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财产公证研究论文

婚前财产公证研究论文

协议婚姻，如果你指的是科学研究，那么有点深奥。好像在人类婚姻发展史上，这个词没有被正式提出。 不过，你可以试着从婚姻史的角度，用经济作用的视角去分析这一现象。性观点也是一个重头戏。 查一下麦克伦南的书，海蒂性学报告，恩格思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题纲： 1，协议婚姻现状2，婚姻本质探索3，经济力量在婚姻中的作用4，经济元素的更迭5，催生协议婚姻的契机6，从哪里入手，可以解决7结论

论庭前证据交换制度 试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试论婚前财产公证 试论企业法人财产权 违约责任何谓侵权责任竞合的法律思考 破产财产处理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完善 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初探 论股份公司控制股东之义务 新闻侵权行为的几点法律思考 论董事的义务 论宪法的基本原则 试论一人公司 对网络犯罪基本问题的认识 外商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规制 犯罪未遂比较认定 从“TRIPS协议”看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基本原则的发条设置于现实差距 论死刑在我国的适用 浅议合同罪的构成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探讨 论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合同的法定解除来由探析 论可撤消合同的法定情由 论电子合同的成立和法律效力及 产生问题的解决 “弱势”诉权需要尊重 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不足 司法改革现状及发展方向之我见 论刑法之“职务侵占罪” 宪法司法化的法治功能 论受贿罪心理动因给预防 关于音像制品的著作权保护 建立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试论无效合同 我国检警关系的反思与重构 诉讼制度的改革和诉讼法的完善 夫妻财产制之重构 论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国有股分的职能及其法律调查 浅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被还人权益的保护 试论民事情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证人出庭难问题的对策 法院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弊端及完善 论中国死刑存废与人权保障 论合同法可得利益赔偿 浅议网络环境中维权与保护 论基因技术的专利保护 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改革 浅谈离婚精神损害赔偿 试论计算机软件的专利法保护 试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及解决途径 浅谈对婚外性行为的法律责任调整 论国家赔偿拓展趋势 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研究 论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 我国现行的诉讼调解的弊端及完善 议我国劳动合同解除法律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法治的产生、内容和实现 试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论民主与宪政 关于动产登记制度的法律价值思考 论我国审判制度的现状及改革 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完善 论依宪治国与社会稳定之关系 浅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浅议我国宪法的效力 政策性银行之公法人地位 依法治国的实施与依法行政 浅析公用企业强制交易行为 对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思考 域名纠纷及解决方法初探 论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完善 析生产销售假药罪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中国入世与政府机构改革 浅谈股权转让 浅论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之完善 论无权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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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婚姻家庭状况的变化【 作 者 】王震宇【 正 文 】中国的婚姻家庭长期处于超稳定状态。1949年建国后，虽然婚姻及其它制度的改变也曾短暂影响过人们的婚姻行为（如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曾促使众多包办婚姻的解体及“文革”中迫于政治压力而离散的诸多婚姻），但从整体来看，中国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及行为基本未有太大改变，是改革开放促使婚姻家庭方方面面变化的发生。那么，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婚姻家庭的基本状况究竟如何？与80年代相比，它的发展趋向又呈现出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陈述它的现状和变迁。一、家庭户规模持续变小家庭户规模是指每个家庭中成员数目的多少（见表1）。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结果和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的加强，1985年以来中国家庭的户规模一直明显呈下降趋势，至1997年，全国家庭平均户规模已由1985年的人降至人。据表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规模家庭户（1—3 人）在家庭户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呈略微增长趋势，中等规模家庭户（4—6人）在家庭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则基本呈减少趋势，规模较大的家庭户（7 人以上户）在家庭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1996年虽略有回升，但幅度很小，1997年旋即又开始下降。以上情况说明，近年来我国的家庭类型是小规模家庭（1—3人）数量稳中有升， 中等以上规模家庭（4人以上）的数量则基本呈减少趋势。二、初婚年龄增高，结婚费用不断攀升1.初婚年龄。由于有关的法律、政策以及人们的观念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我国的初婚年龄也随之经常波动。“文革”时期以晚婚为荣，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中国人的初婚年龄曾一度呈现下降趋势。根据掌握的资料，1982年，全国的平均初婚年龄为岁， 其中城镇为岁，农村为岁；1990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降至岁；到1996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又上升到岁。也就是说， 近年我国的初婚年龄呈上升趋势。2.结婚费用。近年来，结婚费用的迅速增长已成为令中国年轻人及其父母头痛的事情。90年代前期，一对城市新婚夫妇的平均结婚费用为2万多元，已经是80年代平均水平的4倍，而未婚者预计自己结婚时所要支出的平均费用将超过3万元。预计整个90 年代的青年结婚费用要达到80年代的倍（见表3、表4）。在结婚花费上，区域差别比较明显，沿海地区城市明显高于内地。此次调查还显示出结婚费用的来源，75％的人说本人的结婚费用“完全”或“大部分”是自己挣的，19％的人则称“大部分”或“完全”是父母给的。与50年代相比，90年代结婚费用中个人收入的比例上升了40个百分点。对婚礼方式的接受度测试表明，公众最理想的两种结婚方式是旅行（％）与宴请（％）。三、离婚率持续升高不断上升的离婚率已为许多人所关注，但是离婚率的计算则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如果逐年连续看，不管用哪一种计算方法，结果所显示的趋势都是相同的：但如果横断开只看一年的离婚比率，不同的计算方法所得的结果则会有一定的差别。平时最常见的离婚率计算方法有两种，一为人口统计学家常用的“粗离婚率”，即在任何一段特定的期间内，每千人中有多少人离婚；另一种则是大众传媒偏爱使用的“离结率”，即将某年内的离婚数除以结婚数所得的比例。从表5和表6看，尽管两种计算方法各有利弊，但我们均可以从中看出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中国离婚率的不断上升。至1997年，我国的粗离婚率已是1982年的倍，离结率已是1982年的倍。一般来说，离结率显示出的变化总是大于粗离婚率显示出的变化。四、再婚人数增多随着人们婚姻观念的不断转变，离婚、丧偶者的再婚行为日益为社会所理解，来自社会、家庭及当事人自身心理的障碍也在逐步缩小，因此我国再婚人数这些年来也在逐步增多。据民政部门统计，1985年全国只有50万人登记再婚， 1990 年增至万，1997年则达万。1985年以来，在全国每年登记结婚人口总数中，再婚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1985年为％，1990年为％，1997年已升至％。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京、津、沪三大直辖市，1997年再婚人口占登记结婚人口总数的比例分别高达％， ％和％，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1996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资料推算，全国有近1800万再婚人口，其中％是50岁以上人口；％是30—49岁人口；29岁以下人口只占％。五、跨国婚姻发展迅速，问题亦很多跨国婚姻这里仅指在中国政府的婚姻登记处注册的跨国婚姻。在闭关锁国的十年“文革”中，中国不仅无一例跨国婚姻，而且连以往那些著名的跨国婚姻也惨遭荼毒。因此可以说，跨国婚姻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根据社会学家邓伟志的研究，中国的跨国婚姻有其独有的特点：（1）发展速度快。自80 年代初期以来，中国跨国婚姻的登记数几乎是逐年上升。1982年，中国跨国婚姻登记数为14193对；1990年为23762对，而1997年已达50773对。（2）地域分布广。中国的跨国婚姻涉及到53个国家和地区。前些年以美、加拿大、澳大利亚居多，近年以东亚居多，东亚中又以日本居多。（3 ）华侨多。在跨国婚姻中，华侨、外籍华人一直占很大比重，通常有70％之多。（4）外嫁的多。中国的跨国婚姻90％都是女性外嫁到他国。（5）文化层次不高。总体上，在我国登记的跨国婚姻，文化偏低。与日方联姻的，多数双方文化程度都不高；相比之下，与欧美成婚的文化层次相对高一些，有博士、总经理、总裁等。中国的跨国婚姻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1 ）婚姻的基础不是为了爱情。（2）出现一批年龄过于悬殊的“祖孙婚”。（3）出现一批相识时间极短的“闪电式”婚姻。（4）外国男性婚现象严重。（5）跨国婚姻的离婚率高。 近年其离婚增长速度甚至高于结婚增长速度。1990年到1995年其结婚对数增长倍，而其离婚对数则增长 倍。1990年离婚与结婚之比为20％，1995年则为26％。表1 中国家庭平均户规模（人／户） 1995 1996 资料来源：由1998《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的基本数字再计算而得。表2 1995—1997年中国的各类家庭户类别 一人户 二人户 三人户 四人户 五人户 六人户 七人以上户 资料来源：由1996年、1997年、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基本数字再计算而得。表3 不同年代的结婚花费水平结婚年代 当时平均 基本未 最高结婚费用(元) 花钱者比例(%) 支出水平(元)30—40 90050—60 200070 1000080 5000090 100000资料来源：《南方周末》1997年1月24日。表4 4市未婚者对未来结婚花费的预期总体 北京 上海平均花费(元) 计划中的最高数(万元) 30 30 30不拟花钱者比例(%) 武汉 广州平均花费(元) 计划中的最高数(万元) 8 20不拟花钱者比例(%)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1997年1月24日。表5 中国人口粗离婚率（人／千人）年份 1997离婚率 资料来源：据1998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的基本数字再计算而成。表6 中国人口离结率（％）年份 1997离结率 资料来源：同上。表7 同意“不结婚则不能同居”百分数的纵向比较青年(%) 中年(%) 老年(%)1982年 (N=1010 (N=259) (N=76)1996年 (N=163) (N=227) (N=108)资料来源：卢淑华“婚姻观的统计分析与变迁研究”，《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2期。六、婚姻家庭观念多有变化从整体来看，婚姻家庭领域的变化是观念性转变大于结构性转变。近年中国人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基本可以概括为几点：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1.择偶观念的变化。中国人在择偶方面不仅摆脱了“文革”中政治标准先行的套路，而且相当淡化政治方面的因素，取而代之的是以对方的“人品”为首要标准。1997年在武汉所作的一份601人的调查显示，调查对象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对择偶标准的第一位选择都是“人品”。在20个城市51所高校所作的3195份关于研究生婚恋观的调查中，同样显示了“人品”在研究生择偶标准中的领先地位。中国人择偶观念的另一种变化是择偶中的经济成分加大，物质的中介因素作用增强，人们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经济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一些人心目中，荣誉、声望及社会地位有时与金钱和物质利益比较起来已不那么重要，因此一些人在选择配偶时，开始重视实用、实惠和实在。今日的择偶标准，可以说是道德标准、经济标准与文化标准共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取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不少人择偶时，经济标准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了文化标准。2.家庭人际关系观念趋向平等。家庭内人际关系的关键是“从属”还是“平等”，近年来中国人的家庭平等观在不断上升，许多调查都证实了这种变化。对家庭经济事务的处理和家政决策权的分配，最能反映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彼此间的相待态度，1998年安徽省对该省620 名青年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七成青年夫妇在重大开支上是共同协商。另外，有目共睹的是代际间的从属关系在不断削弱，而其平等关系则明显增强。婚前财产公证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家庭人际关系的变化，尽管现在还有很多人不赞成婚前财产公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人接受了这种新观念。尤其是夫妻婚前财产悬殊较大时，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好的选择。3.性观念呈多元状态，性越轨行为容许度增加。“谈性色变”的历史似乎已被人遗忘，中国人性观念的转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95年在北京8个城、近郊区所作的一项2000 人的随机抽样调查发现，％的人对有正当理由的离婚持赞成态度；在对待“婚前同居”、“婚外同居”等问题上，尽管大多数人仍持排斥态度，但也有近1／6的人公然表示“赞成”，且其中多为青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所作的另一项500人调查中，2／3 以上的人认为婚外性行为不可接受，但此次调查也显示出人们对两性关系的私事化概念及因之而来的对越轨性行为的宽容的增加（见表7）。七、婚姻问题增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也开始不断增多：未婚同居、未婚先孕，婚外恋、婚外同居、重婚纳妾、家庭暴力等等，近年来都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仅婚外恋引起的各类血案就连续不断，有时同日的各类报纸上就可发现多个此类案件，尽管这里不乏大众传媒炒作的因素，但事实上此类案例的绝对数字也的确在显著增长。家庭暴力近年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严重程度上都有明显增加，仅高楼抛妻案、毁容案就有多起，还有因为经济或其它纠纷引起的弑父弑母、残害兄弟姐妹案。当然，这仅仅是从发现问题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它们在正常生活中的比例。有一点不容忽视，即社会中的道德失范现象也蔓延到了家庭。在物欲、情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那些经不住各种诱惑，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和良心的人，为了满足自我的罪恶欲望，即使面对的是自己的亲人也不会心慈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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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给你一些资料啦你可以把它们拼凑成一篇完整的论文啊说起婚姻基础，大多数人都会想到结婚前的事情。我发现，所谓的婚姻基础是支持这个婚姻的一种力量，象建筑物的基础一样。在婚姻的过程中，这个基础是变化的，具体的生活对他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可以使之越来越坚实，牢固，象两个藤搅在一起时间长了，越来越难以分开；也可以使之损坏，脆弱。就人性来讲，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对对方的习惯，动作，长相，都了如指掌，这本身就构成人的一种习惯，一种安全感，只要不是特别反感，在婚姻生活的过程中，这种不断强化，加深的依赖性，是婚姻的基础随之更牢固。这也就是很多的包办婚姻很美满的原因所在。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几大历史性变革，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治国；建立和谐社会、权利社会与民主、自由社会，以及从统治国家向治理国家转变。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以具体时代的社会背景为依托，而社会背景的良性变迁则为法律地发展提供了契机。根据发展观的理论，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相应的人们对婚姻本质的认识，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换个角度，这个问题就转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婚姻正当性法哲学基础所经历的发展过程。那么，如何界定婚姻正当性更符合当代社会发展对婚姻的要求呢？本文将就此内容作简要地分析，学识有限，不免纰漏，但求抛砖引玉。一、为什么要缔结婚姻——婚姻正当性的诸种学说及评析人类社会繁衍生息，男女两性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在一起是正当的呢？历史实证分析的答案肯定是婚姻，而婚姻的正当性又何在呢？总结国内外各种学说，大致形成了五种理论。一是家族利益论。《礼记。昏义》有言：“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该学说认为婚姻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父母双方的意志，即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该理论背景之下，个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而是某个家族的一分子，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家族利益。这一理论在中国古代非常盛行。二是神学理论。在教会人士看来，婚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性欲旺盛的男女提供一种在一起的形式，以防止偷奸行为的发生。“日耳曼法均对于妻课以贞操之义务。尤其如日耳曼法，虽夫于发现妻之奸通时，当场杀之不为罪，然无所谓夫之贞操观念。教会则主张夫亦负有贞操之义务（性欲之忠实义务），其违反也，称之夫之通奸。”1可见神学理论认为婚姻的正当性就是为男女的性生活找到合法的形式和约束机制。三是契约理论。该理论认为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男女双方按照自己的意志缔结婚姻，约定婚前婚后的财产以及有关事务，也可以约定解除婚约。1791年，法国宪法承认婚姻是一种形式契约；法国民法典也规定婚姻是一种契约，不仅自愿而且平等。法律赋予人们两种自由：婚姻的自由以及由婚姻产生有关事务的自由。我国婚姻法的许多规定也与此理论相暗合。四是爱情理论。该理论认为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正如著名诗人裴多菲所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拥有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才具有正当性。黑格尔又将爱情作了限定，他认为作为婚姻基础的爱不是那种冲动的爱，而是具有伦理性的爱。恩格斯也认为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东西而成为婚姻的基础。五是经济分析理论。该理论认为婚姻会使男女双方的境况都有所改善，增加双方的收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各根据一系列经济模型分析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婚姻是人们的基本需要，是人们在家庭之外难以获得的或者获得所需要成本过于巨大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夫妻一方或双方觉得现有婚姻是无效用的或是低效用的，就不如离婚更有效用。对于婚姻的正当性的追问，因为不同社会时期对婚姻要求和立论的角度不同而存在差异，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以今天的观点看来，诸种学说却有其需要修正的地方。第一，就家族利益理论而言，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个人主义思潮已将个体的人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家族利益中独立出来，婚姻自由逐渐成为一项公认的基本人权。当今社会，男女缔结婚姻仍以家族利益为出发点也许存在特例，就普遍性而言，家族利益已不可能成为婚姻正当性的基础，家族利益论不可能具有主流话语权。换句话说，在当今以人为本的权利社会，不可能接受家族利益作为婚姻存在的根由。第二，就神学理论而言，婚姻并不能有效保障男女双方之间的忠实义务，法治社会再也不能允许夫妻中任何一方采取极端的私力救济手段来解决通奸的问题。当今法律对“包二奶”、“养小蜜”、“通奸”、“姘居”以及“婚外恋”等问题都做了相应的规定，可以说是对婚姻忠实义务之违背的事后补救措施，反观之，婚姻为两性关系提供了合法形式却不能成为忠实义务的约束机制。第三，就契约理论而言，其存在诸多合理性因素。表现为：1、契约理论以自由为基础，强调婚姻的自由性和自主性。2、契约理论以平衡为核心，强调男女双方地位平等。3、契约理论以自愿为构成要件，男女双方都愿意和对方结为夫妻。4、契约理论使婚姻的缔结与解除具有了可操作，结婚登记和离婚手续相当于一种要式契约，如果一方违约（如家庭暴力）要承担违约责任。5、婚姻契约解决了婚姻财产公证的正当性，同时也保证了婚后财产约定制度的合理性，有利于解决婚姻财产问题。但婚姻契约理论有一个终极问题：民法理念能否允许人们用契约的形式对人身权利加以处分。这也是许多国家不接受婚姻契约理论的原因。第四，就爱情论而言，如果婚姻把爱情作为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就意味着婚姻仅仅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爱即是感觉，即是在一切方面都允许存在偶然性，这使得婚姻缔结或解除程序都变得异常复杂、难以把握，也使得草率离婚具有合理性。婚姻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生产单位，如果一个国家“肌体”允许她的每个“细胞”都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这个国家想要保持和谐稳定是不可能的。第五，就经济分析理论而言，婚姻涉及到伦理，涉及到感情，这些事物都无法用货币来确定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经济学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进行不同价值之间的转换，如谁能说出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值多少钱呢？婚姻需要有物质基础，但若一切都用金钱来衡量，这个社会将不可能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温情的社会。放弃对经济利益之外的价值追求，人类将会最终失去精神的家园。二、时代的变迁——以私法公法化为特定角度社会发展史表明，每一种社会观念都与时代的发展状况和人们对社会的构成及认识的方法论有关。时代不同，其占主流的方法论亦不同，受此影响的时代主流观念也就不同，婚姻的法哲学观念作为社会观念的一种，也必然受时代的主流方法论及社会观的影响，因此，探讨作为婚姻正当性基础的方法论，深化对婚姻正当性的探究，弄清与其他主流观念的关系，将有利于正确认识婚姻正当性。人们认识社会的方法论主要有两种，即个体主义的冲突论与整体主义的和谐论。现代社会社会化程度之高，社会分工之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之强，使得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个体主义的冲突论向整体主义的和谐论转化。了解这一转化不仅有利于理解现代社会的观念，而且有利于把握以此观念为支撑所构建的制度规范。按整体主义的和谐论来理解社会，意味着现代社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有机体，其由众多部分组成，其中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内在地相互联系的。它们虽然存在一定的矛盾或冲突，但和谐居于主流地位，否则社会将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以整体主义的和谐论观念来理解婚姻可以发现，婚姻是“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兼容一体的特殊社会关系。”2由此，对婚姻的法律调整方法也将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私法领域，而是需要公法与私法相协调，体现私法公法化，即对原来属于私法调整的内容实施干预。用公法手段干预私法领域有两种方法：一是从外部对司法权利进行干预；另一种是将社会公法义务内化于私法权利内部，使其成为私法的组成部分。进而言之，婚姻法私法化的过程也是私法公法化或者民法社会化的过程。民法社会化的核心内容是民法以社会为中心，体现为“在社会生活中仅仅依靠孤立的抽象的个人观念既无法维持个人的尊严更不能促进人格的自由发展。要使每个人都能维护其个人的尊严，发展其人格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社会成员应认识到自由观念是达成共同目的的必要条件，并承认社会利益乃是个人利益的可能性，或个人利益之中包含着社会的连带性。二是国家必须保障或确保人权的自由行使所必须的各种条件。简言之，个人利益是国家权力的源泉与动力，而个人利益必须以社会的连带性为先决条件。” 3当然民法以社会为中心并不意味着社会利益可以任意侵入个体权利，而是体现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即个人利益只有在社会赋予其作用时，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社会利益只有以个人利益为基础和前提，只有尊重权利才具有价值。由此可见，在民法社会化或私法公法化过程中，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婚姻法也会反映出以社会为中心，体现个体与社会的统一性以及对弱者的不平等保护等内容。具体而言，婚姻法应体现社会本位，协调兼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体现公法化的倾向，不能过分的强调其私法属性。因为婚姻关系是一种“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共’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价值取向’”。4婚姻法是身份法，其派生的财产关系具有民法等价有偿的性质，主要反映亲属共同生活和家庭职能的要求，不体现直接的经济目的。婚姻法有突出的伦理性，是道德化的法律，它的触角伸入到了人心中的道德原则、自律要求甚至情感世界。婚姻法具有强烈的公法化倾向，它以大量的不可选择的强行性规范将人们的婚姻生活引入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轨道，这些规范因其具有保护弱者等公益属性而被法律加以定型。（一）思想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夫妻关系是家庭产生的前提。一直以来，统治者在巩固政权的同时重视对夫妻关系的维护，不同时期看法不同，封建社会以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为指导思想，夫妻关系成立后妻子人格附属丈夫从而导致财产、生活、劳作的依附。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人生而平等”思想使婚姻契约理论出现，承认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妇女解放运动不再是口号而落实到社会生活各方面。随着妇女经济的独立，妇女家庭地位不断提高，但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如家庭暴力。因此，唤醒广大妇女的自觉、自知、自卫和自尊意识，不仅要从各方面消除实现男女平等过程中的消极因素，更要适时、适度、不间断地宣传平等的思想，真正使妇女从法律上的平等步入实际生活中平等。（二）法律基础。从法律层面上看，婚姻是男女双方以永久生活为目的，以夫妻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合法结合。这种结合是一种身份上的行为，它不应当是双方利益的交换，而应是主体之间利益的和谐统一，应是对本人、双方和家庭、社会的一种责任。双方一旦选择组合家庭，其间的权利义务就由法律设定。如〈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多个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另外〈民法通则〉中也体现了保护夫妻之间的平等地位和双方合法权益，〈婚姻法〉更是以调整夫妻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和立法的指导思想。婚姻缔结的法律特征首先是主体必须是两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平等主体，其相互意思表示真实一致。而平等的特征是民法的根本原则和精神，所以，夫妻关系的法律调整应当遵循法律的一般规定，双方可充分享有意思自治但不得违反社会公德、不影响社会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而且不能由当事人任意创设、任意更改、破坏法定权利义务，否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借助法律武器，夫妻婚姻关系有了保障，如婚前存续期间合法财产的共有，夫妻互尽义务等。但如果背离法律原则，个人随意将权利义务扩大或限制，或违背法律任意创设方式或使用其他手段进行婚姻的约束加以保障个人婚姻则是不可取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善良公俗、法律原则下对个人婚姻进行双方私下的互负权利以为创设方式方法能否得到法律保护，如同前面所提的文章，应该值得大家思考。（三）物质基础。爱情和面包都是夫妻关存续期间的保障，物质条件决定精神生活，由此物质基础是婚姻关系的一大基石。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使家庭财富增加，而且也使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出现了一些与以往时期不同的特征。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双方的差距由大变小，收入由少变多，各自的经济能力由弱变强，各自可以拥有“私房钱”，保持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可以使双方在生活、工作上有了更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其次，夫妻独立经济能力的提高使得夫妻个人财产得保护意识增强，婚前财产公证以及婚后对财产约定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夫妻财产也须置于法律监督下，一方面只有夫妻共同体解体后这种状态才能结束；另一方面新《婚姻法》规定了夫妻财产的法定个人财产制和约定制。受传统思维方式和习俗的影响，人们未完全在感情与金钱之间构建桥梁，相当一部分人未就夫妻财产进行规定，这样做的结果是默认实行法定共同制和个人财产制。在权衡保护个人利益与保护社会利益的基础上，根据现有经济发展的趋势，有意将夫妻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分为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两部分进行法律调整。对外注意市场经济条件下懂得交易安全和有序发展；对内双方不仅人格独立，可以完全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而且财产可个人占有、处分。这种实质意义上的平等的财产制，可以使当事人对内对外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从而使夫妻内部之间的侵权或损害有了可执行的物质基础。婚姻基础由思想、法律、物质组建而成，三者互相依存不可或缺，并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社会因素的冲击。单靠一纸契约或一种基础难以维系更不能持久。因此，婚姻双方当事人应当在组建家庭过程中慎重而慎重，不能单纯从某一方面出发草率结婚、离婚，以至发生类似前文所述离奇婚事，从而巩固夫妻关系，实现家庭稳定、社会安定。虽然很多啦但你耐心看一下吧应该对你的论文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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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财产公证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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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两个人的 企业 ”，婚前财产协议就好比是企业“合资”协议书，对资产和利润做着最合理的分配，它的功能是“幸福”,贯穿过程的是“情感”；婚姻是两个人爱情和财产的风险投资，婚前财产协议就好比是保险合同，对财产纠纷做着最有效的预防，它的目的不是真要用这份保险，而是希望婚姻能够“健康长寿”。仅以此文，为婚姻当事人建立良好、和谐的婚姻关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本文中还提到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缺陷，提出了几个观点，这说明 目前 的婚姻法还不完善，问题如何解决有待于读者去思考。关键词：财产约定制度 一般共同财产制 限定共同财产制 分别财产制随着 工业 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 社会 的婚姻制度和婚姻行为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婚姻观念和婚姻制度正在经受着更加追求个性和自由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冲击，结婚率下滑、离婚率上升，使得婚姻制度的重要性出现下降的态势。 现状：最近，全国妇联对我国10个省(自治区)、市的4000名群众进行了“婚前双方财产是否有必要公证”的大型民意调查，调查对象为男性，为女性，大体符合我国人口的性别比例，调查对象的地域、收入、年龄和婚姻状况构成也基本符合我国人口分布。此次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 人对婚前财产公证意见分歧很大，持支持态度的占，持反对意见的占。在一项涉及十个省、区、市的四千名调查对象中，百分之四十八点一为男性，百分之五十一点九为女性，大体符合中国人口的性别比例。调查对象的地域、收入、年龄和婚姻状况构成也基本符合中国人口分布。据称，该抽样调查的误差率为百分之五以下。 该调查报告解释说，婚前财产公证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因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年均收入不足千元人民币，婚前财产甚少。九十年代以来，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拥有高档商品房、汽车等，居民家庭存款达到几万、几十万者不在少数，因此婚前财产公证也就应运而生。 离婚案件的增多及其涉及的财产纠纷带来的烦恼，也是人们倾向于婚前财产公证的原因之一。统计数字表明，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各级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九点零八，去年达到一百一十九点九万件。这些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有财产纠纷。 我个人认为，离婚案件中的财产纠纷如此之多，这与夫妻双方没有就财产问题作出约定有很大的关系，而婚前财产协议作为夫妻财产约定的重要方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法学界的高度重视。鉴于上述这些原因，为了防止纠纷，预防纠纷，既保护夫妻双方或一方的合法权益，建议增加夫妻约定财产的登记等程序。为了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及与国际社会接轨，为了近一步完善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我国应在借鉴别国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出发建立起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既 科学 、规范、明确、具体，又具有操作性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一、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历史演变和概念1、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有较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民法典》第4编《亲属》第4节《夫妻财产制》第1004条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就本法所定之约定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其夫妻财产制”，第1007条规定：“夫妻财产制契约之订立、变更或废止，应以书面为之”。这应视为我国历史上正式有夫妻财产约定的立法。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未对夫妻财产约定作出明文规定。但是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指出，婚姻法“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用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约定 方法 来解决，这也正是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的另一具体表现”。这里的家庭财产约定应当包括：①允许夫妻双方就财产问题进行约定；②夫妻财产约定必须遵循自由、自愿、平等的原则；③夫妻财产约定的对象是家庭财产；④夫妻财产约定的 内容 涉及所有权、管理权等。由于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所作的立法解释，具有 法律 效力，因此可以说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实质是允许实行夫妻财产约定的。但是，由于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加之实际生活中个人财产极少，以至夫妻财产约定这一立法精神很难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后，我国 经济 有了较快 发展 ，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有了一定变化，婚姻家庭生活日趋复杂。1980年《婚姻法》为适应社会 政治 、经济、家庭关系发展的需要，在第13条第1款中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自此，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得以正式确定。但是，法律对夫妻财产约定制无具体规范，现实中夫妻如何采用约定财产制，不好掌握。为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要求，2001年《婚姻法》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继续允许婚姻当事人实行约定财产制度，并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约定范围、约定条件、约定内容、约定形式、约定效力、约定后债务的清偿等一系列问题。如赋予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以授权性规范对夫妻财产制作了规定，明确婚姻当事人可以以契约方式对夫妻财产作出约定；双方无约定或约定无效时，适用法定财产制等。2、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概念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是指夫妻（或拟结为夫妻的双方）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归属、管理、使用、处分、收益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等事项，并排除法定夫妻财产制适用的制度。它不仅是调节夫妻财产关系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涉及交易安全的问题。当代多数国家在调整夫妻财产关系时都是兼采法定夫妻财产制和约定夫妻财产制（如法国、日本、德国、瑞士等），只有少数国家不采用约定财产制，实行单一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如前苏联、罗马尼亚、波兰等）。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不断更新，在夫妻财产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夫妻财产约定制度逐渐被人们所认同。我国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实行约定制和法定制的结合，且约定的效力高于法定的效力，即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才适用法定财产制。但现实生活中，我国的夫妻就财产进行约定的较少，涉及财产纠纷时，主要依靠法定财产制度来解决。因此，在夫妻法定财产中，如果不包括夫妻个人特有财产，一律都按共同财产对待，就等于是夫妻一方因结婚就可以侵犯对方的个人财产所有权，不利于保护财产所有人的利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修改后的婚姻法，增设了法定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使得一些别有用心想利用先结婚后离婚分割对方财产取钱财的人失去了可乘之机；也可以减少一些富有阶层，视结婚为危途，不结婚而以非法同居的方式组织家庭的现象的发生；还可以避免配偶一方与第三者串通一气，伪造债务取对方钱财的行为出现。可见，在法定夫妻财产制中，适当缩小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会更好地增进婚姻家庭的稳定和推进社会进步。

关于婚前财产公证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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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婚姻家庭状况的变化【 作 者 】王震宇【 正 文 】中国的婚姻家庭长期处于超稳定状态。1949年建国后，虽然婚姻及其它制度的改变也曾短暂影响过人们的婚姻行为（如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曾促使众多包办婚姻的解体及“文革”中迫于政治压力而离散的诸多婚姻），但从整体来看，中国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及行为基本未有太大改变，是改革开放促使婚姻家庭方方面面变化的发生。那么，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婚姻家庭的基本状况究竟如何？与80年代相比，它的发展趋向又呈现出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陈述它的现状和变迁。一、家庭户规模持续变小家庭户规模是指每个家庭中成员数目的多少（见表1）。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结果和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的加强，1985年以来中国家庭的户规模一直明显呈下降趋势，至1997年，全国家庭平均户规模已由1985年的人降至人。据表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规模家庭户（1—3 人）在家庭户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呈略微增长趋势，中等规模家庭户（4—6人）在家庭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则基本呈减少趋势，规模较大的家庭户（7 人以上户）在家庭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1996年虽略有回升，但幅度很小，1997年旋即又开始下降。以上情况说明，近年来我国的家庭类型是小规模家庭（1—3人）数量稳中有升， 中等以上规模家庭（4人以上）的数量则基本呈减少趋势。二、初婚年龄增高，结婚费用不断攀升1.初婚年龄。由于有关的法律、政策以及人们的观念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我国的初婚年龄也随之经常波动。“文革”时期以晚婚为荣，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中国人的初婚年龄曾一度呈现下降趋势。根据掌握的资料，1982年，全国的平均初婚年龄为岁， 其中城镇为岁，农村为岁；1990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降至岁；到1996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又上升到岁。也就是说， 近年我国的初婚年龄呈上升趋势。2.结婚费用。近年来，结婚费用的迅速增长已成为令中国年轻人及其父母头痛的事情。90年代前期，一对城市新婚夫妇的平均结婚费用为2万多元，已经是80年代平均水平的4倍，而未婚者预计自己结婚时所要支出的平均费用将超过3万元。预计整个90 年代的青年结婚费用要达到80年代的倍（见表3、表4）。在结婚花费上，区域差别比较明显，沿海地区城市明显高于内地。此次调查还显示出结婚费用的来源，75％的人说本人的结婚费用“完全”或“大部分”是自己挣的，19％的人则称“大部分”或“完全”是父母给的。与50年代相比，90年代结婚费用中个人收入的比例上升了40个百分点。对婚礼方式的接受度测试表明，公众最理想的两种结婚方式是旅行（％）与宴请（％）。三、离婚率持续升高不断上升的离婚率已为许多人所关注，但是离婚率的计算则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如果逐年连续看，不管用哪一种计算方法，结果所显示的趋势都是相同的：但如果横断开只看一年的离婚比率，不同的计算方法所得的结果则会有一定的差别。平时最常见的离婚率计算方法有两种，一为人口统计学家常用的“粗离婚率”，即在任何一段特定的期间内，每千人中有多少人离婚；另一种则是大众传媒偏爱使用的“离结率”，即将某年内的离婚数除以结婚数所得的比例。从表5和表6看，尽管两种计算方法各有利弊，但我们均可以从中看出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中国离婚率的不断上升。至1997年，我国的粗离婚率已是1982年的倍，离结率已是1982年的倍。一般来说，离结率显示出的变化总是大于粗离婚率显示出的变化。四、再婚人数增多随着人们婚姻观念的不断转变，离婚、丧偶者的再婚行为日益为社会所理解，来自社会、家庭及当事人自身心理的障碍也在逐步缩小，因此我国再婚人数这些年来也在逐步增多。据民政部门统计，1985年全国只有50万人登记再婚， 1990 年增至万，1997年则达万。1985年以来，在全国每年登记结婚人口总数中，再婚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1985年为％，1990年为％，1997年已升至％。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京、津、沪三大直辖市，1997年再婚人口占登记结婚人口总数的比例分别高达％， ％和％，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1996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资料推算，全国有近1800万再婚人口，其中％是50岁以上人口；％是30—49岁人口；29岁以下人口只占％。五、跨国婚姻发展迅速，问题亦很多跨国婚姻这里仅指在中国政府的婚姻登记处注册的跨国婚姻。在闭关锁国的十年“文革”中，中国不仅无一例跨国婚姻，而且连以往那些著名的跨国婚姻也惨遭荼毒。因此可以说，跨国婚姻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根据社会学家邓伟志的研究，中国的跨国婚姻有其独有的特点：（1）发展速度快。自80 年代初期以来，中国跨国婚姻的登记数几乎是逐年上升。1982年，中国跨国婚姻登记数为14193对；1990年为23762对，而1997年已达50773对。（2）地域分布广。中国的跨国婚姻涉及到53个国家和地区。前些年以美、加拿大、澳大利亚居多，近年以东亚居多，东亚中又以日本居多。（3 ）华侨多。在跨国婚姻中，华侨、外籍华人一直占很大比重，通常有70％之多。（4）外嫁的多。中国的跨国婚姻90％都是女性外嫁到他国。（5）文化层次不高。总体上，在我国登记的跨国婚姻，文化偏低。与日方联姻的，多数双方文化程度都不高；相比之下，与欧美成婚的文化层次相对高一些，有博士、总经理、总裁等。中国的跨国婚姻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1 ）婚姻的基础不是为了爱情。（2）出现一批年龄过于悬殊的“祖孙婚”。（3）出现一批相识时间极短的“闪电式”婚姻。（4）外国男性婚现象严重。（5）跨国婚姻的离婚率高。 近年其离婚增长速度甚至高于结婚增长速度。1990年到1995年其结婚对数增长倍，而其离婚对数则增长 倍。1990年离婚与结婚之比为20％，1995年则为26％。表1 中国家庭平均户规模（人／户） 1995 1996 资料来源：由1998《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的基本数字再计算而得。表2 1995—1997年中国的各类家庭户类别 一人户 二人户 三人户 四人户 五人户 六人户 七人以上户 资料来源：由1996年、1997年、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基本数字再计算而得。表3 不同年代的结婚花费水平结婚年代 当时平均 基本未 最高结婚费用(元) 花钱者比例(%) 支出水平(元)30—40 90050—60 200070 1000080 5000090 100000资料来源：《南方周末》1997年1月24日。表4 4市未婚者对未来结婚花费的预期总体 北京 上海平均花费(元) 计划中的最高数(万元) 30 30 30不拟花钱者比例(%) 武汉 广州平均花费(元) 计划中的最高数(万元) 8 20不拟花钱者比例(%)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1997年1月24日。表5 中国人口粗离婚率（人／千人）年份 1997离婚率 资料来源：据1998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的基本数字再计算而成。表6 中国人口离结率（％）年份 1997离结率 资料来源：同上。表7 同意“不结婚则不能同居”百分数的纵向比较青年(%) 中年(%) 老年(%)1982年 (N=1010 (N=259) (N=76)1996年 (N=163) (N=227) (N=108)资料来源：卢淑华“婚姻观的统计分析与变迁研究”，《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2期。六、婚姻家庭观念多有变化从整体来看，婚姻家庭领域的变化是观念性转变大于结构性转变。近年中国人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基本可以概括为几点：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1.择偶观念的变化。中国人在择偶方面不仅摆脱了“文革”中政治标准先行的套路，而且相当淡化政治方面的因素，取而代之的是以对方的“人品”为首要标准。1997年在武汉所作的一份601人的调查显示，调查对象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对择偶标准的第一位选择都是“人品”。在20个城市51所高校所作的3195份关于研究生婚恋观的调查中，同样显示了“人品”在研究生择偶标准中的领先地位。中国人择偶观念的另一种变化是择偶中的经济成分加大，物质的中介因素作用增强，人们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经济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一些人心目中，荣誉、声望及社会地位有时与金钱和物质利益比较起来已不那么重要，因此一些人在选择配偶时，开始重视实用、实惠和实在。今日的择偶标准，可以说是道德标准、经济标准与文化标准共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取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不少人择偶时，经济标准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了文化标准。2.家庭人际关系观念趋向平等。家庭内人际关系的关键是“从属”还是“平等”，近年来中国人的家庭平等观在不断上升，许多调查都证实了这种变化。对家庭经济事务的处理和家政决策权的分配，最能反映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彼此间的相待态度，1998年安徽省对该省620 名青年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七成青年夫妇在重大开支上是共同协商。另外，有目共睹的是代际间的从属关系在不断削弱，而其平等关系则明显增强。婚前财产公证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家庭人际关系的变化，尽管现在还有很多人不赞成婚前财产公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人接受了这种新观念。尤其是夫妻婚前财产悬殊较大时，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好的选择。3.性观念呈多元状态，性越轨行为容许度增加。“谈性色变”的历史似乎已被人遗忘，中国人性观念的转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95年在北京8个城、近郊区所作的一项2000 人的随机抽样调查发现，％的人对有正当理由的离婚持赞成态度；在对待“婚前同居”、“婚外同居”等问题上，尽管大多数人仍持排斥态度，但也有近1／6的人公然表示“赞成”，且其中多为青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所作的另一项500人调查中，2／3 以上的人认为婚外性行为不可接受，但此次调查也显示出人们对两性关系的私事化概念及因之而来的对越轨性行为的宽容的增加（见表7）。七、婚姻问题增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也开始不断增多：未婚同居、未婚先孕，婚外恋、婚外同居、重婚纳妾、家庭暴力等等，近年来都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仅婚外恋引起的各类血案就连续不断，有时同日的各类报纸上就可发现多个此类案件，尽管这里不乏大众传媒炒作的因素，但事实上此类案例的绝对数字也的确在显著增长。家庭暴力近年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严重程度上都有明显增加，仅高楼抛妻案、毁容案就有多起，还有因为经济或其它纠纷引起的弑父弑母、残害兄弟姐妹案。当然，这仅仅是从发现问题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它们在正常生活中的比例。有一点不容忽视，即社会中的道德失范现象也蔓延到了家庭。在物欲、情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那些经不住各种诱惑，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和良心的人，为了满足自我的罪恶欲望，即使面对的是自己的亲人也不会心慈手软。

析婚前财产公证的论通过不一样的

我只能给你一些资料啦你可以把它们拼凑成一篇完整的论文啊说起婚姻基础，大多数人都会想到结婚前的事情。我发现，所谓的婚姻基础是支持这个婚姻的一种力量，象建筑物的基础一样。在婚姻的过程中，这个基础是变化的，具体的生活对他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可以使之越来越坚实，牢固，象两个藤搅在一起时间长了，越来越难以分开；也可以使之损坏，脆弱。就人性来讲，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对对方的习惯，动作，长相，都了如指掌，这本身就构成人的一种习惯，一种安全感，只要不是特别反感，在婚姻生活的过程中，这种不断强化，加深的依赖性，是婚姻的基础随之更牢固。这也就是很多的包办婚姻很美满的原因所在。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几大历史性变革，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治国；建立和谐社会、权利社会与民主、自由社会，以及从统治国家向治理国家转变。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以具体时代的社会背景为依托，而社会背景的良性变迁则为法律地发展提供了契机。根据发展观的理论，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相应的人们对婚姻本质的认识，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换个角度，这个问题就转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婚姻正当性法哲学基础所经历的发展过程。那么，如何界定婚姻正当性更符合当代社会发展对婚姻的要求呢？本文将就此内容作简要地分析，学识有限，不免纰漏，但求抛砖引玉。一、为什么要缔结婚姻——婚姻正当性的诸种学说及评析人类社会繁衍生息，男女两性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在一起是正当的呢？历史实证分析的答案肯定是婚姻，而婚姻的正当性又何在呢？总结国内外各种学说，大致形成了五种理论。一是家族利益论。《礼记。昏义》有言：“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该学说认为婚姻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父母双方的意志，即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该理论背景之下，个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而是某个家族的一分子，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家族利益。这一理论在中国古代非常盛行。二是神学理论。在教会人士看来，婚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性欲旺盛的男女提供一种在一起的形式，以防止偷奸行为的发生。“日耳曼法均对于妻课以贞操之义务。尤其如日耳曼法，虽夫于发现妻之奸通时，当场杀之不为罪，然无所谓夫之贞操观念。教会则主张夫亦负有贞操之义务（性欲之忠实义务），其违反也，称之夫之通奸。”1可见神学理论认为婚姻的正当性就是为男女的性生活找到合法的形式和约束机制。三是契约理论。该理论认为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男女双方按照自己的意志缔结婚姻，约定婚前婚后的财产以及有关事务，也可以约定解除婚约。1791年，法国宪法承认婚姻是一种形式契约；法国民法典也规定婚姻是一种契约，不仅自愿而且平等。法律赋予人们两种自由：婚姻的自由以及由婚姻产生有关事务的自由。我国婚姻法的许多规定也与此理论相暗合。四是爱情理论。该理论认为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正如著名诗人裴多菲所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拥有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才具有正当性。黑格尔又将爱情作了限定，他认为作为婚姻基础的爱不是那种冲动的爱，而是具有伦理性的爱。恩格斯也认为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东西而成为婚姻的基础。五是经济分析理论。该理论认为婚姻会使男女双方的境况都有所改善，增加双方的收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各根据一系列经济模型分析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婚姻是人们的基本需要，是人们在家庭之外难以获得的或者获得所需要成本过于巨大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夫妻一方或双方觉得现有婚姻是无效用的或是低效用的，就不如离婚更有效用。对于婚姻的正当性的追问，因为不同社会时期对婚姻要求和立论的角度不同而存在差异，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以今天的观点看来，诸种学说却有其需要修正的地方。第一，就家族利益理论而言，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个人主义思潮已将个体的人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家族利益中独立出来，婚姻自由逐渐成为一项公认的基本人权。当今社会，男女缔结婚姻仍以家族利益为出发点也许存在特例，就普遍性而言，家族利益已不可能成为婚姻正当性的基础，家族利益论不可能具有主流话语权。换句话说，在当今以人为本的权利社会，不可能接受家族利益作为婚姻存在的根由。第二，就神学理论而言，婚姻并不能有效保障男女双方之间的忠实义务，法治社会再也不能允许夫妻中任何一方采取极端的私力救济手段来解决通奸的问题。当今法律对“包二奶”、“养小蜜”、“通奸”、“姘居”以及“婚外恋”等问题都做了相应的规定，可以说是对婚姻忠实义务之违背的事后补救措施，反观之，婚姻为两性关系提供了合法形式却不能成为忠实义务的约束机制。第三，就契约理论而言，其存在诸多合理性因素。表现为：1、契约理论以自由为基础，强调婚姻的自由性和自主性。2、契约理论以平衡为核心，强调男女双方地位平等。3、契约理论以自愿为构成要件，男女双方都愿意和对方结为夫妻。4、契约理论使婚姻的缔结与解除具有了可操作，结婚登记和离婚手续相当于一种要式契约，如果一方违约（如家庭暴力）要承担违约责任。5、婚姻契约解决了婚姻财产公证的正当性，同时也保证了婚后财产约定制度的合理性，有利于解决婚姻财产问题。但婚姻契约理论有一个终极问题：民法理念能否允许人们用契约的形式对人身权利加以处分。这也是许多国家不接受婚姻契约理论的原因。第四，就爱情论而言，如果婚姻把爱情作为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就意味着婚姻仅仅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爱即是感觉，即是在一切方面都允许存在偶然性，这使得婚姻缔结或解除程序都变得异常复杂、难以把握，也使得草率离婚具有合理性。婚姻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生产单位，如果一个国家“肌体”允许她的每个“细胞”都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这个国家想要保持和谐稳定是不可能的。第五，就经济分析理论而言，婚姻涉及到伦理，涉及到感情，这些事物都无法用货币来确定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经济学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进行不同价值之间的转换，如谁能说出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值多少钱呢？婚姻需要有物质基础，但若一切都用金钱来衡量，这个社会将不可能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温情的社会。放弃对经济利益之外的价值追求，人类将会最终失去精神的家园。二、时代的变迁——以私法公法化为特定角度社会发展史表明，每一种社会观念都与时代的发展状况和人们对社会的构成及认识的方法论有关。时代不同，其占主流的方法论亦不同，受此影响的时代主流观念也就不同，婚姻的法哲学观念作为社会观念的一种，也必然受时代的主流方法论及社会观的影响，因此，探讨作为婚姻正当性基础的方法论，深化对婚姻正当性的探究，弄清与其他主流观念的关系，将有利于正确认识婚姻正当性。人们认识社会的方法论主要有两种，即个体主义的冲突论与整体主义的和谐论。现代社会社会化程度之高，社会分工之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之强，使得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个体主义的冲突论向整体主义的和谐论转化。了解这一转化不仅有利于理解现代社会的观念，而且有利于把握以此观念为支撑所构建的制度规范。按整体主义的和谐论来理解社会，意味着现代社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有机体，其由众多部分组成，其中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内在地相互联系的。它们虽然存在一定的矛盾或冲突，但和谐居于主流地位，否则社会将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以整体主义的和谐论观念来理解婚姻可以发现，婚姻是“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兼容一体的特殊社会关系。”2由此，对婚姻的法律调整方法也将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私法领域，而是需要公法与私法相协调，体现私法公法化，即对原来属于私法调整的内容实施干预。用公法手段干预私法领域有两种方法：一是从外部对司法权利进行干预；另一种是将社会公法义务内化于私法权利内部，使其成为私法的组成部分。进而言之，婚姻法私法化的过程也是私法公法化或者民法社会化的过程。民法社会化的核心内容是民法以社会为中心，体现为“在社会生活中仅仅依靠孤立的抽象的个人观念既无法维持个人的尊严更不能促进人格的自由发展。要使每个人都能维护其个人的尊严，发展其人格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社会成员应认识到自由观念是达成共同目的的必要条件，并承认社会利益乃是个人利益的可能性，或个人利益之中包含着社会的连带性。二是国家必须保障或确保人权的自由行使所必须的各种条件。简言之，个人利益是国家权力的源泉与动力，而个人利益必须以社会的连带性为先决条件。” 3当然民法以社会为中心并不意味着社会利益可以任意侵入个体权利，而是体现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即个人利益只有在社会赋予其作用时，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社会利益只有以个人利益为基础和前提，只有尊重权利才具有价值。由此可见，在民法社会化或私法公法化过程中，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婚姻法也会反映出以社会为中心，体现个体与社会的统一性以及对弱者的不平等保护等内容。具体而言，婚姻法应体现社会本位，协调兼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体现公法化的倾向，不能过分的强调其私法属性。因为婚姻关系是一种“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共’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价值取向’”。4婚姻法是身份法，其派生的财产关系具有民法等价有偿的性质，主要反映亲属共同生活和家庭职能的要求，不体现直接的经济目的。婚姻法有突出的伦理性，是道德化的法律，它的触角伸入到了人心中的道德原则、自律要求甚至情感世界。婚姻法具有强烈的公法化倾向，它以大量的不可选择的强行性规范将人们的婚姻生活引入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轨道，这些规范因其具有保护弱者等公益属性而被法律加以定型。（一）思想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夫妻关系是家庭产生的前提。一直以来，统治者在巩固政权的同时重视对夫妻关系的维护，不同时期看法不同，封建社会以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为指导思想，夫妻关系成立后妻子人格附属丈夫从而导致财产、生活、劳作的依附。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人生而平等”思想使婚姻契约理论出现，承认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妇女解放运动不再是口号而落实到社会生活各方面。随着妇女经济的独立，妇女家庭地位不断提高，但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如家庭暴力。因此，唤醒广大妇女的自觉、自知、自卫和自尊意识，不仅要从各方面消除实现男女平等过程中的消极因素，更要适时、适度、不间断地宣传平等的思想，真正使妇女从法律上的平等步入实际生活中平等。（二）法律基础。从法律层面上看，婚姻是男女双方以永久生活为目的，以夫妻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合法结合。这种结合是一种身份上的行为，它不应当是双方利益的交换，而应是主体之间利益的和谐统一，应是对本人、双方和家庭、社会的一种责任。双方一旦选择组合家庭，其间的权利义务就由法律设定。如〈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多个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另外〈民法通则〉中也体现了保护夫妻之间的平等地位和双方合法权益，〈婚姻法〉更是以调整夫妻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和立法的指导思想。婚姻缔结的法律特征首先是主体必须是两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平等主体，其相互意思表示真实一致。而平等的特征是民法的根本原则和精神，所以，夫妻关系的法律调整应当遵循法律的一般规定，双方可充分享有意思自治但不得违反社会公德、不影响社会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而且不能由当事人任意创设、任意更改、破坏法定权利义务，否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借助法律武器，夫妻婚姻关系有了保障，如婚前存续期间合法财产的共有，夫妻互尽义务等。但如果背离法律原则，个人随意将权利义务扩大或限制，或违背法律任意创设方式或使用其他手段进行婚姻的约束加以保障个人婚姻则是不可取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善良公俗、法律原则下对个人婚姻进行双方私下的互负权利以为创设方式方法能否得到法律保护，如同前面所提的文章，应该值得大家思考。（三）物质基础。爱情和面包都是夫妻关存续期间的保障，物质条件决定精神生活，由此物质基础是婚姻关系的一大基石。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使家庭财富增加，而且也使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出现了一些与以往时期不同的特征。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双方的差距由大变小，收入由少变多，各自的经济能力由弱变强，各自可以拥有“私房钱”，保持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可以使双方在生活、工作上有了更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其次，夫妻独立经济能力的提高使得夫妻个人财产得保护意识增强，婚前财产公证以及婚后对财产约定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夫妻财产也须置于法律监督下，一方面只有夫妻共同体解体后这种状态才能结束；另一方面新《婚姻法》规定了夫妻财产的法定个人财产制和约定制。受传统思维方式和习俗的影响，人们未完全在感情与金钱之间构建桥梁，相当一部分人未就夫妻财产进行规定，这样做的结果是默认实行法定共同制和个人财产制。在权衡保护个人利益与保护社会利益的基础上，根据现有经济发展的趋势，有意将夫妻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分为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两部分进行法律调整。对外注意市场经济条件下懂得交易安全和有序发展；对内双方不仅人格独立，可以完全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而且财产可个人占有、处分。这种实质意义上的平等的财产制，可以使当事人对内对外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从而使夫妻内部之间的侵权或损害有了可执行的物质基础。婚姻基础由思想、法律、物质组建而成，三者互相依存不可或缺，并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社会因素的冲击。单靠一纸契约或一种基础难以维系更不能持久。因此，婚姻双方当事人应当在组建家庭过程中慎重而慎重，不能单纯从某一方面出发草率结婚、离婚，以至发生类似前文所述离奇婚事，从而巩固夫妻关系，实现家庭稳定、社会安定。虽然很多啦但你耐心看一下吧应该对你的论文有帮助

离婚财产分割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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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离婚案件中诉的合并问题论文

诉的合并是指法院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之间有牵连的诉合并到一个诉讼程序中审理和裁判。针对离婚案件中诉的合并问题的研究上，由以下案件引出本文的研究的三个方向。

案例: 原告甲与被告乙于1999 年登记结婚。婚后双方因性格不合， 2014 年开始分居，原告甲于2015 年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甲乙离婚，被告乙表示同意离婚，并向法院提交了答辩状，请求分割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一处房屋。此房屋产权证上有甲的父亲丙的名字。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乙的同学丁以原告甲与被告乙共同欠其10 万借款未还为由，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

该案例引起以下的思考: 本案被告乙要求分割双方共有房屋的请求是否构成反诉? 因房产证上有丙的名字，甲请求析产，法院能否追加其为第三人? 丁是否可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一、离婚案件与反诉与否的情形

( 一) 不能提起反诉的离婚案件

反诉是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指在一个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将原告作为新的被告，向法院提出的与本诉案件有牵连关系的独立的`反请求。对于反诉来讲，并不是所有案件都可以提起反诉。从我国民诉的立法和实务来分析，离婚案件的诉讼不适合反诉，离婚案件本身是复合诉讼，对于因离婚引起的财产和子女问题的请求上，可以采用合并审理来处理，所以，被告提出的子女抚养与财产分割问题，不能反诉。就子女与财产问题方面，人民法院引导当事人明确诉讼请求，以及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预交相关的诉讼费用即可。对于法院告知后，仍不明确请求或拒不交诉讼费的，可以不予审理。

( 二) 可以构成诉的合并情形之一

在离婚案件中，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发现新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可以在一审辩论终结前，请求增加分割该财产，对该部分，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通知当事人预交诉讼费。

此类案件的当事人在举证期限过后或开庭时才提出分割财产，这是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依据最高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法》的解释的第232条的相关规定，在案件受理后，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时，可以合并审理的，法院应当合并给予审理。对于此类案件财产方面取证难的解决上，建议放宽离婚案件的举证期限的限制。

( 三) 可以构成诉的合并情形之二

离婚案件的被告作为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时，不构成反诉，对于合并审理的参照国务院有关诉讼费用交纳的规定，通知当事人预交诉讼费用。对于被告提出的离婚损害赔偿存在理论上的争议，和财产与子女请求不构成反诉的理由一样，笔者赞同最高院民一庭的处理意见，即按照不构成反诉处理。【具体内容详见最高人民法院编著的《中国民事裁判前沿》( 2005 年第1 集) 第30 页】。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不构成反诉。此外，在理论和司法实务中，除离婚案件不适用反诉外，无被告的诉讼案件，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等也不适用反诉。

二、离婚诉讼夫妻一方提出从家庭财产中析出共同财产的请求时，其他共有人的定性

该疑难问题的定性在于离婚诉讼夫妻一方提出从家庭财产中析出共同财产的请求能否追加其他共有人为第三人。离婚诉讼除了解除婚姻关系外，子女抚养问题，财产分割及债权债务的处理也是不可缺少。因此，在诉讼程序上，只能是婚姻地界的双方作为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任何第三人不能以诉讼当事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就涉及家庭共有房屋的分割，符合诉的要素，可以成为独立的诉讼，一般不和离婚诉讼合并审理。

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意见之二十条规定: 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没有从家庭共同财产中析出，一方要求析出的，就离婚和已经查清楚的财产进行处理，对于不清楚且一时难以确定的问题，告知当事人另行处理。也可以选择中止离婚诉讼，等析产的案件终结时恢复离婚诉讼。综合以上，对家庭共有房屋的分割问题，不能讲其他共有人追加为离婚诉讼第三人。

三、离婚诉讼与第三人参加诉讼

离婚诉讼作为复合之诉。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可知，虽然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的财产分割进行处理，但是，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的共同债务向双方主张权利。因此，共同债务不因婚姻解除等对于共同财产的分割而免除连带清偿责任。离婚诉讼对于共同财产及债务的处理仅对夫妻双方有效，对于债权人没有既判力。对于我国一直坚持的婚姻关系案件的审理不允许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原则，是为了高效处理离婚之诉。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若果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离婚后的财产纠纷的诉讼不存在影响，并且有利于查清事实，就可以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这是例外的情形。但就既判力角度而言，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中，第三人没有必要参与诉讼。

综合以上，对于离婚后的财产纠纷案件是否准许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决定权在于承办案件的法官，法律并没有统一规定。

四、总结

针对以上的几点疑难问题，做出以下确定性结论，离婚案件的处理上，不适用反诉，但对于被告在答辩或举证期限内提出子女抚养、财产分割请求的，或者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新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以及作为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的，可以合并审理。离婚诉讼夫妻一方提出从家庭财产中析出共同财产的请求，不能追加其他共有人为第三人。就第三人能否参与离婚诉讼的处理上，人民法院审理离婚诉讼案件中，以不允许第三人参加诉讼为原则，以部分情形允许第三人参加诉讼为例外，以案件审理中，就具体问题解决时，法官的自由裁量为准则。

通过以上的分析，结合总结的要点，对于前言中案例的问题不难解答: 被告乙要求分割双方共有房屋的请求不构成反诉。虽然房产证上有丙的名字，甲请求析产，法院也不能追加其为第三人。丁不能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希望对你有帮助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长期受到禁锢，在封建社会，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所以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所以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本没有什么合法权益，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更谈不上合法权益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二） 《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 ，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至关重要。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感情的基础上的，但婚姻关系的维护除了需要感情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伦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确实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用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也具有长远的精神效益！（三） 损害赔偿的要件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四） 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文中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五） 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方有错的同时，第三者也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像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戒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参考文献：（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6）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7）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8）李绍章：《点评新婚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