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发表国学论文

高中生发表国学论文

引导语：“国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以下是我整理的国学智慧经典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人生智慧的关注和思考。中国人生智慧极富特色，究其根底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对此，儒、道、佛三家从不同角度给予了阐释，为中国传统人生智慧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图景。“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行处世之道。

中国传统人生智慧融儒、道、释为一体，互补相融。儒家讲入世，强调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忘世，强调清静无为，精神超脱，以柔克刚，安时处顺;佛家讲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烦恼，自度度人。儒、道、释三家在人生智慧问题上虽然有所差异，但各有特色，又互相融合，凝炼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人与人关系的定位取舍，人与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深邃追索。

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一项共同的挑战和冲突，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视角投向博大深邃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认为发掘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瑰宝，寻求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是十分有益的。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发展，也要从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中汲取 营养 ，特别是知天、知人、知己之道。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一个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古以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也称为天人之学，与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为三大学问。天人关系是研究知天的问题，也是探索人生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以及由此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若从历史的跨度进行比较：人类的历史约有300万年，人类的文明史约有6000年，科学技术的历史约有2500年，近代科学的历史约400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还不到100年，然而有学者估计，今天社会在3年内所发生的变化相当于上世纪初30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的300年内的变化、石器时代的3000年内的变化。

科技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也随之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世界性能源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反思。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强调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迫切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学者们从不同的认识角度提出了改进的对策。戴利(H·Daly)等经济学家提出了“稳态经济”理论，他们把传统的不考虑生态影响的经济模式称为“增长经济”，而把根据生态和社会相结合观念而形成的经济称为“稳态经济”，主张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以维持整个社会的长期生存和稳定，能够为全社会提供一个无限期保持下去的较高的生活水平。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Boulding)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肆意破坏环境，就会走向毁灭。英国经济学家史密斯(G·Simith)及一些自然科学家提出了“生态蓝图”理论，他们指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带来的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无穷的灾难，必须控制人口、保护资源、压缩生产，提倡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关注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显著特点。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我国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一是老子的“见素抱朴”、“回归自然”的“顺天说”，二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说”，三是《易传》提出的天人和谐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观点各有差异，但主张天人和谐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是可以统一的。

摘要：“国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幼儿园阶段诵读优秀国学经典，学习前人在修身养性，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智慧和 经验 ，可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幼儿的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

关键词：国学 经典 传承 文化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讲话中说道：“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

但是在各种文化交融贯通的现代社会，我们大多数人逐渐摒弃了汇集中国很多思想精粹和美德的国学文化，片面地认为我们的“国学文化”是落后的、带有封建残余的文化，而去追求所谓先进的西方文化。

事实上对于各国文化，如果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看的话，在其积淀传承的过程中都会有精华也有糟粕，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的“国学文化” 有很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比如：提倡修身齐家、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等，我们如果将国学中的精华挖掘出来，在幼儿园里，从儿童时期对孩子进行熏陶、浸润，就能达到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教育效果。

据调查发现，在中国，由于大部分孩子是独生子女，“四二一”式的家庭模式使越来越多的孩子存在着普遍的社会性问题：缺乏爱心，不尊敬长辈，蛮横，自私，合作与分享能力差。

面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在幼儿园适当导入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在培养儿童品德、修行等方面起到非常良好的效果。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事实上成年人的很多行为习惯、人格思想在7岁以前就已经形成并影响伴随我们的一生。因此，笔者认为在幼儿园阶段开设国学经典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幼儿园开设“国学”经典教育，以《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经典文章为教材基础，通过诵读原文、模仿动作、再现情境等教学手段有效地将“国学文化”传递给儿童。

那么，怎样在幼儿园有效地开展国学文化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呢?

1 通过多种手段与途径，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对于幼儿来说，如果只是枯燥的读书，时间一长难免失去兴趣。教师应根据幼儿的这一特点，合理运用多种手段来辅助经典诵读，为幼儿提供更多的刺激来激发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讲述故事法

讲故事是幼儿十分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将国学经典中的小典故，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讲给幼儿听，揭示传统文化经典中的道理，幼儿感兴趣，容易听得进去，学得也轻松。

1.2 图画法

古诗文经典比较难记，将枯燥的文字转化为图画、动画等形式，可以使古诗文经典更加容易理解，同时还能有助于记忆。幼儿形象思维占优势，在引导他们背诵一些文字艰深的古诗文经典时，如果能利用Flash动画将枯燥艰涩的文字转化成图像，不但能加深理解和记忆，而且有助于增强他们对古诗文经典的学习兴趣。在活动开展得比较好的基础上，还可以组织幼儿自己给文字配上图画，不断加深幼儿的理解。

1.3 趣味游戏法

将诵读的内容融入到幼儿最感兴趣的锻炼与游戏中，是增加儿童学习兴趣的好办法。伴随经典的唱诵，孩子们做着创编的扇操、拉手操、 武术 操、椅子操，气势磅礴，直击儿童心灵。在孩子们户外的器械活动中，把孩子们熟记的《三字经》、《弟子规》等内容编成橡皮筋、长绳、“跳房子”的新跳法，让孩子玩起来不念就不行，快乐地念唱巩固;在“翻胶线”、猜拳、手指戏等小游戏中，经典诗词的念诵也成了完成游戏的规则背景。将“经典”教育巧妙移植到多种活动中，使活动富有“趣味性”。

1.4 多种感官训练法

在指导幼儿开展诵读的过程中，还可以借鉴多种艺术手段，如组织开展吟咏、朗诵、唱歌、跳舞等活动，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调动幼儿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提高对古诗文经典的感受力。

1.5 情境表演法

大多数国学经典都是比较深奥难懂的，是幼儿难以理解的。为了让孩子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含义，教师可以为幼儿创设适当的情境，通过情境表演的方式，把深奥难懂的经典变为直观形象的表演，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以致用，让孩子做到“知行合一”。

1.6 比赛竞争法

幼儿园还可以组织举办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汇演和各种比赛，形式包括朗诵、吟唱、讲故事、背诵比赛、合唱、相声小品、游戏等，以此检验诵读活动的成效，激发幼儿更大的兴趣。

2 家园互动，合力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

幼儿园与家庭的教育重在“合力”。我们力求实现“双边互动”，用参与性最强、最生动的方式让家长始终“和孩子一起”。比如在班级中建立了“流动麦克风”制度，让小小的录音笔在每个儿童的家庭中流动，录下亲子共同诵读的章节，在全班播放并领诵，每月评比“金话筒”;以“经典长廊”为载体让家园同行，我们在幼儿园长廊以“活动夹”悬挂可自由取放的国学经典诵读卡，家长每天都可以与孩子一道取一张卡片回家，根据内容或与孩子共同诵读，或讲述给孩子听，或朗读给孩子欣赏。每天，要求家长安排5-10分钟与孩子共同诵读此内容，并由孩子记录下自己的心情和对家长参与的评价。

“滴水能穿石”、“积少能成多”，国学教育贵在坚持。努力把握好长时期“一滴水”的份量，始终保持孩子们“乐学”的状态是国学教育的根本。滴水会累积起穿石的力量，滴水能汇集成江河的丰富，从孩童开始，从小蓄积起来的民族的美德与智慧终将厚积薄发。

幼儿园的国学文化教育旨在让孩子常常耳濡目染于光明正大的智慧思想之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孩子纯洁无暇的心灵里，播撒下真、善、美的种子。我们相信，“国学文化”的价值将会伴随儿童一生，传统文化的精髓滋润将扶持他们克服人生的逆境难题，扬帆启航。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下面是我整理分享的论语国学经典论文，欢迎阅读!!!!!

国学经典论文 关键词:国学经典，论语，周易，金刚经，坛经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和文学数学的意思不同，并非 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 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 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 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如儒家哲学为主 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 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 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经典是一个民族博大智慧和美好情感的结晶，所载为至理常道， 透射着人文的光芒，其价值历久而弥新，任何一个文化系统皆有其永 恒不朽的经典作为源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学 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的国学经典文化底蕴丰厚，蕴藏 着丰富的为人处事的经验和做人的道理。

诵读经典， 使我们变得聪慧、 礼仪、仁爱、守信、博学......国学经典学习提升国民道德品质，让 我们一生受益无穷。 国学经典包括一.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二.易经、诗经、 老子、庄子。三.唐诗、宋词、元曲、韵文。

四书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诵读经典美文吸收、储藏、理解、运用。一位名牌大 学的高才生曾深有感触地讲道：语文学习是任何学习的基础。我之所 以各门功课学的得心应手，是因为大大得益于小时候的国学经典学 习，记忆酝酿，厚积薄发。读经重要，胜于读其他书。孔子的经典语 录集《论语》，因其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 及古人对其推崇备至，不仅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更是成为外国 学者甚至政治家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见， 《论语》 之影响深远而巨大。

我们今天再来捧读《论语》，其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北师大 教授于丹作了最精要的回答：“《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 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论语》就是教 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生活，找到个人坐 标”。因此，《论语》可以作为我们个人尤其是作为教师的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指南。

一、修身养性，德行人生 《论语》中关于修德的言论，最具概括性且易于遵循的有：

“君 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 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益者三友，损者三 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孔子认为:血气未定的年少之时, 不要沉浸于女色;血气方刚的成年时期,不要与人争斗:而到血气既衰 的老年,不要贪得无厌。一个人遇事不要主观臆测，不要盲目武断， 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孔子还认为，和正直，诚实守信，博学多才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和谄媚的人，虚伪阴险的人，花言巧 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同时他还认为，如果以适度的礼乐来节制自 己，以称道别人的好处，以拥有很多贤德的朋友为快乐，对人是有益 的，而以骄奢淫逸，游荡忘返，宴饮荒淫为快乐，对人则是有害的。这些言论， 简洁明了， 教人自我警醒， 让人持守美德或教人弃去偏执。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这几句话牢记在心，时时警醒自己，应该说在 修身行事方面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

二、勤于好学，终身不懈 孔子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强调学生应该勤于读书求知，探究 学问。在《论语·先进》中记载孔子反对子路使子羔去做费邑之宰， 因为子羔尚未成学，年纪尚轻。孔子认为，研习古代典籍是成就事功 的必备条件， 决不能忽略不顾。否则， 一味埋头蛮干， 难免会有差谬， 也就是说， 学习前代经典有益于涵养学生崇高的道德品质， 孔子指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诗能感发人的意志，陶冶人的情操， 使人向善;礼能规范约束人的行为，使人能够单立于世，而音乐能够 熏染人的心魄，使人德行圆满。总之，孔子认为学文可以涵养完美的 人格，所谓君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 些美好的品质，都应当归功于学文时潜移默化的力量。

三、诲人不倦，因材施教 《论语·述而》中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意思是说努力 学习而不感到满足，教诲别人而不感到厌倦。纵观《论语》全篇，孔 子这里的诲人不仅指教诲他人以知识， 还包括教诲他人为人处事的态度。作为教育先祖的孔子，可谓教书育人的典范，孔子从而立之年开 始教授学生，而且持久不渝，终生以之，他一生“弟子三千，贤人七 十二”，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佳话，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孔子 的教育事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除了他的“诲人不倦”的态度，还有 就是他“因材施教”的方法，在教育方面，孔子最伟大的口号是“有 教无类”，它打破了阶级的差别，年龄、贫富、贵贱等界限，学生中 长幼老少者有之， 富贵贫贱者有之， 但孔子却把他们调教得各有专长， 各有成就，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团体，在孔子周游列国的十四年间，师 生间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没有因为困厄而变心从俗，这是非常难能 可贵的。在《论语·先进》中有一段场景，令人感动，对于我们很受 启发。子路、曾皙、冉有等弟子侍坐在孔子身旁，孔子和他们坦诚自 然交谈，孔子启发他们：“如惑知尔，则何以哉?”弟子们于是很自然地说出真心话来。子路鲁莽率直， 公西华谨慎持重， 曾皙洒脱悠然， 无不显示了个人不同的才性、抱负和愿望，孔子于是据此对他们做恰 切的指导。

四、修己治人，仁爱至上 孔子无论谈“修己”还是“治人”，最终归依还是人生道德。

孔子所重视的德行，所包括的范围甚广，而这些都可用“仁爱”来总 括。“仁爱”是孔子所树立的最高的人生道德理想。在《论语》中有 一百多次提到“仁”，虽然具体语境的差异各不相同，但所指都是一 种道德的修养境界，是一切德行的总和，孔子提出“仁爱”，是对人 的情感、情操、修养的重视。“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些胁肩谄笑，趋炎附势， 出于利欲诱惑而屈己的人的行为不是 “仁” 何谓 。“仁” ?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 则得众，信则人仁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恭敬就 不会招致欺侮，宽容就能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守信就会得到人们的信 任，机敏就会取得成就，而慈善就容易调遣别人。这就是孔子认为的 “仁”的五者能行天下的理由。当然，孔子关于“仁”的言论还有很 多，但就教师的为人准则，只此几点，我认为就足够矣。可见，孔子 仁德思想的深远影响。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和文学数学的意思不同，并非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如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经典是一个民族博大智慧和美好情感的结晶，所载为至理常道，透射着人文的光芒，其价值历久而弥新，任何一个文化系统皆有其永恒不朽的经典作为源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学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的国学经典文化底蕴丰厚，蕴藏着丰富的为人处事的经验和做人的道理。诵读经典，使我们变得聪慧、礼仪、仁爱、守信、博学......国学经典学习提升国民道德品质，让我们一生受益无穷。

国学经典包括一.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二.易经、诗经、老子、庄子。三.唐诗、宋词、元曲、韵文。四.三字经、千字文、百

家姓、弟子规。诵读经典美文吸收、储藏、理解、运用。一位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曾深有感触地讲道：语文学习是任何学习的基础。我之所以各门功课学的得心应手，是因为大大得益于小时候的国学经典学习，记忆酝酿，厚积薄发。读经重要，胜于读其他书。孔子的经典语录集《论语》，因其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其推崇备至，不仅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更是成为外国学者甚至政治家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见，《论语》之影响深远而巨大。 我们今天再来捧读《论语》，其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北师大教授于丹作了最精要的回答：“《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生活，找到个人坐标”。因此，《论语》可以作为我们个人尤其是作为教师的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指南。

一、修身养性，德行人生

《论语》中关于修德的言论，最具概括性且易于遵循的有：“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孔子认为:血气未定的年少之时,不要沉浸于女色;血气方刚的成年时期,不要与人争斗:而到血气既衰的老年,不要贪得无厌。一个人遇事不要主观臆测，不要盲目武断，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孔子还认为，和正直，诚实守信，博学多才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和谄媚的人，虚伪阴险的人，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同时他还认为，如果以适度的礼乐来节制自己，以称道别人的好处，以拥有很多贤德的朋友为快乐，对人是有益的，而以骄奢淫逸，游荡忘返，宴饮荒淫为快乐，对人则是有害的。这些言论，简洁明了，教人自我警醒，让人持守美德或教人弃去偏执。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这几句话牢记在心，时时警醒自己，应该说在修身行事方面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

二、勤于好学，终身不懈

孔子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强调学生应该勤于读书求知，探究学问。在《论语〃先进》中记载孔子反对子路使子羔去做费邑之宰，因为子羔尚未成学，年纪尚轻。孔子认为，研习古代典籍是成就事功的必备条件，决不能忽略不顾。否则，一味埋头蛮干，难免会有差谬，也就是说，学习前代经典有益于涵养学生崇高的道德品质，孔子指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诗能感发人的意志，陶冶人的情操，使人向善;礼能规范约束人的行为，使人能够单立于世，而音乐能够熏染人的心魄，使人德行圆满。总之，孔子认为学文可以涵养完美的人格，所谓君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些美好的品质，都应当归功于学文时潜移默化的力量。

三、诲人不倦，因材施教

《论语〃述而》中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意思是说努力学习而不感到满足，教诲别人而不感到厌倦。纵观《论语》全篇，孔子这里的诲人不仅指教诲他人以知识，还包括教诲他人为人处事的态度。作为教育先祖的孔子，可谓教书育人的典范，孔子从而立之年开始教授学生，而且持久不渝，终生以之，他一生“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佳话，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孔子的教育事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除了他的“诲人不倦”的态度，还有就是他“因材施教”的方法，在教育方面，孔子最伟大的口号是“有教无类”，它打破了阶级的差别，年龄、贫富、贵贱等界限，学生中长幼老少者有之，富贵贫贱者有之，但孔子却把他们调教得各有专长，各有成就，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团体，在孔子周游列国的十四年间，师生间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没有因为困厄而变心从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论语〃先进》中有一段场景，令人感动，对于我们很受启发。子路、曾皙、冉有等弟子侍坐在孔子身旁，孔子和他们坦诚自然交谈，孔子启发他们：“如惑知尔，则何以哉?”弟子们于是很自然地说出真心话来。子路鲁莽率直，公西华谨慎持重，曾皙洒脱悠然，无不显示了个人不同的才性、抱负和愿望，孔子于是据此对他们做恰切的指导。

四、修己治人，仁爱至上

孔子无论谈“修己”还是“治人”，最终归依还是人生道德。孔子所重视的德行，所包括的范围甚广，而这些都可用“仁爱”来总括。“仁爱”是孔子所树立的最高的人生道德理想。在《论语》中有一百多次提到“仁”，虽然具体语境的差异各不相同，但所指都是一种道德的修养境界，是一切德行的总和，孔子提出“仁爱”，是对人的情感、情操、修养的重视。“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些胁肩谄笑，

趋炎附势，出于利欲诱惑而屈己的人的行为不是“仁”。何谓“仁”?“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仁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恭敬就不会招致欺侮，宽容就能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守信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任，机敏就会取得成就，而慈善就容易调遣别人。这就是孔子认为的“仁”的五者能行天下的理由。当然，孔子关于“仁”的言论还有很多，但就教师的为人准则，只此几点，我认为就足够矣。可见，孔子仁德思想的深远影。

中国高中生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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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都没希望的，后面上了心仪的211大学，发表的论文帮了不少忙

高中生发表论文，在SCI上可以被高等学府破格录取吗？应该来说的话，如果你发表这个论文的话，应该这个应该破格的话，可能就是加分破格录取，可能也是比较少见的，但是要特别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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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与学术自由

一、引言：美国学术自由的历史渊源

北美在殖民地建立初期就出现了大学。但与后来其他许多国家成文宪法不同的是，美国立宪时并未把学术自由确立为学者或学术机构的权利，以防止其受到政府或者社会利益集团的任意干涉。[1] 学术自由作为宪法权利首先是大陆国家宪法的创造。1850年普鲁士宪法就规定：“科学及其教学应该是自由的”。学术自由观念在美国的确立与传播，则在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一大批19世纪中叶留德美国人回国后致力于建设现代大学、维护学术自由努力的结果。[2]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起学校当局因为教员个人的学术观点触怒了某些利益集团，并导致校方在利益团体压力之下解聘教员的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大学的教员们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尝试通过教授们的公开结社来保证学术自由，争取学者不因为学术研究而遭受职业风险的保障。这就是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建立。它的主要措施是组织对解聘教授事件的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并予以公布，从而参与形成公共舆论，迫使大学在一定程度认可并接受学术自由的价值。它们还制定并发布自己的学术自由标准，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不断更新着教授们对于学术自由的理解。这些规则后来在很多时候都得到了学校管理当局的尊重。[3]

然而，美国宪法作为一部公法，除了第13修正案禁止任何人蓄奴以外，它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而不是对公民私人设定义务。所以不论怎样解释宪法，它都不能直接限制利益团体对大学的学术研究进行干涉。学术自由要有机会进入宪法的视野，必须以政府权力对大学的任意渗透和控制为契机。从一战开始，美国左翼运动的出现，使社会中的某些人产生了对于“红祸”的极大恐惧，一些限制左翼活动的立法也就随之出现。某些大学教员因为这些立法而被解雇。这也就使教授们的学术自由与政府的立法权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而宪法本是一张控制政府权力范围的法网，其职责就是为公权力划定界限。所以，当案件最终进入最高法院的那一刻，就开启了美国宪法中学术自由权利的历史。

二、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对相关宪法判例史的简单梳理

(1)个人学术自由权利的确立：少数意见转变为多数意见的历史

最高法院的判决中第一次出现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的概念是在1952年的阿德勒案中。[4]一项纽约州的立法规定教授、倡议以武力推翻政府或者作为这种组织成员的人，将被认为不适于被公共教育系统雇佣。它命令大学的董事会应当在经过告知和听证之后，确定这种组织的名单，并且把作为这类组织的成员身份作为不适于在公共教育机构任职的初步证据。原告阿德勒主张该法违宪，构成了对其言论自由以及作为或试图成为公共教育机构雇员的人的集会权的侵犯。此外，纽约州法对不称职的初步证据规定，违反了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最高法院以6：3的表决结果否定了原告的主张。明顿法官代表法院多数的意见认为教育当局作为市政雇主(municipal employer)，不能被排除对那些能证明其雇员对公共服务而言是否称职的事项的调查权;而且也不存在违反程序性正当程序的问题，因为作为利益受损的一方，原告在程序中已经被给予了提供相反证据的机会。

布莱克和道格拉斯法官的反对意见认为国家的公共教育机构的确不能成为共产主义活动的细胞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讲坛，但原告应该只因为其在教育系统中的公开行为而被认定有罪。本案异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学术自由的概念。异议认为，州法确定的程序导致因结社而有罪的结果，这与美国社会的原则格格不入。而且一旦社团被初步认定为具有“颠覆”的嫌疑，就导致了对她个人的听证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州法的这种程序对于学术自由产生了巨大的损害。任何社团的建立都有可能是为了反对一股歇斯底里的潮流或者因支持一项不受欢迎的计划而具有嫌疑。这样的组织中就可能有共产党的渗透和参与，他们的出现可能传染整个组织，(而使组织看上去具有颠覆嫌疑)，即使组织的计划实际上并不违法。但州法的规定使任何一个陷入该组织的成员都几乎可以被认定为有罪，因而个人必然倾向于在那些表达争论的社团面前退缩。在州法下发生的一切与在一个警察国家下发生的一切一样，所有的教员都受到持续的监视，对他们过去的仔细排查可以找到其不忠的标志，他们的言辞意见将被认为可以提供“危险思想”的线索，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在1957年的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中[5]，支持学术自由的观点开始出现在了法院的多元意见中，并对学术自由宪法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肯定。斯威齐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约瑟夫•熊彼特。毕业后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研究志趣发生了根本转向，时任新罕布什尔大学客座教授。因为在州大学发表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根据该州1951年的《颠覆活动法》，州总检察长对上诉人启动了颠覆行为调查。虽然被当作颠覆活动的证人，被传唤至总检察长前，回答了包括他本人是否为共产党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但他拒绝告知他所知的关于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及其成员的情况以及他在州大学发表的演讲的有关问题，他认为这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总检察长向地区法院申请强制其回答并获得强制令，但仍遭拒绝，地区法院判决其构成藐视法庭罪。

沃伦、布莱克、道格拉斯和布伦南法官认为州立法机关缺乏权力要求证人告知总检察长想获知的任何信息的权力。仅仅传唤证人，并强迫他违背其意愿，揭示他以往表达和结社的本质(to disclose the nature of his past expressions and associations)，就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在这些领域进行干预的措施，但这里却存在着《权利法案》和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毫无疑问这是对于上诉人学术自由和政治表达的侵犯。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对其侵犯极度保留、克制。

法兰克福特和哈伦法官的赞同意见同意多数的判决结果，认为要求证人回答问题侵犯了宪法保护的学术自由和政治自由;并且，州没有为这种侵犯提供基于保护州利益的正当化理由。赞同意见对学术自由有了更丰富的阐释：自然科学需要在假设与推断中成长，我们所谓的社会科学更是如此。为了社会的善，如果理解的确是一种非常关键的社会需要，那么对于社会的研究、思考就必须尽可能的不受约束。政治权力必须戒除对于这类追求明智的政府管理和人民福利的(学术)活动的侵犯，除非理由是紧迫的和不可抗拒的。基于一大群显著的证据，基于自由社会对自由大学的依赖性，上述论断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意味着大学中的知识生活必须排除政府的干扰。

在1967年的凯伊锡安诉董事会案中，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特别关注的地位得到了多数意见的完全肯定，从而具有了先例的效力。[6]该案推翻了1952年的阿德勒案判决。本案的上诉人是州立大学教员。按照纽约州法，他们被要求签署保证书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每个人都被通知拒绝签署的结果就是解雇。州以此防止其雇员中出现颠覆分子。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判决州法违宪。布伦南法官传达的多数意见认为，州法规定的具有煽动性言辞即可解雇教员的条款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没有教员能够把握对抽象教条的陈述与直接煽动的界限。州法禁止雇佣任何鼓励或者散发鼓励暴力推翻政府材料的人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它可能也禁止雇佣宣传抽象原则的人;州法规定共产党身份既构成不适合担任公职的初步证据，违宪地剥夺了结社自由，因为其不允许提供自己并非积极党员或缺乏促进非法目标的意图之抗辩。

多数意见高度肯定了学术自由的地位，认为我们的国家致力于保卫学术自由，它是一种对我们而不只是对有关教员而言至高无上的价值。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注，它完全不能容忍法律在课堂之上建立正统观念。教室就是思想的自由市场。美国大学中自由的重要性是不证自明的。没有人可以低估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这些教育青年的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给我们大学中的知识领袖们穿紧身衣只会使国家的未来陷于危机之中。而且也没有什么教育的领域已经被人类如此了解，以至于不会再有任何新的发现了。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因为鲜有什么原则被认为是绝对的。学术不可能在一个充满怀疑与猜忌的氛围中兴旺发达。教员和学生都必须可以自由的调查、学习和评价，以得到新的成长和理解。否则文明就要陷于停滞并死亡。

至此，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之一被彻底确立起来，面对立法对于学术自由的侵犯，公民可以寻求宪法的保护。在1985年的一个案例中，学术自由权的内涵再次获得最高法院的讨论，确认了机构自治也是学术自由的重要方面。[7]最高法院认为，学术自由的兴旺不只依赖于教员和学生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交流，也在不同的层面依赖于学院的自主决定;基于学术理由决定接收谁入校学习的裁量权是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之一;在决定学生的学术表现和他们的晋级与毕业方面，大学教员必须有一种最宽泛的裁量权;当法院被要求审查这种学术决定的实质时，法官必须对教员的专业判断展示最大限度的尊重;除非证明负责的委员会或个人实际上没有执行专业判断，偏离了公认的学术规范，否则法官显然不能推翻他们的决定。

(2)学术自由的发展：自由的限度所在

经历了权利确立与扩充的时期之后，对学术自由的讨论一定程度上转向了对其界限的认识。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否则人类的和谐共处就不可能。所以就应当避限制那种以学术自由的名义为自己的任性而为做掩护的情形。

在1987年的一个案例中，出现了政府以学术自由为名变相支持某种宗教信仰而违反立教条款的情况。[8]一项路易斯安娜州的法律要求州的公共学校必须平衡对待“创世科学”与“演化科学”。州法把这两种科学定义为证明创世和演化的科学证据以及由这些科学证据得出的推论，但并没有定义何为“创世”和“演化”。州法要求只要一种科学被教授，公共学校就必须教授另一种科学。为了“创世科学”，课程指导和研究服务才被发展和支持;禁止学校董事会歧视任何选择作为创世科学家或教授创世主义的人。州法宣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公立学校学生的家长、老师和宗教领袖起诉州法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根据先例，如果立法机关的立法缺乏世俗目的，而证据证明立法被设计去推进特定的宗教教条或禁止教授某些教派所厌恶的科学理论，就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发现本案中州法通过在公共教育的整体中以要么完全排斥演化论、要么反对演化论的宗教观点必须得到同时展现的方式来推进一种宗教教条;州法也没有推进其所宣称的保护学术自由的目标。因此，州法被认为试图利用政府的象征性和财政性支持以达成一种宗教目的，故而违反了立教条款。

在1990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诉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案中，对私立大学的学术自由，最高法院的解释倾向于限制其内涵。[9]显示了学术自由必须与其他宪法价值相协调的要求，也就更不能容许大学以宽泛的“学术自由”为名主张性别、种族等就业歧视。Rosalie Tung是私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籍华人副教授，宾大拒绝了她的聘用申请。她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该拒绝是为1964年《民权法》所禁止的基于种族、性别、和国别(national origin)的歧视。在该委员会的调查中，根据立法授权，委员会向宾大发出了传票，要求提供Tung和其他五位据称获得优待的男性教员的任职评审文件。宾大要求委员会修改传票，排除调取“保密的同行评审信息”。宾大主张政策考量和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原则要求承认宾大具有一项适格的特权，或者委员会应当采取一种平衡的进路(balancing approach)，只有在证明具备超越于相关性的特殊理由时，才能调取同行评审材料(peer review materials)。

布莱克门法官传达了最高法院的一致意见，否定了宾大的主张。认为大学并不具备可以抗辩公开在聘任决定中与基于性别、种族、国别歧视指控相关的同行评审材料之义务的任何特权;并且因为委员会的传票是内容中性的，既没有命令大学内的演讲偏离或靠近某个主题或观点，也没有在禁止国别、性别、种族歧视之外为大学选择教员提供任何实质的标准，所以宾大主张其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权所受到的侵犯是微不足道的。公开同行评审材料将会危害对于同行评审过程至关重要的保密性，使得大学获得与学术理由相关的信息来建立自己的聘任决定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危害是推测性的;至多只能在所主张权利缺位的情况下逐渐产生。

宾大所主张的特权也根本不能基于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宾大对学术自由方面本院判例法的依赖实际上是错置的。学术自由应对的是政府基于内容对大学演讲的控制以及对按照学术理由任命教员权利的侵犯问题。上诉人并没有主张任何内容管制问题，而是说公开同行评审材料会导致“教学和研究水平下降”。在任何情况下，学术自由都不能包括宾大主张的扩及同行评审材料保密的要求上。如果宾大的主张能被接受，那么许多普遍适用的法律，比如税法，都可以被认为在影响大学雇佣的情况下而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

三、美国宪法对学术自由保护的启示

通过对联邦最高法院相关案件的粗浅梳理，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美国宪法在保护学术自由方面的某些特征。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有时甚至存在内在价值张力的复杂体系。这就决定了对于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绝对不只是第一修正案独自能够承担的。实际上，学术自由内部不同的价值要求，使得宪法的不同部分都可能起到保护学术自由价值的功能，即使并非以保护学术自由为名。对法人财产权的保障即是一例，在学术自由概念正式进入法院并得到承认之前，它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学术机构自治性的功能。[10]总之，宪法已经在国家与学者个人的矛盾冲突面前，摆明了自己的立场。

学术自由的概念，其中所包含的需要处理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如何平衡政府、学校、教员、学生四方的关系，从而使得学术能够在这“四角关系”难免的纠葛下获得一种不断发展与持续成长的自由感觉。当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而不单只是一种宪法权利时，它就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对于学生，学术自由可以意味着学习与研究的自由，包括一定范围内的选课与听讲的自由;对于教员，则可以意味着自由的研究问题、授课、并发表研究成果，具备相应的职业保障，不因正当的科研行为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对于教育机构，学术自由可意味着自由选定科研项目，实行学术自治，按照学术标准选任与评定教职人员等级，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

所以，可以说，存在着包括政府与社会在内的对学术自由各种各样潜在的侵犯者，也就存在着多样化的学术自由要求。而显然，并非所有的这些要求都能立刻，以及应当成为宪法加以保护的对象。比如在今天，对于教员学术自由更大的侵害可能并非来自陷入“颠覆”恐惧的政府权力，而是来自大学管理层和学术同行的偏见与敌意。除了公立大学可视为政府机构要服从宪法之外，私立大学与学术同行都作为私方而通常不能成为宪法约束的对象，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侵犯学术自由;相反，这给他们提供了方便。比如，对某些激进主义研究倾向的敌意，就导致在一个同行评价对于学者学术事业发展日渐重要的学术环境里，它们在大学中的生存空间日渐受到压缩。[11]虽然，立法或许会主张学术自由的价值而对私人任意的歧视与敌意加以控制。但与19世纪末的种族歧视案类似，法院也会主张也是自然而形成的社会歧视不是法律能够消除的。[12]虽然该案所代表的宪法理论被推翻了，但是与种族偏见相比，这样的理由，用来证成伪装在学术外衣下的偏见、甚至学术政治斗争似乎是可行的。因为法院只能根据是否偏离公认的学术标准来审查学术决定。[13]但问题是公认的学术标准本身可能就是偏见的伪装。实际上，正是社会自治与自我协调的无效性，才导致了社会向立法寻求保护，有动力向法院寻求救济;而司法也有责任以立法和宪法来保护失调的社会机制下无法得到保障的某些价值。这就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边界应当有继续拓展的可能

可以预见到的是，一些形式化的教条原则根本不能成为宪法拓展自己保障范围的障碍。比如同行歧视问题，就应该区分真正严肃的学术评判与那些打着学术旗号却实际上以纯粹的敌意和偏见、甚至教职分配、职级评定等等方面的私人利益为根据的任意评价。认为学者的判断都是来自科学与理性，从来没有任何偏见的看法是不可能通过事实得到检验的。尤其对于州立大学来讲，作为“政府雇员”的激进主义教员，作为一种“离散与孤立”、因而民主过程可能无法有效保护的少数。[14]如果同行评审可以被认为实际上发挥了替代作为雇主的州立大学进行雇佣决策的功能，比如同行多数决定什么刊物才具有学术价值，而一些登载激进主义研究的刊物长期因为偏见而得不到承认，导致学者在任职评级时相关的学术贡献不能获得认定;并对学者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以至于如果不转变研究方向，其学术生涯就不能持续下去。这时，依据宪法及相关判例，同行因其实际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雇佣权力”也就可以被施加禁止特定就业歧视与禁止侵犯言论自由的义务。[15] 当然，正如，毕克尔所言，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应当采取“深思熟虑的速度”，应给政治机构和整个社会、尤其是是学术界在法院宣布“权利的原则”之后进行另一类的复审工作留下探讨与对话的空间。[16]以使学术自治的本质不会受到司法能动的侵害，正如一位法官所说：学术自由的观念，其根基是在学术著作中，而不是在法院[17];但是司法本身的价值也就是在多数人因秉持自己的独到观念而歧视少数人时为少数提供救济。拿捏好司法能动的尺度，的确是一门需要高超政治智慧与法律素养的裁判技术。

在这个领域，宪法保护、立法保护是与社会自我维护的界限必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最终的发展很可能取决于人心民意的走向，也就是“大众宪法观”;毕竟社会运动、政治、经济以及更多的因素引导着我们对宪法的理解，也决定了宪法的含义。[18]

注释:

[1]比如现在的“八二宪法”第47条“文化活动自由条款”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2]参见赵叶珠，“移植与创新:德国学术自由理念在美国的嬗变”，载《现代大学教育》，2010年第6期。

[3]参见李子江，“学术自由的危机与抗争：1860至1960年的美国大学”，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

[4]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342 U.S. 485.

[5]SWEEZY v. NEW HAMPSHIRE，354 U.S. 234.

[6]Keyishian v. Bd. of Regents，385 U.S.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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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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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中学三名高中生的论文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这是一篇关于机器学习上的算法创新和运用创新方面的论文。

宁波中学三名高中生的论文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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