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论文发表

孙永论文发表

彭鑫中医博士：论色情泛滥对当代青少年身心的摧残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在《论语》里面曾告诫过大家，他说：“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在年轻的时候，身体没有发育好，气血是非常不稳定的，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注意不要...

其实把那些搜来的文章，随便切切，自己再连接一下，一千字的论文很容易出来的。就把那些关于 绿色消费的概念 绿色消费的方式 绿色消费的意义 等等的一个个连接起来每个几百字 就差不多了…… 我就这么干的… 完整的文章，基本上都是COPY 来的 还不如自己搞的 绿色消费的概念：国际上对“绿色”的理解通常包括生命、节能、环保三个方面。绿色消费，包括的内容非常宽泛，不仅包括绿色产品，还包括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对物种的保护等，可以说涵盖生产行为、消费行为的方方面面。国际上一些环保专家把绿色消费概括成5R，即：节约资源，减少污染（Reduce）；绿色生活，环保选购（Reevaluate）；重复使用，多次利用（Reuse）；分类回收，循环再生（Recycle）；保护自然，万物共存（Rescue）等五个方面。绿色消费的意义：从新世纪的第一年起，我们提出“绿色消费”的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也就是说，在社会消费中，不仅要满足我们这一代人的消费需求和安全、健康，还要满足子孙后代的消费需求和安全健康。 诸如此类的 重要的是组合……

绿色消费呼唤绿色营销 论文关键词:绿色消费;特征;绿色营销;实施内容 论文摘要:绿色消费,即可持续消费,是消费者要求企业生产并销售有利于环保的绿色产品或提供绿色服务,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全球绿色消费的不断兴起与壮大,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不断增强,他们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绿色营销形式的产生企业开展绿色营销也可以不断促进绿色消费群体的发展壮大和成熟 绿色消费,即可持续消费,是一个全新的消费概念最早对绿色消费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研究的重点是勾画出关心环境保护的特殊人群的特征据1990年的一份全球性的调查报告显示,40%的欧洲人喜欢购买绿色产品;在我国,有53.8%的人愿意使用绿色产品,还有37.9%的人表示愿意购买绿色产品1994年,联合国环境署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发表的报告《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中提出了绿色消费的定义:“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减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 1.绿色消费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1)消费主体具有绿色消费意识 (2)绿色消费既要满足消费者自身的需要,又要有利于满足子孙后代的需要 (3)绿色消费的对象是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 (4)绿色消费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和谐协调融洽发展的自然观;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协调的社会观 (5)绿色消费过程和方式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积极推行绿色消费模式 (1)加强对绿色消费模式和方式的分析一是加强研究,协助确定地球所能长期负担的全球范围内均衡的绿色消费模式二是应当改变现有的衡量经济进步和增长的方式三是应细致的评价一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如何影响其他国家的环境四是应致力于研究从能源密集型生产转为劳动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生产对就业产生的影响 (2)改善公众信息意识一是要改变驱动不可持续消费的社会文化和心理传统因素以及价值观念,需要对绿色消费的道德观进行讨论二是需要新的关于绿色消费的宣传活动,要更多地发展信息网络,以便交换关于绿色消费的信息 (3)帮助消费者做出绿色消费的选择其挑战性在于为支持绿色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建立更广泛的和深层次的公众需求 全球绿色消费的不断兴起与壮大,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的不断增强,他们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绿色营销形式的产生绿色营销就是在绿色消费这一概念驱动下产生的,英国威儿斯大学肯毕提(kenpeattIe)教授在其所著的《绿色营销——化危机为商机的经营趋势》一书中指出:“绿色营销是一种能辨识预期及符合消费的社会需求,并且可带来利润及永续经营的管理过程”绿色营销的具体内容可从以下六个方面分别阐述: 1.制定绿色营销战略计划,树立良好的绿色企业形象 企业为了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实现绿色营销的战略目标,求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使自己朝着绿色企业的方向发展和努力为此,企业就要制定相应的战略计划,具体包括: (1)绿色营销战略计划 企业制定的绿色营销战略计划,包括绿色技术开发计划绿色产品开发计划清洁生产计划环保投资计划绿色教育计划和绿色营销计划,等等 (2)绿色企业形象塑造战略计划 企业应积极导入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统一绿色产品标志形象识别,加强绿色产品标志管理 2.搜集绿色信息,开发绿色资源 企业要实施绿色营销战略,搜集绿色信息是相当重要的企业为了适应绿色战略的要求,在进行绿色营销的同时,还要开发绿色资源

可以恢复，戒掉手淫，加上平时多去训练一下记忆力，时间久后就能慢慢恢复。加油戒掉吧！

孙永纪发表的论文

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创立140余年了，在其诞生之初，是作为一种假说被提出来的。除达尔文本人从对一些植物，动物形态的观察得出的推论外，并没有什么化石证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书中论及化石时，标题为“不完美的地质记录”。他承认在当时的化石研究中并未有证据显示有物种间过渡类型的存在，并指出这可能是最易于检验而又具有杀伤力的反进化论的理由。他看到了进化论的先天缺陷，并希望后人能予以验证。但是时至今日，进化论已成为一个公理；一个信仰；甚至一个宗教。不能讨论，更不能批判，只能无条件接受，否则就将招致无情的围剿，甚至被贴上“伪科学”，“反科学”的标签而断送自己的研究前程。在当今任何一本生物学杂志上，已经找不到任何质疑进化论的论文了。SCOTT和COLE在八十年代初，检索了当时的4000多种学术刊物，未发现任何一篇反进化论的论文，在68种与生物起源有关的学术期刊中，也未发现任何一篇是质疑进化论的。GEORGE W. GILCHRIST在1997年调查了世界上最大的五种期刊数据索引，也未发现反进化论或非进化论的论文。进化论者自豪地宣称，进化论对神创论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似乎进化论的合理性及不言自明性又得到了一次证明。 事实真的如此吗？进化论已是绝对的真理了吗？其实不然，SCOTT和COLE的工作还发现，在1985年提交的135000篇论文中，确有18篇论文是反进化论的和非进化论的。而这18篇论文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发表。进化论并非无懈可击，而是它的维护者不允许任何针对它的挑战。这更加给人一种印象：进化论并非确立于自身学说的科学性和完美程度，而是确立于众多崇拜者的信仰。进化论并非KARL POPPER意义上的“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而是一个假说，信仰和并不完美的证据的杂合体。 事实上，我们今天科学研究所发现的东西，已经足以让人们重新考虑进化论的正确性了。但这些事实要么被回避，要么被抹杀，人们在思维定式的驱使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盛行理论的卫道士，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不符合理性的科学精神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正视旧理论的缺陷及其面临的挑战，并勇于摆脱束缚。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向前发展，人类才能向前推动。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曾这样说明进化论的先驱、法国杰出的博物学家拉马克〔拉马克（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法国植物志》《动物哲学》。对进化论的贡献，“他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第一个使人认识到这样一个假定的可能性：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异是根据自然界的规律而不是由于神的干涉而发生的”。我们又看到，列宁在总结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时说：“达尔文的著作最后把上帝从自然界赶走了，生物科学便站立起来了。”这些论述首先表明了进化论在打击神学中的作用。 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开始，自然科学受到哥白尼“日心说”的鼓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8世纪，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力学已经从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生物学仍然禁锢在神学之中。神学世界观在生物学中具体表现为物种特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这两种观点主张：上帝是创造主，一切生物均为上帝所创造，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永恒不变的构造与功能，包括生活习性。显然，所谓物种特创论与物种不变论实质上就是搬到自然科学中的基督圣经。当时的生物科学只能是对圣经的注释，是“神学的婢女”。在这样一种不容置疑的社会思潮当中，进化思想是怎样占据了拉马克和达尔文等一批科学家头脑的呢？我们知道，从18世纪末开始，不仅有拉马克和达尔文，而且有一批自然科学家树立了进化论的思想。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有：法国科学家布封，法国动物学家圣提雷尔〔圣提雷尔（1772—1844）〕法国动物解剖学家、胚胎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曾任巴黎历史博物馆脊椎动物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解剖学的哲学》。，英国博物学家兼诗人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德国植物学家卡尔·尼古拉·弗腊斯（18101875），俄国动物学家路里耶（18141858）等。推动这么多自然科学家挣断神学束缚的力量来自何处？ 看一下进化思想在他们头脑中萌发的经过，我们便可以清楚了。例如，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曾这样谈道：“动物的变形，如由蝌蚪到蛙的变化，……人工造成的变化，如人工培育的马、狗、羊的新品种，……气候与季节条件造成的改变，……一切温血动物结构的基本一致，……使我们不能不断定它们都是从一种同样的生命纤维产生出来的”。这表明，物种在人工培育条件下和在不同外界环境作用下所发生的改变这些自然界的事实启发他产生了物种变化的思想。再拿德国的卡尔·弗腊斯来说，马克思誉他为“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他于1847年发表了《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一书。书中他利用古希腊作家对植物的形态、生态的描述，与他30年代在波斯、埃及等地的实地考察情况对比，得出结论说：“对植物物种不变的信念，也已为我们所动摇，我们甚至指出，这是自然造成的”。不难理解，正是与自然事实的直接接触导致他摒弃物种不变和物种特创的神学观点。 我们知道，在进化论的先驱者中，拉马克和达尔文曾直接受过神学教育，并可能以神职为终身职业。拉马克的双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牧师，因此让他在中学时代入教会学校受了几年神学熏陶。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并获得了学位和当牧师的资格。然而，又恰恰是他们两人给物种神创论与不变论以沉重的打击。神学观念的灌输并没有挡住进化论思想在他们头脑中的萌芽，其根本原因也正是由于观察大自然得来的事实。拉马克曾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问题，他说：“观察的材料已经明显地证明了种的不变理论的荒谬。”至于达尔文，大自然对他的启示作用就更加明显了，我们不妨多说几句。1935年，厄瓜多尔政府在距其海岸1000公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设立了达尔文纪念碑，纪念达尔文考察这一群岛一百周年，碑文写着：“查理士·达尔文于183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登陆。他在研究当地动植物分布时，初次考虑到生物进化问题，从此开始了这个悬而未决的论题的思想革命。”达尔文在他当时的考察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该群岛“四周都是新的鸟类、新的爬行类、新的软体动物、新的昆虫、新的植物……。为什么这些岛屿上的土著生物，无论在种类上或者在数目上都和大陆上的生物有不同的比例的联系，并且互相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呢？为什么它们也按照美洲的生物组织形式被创造出来呢？”“在地质史的近代时期里面，这里还是一片空虚无物的茫茫大洋。因此，无论从空间上或者从时间上看来，我们好像都会得出一个略为接近于那个巨大的事实的见解来，这就是一切秘密当中的秘密：地球上的新的生物第一次出现的问题”。达尔文认为，他的全部思想起源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对整个贝格尔号舰上的考察生活，他是这样回忆的，“贝格尔旅行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今后的整个事业”。这里有一段插曲很能说明自然事实对达尔文的启迪。在贝格尔号旅行前，达尔文十分钦佩的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汉斯罗建议达尔文把地质学家赖尔〔赖尔（1797—1875）〕又译为“莱伊尔”，英国地质学家，地质学的奠基人。主张地质渐变论，其主要著作《地质学原理》标志着经典地质学的成熟。的《地质学原理》一书带在身边，说：“你这次旅行必须将赖尔的新著作带在身边，随时翻阅它，因为它十分有趣，但是你除了它所记载的事实以外，千万不可注意它，因为它的理论都是荒唐到极点的。”原来，赖尔在书中阐述了地球地层是缓慢变化的，而地表环境的变化使生物也逐渐发生变化。赖尔的理论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灾变说”的批判，而汉斯罗是相信“灾变说”的。达尔文在途中仔细阅读了这部著作。在旅途开始时，他相信“生物是根据上帝的计划而创造出来的”——在旅途中，他曾这样回答军官们向他提出的这类问题。但是，当他刚刚考察了第一个地点——佛得角群岛的圣特雅哥岛，发现地层越深，生物化石的结构越简单；地层越浅，生物化石越复杂，生物的演变不是记录在地层的发展史中吗？在事实面前，达尔文不能不为赖尔的理论所征服。因此，他写道：“这次调查使我相信赖尔的观点远远胜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著作中提倡的观点。” 综上可见，观察、搜集、分析大自然的事实，这是进化论思想萌芽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同时，我们知道，也正是这些客观事实，给一代又一代的自然科学家以坚定的信念，使他们不顾宗教势力的迫害和社会愚昧势力的歧视、打击，承先启后、不断地提出生物进化的观点。同样，正是依靠了大量的事实，进化论才赢得了成功。正如大家今天都清楚看到的，不管人们对进化原因如何解释，不管进化论可能怎样改变自身的形式，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事实总是抹杀不了的。 理论的升华 人类的理智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总要弄明白“其所以然”，所以任何科学理论不可能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必须对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给予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早于达尔文很多年，人们发现生物演变的事实，就提出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卡弗·沃尔弗〔卡弗·沃尔弗（1733—1794）〕德国胚胎学家。他详细观察鸡的胚胎发育，证明鸡的血管是逐渐形成的，为生物体各种器官的“渐成论”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主要著作是1759年发表的《发生论》。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奥肯（1779—1851）〕德国自然哲学家。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是自然界发展的顶峰，精神规律与自然规律有相同之处。、拉马克、贝尔〔贝尔（1792—1876）〕又译为冯·贝尔，德裔俄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比较胚胎学的创始人。最大贡献是1827年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主要著作《动物发生史——观察与思考》，指出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关系越近，相似程度越大。在发育过程中，门的特征最先出现，然后是纲、目、科、属、种的特征。这一点后来在胚胎学上被称为“贝尔法则”。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那么，为什么进化论到达尔文手里才初告大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从理论上正确地阐明了生物进化的机理。 物种是演变的，这是事实，可演变的原因是什么？物种为什么会变异？为什么物种竟然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呢？在达尔文之前，已有一些进化论者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解答或偏离事实，或过于牵强附会。达尔文总结、扬弃了前人的学说，并注意从其他学科的学术思想中吸取养料，经过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紧张的思考，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以此来解释生物进化的事实。自然选择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和谐统一的内容： （1）生存斗争的理论。生殖过剩与生存条件的有限这一矛盾是地球上的物种被淘汰的外在原因之一。 （2）遗传性发生变异的理论。虽然变异的机制并不清楚，但普遍发生变异的事实不容否认，达尔文以此说明物种演变的内在原因。 （3）适者生存的理论。生存条件一直在变化，如果物种的变异适合于变化的环境，那么就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而发展；如果物种的变异不适宜于它当时生存的条件，那么就趋于衰减或灭亡。 这样，达尔文基于自然界本身的事实和矛盾，为我们大致描绘了生物进化的机制，各种关键的问题在他这里都有了比较合理的、有事实佐证的回答。新的物种怎么出现的呢？因为旧的物种会变异。很多物种为什么灭绝了？因为它们承受不住生存斗争的压力。为什么现存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那么和谐呢？因为无数变异之中的某些变异恰好符合环境的选择。至于为什么低等类型的生物到处存在，达尔文写道：“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不一定包含进步性的发展——自然选择只利用有利于处在复杂生活关系中的生物的那些变异。”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达尔文在论证观点时，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没有像拉马克那样，把自己的学说大量建立在猜测之上。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达尔文用事实解答了一切问题？不是。他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在于：一方面，当他并不能提供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的机制时，他便声明，目前的科学尚不能解开事实之谜；同时，他动用各方面的大量材料来证明这是事实。这样，虽没有解释“所以然”，但使大家还是容易相信他所说的是符合事实的。例如，关于变异的机制和遗传的机理，达尔文都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他承认：“我们对于变异规律深深地无知。我们能提出这部分或那部分为什么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个例子中还不到一个。”关于遗传，他说：“遗传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未来科学的事情。”自己无法回答的，就不轻易猜测和下结论，以避免让无把握的猜测降低理论的可靠性。但变异和遗传的事实是客观存在、抹杀不了的，于是达尔文就将丰富的材料摆在读者面前，这就使人读来不能不信，而把对原因的探讨寄希望于未来的科学。另一方面，当他解释事实发生的原因，说明自己的理论时，尽量搜集各方面、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样做无疑增加了新理论的可信性。看一下他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其材料的丰富和翔实充满字里行间，不难想见达尔文驾驭事实的功力深厚和用心良苦。 达尔文的科学气质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假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么爱好的假设（而我不能反对每一问题成立一种假设），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势力和神学的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达尔文身上具体表现为富有怀疑精神和不自满、不保守。 无须说，他的进化论是对当时宗教神学观的叛逆，是大胆怀疑的产物。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生活下去。”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火山口理论。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那样。”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起来，而是仍然富有怀疑和进取心。有一次，他读着刚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书，作者引用比利时一位学者发表在权威杂志《比利时皇家学会会报》上的一段实验资料：用近亲的兔子交配许多代，丝毫没有发生有害的后果。人们对权威报刊上的文章，习惯于不去怀疑。但达尔文认为，这一实验报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信给那家杂志，提出自己的见解，询问实验是否真实。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复，那个实验报告是伪造的。 达尔文从来不以伟人自居，他知道虚怀若谷对科学的价值。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贬低旁人的做法，面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会直言相告：“反对您加在我们那些伟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惯常认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极为重要，至少在科学家方面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理论，他决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厌深思，反复琢磨。关于遗传的机制，他曾提出“泛生论”的假说，认为从身体各部输出一种名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细胞，以此解释身体的变化即获得性状向子代的遗传。这一假说发表后，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达尔文很注意这些批评。例如对意大利植物学家菲得利克·德尔宾诺（18331905）的批评，他表示：“他反对这个假说，但批评得公正；我发现他的批评很有用处。”此后，他们经常通信，讨论植物学问题。也正是在认真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中，删去了有关泛生论假说的论述。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略见他虚心、严谨的治学之风。当然，从他1842年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的事实，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不厌深思”之“深”。 达尔文的第二个重要素质是他的观察能力。这似乎是他惟一那么自信的。他说：“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能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觉察那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众人之上。”这是没有疑问的。从他发表的许多著作中对动植物生态习性的描写，从他对物种与变种在形态与结构上微细差异的比较，我们不禁为他的观察能力叹服。当然，这一素质对达尔文的重要性也是不难理解的。对每一个博物学家和当时的进化论者来说，精细观察是进入研究的一个首要的、也是起码的条件。在达尔文，这真是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巧妙适应。 达尔文还谈到，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另一重要素质，那就是兴趣，一种探究自然奥秘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达尔文热衷于与哥哥去采集标本、旅行、打猎和研究化学。他对功课不感兴趣，因而成绩不好。他在自传里说：“学校对于我的教育来说，是一个空洞的场所。”正是这种兴趣，致使他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时心不在焉，以后转入剑桥神学系，一边学神学，一边却跟着汉斯罗等生物学教授、地质学教授学习了许多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知识，并参加植物与地质考察队进行学术探险。正是这种兴趣，使他虽然在神学系毕业，但不愿当神甫，而情愿去参加艰苦的环球考察。也正是这种兴趣，使他后半生虽疾病缠身，还是不懈地研究。兴趣，给了科学巨匠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发出忘我工作的热情。 在自传中，达尔文这样总结自己为创立进化论奋斗的一生，“最重要的是，爱好科学——不厌深思——勤勉观察和收集资料——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达尔文的经验之谈，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伦敦林耐学会上分别宣读了他们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科学的进化论由此诞生。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成为进化论的创立者。进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物种不变论”的传统观念，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萌芽、产生、发展、确立的思想历程，并从达尔文自身的科学气质上揭示了他成功的奥秘，高度评价了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一书在人类历史上的杰出贡献。阅读时，可以将本文与《〈物种起源〉导言》相参照，加深对进化论思想的认识，对导言内容的理解。~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略谈外国文学评论 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评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何来评论?是评论的依据。没有评论,便难于健康地发展,可能会长期存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不良局面,因此,评论对外国文学起着一种净化和提高的作用。 我国老一辈作家、家,尤其是作家兼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评论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着给我们,但一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着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奄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奄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本的。一本是伍光建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Mrs. Reed,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and rain so penetrating,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伍)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文都是直,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是尽可能地移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亦比伍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才一定能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伍)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我以为伍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这证明了直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这跟直有相当的距离。久历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评论面,甚至在接受批评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事业服务的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通报》。北京《通报》编辑委员会..一..出版了《通报》第一卷~期;..--..出版了第二卷~期;..--..出版了~期(期为特大号);..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通报吨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介绍与评论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年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滥、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家,虽然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着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常的外国文学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佳,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佳,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坏,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着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力量,二是舆论反应出版信息比较灵通,除掉本身有力量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与自己有联系的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的作品被得不堪入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劣逐步退出市场。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提高自己。如果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①参着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作家出版社,年版。 ②参看茅盾《简爱的两个本》,《文》年新卷第期。 ③李季《鲁迅对于工作的贡献人《通报}年月。

左鹏老师！首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任课教师左鹏老师！先上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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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化论产生的背景 19世纪中叶，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创立了科学的进化论。达尔文在他的进化论中唯物地阐明了生物进化的原因（机制），从而摧毁了神创论在生物学中的统治地位。达尔文之所以能在这个时期完成进化论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首先，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到了这个时期已经积累了充分的事实，证明有机界存在着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19世纪中叶，古生物学、地质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细胞学等学科所提供的丰富资料，为科学进化论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1831年达尔文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旅行。在历时五年之久的航行考察实践中，使他获得了地质、古生物、植物、动物等多方面极为丰富的实际知识，为他以后从事生物进化理论的总结，提供了直接的感性知识源泉。他在自然界观察到的无数事例，不能不使他对主张物种不变的神创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达尔文在考察结束时已经形成了物种变化的观点，但是物种为什么能发生变化，变化的规律是什么？达尔文当时还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达尔文继科学考察之后，又转而深入社会生产实践。当时英国有发达的畜牧业和园艺业，蓬勃开展的育种工作给达尔文提供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条件。人类的育种实践，有以下两个特点：（1）生物在人的有意识的控制下所发生的变异，比起在自然状态下所发生的变异要迅速，而且也更明显；（2）在人的控制下所引起的变异，比较容易看到新性状的形成与人对它的要求有关。这就是说：我们比较容易看到一个新品种是如何形成的。达尔文认识到研究育种工作的实践经验有助于解决进化的机制问题。他当时这样写下：“我开始观察的时候，便觉得细心研究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会给了解这个难解的问题提供最良好的机会。果然使我没有失望……。” 在总结育种实践的经验和他自己的科学实验中，达尔文逐步形成了人工选择的学说。 （二）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内容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是关于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的学说。他是首先形成了人工选择的学说，然后进而建立自然选择的学说。因此先把人工选择学说作一简单说明。 1．人工选择学说：达尔文在研究家畜和作物品种起源时，首先发现每一种家畜和作物都有许多品种，他认为不论品种有多少，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很大，但这些品种都来自一个或少数几个野生种。如家鸽的品种很多（达尔文当时搜集的鸽子有150个品种），但它们都起源于一种，即野生的岩鸽；家鸡的品种很多，但都来源于共同的祖先，即野生的原鸡。 不同的品种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达尔文认为：家养生物的各种品种，是人类通过有意识的选择而创造出来的。所谓选择，就是人类根据他们的要求和爱好把符合要求的个体变异保存下来，并让它们传种接代，把不符合要求的个体淘汰。通过遗传与变异的累积，逐渐形成各种品种。这样看来，新品种的形成包括3个因素：即变异、遗传与选择。变异在这里起着提供材料的作用，没有变异就没有选择的原材料；选择保留了对人有利的变异，淘汰对人不利的变异，没有选择，就没有变异的定向发展；遗传起着保持巩固变异的作用，没有遗传，就没有变异的积累。 人工选择学说的建立对达尔文进一步探讨物种起源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使他联想到，在自然界是否也有类似的选择过程呢？进一步的研究使达尔文确信：各物种的起源也是由于在自然界存在着同人工选择相似的选择过程。从而建立了自然选择的学说。 2．自然选择学说：自然选择学说是达尔文根据以下3个观察到的事实和由此而得出的两个推论而建立的。 首先，达尔文发现各种生物都有很高的繁殖率，如果自然界没有限制生物繁殖的因素，那末每个物种都有按几何级数（2、4、8、16、32、64……）迅速繁殖后代的趋势。例如象（是动物界中生殖缓慢的），从一对雌雄象开始，到750年之后，将产生出1900万头象。一对麻雀，在10年之后，将繁殖出2750亿个子孙。 达尔文观察到的第二个事实是：自然界各种生物的数量，一般说来，在一定时期内都保持相对稳定。尽管生物的繁殖潜力是巨大的，而实际上，动物的卵子（或植物的种子）不一定都能发育，幼体不一定都能成活，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被淘汰掉了。 达尔文注意到的第三个事实是：生物普遍地存在着变异。亲代与子代并不完全相同，同一亲代所生的子代也总有差异。事实上，没有两个个体是完全相同的。 达尔文从观察到的3个事实中得出了两个推论： 第一个推论：在自然界物种的巨大繁殖潜力之所以未能实现，乃是由于生存斗争（strugglefor existence）。正因为，一方面生物具有高度繁殖力，另一方面，生存条件不允许生物所产生的后代都能生存下来，因此，生物必然总是在生存斗争中，或者与无机环境作斗争，或者与不同种生物斗争（种间斗争），或者与同种的其它个体作斗争（种内斗争）。达尔文认为“最剧烈的斗争，差不多总是发生在同种的个体，因为它们居住在同一地域，取食于同样食料，遭受到同样威胁。” 第二个推论：在生存斗争中，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得到最好的机会保存自己和生育后代；相反地，那些具有不利变异的个体在生存斗争中就会遭到淘汰。达尔文把生存斗争所引起的这个过程称为“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或“适者生存”。 通过长期的、一代一代的自然选择，物种的变异被定向地积累下来，逐渐形成了新的物种，推动着生物的进化。 以上就是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基本要点。 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达尔文进化论，第一次对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作出了唯物的、规律性的解释，推翻了特创论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生物学中的统治地位，使生物学发生了一个革命变革。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它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3大发现之一（这3大发现是：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说、达尔文进化论）。 尽管受当时科学水平上的限制，达尔文学说中有个别的错误观点，也留下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总的说来，它现在已经把问题解答得令人再满意没有了。”达尔文进化论奠定了人类对生物进化认识的基础，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我们必然会更加深入地认识生物进化的规律，更有成效地改造自然。

盐城孙永芳发表论文

第一次接触到国培，是在网上远程培训。在这里，听到了许多专家很精彩的讲解，还有名家课例，既有理论支撑，又有实例可参考;既有观念上的洗礼，又有具体的方法指导，对我的语文课堂教学很有帮助，以致于在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外，我有把重点课堂反复观看，深入理解观摩，并尝试着改变自己的课堂。从那以后，每年的国培计划我都尽量争取参加，每次都收获颇丰。印象中最深刻的是2015年11月参加的教育部“国培计划----河南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主干学科教师培训项目”，学习地点在安阳师范学院，为期15天。这15天的培训学习是紧张忙碌的，每天的课程都安排地满满的，听讲座、访名校、完成作业，每天要提前半个小时到教室，轮流做微课；每次上课前要轮流主持介绍讲课专家，说出自己的听课感受；讲课过程中，专家名师们还会不时地与台下的我们互动，要随时准备回答。很多时候，整理笔记写感受等任务只能放在晚上来完成。 这15天的培训学习更是充实收获的。在这里，我与语文专家、名师面对面，认真聆听一场场精彩的语文大餐：洪劬颉老师的《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艺术、技术、品质与智慧》，洪镇涛老师的《我的语文教育观》，潘纪平老师的《语文教育科研》、张华清老师的《做优秀教师》等讲座，让我从不同角度提升了语文专业知识；杨景龙老师的《中学语文诗歌教学》、王安濮老师的《如何进行议论文教学》、杨宏伟老师的《六步自学法》、孙永芳老师的《诗歌教学实施策略》等专题让我对语文课堂教学内容的定位更为准确，教学粗略更为明晰；付玲老师的《凝练自己的好课》让我愉悦地进入了一个神奇的语文世界；汪重阳老师的《语文教师的专业读写与哲学境界提升》让我深深感到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感动于他的46本日记，要做一个有追求有无情趣有积淀的语文老师！ 这次培训，对我来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和知识的收获，回来后的分享会上，除了讲述培训内容外，我还给老师们分享了三句话：我就是我，不一样的花朵！要敢于挑战自己；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每天都要“榨干”自己一次；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知道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前方的路任重而道远，而我唯有脚踏实地去干！ 以后的日子里，我开始尝试着把在培训学习中学到的知识运用于自己的语文教学中。备课时，不再是复印机搬运工，更多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考虑:孩子们最喜欢读的可能是哪些句子？他们最愿意怎样去读？课堂上，我也试着让孩子们逐渐学会自学，试着和孩子们一起比赛挑战背诵，试着让自己的语文课充满快乐；课下，我试着强迫自己坚持读书，坚持反思自己的教学和班级工作...... 付出总有收获。2016年我所担任的两个班级的语文成绩在全县统一组织的抽测考试中名列前茅，我也荣获了“教学标兵”“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所写文章《春天的约会》在“蒲西中学杯”全县中小学征文大赛中荣获教师组一等奖；2016、2017连续两年被评为“社团优秀指导老师”；2017年主持的课题《初中高效快速作文策略的研究》荣获长垣县基础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成果壹等奖。 2018年9月，为了更好地提高自己，我申请加入了“任艳普名师工作室”，参加了两次大型的听评课活动，分别听了张爱敏、谢向茗、王兆乾、周迎梅、韩刚豪等老师的课以及精彩的点评，让我对散文教学有了更清晰更具体的认识。他们的课有共同的优点:语言精练，问题抛出恰到好处，这需要锤炼沉淀自己的基本功底；能紧紧围绕文体特点，带领学生走进文本，领悟语言，体悟情感，这需要执教者对文本深入的阅读研究；课堂环环相扣，时有“包袱”抖出，透彻有深度，这需要教师创造性的思考设计。与他们相比，我的课堂还远远不够，我要以这些老师为榜样，不断进步。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逼着自己去改进。每一篇课文，至少出声朗读不少于三遍，完整了解作者经历和写作背景，每节课都要有一个主问题并对学生的回答有不同预设，课堂尽可能多地采用不同的方式朗读，坚持做好课后反思，虽然我还不能向这些优秀的老师一样发声，但我要努力向优秀看齐。 此外，在工作和学习之余，我还学习了名师工作室老师们的作品：认真阅读任老师在微信群里转发的优秀文章；张爱敏老师的每日更新，郝海峰老师的文章和“今日书语”，苏娜和薛玲老师的分享和作品，尝试着坚持写……我很明白，我离优秀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每次遇到困难犹豫不前时，我就会想起国培学习听课时的感动与激情，于是，鼓励自己，只要心中有梦想，坚持不懈地去努力，就会离优秀越来越近。“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小小的天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即使蜗牛也有梦想，虽远必达！感谢国培，让我领略了更好地风景，让我看到了自己越来越好的样子！

孙发发表论文

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的皇帝，他在位十三年锐意拓新，改革除弊。使他在康雍乾三朝，承前启后，名垂史册。作为一个政治家，勤政是他区别于其他帝王的一个显著特征；选储，则是雍正留给清代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有人说13年很短，我说也不短，当然了，他比他父亲康熙61年是短，比他儿子60年也短，虽然雍正在位13年，但是在“康雍乾”这三代，他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地位，是一个关键的地位。雍正是一个改革型的皇帝，特别是雍正在制度上做了许多的改革。 第一：就是整顿吏治，雍正做皇子的时候，对康熙晚年政治上的弊端，官场上的腐败，看得比较清楚。雍正他45岁继位，盛年的时候，已经比较成熟了，雍正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雍正元年的正月，雍正连续下了13道谕旨，总督、巡抚、布政司、知府、知州、知县、文官还有武官，告诫他们不许贪污，不许受贿，不许克扣，武官不许吃空额，违者严重治罪。 他成立会考府，就是对财政进行审计，审计出问题，要严肃处理，譬如说户部亏空了二百多万两银子怎么办？凡是有关的堂官，在任的、离任的一率退赔。这一招很灵，对官场腐败的风气给予很大的震动，扭转了康熙晚期的官场的腐败作风，整个机关从内阁六部一直到省府州县，出现了一个比过去更好的一个勤政节俭的局面，国库比康熙的时候就更充裕了。对他评价是这样的，《清史稿·食货志》：“雍正初，整理财政，收入颇增”。史学家评论说雍正：“澄清吏治，裁割陋规，整饬官方，严惩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都是收到一定的时效，可以说没有雍正大刀阔斧整顿吏治，也就没有乾隆的盛世，这是一。 第二：设立军机处。原来清朝军事方面的大事主要是由议政处来做，行政方面主要是内阁。雍正在议政处和内阁之外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大臣开始二三人，后来多的时候到八九人，一般的情况下，五至七人，军机大臣直接对皇帝负责，雍正皇帝几乎每天召见军机大臣，共商军政大事，重大的事情，军机大臣直接奏报到皇帝。但是军机处的权利在内阁之上，明朝以来内阁可以草拟谕旨，对皇帝重要的决定可以封驳，这时候不行了，皇帝大权独揽，军机处的实行，就把封建君主集权专制推到了一个顶峰，大大强化了君主专制。 第三：完善密折制度。密就是秘密。奏折有学者考证，顺治晚年有了，康熙就很多了，康熙的时候，有资格上奏折的大约一百来人，雍正把它推广，取得上奏折资格人大约有1200人左右，就是扩大了信息的来源。奏折可以不通过内阁，不通过议政处，而通过奏事处直接到雍正那儿，雍正把批示也不通过内阁，直接发还到上奏者本人，这样雍正就可以从全国各地各个方面了解下面的情况。密折和军机处合在一起，极大强化了皇权，这是第三。 第四改土归流。大家知道少数民族地区，它原来的管理体制是土司，头人是土司，头人和土司是世袭的，不受朝廷任命，世世代代做土司，时间做久了没有监督，有的土司做坏事腐败，中央的政令不能直接下达。到雍正的时候，全面改土归流，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全面推行改土归流制度，流就是流官，由朝廷派官，有任期，可以流动，所以叫改土归流。这样朝廷的指令可以直接到了民族地区，官员受朝廷的监督，要轮换，这就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也有利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第五：摊丁入地。我们中国在皇朝时代，长期以来是土地和人丁分头纳税，土地税、人头税，到雍正的时候，在已有办法的基础上，全面推行摊丁入地制度，就是把人丁的那个人头税摊到土地里头，这可以使得一些穷苦的没有土地的人，免征了人头税，这样一来，它的正面影响减轻了是封建的人生依附，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刺激了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康熙50年以后，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了乾隆的时候，中国人口达到三亿，道光的时候达到四亿。 第六：废除贱籍。大家知道印度古代有贱民，清朝雍正之前也有贱民，当时明朝以来户口有军籍，有民籍，民籍就是士农工商。贱籍就是贱民，不属于市农工商，他们不能读书，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世世代代身份不能改变。这些贱民身份很底下，贱籍据说从宋朝以来就延续下来了，做一些被人看不起的工作。雍正先后下令取消贱民，取消贱籍，让他们编为民籍，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这种人虽然人数不是太多，但是在历史上是有一种积极的进步的意义。 总之雍正在位13年，对许多的事情做了重大的改革，特别是对一些制度方面做了些改革。所以到了雍正的末年，扭转了康熙末年的一些不好的风气，而使清朝的历史继续向上发展。所以雍正既继承了他父亲康熙的有力的措施，又纠正了康熙时期一些错误的措施，改变了康熙晚年那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同时雍正的许多措施，也为后来乾隆的强盛奠定了基础。所以说雍正是“康雍乾”三代，他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说“康乾盛世”，严格说起来是“康雍乾盛世”。 以上内容均引自《清十二帝疑云》阎崇年 著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共四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等十六部。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六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等十一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二百五十余篇。 另外建议：如果对清史有兴趣但又没精力翻阅大部头史书，可以看看cctv-10 的百家讲坛《清十二帝疑云》。另外这些讲座的文稿已经结集成书，同名。深入浅出，有丰富的配图，不同于一般历史著作佶屈聱牙，显得生动活泼，很长见识。我买有，很不错。bt2.btchina.net里面长期有“百家讲坛”系列片的下载。进入网页以后搜索“百家讲坛”即可。

整顿吏治。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吏治废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他克服各个方面的阻力，在全国上下大规模的开展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实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取缔陋规等多项工作，由于他态度决断，雷厉风行，清朝的财政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改善，官吏贪污吏治腐败的坏况都有很大的转变。旅日华人学者杨启樵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摊丁入亩。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清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雍正前期严格执行海禁，但后因考虑沿海的确百姓疾苦，于雍正五年开放洋禁。允许民人往南洋贸易。海禁施行于闽、粤两省。 雍正对当时的鸦片贸易也较为重视，他的鸦片政策是：贩卖毒品，严惩不贷，严格区分药用鸦片与毒品鸦片烟，毒品严禁，药用不干涉，且照顾小本商人的正当利益。对待西欧来的使者，雍正也以礼相待。他虽竭力反对天主教等在中国民间的传播（这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也在于封建皇帝思想的保守性），但同时，他对天主教也并无恶意，五年，博尔都噶尔（今葡萄牙）使臣麦德乐来京。雍正对他的优待，使他深为感激。甚至于雍正寿辰之时，在天主堂作祈祷，为之祝寿。雍正还选了一些有才能的传教士在宫中研制外国仪器和烧造材料。马戛尔尼当年来华，有一部分原因是雍正在伏尔泰笔下的“开明”为欧洲人所共知，使他们对中国皇帝（当时是乾隆）与对华通商充满了美好的幻想。作为一个封建皇帝，他虽然开放洋禁，为南方沿海一部分人民恢复康熙末年被剥夺的谋生手段，促进中国与南洋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但同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局限性。另外，废除贱籍，废除腰斩也是他一个功绩。其实，废除腰斩的原因是这样的：雍正皇帝有一次杀了一个人，是用腰斩，因为腰斩是一刀从腰部砍下去，砍下去之后人还活着，这个人在被砍之后，用手指蘸着血在地上连写七个“惨”字，雍正皇帝听说之后觉得非常惨，所以就下令废除腰斩。他在位短短的13年所做出的改革，比他父亲（康熙）所做出的改革还要多。可以说雍正是一个改革型的皇帝。清世宗勤于政务，大力清除康熙统治后期的各种积弊，取得一定成效，对清代历史发展有一定贡献。但他统治严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这是他性格的弱点，从而容易得罪很多官僚阶级。同时，也正是因为他的严厉统治和超乎寻常的努力当中大清帝国逐渐走向鼎盛，也才为康乾盛世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另外，雍正的勤奋不仅是过去皇帝，就算在现代领导人，也没有几个可以跟他媲美的。他在位12年8个月里头，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一年之中只有在他生日那天才会休息。而且每天的睡眠还不够4个小时。仅仅在数万件奏折中所写下的批语，就多达1000多万字。兴文字狱1.年羹尧案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允禛。胤禛即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暴君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雍正忍无可忍，终动杀机。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年也上表，但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雍正以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年羹尧自抚远大将军而杭州将军，即而被令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雍正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以捧年的臭脚。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雍正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因传遗诏而使雍正得登大宝，功不可没。但隆日渐辜恩，使雍正日益不满。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终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2.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暴君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批驳完，“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3.曾静、吕留良案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岳钟琪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4.屈大均案《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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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学·孙子兵学研究述略·当代对孙子兵学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孙子兵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出版了杨丙安《孙子集校》(中华书局1959年版)、郭化若《孙子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军事科学院《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等一批颇有功力的专著。但总的说来，在研究的广度、深度及研究成果方面尚不能尽如人意。至于十年动乱期间的出版物，大多为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而作，不可能系统、准确地探讨孙子真谛。

丰硕成果的出现是在学术思想得到解放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了郭化若《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壹) ·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杨丙安《孙子会笺》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吴如嵩《孙子兵法新论》(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黄葵《孙子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版)、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版)、钮国平、王福成《孙子释义——附韵读》(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谢祥皓主编《兵圣孙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李鼎文主编《孙子兵法与海军》(海潮出版社1993年版)等数十种。它们或译注千锤百炼，信达公允;或校勘严谨细密，有大突破;或解说义精言粹，多有新义;或探析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堪称孙子兵学史上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孙子兵法》研究新成果，更多地反映在报刊杂志上，先后发表的数百篇论文，大多勇于探索，不拘成说，在版本、校勘、训诂、军事思想、哲学思想和多学科应用等广泛领域提出创见，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在中国当代的孙子兵学研究上，台湾学者也有甚为可观的学术成果。自1949年以来，在台湾出版的专著主要有柯远芬 《孙子兵法讲授录》、魏汝霖《孙子兵法大全》、《孙子今注今译》、姚季农《孙子十三篇语文读本》、谢新瑞《孙子语法探究》、辛尚志《孙子兵法解义》、刘式毅《商战孙子兵法》、李君弼《孙子的体系研究》、姜馨 《孙子兵法引例》、关名《竹简孙子兵法残卷释文》、王建东《孙子兵法思想体系精解》、肖天石《孙子战争论》、郑峰明《孙子思想研究》、柳元麟《孙子新校解》、李启明《孙子兵法与现代战略》、徐如林《孙子兵法与人生》、张慧良《孙子兵法中的大将道》、孟浩斌《孙膑兵法》、李锦俊《孙膑兵法》 等。

众多的论著反映出，近年来，改变了过去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手法单一、应用领域只限于军事的状况，出现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如：

用马列主义对《孙子兵法》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当首推郭化若。他在《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中专题论述了《孙子兵法》的唯物论辩证法因素，将孙子哲学思想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近年来对《孙子兵法》中军事经济思想的研究有较大进展，如孙墨林《〈孙子〉的军事经济思想》(《军事历史》1987年6期)指出：①经济实力是战争胜败的物质基础。②经济内容是预测战争前途的基本条件。③要经济地选择后勤补给方式。④正确地选择和利用军事经济环境等。

王安在《〈孙子〉的军事管理思想及其运用》，( 《管理世界》 1989年3期) 一文中指出 《孙子兵法》系统地论述了军事管理问题，揭示了军事管理的客观规律。

严国群在《〈孙子兵法〉中的战争动员思想》(《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版)一文中对《孙子兵法》中的战争动员思想作了专题研究，认为孙子围绕“修明政治”、“发展经济”、“注重邦交”、“加强武备”等几个方面，强调对多种力量动员，形成一种整体合力，以便震慑或战胜敌人。

《孙子兵法》中的心理学思想，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林建超《试析〈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心理学思想》(《心理学探析》1985年1期)、温金权、杜汝波《〈孙子兵法〉的心理战理论及其指导意义》(《〈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版)、曹景星《〈孙子兵法〉中的心理学问题浅谈》(《郑州师专学报》1982年4期)等均有论述。他们认为，尽管《孙子》的心理学思想“还带有原始、自发的性质，没有形成系统的军事心理学理论，但已经触及军事心理学所研究的许多问题”，“孙武可谓是 ‘心理战’ 的鼻祖”。

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高利科夫斯基在《孙武——中国行为学、斗争哲学和科学的创始人》(《〈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版) 一文中认为，强调 “西方行为学家虽然掌握了现代知识，但得出的结论却和孙武在两千多年以前的结论相同，孙武的著作可以称为行为学的基础。”姚平在《〈孙子兵法〉中关于作战指挥的行为原则》(《行为科学》1987年5期)一文中，认为“《孙子兵法》中关于作战指挥心理的行为原则，是战争经验的结晶。历代兵家灵活运用，加以发展，已富理论形态”。目前，关于《孙子》行为学思想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其丰富的行为学思想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开拓。

孙柏林在《孙子的系统和运筹思想》(《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一文中认为，在中国，真正把古代运筹思想引入军事领域的当首推孙子。汪爱华《论〈孙子兵法〉中的早期朴素军事运筹方法》(《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4期)一文也认为，《孙子兵法》中的不少论述已有了早期朴素军事运筹方法的萌芽，可以说是军事运筹方法在两千多年前以中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雏形。

*** 飞、阎勤民等从信息科学的角度发现：“《孙子》的信息观是全面而科学的，即便当代的信息观念，也未能全超越它的基本原理”(《〈孙子兵法〉的信息科学价值观》，《延边大学学报》1985年2期)。

近年来在研究中国历史上军事预测理论的过程中，许多人对《孙子》书中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军事预测论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中兴、刘先廷在《〈孙子·计篇〉的军事预测思想概说》(《军事历史》，1986年3期)，指出，孙子通过对敌我双方各种条件的分析对比，进行战争胜负的预测。黄朴民的《中国古代军事预测述要》(《中国军事科学》1992年1期)更进一步对军事预测的根据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归纳举要。

有的学者认为，《孙子兵法》是最早将数学引入军事学术理论研究，因而使孙子“能较为精确地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也是使这部“兵学圣典”具有预见性、先进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平以《孙武善用定量分析方法》(《解放军报》1987.5.22)为题，专门讨论了《孙子》中运用数学阐述军事问题的方法.李紫溪，《孙武是古代数学家》(《天津日报》1991年10月29日)从军事行动本身需要的角度，对《孙子》的数学知识进行了分析，认为“孙武兼通数学更无疑义”。法国学者魏立德，《关于孙子兵法中的数理逻辑》 (收入《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在对 《孙子兵法》 数理逻辑的研究中发现，“‘正’ 和 ‘奇’ 这两个概念与余数的计算有关，‘正’代表‘整齐之数’，也就是构成阵的外形的整个数，而 ‘奇’ 则是余数，余数是用来采取一步行动的”，“ ‘形’ 可以用固定数据来计算，‘势’ 则只能用对变化着的数据所作出的估计来计算”。孙子善于利用数量计算来说明问题，还表现在把“度”、“量”、“数”这些数量观念作为军事上的重要范畴，并用计算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物力和人力资源，是“孙子的重要贡献”，“是难得的数学文献”。对《孙子兵法》中数学的运用，学术界意见较为一致，但对孙武是数学家、乃至是 《孙子算经》的作者却分歧较大。

近年来，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已有人尝试将《孙子兵法》应用于博弈活动之中。至于《孙子兵法》中的经营管理思想，更已成为中外学术、企业界的共识。早在古代，著名商人白圭就已把《孙子兵法》成功地应用于商业的经营管理，并将其改造、总结为古代的商业经营思想——“积著之理”和“治生之术”，白圭言其经营诀窍时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史记·货殖列传》)。时至近、现代，随着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人们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古代兵法的管理思想上。在日本，不少企业相继把《孙子兵法》等列为培训企业管理人员的必读教科书。美国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西方高等院校，也将《孙子兵法》纳入大学生的必读教材。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一书中告诫管理者，“你想成为管理人才吗?必须去读《孙子兵法》”。近年来，我国研究、运用《孙子兵法》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以李世俊等编著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为先声，又相继出版了由加拿大学者陈万华和我国著名管理学家陈炳富合著的《孙子兵法及其在管理中一般应用》，杨先举的《兵法经营十谋》等一批研究专著和实用读物总共不下10余种，论文20余篇。这些著述的出版和发表，促进了《孙子兵法》在企业界的普及和运用，涌现出一批通兵法、精管理的企业家。1991年，在我国召开的 “首届 《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国际研讨会”，就是对《孙子兵法》用于企业管理的一次检阅。

近年来中外体育界人士开始注意到体育运动与《孙子兵法》的共通性，并将孙子的谋略思想用于指导体育训练和比赛。正如静柔在《孙子兵法与竞技体育谋略》(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年版)所言：“翻开《孙子兵法》十三篇，从开篇的 ‘诡道十二法’到末篇的知人、用间，无不闪烁着谋略的光电”。“那道道谋略思想的光电一旦射进现代从事竞技体育人士的心田，一定萌生出智慧的新芽。”在日本的棒球场上，运动员们能脱口说出孙子的警句箴言，说明孙子用兵之法已成为他们争胜夺冠的奇谋妙计。佟庆辉、万怀玉根据教学经验对运用《孙子兵法》指导散打训练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其《散打与孙子兵法》一书中，运用孙子谋略思想，分析散打擂台上的竞赛实例，使人们信服地看到 《孙子兵法》这部 “知识与智慧的书”，可以成为“运动员智慧的源泉，取胜的法宝”。

将《孙子兵法》中的谋略思想用于医学领域，可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有研究证明，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之一《内经》，“不仅有《孙子兵法》的思想观点，而且还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语句，《内经·灵枢》引伯高语： ‘兵法：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陈。’此语源于《军争篇》‘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句，可见其影响之深。元明之际的吕复在评述两代医家时，也有“张长沙医如汤武之师，无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敌之大小，皆可制胜”之说，显然指《孙子兵法》而言。然而较详细记述借鉴《孙子》行医治病的，当首推清初名医徐大椿。徐氏行医长达50余年，临床经验丰富，他以《孙子兵法》的用兵之道，推论中医用药之法，撰写出著名的《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他称赞：“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黄石市中医研究所殷衍彬在徐大椿运用《孙子》行医治病的基础上，对《孙子兵法》在中医治疗中的价值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孙子兵法与中医治疗》一文(收入《孙子兵法在当今世界的妙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丰富了传统中医药学的内容。

近年来不少人还将《孙子》与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刘庆在《〈孙子〉与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的比较》(收入《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版)中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在著作样式上，《孙子》采取的是“舍事而言理”的叙述方式，古希腊、罗马的著作则通过对历史的叙述，间接反映当时的军事思想及战争指挥艺术。二是在军事学术传统上，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独立的兵家学派，而古希腊、罗马军事学则长期充当史学的附庸。三是在作者经历和著述目的上，孙子是驰骋沙场的军人，研究兵学有现实的功利目的，而古希腊、罗马的军事作家大都置身战争之外，研究战争主要是为了达到史学惩恶劝善的目的。四是在思维形式上，《孙子》概括出一整套充满哲理的军事范畴，古希腊、罗马的军事术语则以概念元素的分解与综合为特征，更倾向实用而缺乏哲理色彩。五是在思想方法上，《孙子》偏重于哲学思辨，直觉顿悟，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偏重于逻辑推理，求实索真。六是在思想内容上，《孙子》重视兵学体系的建构和战争规律的阐发，重道尚谋，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更注重具体战法，注重军事技术。

陈西进在《〈孙子兵法〉与〈战争论〉》 (收入《兵家史苑》(2)，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认为，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在战争的目的、战略因素、战略决策、战略形势、作战方法上都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但孙子更倾向于作战的实际运用，克氏倾向于战争的理论建立; 孙子的理论特点是以整体来指导局部，克氏是以局部来反映整体; 孙子侧重于运用谋略、任势和指挥的灵活性，克氏侧重于以战斗消灭敌人、会战及指挥的坚定性。夏征难在《孙武与克劳塞维茨军事辩证法思想较略》(《中国军事科学》，1990年4期)中也指出，孙子的思维方法是建立在唯物的基础之上的，但又是朴素和原始的。克氏使军事辩证法思想开始脱离朴素、直观的性质，具有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但终究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孙子较早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但克氏则是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取得突破性研究的第一人。在对战争认识的问题上，孙子驱除战争领域的天命论，初步勾勒出对战争认识的一般过程，提出战争知行统一观; 克氏对战争规律及其认识问题上的探讨则要逊色于孙子。刘庆在《〈孙子〉与〈战争论〉文化特征的比较》(《孙子学刊》1992年1期)中指出，简单地将二者言论排列比照，评说优劣，是不公平的。我们需要辨识二者根植于东西方社会土壤之中的文化特征上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在著述目的上，《孙子》强调知战结合，《战争论》热衷于理论建设;在价值取向上，《孙子》奉“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将帅用兵的理想境界，《战争论》以不受限制的“绝对战争” 为战争形态的完美形式; 在思维方式上，《孙子》注重整体直观上的把握，《战争论》则从概念的分析综合入手，由简至繁构起整座思想大厦;在理论偏好上，《孙子》尚智善谋，倾向于灵活指挥和因情用兵，《战争论》注重实力，强调计划和指挥的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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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求生存，再谋发展 ——读孙子兵法《形篇》有感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现代，孙子兵法的作用远远不再局限于一本军事著作的范畴，它还被广泛运用于政治斗争、商业竞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学了将近一个学期的《孙子兵法》，感悟了孙武重战、慎战和备战的战争观以及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主的战略思想后，我深刻地认识到，对于处在当代社会的人们和大学阶段的我，读《孙子兵法》，最大的作用就是提供了我们许多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我们办起事来，尤其是在处理矛盾时，多几分智慧，少走些弯路。在《形篇》中，孙武主要论述的是军事实力与外在表现，提出了“立于不败之地”是军队的立身之本。其中“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一句更是为千古传颂。确实，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能够做到不被敌人战胜，然后寻机战胜敌人。孙武认为，只有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和寻求战胜敌人的时机，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当取胜条件不足时，应采取守势，当取胜条件具备时，则应采取攻势。细细体会，这是一种非常实在而寓意深远的说法。无论是古代硝烟弥漫的沙场还是今日不见硝烟的各种竞争。战争的目标就是胜利。但获得胜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许多人一心只图求胜，而忽略了潜在的危险，导致最后一败涂地。这对我们学生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可以说，跨进大学校门的学生，都是同龄人中在学习方面的佼佼者.但是，考进大学不等于拥有成功的人生。在以后考研、出国或是就业的道路上，我们都必须做出选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激烈的竞争中，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有足够的实力上，而不能寄托在对手有所大意。这一点在学习生活中是很有体现的，要想在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在班级中名列前茅，必须做的是提升自己的实力，因为我们几乎无话左右对手的学习水平。回想高考那段日子，我更是深有感触。面对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实，我埋头苦读，为的只是能够在高考中成为优胜者。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顺利地进入了理想中的大学。另外，“先为不可胜”揭示了只有先求得生存，才能谈得上发展的深刻道理。在大学的学习生活，可以说是积攒个人实力的过程。而对于即将从大学毕业的学生，谈到职业规划，总是有一丝好高骛远，他们给出的答案往往是：月薪过万，或者进入全球500强企业。不可否认的是，有这样远大的理想是好的，也是激励自我的一个的很好的方式。但在残酷的现实和激烈的竞争面前，这些愿望往往是不能实现的。这时，可以先进入一些小企业，从事一些简单的工作，收入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等到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了解职场、行业相关信息以后，再转投一些著名的公司。对于我来说，既然选择了微电子这一对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专业知识和动手实践都是必不可少的。本科阶段要掌握足够多的专业知识，积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物质之“形”。然后才能考虑在国内考研或是出国深造，“以待敌之可胜”，谋求一份好的工作。一直以来，进入IT行业，成为顶尖的电子工程师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必须对我整个四年的本科学习做出规划。等到走上工作岗位后，如何“示形”与“借势”则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要根据工作环境的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毕竟，“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但无论怎么说，“形”仍是外在实力的体现，是决定成败的基础。毋庸置疑，《孙子兵法》代表着炎黄子孙的智慧、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仅对其中的《形篇》稍作分析，便看出其中深邃的思想和对现代人们的重要启示。“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既反映了军事上“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思想，也蕴含着了先求生存，再谋发展的道理，于我，于大学生，于所有人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