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服饰发表论文

魏晋南北朝服饰发表论文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魏晋南北朝服饰多为笼冠大袖衫。

魏晋时期的男子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笼冠的形象与北朝墓葬中出土的图象略同，然而时间却比其他资料要早，可见笼冠并非出自胡俗，而是先在中原地区流行以后，才逐渐传到北方，成为北朝时期的主要冠式之一本图为大袖宽衫展示图及漆纱笼冠。

魏晋南北朝妇女服饰 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 数 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打到俊俏潇洒的效果加上丰盛的首饰，反映出奢华糜丽之风此图为穿汉化衣裙的贵妇。

扩展资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服装遗俗汉朝。魏晋的名士们多光身着宽大外衣，或者外衣内着一件类似今天吊带衫的奇特内衣，并不穿中衣，此衣式仅见于这一时代，款式参见《北齐校书图》。

或许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中原男子在这一时代也开始流行上衣和裤装。绔、裤互称。由于南方的湿热气候，高齿木屐开始流行。袿衣（杂裾）是魏晋女服中的礼服。

魏晋时期衣冠承于东汉，一秉东汉追求繁华、奢丽的风格，袿衣即是衣两侧有尖角的款式，魏晋时，人们将尖角家常，敝屣旁边加以垂饰飘带。服装看起来异常飘逸，这便是彼时辞赋中的“华袿飞髾”。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魏晋南北朝服饰

魏晋南北朝笼冠大袖衫 魏晋时期的男子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笼冠的形象与北朝墓葬中出土的图象略同，然而时间却比其他资料要早，可见笼冠并非出自胡俗，而是先在中原地区流行以后，才逐渐传到北方，成为北朝时期的主要冠式之一本图为大袖宽衫展示图及漆纱笼冠魏晋南北朝妇女服饰 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 数 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打到俊俏潇洒的效果加上丰盛的首饰，反映出奢华糜丽之风此图为穿汉化衣裙的贵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帝便服 图中所绘洛神形象，无论从发式或服装来看，都是东晋时期流行的装束魏晋时期的男子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图中帝王头戴白纱帽，外着白穿宽袖狐皮大衣（形如大袖衫），毛在外手执如意，也是南朝时所喜尚的习俗（闫立本历代帝王图）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服饰 戴巾子穿宽衫的士人（孙位高逸图局部）高逸图是我国古代人物画中的杰出作品，它虽然出自唐代画家孙位之手，但具有浓郁的魏晋风韵画面绘四个士人，盘腿列坐于花毯之上，或戴小冠，或裹巾子，通穿宽博衫子每人身旁各立一侍者，也穿宽袖衣衫从画面的构图和人物的安排来看，都与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的竹林七贤砖印壁画相同，人物的服装和形态以及生活器具等都是典型的魏晋南北朝形制北朝官吏便服 左图为戴突骑帽披小袖衫子的官吏（北朝陶俑）中图为戴突骑帽穿裤褶袒右臂的男子右图为戴突骑帽穿大袖衫的官吏（河北磁县北白道出土彩绘陶俑） 魏晋帽类有几种样式：一种白高帽，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一种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 魏晋时期一般男子服饰主要为大袖衫胯褶及两裆等男子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图中官吏外穿的服装，形似披风，两边虽装有袖子，但无实际用途从形象资料来看，隋唐时期仍流行这样的装束，男女都可以穿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妆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发式，与前代有所不同魏晋流行的蔽髻，是一种假髻，晋成公蔽髻铭曾作过专门叙述，其髻上镶有金饰，各有严格制度，非命妇不得使用普通妇女除将本身头发挽成各种样式外，也有戴假髻的不过这种假髻比较随便，髻上的装饰也没有蔽髻那样复杂，时称缓鬓倾髻另有不少妇女模仿西域少 数 民族习俗，将发髻挽成单环或双环髻式，高耸发顶还有梳丫髻或螺髻者在南朝时，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妇女多在发顶正中分成髻鬟，做成上竖的环式，谓之飞天髻，先在宫中流行，后在民间普及此图为梳双环髻的妇女（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杂裾垂髾服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深衣制已不被男子采用，但在妇女中间却仍有人穿着这种服装与汉代相比，已有较大的差异在衣服的下摆部位，加一些饰物，通常以丝织物制成其特点是上宽下尖形如三角，并层层相叠另外，由于从围裳中伸出来的飘带比较长，走起路来，如燕飞舞到南北朝时，这种服饰又有了变化，去掉了曳地的飘带，而将尖角的燕尾加长，使两者合为一体本图为穿杂裾垂髾服的妇女（顾恺之列女图局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杂裾垂髾服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深衣制已不被男子采用，但在妇女中间却仍有人穿着这种服装与汉代相比，已有较大的差异比较典型的，是在服装上饰以纤髾所谓纤，是指一种固定在衣服下摆部位的饰物通常以丝织物制成，其特点是上宽下尖形如三角，并层层相叠所谓髾，指的是从围裳中伸出来的飘带由于飘带拖得比较长，走起路来，如燕飞舞到南北朝时，这种服饰又有了变化，去掉了曳地的飘带，而将尖角的燕尾加长，使两者合为一体本图为杂裾垂髾女服展示图（根据传世帛画及壁画复原绘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的衫裙 魏晋时期的妇女服装，都以宽博为主，其特点为：对襟，束腰，衣袖宽大，并在袖口衣襟下摆缀有不同色的缘饰，下着条纹间色裙，腰间用一块帛带系扎当时妇女的下裳，除间色裙外，还有其它裙式本图为宽袖对襟女衫长裙穿戴展示图及穿对襟子衫花纹长裙的妇女（北朝陶俑）魏晋南北朝妇女的衫裙 魏晋南北朝时期，女子多穿履靴等，有皮履丝履麻履锦履等凡娶妇之家先下丝鞋为礼鞋子的形式有风头履聚云履五朵履；宋有重台履；梁有分梢履立风履笏头履五色云霞履；陈有玉华飞头履；西晋又有鸠头履有的以形式定名，有的以色饰定名其中各种履不一定都是妇女所穿，如风头立风五色云霞玉华飞头等属妇女所穿；重台履是厚底鞋，男女都有之，因为南北朝时男足女足无异样 还有加以锈纹的履，例如陆机织女怨有足蹑刺绣之履；梁时沈约有锦履并花纹另外木屐在当时也为妇女穿着本图为织纹锦履（新疆民风出土实物）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衫裙 图为穿大袖衫间色条纹裙的贵妇侍从（敦煌莫高窟壁画）及大袖衫间色裙穿戴展示图（根据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壁画复原绘制）在敦煌莫高窟甬道的两侧及佛教故事的下方，往往有一行行排列整齐的男女，小的仅有数寸，高的竟达几尺他们中间有权势显赫的官吏，也有普通的平民百姓这些人物，都为修造洞窟出过资金，他们把自己的形象画在壁上，表示该窟的菩萨佛像都由他们供养，所以被称为窟主，也被称为供养人很多供养人的身旁都附有题记，写明年代职衔排行及姓氏等等本图所绘的服饰，在当时带有普遍性，河南洛阳等地出土的陶塑妇女，也穿这类服装其特点是：对襟束腰，衣袖宽大，袖口缀有一块不同颜色的贴袖下着条纹间色裙当时妇女的下裳，除穿间色裙外，还有其他裙饰晋人东宫旧事记太子之妃服装，有绛纱复裙丹碧纱纹双裙丹纱杯文罗裙等名色可见女裙的制作已很精致，质料颜色也各不相同南北朝时期的百姓服饰--魏晋时期冠帽很有特色汉代的巾帻依然流行，但与汉代略有不同的是帻后加高，体积逐渐缩小至顶，时称平上帻或叫小冠 小冠上下兼用，南北通行魏晋时期的妇女服装，都以宽博为主，其特点为：对襟，束腰，衣袖宽大，并在袖口衣襟下摆缀有不同色的缘饰，下着条纹间色裙，腰间用一块帛带系扎当时妇女的下裳，除间色裙外，还有其它裙式戴小冠穿宽袖襦裙的乐人南北朝时期裤褶 裤褶是北方游 牧民族的传统服装，基本款式为上身穿齐膝大袖衣，下身穿肥管裤这种服装的面料，常用较粗厚的毛布来制作穿裤和短上襦，合称襦裤，但封建贵族必须在襦裤外加穿袍裳，只有骑马者厮徒等从事劳动的人为了行动方便，才直接把裤露在外面封建贵族是不得穿短衣和裤外出的到了晋代这种习惯才有所改变南北朝的裤有大口裤和小口裤，以大口裤为时髦，穿大口裤行动不便，故用锦带将裤管缚住，有又称缚裤本图为裤褶展示图南北朝时期裤褶--裤褶是北方游 牧民族的传统服装，基本款式为上身穿齐膝大袖衣，下身穿肥管裤南北朝的裤有大口裤和小口裤，以大口裤为时髦，穿大口裤行动不便，故用锦带将裤管缚住，有又称缚裤魏晋时期冠帽很有特色汉代的巾帻依然流行，但与汉代略有不同的是帻后加高，体积逐渐缩小至顶，时称平上帻或叫小冠 小冠上下兼用，南北通行如在这种冠帻上加以笼巾，即成笼冠笼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冠饰，男女皆用因以黑漆细纱制成，又称漆纱笼冠戴笼冠及小冠穿裤褶的北朝侍从南北朝时期裤褶 裤褶是北方游 牧民族的传统服装，基本款式为上身穿齐膝大袖衣，下身穿肥管裤这种服装的面料，常用较粗厚的毛布来制作穿裤和短上襦，合称襦裤，但封建贵族必须在襦裤外加穿袍裳，只有骑马者厮徒等从事劳动的人为了行动方便，才直接把裤露在外面封建贵族是不得穿短衣和裤外出的到了晋代这种习惯才有所改变南北朝的裤有大口裤和小口裤，以大口裤为时髦，穿大口裤行动不便，故用锦带将裤管缚住，有又称缚裤此图为穿裤褶的男子魏晋南北朝杂裾垂髾服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深衣制已不被男子采用，但在妇女中间却仍有人穿着这种服装与汉代相比，已有较大的差异比较典型的，是在服装上饰以纤髾所谓纤，是指一种固定在衣服下摆部位的饰物通常以丝织物制成，其特点是上宽下尖形如三角，并层层相叠所谓髾，指的是从围裳中伸出来的飘带由于飘带拖得比较长，走起路来，如燕飞舞到南北朝时，这种服饰又有了变化，去掉了曳地的飘带，而将尖角的燕尾加长，使两者合为一体杂裾垂髾服展示图南北朝时期明光铠 魏晋北朝时期的铠甲主要有筩袖铠两裆铠和明光铠明光铠一词的来源，据说与胸前和背后的圆护有关因为这种圆护大多以铜铁等金属制成，并且打磨的极光，颇似镜子在战场上穿明光铠，由于太阳的照射，将会发出耀眼的明光，故名这种铠甲的样式很多，而且繁简不一：有的只是在裲裆的基础上前后各加两块圆护，有的则装有护肩护膝，复杂的还有数重护肩身甲大多长至臀部，腰间用皮带系束左面陶俑是戴兜鍪穿明光铠的武将；右面是明光铠穿戴展示图魏晋南北朝两裆铠 魏晋北朝时期的铠甲主要有筩袖铠两裆铠和明光铠 裲裆，有两种含意，一种是指服饰制度中的裲裆衫；一种是指武士穿的两裆铠两者的外形大体相同，区别主要在质料上裲裆衫的材料，通常用布帛，中间纳有丝棉，取其保暖而裲裆铠的材料则大多采用坚硬的金属和皮革铠甲的甲片，有长条形和鱼鳞形两种，比较常见的则是在胸背部分采用小型的鱼鳞甲片，以便于俯仰活动为了防止金属甲片磨损肌肤，武士在穿着两裆铠时，里面还常衬有一件厚实的裲裆衫图为两裆铠穿戴展示图（根据出土砖刻陶俑壁画复原绘制）魏晋南北朝两裆铠 魏晋北朝时期的铠甲主要有筩袖铠两裆铠和明光铠 裲裆，有两种含意，一种是指服饰制度中的裲裆衫；一种是指武士穿的两裆铠两者的外形大体相同，区别主要在质料上裲裆衫的材料，通常用布帛，中间纳有丝棉，取其保暖而裲裆铠的材料则大多采用坚硬的金属和皮革铠甲的甲片，有长条形和鱼鳞形两种，比较常见的则是在胸背部分采用小型的鱼鳞甲片，以便于俯仰活动为了防止金属甲片磨损肌肤，武士在穿着两裆铠时，里面还常衬有一件厚实的裲裆衫图为戴兜鍪穿两裆铠的武士（北魏加彩陶俑，传世实物，原件现在日本京都博物馆）魏晋南北朝服饰 南北朝武士复原图图中前排为两裆铠，长至膝上，腰部以上是胸背甲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有的用整块大甲片，甲身分前后两片，肩部及两侧用带系束图中后排两人所穿铠甲为明光铠胸前和背后的圆护有关因为这种圆护大多以铜铁等金属制成，并且打磨的极光，颇似镜子在战场上穿明光铠，由于太阳的照射，将会发出耀眼的明光，故名这种铠甲的样式很多，而且繁简不一：有的只是在裲裆的基础上前后各加两块圆护，有的则装有护肩护膝，复杂的还有数重护肩身甲大多长至臀部，腰间用皮带系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装特点可以概括为：紧身、圆领、开叉。其中：

一、男服服饰

1、礼服：除了北周以外，最大礼服祭服，仍只有一种，与汉代大致相同，惟衣裳主色稍有差异。

2、平冕服：各级的形式、服色大致相同，唯衣裳上的章纹，天子用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等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等七章，天子用刺绣文，公卿用织成文。

3、委貌冠服：为公卿行卿射礼之礼服。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皂缘为领袖。

4、朝服：同于汉代，天子与百官之朝服以所戴之冠来区别，亦都有五色朝服，魏晋南北朝以绛朝服为主。

5、通天冠服：魏晋南北朝，各王朝均以此服为天子的朝服，也是次等的礼服。着绛纱袍，皂缘中衣，黑鞋。

二、魏晋南北朝妇女服饰，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

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打到俊俏潇洒的效果加上丰盛的首饰，反映出奢华糜丽之风此图为穿汉化衣裙的贵妇。

典型形象

1、男子

魏晋以来，社会上盛传的玄学与道、释两教相结合，酝酿出文士的空谈之风。他们崇尚虚无，藐视礼法，放浪形骸、任情不羁。在服饰方面，魏晋时期的男子已很少穿传统的额审议，他们穿宽松的衫子，衫领敞开，袒露胸怀。

2、女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主要发型为头梳高髻，上插步摇首饰。发髻形势高大，发饰除一般形势的簪扠以外，流行一种专供支撑假发的杈子，承重的意义大于装饰的意义。

服装商承袭秦汉的遗俗，有衫、裤、褥、群等形制，后逐渐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紧身的衫褥或者袄，衣衫以对襟、交领为多，领、袖都有缘边；下着长裙，腰用帛带系扎。

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服饰-百度百科

魏晋南北朝期刊论文发表

周一良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30、40年代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用功颇深，50年代以后由于任务多歧，研究涉及诸多方面，70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论集》包括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民族、典制、史学等方面问题的论述，《札记》则重在诠释史料。两书皆立论严谨，富于创见，往往从对具体问题的精当考辨中揭示出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推重，如《乞活考》等文每为有关论著所援引。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了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大名家名著文丛），该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上下两编，汇集了他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所发表过的大部分论文。 这个领域的著述有《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和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50、60年代撰写中国与朝鲜等亚洲国家关系史文章多篇，对发展中国和亚洲各国友好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对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的问题，以及两国文化的异同及其原因也有深入探讨。80年代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首次提出狭义、广义和深义文化的论点，使文化问题的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周一良曾多次到亚洲、非洲、欧洲国家及美国讲学和进行学术文化交流。专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世界通史》（与吴于廑主编）、《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日文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中外文化交流史》（主编）、《唐代密宗》等；主要论文：《乞活考》、《论梁武帝及其时代》、《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收之史学》、《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英文）、《中国的梵文研究》、《敦煌写本书仪考》等。书目《毕竟是书生》、《钻石婚杂忆》。《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 邓懿 周一良译、（美）约翰·惠特尼·霍尔《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周一良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折焚柴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周一良译、（日）新井白石著《周一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 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但不知何故，老一辈学者中除周一良先生外，其他人对此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周一良先生始终没有停止对这一段史学史的思考。他撰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就是《魏收之史学》。该文1934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8期。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1岁的大学三年级学生。然而直到今天，这篇文章都极具参考价值，研究北朝史、研究史学史不可不读。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又连续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几篇有关史学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录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也有若干涉及史学史的条目，如“崔浩国史之狱”、“魏收袭用南朝史书”等等。周先生在1999年撰写的简短的《学术自述》中，对一生的学术研究做了扼要的总结。其中对自己在史学史研究上的创获有相当详细的介绍。在另一篇文章《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中，他回忆当年听邓之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课时说：“燕京规定学期末不考试，写一篇学年论文。我在这课就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后来这篇文章登在《燕京学报》，那时我二十一岁。这就是我最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始。四十七年以后，我为《百科全书》写‘魏书’这一条，重翻旧文，发现其中颇有余季豫先生《四库提要辩证》所未及道者，因记以自勉。”在文章后半部，他又再次说到史学史研究：“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没有总体的看法，也没有计划一个一个问题地突破。但是，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北朝史学的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 大家都知道，周先生学问渊博，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敦煌学及中外关系史众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但是他在总结学术生涯时却总是提到史学史研究。在1995年出版的《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他把上面提到的所有史学史论文都收录了进来。这些都说明他对自己在这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若要回顾周一良先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对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上的贡献就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次给予全面总结的是《隋书·经籍志》，后来又有刘知几的《史通》。《隋书·经籍志》限于体例，较为简单，不如《史通》细密。《史通》对从古至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从多个方面做了介绍、评判。但是，刘氏其实并不理解这一时期史学的特殊意义。只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距离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所以才使得《史通》的论述自然地以魏晋南北朝为主。与之相比，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关注显然已经是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了。他晚年的史学史文章标题多有“魏晋南北朝”诸字，反映出作者的意图是力争从总体上把握这个时期史学的基本面貌。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一文中，他提出这一段史学发展有若干特点。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的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采纷呈。”第四个特点，“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第五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最后一个特点，“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 对这些特点的总结反映出他所注意的并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学著作，而是要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宗教、史学著作的体裁、史官制度等大的方面着眼。这使得他与前代学者有了明显的不同，甚至也与他自己年轻时写《魏收之史学》时不一样了，在境界上显然是更高了。诸葛亮诸葛亮应该说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伟大的政治家。在他二十七、八岁时，刘备三顾茅庐去找他。然后，他就作了非常有名的《隆中对》。《隆中对》把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作了很细致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北方怎么样，南方怎么样，然后西方怎么样。跟刘备建议取荆州，取巴蜀，然后三分天下，跟曹操、孙吴抗争，这是很不简单的。当时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全国的局势作出这样细致深入的分析，而且最后历史的发展可以说基本上按照诸葛亮所预见的情况发展下去，形成所谓三国鼎立的局面，从这点上讲，我觉得诸葛亮一个年青的知识分子、一个年青的政治家能做到这样英明的预见，最后形成三国这种政治局面是很了不起的。这是从政治上讲。另外一方面，他到四川、云南执行民族政策。“七擒孟获”事是裴松之《三国志》注里边的，而陈寿《三国志》中并没有把这事记录下来。但是既然有这种传说，就说明有这种可能，也反映当时诸葛亮对待南中少数民族情况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可以说是以心服人，不是以力服人，是以德服人。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跟少数民族搞好团结，长期和平共处下去，最后达到融合。他在四川立足，云南成为他很重要的后方，直到今天云南少数民族还对他非常崇拜，非常敬爱，这不是偶然的。虽然“七擒孟获”是个故事，正史里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传说，反映一定的事实，特别是从千百年来西南少数民族对诸葛亮崇拜的情况，可以想象到他在民族政策方面的伟大见解跟实践结果的情况。另外从军事方面来讲，陈寿说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好像他不大能够打仗。蜀汉在战争方面不是太成功，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不能完全归罪于诸葛亮一个人，恐怕跟它的地理情况，跟他手下的人才等等各方面都有关系。但是有一点应该看到，就是他几次出祁山北伐，实际上我看是一种以攻为守的办法，他这样攻并不是真正一定想要打到长安，打到洛阳，但是出兵这种姿态，这种举动，就使得北方对他另眼看待，对他不放轻举妄动，这样就保住了西南四川云南一带地方，所以把诸葛亮北伐看作一种战略，利用这个办法来维护住这个政权的立足点，维护他的地位，这样看也许更适合些。诸葛亮给人的形象，现在一般都是从小说，戏剧方面传达过来的。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点应该考虑，就是诸葛亮是一个讲究法治的人。本传上讲他“循名责实”就是法家的态度，他“严刑峻法”，有功必赏，有过必罚，非常严格，老百姓都很怕他，但是同时也很敬爱他，我觉得这是诸葛亮的一个方面。是不是还有另一个方面应该考虑，就是他曾经讲过两句很有名的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什么叫“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呢?我体会这是道家思想，道家“无为而治”的一种思想，一种“淡泊”、“宁静”的想法。所以诸葛亮这个人应该说他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在安邦治国方面，是采取“严刑峻法”的办法。另外，他在为人方面有道家的一面。他的治家、人生观我觉得恐怕应该同时注意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特怔。可惜诸葛亮的著作今天留下来的不多，有些是假的，不可靠的。我想，如果他要作诗，写文章的话，恐怕很可能会更多的流露一些道家的思想，而不是商鞅，韩非的那种想法。所以今后研究诸葛亮，我觉得还可以从这方面多下些功夫，研究研究他的心态，研究研究他的思想深处是不是有几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讲严刑峻法的人。当然现在我们老百姓心目中的诸葛亮就是羽扇纶中的那种形象，这当然是从小说、戏剧里边来的，这说明小说戏剧对于宣传历史人物，对于进行历史教育还是很有用的。

学而优则仕一直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里占据这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如果生活在一个动荡的社会呢，就意味着入仕也是没有前途的，这样的话，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就会转向别的地方，只是因为农学和地理学比较实用，所以今天流传下来的较多而已。

请结合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探索魏晋时期大量农学和地理学著作产生的原因有哪些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 郦道元被称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勤奋好学，历览奇书，一生足迹遍及半个北部中国，在此基础上撰著《水经注》四十卷，是我国古代地理学名著，历来研究《水经注》成为专门学问，称为“郦学”；葛洪化学家，炼丹的，有《抱朴子》问世、思想继承了先秦法家的传统，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反对用“唯仁与义”、“清静”、“无欲”治国。祖冲之（ 公元429年—公元500年）是我国杰出的数学家，科学家。南北朝时期人，汉族人，字文远。生于宋文帝元嘉六年，卒于齐昏侯永元二年。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为避战乱，祖冲之的祖父祖昌由河北迁至江南。祖昌曾任刘宋的“大匠卿”，掌管土木工程；祖冲之的父亲也在朝中做官。祖冲之从小接受家传的科学知识。青年时进入华林学省，从事学术活动。一生先后任过南徐州（今镇江市）从事史、公府参军、娄县（今昆山市东北）令、谒者仆射、长水校尉等官职。其主要贡献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三方面。贾思勰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书香门第，其祖上就很喜欢读书、学习，尤其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这对贾思勰的一生有很大影响。他的家境虽然不是很富裕，但却拥有大量藏书，使他从小就有机会博览群书，从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为他以后编撰《齐民要术》打下了基础。成年以后，他开始走上仕途，曾经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等官职，并因此到过山东、河北、河南等许多地方。每到一地，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真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向一些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农请教，获得了不少农业方面的生产知识。中年以后，他又回到自己的故乡，开始经营农牧业，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对农业生产有了亲身体验，掌握了多种农业生产技术。大约在北魏永熙二年（533年）到东魏武定二年（554年）期间，他将自己积累的许多古书上的农业技术资料、询问老农获得的丰富经验、以及他自己的亲身实践，加以分析、整理、总结，写成农业科学技术巨著《齐民要术》。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五、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此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专论。有吕一飞《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文献》1988年第1期)、马欣、蒋家平《六世纪中叶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冲突与北方的再分裂》(《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6期)等。这类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文章为数不多。第二类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涉及民族文化的文章。如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中，谈到鲜卑文化时指出，通过鲜卑与汉族的交往，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北魏的石窟艺术、包括史学、佛学、农学、地理学等在内的大批的学术著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北朝民歌，北魏书法，古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元朝服饰设计论文发表

元朝（1271年—1368年），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帝国，定都大都。元朝妇女服装分贵族和平民两种衣。贵族多为蒙古人，以皮衣皮帽为民族装，材料多为貂鼠皮和羊皮。多为宽大的袍式，衣袖形似灯笼，袖口窄小，袖身宽肥。这种袍式肩部装饰十分华美。面料质地十分考究，采用云锦、茸类及毛毡织物，颜色多为红色。

在元朝并没有完整的冠服制度。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仍保持其生活习俗，但同时又受汉族的影响，服饰日趋华丽。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时代，服装服饰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元太祖成吉思汗自1206年建都，灭西夏、金之后，民族组成主要以蒙古族为主。元代由于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处于战乱状态，纺织业、手工业遭到很大破坏。宫中服制长期延用宋式。直到l321年元英宗时期才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连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积，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制，汉人称"一色衣"或"质孙服"。这是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点的服制。

元朝蒙古族女子时兴戴一种很有特色的古古冠，这种冠是用桦树皮或竹子、铁丝之类的材料作骨架从头顶伸出一个高近1米的柱子，柱子顶端扩大成平顶帽形，然后加饰翠华、珍珠，地位高的还在冠顶插野鸡毛使之飞舞飘动，很有生气。与古古冠相配的是长袍，蒙古贵族妇女的袍子宽松肥大，袖身很大但袖口收窄，衣长拖地，走路时要有两个女奴扶拽才能前行。这种宽袍一般用织金锦、丝绒或毛织品制成。流行胭脂红、鸡冠紫、泥金等艳丽的颜色，汉人也称团衫或大衣。他一反马上民族紧身窄衣的风格，体现了汉族文化队蒙古族服饰的影响。

蒙古族在入关后一直没有定式服制。直到元英宗1321年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服装上衣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bi)积，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质孙服是蒙古族的衣冠之一，汉话译为“一色衣”，与周代的深衣近似。衣袖较紧、窄，而且下裳较短。衣长至膝下，在腰有无数褶裥，造型像现在的百褶裙，在裳腰部加横裥，领式多是右衽交领，方领、盘领。下身是小口裤，脚穿络缝靴，腰间开始时用毡毳革作装饰，后来用拧丝金线或用红紫帛捻成线，横缠在腰上，这样骑在马上，束紧腰围就出了体型的轮廓。衣饰的纹样有：日月、龙、凤等纹。质以服用青、红色绵做的较多，在衣的肩背间缀以大诛作为装饰。

在元朝并没有完整的冠服制度。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仍保持其生活习俗，但同时又受汉族的影响，服饰日趋华丽。 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官员和士庶的日常服装多为窄袖长袍。另外,在元代大宴活动中，天子百官要穿统一颜色的服装，称为“质孙服”。“质孙”为蒙语音译，意思为“单色衣”，其形为袍袄状，与汉族深衣相近。《元史·舆服志》有：“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廷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据载，天子的质孙服款式繁多，冬服有十一种，夏服有十五种。 这个时期的妇女也穿长袍，而汉族妇女则以襦裙为主。由于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影响，在元代，男子流行留辫发和髡发，其特征是先用刀剃开两道直线，脑后头发全部剃去，左右两侧留出辫发或随意散落披肩。 关于服饰制度，历朝历代，都有规定。在元代之前的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采取辽代规定的服饰制度,崇尚简单,朴素,适用於马上生活习惯。所以，各朝官服有各朝的特点，自然，元朝有元朝的特点 。若稽往古，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元初立国，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宋，远法汉、唐。至英宗亲祀太庙，复置卤簿。今考之当时，上而天子之冕服，皇太子冠服，天子之质孙，天子之五辂与腰舆、象轿，以及仪卫队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与百官之质孙，以及于士庶人之服色，粲然其有章，秩然其有序。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于是朝廷之盛，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有以成一代之制作矣。元英宗时厘定的官服制度就直接大量搬用了汉人的舆服礼乐；另一方面，在种族等级制度高昂的头颅之下，质孙服、姑姑冠、辫发髡首左衽顺理成章地凌驾于交领右衽、峨冠大袖之上 。元朝的赐服制源自元世祖忽必烈皇帝。忽必烈每年到元上都，在其西城西内都要举行隆重的赐服仪式，即质孙宴。所谓“质孙”，含有“华丽”之意。皇帝要亲自举行国宴，百官应讲究服饰，要穿上“华丽”的衣服赴宴，因此而得名。质孙宴，其实质就是一个皇帝的“赐服仪式”。据《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忽必烈生于阳历9月即阴历八月二十八日。是日在元上都大行庆贺。蒙古每年之大节庆，除年终举行之节庆外，全年节庆之重大无有过之者也。世祖于其庆寿之日，衣其最美之金锦袍。同日，至少有男爵骑尉一万二千人，穿同色之衣，与皇帝同。所同者盖为颜色，非言其所衣之金锦与皇帝衣价相等也。各人并系一金带，此种衣服皆出皇帝所赐，上缀珍珠宝石甚多，价值确有万数。此衣不止一袭，盖皇帝以上述之衣颁给其一万二千男爵骑尉，每年有13次也。每次皇上与彼等服同色之衣，每次各易其色，足见其事之盛，世界之君主殆无有能及者也 。

有着承袭前朝的特点，官服的袖口比较小，腰带的图案比较好看，款式很多，不同的颜色的衣服，象征着不同的级别，紫袍的品级是相当高的。

以蒙古袍为代表的蒙古族传统服饰 宽大严实，封闭性强，是蒙古袍最显著的特点之一。领子高，不仅可以抵挡严寒，保护脖颈，而且能够预防风吹沙灌；大襟长，且带里襟，扣子错开顶钉，撩起来不影响干活，放下来暖肚防寒；袖长裉肥，骑马不冻手，套马胳臂可以任意挥动；下摆修长宽松，骑马既不冻膝盖，又能防止蚊虫叮咬。在特殊情况下，如轻装行进不带行李时，蒙古袍还是一件能铺能盖的多功能生活起居用具，“袖子是枕头，里襟是褥子，大襟是被子”“前襟是簸箕，后襟是斗篷，怀里是口袋，马蹄袖是手套”。 最初的蒙古袍是就地取材，用动物皮毛制成的。蒙古人称之为“答忽”，意为“皮袍”、“袄子”。据意大利人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出使蒙古记》记载，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常穿的皮袍（袄），有薄厚和毛朝里朝外之分。毛朝外的皮袍厚一些，常套在外面以抵御冬天的风雪严寒；毛朝里的皮袍由于相对薄些，也柔软些，一般常在帐幕等室内穿。那时候蒙古袍的制作样式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期差不多，即袖子窄，腰身紧，在右边扣扣子（右衽）。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为联络王罕与他一起兴兵为父报仇，曾送给王罕一件名贵的黑貂鼠皮做的皮袍当见面礼。王罕收到袍子后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大意是：别的且不说，就为这黑貂鼠皮袍我也得出兵帮你打败敌人，因为它不仅能保护我的腰（“肾之底”）免受风寒，而且能让我的心胸（“腔之膈”）常葆温暖。由此可见，蒙古人爱用动物特别是用珍奇动物的皮毛制作袍服，既不是因为其可以就地取材，也不是因为其珍贵罕见，主要在于它们具有特殊的保暖防寒养生作用。其实，当时大多数蒙古人的“答忽”系羊皮制成，用貂鼠、银鼠、银狐等珍贵兽皮制作的蒙古袍，只有少数贵族才能经常穿戴。随着蒙古人走向世界、入主中原，蒙古人制作袍服的材料日益繁多，所以南宋官员彭大雅、徐霆在其编著的《黑鞑事略》中记载曰：“旧以毡、毳、革，新以紵、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尽管大量使用丝织品、棉制品制衣，但从御寒的需要出发，皮毛制服装依然继续使用并流行。关于蒙古袍样式设计的由来，布里亚特有一则传说，一对蒙古老人为如花似玉的女儿出嫁做新衣没有现成的样子犯愁时，老太太突然灵机一动，伸出自己的手掌说：“样子就在这里。”她先照着自己右手的大拇指，画了衣服的左边（穿者的右边）的袖子，左手的大拇指，画了衣服的右边的袖子，拇指的第二关节部分相当于袖子的宽处，第一关节部分相当于袖子的窄处；接着她又用手掌生命纹和感情纹中间宽大的部分，做了腰身，一个蒙古袍的雏形就这样设计出来了。虽然是一个传说，却形象地说明了蒙古服装简洁实用、色彩绚丽等制作样式和特点的形成，是人与自然浑成一体的必然所得。就像天气随着时序的不同而冷暖各异那样，蒙古袍的款式也视男女老幼胖瘦而有所不同。如：男袍宽而长，女袍细而短；身体高的人，常穿肥一些的袍子，身体矮的人，袍子反而要瘦一些。此外，蒙古人着装讲究配合，即“身若着袍，足必踏靴，腰必束带”。这种搭配并非只是出于对美的追求，更主要是为了养生。因为足处在人体的最下端，血液回流不畅，容易发生冻伤，所以需要一双防寒、结实的高筒靴和蒙古袍搭配增加保暖的系数。更何况穿靴子骑马还能防止腿和镫皮的摩擦，上马蹬镫快捷、阻力小等特点。而束腰带不仅可以将一个蒙古袍分割成两个独立的空间，通过隔绝空气的流动，增强其保暖作用；还可以保证骑马时腰肋骨的稳定垂直，具有减轻疲劳，预防胃下垂发生等作用。此外，蒙古人腰带上还可以悬挂刀、火镰、烟盒等日常必需品。蒙古人入主中原后，特别是元朝定都大都（北京）以后，虽然一度制定了受汉文化影响明显的宫廷和官吏的统一着装服饰，但却依旧保持了本民族传统的服饰风格。欧阳玄《渔家傲南词》中的“汉女姝娥金搭脑，国人姬侍金貂帽”虽然描绘的是大都城过春节时拜年人群不同的装束，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蒙古人与汉人不同着装的历史事实。严峻而豪迈的草原生活不仅成就了蒙古族传统服饰防寒保暖、简练明快、结实耐用等特点；而且促使蒙古人在崇尚白色的同时，不局一格地追求衣着色彩的绚丽鲜艳，从而使蒙古族传统服饰既具象征意义又不乏实用价值。在蒙古人的眼里，白不仅代表着纯洁、美好、神圣，还代表着健康和长寿。大雪是白的，没有冬天的白雪就没有春天的青草；乳汁和奶制品是白的，羊毛、羊绒是白的，离开了它们就没有了蒙古人的衣装食物。关于蒙古人自古以来服饰颜色崇尚白色，中外人士多有记述。一位名叫张德辉的南宋官员，曾亲眼目睹了贵由汗时代蒙古帝国君臣上下全着白色衣裘，欢庆春节的场景：“比岁除日，辄迁帐易地以为贺正之所，日大晏（宴）所部于帐前，自王以下皆衣纯白裘”。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传统的大年节，也是蒙古族的主要节日之一，由于蒙古族崇尚白色，春节时穿着白色的衣物庆贺节日，所以，蒙古语中春节也称为“白节”。张德辉见到的蒙古官员节庆时所穿的统一着装，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元朝“质孙服”。“质孙”是蒙语颜色的音译，又写作“只孙”、“济逊”等，亦称“诈马”（波斯语音译，意为衣服、外衣）。所谓“质孙服”，其实就是一色的衣服。蒙古人所穿的“质孙服”除了一色白外，还有一色红、一色黄、一色蓝等。如果一个节庆延续几天，参加庆典或饮宴的蒙古官员所穿的质孙服就会一天换一种颜色。蒙古袍制作在颜色上与质孙服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分男女老少全都集多种绚丽鲜艳的色彩于一体。甚至将本属女装绣花镶边的专利，在制作蒙古袍时也匀给了男人。蒙古族传统服饰色彩绚丽鲜艳，既是和大草原万紫千红的一种协调，也是对游牧生活单一空旷的一种补充，更是对马背游牧、征战容易发生意外的一种预防。因为绚丽鲜艳的服装色彩，不仅容易将人和猎物分开，避免和减少误伤的发生，而且还可以在牧人或战士一旦负伤或失踪时方便搜寻和救护。蒙古族传统服装设计第一人除了袍服外，蒙古人穿的服装还有“搀察”（蒙语的音译，是上衣的统称）、“比甲”等。据《出使蒙古记》一书记载，蒙元帝国时期的蒙古族妇女身着的蒙古袍外面常系有两块天蓝色的绸带，一块系在腰间，另一块束在胸前。前者是变相的腰带，后者是乳罩之先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蒙古人在着装时，是很注意调摄养护身体的健康的。因此，有利于保健养生最晚从元朝开始就已经成为蒙古人服装设计时优先的考虑。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早在元代蒙古人就有了自己闻名世界的服装设计大师。这个服装设计大师的名字叫察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后。察必设计的蒙古族传统服装估计不会很少，但留在史籍记载中的只有两件。一件是带檐的帽子，另一件是类似现在坎肩与斗篷相结合的“比甲”。据《元史》、《出使蒙古记》、《黑鞑事略》、《草木子》等史籍记载，蒙元时期的蒙古人“官民皆戴帽”，男子“冬帽而夏笠”，“妇人顶故姑”。通过文献记载、考古出土的实物，以及故宫南薰殿所藏的历代帝后像，人们对当时人的穿戴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时候蒙古男子常戴的帽子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圆形帽，帽顶为半球形，下有宽檐，很像现在士兵的钢盔顶部。方形帽又名“瓦棱帽”，帽身用四个上小下大的梯形毡片缝合而成，然后加一个方形的帽顶。据《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记载，这些帽子的帽檐都是经察必改革设计后才成为定制的，“胡帽旧无前檐，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语后，后即益前檐，帝大喜，遂命为式”。给帽子增加了一个前檐，不仅射箭、视物不受阳光刺眼的干扰，而且可以保护眼睛的安全和健康。关于察必发明“比甲”的经过《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记载的亦很简单，只说察必发明这种比甲是为了方便弓马骑射，该设计“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马，时皆仿之。”这种无领无袖，前不开襟，后身比前胸宽长都大一倍，并配有两条腰带的新式服装不仅流行于当时，而且保存至今，浓缩于现在牧区蒙古妇女常穿的乌吉（坎肩）的制作设计之中。在故宫博物院南薰殿所藏的历代帝后像中，有一幅察必皇后头戴罟罟冠的画像。罟罟译自蒙古语，有不同的写法，如顾姑、罟姑等。意思都是指已婚妇女所戴的冠帽。察必皇后画像上所戴的罟罟冠，下部是一个圆形的帽箍，上面是一个筒状的高顶，顶部变大，形成一个倒锥体。帽子用红、黑两色织锦包在外面，顶上缀满珍珠。耸起的高冠上镶嵌有珠宝做的花饰。左右两侧，还挂有大粒珍珠编串的饰串。其实，罟罟冠的流行历史比元朝的建立要早得多。1974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四子王旗乌兰花镇西南的王梁古墓中发掘出几个完整的罟罟冠原物。这些罟罟冠用桦树皮围成，呈长筒状，外面包有花绸，缀以各种珠子。有的顶端还插有蓝孔雀羽毛。考虑到蒙古人的帽子不仅为了防寒、防风，而且还代表着身份与地位，所以察必皇后戴的那种华贵的缀满了珠宝的“超豪华型”罟罟冠，很可能是后来察必皇后个人的创造。据《元史》记载，身为“国母”的察必，虽然设计了许多引导时装新潮流的精美服装，但她本人却衣着朴素，不仅经常在后宫织布，还将宣政院丢弃的羊皮拣来缝制地毯。虽然元朝时候人们还不可能提出“专利权”的概念，但元成宗铁穆耳在一位工匠为他做了一顶黑细花斜皮帽子后，于大德元年（1297年）特别下了一道圣旨：“今后这皮帽样子休做与人者，与人呵，你死也。如今街下休做者，做的人，戴的人交扎撒里人去者。”这顶黑细花斜皮帽成了铁穆耳的专利，私做者、仿制者和敢于穿戴者一律交司法机关惩处。

明朝服饰设计专业论文发表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清朝服饰设计专业论文发表

【清代】夏朝服，披领及袖俱用石青色加片金沿，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腰帷行龙四，中有襞，裳行龙爪，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平水，头戴翎冠，颈饰朝珠，内着蟒袍，外加衫服，开衩内露的是衬衫，镶滚边长袄，低领袄衫多为圆领，右对襟，琵琶襟、衽大襟，扣襻系结，高髻，花钗，身穿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的上层妇女。

清朝的服饰，向前追溯，来源于满族的服饰，向后观察，也非汉服传统。所以虽然是汉人所穿，但不符合汉族传统服饰的“传统性”要素，所以不能划入汉服范畴；而今天汉人所穿的服装，其源流主要是来自西方，“唐装”马褂、旗袍等主要(要分清主次)源流来自满族的传统服装，所以不能称为:汉族的“传统服装”。即要分清，一个汉族人所穿的服装和汉民族整体的传统服装之间的区别。

1、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传统服装制度，由于八旗兵的进关，而遭到破坏，取而代之的 是突变的满族服装。

2、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褂。时至今日，它对现代服装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时代发展，经过加工曲线突出体态优美的旗袍，挽回了满服缺少美感的一面。

3、清代早期开始逐渐强迫变汉服为汉式旗装。清中期以后女装层层镶边，称为“滚镶”。清代满族妇女着满式旗装，她们不缠足，不束裙，皆穿旗袍，有时外加坎肩。乾隆以后，满族女装中出现高底的“花盆底”鞋。咸丰以后，又出现高大的“两把头”、“大拉翅”等发型，成为满族女装之突出的特征。

4、满清的马褂不修边幅。满人初进关时，通过大屠杀而迫使汉族穿上它们的马褂。康熙雍正年间，由于奴化政策，才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并发展成单、夹、纱、皮、棉等服装，成为男式便衣，士庶都可穿着。

马褂中有一种颜色不能随便使用，那就是黄色。黄马褂，是皇帝特赐的服装。

扩展资料：

清朝服装的演变过程：

1、康熙年间

贵族妇女流行一种身着黑领金色团花纹或片金花纹的褐色袍，外加浅绿色镶黑边并有金绣纹饰的大褂。襟前有佩饰，头上梳大髻，也有包头巾样式。侍女是着黑领绿袍，金纽扣，头上饰翠花，并有珠珰垂肩。

2、乾隆年间

妇女着镶粉色边饰的浅黄色衫，外着黑色大云头背心。裙边或裤腿镶有黑色绣花栏干，足着红色弓鞋。也有着朱衣，袖边镶白缎阔栏干，足着红色绣花鞋。

3、嘉庆道光年间

女子多着低领蓝衣紫裙，裙子镜面和底边均镶黑色绣花栏干，袖口镶白底全彩绣牡丹阔边。也有的袖口和衣服裙子镶阔栏干，裙带垂至膝下，肩有镶滚云肩。也有的着团花绿衣浅红色裙，裙的镜面上绣少许折枝花数朵，披云肩垂流苏。

4、同治年间

流行蓝缎地镶阔边的绸裤带，带宽一丈或数丈，带端有绣纹。无论着裙着裤均有系带的习俗。腰带系后垂至膝下为尚。

5、光绪中期

妇女衣裙渐短，袖子渐宽，带长过膝露出约一尺有余，走动时随风飘摆，也有将流苏缝于带端，摆动时呈现异样效果。服色以选用湖蓝、桃红为多，也有宝石蓝和大红等色。

6、光绪末年

妇女的衣服身长过膝，采用大镶滚装饰，裙上有时加十六至二十条飘带，每条带尾系上银铃，步行时有响声，甚为风趣。如此新装，确实将妇女们的形象装扮得更加清秀和娴静。这种在原有基础上稍加变化的新形式，在当时就是时髦的新潮装。

7、清末

流行衣袖里面装假袖口，少时一、二幅，多时二、三幅。这种装束，一则为了显示身份和富有；二则为加强旗装封闭形式的风格特色。假袖口不但用料考究，装饰布局也追求与旗袍相同，由此整体服饰更增加了华丽的效果，也加强了装饰的层次感。假袖口一层层连接起来，显现出窄袖的修长感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服装

百度百科-清朝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