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区文学现象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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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研究因其研究物件是文学文字或文学现象,这就需要立足于文学现象或事实的文学性,不能脱离语言艺术层面或诗学,把审美现象替代为历史、哲学、宗教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中国比较文学的转向分析

摘要：中国比较文学在它的成长之路上经历了全面向西方学习、对外开放，关注比较文学自身文学性问题，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实践探索历程。但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反而体现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良好趋势。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诸多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关键词：比较文学;对外开放;文学性;回归东方

时至今日，比较文学之跨界色彩鲜明，包容范围之深之广有目共睹。在其开放性和国际性不断滋养下的民族交流之树日益繁茂，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学科边界日益泛化，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创新思维固化以及因缺乏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立足点而成为西方理论阐释的注脚等问题，这使得比较文学经历了一次深刻而严重的危机。对此，比较文学走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提出了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的命题。叶舒宪也在其论文《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中谈及“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因而呈现出一种‘自西向东’方向性的改变，‘东方转向’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具有其双重颠覆性，它既颠覆著西方沙文主义的知识现状，又质疑其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和思维方式，进而引发人们对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资源的探寻热潮，以及对其文化价值的重估”[1]。由此可见，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现状，学界基本上采取从东方文化与文学自身内部寻求未来发展的途径，这种“向内转”的趋势已然成为一种潮流，逆向与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比较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等潮流沟通交流，双向疏通比较文学国际性之河。本文旨在归纳梳理转向时期的重要文献，勾画出一条近些年来比较文学转向路线。

一

中国比较文学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此时探讨重点还集中在学科建设是否具有合理性、学科的本体论究竟为何、比较文学的名与实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上。同时，一些民族主义者丢掷“不忘国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尖锐命题来挑战比较文学界因年幼而暂时的无所适从。中国学派所应对的方式就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纳法国影响研究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同时，自创阐发法研究，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从而推动中国文学国际化程序。正如曹顺庆所展望的那样：“在构建文化软实力上，他国化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当前，如果要想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对软实力的两翼———‘拿来’和‘送去’的他国化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探讨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分析既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资源基础，又能提高我们的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规律。”[2]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学者的确具备开放性的眼光，在研究过程之中立足比较文学这一根本特性，可以说没有开放性，比较文学自身难以为继，开放性是比较文学的动力之源。有三位学界权威无疑促进了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对外开放性。一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带头人乐黛云先生，她提出在当前文化转型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应当更加关注“新的人文精神”，即以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思想为基，大力促进世界异质文化相互交流，多元共生。二是王宁教授，他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中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的当下，人文学者应当充分顺承这一浪潮，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向国际化。三是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昭毅教授，他在论文中谈及从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人们企图以强调不同族群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来改变民族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连线，又以消解民族性的反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强大。因此，新的族群离散与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种冲击民族的力量[3]。

他认为，一个民族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应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化传统，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情结以及审美准则。而文化全球化恰恰在极力冲刷这一切，它让人们通过各种交流媒介了解他者文化，效仿他者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但是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化强者的偏好以及审美准则往往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文化弱者的头脑，因而造成其学术心态的失衡，在一味学习中忘记了自己研究的立足点。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是它敲响了比较文学开放性的警钟，学界应该反思对外开放“度”的问题，以及自身研究“质”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程序之中，在强势的“他者”眼中，中国比较文学为欧洲中心主义所轻视，所扭曲，安门立户的阐发法不过被其当做一种注脚而非一门学派来对待。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程序中，应正视其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阐发法既然过度依赖于对文学文字进行生搬硬套的理论分析，因此很容易成为西方先进理论的注脚，同时也局限了学界研究方法的创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当从关注自身的“文学性”转向关注比较文学跨文化的特性，即文化转向。叶舒宪认为，由于比较文学具有跨语言、跨学科的重要特性，所以它能较早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形形 *** 的理论资讯，领先于一般的学科研究，较早地把握学科探索变异的节奏与趋势[4]。刘贵珍在评论王宁新著《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时介绍了王宁本人对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看法。王宁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并非单纯是对抗性的关系，其间也能达成通力合作。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不是对立性的，而能构成一种张力，互相推动双方的发展。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关注“文学性”，关注“经典”的做法有失恰当。因为当某些作品一旦被认为是“经典”，其中的某些杰出表达就具有了“文学性”。

而这种认定不过是特定审美情趣在读者的脑海中固化，它的背后竖立著某种具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之墙。人们呼吁“回归文学性”，“回归文学性经典”，他们实际上是希望能退回到这面墙体之后保护自己。但是文化研究则恰恰相反，它恰恰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其形成过程。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必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而不是一个文学人的眼光看待此问题。二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泛化问题值得关注，并且有待改善。比较文学在其文化转向阶段虽然日胜一日，但渐渐脱离开了它的文学本质，从而使比较文学学科模糊泛化，边界不明。比较文学虽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但又不是无所不包，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正统学科来界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孟昭毅教授在极为认真地反思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之后，提出比较文学学者应当关注对文学文字的细读。他认为，比较文学归根结底还是关于文学的研究，无论它包含的范围有多广，文字研究还是其最终的根基。离开文学的特性来谈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当代学界去反思。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也关涉到这一问题，如王志耕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学科边界的泛化，其出路在于找到与文化研究分而治之的可能性。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差别。

文化研究的物件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字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则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字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文学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5]这篇文章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在物件、范围、研究重点等方面的差异性，比较文学应当更加关注对文学要素的研究。笔者认为如此的倡导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退守”是否就真正把握了比较文学的脉搏?无论是走出去也好，退回来也罢，比较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着它发展变化的轨迹，学界需要认真体会它的“度”到底在哪里。因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它还像个未发育成熟的孩子，自身的特征并未充分表现出来。

二

至于退守到何种程度，学界见仁见智。但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回归后的“文学性”有了某种升级的意味，它不仅涵盖历史与传统，而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富有人文关怀。不仅注重文字中呈现的“个体”的生存境遇，更加关注其“人类学”走向。叶舒宪在《“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中表示，原来人们关注“文学性是什么?”，现在则思考“族群的种类与各自的文学性”，还有“到底哪一种文学性具有普适性?欧洲中心主义标榜的文学标准是否能一直延续下去?”答案不言自明，因为欧洲中心论已经阻碍了比较文学健康平衡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样性构成，理所当然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为中国学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还成为国外研究者转换新视角的巨大宝库。

于连的《对比较的重新思考》中谈及不应将“远东”视为一种欧洲理性的神话式反面，要研究这样的反面还要关注自身内部。这与叶舒宪提到的比较文学研究东方转向不谋而合。可见比较文学的转向趋势已经为中外学者所觉察。其实，当人们去关注比较文学“文学性”这一要素时，自然而然的会界定出“文学性”的范围。它的根基是文字，但是不止文字研究那样简单。它研究文学内部要素的问题，也关注文学研究的安身立命，发展趋势，独立地位等重大课题。简单讲就是比较文学是研究自身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关注“文学性”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东方转向的问题”。叶舒宪认为，西方世界虽然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走上了繁荣之路，但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却扭曲、异化了现代西方人的灵魂，很多人都经历了重大的精神危机，但是他们却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治疗，因此，东方文化便成为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剂。20世纪西方哲学也同样在质疑自身传统的形而上学观。他们主张承继并发扬舒本华、尼采的悲剧意识，进而探寻东方智慧的神秘乐园，在伊甸之中寻找精神慰藉，开掘苦难之源。

这可以看做是比较文学实现其“东方转向”的外在条件。此外，叶舒宪在《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东方转向”》中，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等方面论证了东方转向与中国密不可分。上述几种思潮已为中国学者广泛借鉴并加以运用，几乎研究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文人学者，抑或诗人理论家，都要从这几种思潮择取一二加以分析，成为注脚解读的典型现象。但是这些典型的西方思想在经历了历史的冲蚀之后，也开始转向东方，关注东方，因为东方的特质是如此的明显，蔓延范围是如此的深广，存在数量是如此的巨大，它不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而被永远忽视。比较文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全面学习西方、对外开放———回归文学性———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历程，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形式上的倒退，反而体现出它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这条回辙型的流动轨迹，体现出中国比较学界在学科体系中，在如此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更新，它仿佛一条长河一样沟通南北，跨越东西，将比较文学流动成一种国际性的学科。在交流之中不断重视自身的特性，不断丰富发展，精益求精。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广大学者能够真正做到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探索钻研，共同促进比较文学之大兴盛、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舒宪.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2]曹顺庆.“他国化”：构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方式[J].当代文坛，2014***1***.

[3]孟昭毅.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12***4***.

[4]叶舒宪.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展望[J].新东方，1995***2***.

[5]王志耕.比较文学：在退守中得到生机[J].中国比较文学，2006***1***.

范文二：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构建思路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物件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物件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络”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著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巨集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物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定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建立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巨集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路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讯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络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询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定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络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络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不好。国外期刊发表论文，大多数是只接收英文论文，而国内大多数作者英文水平普遍很低，所以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就显得比较困难。文学研究论文“主要内容文学论文不仅要深入剖析作家作品的表现手法、艺术特色、文学价值，还要熟知代表作家、代表作品、文学团体和主要流派并分析思考出现的文学现象及其兴衰过程、产生原因及其历史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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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帮你找找，千万不要抄袭呀，对你以后不好哦。参考是可以的。我找了几篇给您，希望对您有帮助。《论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王海远内容提要 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楚辞》传入日本到安土•桃山时代。第二阶段为江户时代。在这一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当数西村时彦，其对楚辞的研究可以用细致入微来加以形容。当我们在对楚辞进行研究的时候，不仅要从中国诗歌这一角度来进行研究，同时也应该具有从异国角度来进行研究的眼光，看看国外学者是如何接受楚辞并给出他们自己的解释的。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能够从中看出一些问题，并且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出楚辞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同时这也是一个文化传播和被接受的问题。关键词 日本 楚辞研究 《楚辞》日本的楚辞研究是“传统汉学”与“中国学”中的一个分枝。藤井伦明在其《古代日本汉学简史》一书中，对日本各时代的汉学特征，作了如下说明：在古代，汉学的受众以贵族为主体，在学习方式上以摄取和模仿为主；中世汉学的受众以僧侣为主体，对中国文化处于消化和研究的阶段；近世以儒者为受众主体，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已能自由地应用中国文化，并能将中国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有机融合；到了近代和现代，日本学者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的，并将这一学问提高到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学科化的高度。作为日本汉学一个分支的楚辞研究，其发展轨迹自然也大致同于整个日本汉学发展的过程。如果划分大的阶段，日本的楚辞研究，如同整个汉学一样，也应该以明治时代为界，划分为古代阶段与近现代阶段。 一 中国典籍什么时候流传至日本的？我们一般都是根据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的记载，认为中国典籍最早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在应神天皇时代。《楚辞》究竟在何时传入日本，确切时间难以考订。据竹治贞夫的《楚辞研究》一书所说，推古天皇时期的执政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3月所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大概可以算是日本最早受到《楚辞》影响的文献。十七条宪法中的第十条曰：“绝忿弃嗔，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1)这段话中的“人皆有心，心各有执”，被认为是受到《离骚》中“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独异”及《九章·怀沙》的“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等诗句的影响。(2)十七条宪法中的第十四条曰：“无有嫉妒”，“千载以难待一圣”，其中的“嫉妒”一词被认为是从《离骚》中化用而来的。稻畑耕一郎在其《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中提到，在收入《大日本古文书》卷一的《写书杂用帖》中，有一条关于《楚辞》的记载：“《离骚》三帙，帙别十六卷。天平二年七月四日，高屋连赤磨”。稻畑耕一郎认为“此处所谓《离骚》，不待言指的正是《楚辞》。天平二年即公元730年，值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此乃日本著录《楚辞》之始。”(3)藤野岩友也曾著文说明《楚辞》已经对7世纪成书的《怀风藻》和《日本书记》等产生了影响。(4)平安时代，藤原佐世于公元891年左右所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敕编汉籍目录，在此书中有关《楚辞》的著作共有六种。此外，比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略微早点的还有《秘府略》，由滋野贞主撰，全书共1000卷，公元831年成书。这是日本最为古老的类书(将汉籍中的事物以类分别编辑)，可惜此书今仅存2巻，否则我们当能得到更为详细的关于《楚辞》在日本流布的情况。 二 中日两国相隔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中有很多交往。日本文化是以其自身原有文化为基础，同时主动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并加以改造从而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化典籍的传入上。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流布于日本乃是经由百济而实现的。故有学者认为从公元285年到公元653年之间，是日本汉学的朝鲜化时期，因为其间日本多次向朝鲜派遣学问僧或要求朝鲜向日本派遣儒学博士。直到日本开始向中国大量派遣遣唐使才是日本汉学的中国化时期。而日人神田喜一郎在其《飞鸟奈良时代の中国学》(5)一书中认为，中国学问传入的时间，应当在继体天皇七年百济的五经博士段杨尔来日、第二年五经博士汉高茂来接替段杨尔来日之时。到了平安时代(794—1184，相当于我国中晚唐到南宋时期)是日本社会封建化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皇室大力提倡学习中国文化，多次派遣遣唐使前来学习，整个贵族阶层以汉文化为精神财富，主动学习汉文化。如平安时代著名学者庆兹保胤在《池亭乐》中这样写到：“饭飡之后，入东阁，开书卷，逢古贤。夫汉文帝为异代之主，以好俭约，安人民也；唐白乐天为异代之师，以长诗句，归佛法也；晋朝七贤为异代之友，以身在朝，志在隐也。余遇贤主、贤师、贤友。一日有三遇，一生有三乐。”(6)可惜的是，这一时期是否有日本学者对《楚辞》进行过研究，从现存的资料上已无法考知。就我们目前所知，真正意义上的《楚辞》研究应当从江户时代才开始。据日本学者石川三佐男先生统计，江户时期与《楚辞》相关的汉籍“重刊本”及“和刻本”达70多种。“和刻本”是指古代日本翻刻的汉籍，是汉籍在域外传播最活跃、最发达的一个系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五山本、正平本。这一时期《楚辞》研究之所以能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这同德川幕府将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定为“官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以故，日本学者将江户时代的儒学称为“宋学”。将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其创始人是江户时代的学者藤原惺窝。《楚辞》在江户时代最早的翻刻本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另取《注解楚辞全集》为书名，于庆安四年(公元1651年)京都村上平乐寺刊行，是日本《楚辞》训点本中最早的出版物，由藤原惺窝训点。中国典籍传入日本后，由于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只有具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字功底的学者才能读懂中国典籍并从事研究。到了宋学传入日本之后，读懂中国典籍成为日本学者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于是出现了“汉籍和训”的方法。所谓“汉籍和训”实际上就是变“汉文直读”为“汉文译读”，即在汉文原著上，按照每一汉字的训诂意义标上日本假名，从而使得不懂汉文的人也能读懂。“汉籍和训”对汉文典籍的推广和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注解楚辞全集》将朱熹的《楚辞后语原序》与何乔新的《楚辞序》置于卷首，然后是目录以及朱熹的序目，再后是《冯开之先生读楚辞语》。此书作为“训点”及“文选读”(一种音训两读的方式。其训点的标注方法是，本文语句的右侧下方标注随音读的“送假名”——活用语，即有词尾变化的词语的词尾——及助词，左侧则标注返点及解释词语意思的训读)等资料所表示出的信息则是，在江户时代《楚辞》不仅在学者中，同时在普通百姓中也是广泛流传的，从这一点来看，此书有着非常高的价值。继朱熹《集注》后，宽延二年，即公元1749年，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以《楚辞笺注》的名称出版，稻畑耕一郎说：“这个本子只有句读，没有训读。”(3)宽延三年，王逸的《楚辞章句》也在日本刊行了。稻畑耕一郎说得对，在江户时代出现了《章句》、《补注》、《集注》这三种《楚辞》基本书籍的翻刻本，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成果”（3）。日本为《楚辞》作注的学者，首先要提到的是江户时代早期的浅见絅齐(公元1652—1711)，其著作为《楚辞师说》八卷、《〈楚辞〉后语》六卷，他以音训为主，同时加以意训。《楚辞师说》其实是浅见絅齐的课堂讲义，由其弟子若林强斋笔录而成。而浅见絅齐作为朱子学学者，其对《楚辞》的理解不出朱熹的范围，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在浅见絅齐之后，对《楚辞》比较有研究的日本学者当数江户中期的学者芦东山(出身于仙台藩大东町，生卒年：1696—1776)。芦东山本身是个刑法学家，并非专研《楚辞》者。他之所以研究《楚辞》和他的经历相关。芦东山于元文二年(公元1737年)递交请愿书，结果处以幽闭的处罚，幽闭了24年，直到1761年为止，而此时离其辞世仅有5年的时间了。所以芦东山自己一直说，“我是现在的屈原”，并作诗自比屈原，《玩易斋遗稿》卷七有诗《仲春东迁》一首： 严谴投荒二十年，今春此去转凄然。谁知孤客东迁日，哀郢吟成最可怜。（9） 其自注云：“楚国凶荒之后，仲春屈原东迁，作《哀郢》词。与余同怀者，千古惟有屈大夫耳。”（3）因为身世的缘故，芦东山研究《楚辞》，不仅仅停留在对《楚辞》字面的理解上，而是深入到人生观的层次，因为他在《楚辞》中找到了现实世界中所没有的精神寄托，找到了他的人生相知。因此他决定注《楚辞》，取名为《楚辞评园》。笔者曾在日本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查看资料时，翻阅过这本书。《楚辞评园》以《注解楚辞全集》(缺《楚辞灯辩》)为底本，其中记有大量手批文字，并且在书上订了很多写有批注的纸张。第一页左肩题有“《楚辞》评园”，卷首置有《楚辞总评》和《各家〈楚辞〉书目》。前者抄录了司马迁、班固、扬雄、王逸、曹丕、萧统、沈约、江淹、庾信、刘勰、李白、韩愈、柳宗元、杜牧、贾岛、刘知几、皮日休、苏轼、洪兴祖、朱熹、祝尭、高似孙、江彦章、陈傅良、李涂、叶盛、蒋翚、何孟春、姜南、张时彻、李梦阳、何景明、茅坤、朱应麒、王世贞、刘凤、胡应麟、孙矿、陈深、黄继儒、黄道周、陈仁锡、蒋之华、陆时雍、宋瑛、陆钿、蒋之翘、金幡等四十九家的《楚辞》评。后者则录有《王逸楚辞》十七卷、《楚辞释文》一卷、《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重编〈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龙岗楚辞说》五卷、《楚辞赘说》、《楚辞集注》八卷的解题，还抄有司马迁的《屈原传》及沈亚之的《屈原外传》。本书版框外还抄有上述各家的注与评，还加上了为数不少的“德林按”(即作者自己的按语)。芦东山不仅汇集了中国历代的评论，还加入了其自己的按语。由此可见，芦东山对《楚辞》研究是倾注了大量心力的，但可惜的是这一研究尚未完成，东山就已去世，本书最终还是停留在稿本状态，并没有成书出版，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楚辞》研究史上的一大憾事。竹治贞夫著文介绍日本最早的《楚辞》研究者是秦鼎。秦鼎(1761―1831)是尾张藩藩校明伦堂教授，美浓人，字士铉，通称嘉奈卫，号沧浪、小翁、梦仙。其父是苅谷藩儒学家秦峨眉。秦鼎从其父继承家学，后师从细井平洲。他长于校勘，有《春秋左氏传校本》、《国语定本》、《世说笺本》、《楚辞灯校读》等。秦鼎翻刻了林云铭的《楚辞灯》，同时秦鼎做了下列几件事。一、卷首加了二篇序(尾张秦鼎《重刻楚辞灯序》、《秦鼎又题》)。二、附了日本“训读”。三、对卷首附录的《屈原列传》作了少量评注。四、在《楚辞灯》中并载屈复《新注》，用此方法让读者参照并读。将秦鼎与浅见絅齐相比，浅见絅齐于1711年去世，而秦鼎1761年方才出生，浅见絅齐的《楚辞师说》比秦鼎的《楚辞灯校读》要早很多。因此，竹治贞夫将秦鼎确定为日本最早的《楚辞》研究者，是不恰当的。 三 江户时代，在《楚辞》研究上取得了成绩的是龟井昭阳(1773―1836)，他是龟井南溟的长子。生于福冈，名昱，字符凤，通称昱太郎，号昭阳、空石、月窟、天山遯者等。继其父之后为福冈藩儒。著书有《论语语由述志》二十卷、《楚辞玦》二卷等共四十种。而在明治时代在《楚辞》研究上取得成绩的是冈松瓮谷(1820－1895)，他求学于日出(大分县日出町)帆足万里家塾“西奄精舎”，仕于熊本藩。明治维新后，任昌平黉教授、大学少博士。后任东京大学教授、东京学士院会员，被称为汉文大家。著书有《庄子考》四卷、《楚辞考》四卷、《论语讲义》四册等。由于如上文所已说的冈松瓮谷死于1895年，他的一生都在19世纪，因此，本文将他放在这一节中，一并加以说明。对龟井昭阳的《楚辞玦》与冈松瓮谷的《楚辞考》，竹治贞夫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前书，他说“本书注解的特色，是它具有透彻的合理性，和根据古代文献的恰当而一针见血的提示”，“作为日本学者的不可多得的《楚辞》研究著作，应当说它还是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的；对后书冈松瓮谷的，竹治贞夫称之为“温雅之中含有卓见的佳作”（1）。然而，两书的价值并不等同，依稻畑耕一郎所说，《楚辞玦》是一部“读骚札记”，逐条摘录《楚辞》辞句，并于其后写下自己的见解，也有改正旧注之处。而冈松瓮谷的《楚辞考》，则“是最早的一部由日本人编撰的对《楚辞》进行了全面注释、并且是唯一用汉语写作的《楚辞》注本”（3）。江户时期的日本学者对我国《楚辞》注本的收集也是下了功夫的，也有两位代表人物。其一，江户时代初期幕府的汉学巨擘林罗山。林罗山，又名林忠、林信胜，字子信，又号三郎、道春等。他是日本汉学史上一位极重要的学者。他将中国儒学从以前汉学家所认定的“修身齐家”的自我修养，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从而把原本是日本汉学中的一个流派——朱子学，提高到德川幕府时代官方哲学的地位，林罗山本人也成为这一时代日本汉学的象征。他收藏有明万历十四年刊本《楚辞》，卷末并有其手识文与训点。并且有《书楚辞后》一首诗，曰：“《楚辞》一部思忡忡，宋玉之徒慕遗风；可叹三闾大夫志，忠贞节操传无穷。”此书现存于日本内阁文库。其二，江户中期大阪学者木村孔恭。木村氏兼通和汉之学，取《诗经·蒹葭》篇名，将自己的藏书处名为“蒹葭堂”。他曾校点清人郑亦邹的《白麓藏书郑成功传》，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蒹葭堂”本以明代与清初刊本居多，并且有许多江户时代的手写本。其中“《楚辞》类”书大体有四种，一为明古与堂刊朱熹《楚辞集注》，一为明末刊朱熹《楚辞集注》，一为明刊张正声《广离骚》，一为日本江户时代吴仁杰《离骚草木疏》的手写本。此四种书如今也存于日本内阁文库。 四 在这一阶段中，日本学者是以中国文化为母体，通过直接阅读中国的典籍来学习中国文化，并用汉字书写研究成果。同时以模仿中国文化为能事，如作汉诗、汉文、习书法等。同时在对文学作品的品评标准、审美观念以及研究方式等各个方面都采用中国文化的方式。从文化交流以及交流后的互动关系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关系正如母文化与子文化的关系，是单向流动的关系，是被学习、被模仿的关系。而本时期的日本学者根本就没有把中国文化作为外来文化对待，他们不自觉的尝试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试图从学习与模仿的层次进入参与和创造层次。所以这一时期的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是没有距离感的。而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对于包括《楚辞》在内的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延承中国古代的研究方法，以训诂、考据、义理为主，同时还对我国历代的《楚辞》注本加以评介和介绍。 参考文献：（1）竹治贞夫.楚辞研究［M］.东京：风间书房，1978.（2）藤野岩友.楚辞对近江奈良朝文学的影响.（3）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J］.江汉论坛，1986，(7)：55.（4）藤野岩友.中国的文学与礼俗［M］.东京：教川书店，1976.（5）神田喜一郎全集(第8卷)［M］.同朋舍，昭和六十二年(1987).（6）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王海远(1973－)，男，江苏镇江人，文科版主任，文学博士，从事先秦文学与文论研究。另有： 日本最初原创现代侦探小说的中文译介——《无惨》翻译的文本研究 日本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津岛佑子文学中的家庭观 日本汉诗的吟诵及启示 近年日本出版部份《易》学书目

研究你感兴趣的 日语语法，词法，教学方法，或者日本文化就可以了啊。。。我看我朋友有写 关于日本人切腹这个文化现象的研究。。。还有国内可行的日本语词汇教学法的探讨 这一类~你对什么感兴趣，并且有资料，就可以写别人现成的东西，你不一定有资源的

马旭，男，1963年6月出生，小学高级教师，昭阳区第四小学校长，学校党支部书记，研究生学历。1982年昭通地区师范学校中师毕业，同年参加工作，任教于昭阳区第四小学。1984年担任学校教导副主任，1988年任学校教导主任，1994年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2005年担任学校校长职务。2003年就读中央电大“教育管理”专业毕业；2002年9月至2005年6月就读云南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毕业；2002年西南师范学院研修“教育管理”研究生毕业。先后多次荣获省、市、区“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杰出管理工作者”称号，先后在省、市、区刊物发表论文十余次。

论文发表现象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什么好批判的，有需求就有供给，有些大学生不诚实，也没什么办法。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对的，可他们还是这么做了，相信这种现象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无论是硕博期间，还是工作以后，论文发表是普遍的现象。但是，相对应的论文发表前的一系列问题，大家可能还比较陌生。今天就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一系列的问题。

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为了评奖之类的，但是其实这样的论文是毫无意义的吧。

不少接受《自然》采访的学者认为，这一情况的出现，与美国政府和政客们近些年对两国学术合作不断进行的政治干预乃至迫害，脱不了关系。

小学生发表论文现象

2022年7月3日，昆明市某小学举办了一次小学论文答辩会，论文答辩的内容不仅涉及到了女子服饰变迁，还涉及到了秦始皇的功绩影响，论文答辩涉及了各个内容，但是这些内容明显不属于小学生的学习范围。从现场传出的视频看，学生往往是脱稿演讲的，参加答辩的时候也表现得十分自信，但是不少网网友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表示形式主义要不得，小学生没必要这么卷。

学生上台讲述研究性成果，按理说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只是一次小组汇报，并不属于真正的毕业论文答辩。学校用答辩的名头来包装小学生的一次活动，表面上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是一种成果包装的结果，会引起大众的争议。根据国家对教育发表的意见，学校需要优化教学方式，需要注重启发性的教学，需要从基础学科来进行综合教学，要开展合作式、研究型等多个方式的学习。

学生在项目化学习的过程中，可以体验的生活，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和学习兴趣。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可以慢慢的喜欢上学习，但是过于强调学生的研究成果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个小学生是没有能力去创作一个全新的东西的，如果想要创造出成果，不可避免的需要成人的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父母的负担，同时有些作秀的感觉，还不如正常的举行活动。

小学生毕业论文的题目范围比较大，已经超出了小学生的学习范围，学校并没有踏踏实实的去做教育工作。如果学生并没有做到正确引导，可能会在学生的心里产生一种错误的想法，如今提倡素质教育，过度内卷是不应当的，学校的这种行为也是不提倡的。学校需要重视学生品质的培养，可以有一些创新意识，但是并不能够为了获取流量，就一味的搞噱头，飘于表面。

我觉得小学生毕业论文答辩是不可取的，小学生的词汇量是比较少的，而且这样会给孩子施加太大的压力，会让孩子产生厌学的心理。

我认为这种行为多此一举，因为小学生他们所有的知识都是老师教的，不涉及自己思考发现的内容。

学校教育要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和创新意识，但创新不是噱头，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小学生的项目式学习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即从“学知识”到“学会学习”，而不是强调什么样的研究成果 制作。 为此，学校教师布置的“研究课题”应符合学科教学要求和小学生能力； 所追求的教学成果应该是学生具体体验过程和学习能力的提高。

现象学期刊投稿

主要有以下期刊可以投稿国内哲学期刊1、《世界哲学》。是国内知名学术期刊，刊载国内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主要哲学流派的现状及争论的主要问题以及有关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哲学史、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等研究论著和译文；报道外国哲学界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哲学资料。2、《现代哲学》。现代哲学》创刊于1985年，2002年第1期起由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编辑出版。目前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国外哲学期刊。1、《Studiesin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2、《EuropeanJournalforPhilosophyofScience》3、《Philosophy,Ethics,andHumanitiesinMedicine》。

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即代表了你的学术成就，也相当于一个学术激励。发表一系列让人印象深刻的论文是一个年轻学者不断进阶的最直观表现。这也是科学家成就的最直接记录。

假设你已经完成研究，有了结果，只剩投稿：

1.写好文章草稿2.根据特定期刊调整格式（通常你的文章草稿也会受限于你的目标期刊和文章类型）3.申请特定期刊的账号，然后就按照在线投稿一步一步填

4.需要的材料还包括一篇cover letter，大致介绍你的研究和文章，这个是给editor看的5. 确定你的文章作者，重要的包括一作和通讯作者6. 确定你想要包括的reviewer以及你想排除的reviewer，通常这个部分跟你的竞争关系确定7. 然后submit，等回复

8. 短则数周，长则数月之后，editor会给反馈： A, editor 直接拒掉，不给reviewer看；B,给reviewer 看后，reviewer觉得不好，拒掉；C,reviewer们看了之后分歧很大，需要修改，那么改了再投；D, reviewer们一致认为好接收；9. 如果你被拒，换期刊再投，回到2

学术期刊的投稿虽然珍贵，等待的过程也是非常折磨人心灵的。伟大的成就必然经过无数的磨难，因此，年轻的科学家们路漫漫其修远兮。

投稿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直接找编辑部，一种是找中介代理发。。两种都能发。第一种方法花钱少，耗时间。第二种花钱多，省经历。

湖南大学现当代文学报录比是指该期刊所收录的文学作品与投稿量的比例。如果比例大于1，说明该期刊的录取标准较高，只收录较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比例小于1，说明该期刊的录取标准较低，接受大量的文学作品。因此，湖南大学现当代文学报录比大于50字意味着该期刊录取标准较高，只收录较优秀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