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近代史论文研究方向

教育学近代史论文研究方向

教育研究方法是按照某种途径，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构建教育理论的方式，是以教育现象为对象，以科学方法为手段，遵循一定的研究程序，以获得教育规律性知识为目标的一整套系统研究过程。 教育研究的含义编辑教育研究是以发现或发展科学知识体系为导向，通过对教育现象的解释、预测和控制，以促进一般化原理、原则的发展的过程。教育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形式，其突出特点是富有创造性，同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计划性，旨在解决一定的教育问题。教育研究的意义编辑首先，教育研究是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动力。通过教育研究，转变教育观念；探索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改革的途径、手段，并为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教育政策、提高教育质量与办学效益提供决策依据。教育研究既能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又能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和办学质量。其次，教育研究是发展和完善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教育研究是充实和完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根本前提，它在理论开拓与学科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教育研究能够增强研究者的研究能力，是培养未来教育改革家的主要途径。教育科学研究是提高研究者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于广大教师来说，通过教育科研，能够使他们在教育实践中勇于探索，由单凭经验向依靠理论过渡，通过认识、学习和运用教育规律，掌握科研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成为研究型、学者型教师，成为未来的教育改革家。教育研究的类型编辑1．教育价值研究与教育事实研究这是根据教育研究对象及其任务所作的分类。教育事实研究是一种“实然”研究，主要揭示“是什么”的问题。教育价值研究是一种“应然”研究，揭示的是“为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教育研究，无论是对已存事实的研究，还是对未来事实的构建，都离不开对价值的认识和选择。教育价值研究不仅是教育目的研究不可回避的主题，也是认识教育事实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教育研究中谈论“应然”与“实然”的差异，只有在“理想”与“现实”的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实际上，在教育研究中是不存在超价值的事实研究的。2．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是根据教育研究的目的不同所作的分类。基础研究旨在揭示教育现象的一般规律，建立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增进人类知识。应用研究旨在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或途径。应用研究常常依据基础研究的成果进行探讨，而应用研究的成果也有助于完善基础研究。3．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这是根据研究范式的不同所作的分类。(或量的研究)是指事先建立研究假设，进行严格的研究设计，按照预定程序收集资料并进行数量化分析，用数字或量度表述研究结果，并对假设进行检验的一种研究范式。定量研究强调在研究设计、数据收集、结果处理与解释上均要具备严格的形式。具体说，定量研究通常包含一个较为严格的事先设计；通过调查、测验、实验、结构化观察等方式来收集资料；主要运用统计的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研究结果的呈现通常简单明了 [2] 。定性研究(或质的研究)通常是指在自然环境下，运用现场实验、开放式访谈、参与观察和个案调查等方法，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长期深入、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并通过证伪、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加以检验的一种研究范式。在研究目的上，定性研究重视描述与解释，以揭示教育现象或行为的“意义”为主；在研究角度上，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现象；在分析方式上，以归纳法为主，倾向于对研究结果进行归纳分析；在角色上，研究者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来理解他们言行的意义和对事物的看法，研究者就是参与者。教育研究方法主要讲两大问题编辑一是教育研究方法是什么的问题。具体通过教育研究方法的概念分析、历史分析来揭示教育研究方法的性质、特点、功能、类型、层次水平，以及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规律。二是教育研究方法怎么做的问题。回答教育研究所经历的活动程序及其相应的规范或准则。具体通过教育研究的以下活动程序来展开：选定研究问题——研究的设计与制定研究计划——实施研究并收集资料——整理分析资料阶段——总结评价阶段。应达到的水平编辑根据教育学综合考试大纲，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学习应该达到三种水平：一理解：准确识记教育研究方法历史发展的阶段、关键人物和每个阶段的方法特征，并进行判断；准确表述教育研究及其方法的基本概念、操作程序，并进行判断。二运用：形成教育研究选题及研究方案设计、查阅文献资料、收集和分析研究资料、撰写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的技能，并能根据给定的问题进行教育研究设计。三评价：能够运用教育研究的程序和规范来对他人的研究设计、过程和结果进行评判。总之，对与教育研究方法的复习，建议大家采用“提纲法”。在复习每种研究方法时，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教育研究的方法有哪些？每个方法的具体操作程序如何？每种方法的规范与原则有哪些？每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如何？每种方法的优点与局限？另外，由于教育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门操作性的学科，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结合一些研究实例来学习和理解。各本教材上都会列举实例，大家可以仔细体会，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研究方案，然后请教老师。

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

你就选“中国近代的侮辱和中国现代的发展是否有关联”我想这个论文比较好写

怎么选择教育学方面的论文题目选了教育学方面的论题，木多写一些和自己相关的。贴近的这样的题目好写。、

近代史方向论文题目

文艺复兴对维新变法的影响

这样的文章你只需要对他的生平简单描叙中间不杂评论之语。最后评论：由你所摘要诉述的文章里，以一种马后炮的态度对他作一些客观的评论。是对是错对在那里错在哪里别人怎么做别人应该避免这样的错误还是勉励后人向他学习。再发表一下感慨。ok了。别人写了你抄袭给老师。不厚道呀。。。。

“外须和戎 ,内须自强”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 ,李鸿章理智地看待弱国外交 ,把“自强”作为外交根本至计 ,把“和戎”作为实现自强的一种手段 ,这是符合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 ,是近代外交的明智之举

请问你的解答是什么这些论文还有吗？有的话可以发给我吗？

近世代数论文研究方向

我的理解是，研究方向，是技术专业背景下，比较具体的研究主题。如：交通运输专业，研究方向可以是交通安全管理、汽车运行品质、驾驶员人脸识别疲劳驾驶研究等等。

如果招生简章没有特别规定，就应该是不管什么研究方向，由考生自选。该校2014研究生招简根据研究方向设置了复试科目： 0701数学070101基础数学008理学院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③720数学分析④817高等代数《近世代数》或《实变函数》或《复变函数》或《点集拓扑》加试科目：1、《常微分方程》2、《复变函数》17070102计算数学《近世代数》或《概率论》或《实变函数》或《常微分方程》07010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概率论》或《实变函数》或《复变函数》或《常微分方程》070104应用数学《常微分方程》或《概率论》或《实变函数》或《复变函数》0701Z1应用密码学《近世代数》或《概率论》或《实变函数》或《复变函数》或《常微分方程》 搜 杭州师范大学点 人才培养点 研究生教育点 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数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如下：

1、并行组合数学模型方式研究及初步应用。

2、数学规划在非系统风险投资组合中的应用。

3、金融经济学中的组合数学问题。

4、竞赛数学中的组合恒等式。

5、概率方法在组合数学中的应用。

6、组合数学中的代数方法。

7、组合电器局部放电超高频信号数学模型构建和模式识别研究。

8、概率方法在组合数学中的某些应用。

9、组合投资数学模型发展的研究。

10、高炉炉温组合预报和十字测温数学建模。

11、基于数学形态学-小波分析组合算法的牵引网故障判定方法。

12、证券组合投资的灰色优化数学模型的研究。

13、一些算子在组合数学中的应用。

14、概率方法在组合数学及混合超图染色理论中的应用。

15、竞赛数学中的组合恒等式。

毕业论文（graduation study），按一门课程计，是普通中等专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本科院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专业教育学业的最后一个环节，为对本专业学生集中进行科学研究训练而要求学生在毕业前总结性独立作业、撰写的论文。

1、了解自己感兴趣的课题

能够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日常学习与翻阅专业文献，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有了感兴趣的内容，就要付之实践。

首先是查找相关资料，通过知网等工具可以轻松地检索到自己感兴趣内容的相关文献，当然还可以通过百度、谷歌等浏览器以及图书馆等社会资源下载所需文献。有了详细的了解之后，再考虑是否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2、明确导师的研究方向

了解导师制定的研究方向和预期目标是确定研究内容的又一行之有效的方法。

首先，应当详细地了解导师的研究方向。其次，如果是导师给出的研究方向，那么一般是可行的；这时我们就要积极与导师沟通，了解导师对于该课题的想法；在进行充分、有效地交流之后，我们就要对导师提出的建议进行认真考虑，可行度较高的话，就可以着手开始搜集资料，为论文完成打好基础。

3、确定研究思路和计划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通过与导师、学长学姐的沟通，我们可能会对这个课题有一定新的认识，确定了研究方向之后，就要对近几年的文献进行更深的了解。

精读和泛读相结合，同时对论文的主要观点、论证方式进行记录，同时要进行思考研究课题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计划。

扩展资料：

考虑要素

1、研究的目标。只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才能保证具体的研究方向，才能排除研究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干扰。

2、研究的内容。要根据研究目标来确定具体的研究内容，要求全面、详实、周密，研究内容笼统、模糊，甚至把研究目的、意义当作内容，往往使研究进程陷于被动。

3、研究的方法。选题确立后，最重要的莫过于方法。假如对牛弹琴，不看对象地应用方法，错误便在所难免，相反，即便是已研究过的课题，只要采取一个新的视角，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也常能得出创新的结论。

《近代史研究》杂志

不容易发文。《近代史研究》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公开发行的优秀学术期刊，近代史研究杂志是具有正规的双刊号的。

一、本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专业学术刊物，登载1840—1949年中国近代史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信息，包括研究论文、书评及文评、专题述评、读史札记、史实考订、史料评介、学者书札、学术信息等，酌情刊载论述1840年以前或1949年以后史事的文稿。热诚欢迎国内外学者惠寄稿件（限中文稿），热诚欢迎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二、本刊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倡导探索创新的学术研究和相互尊重的学术争鸣。本刊设有“学位文选”等栏目，鼓励学术新人投稿。三、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选取稿件惟重论文质量及学术建树。四、来稿字数不限；提倡言简意赅，详略得体。五、来稿务请遵循学术规范，遵守国家有关著作权、文字、标点符号和数字使用的法律和技术规范以及本刊有关规定。投稿以电子邮件或纸质打印稿形式均可。六、若来稿为专题论文，请附300字左右的内容提要和5个以内关键词。七、为便于审稿，纸质稿请另纸提供作者情况，包括姓名、职称、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电话、传真、电子信箱，并注意不在文章中出现能使审稿人直接判断作者身份的提法。八、来稿一经采用，即行通知。稿件寄出三个月后未收到采用通知者，请自行处理。九、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十、来稿请径寄本刊编辑部，勿寄个人，以免遗失或延误。纸质稿请寄：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06

《纪实》半月刊 人文历史 邮发代号2-393

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胡绳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兴趣广泛，著述涉及哲学、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以及时政评论。他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贡献了心力。作为学者，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他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据我所知，他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很深，对近代史研究所的发展十分关注。在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回忆他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关系，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其中有些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是听说的，可以说是亲历、亲闻、亲见。我是晚辈，对他与范文澜、刘大年，以及其他近代史所老一辈学者的关系知之不多、知之不详，我这里回忆的，只是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的点滴而已。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胡绳同志自己说，他与范文澜初次见面是1949年，那时候他们刚进入北京。此后便来往不断。从近代史研究所印制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可以约略看出范文澜、刘大年、胡绳信件往返讨论学术问题的情形。近代史研究所是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1953年，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它是党内讨论中国历史问题的机构，不发号施令，由陈伯达任主任。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决定加强历史研究，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以郭沫若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以陈垣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就是根据这个决定成立的。以此为序，近代史所改称第三所。刘大年和胡绳是这个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最年轻的成员。从1954年近代史所也就是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会起，田家英、胡绳、黎澍就一直是我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胡绳担任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1985年胡绳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前，才辞去了我所学术委员的头衔。他与我所名誉所长、早他一年去世的刘大年关系密切，常相往来，这是众所周知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收有胡绳写给刘大年的信，讨论诗韵，真情坦率，可见一斑。刘大年几次告诉我，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一定要聘请几位所外的知名学者，并常举田家英和胡绳为例。我第一次见到胡绳同志大约是1975年。当时传闻胡绳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担任领导工作。有一天胡绳同志到学部召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中说起学部的刊物《新建设》，胡绳同志便提起民国初年的《建设》杂志以及后来的《中国建设》杂志，同时如数家珍地谈起民国时期的历史，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9年近代史所创办了《近代史研究》杂志，杂志的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这是他即将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的一章，希望借刊物来征求学术界的意见。1981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他希望近代史所学者给他提意见，特别给我所丁名楠研究员写信，恳请批评。我所近代政治史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开了两天会，提出读后感，虽然对书中若干史实和技术性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对本书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追求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深为佩服。当时，政治史研究室主任何重仁几次告诉我，他为胡绳著作中体现出来的理论深度和高度的概括力所深深折服，反复研读，反复琢磨。据说胡绳曾对刘大年说，他的书不是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写，所以他不用“中国近代史”一类的书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没有写出一本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来。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学者们反躬自省的。1982年，胡绳应邀率团去美国芝加哥参加学术讨论会，在为数不多的成员中，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中年研究人员。在芝加哥，胡绳为首的中国大陆学者与秦孝仪为首的台湾学者有过学术上的正面交锋。此行对于促进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相互了解，对于推动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学术交流，良有裨益。1985年初，近代史所副研究员王来棣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就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发表了与胡绳同志商榷的文章。不久，胡绳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来棣很紧张，有人说，“得罪权威，早晚要倒霉”，好像发表了与胡绳不同意见的文章，就是捅了马蜂窝。王来棣赶忙写信给胡绳同志，申述这种担心。胡绳于5月10日给王来棣复信，说明她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并且心平气和地就王来棣提出的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胡绳在信的末尾说：“我作为您所评论的书的作者，虽不尽同意您提出的基本论点，但是还是认为您的文章发表是很好的事。您的文章不但能引起读者思索有关的问题，而且对于书的作者也是有益的，这将促使作者进一步考虑您所提出的问题。”这封信，经胡绳和王来棣同意，发表在同年的《近代史研究》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他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学术问题进行完全平等的讨论，这对于促进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胡绳对我所王庆成研究员有关洪秀全早期思想的研究文章，对余绳武研究员有关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文章，都有过明确的赞扬意见。1986年，北方某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贬低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抗英作用的文章。胡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曾指示近代史所要有所作为。近代史所所长余绳武在所内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会后，我结合这次会议的讨论，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在当时的《红旗》杂志发表。这篇文章采用说理的办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依据鸦片战争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后来为多种书刊选用。1987年，我所研究员陈铁健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讨论红军西路军的论文，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刊物和作者本人都感到紧张。当时的所长余绳武同志后来告诉我，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人除了院里负责史学工作的副院长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外，还有作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主编、刊物的责任编辑等。胡绳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已经有了发表党史研究文章的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历史研究》以后就别再发表党史文章了。胡绳作为院长并没有对作者提出批评，他只是说，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对学者采取了保护的态度。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所里决定以学术形式纪念自己的节日。我们办了两件事，一是铸了一个范文澜铜像，以示景仰与怀念；二是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扩大近代史所的影响。范文澜铜像揭幕仪式，胡绳同志前来出席，并在仪式上发表了即席演讲。这篇演讲高度赞扬了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功绩，对范文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老学者表示了深深的怀念。这篇演讲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我们在那年9月举行“近代世界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胡绳同志应邀前来出席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这篇演讲是事先准备好的，演讲后，胡绳稍做了一点修改，交给我，嘱我送《人民日报》发表，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2000年5月，是近代史所建所50周年纪念，我们开了一个会来庆祝。这时候，胡绳同志身体不好，我们不敢、也不忍心再邀请他亲临指导了。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工作非常支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近代史所从他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最多的。我们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只要我们邀请，他都积极参加，并且发表演讲，演讲稿从不需要别人代拟。前述近代史所成立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如此，1991年9月我们在沈阳召开“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如此，1993年1月我们在北京召开“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还是如此。他说过，你们开国际讨论会，我去替你们接待外宾。所以，那几年我们召开的国际讨论会，都要单独宴请海外学者，请胡绳、刘大年同志做东。这样做对扩大近代史所在国外的影响很有好处。1996年中，考虑到近代史所在香港史研究中有一定成绩，我们打算在香港回归前后在香港召开一次有关香港历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需要筹集资金。我给胡绳同志写信，汇报这一想法，并希望借重胡绳同志的名望向香港的商业巨头寻求资助。没想到，胡绳同志极为痛快，允诺替我们设法。他要我给他写封信，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并且建议直接向一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的香港富商提出。对我这封信的写法，他几次亲笔修改，然后退给我重新打印。胡绳同志在我这封信上写上批语，希望这位副主席有所措手。大约在这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胡绳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这位副主席。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这位副主席没有理睬我们的要求。这年11月中旬，在广东翠亨村举办的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向胡绳同志报告香港这位富商没有任何表示。这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胡绳同志面露失望的神色。有关香港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7年12月在香港大学召开，虽然我们指望的资助没有拿到，但胡绳同志对这次会议的关注和热情，令我们十分感动。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学科结构、人才状况十分了解。1991年中，他曾到近代史所发表演讲，谈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谈到近代史所的工作时，对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很称赞。十年来，由于老成凋谢，新的研究人才接续不上，虽然我们力求吸引新的人才，中外关系史研究仍然没有恢复到兴旺的时期。我作为所长，深感愧疚！大约1990－1991年间，胡绳同志提出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那时候近代史所所长是王庆成同志。王庆成同志与我商量后，我们起草了报告，论证了开展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建议先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室，然后发展到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馆。这个报告送到院里以后，便没有下文。我没有就此事再问过胡绳同志。我后来想，也许是邓力群同志组建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已经有了眉目，我们这里的设想就不便再提起了。1996年初，我曾随金冲及和广东社科院院长张磊同志，到胡绳同志家里，商量以孙中山研究会名义，借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机会，在广东翠亨村召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候，胡绳同志身体很好，头脑清楚，对讨论会召开的主旨，指示得很清楚。这年11月中，讨论会在翠亨村如期召开，胡绳同志出席。但是，我感到他脸上浮肿，步履缓慢，身体大不如前了。后来听说，半个月后他住进医院作肺癌切除手术。1997年，我曾三次给胡绳同志写信。一次是4月，因为近代史所的所刊《近代史研究》将在8月满100期，考虑到创刊号及创刊号后都曾发表过胡绳的文章，我和编辑部期望胡绳同志能在100期上发表文章或者题词。这对刊物和读者将是很大的鼓励。我在信中说：“《近代史研究》同国家的改革开放一起起步，十几年以来，在推动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方面，苦心经营，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您的大作，自创刊伊始，多次在该刊发表，深受读者欢迎。兹逢百期之会，您似不能无文。您无论是给他们写几句话，或赐一墨宝，编辑部都将无比高兴。编辑部在6月15日以前收到，便能赶上制版印刷。”结果我们准时收到了胡绳同志写的题词。我后来从胡绳秘书那里知道，他写这个题词时，正抱病出席江苏盐城举行的胡乔木铜像揭幕仪式，因化疗用药过重，白血球降到很低，昏睡了一整天。稍好一点，勉强写出了这个题词。这个题词中，胡绳同志对《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表示祝贺，同时谨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这个题词发表后，对统一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很有好处。我根据胡绳同志的意思，撰写了题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上升”诸问题》的文章，1998年初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摘要，同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全文，也引起了学术界注意。第二次是9月11日，我给胡绳同志写信，信中说：“大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对近代史学界是大事。我不揣浅陋，写了一篇书评，未必说到点子上，只是表达我的读后感而已。不妥之处，尚祈不吝指正。我把自己的论文编了一个集子，名为《追求集》，已商妥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特敬请您为拙著书名题赐墨宝，以增光宠。附上《追求集》目录，请过目。”10月初，胡绳同志的墨宝就送来了。《追求集》1998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胡绳同志题写的“追求集”三个苍劲有力的墨笔字印在书的封面上，给这本论文集增添了莫大的光荣。与墨宝同时送到的还有胡绳同志的一封亲笔信，他对我写的书评表示感谢，同时说明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中是否设立了“谋略处”，他没有看到我写的文章，要我把这篇文章送给他一阅。原来，我写的书评中，高度肯定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修订再版的意义，指出：无论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都充满了一个深深参与、密切关注现实政治生活而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学者、大专家的聪慧和眼力。他处理复杂的近代史料，往往居高临下，给人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印象。他的著作，不是专门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写的，没有单纯学术著作所常有的古板、书卷气和学院气，因而能为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广大干部和各行业读者所喜读。学者们，尤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总是把它置于案头，常加参考。《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1981年初版到1997年再版，作者始终坚持了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基本规律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了他在表述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有些具体的结论学术界或许还将会有种种讨论，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我以为是值得学者们认真加以参考的。在这篇书评中，我还从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眼光，指出了修订再版中一些技术性的错误，特别对修订再版保留了湖北军政府下存在谋略处一节提出了批评。我在书评中说，至少有两篇文章对谋略处是否确实存在，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其结论是：谋略处是不存在的。其中有一篇是我在1987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文章：《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我在书评中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作者是很注意近代史研究的进展的，不可能没有注意这两篇文章。作者修订再版时没有采纳这两篇文章的论点，可能对相关的结论仍然存疑。不过，上述新的结论，十年来没有人起来推翻它，应该可以说经得起学术界的检验了。过分谨慎未必是对待学术进展的积极态度。”胡绳同志的信，很谦虚地表示他确实没有看到质疑谋略处的文章。顺便说一下，我写的这篇书评在胡绳同志80周岁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但是只是摘要，而摘要把我对再版的批评全部删去了。我很感谢《中共党史研究》全文发表了我的书评，保留了我对再版书的批评。我认为，胡绳同志是愿意看到这样的批评的。第三封信是10月6日写的，我感谢胡绳同志对《追求集》的题签，同时把我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文章、质疑谋略处的文章以及几首诗送给他。谋略处的文章是他要过的，其他的东西，可能会干扰他的清听，妨碍他的休息，我很惭愧。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有关心，也有批评。1998年10月12日，胡绳同志在北京对“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谈话时，谈到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以及是否用现代化作为主题写中国近代史问题。他说：“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我倒是赞成，是可以这样写，但讲近代史，讲现代化问题，也离不开阶级、阶级斗争。另外，这几年我发表好几篇文章，说现代化和开放都有一个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问题。作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来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这和一个独立国家的开放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这个意见说过好多次，可是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好像也不大热情，我很希望他们写点东西。后来我就想，如果我现在来写以现代化贯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写法？照我看还是要有阶级斗争的。写近代史，阶级、阶级斗争逃不了。”我对胡绳同志在这里讲到的基本观点完全赞成。据我所知，近代史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同志在去世前，就中国近代史上两个基本问题，即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刘大年用的是近代化）问题几度写过文章，发表过意见。我本人也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如，1984年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1987年在《红旗》杂志第6期发表的《也谈近代中国的“开关”问题》、1996年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发表的《“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等文章都涉及这个问题。当然，这些还说不上系统讨论，我想胡绳所期待的正是系统的讨论。所以，胡绳同志这个批评很值得我们重视。最近几年，胡绳同志养病，我一直不敢去看他，深怕打扰他休息，期望他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尽快康复。1995年中，胡绳同志在301医院做大腿的外科手术，我曾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同志去看过他。这是惟一的一次。2000年3月，我听说胡绳同志自外地回京休息，曾给他写信，代表近代史研究所和我个人表示问候，同时报告近代史所的同志们正在准备按照他提出的中国近代史的时限框架，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但是这时候，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胡绳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是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锋，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的。2000年11月5日胡绳同志不幸逝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召开追思会，我在那次会议上有一个简短发言，初步评述了胡绳同志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功绩。我在那个发言中说过：“胡绳同志、范文澜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行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拓者。范文澜1943年在延安发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1945年发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946年在冀中根据地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是代表在革命根据地延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范文澜是老一辈学者，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从一个经学家转变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又进一步转变为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者。胡绳同志1937年发表《“五四”运动论》，1939年发表《论鸦片战争》，1948年在香港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代表了在革命根据地以外从事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求。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时只有19岁，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也不过30岁，他的这本著作在解放后长期被作为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青年的经典读物。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在北方的根据地出版，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南方的香港出版，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研究和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成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和兴旺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现在看到刚刚出版的《童稚集》（胡绳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发现胡绳同志在1936年18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中国近代史〉评介》一文，表明他已经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近代史了。这时候，范文澜的研究方向还没有转移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来。因此胡绳一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贡献，需要特别引起重视，需要总结。我现在提出这个题目，希望以后有机会来做这个题目。这是我的愿望。（本文根据2001年10月30日在湖北襄樊市举办的“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和11月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 “纪念胡绳逝世一周年”会议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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