，也可以看作是非商品性质的幌子广告。幌子广告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形式逐渐多样化。具体来说，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的出现与行商坐贾的分化直接关联。春秋战国时期，商人阶层开始分化为行商和坐贾。关於行商和坐贾，古籍有这样的描述:”商之为言章也，章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为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来，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为商，居卖曰贾”⑶。行商走村串寨进行交易，所使用的多为口头广告和现场演示广告。坐贾则固定在一定的场所或租用固定的店铺进行经营;为了招徕顾客，商人们开始把陈列於市的实物悬挂在货摊上或店铺上以吸引买主，这样，在实物陈列广告的基础上，演变和发展成了招牌,幌子等广告形式。关於较早的幌子广告，古籍中也多有描述，<韩非子>曾记载了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无不陷也’。”⑷(难一)这裏所提到的矛和盾实际上是幌子广告的原始形态，而实物招幌的记载在古籍中也能见到。<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一>载:”君使服之於内，犹悬牛首於门，而卖马肉於内也。”⑸这种实物幌子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较为成型的幌子广告的出现，即表,帜,帘等，这类形式的幌子广告实际上是对实物幌子高度抽象化的结果，这种较成型的幌子广告在古籍中也有记载:”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⑹(外储说右上)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出现由陈列广告演化而来的实物幌子广告，实物幌子广告高度抽象化，不仅使实物广告的类型更加丰富多样，也使表,帜,帘等成为这一时期较为定型的幌子广告表现形式。* 该文为河南省教委社科资助项目”中外广告史研究”选题之一。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1978.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1984.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1980.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1990.(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990.(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释义的衍化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幌子”释义的衍化从幌子的溯源可以看出，所谓幌子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由图腾崇拜演化而来，传达政治,文化信息的幌子广告，这类幌子主要传达的是政治或军事信息;另一种类型则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产生，由陈列广告演化而来的实物广告的高度抽象化且较为成型的表,帜,帘等幌子广告形式。这种类型的广告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幌子的”幌”是指帐幔,帘帷，也就是表,帜,帘的不同说法。但这种理解显然过於狭隘，没能把握住幌子广告的内涵和外延。国内也有的学者把招牌和幌子放在一起来描述，称之为招幌，并解释如下:”招幌，是’招牌’与’幌子’的复合式通称，是工商等诸行业用以宣传所经营的内容,特点,档次等招徕信息的视觉标识”⑸;有的学者则把幌子广告与招牌广告混为一谈，认为幌子就是指商店门前的一种标志物尚好理解，但说幌子是商店门前的招牌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此，我国学者也对幌子广告与招牌广告进行了区分，如有的学者认为:”招牌最初是一种无字的布帘，以後帘上题写了店铺名号，继而又以木牌代替布帘，在木牌上题写文字，多用以指示店铺的名称和字号，可称为店标。幌子原指布幔，後被引申为酒旗的别称，并逐渐扩展为各种行业标记的专称。幌子主要表示经营的商品类别或不同的服务项目，可称为行标。”⑺这种表述指出了招牌广告与幌子广告的不同，对於我们理解幌子释义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我国学者大多数人认为实物幌子只是幌子广告的雏形，即使是抽象化的实物幌子也不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幌子的原始含义就是指布幔，是商人高悬在摊位或店铺上方的长方形布幔，作招徕顾客之用。因形状像门或窗帘，也称之为帘帷。初始有的有文字,图案，有的则无，多为青色，称为青帘。这种认识强化了幌子在特定时期内以表,帜,帘为主体的特殊形态，而忽视了幌子从原始的实物雏形到较为成熟的”酒旗”和各种类型的高度抽象化的实物幌子的演变过程。唐代饮酒之风日盛，酒店多悬挂长方形布幔，中间书写斗大的”酒”字，幌子就被引申为酒旗的别称，称为酒幌。因数量众多，渐成风气，便有了”酒旗风”之说。在中国古代文献裏，对酒幌的称谓不同，较常见的有”望子”, ”招旗”, ”引招”, ”换招”, ”拦路旗”等称呼。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裏就有”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之说。⑻(中秋)<水浒传>中也有:”当日晌午时分，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著一面招旗在门前”的记载⑼。关於酒幌，有两个问题需特别说明:其一是唐宋时期酒幌普遍存在且称谓众多，这裏的酒幌主要是指酒旗，酒旗虽是这一时期酒幌的主要形式，但其他类型的酒幌也依然存在，如酒葫芦,醉仙,草帚等，在文献裏均有记载。关於草帚，<水浒传>裏有这麼一段文字:”远远地杏花深处，市梢尽头，一家挑出个草帚儿来。智深走到那裏看时，却是个傍村的小酒店。”⑼这裏的草帚，就是小酒店的招幌。其二是酒旗经过历代发展，到宋时作为幌子其表现形式虽已相当成熟，但作为其原始形态的青帘或者说是青布酒旗这种原始形态却被较好地保存下来。<水浒传>记载:”宋江……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旁边竖著一根望竿，悬挂著一个青布酒旗子……”⑼这段文字说明，直至宋代，青帘作为酒幌依然存在。以上提到的只是名称和类型的变化，实际上，从原始的布幔出现开始，幌子广告就逐渐发展,衍化，从形式到内容都逐步走向成熟。首先是形状的变化。葫芦形,铜钱形,帽形,灯笼形,三角形,菱形,及各种实物形状的幌子广告的出现，打破了布幔特有的长方形形状，使幌子广告的表现形式日益丰富多彩。因不同形状的幌子广告均有特定的含义，代表不同商品的经营类别，因此，幌子广告逐渐成为各种行业的特殊标记。这裏需要提出的是，因幌子的类型不断增多，其形状便逐渐固定下来，有些具有鲜明行业特徵的幌子广告实际上就是店家所售商品放大或缩小的模型，有的就乾脆悬挂商品实物，前文提到的:”君使服之於内，犹悬牛首於门，而卖马肉於内也”，客观反映了以实物作幌子的事实。因此，也有人称此类幌子广告为悬物广告或实物广告。其次是制作材料的变化。制作幌子广告的材料，由最初的布质逐渐向木质,铜质,铁质,棉,绒,线,及复合材料扩展，使幌子广告制作的工艺更为复杂，外形更加美观，除了识别作用外，其装饰作用也日趋明显。在诸多制作幌子广告的材料中，木质材料使用较为广泛，许多悬挂在店铺门前，用木质材料制成，写有简单文字如”茶”,”当”或绘有简单图形的平面幌子广告往往被人们视为招牌广告或招牌广告的原始形态。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1978.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1984.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1980.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1990.(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990.(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的不同称谓及分类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幌子的不同称谓及分类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幌子有不同的称谓，古籍中也有不同的表述，如前所述，较常见的为”幌”或”招幌”，较固定的则为”表”, ”帜”, ”帘”等。其馀的称谓还有”旗”, ”标”, ”望”, ”招”, ”牌”等。幌,幌子,招幌的称谓最为常见。这种称谓何时出现，何时又为人们广泛使用而约定俗成，似乎无从考证，但人们还是对其出处进行了一番探究。清翟灝认为”幌”有可能是”望”的讹音，他指出:”按今江以北，凡市贾听悬标识，悉呼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⑽(器用)有些学者指出，这种解释有些勉强，认为幌本指帷帘，人们根据酒旗形制如帘而引申称酒幌，进而泛指各种招幌，至於这种情形何时出现，人们根据明代<如梦录>中曾有”铁鞋幌”的记载，推断至少在明代已开始以幌泛指酒招之外的一般招幌子⑾。但是”幌”的用法却很早，如晋张景阳<文选•七命>有”重殿叠起，交绮对幌”的记载，唐陆龟蒙在<和初冬偶作>中也有”小炉低幌还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的诗句。表。多指酒旗，或是酒旗的别称。对於这种称谓，古书也有提及，如<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就曾写道:”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这裏的”表”显然是指酒旗,酒幌。帜。也为酒旗的别称。如前所述，<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描述如下:”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帘,青帘,布帘,帷帘。多指酒旗，也可视为酒旗的别称，也称酒帘,酒幌。这种称谓较为固定，在古人的诗词中，多有提及。唐李中<江边吟>:”闪闪酒帘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刘禹锡<鱼复江中>:”风樯好往贪程去，斜日青帘背酒家”等，均提到这种称谓。标。指草芥,草标,草帚。一般插在所售物品上，作为出售的标志物，由於在民间交易过程中被广泛使用，便约定俗成地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招幌。<水浒传>曾提到草标：“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裏的草标就成为特定意义的招幌。望,望子,酒望,望竿等。也是酒店门前的酒旗,酒幌。如前所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秋>中曾描述:”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招,引招,换招。招幌的简称，因有招徕顾客之意，故称之为”招”。既可以指酒旗，也可以指能携带,可移动的有字招幌。<水浒传•供人头武二郎设祭>载:”那婆子取了招儿收拾了门户，从後头走过来。”这裏的”招儿”指的是酒店的酒幌。牌。招牌的简称。这裏的招牌，指的是书写有店名,字型大小或经营内容的字招，也称之为标志幌，既有招牌的特点，又具有幌子的功能。关於二者的区别，下文有详细敍述，这裏不再赘述。多年来，我国学者对幌子广告进行了不同的分类，由於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分类方法上有较大差别，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一书中将幌子分为七种不同的类型:实物幌,模型幌,商品附属物幌,暗示幌,灯具幌,旗帘幌和文字匾牌⑿。尚洁在<天津的商业招幌>一文中将幌子分为九类:实物幌,模型幌,包装物幌,暗示幌,灯具幌,旗帘幌,文字幌,图案幌及图文并茂的幌子⒀。曲彦斌在<古今招幌>一文中将招幌分为五大类:即实物幌,模型幌,象徵幌,特定标志幌和文字幌⒁。尽管我国学者对幌子广告的分类存在著认识上的差异，但对某一类具体幌子广告的解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实物幌:一般被认为是悬挂在商店或店铺上方的实物商品,所售物品。有些稍加修饰，有些则保持商品的原貌。模型幌:这是在实物幌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较为成型的广告形式，主要是把商品实物加以放大,缩小,夸张,变形，形成较为固定的形状，这类幌子，有的夸张甚巨，有的则更加美观,精致。制作材料以木质为主，它辅以和商品相关联的其他材料。象徵幌:是模型幌高度抽象化的结果，象徵幌可分为借代性象徵幌。如酒店挂酒坛,悬酒壶等;隐喻性象徵幌。如饭店挂笊篱等;图画幌。图画内容抽象或直接反映经营的品种,类型或内容。特定标志幌:以特定的标志来代表经营的类别或经营的品种，这裏所说的特定就是指约定俗成，经营者和顾客均能理解的特定标志，如寿衣店门前逾尺高的黑靴子，理发店门前的白布帘，清真馆门前的蓝色布帘等。文字幌:在布帘,酒旗或实物,抽象的模型上书写特定文字的幌子广告。又分为单字,双字,多字文字幌。这种类型的幌子广告为数众多，如典当铺的”当”字，旅馆的”店”字，酒店的”酒”字。有的字数甚多，如<水浒传•景阳岗武松打虎>就提到景阳岗山脚下酒店的酒旗上上书”三碗不过岗”五字，更有甚者，如老北京德爱堂药房的冲天招牌上面写有”德爱堂沈家祖传七代小儿七珍丹，只此一家”，多达十馀字，创文字招幌字数较多的记录。统观以上分类及对不同类型幌子广告内容的说明。笔者认为，从幌子广告的起源及幌子广告的性质看，幌子广告可以分为传达社会生活信息的幌子广告和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由於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据著重要地位且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因而，其表现形式也较之前一种类型的幌子广告更加丰富多彩。笔者认为，从其自身发展,演化的规律看，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可以概括为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三大类型。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1978.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1984.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1980.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1990.(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990.(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

媒体形象广告语是指表达媒体理念和媒体产品核心特征的、长期使用的宣传短句。随着我国媒介产业化的不断推进，媒体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种竞争不但包括媒体产品和销售网络的竞争，而且包括媒体品牌形象力的竞争。而媒体形象广告语便是塑造媒体形象的“点睛之笔”。媒体形象广告语的立足点在于在媒体和受众之间架起一道可以沟通的桥梁，使受众对媒体产生认知、理解、记忆，并且引发价值观的认同和情感的共鸣。所以沟通策略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媒体形象广告语创作的沟通策略包括“说什么”和“怎么说”两个层面，其中“说什么”是广告语所表达的内容，这主要与媒体的品牌定位和品牌理念密切相关；而“怎么说”则是广告语用以传达品牌形象的方式和技巧。 一、意念提炼：沟通内容的选择 意念提炼就是从媒体庞杂众多的原始信息中，沥沙披金，提炼出媒体形象最有价值的“闪光点”——立意点。意念提炼既要考虑媒体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更要考虑媒体消费者（目标受众）的心理需求，它通常是从如下几个侧面入手： 1、媒体经营理念、定位和目标。例如中央电视台广告语“传承文明，开拓进取”，充分展示了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历史责任和精神追求；《城市画报》广告语“新生活的引领者”则以该刊“引导都市生活潮流，创造都市生活文化”的办刊理念为出发点，同时也体现了其追求的目标。 这类广告语的优点是能让受众对媒体形成整体印象和宏观评价，或者能立即对受众进行分隔，有利于让媒体的目标受众进入该媒体“引力场”。但如果表述不当，也容易步入自说自话、忽视消费者内心需求的误区。如《南方都市报》广告语“办中国最好的报纸”，虽然能让人感受到新兴报纸的活力和锐气，但却忽略了与消费贴近的沟通，有王婆卖瓜之嫌。 2、独特的新闻观念和执着的敬业精神。即从媒体从业人员（主要是记者、编辑）对新闻报道的独特理解和追求以及积极的工作态度方面来创作广告语。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广告语“用事实说话”，体现了该栏目的制作者重视以事实为依据的报道观念，《生活空间》栏目广告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则表达了新闻从业人员对平民老百姓的人文关怀。《南方周末》曾用的广告语“你看到我们时我们在报上，没看到我们时我们在路上”，虽然语句较长，但记者们日夜兼程、不辞辛劳、追求重量级报道的工作精神跃然纸上。 这类广告语的特点是能在价值观念、职业精神方面获得受众的认同，从而塑造媒体的人格化魅力。但在运用时要避免传者孤芳自赏的自恋和清高心态，例如曾获得《羊城晚报》广告语征集三等奖的作品“浓缩风雅颂，聚焦时代潮”，可谓言辞华美，字斟句酌，但缺少的是大众化报纸所应有的平民意识。 3、媒体的实力和优势。如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广告语“视听全球，传播中国”，强调了该频道在信息传播上的优势；《中国信息报》广告语更是不惜笔墨描绘自身的实力：“观测市场风云，剖析热点问题，报道天下要闻，提供权威数据”。但在实践中，这类广告语很容易滑向传者本位的传播陷阱，因而也更容易使受众产生逆反和抵触的情绪。现在不少报刊喜欢用“创办最早”、“发行量最大”、“荣获某某奖”之类的广告语，这些广告语所揭示的不能说不是其媒体产品的“独特之处”，但是与其说是广告语，不如说是该媒体的官方报告和结论，难以在受众心中产生共鸣。所以，以媒体的实力和优势为立意点的广告语创作要特别谨慎，宜采用含蓄、内敛的表达方式。如《纽约时报》的广告语“期望于世”（Expect the World）就显得比较高明，寥寥数字表现了《纽约时报》的实力——是世间所共同企盼看到的报纸，隐示没有这份报纸是不行的，同时突出了它与读者和公众的关联，即它是被社会公众所期待的。 4、消费者的信息需求。能满足人们自身需求和利益的东西是最能引起人们注意的，其说服效果也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因此，这类广告语更容易被消费者理解、接受和记忆，也更容易拨动消费者的心弦。例如新浪网的广告语“你的网上新世界”，切中了受众想第一时间获得网络资讯的需求，也表现了受众在新的网络信息世界里享受网上冲浪的无穷快感。凤凰卫视的广告语“让你看得通通透透”表现了凤凰卫视能够给观众提供全面的新闻资讯、深入的新闻报道和专题调查，让受众能够真切地了解新闻事件以及事件背景，满足了观众对于信息深度了解的需求。《妇女家庭伴侣》杂志的广告语“就像在后花园里说的悄悄话”表现了该杂志对于女性的深切关怀和理解，使目标受众体会到一种犹如和姐妹们在后花园促膝谈心的亲密感，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还有《北京晚报》的广告语“晚报，不晚报”，前一个“晚报”体现了报纸的性质和消费者阅读报纸的时间，后一句“不晚报”反映了读者对于信息求新求快的需求，整句连读起来，使读者感受到《北京晚报》新闻时效不打折扣的鲜明承诺。 二、叙述角度：沟通方式的选择 沟通方式包括诉求方式（理性诉求、感性诉求）和叙述角度，本文仅讨论叙事角度。 小说家詹姆斯曾略带夸张地说，讲述一个故事至少有500种方式。从叙事学理论来看，“每一种讲述方式都会在读者身上唤起独特的阅读反映和情感效果，因此，如何讲述直接决定着这种效果能否得到实现。”①所以，在诉求内容一定的前提下，叙述角度的选择将会对媒体形象广告语的传播沟通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确定叙述视角的关键在于找到担当故事叙述者的最佳人选——谁最适合将这个故事告诉别人，谁就来担当故事叙述者的角色。”②由于媒体广告语一般为叙述语言，必然存在着一个叙述主体，因而，确定叙述主体显得尤为重要。一般来说，媒体形象广告语有以下几种叙述角度： 1、从媒体（广告主）的立场发布信息，由媒体管理者、经营者担当叙述者的角色。这种叙述角度运用应当避免让人感觉到媒体是在自我吹嘘，或容易产生“盛气凌人”的强迫性和居高临下的“官方口吻”，以利于与受众进行平等的沟通。首先，媒体应有真诚的态度，对消费者开诚布公。我们对比一下《新周刊》的两个不同的广告语。（1）“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报”，（2）“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新一点”。前一条广告语使用了最高级用语，显然有悖于我国的《广告法》，给受众留下自吹自擂、夸大其辞的印象；而后一条广告语则有一种谦和、诚恳的态度，能体现《新周刊》踏实、肯干、创新的形象。其次，媒体要能与受众进行交流和互动，或增加受众的荣誉感，如《法制文萃报》广告语“好人有好报”，一语双关，使读者像是被颂扬了；或激发受众的参与意识，如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栏目的广告语从“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改为“体验世界无限魅力，尽在《正大综艺》”，体现了从“带您看世界”到“带您走进世界，零距离体验世界的无限魅力”的节目定位的转换，大大增强了节目品牌内涵的互动性。 2、以中立客观的“第三方”口吻推介媒体产品。由于这里的叙述者是隐秘的，从表层形式来看，是对媒介产品的纯客观介绍，因此也能产生较让人信服的效果。例如《书城》的广告语“再现文字之美”和《三联生活周刊》的“一本杂志和它倡导的生活”给受众的感觉是纯客观的描述。不过这种角度用得太过，也会让受众对广告语中所刻意营造的“客观性”产生怀疑。 3、从受众（消费者）的角度诉说期望和感受，也就是受众（消费者）充当叙述者。由于处于同一地位，这种叙述角度较容易被受众接受，也更有亲近感。例如网站Myweb的广告语“Myweb，我的网”，令消费者的荣耀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而《羊城晚报》新广告语“我家的报”既能显示报纸的定位，又能让受众体味到家庭的归属感和温馨感。再如雅虎网站的广告语“Are you Yahoo？（你是雅虎一族吗？）”以雅虎老用户的口吻，道出了雅虎成员之间强烈的认同感，并且对非雅虎的网络用户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总之，媒体形象广告语创作要力图在内容和方式上与受众进行贴近而深入的沟通，牢固树立受众本位的传播观念，惟有如此，方能起到塑造媒体形象的作用。

浅谈广告学理论的发展前景一、广告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广告学研究溯源 纵观人类历史，可以说，广告历史悠久。人类祖先开始利用姿态（如舞蹈）、声音（如叫卖）、火光（如烽火）进行广告传播，后来又发明和运用语言与文字，扩大了广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注：何猛修编：《现代广告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广播与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使人类广告传播再次发生质的变化。在广告传播媒介不断发展的同时，19世纪以来专业广告公司的形成、普及与发展，加速了广告研究的进程。1812年，世界第一家广告专业公司在伦敦开业；1869年，美国费城成立了艾尔父子广告公司。（注：赵育冀编：《现代广告学》，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这些都说明， 人类对广告的研究，已从静止的文字、图案，发展到动态的广告活动过程，并促成了广告学的产生。 广告实践与广告学理论是互动发展的。广告是一种操作性的社会实践，而广告学则是关于广告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广告学最早产生于经济发达的美国。1901年，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家瓦尔特?狄尔?斯科特在芝加哥的一次集会上，首次提出了要把现代广告活动和广告工作的实践发展成为科学。1903年，他编著了《广告原理》一书，第一次把广告当作一种学术理论来探讨，“任何一次重要的实际事业都需要有一个理论的基础”（注：赵育冀编：《现代广告学》，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1908年， 斯科特撰写了《广告心理学》一书，他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分析了消费者的接受心理，开始了对广告理论的较为系统的探索。此外，1902～1905年期间，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密西根大学的经济系都开始讲授有关广告学方面的课程。上述研究和理论探讨，可以说是世界广告学研究的开端，为广告学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二）我国广告学研究的起步 我国最早出版的广告学研究专著，当推由甘永龙编译的《广告须知》。（注：陈培爱：《中外广告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该书1918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至1925年11月已出至第7版。它译自美国的《How To Advertise》一书，全书篇幅不大，其中第14章《稿本为广告之魂魄》中认为广告是：“将有关发卖品之事实，布告于公众，并宣传其价目也。” 我国最早的广告研究团体是191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它把广告作为新闻学研究和教学的组成部分。1919年12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所聘的导师之一徐宝璜，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全书共14章，其中把《新闻纸之广告》列为第10章，予以专章探讨。（注：邓白云主编：《中国广告实用手册》，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3页。）作者认为“求一报广告之发达，应先求其销路之推广”。1920～1925年一些大学相继开设了广告学的课程，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平民大学、北京国际大学、燕京大学和上海南方大学等。当时广告学课程只是作为新闻学研究与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仅限于报纸广告的研究。 早期对广告学的研究做过贡献的还有新闻界名人戈公振。他在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中，利用丰富的广告史料，较系统地论述了关于广告学的理论和观点，并着重论述了广告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价值。他认为，“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种手段，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他还指出：“人类生活，因科学之发明日趋于繁荣与美满，而广告即有促进人生与指导人生之功能。”作者深刻认识到广告除了推销商品的功能之外，还具有宣传文化、指导人生和教育群众的功能，这种看法颇具远见卓识。他还强烈抨击了“不道德与不忠实之广告”，“不但为我国实业界之大忧，亦广告界之大耻”。稍后出版的广告学专著还有1929年出版的蒯世勋的《广告学ABC》、1930年出版的刘葆儒的《广告学》、 1931年出版的孙孝钧编的《广告经济学》、1933年出版的王贡三的《广告学》等。但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告学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非常有限。 （三）我国广告学研究的发展 我国从五四以来开始的广告学研究与教育，由于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其发展速度受到限制，比较缓慢。广告理论研究还很肤浅，体系还不完善。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广告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83年6月， 我国第一个广告学专业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创办，（注：陈培爱：《中外广告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标志着我国广告专业人才培养和广告理论研究走上正规的发展轨道。随后，广告学成了一门热门学科，许多高校相继开设了广告学专业或广告学系。至1998年止，全国已有近90所高校开设广告学专业。高校广告学专业的开办，促进了我国广告理论研究和广告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 8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广告事业蓬勃发展的推动下，广告理论界度过了仅靠译介海外广告读物的“拿来主义”的日子，开始进入广告理论建树的发展期。这期间出版了广告理论研究方面较有影响的一批著作，如傅汉章、邝铁军《广告学》，杨荣刚《现代广告学》，赵育冀《现代广告学》……这些广告理论研究和著作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广告理论研究正从浅表向深层发展。他们尝试着把广告理论探讨与广告教育、广告理论与广告实践、外来的广告理论与国内的实际结合起来。90年代以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了广告业的空前繁荣，广告理论研究也向更为科学化、系统化、多元化方面发展，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广告系列丛书，为不断完善广告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广告学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在迅猛发展的中国广告事业跟前，广告理论工作者面对着更多的无法回避的广告学理论中的新课题。例如，对广告学原理的研究不应再局限于狭隘的经济学范畴，而是更加深入到社会、文化、政治、伦理、科技、教育等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广告不单是推销商品的工具和手段，它还承担着社会生产、生活以及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广泛的沟通职能。90年代以后，以计算机为主的网络发展为继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之后的第五大广告媒体。从广告发展的历史来看，新媒体的出现为广告业拓展了新天地，同时也为广告理论研究带来新的课题。 展望广告学理论研究的趋势，今后将更加集中在广告文化学、广告传播学、广告信息学、广告社会学、广告美学等更加宏观的领域和更加相互融合的范畴。在研究重点上也发生了转移，将从理论的研究，到行为的研究；从分离的研究，到综合、交叉的研究；从静态的研究，到动态的研究。其核心是从以作品为中心的研究，到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总之，要不断探讨建构既适合我国国情，又有独立学科意义的广告学理论，使广告学理论研究更具有现实性和贴切性。 二、广告学理论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索 广告学是研究广告活动规律的学科。通过大量的广告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步升华和抽象，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形成理论体系，构成了广告学。广告活动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但其侧重点在市场经济信息的传播方面。因此，广告学本质上属于信息传播学科的范畴，与众多的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对于广告学发展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学术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80年代以来，我国广告学理论经历了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其相对集中在几个关键问题方面。如广告学科的科学与艺术之争，有关广告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及关于广告学的社会学思考等。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不仅明确了广告学理论发展的方向，而且在实践中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作用。 （一）关于广告学科的科学与艺术之争 在广告学理论研究中，关于广告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之争由来已久，目前代表性的说法有以下三类。 第一，认为广告学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持这种看法的人多是海外的广告学者，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一些广告学者认为：广告乃是一种艺术，它是艺术家生产的产品，是用艺术的手法去塑造产品的形象。他们还认为没有艺术性的广告，是没有生命力的广告。我国广告界也有人认为，广告学涉及的学科很多，既无规律可循，又无系统的理论基础，其表现主要是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因此是一门艺术科学。 第二，认为广告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艺术。杨荣刚先生在1989年出版的《现代广告概论》中，认为“广告作为一门科学，它必然有自己固有的特性。这种特性是在人们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和假设。因此，广告必须是事实。”（注：杨荣刚：《现代广告概论》，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程春先生1994年在《电视广告效果初探》一文中也指出“广告是科学，而不是艺术。”（注：程春：《电视广告效果初探》，《94’中国广告年鉴》，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他认为广告是从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的一门科学，艺术只能是一种手段，是为广告目标服务的。上述观点认为科学和艺术都是反映客观存在的一种形式，但两者有不同的概念。科学是对事物进行总结的规律性知识，艺术是对事物进行加工和提炼的某一典型形象。广告是从属于信息传播范畴的一门科学，艺术只能是一种手段，是为广告目标服务的，只有从本质上弄清两者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广告学的内涵。 第三，广告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我国广告界的老前辈、原中国广告学会顾问徐百益先生。他在1983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上， 提出如下看法：“广告是有计划的通过各种媒介向消费者介绍商品和劳务的科学和艺术。”（注：陈培爱：《广告原理与方法》，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我国广告理论研究者持这种看法者居多，认为广告学不仅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而且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和完整的知识体系，因此是一门科学。广告学又是一门艺术，因为广告学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特别是在广告创意和表现方面都离不开艺术的加工，是通过艺术的手法来表现产品或企业信息，从而引起消费者对广告的兴趣。 综观上述几种提法，我们认为，广告学应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门艺术，也不是科学与艺术的混合体。广告学是将多种元素有机地结合成一个具有特定功能，并能达到特定目的的综合体。人们在长期的广告活动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和总结经验，通过科学的抽象的总结，逻辑的推理，逐步把广告活动和广告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升为理论知识。从广告学的知识体系来看，广告学的基本原理和理论已组成了系统化的结构，从而形成了现代广告学这门科学。而艺术仅仅是表现广告科学原理的一种手段。科学与艺术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我们应当克服片面追求广告的“艺术效果”，而忽视广告科学观念的倾向。 （二）关于广告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对于广告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的认识，学术界长期以来有过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其理论基础应是市场经济理论，因为广告是推销产品的手段，其应用范畴主要在市场经济领域。二是认为广告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其本质特征是信息传播，市场只是广告发挥其作用功能的一个重要领域。我们认为广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应当以传播学理论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广告学研究中涉及到多种学科门类，但广告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不是一种大杂烩，它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事实非常明显，广告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传播，它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不是从经济优先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传播信息的立场出发。广告实际上做的是三件事：传播一种信息；提供一种服务；宣传一种信念。而传播学的具体研究对象是包括广告在内的所有大众传播手段，传播学的许多理论完全适合广告学的研究。 广告学应隶属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随着对理论问题探讨的深入，绝大多数人对广告是一种信息传播的本质特征深信不疑，并认定传播学是广告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广告学应纳入传播学的研究范畴。这种认识也被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认同。国家教委在90年代初组织对“文科专业目录”进行修订时，经专家多方论证，草案中在八大类学科净减1／3专业时，却在新闻大类下增加了“广告学专业”，把原有个别学校设置的“专业方向”上升为“专业”，这是很有远见的正确决定。1997年，教育部又一次大规模削减专业目录时，却把新闻类从文学中独立出来，以“新闻传播类”的名称升格为一级学科，并保留了广告学专业。据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1997年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的广告学专业不仅设在综合性大学、商学院、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类学院，而且艺术学院、师范学院、印刷学院、民族学院也有，几乎所有类型的院校都对广告这一新兴的专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中，设在新闻院系所占的比例最高（占％）。这些充分说明，把广告纳入传播学的研究范畴的认识居大多数。 现代广告学的综合性、边缘性与交叉性的学科特性，表面上给人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但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规范性、科学性，我们完全可以为广告学科体系正名界定：广告本质上是属于信息传播活动，它属于传播学的研究范畴，其运用重点在于经济活动的社会实践。在这种基本认定之下，去建立富于完整而稳健体系的广告学。在给广告学准确的定位后，要面向世界，面向市场，面向未来，在探索与国际广告接轨的同时，注意结合中国广告的现状，去建构现代广告学的体例框架。 （三）关于广告的社会学思考 90年代以来，广告学的研究开始往纵深发展。一些理论工作者不满足于现有的研究状态，提出要把广告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思考。1995年，陈宏军在《关于广告的社会学思考》中敏锐指出：“学术界对广告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从广告学所涉及的信息传播原理去研究广告活动的内在规律，二是从广告与市场的关系中去研究广告的外在因素。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研究广告学，都应把广告放在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去考察与分析，以便从全新的角度（人、社会、广告）去进行系统的研究。”（注：陈宏军：《关于广告的社会学思考》，《95’中国广告年鉴》，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 ）欧阳康在1996年也提出把社会学融入广告学研究的必要性。他在《现代广告》一书中阐述了社会学与广告学的关系：“社会学总是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它认为任何脱离整体的个体都是不存在的。社会学研究的整体性原理，对广告活动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注：欧阳康：《现代广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广告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仅传递商品信息，而且还传递各种政治信息、社会生活信息、文化信息等。因此，从广义的广告活动来看，广告可以说是一种大众性的社会信息传播活动。如果从狭义的广告活动来看，商业广告或经济广告活动，也必须以广大的社会为背景，以特定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生活习惯与民族风俗等为依据，才能创作出符合特定社会条件的广告作品。 广告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与各种社会现象必然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广告不仅遵循着广告学的准则和规律，同样也遵循着社会学的准则和规律。只有运用社会学的整体原理，从社会这个整体出发去研究广告的活动，才能够找到广告活动的内在特征。 综上所述，20世纪中国广告学理论的发展，是在引进与借鉴西方广告学理论的基础上，在中国广告业不断发展的推动下，经过长期探索、积累、深化，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告教育的兴起，促进了广告学理论建设的繁荣，提升了中国广告业的整体水平，从而使广告事业与广告学科得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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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种原因,中西方的 教育 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及其产生的根源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及其产生的根源探讨全文如下：

摘要： 中国和西方国家相比.由于民族、地域差异和历史发展上的差异.两者在教育上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中西方教育的差异作为一种事实性存在，现在已经被许许多多的人所认识，并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中西方教育;差异

中西方教育的差异.自古以来就存在。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运动的兴起和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国人开始瞩目西方教育的另一种景观。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王国维等，对中西方 文化 、教育上的差异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严复首先从宏观方面分析了两种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指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其次在“为学”方面，严复也意识到，“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的确，国人勤学苦读、博闻强记，可谓满腹经纶，但探索新知的勇气和精神却不足。而自由的原则是西方教育中的一条重要准则，但在我国避讳很深，强调的是“顺从”。”将中西方教育内容方面各有倚重的情况看得非常真切。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对中西方教育差别的讨论更为深刻。著名美藉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也指出，中国传统的教法是，一步步地教、一步步地学，这与中国的整个社会都强调“守规矩”有关。这种 教学 方法 有好处也有坏处，最大的一点好处是，比较有耐心，比较了解要学好一样东西，需要努力，有个过程，不能一下子学到手。传统 教育方法训练出来的小孩，可以深入地学到许多东西，这对于他进大学、考试有许多帮助。但是，对做研究工作来说则有妨碍。

由于过去的 学习方法 是由人家指出来的路你去走，做研究所需的方法则要自己去找。这里有个习惯问题，忽然一下于要自己去找路.就有点觉得茫然。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林崇德教授在对比东西方教育的不同后 总结 ：西方的教育，重视培养学生广阔的知识面、创造力、适应性、独立性和实践能力。这种教育模式突出地表现在以培养学生适应性为基础，训练动手(实践)能力为手段，增长创造能力为根本，发展个性为目的。东方的教育模式，则重视培养学生精深的知识、 逻辑思维 、理解能力、统一规范和集体主义精神。这种教育模式突出地表现在以理解知识是基础，崇尚读书(理论)为手段，发展逻辑思维为根本。追求统一规范为目的。

中国的教育方法，强调上行下效，要求教师以身示范，时时处处为学生做出表率;学生则亦步亦趋，机械摹仿。不能有丝毫的违背。西方的教育概念中的教育方法没有什么限制，这也是西方课堂气氛活跃、师生相处比较随意的原因所在。教育教学方法差异产生的根源之一，就是东西方教育宗旨的不同取向。由于中国看重教育的“道德教化”功能，便要求中国的教师努力成为道德和行为的“表率”。于是。教师在课堂上、在学生跟前显得一脸严肃.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教师一本正经，学生自然也不敢造次。这样，中国的课堂内外有了许多的规矩，连学生的坐姿、举手的姿势都要“标准”。难怪国外一教育考察团参观了国内一所幼儿园，看到孩子们两手背后、一动不动地端坐着，误以为自己走到了“军营”而不是学校。另一方面，中西方为教育设定的宗旨要在学生身上体现，中国需要一个从无到有的培养(外铄)过程，西方的教育观念则是把学生内在的潜质发挥出来即可。

为达此目的，中国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往往是满堂灌.大搞“一言堂”，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做，学生看;教师考，学生背;这已成为为中国学校教育的一道主要风景线。与中国课堂气氛过于严肃相比，西方的课堂则显得融洽和宽松.外在的规范少了.教师主要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学生的思维。也就是说，省去了形式上的繁文缛节，让学生的思维更专注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学生在开放的环境中凸现其创造性。

教育活动主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教育活动过程中两个基本的人的因素。由于中国的教育观念中对学生是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不相信学生具有自觉学习的积极性，要求教师必须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所谓“师高弟子强”、“教不严，师之惰”等，都反映了中国教育把整个教育活动的重心放在了教师方面。西方把教育定义为“引出”.如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教师只是一个“助产士”，教育的主体却在学生一边。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常披理解为他动性社会行为，西方的教育则被理解为自动行为。受此影响，中国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习惯于接受而不习惯于思考和怀疑。相反。西方国家的学生喜欢提问，教师也鼓励学生要敢于向权威质疑。热衷于 辩论 ，使自己混乱的知识体系在辩论中剔除糟粕和谬误，从而获得迅速的进步。

“守成”与“创新”是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都要面临的任务。相对而言，中国更注重“守成”，西方则更为注重“创新”。教’并非点到为止，而是强迫学生去全盘接受所‘教’的内容。以这样的教育方式训练出来的学生，个性受到压抑，创造性被窒息。西方相对宽松的教育氛围，使学生个性得到张扬，创造性得以发挥。总之，现在我们谈论的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几乎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源头。难怪有学者说：“中西教育观的差异在其原初性文化那里便已初现端倪了。”

尽管中西方教育在各自的文化土壤中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教育自身不断被丰富和完善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中西方教育在上述几方面的差异也不断得到强化。但从本质上看，几千年来中西教育差异的实质在总体上并无根本性的改变。由此可见，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人造现象”。是按照人类自己对教育的认识并通过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来建构教育的。中西方教育在其发展之初是还处于相互隔离状态的两个独立存在，二者对教育的原初性理解作为教育发展的认识论基础，对教育的操作范式具有很强的规约性，充分反映出人类认识对自身实践的巨大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方教育的原初性定义，已在思想上勾勒出了各自教育发展的“蓝图”。并在随后的教育实践中逐步生成了中西方教育各自的特点及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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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专家再论中国音乐教育7月10日至31日，号称“中国第一个国际性专业音乐夏令营”的首届广东国际音乐夏令营，由法国指挥家迪图瓦任总监，在广东佛山蝴蝶谷举行。7月15日至8月15日，首届“长城国际音乐夏令营”也在北京举行。对于日前迪图瓦质疑中国音乐教育现状，“长城夏令营”的主席兼艺术总监萨斯曼斯豪斯（Sassmannshaus）认为这是不内行的看法，首办于去年的北京国际音乐大师班夏令营创办者方明，则以“过来人”及音乐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分析比较了国内和纽约的音乐教育状况。 萨斯曼斯豪斯：迪图瓦很不应该 日前，迪图瓦接受采访时认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不是一种良好的教育制度，萨斯曼斯豪斯对此回应：“迪图瓦不是教育工作者，只是指挥家，根本不了解情况。他不能这么笼统地下结论说西方和中国的教育方法有差异，差异只来自不同的家庭和个人的态度。”至于迪图瓦举例说的：“我听过一个13岁的小钢琴家弹，技巧很高，可是听得出来很缺乏别的知识”，萨斯曼斯豪斯说：“迪图瓦这么说很不应该”，他说自己在阿斯本音乐夏令营那么多年，亲眼看过沙汉姆、莎拉·张这些今日巨星成长，他们都是当时10岁出头就有很高的技巧。“何况你看到有个13岁的孩子有高超的演奏技巧，应该是惊喜，应该去鼓励，而不是质疑。”萨斯曼斯豪斯认为，迪图瓦是为了给他的管弦乐团找人，所以特别针对想成为独奏家的学童；而“长城夏令营”的目标不同：主要是培养室内乐音乐家和独奏家。 方明：教育制度对大众学音乐要负责任 去年曾主办北京国际音乐大师班夏令营的方明则认为，对于迪图瓦所言“这样下去，中国的年轻乐手没几个真能成才”的说法“很赞同”。他认为教育制度“对大众学音乐要负责任，不能让学音乐的人80%-90%都废了，还反过来痛恨音乐”。曾在国内音乐学院和纽约的音乐学校学习，目前在美国教学的方明说，国内的专业音乐教育不注重艺术培养的全面性，没有室内乐、重奏的课程，乐器考级只要求学生弹好几首作品，学生成长变得很单一。“这些学生可以弹很快的曲子，但却弹不好一首很慢、很简单的曲子。”国外则是一开始就设有合奏的课程，孩子们从小就有合作意识，去年夏令营把美国和中国的孩子放到一起，中国的孩子一跟乐队合作就完全乱了方寸。 培养独奏家不是惟一的目的 “国内硬性要求学生苦练技巧，西方注重兴趣教学，各有长处，但从长远看，还是注重全面性的教学更有益于学生成长”，方明说，“培养‘尖子生’，是国内音乐学院一向的做法，学校里还经常有帮派，老师之间不仅不常交流，还抱有闭门锻造自我风格的观念。成不了独奏家不是教育的失败”。他举例纽约音乐学校的态度：培养独奏家不是惟一的目的，还要培养学音乐的学生成为推广音乐、保存音乐的工作者。纽约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老师，更像一个综合性的教育体系，不同老师的学生之间常互相切磋。方明认为将音乐夏令营引进国内，可以让国内学生主动选老师学，同时能听别人的教学和演奏。“音乐教育在国内普及得很好，以前教音乐的只教不演，现在又教又演的多起来，像目前上海音乐学院三分之二的教师都曾在海外任教，他们有望成为改变国内教育保守局面的力量。” =================================================内地、香港、台湾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比较 本文试用比较的方法，对三地的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更好地借鉴两地的经验，进一步 修改完善我国初中的音乐教学大纲，促进我国音乐教育的课程改革。 香港、台湾两地的文化教育与内地同一根源，有着许多共同点，彼此各具特色，相同之中有差异。为更好 地借鉴两地的经验，找出其共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求进一步充实完善我国义务教育初中音乐教学大纲，促 进我国音乐教育的课程改革， 笔者试图用比较的方法， 对内地1992年颁布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中音 乐教学大纲》（简称试用大纲）、香港课程发展委员会1986年公布的《音乐科课程纲要》（简称香港纲要）和 台湾教育部1983年颁布的《国民中学音乐课程标准》（简称台湾标准）进行比较分析，以供将来修订我国义务 教育初中音乐教学大纲时参考。 一、教学目标（目的）比较 试用大纲教学目的： “突出音乐学科的特点，把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渗 透到音乐教育之中。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启迪智慧，陶 冶情操，提高审美意识，使学生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在小学教学的基础上，增强学生对音乐的兴趣、爱好， 掌握音乐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使学生具有独立视唱简单乐谱的能力。了解我国各族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音乐艺术的感情和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了解外国的优秀音乐作品，扩大视野，使学生具有 一定音乐鉴赏的能力。” 香港纲要教学目的： “提高学生对音乐的鉴赏能力，使他们对所听的音乐能有更深的了解和感受。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让学 生通过创作活动来表达自我。增进学生歌唱及演奏的技巧。增强学生在音乐方面的读、写能力。” 台湾标准教学目的： “增进学生爱好音乐，欣赏音乐之兴趣，并提高其欣赏能力。培养学生演唱歌曲与演奏乐器之技能，创作 音乐之兴趣。增进学生音乐基本知识，发展读谱能力。辅导学生体验传统及创新的民族音乐。涵养审美能力， 陶冶生活情趣，养成学生快乐活泼奋发进取之精神，及乐群合作、忠勇爱国之情操。” 目标比较评述： 共同点 试用大纲、香港纲要、台湾标准均强调音乐基础知识的教育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注重培养审美能力与对音 乐的鉴赏力，通过音乐陶冶生活情趣和激发爱国情操方面，试用大纲、台湾标准则比较明确。 差异点 试用大纲着重通过音乐教育，激发学生爱国热情，以及陶冶情操，使学生身心健康。香港纲要提出学生通 过创作活动来表达自我和增进演奏技巧、读、写能力。台湾标准把演奏乐器技能和培养创作兴趣列入目标。 从上述异同点看出，港台大纲的目标紧扣音乐科目宗旨，要求也高于试用大纲。 试用大纲没有提出创作活动与乐器演奏的要求。本人认为这种要求是必需的，因为音乐是情感的形式，只 有通过创作实践才能表达自我情感体验。乐器演奏技巧在今天成为音乐活动的密不可分的内容，在义务教育阶 段应该培养学生乐器演奏能力。因为这种能力能够帮助学生正确欣赏音乐及进行一切音乐活动如比赛、演出等 。考虑到条件所限，在大纲中可以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要求。 二、教学内容与要求的比较 教学内容与要求的具体比较见表1 表1 歌唱 欣赏 音乐基础 内 选用中外民 中外民歌及 简谱与五线 地 歌歌曲齐唱 声乐曲、器 谱是每课必 、轮唱、二 乐曲、歌剧 学的内容,了 声部合唱、 、舞剧着重 解调、音阶 合唱.重视唱 在民族民间 、和弦等知 歌技巧训练, 音乐,了解 识. 培养兼听其 音乐,了解 他声部能力. 音乐体裁, 音乐表现手 段. 香 中外民歌及 中国及西洋 五线谱教学, 港 齐唱,二声部 音乐各占50% 重视节奏及 及多声部合 ,介绍各种曲 音准训练, 唱、轮唱和 式.二段体、 增强学生对 卡农曲.注意 三段体、变 节奏、旋律 声乐技巧. 奏曲、华尔 、和声辨认 兹、探戈、 与掌握能力. 协奏曲、交 响乐等. 台 常用大调与 台湾及西洋 附乐曲结合 湾 小调歌曲及 音乐.中国 教学实践进 多拍子歌曲 音乐史,西 行五线谱练 ,齐唱、独 洋音乐史. 习,和声学 唱、轮唱、 对位法、曲 卡农曲、中 式学创作等. 国七声音阶 曲、二部三 部合唱曲等. 比 都强调民族 都欣赏民族 音乐基础,港 较 音乐,内地重 音乐,但西 、台用五线 视技能训练, 洋音乐的欣 谱教学,内地 港、台重视 赏内地比港 简谱与五线 合唱. 、台少. 谱共用. 演奏 创作 内 大纲提及根 地 据不同条件 选用乐器, 重视民族器 乐. 香 旋律乐器, 简单歌曲或 港 节奏乐器, 旋律创作伴 打击乐器. 奏去配合故 事、诗歌、 朗诵、律动 或话剧. 台 旋律乐器, 节奏、语言 湾 节奏乐器, 、动作及和 键盘乐器. 声的创作教 学,重组新曲 调,即兴唱歌 或即兴吹奏 乐器. 比 内地因地 内地没列入 较 制宜,合 大纲要求, 理安排, 港台重视实 港、台重 践训练. 视乐器训 练. 教学内容与要求共同点与差异性 试用大纲、香港纲要、台湾标准均重视歌唱技巧训练与情操熏陶。对基本乐理授课以各自的实际情况提出 了不同的设置。对欣赏一项（香港纲要为音乐聆听）彼此的共识是增加学生音乐见识，开拓学生的音乐领域， 发展想象力和思维能力。对歌曲的欣赏，试用大纲、香港纲要、台湾标准都重视中外优秀音乐作品的份量以及 通过音乐发扬民族精神，激发爱国思想，增强民族自豪感。这里我们特别分析其差异性。 从总体上看，试用大纲的教学内容不够具体，梯度不明。大纲的基本结构只是由歌唱、欣赏、音乐基础三 项内容构成，而且要求较低、范围较窄。对创作一项还没有列入教学大纲，对五线谱教学未提到必要位置上去 。对器乐无任何规定性要求，只提及因地制宜，合理安排。由于对器乐教学无具体要求，学生不能运用乐器教 学来参与整个音乐活动，不能体验音乐活动的全过程，小组合奏、歌唱伴奏效果相对减弱。对歌唱一项要求较 全面，有齐唱、轮唱、二部合唱，有条件的学校可学习多声部合唱。 香港纲要则是与小学阶段的大纲紧密衔接的。因此系统性严密，起点高，具体、实用。从歌唱起到音乐专 题研习，内涵丰富，梯度明确。开始的歌唱一项，首先让学生进入音乐世界，使学生认识世界各国不同的歌唱 传统。香港课程的六大项目，把智力因素的培养与非智力因素的培养高度融为一体，把感性的认识与理性的认 识贯穿在教学活动的细节上。比如要求聆听的歌曲要增强学生的音乐活力，然后把节奏、旋律和声融于学生日 常歌词谱写与乐器演奏之中，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音乐创作一项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提倡用已获得的知识与技巧来叙事而不用对白。他们试用不同曲式（三段体或回旋曲等）去创作乐曲。这种实 施方法不仅使学生获得很大的乐趣，而且大大加强音乐感受。在创作中，香港的特色还配合实践创作。比如使 用录音设备协助创作，为歌曲配上特殊的音响效果，创作乐曲配合图画、照片需要的气氛，创作电子音乐等。 在音乐专题研习一项中，大纲所选的题目能把学生引向世界，引向科学，也能让学生回顾历史。这是音乐领域 较深层的问题。可以而且应该在义务教育阶段中打下一定的基础。选题中从爵士音乐、电影音乐、音乐中的幽 默，某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到绘画与音乐、科学与音乐、音乐与音乐科技、电子讯号合作器到中国古今音乐风格 的变化与发展，这些研习无疑以生动、形象的效果达到音乐科目的目的。 台湾标准内容比香港要更具民族特色，这符合“唯其民族的才是全世界的”的哲理。在歌曲一项，把我国 五声音阶、七声音阶的歌曲列为主要内容。对歌曲的选择还明确规定我国民歌与艺术歌曲至少50％。这个比例 是否符合当今世界的艺术潮流，当然也值得探讨。 台湾标准的创作活动一项，从创作节奏动作、节奏语言、节奏乐器的训练到用五音阶和分解和弦创作曲调 ，即兴唱歌或即兴吹奏乐器，这个过程把基本练习、乐理的教学进度体现在创作实践之中，它强化已学过的知 识，用自我体会巩固初步掌握的技巧，不过对创作的实施办法没有香港多样化。 台湾标准对乐理一项的内容安排，注意了承前启后的关系，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安排密细，最基础的知识全 部囊括其中。对基本练习一项，体现了学以致用的原则，学生经过这些技巧训练以后，基本上能主动顺利地参 加创作与参加社会上的音乐活动。 三、几点建议 目标的实现只有在明细规格的大纲中才能达到。通过内地、香港、台湾三种教学大纲的比较，我国义务教 育初中阶段的音乐试用大纲的修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内地试用大纲多从理论性、政治性的认识出发，香港与台湾则多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其实两者是要相 互兼顾的，但只有通过实用、实践才能达到理性的目的（审美，创造性思维的开通，净化情感）。试用大纲修 订尽可能吸收港台的教学内容和参考其实施方法。 2.音乐是一种文化，是时代的音符，体现了丰富的历史积淀与时代特色。因此在欣赏、聆听、歌唱等课程 中，既要研究熟悉自己祖先的东西，又要研究认识世界各国的音乐传统。香港纲要在处理这种关系中比较适中 ，对中、西音乐及中、西著名音乐家能兼顾得当，我们的选材最好折中一些。 3.音乐素有艺术王冠之称，她以特有的表情魅力，强有力地占据人们的心灵。列宁甚至说过：“我不知道 有什么比《热情奏鸣曲》（贝多芬作品）更为壮丽。”这充分说明，音乐的感染力有多强。我们应抓住音乐的 特性，去展开自己的施教活动。只要选材适当，施教得法，智力的与非智力的因素都会交融相会，思想性与艺 术性也会和谐地体现。因此在歌唱、欣赏选材上，要增加音乐美的成分，强化音乐感受能力。 4.试用大纲的目标是正确的，但大纲的明细规格还未足以体现其目标的要求。目标高，而要求偏低，各年 级之间知识点的深、广度要求欠具体明确。尽管我们的教育事业还不够发达，教学设备尤其是音乐教学设备还 很简陋，师资力量仍很薄弱，但还是应该在大力改善办学条件、加快师资培训的同时，重视大纲的建设，如果 大纲空泛则施教过程中必然出现随意性和简单化的现象，从而影响一代人的音乐素养。 5.音乐创作活动能使学生将学到的基础知识变为基本技能，加深对音乐的体验和巩固已学的知识，并能更 好地丰富其思维想象力，促进其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同时，还能加深音乐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港、台的 音乐教育对此十分重视，这从其大纲中即可看出。而在同属于素质教育的我国初中阶段里，此项要求在大纲中 还未被列上议事日程，这似乎是一大疏忽和缺陷。因此，建议把音乐创作的教学活动在修订时列入大纲中去， 使之更为完善。 6.中国音乐历史悠远丰富，因此要有自己的特色，中国音乐这条支流，不可避免地要归流于20世纪的音乐 大潮之中，而且还应在我们的教学目的与教学内容中体现21世纪的新趋向。

关于“中西方音乐”小论文音乐无国界。中西方的音乐各有各的特色，一曲《高山流水》旋律古朴、典雅、优美、深沉；节奏平稳、舒展；音调缠绵、柔婉秀娟；体现出阴柔美。 一曲《命运交响乐》节奏明快、急促、音域宽广，曲调明朗、刚健、情绪激昂、气魄宏大；体现出阳刚美。而要说中西方音乐的差异，应该还是要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说起。首先，中西方的政治制度的制度不同。中国几千年来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因而在当时来说，许多音乐都是以贵族上层为服务对象的，而反映的也是贵族的享乐生活。但这也并不代表在民间也没有音乐可享受，并且这些音乐对我们来说更有研究价值，因为音乐向来是寄托思想情感的最佳载体。而在西方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思想较中方而言更为开放，因而题材也相对广泛。对于我们来说，要了解一个国度的音乐，必然要去了解其政治背景。再次，中西方的地理环境不同，那么两者所歌咏的对象、方式自然而然也不同。西方，以欧洲为代表的主要处于平原地带。在中国，地貌形式则多种多样。这也是中西方音乐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中西方音乐的表现形式不同主要体现在乐器上。在中国，最有代表的要数琵琶、古筝、二胡等拨弦乐器。在传统观念中，中方音乐以江南最具代表性。而江南是水乡，其音乐特色是柔和委婉动听的，可以让我们静静聆听，感受自然之美。而西方音乐大多数都是以交响乐的形式呈现，乐器像大提琴、小提琴等在整个过程中虽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演奏过程中，多种乐器的结合给我们带来了全面的感受。虽然两者的形式不同，但同样让人感受到美。这便是音乐的魅力！在此次研究过程中，我们都充分感受了音乐的魔力，中西方音乐的大不同，让我们的心灵又多了一份震撼，多了一份对祖国的热爱！一、西方音乐的起源：西方音乐起源于古希腊；但由于古希腊的音乐史料流传下来的较少，人们便把中世纪作为研究西方音乐的一个重要起点；所以可以说中世纪前期的西方音乐就是基督教音乐。而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所编写的格列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使得宗教音乐与整个西方音乐的发展连系得更加的紧密。二、西方音乐的发展阶段：从17世纪初的巴洛克音乐开始到现在，西方音乐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巴洛克音乐时期，古典音乐时期，浪漫主义音乐时期，民族音乐时期，印象主义音乐时期，新音乐时期以及现代音乐时期风几个阶段。而每一个时期都有其各自的风格特点，所以每一个时期的音乐都可称为当时所流行的一种音乐流派。三、西方传统音乐的特征：所谓的西方传统音乐既是：巴赫至贝多芬之间的古典音乐时期。被称为“复调音乐之父”的巴赫、“交响乐之父”的海顿、“音乐神童”莫扎特以及贝多芬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是理性化、生活化、程式化，且曲风严谨的。中 国 部 分一、中国音乐的起源：中国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发端于原始人类的生产活动，且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国文化的交流密切相关。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音乐和四域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外国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中原音乐指的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音乐，这是一种以汉族为主体的音乐文化，其中，殷商和西周时期的音乐文化具有代表意义。四域音乐指的是除中原华夏族为主所创造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以外的中华大地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其中，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区，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中国音乐与外国音乐的交流由来已久。在汉代，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教音乐和天竺乐开始传入中国；隋唐时期，大量外国音乐的输入，不仅带来外国乐曲，而且也引进了乐器、乐律和音阶。二、中国音乐的发展阶段：一、中国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秦汉。这一时期为中国音乐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二、中国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包括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中国音乐在这一时期发生显著变化，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新乐风。一方面世界音乐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中国音乐也开始走向了世界化。三、中国音乐的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包括辽、宋、金、明、清。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呈现出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三、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强调旋律和音色是中国音乐突出的特点，而重点又放在每个音符的发音和变音上面。多数乐曲都基于五声调式，或者说五声音阶，但七声调式也作为五声调式的扩充使用。古乐曲基本上都是采用五声调式调式，而七声调式多在北方民间音乐中使用。 中西方传统音乐的比较一、中国传统乐的音阶一般是五至七声；而西方传统音乐的音阶却是七至十二声。二、中国传统音乐一般不转调；而西方传统音乐有大量的转调。三、中国传统乐器高音强低音弱，各种乐器的音色不易溶为一团；西方传统乐器高中低音较平衡，大多数乐器的音色可溶为一体。四、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一般是“砌砖式”，即越加越高，越加越长；然而西方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却是“细胞分裂式”，即越变越多，越变越长。由此看来，西方传统音乐是已高而不易再高，中国传统音乐是不高而大有机会再高。

国内外专家再论中国音乐教育 7月10日至31日，号称“中国第一个国际性专业音乐夏令营”的首届广东国际音乐夏令营，由法国指挥家迪图瓦任总监，在广东佛山蝴蝶谷举行。7月15日至8月15日，首届“长城国际音乐夏令营”也在北京举行。对于日前迪图瓦质疑中国音乐教育现状，“长城夏令营”的主席兼艺术总监萨斯曼斯豪斯（Sassmannshaus）认为这是不内行的看法，首办于去年的北京国际音乐大师班夏令营创办者方明，则以“过来人”及音乐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分析比较了国内和纽约的音乐教育状况。 萨斯曼斯豪斯：迪图瓦很不应该 日前，迪图瓦接受采访时认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不是一种良好的教育制度，萨斯曼斯豪斯对此回应：“迪图瓦不是教育工作者，只是指挥家，根本不了解情况。他不能这么笼统地下结论说西方和中国的教育方法有差异，差异只来自不同的家庭和个人的态度。”至于迪图瓦举例说的：“我听过一个13岁的小钢琴家弹，技巧很高，可是听得出来很缺乏别的知识”，萨斯曼斯豪斯说：“迪图瓦这么说很不应该”，他说自己在阿斯本音乐夏令营那么多年，亲眼看过沙汉姆、莎拉·张这些今日巨星成长，他们都是当时10岁出头就有很高的技巧。“何况你看到有个13岁的孩子有高超的演奏技巧，应该是惊喜，应该去鼓励，而不是质疑。”萨斯曼斯豪斯认为，迪图瓦是为了给他的管弦乐团找人，所以特别针对想成为独奏家的学童；而“长城夏令营”的目标不同：主要是培养室内乐音乐家和独奏家。 方明：教育制度对大众学音乐要负责任 去年曾主办北京国际音乐大师班夏令营的方明则认为，对于迪图瓦所言“这样下去，中国的年轻乐手没几个真能成才”的说法“很赞同”。他认为教育制度“对大众学音乐要负责任，不能让学音乐的人80%-90%都废了，还反过来痛恨音乐”。曾在国内音乐学院和纽约的音乐学校学习，目前在美国教学的方明说，国内的专业音乐教育不注重艺术培养的全面性，没有室内乐、重奏的课程，乐器考级只要求学生弹好几首作品，学生成长变得很单一。“这些学生可以弹很快的曲子，但却弹不好一首很慢、很简单的曲子。”国外则是一开始就设有合奏的课程，孩子们从小就有合作意识，去年夏令营把美国和中国的孩子放到一起，中国的孩子一跟乐队合作就完全乱了方寸。 培养独奏家不是惟一的目的 “国内硬性要求学生苦练技巧，西方注重兴趣教学，各有长处，但从长远看，还是注重全面性的教学更有益于学生成长”，方明说，“培养‘尖子生’，是国内音乐学院一向的做法，学校里还经常有帮派，老师之间不仅不常交流，还抱有闭门锻造自我风格的观念。成不了独奏家不是教育的失败”。他举例纽约音乐学校的态度：培养独奏家不是惟一的目的，还要培养学音乐的学生成为推广音乐、保存音乐的工作者。纽约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老师，更像一个综合性的教育体系，不同老师的学生之间常互相切磋。方明认为将音乐夏令营引进国内，可以让国内学生主动选老师学，同时能听别人的教学和演奏。“音乐教育在国内普及得很好，以前教音乐的只教不演，现在又教又演的多起来，像目前上海音乐学院三分之二的教师都曾在海外任教，他们有望成为改变国内教育保守局面的力量。” ================================================= 内地、香港、台湾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比较 本文试用比较的方法，对三地的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更好地借鉴两地的经验，进一步 修改完善我国初中的音乐教学大纲，促进我国音乐教育的课程改革。 香港、台湾两地的文化教育与内地同一根源，有着许多共同点，彼此各具特色，相同之中有差异。为更好 地借鉴两地的经验，找出其共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求进一步充实完善我国义务教育初中音乐教学大纲，促 进我国音乐教育的课程改革， 笔者试图用比较的方法， 对内地1992年颁布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中音 乐教学大纲》（简称试用大纲）、香港课程发展委员会1986年公布的《音乐科课程纲要》（简称香港纲要）和 台湾教育部1983年颁布的《国民中学音乐课程标准》（简称台湾标准）进行比较分析，以供将来修订我国义务 教育初中音乐教学大纲时参考。 一、教学目标（目的）比较 试用大纲教学目的： “突出音乐学科的特点，把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渗 透到音乐教育之中。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启迪智慧，陶 冶情操，提高审美意识，使学生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在小学教学的基础上，增强学生对音乐的兴趣、爱好， 掌握音乐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使学生具有独立视唱简单乐谱的能力。了解我国各族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音乐艺术的感情和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了解外国的优秀音乐作品，扩大视野，使学生具有 一定音乐鉴赏的能力。” 香港纲要教学目的： “提高学生对音乐的鉴赏能力，使他们对所听的音乐能有更深的了解和感受。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让学 生通过创作活动来表达自我。增进学生歌唱及演奏的技巧。增强学生在音乐方面的读、写能力。” 台湾标准教学目的： “增进学生爱好音乐，欣赏音乐之兴趣，并提高其欣赏能力。培养学生演唱歌曲与演奏乐器之技能，创作 音乐之兴趣。增进学生音乐基本知识，发展读谱能力。辅导学生体验传统及创新的民族音乐。涵养审美能力， 陶冶生活情趣，养成学生快乐活泼奋发进取之精神，及乐群合作、忠勇爱国之情操。” 目标比较评述： 共同点 试用大纲、香港纲要、台湾标准均强调音乐基础知识的教育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注重培养审美能力与对音 乐的鉴赏力，通过音乐陶冶生活情趣和激发爱国情操方面，试用大纲、台湾标准则比较明确。 差异点 试用大纲着重通过音乐教育，激发学生爱国热情，以及陶冶情操，使学生身心健康。香港纲要提出学生通 过创作活动来表达自我和增进演奏技巧、读、写能力。台湾标准把演奏乐器技能和培养创作兴趣列入目标。 从上述异同点看出，港台大纲的目标紧扣音乐科目宗旨，要求也高于试用大纲。 试用大纲没有提出创作活动与乐器演奏的要求。本人认为这种要求是必需的，因为音乐是情感的形式，只 有通过创作实践才能表达自我情感体验。乐器演奏技巧在今天成为音乐活动的密不可分的内容，在义务教育阶 段应该培养学生乐器演奏能力。因为这种能力能够帮助学生正确欣赏音乐及进行一切音乐活动如比赛、演出等 。考虑到条件所限，在大纲中可以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要求。 二、教学内容与要求的比较 教学内容与要求的具体比较见表1 表1 歌唱 欣赏 音乐基础 内 选用中外民 中外民歌及 简谱与五线 地 歌歌曲齐唱 声乐曲、器 谱是每课必 、轮唱、二 乐曲、歌剧 学的内容,了 声部合唱、 、舞剧着重 解调、音阶 合唱.重视唱 在民族民间 、和弦等知 歌技巧训练, 音乐,了解 识. 培养兼听其 音乐,了解 他声部能力. 音乐体裁, 音乐表现手 段. 香 中外民歌及 中国及西洋 五线谱教学, 港 齐唱,二声部 音乐各占50% 重视节奏及 及多声部合 ,介绍各种曲 音准训练, 唱、轮唱和 式.二段体、 增强学生对 卡农曲.注意 三段体、变 节奏、旋律 声乐技巧. 奏曲、华尔 、和声辨认 兹、探戈、 与掌握能力. 协奏曲、交 响乐等. 台 常用大调与 台湾及西洋 附乐曲结合 湾 小调歌曲及 音乐.中国 教学实践进 多拍子歌曲 音乐史,西 行五线谱练 ,齐唱、独 洋音乐史. 习,和声学 唱、轮唱、 对位法、曲 卡农曲、中 式学创作等. 国七声音阶 曲、二部三 部合唱曲等. 比 都强调民族 都欣赏民族 音乐基础,港 较 音乐,内地重 音乐,但西 、台用五线 视技能训练, 洋音乐的欣 谱教学,内地 港、台重视 赏内地比港 简谱与五线 合唱. 、台少. 谱共用. 演奏 创作 内 大纲提及根 地 据不同条件 选用乐器, 重视民族器 乐. 香 旋律乐器, 简单歌曲或 港 节奏乐器, 旋律创作伴 打击乐器. 奏去配合故 事、诗歌、 朗诵、律动 或话剧. 台 旋律乐器, 节奏、语言 湾 节奏乐器, 、动作及和 键盘乐器. 声的创作教 学,重组新曲 调,即兴唱歌 或即兴吹奏 乐器. 比 内地因地 内地没列入 较 制宜,合 大纲要求, 理安排, 港台重视实 港、台重 践训练. 视乐器训 练. 教学内容与要求共同点与差异性 试用大纲、香港纲要、台湾标准均重视歌唱技巧训练与情操熏陶。对基本乐理授课以各自的实际情况提出 了不同的设置。对欣赏一项（香港纲要为音乐聆听）彼此的共识是增加学生音乐见识，开拓学生的音乐领域， 发展想象力和思维能力。对歌曲的欣赏，试用大纲、香港纲要、台湾标准都重视中外优秀音乐作品的份量以及 通过音乐发扬民族精神，激发爱国思想，增强民族自豪感。这里我们特别分析其差异性。 从总体上看，试用大纲的教学内容不够具体，梯度不明。大纲的基本结构只是由歌唱、欣赏、音乐基础三 项内容构成，而且要求较低、范围较窄。对创作一项还没有列入教学大纲，对五线谱教学未提到必要位置上去 。对器乐无任何规定性要求，只提及因地制宜，合理安排。由于对器乐教学无具体要求，学生不能运用乐器教 学来参与整个音乐活动，不能体验音乐活动的全过程，小组合奏、歌唱伴奏效果相对减弱。对歌唱一项要求较 全面，有齐唱、轮唱、二部合唱，有条件的学校可学习多声部合唱。 香港纲要则是与小学阶段的大纲紧密衔接的。因此系统性严密，起点高，具体、实用。从歌唱起到音乐专 题研习，内涵丰富，梯度明确。开始的歌唱一项，首先让学生进入音乐世界，使学生认识世界各国不同的歌唱 传统。香港课程的六大项目，把智力因素的培养与非智力因素的培养高度融为一体，把感性的认识与理性的认 识贯穿在教学活动的细节上。比如要求聆听的歌曲要增强学生的音乐活力，然后把节奏、旋律和声融于学生日 常歌词谱写与乐器演奏之中，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音乐创作一项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提倡用已获得的知识与技巧来叙事而不用对白。他们试用不同曲式（三段体或回旋曲等）去创作乐曲。这种实 施方法不仅使学生获得很大的乐趣，而且大大加强音乐感受。在创作中，香港的特色还配合实践创作。比如使 用录音设备协助创作，为歌曲配上特殊的音响效果，创作乐曲配合图画、照片需要的气氛，创作电子音乐等。 在音乐专题研习一项中，大纲所选的题目能把学生引向世界，引向科学，也能让学生回顾历史。这是音乐领域 较深层的问题。可以而且应该在义务教育阶段中打下一定的基础。选题中从爵士音乐、电影音乐、音乐中的幽 默，某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到绘画与音乐、科学与音乐、音乐与音乐科技、电子讯号合作器到中国古今音乐风格 的变化与发展，这些研习无疑以生动、形象的效果达到音乐科目的目的。 台湾标准内容比香港要更具民族特色，这符合“唯其民族的才是全世界的”的哲理。在歌曲一项，把我国 五声音阶、七声音阶的歌曲列为主要内容。对歌曲的选择还明确规定我国民歌与艺术歌曲至少50％。这个比例 是否符合当今世界的艺术潮流，当然也值得探讨。 台湾标准的创作活动一项，从创作节奏动作、节奏语言、节奏乐器的训练到用五音阶和分解和弦创作曲调 ，即兴唱歌或即兴吹奏乐器，这个过程把基本练习、乐理的教学进度体现在创作实践之中，它强化已学过的知 识，用自我体会巩固初步掌握的技巧，不过对创作的实施办法没有香港多样化。 台湾标准对乐理一项的内容安排，注意了承前启后的关系，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安排密细，最基础的知识全 部囊括其中。对基本练习一项，体现了学以致用的原则，学生经过这些技巧训练以后，基本上能主动顺利地参 加创作与参加社会上的音乐活动。 三、几点建议 目标的实现只有在明细规格的大纲中才能达到。通过内地、香港、台湾三种教学大纲的比较，我国义务教 育初中阶段的音乐试用大纲的修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内地试用大纲多从理论性、政治性的认识出发，香港与台湾则多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其实两者是要相 互兼顾的，但只有通过实用、实践才能达到理性的目的（审美，创造性思维的开通，净化情感）。试用大纲修 订尽可能吸收港台的教学内容和参考其实施方法。 2.音乐是一种文化，是时代的音符，体现了丰富的历史积淀与时代特色。因此在欣赏、聆听、歌唱等课程 中，既要研究熟悉自己祖先的东西，又要研究认识世界各国的音乐传统。香港纲要在处理这种关系中比较适中 ，对中、西音乐及中、西著名音乐家能兼顾得当，我们的选材最好折中一些。 3.音乐素有艺术王冠之称，她以特有的表情魅力，强有力地占据人们的心灵。列宁甚至说过：“我不知道 有什么比《热情奏鸣曲》（贝多芬作品）更为壮丽。”这充分说明，音乐的感染力有多强。我们应抓住音乐的 特性，去展开自己的施教活动。只要选材适当，施教得法，智力的与非智力的因素都会交融相会，思想性与艺 术性也会和谐地体现。因此在歌唱、欣赏选材上，要增加音乐美的成分，强化音乐感受能力。 4.试用大纲的目标是正确的，但大纲的明细规格还未足以体现其目标的要求。目标高，而要求偏低，各年 级之间知识点的深、广度要求欠具体明确。尽管我们的教育事业还不够发达，教学设备尤其是音乐教学设备还 很简陋，师资力量仍很薄弱，但还是应该在大力改善办学条件、加快师资培训的同时，重视大纲的建设，如果 大纲空泛则施教过程中必然出现随意性和简单化的现象，从而影响一代人的音乐素养。 5.音乐创作活动能使学生将学到的基础知识变为基本技能，加深对音乐的体验和巩固已学的知识，并能更 好地丰富其思维想象力，促进其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同时，还能加深音乐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港、台的 音乐教育对此十分重视，这从其大纲中即可看出。而在同属于素质教育的我国初中阶段里，此项要求在大纲中 还未被列上议事日程，这似乎是一大疏忽和缺陷。因此，建议把音乐创作的教学活动在修订时列入大纲中去， 使之更为完善。 6.中国音乐历史悠远丰富，因此要有自己的特色，中国音乐这条支流，不可避免地要归流于20世纪的音乐 大潮之中，而且还应在我们的教学目的与教学内容中体现21世纪的新趋向。

比较文学中外作品比较论文

比较文学研究因其研究物件是文学文字或文学现象,这就需要立足于文学现象或事实的文学性,不能脱离语言艺术层面或诗学,把审美现象替代为历史、哲学、宗教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中国比较文学的转向分析

摘要：中国比较文学在它的成长之路上经历了全面向西方学习、对外开放，关注比较文学自身文学性问题，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实践探索历程。但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反而体现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良好趋势。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诸多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关键词：比较文学;对外开放;文学性;回归东方

时至今日，比较文学之跨界色彩鲜明，包容范围之深之广有目共睹。在其开放性和国际性不断滋养下的民族交流之树日益繁茂，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学科边界日益泛化，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创新思维固化以及因缺乏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立足点而成为西方理论阐释的注脚等问题，这使得比较文学经历了一次深刻而严重的危机。对此，比较文学走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提出了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的命题。叶舒宪也在其论文《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中谈及“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因而呈现出一种‘自西向东’方向性的改变，‘东方转向’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具有其双重颠覆性，它既颠覆著西方沙文主义的知识现状，又质疑其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和思维方式，进而引发人们对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资源的探寻热潮，以及对其文化价值的重估”[1]。由此可见，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现状，学界基本上采取从东方文化与文学自身内部寻求未来发展的途径，这种“向内转”的趋势已然成为一种潮流，逆向与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比较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等潮流沟通交流，双向疏通比较文学国际性之河。本文旨在归纳梳理转向时期的重要文献，勾画出一条近些年来比较文学转向路线。

一

中国比较文学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此时探讨重点还集中在学科建设是否具有合理性、学科的本体论究竟为何、比较文学的名与实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上。同时，一些民族主义者丢掷“不忘国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尖锐命题来挑战比较文学界因年幼而暂时的无所适从。中国学派所应对的方式就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纳法国影响研究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同时，自创阐发法研究，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从而推动中国文学国际化程序。正如曹顺庆所展望的那样：“在构建文化软实力上，他国化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当前，如果要想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对软实力的两翼———‘拿来’和‘送去’的他国化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探讨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分析既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资源基础，又能提高我们的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规律。”[2]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学者的确具备开放性的眼光，在研究过程之中立足比较文学这一根本特性，可以说没有开放性，比较文学自身难以为继，开放性是比较文学的动力之源。有三位学界权威无疑促进了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对外开放性。一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带头人乐黛云先生，她提出在当前文化转型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应当更加关注“新的人文精神”，即以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思想为基，大力促进世界异质文化相互交流，多元共生。二是王宁教授，他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中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的当下，人文学者应当充分顺承这一浪潮，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向国际化。三是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昭毅教授，他在论文中谈及从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人们企图以强调不同族群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来改变民族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连线，又以消解民族性的反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强大。因此，新的族群离散与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种冲击民族的力量[3]。

他认为，一个民族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应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化传统，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情结以及审美准则。而文化全球化恰恰在极力冲刷这一切，它让人们通过各种交流媒介了解他者文化，效仿他者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但是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化强者的偏好以及审美准则往往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文化弱者的头脑，因而造成其学术心态的失衡，在一味学习中忘记了自己研究的立足点。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是它敲响了比较文学开放性的警钟，学界应该反思对外开放“度”的问题，以及自身研究“质”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程序之中，在强势的“他者”眼中，中国比较文学为欧洲中心主义所轻视，所扭曲，安门立户的阐发法不过被其当做一种注脚而非一门学派来对待。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程序中，应正视其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阐发法既然过度依赖于对文学文字进行生搬硬套的理论分析，因此很容易成为西方先进理论的注脚，同时也局限了学界研究方法的创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当从关注自身的“文学性”转向关注比较文学跨文化的特性，即文化转向。叶舒宪认为，由于比较文学具有跨语言、跨学科的重要特性，所以它能较早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形形 *** 的理论资讯，领先于一般的学科研究，较早地把握学科探索变异的节奏与趋势[4]。刘贵珍在评论王宁新著《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时介绍了王宁本人对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看法。王宁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并非单纯是对抗性的关系，其间也能达成通力合作。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不是对立性的，而能构成一种张力，互相推动双方的发展。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关注“文学性”，关注“经典”的做法有失恰当。因为当某些作品一旦被认为是“经典”，其中的某些杰出表达就具有了“文学性”。

而这种认定不过是特定审美情趣在读者的脑海中固化，它的背后竖立著某种具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之墙。人们呼吁“回归文学性”，“回归文学性经典”，他们实际上是希望能退回到这面墙体之后保护自己。但是文化研究则恰恰相反，它恰恰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其形成过程。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必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而不是一个文学人的眼光看待此问题。二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泛化问题值得关注，并且有待改善。比较文学在其文化转向阶段虽然日胜一日，但渐渐脱离开了它的文学本质，从而使比较文学学科模糊泛化，边界不明。比较文学虽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但又不是无所不包，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正统学科来界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孟昭毅教授在极为认真地反思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之后，提出比较文学学者应当关注对文学文字的细读。他认为，比较文学归根结底还是关于文学的研究，无论它包含的范围有多广，文字研究还是其最终的根基。离开文学的特性来谈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当代学界去反思。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也关涉到这一问题，如王志耕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学科边界的泛化，其出路在于找到与文化研究分而治之的可能性。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差别。

文化研究的物件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字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则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字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文学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5]这篇文章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在物件、范围、研究重点等方面的差异性，比较文学应当更加关注对文学要素的研究。笔者认为如此的倡导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退守”是否就真正把握了比较文学的脉搏?无论是走出去也好，退回来也罢，比较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着它发展变化的轨迹，学界需要认真体会它的“度”到底在哪里。因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它还像个未发育成熟的孩子，自身的特征并未充分表现出来。

二

至于退守到何种程度，学界见仁见智。但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回归后的“文学性”有了某种升级的意味，它不仅涵盖历史与传统，而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富有人文关怀。不仅注重文字中呈现的“个体”的生存境遇，更加关注其“人类学”走向。叶舒宪在《“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中表示，原来人们关注“文学性是什么?”，现在则思考“族群的种类与各自的文学性”，还有“到底哪一种文学性具有普适性?欧洲中心主义标榜的文学标准是否能一直延续下去?”答案不言自明，因为欧洲中心论已经阻碍了比较文学健康平衡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样性构成，理所当然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为中国学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还成为国外研究者转换新视角的巨大宝库。

于连的《对比较的重新思考》中谈及不应将“远东”视为一种欧洲理性的神话式反面，要研究这样的反面还要关注自身内部。这与叶舒宪提到的比较文学研究东方转向不谋而合。可见比较文学的转向趋势已经为中外学者所觉察。其实，当人们去关注比较文学“文学性”这一要素时，自然而然的会界定出“文学性”的范围。它的根基是文字，但是不止文字研究那样简单。它研究文学内部要素的问题，也关注文学研究的安身立命，发展趋势，独立地位等重大课题。简单讲就是比较文学是研究自身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关注“文学性”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东方转向的问题”。叶舒宪认为，西方世界虽然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走上了繁荣之路，但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却扭曲、异化了现代西方人的灵魂，很多人都经历了重大的精神危机，但是他们却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治疗，因此，东方文化便成为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剂。20世纪西方哲学也同样在质疑自身传统的形而上学观。他们主张承继并发扬舒本华、尼采的悲剧意识，进而探寻东方智慧的神秘乐园，在伊甸之中寻找精神慰藉，开掘苦难之源。

这可以看做是比较文学实现其“东方转向”的外在条件。此外，叶舒宪在《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东方转向”》中，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等方面论证了东方转向与中国密不可分。上述几种思潮已为中国学者广泛借鉴并加以运用，几乎研究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文人学者，抑或诗人理论家，都要从这几种思潮择取一二加以分析，成为注脚解读的典型现象。但是这些典型的西方思想在经历了历史的冲蚀之后，也开始转向东方，关注东方，因为东方的特质是如此的明显，蔓延范围是如此的深广，存在数量是如此的巨大，它不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而被永远忽视。比较文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全面学习西方、对外开放———回归文学性———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历程，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形式上的倒退，反而体现出它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这条回辙型的流动轨迹，体现出中国比较学界在学科体系中，在如此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更新，它仿佛一条长河一样沟通南北，跨越东西，将比较文学流动成一种国际性的学科。在交流之中不断重视自身的特性，不断丰富发展，精益求精。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广大学者能够真正做到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探索钻研，共同促进比较文学之大兴盛、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舒宪.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2]曹顺庆.“他国化”：构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方式[J].当代文坛，2014***1***.

[3]孟昭毅.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12***4***.

[4]叶舒宪.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展望[J].新东方，1995***2***.

[5]王志耕.比较文学：在退守中得到生机[J].中国比较文学，2006***1***.

范文二：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构建思路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物件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物件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络”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著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巨集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物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定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建立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巨集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路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讯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络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询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定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络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络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推荐】比较文学的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我整理的【推荐】比较文学的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 要：

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有利于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团结与合作，有利于各民族吸取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创造世界性文学。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民族文化 交融

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及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意识形态的载体。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商品交换的日趋频繁，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贸易往来、战争、迁徙而相互渗透、融合、影响。但是，这种渗透、融合以及影响直到十九世纪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意识的，缓慢的。一个民族吸取外民族的文化也是感性的，不自觉的。自从1816年法国在大学课堂开设比较文学教程后，人类才开始自觉地理性地将本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学与外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比较出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品，从而辩证地快捷地吸取前人创造的文化精髓。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机器大生产的高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文明与落后的差距越来越大，各民族的性格特点暴露无遗。于是，吸取本民族的经典文化和外民族的精品文化，使本民族强盛、在竞争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当务之急，创造世界性文学将纳入议事日程。为此，作为民族文化精神比较的比较文学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在各国大学开设和发展壮大起来。

首先，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有利于我们对外民族文化去伪存真，他为我用，创造世界性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总离不开本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地域环境。文学存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各民族文学都有相对稳定的阵地，起初接受外来文化是被动的，不自觉的，缓慢的，这是因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支配着自己。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争鸣，汉魏六朝时的佛教，都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而蒙古族统治时的元朝，满州族统治时的清朝，中原人虽然成了他们的“俘虏”，但他们却成了中原文化的俘虏（汉化）。“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元文类鲁斋遗书》卷七），“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州旧制”（《清世祖实录》卷八四），体现了中国文化非同寻常的坚韧性，向心力，化合力。正因为这一特点，才使国人盲目地处在“举世皆浊，惟我独尊”的自我陶醉之中，使得一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已经走过了辉煌时期，走进了死胡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艰难期，渐进期，当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紧闭的国门时，有识之士认为应向西方人学习现代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这种出发点是报仇雪恨的“制夷”，在某些国人看来过于委屈，但这却是思想意识的一次解放，它至少让国人睁眼看世界，看到了因自身落后惨败的甲午中日海战，泱泱大国输在历来向自己学习的弹丸小国手下，使国人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有先进的技术是不足以拯救国家的，要富国强兵还必须从制度上变革。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国人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当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上变革。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反省的过程中，鲁迅挖掘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国民的劣根性；柏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它很容易让人变成“酱缸蛆”。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文学的兴盛，正是国人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力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文学，除了少量的苏联文学翻译外，又迈入了闭关自守的误区，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大解放，翻译界才又活跃起来。

从二十世纪初到世纪末，不管是作家的创作还是广大读者以及国民的思想意识无不受西方文化强劲的冲击和影响，他们无一不在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鲁迅的《狂人日记》受俄国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借狂人之口发泄内心的激愤；郭沫若的《女神》形式上受美国自由诗人惠特曼的影响，在思想上受印度诗人泰戈尔泛神论和德国诗人歌德的影响。王蒙五十年代曾说：“我们这一代是吸苏联文学的奶长大的。”就王蒙等人当时的创作来说无不在模仿苏联文学，而王蒙新时期的创作《春之声》、《蝴蝶》等一系列作品受到西方意识流作家作品的影响，这些关系与其说是中国作家在跟进摹仿外国作家的创作方法，不如说外国作家作品为中国作家提供了观察审视社会现实人生的新视角，他们不但为国人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拓展了国人的视野，启迪了国人的思想。不过，作家也好，读者也罢，他们生存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壤，在吸取外来文化精髓时不可能完全西化，因为还有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滋养着他们。他们从中西文化交融中吸取有价值的.养料。

比较文学正是站在理性的高度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客观的比较，让作家继承借鉴有价值的创作手法及创作风格，让读者去伪存真，吮吸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各民族在共同吸取前人文化的过程中对生存、生态、环境、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会逐渐趋于一致，时间一长，作家自然会创作出人类共同关注关心的文学作品，世界文学的大同时代也就不远了。

其次，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了解，有利于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在当今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多格局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民间往来、商品贸易、政治外交日趋频繁，互助互利的合作得到不断加强。但是，团结与合作的前提是了解，由于民族、地域环境、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的差异，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质，要交往与合作就必须互相了解对方的特质，进而理解包容他们的这种特质，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互相间的隔阂，建立互助互利的关系。日本大和民族，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但是，我们在不忘耻辱的同时，还应该理性地看到大和民族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从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一步一步跃入世界强国之林。因此，我们不要停留在痛恨仇视的民族感情上，应找准契机学习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学上，日本平安和江户时期曾大量吸取中国的古典文化，但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已走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前面。日本江户时期的文学――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形式――俳句，与中国的唐诗宋词在创作上的音韵格律意境有惊人的相似。

再次，开展比较文学，可以为文学研究开辟新道路，有利于其他学科如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深入。这里比较文学已超过了这门课程本身，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使研究更为深入、成就更为显著。以前，我国是文学与理论研究大多局限在历时性的单线条的承袭与发展关系之中，极少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及理论的大背景下考察，忽略了各国文学及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使我国的文学研究难以取得新的成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多是感性的直观的，缺乏西方文学批评的逻辑性、思辨性和理论深度。在这方面晚清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国维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大胆运用了康德、黑格尔的思想，采用比较的方法，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进行研究，在研究宋元杂剧时自觉与西方戏剧进行比较，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学术著作《人间词话》、《宋元戏剧史》。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更不能只是纵向研究，而应将其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这样，就可以避免孤立的研究，使研究更为深入、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