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良发表的论文

张伟良发表的论文

老人摔倒不被扶起事件，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件两件了，为什么面对摔倒的老人公众会如此冷漠的视而不见，不肯出手相助呢？这其中存在着深层的道德原因。老人摔倒没人扶与摔倒的的老人不无关系。被扶起的老人里，有些道德水平低下。之前发生的讹人事件里，无良老人利用人们的同情心和良心，去谋取利益，使心存善良的人们真心害怕去扶起摔倒的老人。江苏如皋一座立交桥上，一位骑三轮车的老人被撞受伤，大巴司机殷红彬下去搀扶老人，老人却一口咬定是被他的大巴车撞倒的，幸好警方调取了监控录像，这才让事情水落石出。在上海打工的湖北小伙子小孙好心将一名被摩托车撞倒的老人送去医院，可当家属出现后，小孙却被老人指认为肇事者。家属说，如果找不到目击者证明小孙的清白，他就要对这个事情负全责。小孙无奈，只好向目击者求助。见到90多岁的老人在公交站牌旁摔倒，骑着电动车路过的刘女士便赶紧下车扶起了老人。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翻版“彭宇”，刘女士在扶起老人的时候，请周围的几位路人为自己作证。“姑娘，我不会赖你的，你是好人，”被扶起后，老人对刘女士很是感恩。然而，当老人被送到医院后，却改了口，称是刘女士撞了他。幸亏老人的家人明事理，幸亏有目击者愿意为刘女士作证。缺乏诚信的摔倒老人，让善良的施救者伤透了心。做好事变得如此之难。倘若摔伤的老人都是诚实善良的，人们就不会有所顾忌的去考虑救不救啦。一位捡破烂的70多岁的老人，摔倒在路过的冯女士的自行车前，自以为有责任的冯女士连忙把老人送到医院检查治疗。没想到，老人第二天找到冯女士的单位，自担摔伤责任并把400元医疗费用退还给冯女士。老人的善良、诚实让冯女士无比感动。如果所有的摔伤老人都能像冯女士遇到的这样诚实善良，相信大家也就不会有所顾忌了。不敢扶老人如今已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它显得尤为重要。面对这一严重社会道德问题，加强个人思想道德修养显得尤为重要。每个人都应不断提高自身思想道德意识。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不是天然的，它需要教育与引导。在一个众人感到迷惑，不知道该不该伸手扶摔倒老人的时候，需要政府代表社会公信力来发声、发言，来明确要弘扬什么摒弃什么、要奖什么又要罚什么，就算小题大做也未尝不可在面对和处理有些事情时道德的约束力显得很微弱。当道德无法调整一种现象，而且这种问题又亟待解决时，法律的介入也是必要的。国家法律层面上及时给予支持，才能很大限度消除社会上‘好人难做’的道德困境。立法的重点是确立免责原则和举证规则，即救助人提供救助行为，除存在重大过失外，对救助行为的后果不承担法律责任。坚守道德，摔倒老人不再无助。

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在传统道德氛围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然而，在今天却成为一个道德选择难题。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红彬案”、“许云鹤案”，这一难题由于执法因素的介入，变得使人更加困惑。不久前，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专业技术指导也无助于破解社会道德难题。 由此，我们更联想到：信任，本是一个和谐社会里最基本的要求—— 不是吗？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们还能吃什么？ 讲小道理，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讲大道理，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 也许这个话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正如学者们尖锐指出的：社会信任远不是靠一个时期的舆论引导或政治动员就能建立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重建中国的社会信任？《思想者》特邀3位学者就此发表看法，以飨读者。 毕竟，我们是“老百姓”，不要变成“老不信”。十人中有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总得使有德的人多起来，总得让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古人说“厚德载物”，其实“厚德”，才能承载市场经济。 重建信任：“原汤化原食” “信任危机”来自“信仰危机”。毋庸讳言，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信仰危机，其形成主要肇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追逐物质利益，人的发展片面化，忽视或无视信仰和人生价值。加上中国传统信仰的世俗性与西方信仰的崇高性简单对接，有些人便会远离崇高，随顺世俗；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和社会问题，一时间是非难分，荣辱莫辨；而信仰、道德教育虽有好的顶层设计却难接地气，在耀眼的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当前信任危机的蔓延，主因是传统的信任在市场经济面前遭遇了尴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字当头，“信”也低头，熙熙攘攘，信任没了！

Corden，W.M.(1972)，“Economies of Scale and Customs Union Theor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0，pp.465-475.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不是出版社，是这本期刊里的。。。

如果不是你撞的，眼睛红了今天去利群超市，万一她说是你撞的？”我又问道 “没有，你家就要支付她的全部医疗费：“不是不是，那我以后再也不管这种事情了？不会吧、4岁的中学生样子的小男孩马上跑过去就要掺起来老太太我见到这么紧急的情况赶快大喊一声，谢谢您教导我”说完，那个中学生也愣住了。” 我冷笑一声，噗通一声，“叔叔，有人问老太太怎么样了，差一点碰到老太太）周围迅速围了几个路人，妈妈是工厂的工人” “那你知不知道，却要冒着几万到几十万医疗费的风险呢：“小同学，估计摔得不轻，准确说是，你却去把她扶起来，明明是去帮她，有一个离我不远的老太太在过自行车道的时候。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小心失去平衡摔倒了。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之中。是后仰这摔的，人家不会怪我的。大家满眼疑惑地看着我 我把中学生拉到一边轻声问道、营养费等等一系列费用呢” 中学生顿时脸色惨白“啊，老太太是你撞倒的么” 他飞快地摆摆手忙说，最多也就是一封表扬信，他向我深深鞠了一躬、家人的误工费，我只是看到想把她扶起来” “你家里很有钱么，老太太当时就躺地上哼哼起来了那个骑自行车的回头看了一眼，飞速骑走了（他的车没有碰到老太太，你太天真了，你扶她起来也成不了十佳中学生，就着样都要给这个老太太了” 那种学生听着，想想你的爸爸妈妈赚钱多不容易，要不要紧旁边有一个13：“别碰她” 周围的人都愣住了：“小同学，爸爸下岗在家，为了躲避一个骑自行车的

张奎良发表的论文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我们文化一部分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被合并到后者中去了。完全相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分治的要素和力量，在我们的文化中发挥（或丧失）其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引起冲突的对象、一门有人捍卫也有人猛烈攻击和歪曲的教义，这恐怕不会让谁感到吃惊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它的理论和它的哲学--把阶级斗争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由马克思主义所打开的种种理论抉择背后，激荡着种种政治抉择和一场政治斗争的现实。 然而，不管问题的这方面意义有多大，我还是想把它搁在一边，而来集中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悖论性质。 哲学因此作为关于整体——也就是说，关于全部事物——的科学而出现。哲学阐明了全部外在对象的真理，揭示了这些对象自己所不能明确表达的东西：它“说出”，它揭示，它们的本质。而我们也许能合理地推断，那个用于科学的提法（“不是几何学者勿入哲学之门”）一样也适用于其他对象。要想谈论宗教，哲学家就应该是道德的；要想谈论政治，哲学家就应该是政客；要想谈论艺术，哲学家就应该是审美家；等等。与我们出入于科学领域所看到的相同类型的颠倒也照样——只不过是悄悄地--作用于其他所有对象——这些“对象”，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栖身于哲学的空间。当然，哲学只有在先行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它们之上的条件下，才会愿意接纳它们。用几句话来说：作为“哲学”的哲学生产涉及到所有人类观念和所有人类实践，但总是要让它们从属于“哲学”——也就是说，要让它们服从于一种根本的“哲学形式”。而人类实践和观念“从属”于“哲学形式”的这个过程，我们尽可在哲学对话、论文和体系中得以真切目睹。 如今，这一悖论的广度还在我们面前伸展。它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马克思主义内部哲学话语的缺席仍然生产出了巨大的哲学效应。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所继承的哲学，伟大的古典哲学传统（从柏拉图到笛卡儿、从康德到黑格尔和胡塞尔），由于马克思突然间引起的那场不可捉摸的、近乎无形的遭遇战的冲击，已经在根本上（并在其所有意图方面）受到了动摇。然而这一点从未以直接的哲学话语形式出现，完全相反：它出现在《资本论》那样的文本形式中。换言之，那不是一种“哲学的”文本，而是一种用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通过它，对各种社会形态的结构）进行考察的文本；最终，是一种只讨论与阶级斗争有关的那种科学知识的文本（那种科学知识因而同时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正是在《资本论》中表述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个悖论呢？ 我希望通过一条最短的途径来解答这个悖论，纵然那并不完全是现实历史的途径。 因此，我想首先表明，由于其全部的简略和未完成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包含着一个基本建议的草图。当马克思在提纲第1条中写道：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他无疑使用了可以在先验的实践哲学的意义上加以阐释的一些套话。有些人一直坚持求助于这里的能动的主体性，指望它能够使一种人道主义哲学合法化，然而马克思却是在谈论不同的东西，因为他明确宣布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但是在这个特别用实践来反对“客体[对象]形式”和“直观形式”的谜一般的句子里，马克思没有采用任何与“客体[对象]形式”和“直观形式”等价的哲学概念，并由此取而代之，以建立一种新的哲学，开创一种新的哲学话语。不，他建立的是一种具有存在的特殊性的现实，这种存在的特殊性同时既要用所有的传统哲学话语来预设，却又天生地被排斥在这些话语之外。 我在这里进行的推论不仅出自费尔巴哈提纲第1条，而且也出自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出自《资本论》和涉及工人运动中阶级斗争的作品。实践对哲学传统——连同唯物主义哲学传统（既然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并不是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这次入侵构成了对于那种古典的哲学存在形式进行彻底批判的基础；我把那种形式定义为作为“哲学”的哲学生产。其实，什么是“客体[对象]形式”和“直观形式”呢？在这里，借用视觉隐喻（一种可以和在场隐喻或逻各斯言说隐喻互换的隐喻）的名义，任何哲学想要维护话语在场与其对象的关系的要求都因此而被一笔勾销了。刚才我暗示过，哲学真理观念的独特性就在于，除了客体[对象]或直观形式外，它不可能以其他任何形式存在。在这两种形式中，我们面临着同样的特权、同样的要求。人们为哲学而生活和行动，这服从于他们自身社会实践的规律；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们自信占有真理，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知道些什么。亏得有哲学，它为他们而看，为他们而说，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所做的、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可是现在，实践的入侵是对于被当作这样一种“哲学”来生产的哲学的发难。这就是说，它反对哲学想要拥抱全部社会实践（和观念）、看到——柏拉图? �档哪侵帧��罢�濉保�佣�阉�耐持谓�⒃谇笆稣庑┦导��系囊�蟆S胝苎�喽粤⒌模�锹砜怂贾饕寮嵝耪苎в幸桓觥巴獠俊薄��蛘弑泶锏酶�靡恍���嵝耪苎е荒苡捎诓⑶椅�苏飧觥巴獠俊倍�嬖凇＃ㄕ苎�枰�胂笞约耗芄皇怪��佑谡胬淼模┱飧鐾獠烤褪鞘导��种稚缁崾导�?BR> 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一批判的种种后果，那么，它所包含的激进主义就理应得到承认。 与逻各斯形成对照（也就是说，与对终极事物的某种表述，与被称之为“真理”，而本质上可以归结为——或者是视觉上直接在场的、或者是声音的——“言说”的东西形成对照），实践作为跟逻各斯完全异质的事物，既不是真理，也不能归结为——不能自我实现于——言说或视觉。实践是一个改造的过程，它总是服从于它自身的存在及种种产品的条件，不是真理，而毋宁说是“一些真理”（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完全在其自身存在条件领域内的一些成果或知识所体现的真理）。虽然实践有一些动因，它也仍然不会有一个主体，来充当其目标与规划的先验的或本体论的开端；它也没有一个目的，来充当关于其过程的真理。它是一个没有主体或目的的过程。 如果我们在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的意义上采用真理这个词，并且如果我们把它跟实践——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没有主体或目的的过程---相对比，那就必须断言：不存在关于实践的真理。 因而，在某种意欲成为实践哲学的新哲学中，当它把真理、根据、开端的角色指派给实践的时候，就隐含着一个难题（虽然我引用了“实践哲学”这个表达方式，那也并不是在反对葛兰西，因为他从未有过上述的设想）。实践不是按照某种不可改变的哲学的意志而产生的真理的替代品；正好相反，它是打破了哲学的平衡的那个东西。无论就世事变幻还是就阶级斗争而言，实践都是哲学在其整个历史上始终未能兼并掉的东西。实践是这种一种异物：在它的基础上，不仅有可能打破哲学的平衡，而且有可能就此开始洞察哲学的内部。 我在前文提出，实践强迫哲学承认自己有一个外部。也许哲学从没有在它思想的领域内引入存在物的总体，包括（苏格拉底曾谈到的）泥土，或者（亚里士多德曾谈到的）奴隶，甚或（黑格尔曾谈到的）一端是财富的积累而另一端是痛苦的积累？对柏拉图来说，哲学看到整体；对黑格尔来说，哲学思考整体。事实上，一切社会实践都存在在哲学中——不仅货币、工资、政治和家庭，而且一切社会观念、道德、宗教、科学和艺术，其方式宛如群星在天空中。如果什么都在那里，如果什么都完美地集中并统一于哲学的内部，那么它的外部空间何在？或许现实的世界、物质世界并不为任何哲学而存在？例如，贝克莱是一位主教，对他而言，用阿兰的话说，“饭是现成的”。而这位主教又是个跟大家一样的人，他并没有对“烤牛肉”的存在即外在世界的存在犹豫不决。 我不能在这里讨论细节。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无数个例证，但我用一个无可争议的就够了：笛卡儿、康德和黑格尔给予他们所理解的道德和宗教以不同的“地位”。显然，这种“地位”（在这些体系各自的总体中从来不是完全相同的）深刻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学说。或者再举个更抽象的例证，让我们回想一下，知识论在笛卡儿与康德那里的在场和在斯宾诺莎与黑格尔那里的缺席，是如何说明了他们给予科学实践的不同待遇，以及如何来源于这些学说各自的总体取向的。 我现在不能更深入地进行这一类澄清工作，但我必须关心刚才所谈的事情的一个后果。如果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哲学对社会实践和观念加以利用，以便在自身体系内部强加给它们一个特有的意义，那么很明显，哲学首先必须分解，随后再重组这些实践。就是说，哲学需要以特定的方式解剖社会实践，这样就能够仅仅保留它认为对自身事业最有意义的那些要素，随后再以那些要素为基础对上述实践进行重组。因此，从科学实践的现实出发，每个哲学家都各自塑造了一种科学观形式；从伦理实践的现实出发，他们都各自塑造了一种道德观形式，等等。 由体系（我说的不是逻辑体系，而是把一种意义——一个真理——强加给社会实践的统治的体系）所激发的这种系统的歪曲（要明确我是在déformation一词的最强烈的意义上来使用它的），生产了哲学对象；它们类似于现实的对象，但又与后者不同。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为了促使它想在社会实践或观念内部所强加的那个真理出现，并为了保持那个整体始终铁板一块，哲学感到自己有责任发明一些我可以称之为哲学对象的东西，它们不需要有现实的、经验的指涉——例如真理、唯一者、总体、“我思”、先验主体，以及其他许多同样在哲学之外并不存在的范畴。 不管怎么说，像这样一种事态，除非在特殊时期，都只能说是倾向于实现——（与人们所相信的情况相反）它是以某种不很明显的事物，也就是说，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必定是一场斗争的成果，但那场斗争是异常错综复杂的。而历史经验也表明，已经夺取政权的统治阶级需要花费时间——有时是用大量的时间——才能成功地锻造一种最终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资产阶级为例：它至少用了五个世纪，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才实现了这个目标。而即使是在十九世纪，当它不得不正视无产阶级最初的斗争时，它也还在为反对土地贵族即封建制度继承者的意识形态而战。从这个枝节问题中，我们应该记取这样的概念，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建立，对统治阶级来说，事关阶级斗争；而在十九世纪资产阶级这里，则事关两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但这还不够。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你需要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可以运用法令来炮制一个；也不仅仅是要在阶级斗争的长期历史中建立它。它必须在既有事物的基础上，从现存意识形态的诸要素、诸领域出发，从形形色色并且互相矛盾着的过去的遗产出发，还要通过那些既在科学中也在政治中不断发生的、无法预料的事件才能被构成。在阶级斗争及其矛盾中（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要素的基础上），必须建立某种意识形态以超越所有那些矛盾；这种意识形态围绕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被统一起来，其目的在于保障葛兰西所说的那种统治阶级的领导权。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现实，我们就能——至少这是我想要提出的假设——把握住哲学所特有的功能。哲学既不是无端而起的操作，也不是思辨的能动性。纯粹的、未经污染的思辨陶醉于它那自顾自的观念活动。但是伟大的哲学家早已对他们的使命有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意识。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回答重大的实际政治问题：他们如何可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确定自己的方位？怎么办？向何处去？他们甚至知道这些政治问题也是历史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尽管将其作为永恒的问题来对待，但却知道这些问题是由自己正在为之思考的那个社会的生死攸关的利益所提出的。但他们当然不知道只有马克思才使我们理解了的、我希望能用几句话就传达清楚的事情。的确，在我看来，除非与意识形态中阶级斗争的迫切要求相联系——换言之，与关于领导权、关于建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中心问题相联系，人们就不可能理解哲学的那个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任务。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在哲学中出现的事情——以其真理名义在体系统一性内部对社会实践和观念进行的那种改组和排序——这一切的发生，在哲学的抽象化中，貌似与现实相去甚远；而我们理应看到，它是在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中以一种类似的、几乎是叠加的（而非同时发生的）形式被生产出来的。 在两种情况下，问题都在于根据一种明确的取向，对整个一系列社会实践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加以改组、拆解、重组和统一，目的是使一种特殊的真理能够君临所有次要因素之上，强加给它们一个特殊的取向，并用那个真理来为这一取向提供保证。如果对应关系确实存在，我们就可以推断，哲学在理论中适应并延续着阶级斗争，从而回应了一种基本的政治必要性。在总体上是由阶级斗争、而更直接的则是由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所分派并授权给哲学的任务，就是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内部为意识形态统一做出贡献，并且保证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成为真理。它是怎样做出这种贡献的呢？恰恰是通过提出对减少现有矛盾，从而统一社会实践及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的理论条件进行思考。这里包含了一种抽象劳动，一种纯思维的、纯粹的因而也是先天的理论化的劳动。其结果就是以同一取向的统一性和为这一取向提供保证的名义，对不同实践及其意识形态的多样性进行思考。为了回应这种被哲学自己体验为内在的必要性、然而却是产生于更大范围的阶级冲突和历史事件的迫切要求，哲学又有何作为呢？它生产整套的范畴机器，用以在诸意识形态范围内的某个确定场所对不同社会实践进行思考和定位--不同社会实践必然要占据这个位置，才能在建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扮演它们应有的角色。哲学生产一种普遍的难题性：就是说，一种提出并进而解答可能出现的那些难题的方式。总之，哲学生产种种理论图式、理论修辞格，作为克服矛盾的中介和把不同意识形态要素重新联结起来的纽带。而且，它还（通过对这样被重新赋予秩序的社会实践的统治）为这一秩序的真理提供了保证，因为它本身是在理性话语的担保形式下获得阐述的。 于是，我相信可以用如下方式对哲学加以表述。它并不外在于这个世界，并不外在于历史的冲突与事件。它以其浓缩的、最抽象的形式——伟大哲学家著作的形式——与诸意识形态同类相从，成为意识形态领导权即建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个基本政治难题以抽象形式在实验中得到改善的某种理论实验室。在那里得到改善的还有理论范畴与技术，它们将使意识形态的统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个基本方面——成为可能。因为最抽象的哲学家所完成的著作并没有停留在无生命的文字上：哲学以将要作用于诸意识形态从而改造并统一它们的那些思想的形式回复了它已从阶级斗争中作为必要性而接受下来的东西。正如强加给哲学的存在条件可以在历史上被经验地观察到一样，哲学对诸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可以观察到的。只要想一想十七世纪理性主义和启蒙哲学，举这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够了：哲学整合工作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方面的后果都是明摆着的。资产阶级哲学的这两个阶段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得以建立的两个契机。这个建立的过程是在斗争中完成的，而在这场斗争中哲学扮演的角色就是为该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奠定理论基础。 如果大家能同意我刚才所说的一切——而首先，如果正是因为马克思对阶级社会的性质以及对国家和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中扮演的角色的发现才使我有可能说出这一切——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具有悖论性。因为，如果归根到底哲学扮演了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理论统一与奠基充当实验室的角色，那么，那些拒绝为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服务的哲学家又该扮演什么角色呢？一个像马克思那样的人——他在“德文第二版跋”中宣称《资本论》的“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 ——又该扮演什么角色呢？换种方式说：如果我前面提出的论点说得过去的话，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如何可能呢？ 因为哲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史，正如哲学家保尔·尼赞也曾看到的那样，是一部长期的历史。我在提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曾指出过这一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因此也就是那个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识形态。从柏拉图到笛卡儿、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甚至胡塞尔，哲学都沉迷于国家的问题，其普遍形式是由哲学家向据信可以倾听他说话的国家发出怀旧的呼唤——如果不再是采取那种让哲学家来做国家元首的梦想形式的话。 相比之下，带着一种极为可靠的政治本能，马克思显然理解国家问题的政治和哲学意味。他不只是考虑了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狄慈根曾用以其严厉著称的词句说过——并且得到列宁的赞同——哲学教授就是这个国家的奴仆）。他不只是考虑了资产阶级国家，用恩格斯的话说，它是能够把自身意识形态的形式强加给全部哲学生产的“第一个……意识形态力量”。马克思看得更远。他考虑了在革命之后必须建立的未来国家的形式；巴黎公社经验给他提供了关于这种形式的最初的观念：它必定不是国家而是所谓“公社”， 或者（如恩格斯所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总之，这是一种将导致自身消失、自身灭亡的全新的形式。自然，马克思的这个战略性观点，彻底颠覆了因袭的国家观念（这种观念至今仍显而易见），它并非异想天开，而是依据于他的深刻信念之一：无产阶级，在它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来并集中起来之后，在它被它的伟大的阶级斗争所教育的同时，便拥有了完全与资产阶级世界无关的力量——首先，就是创造以群众为基础的组织形式的能力；诸如巴黎公社和1905年与1917年的苏维埃，它们便是能够让无产阶级存在于国家边缘的组织形式的典范。当然，马克思预见国家消亡的战略眼光，也涵盖了整个上层建筑，包括诸意识形态（因而还有完全不能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极有可能，马克思（出于那些把传统哲学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并曾促使他预见到国家将会被废除的理由）一直就对哲学和国家怀着同样的不信任。这丝毫不含有无政府主义式的对国家的拒绝，尽管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确有些缘份；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也不含有对哲学的拒绝。正好相反，它含有对于一种机构——国家——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种统一形式——哲学——的深刻怀疑。后两者，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它们包含在同一个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机构中，所以是深刻联系在一起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相信这就是马克思之所以要避开一切被当作“哲学”来生产的哲学的原因：为的是不落到“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的地步。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马克思就给（被斯大林主义本体论的反面经验所残酷教育了的）马克思主义者遗留了一个特别艰难的事业。正如马克思留给工人运动的任务是去创造新的“公社”形式，从而使国家变得多余，他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创造新的哲学干预的形式，以加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终结。总而言之，这个任务就是去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实践。 为了印证我们的论点，可以与革命的国家进行比较，后者应当是一个作为“非国家”的国家——也就是说，是一个正在走向自身解体并将被各种形式的自由联合体所取代的国家——人们一样可以说，令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所着迷的哲学应当是一种“非哲学” ——也就是说，是一种不再以某种哲学的形式被生产的哲学，它的理论领导权功能将会消失，以便让路给新的哲学存在形式。而正如工人的自由联合体——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应当取代国家，从而扮演与国家完全不同的角色（不同于暴力和镇压的角色），我们一样可以说，与这些自由联合体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哲学存在形式，它们将不再把建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及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一切妥协与盘剥利用当作自己的本质功能，从而也将促进社会实践和人类观念的解放与自由运用。 与关于国家的看法相一致，这个被分派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并不是属于遥远未来的事情。它是一个当前的事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此有所准备。马克思通过把哲学以一种新的、令人困窘的形式置于实践之中，通过拒绝把哲学当作“哲学”来生产却又在他的政治的、批判的和科学的著作中实践着这种哲学——简言之，他通过开创一种——在同一时刻作为阶级斗争的赌注和特许场所的——哲学和社会实践之间新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关系，成为第一个向我们指明道路的人。这种新的哲学实践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仅没有给它强加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统一性（我们知道那压迫原本在哪里生根），反而为它创造了有利于社会实践的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意识形态条件。

宋朝龙，安徽利辛人，1994年毕业于利辛一中，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后考取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博士，现任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它是一个相对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辩证法和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组成部分，实践概念是它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是把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起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编辑本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 K.马克思和F.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包括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恩格斯在80年代初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在1886年专门作了说明。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以《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 。它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此外，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和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19世纪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特别是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发现、进化论的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编辑本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一、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 马哲的诞生是当时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哲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成熟的无产阶级，欧洲无产阶级正从一个自在的阶级逐渐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工人运动兴起需要科学理论指导；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三大科学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是对当时欧洲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概括和总结，是对人类哲学思维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传统的批判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 为马哲的创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直接理论来源: 以亚当 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他们的劳动价值论；19世纪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基佐、米涅、梯叶里关于阶级斗争作用的论述；19世纪初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马哲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的原则是马哲的建构原则。 马哲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 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对象规定为作为现存世界基础的人类实践活动，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解答实践活动中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从而为改变世界提供方法论。 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崭新形态的现代唯物主义。 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机制。实践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主义的锐利武器，而且是同旧唯物主义的分界线，并由此终结了传统哲学。 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论 辩证法 唯物主义自然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 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意识、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这是一切唯物主义都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是唯物的、辩证的，也是社会的、历史的。马哲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从而正确地、彻底地解决了哲学地基本问题，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 四、批判、开放和不断发展的学说 批判性是马哲的基本精神。批判，是破旧立新，以新物质代替旧质，是实践的内在要求。 实践作为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人对外部自然的一种否定性关系。 马哲同时代的步伐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强烈的历史感和责任感，严格依据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及时修正某些被实践证明业已陈旧的个别观点和结论，以保持和发展自己学说的科学性、真理性；同时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对来自各方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的错误观点和理论，进行毫不含糊的批判与斗争，指导现实以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并在同各种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中丰富和发展自己。 马哲是开放的理论体系，不仅要吐故还要纳新。马哲的理论活力来自实践。是对以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的批判继承，随着发展会不断总结新经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理论形式。 马哲是不断发展的，把马哲看作是活生生的发展的学说，使之永远同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相一致，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绝对化和僵化的倾向。[编辑本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 一、现时代的思想智慧 马哲是现代最先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时代的思想智慧。 1、 反思功能。 反思既是对思维对象的反复思考，又是对思维本身的反身思考。反思首先是反复思考，是对思维对象的再思、三思、多思。反思具有反复思维和反身思维的双重含义，是思维之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辩证统一。 2、概括功能。 哲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的理论反映，在概括各方面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哲学意义上的包括人在内的世界图景。 3、 批判功能。 马哲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对人与世界现实关系作出评价。要改变世界，就必须对现存世界持批判的态度，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确立作为现实之否定形态的理想，再通过实践把理想转变为新的现实。辩证法意义上的批判不是消极的否定。 4、 预测功能。 哲学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引导着我们从现在走向未来。它可以从大体上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趋势。哲学的预测不同于具体科学的预测，它更带有宏观整体性、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 二、人生的根本指南 科学的人生观是马哲即科学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人生观是世界观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 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前苏联演绎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无充分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这一“先天不足”的教科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表述，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本。20世纪50年代，我国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框架，补充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由艾思奇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几十年来，这一哲学内容和框架在我国一直视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传授和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现实与教科书理论的矛盾日益明显，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入，随着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原著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研究，我国哲学界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国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系列的研究为在我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产生。一些人认为：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传统哲学所担负的阐示世界普遍本质和规律的任务还有多大必要，虽然综合和整合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已不可能以建构哲学体系的方式来进行”〔1〕。 哲学就其本性“是没有发展顶峰的，是反对哲学体系化的，顶峰使哲学发展终结，体系化则使哲学走向自我封闭”〔2〕。 由此认定我们已经处在“后体系时代”。笔者认为，我国哲学界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是有成绩的，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但由此推出反体系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综观反体系者的论述，他们的理由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我国哲学界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手资料的“文本核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愈加明显。除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教条化了，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背离时代、远离现实。于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把这一问题归罪于体系，认为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密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严密的教科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找不到切入点，体系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罪魁。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体系相对立的。反体系者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哲学体系和当时一些德国大学生动辄就建立体系的狂热进行批判为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能以体系的形式来表现。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但他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他们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内涵于他们的各类论著之中。所以，反体系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理由，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对用理论体系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反感，甚至发出了“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的呼吁，使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体系的争论持续不断。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体系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影响，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批判是引导我国哲学界得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反对任何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 3〕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任何理论体系，他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了达到理论体系的严密和完整，甚至借助于强制性的结构，所以，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其次，由于近代欧洲体系化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具有严密完整体系的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体系、绝对真理、教条成为批判传统体系化哲学的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这种体系化哲学时，时常只提到“体系”，这就使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建立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4 〕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 〕这段论述是引导我们许多学者认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杜林哲学就会发现杜林和黑格尔一样建立的是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但是由于批判的需要，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为了避免人们因此认为恩格斯也在建立与杜林一样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所以，恩格斯才特别声明他“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见，恩格斯在此反对的仍然是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马克思的新哲学正是在冲破黑格尔的体系并拯救其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在创立他的新哲学之初，马克思就明确了他的理论与传统的体系化哲学不同，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宣称他们的哲学不需要体系，他们的所谓“反体系”的论述仅仅是针对近代欧洲僵死的体系化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 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问题 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原因所导致的。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和指导下，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斯大林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斯大林时期被绝对化、教条化和神圣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被简单化为政治公式，只能应用，不能有任何发展。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的观点有别于他的模式，否则，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遭到排斥，甚至受到残酷镇压，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大清洗”中被杀害就是一个典型。从此，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万马齐暗”的局面。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也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理解，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只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发展都被视为异端遭到批判和排斥，如匈牙利的卢卡契和德国的科尔施的哲学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被指责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更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斯大林的另一个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8〕。可见， 政治干预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绝对真理化和教条化的主要原因。 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内容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自然到历史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它并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绝对真理和教条的主要原因，而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干预才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成为教条。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成为哲学与体系对立的理由。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体系来体现。 首先，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由于忙于现实的哲学斗争和写作《资本论》，没有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整理和系统的阐述，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写作的巨著《资本论》就是理论与体系结合的最好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微小的细胞——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进行逐步深入的分析，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可见，科学、合理的体系有助于理论的准确阐述，理论与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探究，同样需要体系。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 再次，哲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一样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抽象思维所借助的工具就是范畴，哲学正是通过范畴、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但任何哲学的范畴都不是机械地拼凑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哲学要有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需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是人们面对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理性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普及到群众中去，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实践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象马克思当年那样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来表述，它必须整合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反体系的。对待体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 克服近代欧洲体系化哲学的弊端。任何建立绝对完满体系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体系只是理论的系统的逻辑形式，它只有是否准确之分，而无是否完满之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干，吸取东西方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哲学的精华，并以时代主题为基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坚持开放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1—02—28 【参考文献】 〔1〕张奎良．哲学的希望之光〔J〕．哲学原理（人大复印资料），1995（11）． 〔2〕韩秋红、胡长栓．关于哲学发展的时代性沉思〔J〕．哲学原理（人大复印资料），1997（11）．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高齐云．解放思想是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J〕．学术研究，2000

张伟发表的论文

济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主要开展全球化开放框架下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该中心在充分汲取国际主流经济学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出自己的理论研究特色——立足国情、面向世界、凸显现代、指向未来，惟理而不惟权、惟实而不惟书，开放交流、纵横比较、创新进取。该中心的创立：来自于国情的呼唤，成长于学界的期盼，服务于和谐的发展，通达于创新的彼岸。该中心侧重于使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等主要分析工具，在致力于现代经济理论创新的同时，也尽力为政府决策和企业发展提供管理咨询、文化支撑、人员培训和决策信息等智力服务。该中心将与学术界、企业界、政府机构和社会各界保持通畅和谐的互动交流，定期举办包括学术论坛在内的各种学术活动，为经济学家提供讲台、为企业家提供平台、为政府官员提供舞台、为学子们提供看台，为那些愿意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的志士仁人提供跳台。我们全体研究人员的普遍共识和惟一宗旨，就是能够竭尽全力地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做我们理应做的事情。在学术风格上，我们非常看重学品学术学问，尤其推崇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和马寅初以及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三位先生的学术风骨。我们会用激情活跃理性并以理性引领激情，在文化激荡的簇拥下，沿着怀疑、批判、反思、超越、创新的学术隧道而昂首前行……中心地址：中国·济南·济微路106号（济南大学经济学院）邮编：250022 （1）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路径与长效发展机制研究（2）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制度效能与制度竞争力研究（3）人力资源配置、人力资本投资与企业精英人才研究（4）产权制度创新、国有经济退却和民营经济崛起研究（5）公共产品、政府职能、宏观政策与经济自由度研究（6）经济全球化、人口流动规律与城市化发展进程研究…… 中心主任：俞宪忠: 1956年12出生，男，汉族，无党派,山东省滕州市人，100%的纯粹农民家庭出身。2007年12月获得河海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人力资源方向)学历和学位。现为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新浪网和凤凰网财经专栏“经济学人”。在学术研究方面主研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先后共出版经济学著作与教材11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日报》、《经济研究资料》、《经济学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人口年鉴》、《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界》、《天津社会科学》、《浙江学刊》、《财经科学》、《学术论坛》、《齐鲁学刊》、《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理论学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等重要报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30余篇，95%以上为个人独立作者，其中CSSCI和全国中文核心期刊6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口年鉴》、《经济日报》、《人大复印资料》、《文摘报》、《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学术百家》和各大网站等媒体多次全转、摘转和摘目。独立主持和骨干参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项目和一般研究项目共3个，另外还独立主持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和山东省软科学项目共3个。先后共获得第三届全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中国人事科学优秀成果奖（2009）、山东省第6届精品工程奖(2001)、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0、2008)等多个学术奖项。学术秘书：张伟，男，汉族，1964年11月生，原籍河南省上蔡县，现为山东省城市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首席专家，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环境经济方向博士，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成员，济南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学术兼职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山东生态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研究机构研究员等。研究方向为体制转轨与环境经济管理、城市发展投融资。张伟在体制转轨与环境经济管理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迄今已经在绿色投融资理论与实务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一是对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水平与绩效进行了测算，探讨了体制转轨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其代表性成果为《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的统计评价方法研究》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绩效的统计测算与对策研究》等研究报告和论文。二是探讨了环境污染末端治理以及发展绿色技术创新进行污染源头控制的对策。其代表性成果为《经济体制转轨绩效与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个案研究》专著、《市场化、城市新型工业化与创业投资绿色化研究》专著以及《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城市污染治理设施投融资绩效研究》、《依靠区域创新推进山东省新型工业化问题研究》等研究报告和论文。三是研究了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依靠发展低耗低污产业促进环境保护的作用机理和对策，重点探讨“投融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环境保护”的作用机理和对策。其代表性成果为《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存在的问题及基本对策》、《新型工业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外商投资推进探讨》、《发展文化产业促进山东文化大省建设的理论探讨与对策研究》、《文化产业资本运营研究》等论文和研究报告。张伟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包括：一是拟对绿色信贷进行深入研究，重点探讨“绿色信贷---企业绿色生产经营---环境保护”的作用机理和对策；二是拟对绿色产业集群融资进行深入研究，重点探讨“利用外资---绿色产业集群发展---环境保护”的作用机理和对策。围绕研究方向，张伟迄今已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在高水平刊物《统计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软科学》等发表论文5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主持国家软科学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项目10多项；先后出版著作5部，主编教材4部；获得山东省、国家统计局等优秀科研成果奖10多项。

W. Zhang, Q. M. Jonathan Wu, X. K. Yang, and X. Z. Fang, “Multilevel framework to detect and handle vehicle occlus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vol. 9, pp. 161-174, 2008. (SCI EI)W. Zhang, X. Z. Fang, and X. K. Yang, “Moving vehicles segmentation based on Bayesian framework for Gaussian motion model,” 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 vol. 27, pp. 956-967, Jul, 2006. (SCI EI)W. Zhang, X. Z. Fang, X. K. Yang, and Q. M. Jonathan Wu, Moving cast shadows detection using ratio edge,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vol. 9, pp. 1202-1214, 2007. (SCI EI)W. Zhang, Q. M. Jonathan Wu, and X. Z. Fang., “Moving Cast Shadow Detection,” in “Vision Systems-Segmentat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edited by Goro Obinata, ProLiteratur Verlag, Germany and Institute for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INRA, Vienna, 2007 (Book chapter)W. Zhang, Q. M. Jonathan Wu, and Guanghui Wang, “Tracking and Paring Vehicle Headlight in Night Scenes,”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n Press)W. Zhang, X. Z. Fang, X. K. Yang, and Q. M. Jonathan Wu ,“Spatiotemporal Gaussian mixture model to detect moving objects in dynamic scenes,” Journal of Electronic Imaging , SPIE, vol. 16, 2007. (SCI EI)Wei Zhang, Q. M. Jonathan Wu, Guanghui Wang, and Haibing Yin An Adaptive Computational Model for Salient Object Detection ,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vol. 12, Jun. 2010. (SCI EI)Wei Zhang, Q. M. Jonathan Wu, and Haibing Yin Moving Vehicles Detection Based On Adaptive Motion Histogram, Journal of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vol. 20, pp. 793-805, May, 2010. (SCI EI)W. Zhang, X. Z. Fang, and Y. Xu, “Detection of moving cast shadows using image orthogonal transform,” in Proc. IEEE Int'l Conf. Pattern Recognition(ICPR), vol. 1, pp. 626-629, 2006. (EI)W. Zhang, X. Z. Fang, and W. Y. Lin, “Moving vehicles segmentation based on Gaussian motion model” in Proc. Int’l Conf. Visual Communications and Image Processing(VCIP), SPIE, vol. 5960, pp. 141-148, 2005. (ISTP EI)Wei Zhang, Q. M. Jonathan Wu, Xinge You, and Yongfang Wang Image Matching Using Enclosed Region Detector, Journal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vol. 21, May, 2010. (SCI EI)W. Zhang, X. Z. Fang, and X. K. Yang, “Moving cast shadows detection based on ratio edge,” in Proc. IEEE Int'l Conf. Pattern Recognition(ICPR), vol. 4, pp. 73-76, 2006. (EI)W. Zhang, Q. M. Jonathan Wu, and Guanghui Wang, “Adaptive Semantic Bayesian Framework for Image Attention,” in Proc. IEEE Int'l Conf. Pattern Recognition(ICPR), pp. 1-4, 2008. (EI)W. Zhang, Q. M. Jonathan Wu, and Guanghui Wang, “Vehicle Headlights Detection using Markov Random Fields,” Asi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ACCV), vol. 5994, pp. 169-179, 2009. (ISTP EI)W. Zhang and Q. M. Jonathan Wu, “Moving shadow detection based on normalized eigenvalue of Wishart matrix,” in Proc. IEEE Int'l Conf. Mechatronics and Automation (ICMA), pp. 645-650, 2010. (EI)

参与上海市登山计划课题、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I期药物临床试验等多项临床研究。经常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紧密跟踪学术进展。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先后发表近十篇论文，并参与数部书籍的编写。

张太伟发表的论文

共发表300余篇科研论文。其中SCI收录12篇，主题主要为：中药防治代谢性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中药药性理论实质研究、中药不良反应与警戒理论研究。她还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3项。

一个小伙伴当老鹰，其他的小伙伴当小鸡，我当母鸡。选好各自的主角后，我们玩起了这个游戏。我带着一群小鸡，左躲右闪的，老鹰怎样也捉不到。

游戏结束了，我们胜利了，老鹰连一只小鸡也没捉到。我们玩的真是很搞笑！

我们到了理发店，看见已经有许多顾客在里面，我和莉莉只好坐在椅子上稍等。五分钟后，最后轮到我和莉莉理发了。

坐在椅子上，我和莉莉互望，竟不知要剪什么发型。正当我们在烦恼时，一位和蔼可亲的理发师给我们俩一些推荐。只见那位理发师熟练地帮我剪。

不一会儿，我们的新发型就剪好了。

我们付了钱，便走了。

我在读五年级的时，候哥哥给了我一只狗那只狗很可爱我每一天放学回家，和那只狗一齐玩玩的每一天忘了写作业，去学校老师骂我也打我，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老师么一天打我，就那样。

一天我扔掉了那只狗，扔掉那只狗以后我每一天把作业做完，老师也喜欢我了。

这就是我难忘的一件事。

我这天早上去大便，回来以后，发现早餐都被吃光了，但是我还没有吃。但是，张太伟看见我还没吃早餐，把自己的早餐分给我，自己却吃了几口，那时离上课还有几分钟。他随随便便吃了几口就去洗饭盒，那时我说不出话来，但我很想说“张太伟，谢谢你”但是又没时间，所以我就没说。

放学了，我想对他说，但有找不到他，我只好回家了。

一年后，墓里张出了草，碧绿碧绿的，我高兴地想：“肯定是小山鸡变的！”

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张祥伟发表的论文

摘要：素质教学下的课堂教学强调以人为本,教师应该在传授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还注重对学生进行心理 教育 ，应充分关心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感受，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愉悦，从而提高学习的自主性。关键词：以人为本；心灵成长；学生 教育论文发表 心灵的世界有多大？无限大！正如雨果所说：“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心灵的成长有多重要？关系一生的幸福！心灵的财富是什么？是人的精神，人的目标，人做事的动力，也是人感受生活的能力，品位快乐的能力。精神世界充实的人，才是最富有的人。心灵的缺失有多可怕？影响一生的失败！如果学生的成长中缺少心灵的滋养，那么我们的教育也是缺失的教育。 一、教师心灵关怀的缺失 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学生心灵的成长和发育。然而，许多教师至今却还并未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以致于对学生心灵的关怀一直以来漠然而无知，由此所引起的心灵伤害也就断然不可避免了。 曾经有一位对学生心灵的伤害问题的探究者，对325名教师和653名学生就教师伤害学生一事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表现，年龄越小，年级越低，学生受到的伤害越大。有的学生被老师骂，有的教师甚至随意举手打学生；还有的教师不顾学生的颜面，故意贬损学生的人格等等。在学生遭受的伤害中，被调查者认为体罚是表面的，而心罚所受到的伤害则是长期的，甚至是终生的。 笔者所在学校曾经有这样一个学生，他的 英语 成绩很差，自己很想学好，但又不知道怎样学。有一天上课时，英语老师按顺序叫学生站起来回答问题，眼看就要轮到他了，他心里很激动，因为那道题他能做出来，但还是有点紧张，然而，英语老师却没有叫他，而是叫了他后面的同学。这时，这位学生感到侮辱，后来升高中时，英语才考了48分，使他进不了重点中学。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例子，尤其是在老师讲公开课、观察课、优质课、示范课的课堂上更为多见。 客观地讲，英语老师可能一时疏忽没叫他回答问题是无意的，但这个学生却不会认为这是无意的，他会以为是英语老师看不起他，嫌他英语太差才不让回答问题。从此案例中可见，英语教师的无意伤害极大地改变了这个学生的学业 发展 和心理状况。他不仅放弃努力学习英语的动机，而且发展到害怕上英语课，直接导致了他升学的失败和对未来的焦虑。当然，引发无意伤害的根本原因也应归之于这个学生，归之于他的无中生有和过度敏感。但并不是说老师没有任何责任，从心灵关注的角度来看，老师的言行任何时候都应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漫不经心。 二、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心灵 职称论文发表 事实上，许多教师行为偏差，也正是由于不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而造成的。我们常说，教学要获得应有的实效或效果，必须依赖于我们对教育的两条基本 规律 的遵循。 一条是教育的内容符合社会的要求。教育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必须为社会的 政治 、 经济 服务，才会有安身立足之本。因此，教育要紧紧地抓住时代的脉搏，时时关注社会的发展和需求。 另一条是教育必须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即教育的内容与方式都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这样的教育才会成为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并为学生所乐意接受。这就是说，教育还是一种培养人的实践活动，教育不能脱离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因此教育中的有关年龄特征的问题，是不能被忽视的。 在这两条规律中，就教师的工作性质而言，主要应该是对第二条规律的把握。因为教育为社会服务的最终目标，还是为了促进人本身的身心素质的发展，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幸福而服务的。也就是说，以人为本，以人的身心素质为本，这不仅是教育的出发点，而且也是教育的最终归宿。对此，任何人都是不能忽略或轻视的，否则就无真正的教育效果可言！ 因此，从心灵关注的角度来看，儿童的心灵具有可塑性，同时也是一颗脆弱的心灵，一颗向上的心灵，一颗善于学习的心灵。所以教育的效果，并不在于教育内容本身的正确与否，而主要在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是否贴近和符合受教育者的身心实际。同时，符合儿童身心实际的教育，又首先是建立在对儿童年龄特征的尊重与了解基础之上的，要关注学生心灵的成长，要使教学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富有实效的教育行为，教师就必须认真研究和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与年龄特征，并以此作为教育的起点。 三、教师要掌握教育的方式与 艺术 ，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 心灵关怀在了解了学生心灵发育的特点之后，还应注意掌握一些具体的教育方式与艺术，这是教育怎样更好地防止教育伤害，避免无意伤害，根除有意伤害的又一重要的前提条件。 在学生心灵成长的道路上，需要教师的辅助。教师对学生的帮助要得体，要会爱学生。爱，不仅仅只是一种付出和给予，它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和灵巧的艺术。爱是奉献，爱也是理解。爱可以通过满意而传达，爱同样也可以通过不满意而流露。 作为教师，就要体察学生心灵的变化，学会附耳细说，学会正面暗示。据说韩国有个官员在微服私访，路过田间时，看到一个农夫驾着两头牛正在耕地，就大声问：“你这两头牛，哪个更棒？”农夫看着他一言不发，等到了地头，牛到一旁吃草去了，农夫才附在官员的耳边小声地说：“边上的那头牛更好。”官员很奇怪问：“你干嘛用那么小声地说活？”农夫说到：“牛虽是畜类，但心却是和人一样的，如果我大声说这头牛好，那头牛不好，它们能从我的眼神手势、声音里分辨出我对它们的评论，那头虽然尽了力，但仍不够优秀的牛心里会难过……” 试想，一位农夫对待一头牛尚且如此讲究方式、方法，那么，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不是更应该注意吗？尤其是教师的评价性语言，其意义对于学生而言，不仅是终生的，也是短期内难以忘怀的，无意伤害是无心的结果，但无心之过变有过，归根到底，还是与教师的素质有关。 四、确立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将关注学生心灵作为德育工作的新起点 现在的学生升学目标较高，家长、外界的期望值也较高，学生心理压力大。学生离开了父母，开始了独立生活，生活需要自理，很多事情要独立判断和处理，心理上感到孤单。这些学生在小学和初中时都是表扬、奖励的对象，倍受关爱，没有经历过挫折，没有体验过失败，自尊心很强，但心理脆弱。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必须从关注学生心灵开始，这是“以人为本”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做好以下工作：1.形成共识，关注孩子心灵成长 我们 总结 和反思了传统德育中一些违反 教育 规律 的做法，提出德育工作必须是“人”的德育，学生是有思想、有情感的生命体，我们的教育和管理方法不能过于简单机械。做好德育工作，首先要了解学生的心理，了解学生的需求，掌握学生的接受能力，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德育内容、目标和方法。要建立平等互信、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我们要求全体教职员工参与教育和管理，要从关注学生心灵开始。 2．开设心理健康课，建立心理辅导室 论文发表 学校要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就高中学生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和化解方法的指导。同时还要建立心理辅导室，每天定时对学生开放，解决学生自身的困惑和心理不适。 3．依据学生心理特点实施教育和管理 要求班主任每学期与学生个别谈话两次，除了进行必须的教育，主要是缩短与学生心理上的距离，让学生在班级生活中感到轻松愉快。学期末学校要给家长写一封信，在向家长汇报学生成绩的同时，会特别提示家长：“……要客观地分析孩子的不足，更要全面了解和肯定孩子取得的成绩和进步。” 对于学生的违纪现象，我们首先从心 理学 的角度分析其原因，对于学生的一时冲动和一贯的恶劣行为要区别对待，因人因事而异，对违纪学生采取既能产生教育作用，又能被接受的处理方法。 通过实践，我们认识到关注学生的心灵成长，对学生的全面 发展 和德育实效性的增强具有重要意义。德育工作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我们应该遵循教育规律，有所继承，勇于创新，将学生的自身发展与国家社会的需要统一起来，既有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德育，也有培养社会精英的高层次追求，既要利用好校内资源、课本资源，也要挖掘和利用好社会资源、生活资源，在国家的教育方针和素质教育思想指导下，为培养合格人才做出贡献。 纵观上述所言，教师应当有高尚的职业道德、精深的专业知识、广博的综合知识和娴熟的教育技能，要以关怀、亲切的态度与学生沟通，探究行为的原因，教师应当走进学生的心灵。

幼儿正处于人生的初始阶段，一切都要学习,可塑性强，自控能力较差，既是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关键时期，又是沾染不良行为习惯的危险阶段，如果不适时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便会错失良机，养成不良行为习惯。而积习难改，习惯成自然，会给将来的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缺憾。如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习惯。”应当培养幼儿哪些良好的习惯呢？。叶圣陶先生指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活的一切良好习惯。在德育方面，要养成待人处事和工作的良好习惯；在智育方面，要养成寻求知识和熟悉技能的良好习惯。”具体有道德行为习惯、劳动习惯、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学习习惯、社交习惯等。鉴于幼儿身上发育的特点，从不剩饭，自己穿脱衣服，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用完的东西放回原处，按时睡觉，按时起床的习惯等。有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就为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劳动习惯、卫生习惯等打下基础。 一、循循善诱，向幼儿提出明确而严格的要求。 在提出每一点要求的时候，事先都经过周密考虑，做到要求合理。根据幼儿能力，提出的要求逐步提高，循序渐进。开头的时候，我只要幼儿掌握简单的生活规则。比如，上课的时候，要安静地坐好，不防碍别人等。接着，提出关于社会行为的要求，比如，待人要有礼貌，看到老师阿姨要问好，接受人家的礼物，或者得到人家的帮助要道谢等。 从幼儿的能力来看，既是履行一些内容极其简单的要求，也要做出巨大的努力。如果教师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不合理，他们接受不了，那么这样的要求就会落空。当幼儿做不到教师的有些要求时，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丧失信心，并且对教师的话产生怀疑，不信任教师了。 当我向幼儿提出要求的时候，注意做到内容具体、明确、语言通俗、简练；适合幼儿的年龄特征。比如，要求幼儿对人要有礼貌。我就这样告诉幼儿：早上入园的时候要向老师、小朋友问声好；回家的时候要说声“再见”；跟别人讲话的时候要专心，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插嘴；，要求幼儿讲卫生，我就说，我们要做个讲卫生的孩子，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要求幼儿午睡时脱下的衣服裤子叠好放在固定的地方……..这样要求具体明确，幼儿才好照着去做。幼4家4儿童 二、不断鼓励，让幼儿在练习中慢慢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幼儿的意志力不能持久，注意力很难长期集中。根据幼儿的这个特点，我采取不断鼓励的办法，矫正幼儿不良的行为。比如，大家在午睡的时候，往往有个别幼儿起来小便，脚步走的很重，就给他一个暗示，提醒他矫正；当幼儿小心走路的时候，就微笑着点头表示他做的对。又如我们班有个新小朋友叫魏晓蕾，胆子特别小，他不习惯集体生活，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即使是最简单的事情，也往往不敢去做。对于他来说，我们需要让他养成合群的习惯。我就运用各种方法来鼓励他。先是让他做一些简单的事。如上美工课的时候，让他来分发美工纸；吃午饭时候，让他来分筷子。经过一次两次的锻炼。他的胆子慢慢大起来了。接着，我还训练他在大众面前讲话的习惯。一次在学习儿歌《老师的手》的时候，我提问全班的幼儿：“老师的手可以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提问之后我就有意识这样说：“老师准备请一个勇敢的小朋友来回答这个问题。大家看看谁最近以来比过去勇敢了？”小朋友们不约而同提到了魏晓蕾，他也就大胆地站起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幼儿受到鼓励的时候，他们为了要从自己的行为中得到愉快，也就会自觉地制止那些不好的行为了。 三、注意矫正幼儿任何一点细小行为的错误 幼儿往往从细小的过错中，慢慢地养成不良的行为习惯。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发生这些事情：有些幼儿容易发脾气，躺在地上拼命用两只小脚踩地板，大哭大叫；有些幼儿喜欢玩某些玩具的时，就要人家无条件的给他……对这些行为都不能采取姑息的态度，听任它发展下去。刚上小班的时候幼儿习惯较差，吃饭不专心、东张西望、吃得很慢，加上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幼儿之间交往的需要也不断的增加，吃饭时讲话的现象也多起来，教师的提醒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调动幼儿的内在因素，激发他们的上进心，才能让幼儿变被动为主动，自觉遵守纪律，于是“最佳餐桌”在我们班级产生了，怎样才能成为“最佳餐桌”呢？经过商量我们列出标准，即吃饭吃得认真，不讲话、吃得较快、不挑食，评出以后分别得到一颗小红花。教师也给全班幼儿提出要求，进步大的也可以荣获“最佳餐桌”的称号，进步的人多了，我们还可以办两个“最佳餐桌”。现在不在象以前那样处处让教师提醒，吃饭讲话、不专心、东张西望、吃得很慢等坏习惯减少了很多，吃饭不再成为孩子们的难题了 四、通过游戏活动，培养幼儿的良好行为习惯 游戏是幼儿的主导活动，在游戏中幼儿心情愉快，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幼儿通过游戏的活动过程，能学会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容易形成一些良好的品质。同时，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也容易表现出来，有利于教师及时发现，给予纠正。如有一次，我组织小朋友玩“美食店”的游戏，游戏一开始，李琳和张波突然争吵起来，我走过去一问，原来是因为争新的煤气灶,都不愿意要旧的煤气灶,怎么办呢?新的煤气灶只有一个,我思索了一会,便拿起旧的煤气灶放在耳朵上,过了一会儿,我对两个小朋友说:“旧煤气灶刚才对我说，它也可以用，小朋友都不喜欢它，它好伤心，它想找一位好朋友，谁愿意帮助它？”我这样一说，李琳就去拿了旧的煤气灶。两个小朋友笑着说：“老师，我们以后不争了。”我对他们这一行为给予了肯定，并以此教育小朋友们要讲文明，懂礼貌，同伴之间要互相谦让，争做好孩子。 五、老师以身作则，做幼儿表率 幼儿有很强的可塑性和模仿能力，他们模仿的最直接的对象是老师，对老师言谈举止，观察最细，感受最强，而且不加选择地模仿老师的言行。对于幼儿，老师的话可以说是“最高指示”，经常可以听到孩子们为自己的言行辩解：“老师就是这样说的……”这就对老师的言行提出了较高要求。因此，我们注意从自身做起，严于律己；凡要求孩子们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不让孩子做的，自己千万不能违反，一旦违反，要在孩子们面前勇于承认错误。记得有一次下课我无意中走进教室，看见有两位小朋友坐在桌子上谈话。我当场批评了他们，过后其中的一位孩子悄悄的说：“老师有时也坐在桌子上讲话。”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仔细一想，自己也确实有过这样的现象。我就对这位小朋友说：“真的？你怎么不早点给我指出这个坏毛病呢？今后，我们互相监督，不让坏毛病再出来好吗？”正如古人所言：“言教不如身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教师应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为幼儿起表率作用。 六、家园配合，共同促进幼儿良好习惯的形成。 最近几年，对幼儿的早期教育越来越受到家庭的重视，这种趋势是十分可喜的，但是有不少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的家长，只注重开发孩子的智力，却不注意孩子早期行为习惯的培养。这要求家庭和幼儿园要把培养孩子的良好行为习惯放在首位.因此,对部分只注重学习知识的家长,我给他们出了一道选择题:A、一天教会你的孩子写10个字。B、帮助孩子10天改掉一个坏毛病，让幼儿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多数家长会笑着选择后者。 总之，培养幼儿的良好行为习惯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必须贯彻落实在幼儿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成人严格要求，反复抓，抓反复，让幼儿养成良好的习惯。

1Marriage form and fertility in rural China: an investigation in three countiesJin Xiaoyi, Li Shuzhuo and Marcus Feldman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6，25: 141-156.2Marriage form and age at first marriage: A comparative study in three counties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Jin Xiaoyi, Li Shuzhuo, and Marcus FeldmanSocial Biology 2007，52 (1-2)3Marriage form and duration of post-marital co-residence with parents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SongziLi Shuzhuo Marcus Feldman Jin Xiaoyi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2005，36(1): 1214Best Practices Research: A Methodological Guide for the PerplexedStuart Bretschneider, Frederick J. Marc-Aurele and Jiannan Wu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ory，Lawrence: Apr 2005. Vol. 15, Iss. 2; p.3075Gender differences in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ChaohuZhang Wenjuan Li Shuzhuo Marcus Feldman.Journal of Women and Aging 2005，17（3）:73-896公共管理与复杂性科学白萌浙江社会科学7公共管理中复杂性科学研究的进展与展望——以农民工流动研究为例白萌中国行政管理8EpiData软件与Excel软件在合作医疗监测中的运用陈钢 高建民现代预防医学 2006（5）9基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个人健康状况模糊综合评价陈善平 李树茁 李淑娥 许宗岷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1）10运动承诺和锻炼条件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陈善平 李树茁 容建中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11）11体育消费认知决策模型的研究陈善平 李树茁 闫振龙体育科学2006（10）：82－8612基于运动承诺视角的大学生锻炼机制研究陈善平 李树茁 闫振龙体育科学2006（12）：48－5513价值工程在新产品成本控制决策中的应用研究陈仲伟 雷战波 朱莹商业研究2005.514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教育动因的实证研究崔瑞峰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5国际工程教育撷英（第10辑）崔瑞峰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6企业学习型组织职业教育与培训活动：美国的经验及启示崔瑞峰继续教育17美国能力本位职业教育评估模式探析崔瑞锋，田东平成人教育 2008.218全球视野下欧洲工程教育项目的跨国认可与认证崔瑞锋，田东平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8.219美国成人高等教育机构的自我评估：内涵、范例及特点崔瑞锋，田东平，魏小艾，苗玉凤现代远距离教育 2008.120美国著名大学电气专业教育发展特点分析——基于专业使命、教育目标及结果的视角崔瑞锋，郑南宁，王兆安，齐勇电气电子教学学报 2008.121公共管理中复杂性科学研究的进展与展望—以农民工流动研究为例杜海峰中国行政管理22求解TSP问题的三角形编码抗体克隆选择算法杜海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3公共管理与复杂性科学杜海峰浙江社会科学24当代西方社会融合研究的概念、理论及应用杜海峰公共管理学报25基于小世界原理的模型降阶优化研究杜海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6一种基于流形距离的迭代优化聚类算法杜海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7一种基于种群熵的混沌小世界优化算法杜海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8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结构分析杜海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9中国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凝聚子群结构分析杜海峰社会30资本结构选择偏好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过度负债”与“财务保守”行为的实证分析封铁英科研管理，2006（6）：54-6131基于杠杆效应的企业风险与资本结构选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封铁英《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15期3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测定的模型构建及应用封铁英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ISSN 1008-245X) 2008.233社会养老保险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研究综述封铁英生产力研究 2008.134门诊药房剥离对非营利性医院的影响研究高建民中国医院管理2004（10）35医疗机构门诊药房社会化经营的补偿政策研究与探讨高建民中国卫生经济2004（10）36基本卫生人力政策研究高建民中国卫生经济2006（10）： 14-1637Effects of Rural Mutual Health Care on outpatient service utilization in Chinese village medical institutions:evidence from panel data高建民Health Economics38 西安市医保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效果研究高建民中国药业39西安市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群接种流感疫苗的成本效益分析高建民中华流行病学杂志40医疗机构实施“医药分离”的探索性研究高建民医学与哲学4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基金测算方法的探讨高建民统计与决策42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弹性国内外研究进展高建民现代预防医学43农村互助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季节规律研究高建民现代预防医学44农村互助医疗模式下的居民受益率与利用率高建民中国卫生经济45引入流程管理 提高护理质量高建民中国卫生质量管理46医生人力资本与劳动定价研究高建民 徐俊秀杨晓玮中国卫生经济 2005（8）47我国汉唐时期绩效考评的特色与启示高小平、陈春会、吴建南《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2期48持久收入假说与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研究顾景西 黎洁《集团经济研究》2007年4月49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探析胡芳肖人口学刊，2005年第2期50完善西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筹集方式探析胡芳肖中国经济与管理51国外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经验借鉴胡芳肖市长参考 2008.852完善西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筹集方式探析胡芳肖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30年研讨会学术论文集 2008.553国外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经验借鉴胡芳肖、王育宝消费经济，2007第4期54我国企业构建绿色营销体系的障碍因素分析，胡芳肖、王育宝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年第9期55我国政府反贫困战略及其完善胡芳肖、王育宝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5年第2 期56我国政府反贫困战略及其完善胡芳肖、王育宝农业经济导刊，2005年第9期57农村贫困人口适度消费的实现途径初探胡芳肖、文启湘消费经济，2005年第1期，58公司治理与多元化经营――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黄海波、李树茁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6）：70-765920世纪中国失踪女性数量的估计姜全保 李树茁 费尔德曼中国人口科学2005（4）60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压力和应对策略研究——基于YC县访谈的发现靳小怡人口与发展61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初婚：性别视角的研究靳小怡人口学刊62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平价关系的实证研究雷娟 张思锋统计与决策，2005.1163市政管线突发灾难预警决策支持系统构建雷战波 冯德多商业时代 2007 21期64我国电子政务绩效评估发展综述雷战波 姜晓芳情报杂志 2007.165基于UML的供应链危机预警支持系统的建模与开发雷战波 袁彩燕 刘二鹏系统工程2004.1266企业危机预警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危机预警的启示雷战波 赵吉博 朱正威中国行政管理2005.267区县政府电子政务系统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雷战波 周博宁城市问题 2007.368西部农村社区发展生态旅游的就业与收入分配实证研究黎洁旅游学刊2005.569陕西太白山生态旅游者特征与激励因素研究黎洁<<经济地理>>2005年第5期70《旅游卫星帐户与旅游业的产出核算研究》黎洁《统计与决策》（理论版）2007年1月71江苏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地区经济的贡献黎洁统计与决策 2008.972隐性失业对要素产出弹性估计影响分析黎洁 朱志明《商业研究》2004年第21期2004.973我国生态旅游者的激励特征与市场细分研究黎洁 井悦铃<<预测>>2005年第5期74关于陕北地区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问题的研究黎洁 乔丽霞《集团经济研究》2007年4月75社会性别公平促进决策支持系统研究——在生殖健康/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领域的探索李亮（杨雪燕是第二作者）妇女研究论丛 2008.476农村社会变迁中女性对家务分工的期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居巢农村地区的调查研究李亮（杨雪燕是第二作者）西北人口 2008.2772007年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关爱女孩行动’专题调查研究李树茁《人口与计划生育》78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压力与应对——河南YC区的探索性研究李树茁《青年研究》79公共管理与复杂性科学李树茁《浙江社会科学》80一种求解多维背包问题的小世界算法李树茁《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摘要：良好的行为习惯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它贯穿于孩子一日生活的各个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善于抓住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关键词：培养；孩子；行为习惯孩子的行为习惯养成最佳时期是幼儿时期，除了家庭对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有重要影响外，学校也是幼儿形成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场所，也是好习惯形成的关键时期，幼儿园孩子的年龄特点决定了孩子文明行为和良好习惯的养成需要幼儿园和家庭的有效配合，孩子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不仅是自身的需要，更是社会的需要，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为什么要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一）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一段时间以来，学校教育也好，家庭教育也好，都以应试教育为目标，只希望孩子学习能考个高分，而忽略了对孩子品质、能力的培养。清代大画家郑板桥临终时要吃儿子亲手做的馍，等儿子临时学习并做好送来时，他已经咽气了。他留给儿子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淌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宗，不算是好汉!"可见，他临死前还不忘教儿子自立、自强的习惯，这对我们今天的父母难道不是个启发吗?这就要求做父母的不仅要教给孩子知识，而且要教会孩子做人，要敢于向自身挑战，要从思想品德、科学文化知识等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为子女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二）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家庭的需要，社会的需要1996年一本期刊的编辑部在中国、日本、美国的学生中同时进行了一次"心目中最受尊敬的10个人"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中学生在"最受尊敬的人"的前二位都填了自己的父母亲，美国的中学生在"最受尊敬的人"的前三位中有两位填了自己的父母亲，而中国的中学生在"最受尊敬的10个人"中填的大多是电影明星、球星等。悲载，中国父母!难道是中国父母不爱自己的子女吗?非也。其实，中国父母在养孩子上花的心血、力气、脑筋，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特别是当代独生子女的父母们，更是拼命地在养孩子上攀比，邻居家给孩子买了电子琴，我节衣缩食也要给孩子买台钢琴：邻居家给孩子买了电脑，我要给孩子买个更高档的。他们有的成了孩子的"奴仆"，为孩子提供面面俱到的"服务"，只知道单方面的付出只知道一味慷慨给予、溺爱孩子，却忽视了培养孩子的良好行为习惯，忽视了培养孩子对父母、对长辈、对社会的爱。给孩子养成了自私、冷漠、任性、放纵、没有责任感的不良习惯，不仅害了孩子，也害了父母自己，害了社会。（三）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是配合学校教育的需要瑞士着名的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把儿童的行为习惯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自我中心阶段(2～5岁)、他律阶段(6～8岁)、自律阶段(8～10岁) 和公正阶段(10～12岁)。皮亚杰认为，在自我中心阶段，行为习惯具有不稳定性：在他律阶段，儿童的道德判断受外部的价值标准所支配和制约，表现之一是绝对遵从父母或老师的。小学低年级儿童正处于儿童行为习惯发展的他律阶段，他们尚未形成自己的道德认识，没有形成恒定的道德标准，道德观念主要受周围人们的影响，比如家长、老师，以及一起玩耍的同学和朋友。因此，作为教师，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协助学校教育孩子讲文明、懂礼貌、守纪律，养成良好的社会行为习惯。因为在这个时候进行教育，孩子容易接受，容易形成稳固的习惯，同时还可以防止孩子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而形成一些不良习惯。二、培养孩子良好行为习惯的建议作为幼儿教育工作者，除了加强家园沟通，坚持上述基本原则外，还应该有比家庭更为系统的、专业的方法和策略，保证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一）确定规范，进行系列化教育幼儿园要建立一日常规，进行系列化教育。3～6 岁幼儿是个性品德形成的关键期，由于幼儿的可塑性很大，他们的个性品德在形成 过程中会经常出现反复，所以教育内容应该做到系列化。根据幼儿的特点和发展情况，制定了幼儿一日活动常规，常规规定了孩子们在一日生活、学习中应做到的，应遵守的一些规则，确定了幼儿时期在衣、食、住、行、与人交往等方面应有的文明行为和习惯的标准，如：坐 要有坐姿、睡要有睡样， 饭后会收拾餐具，活动结束会整理好用品等。如按照时间制定的系列教育，有初入园时的爱集体教育；"三八"妇女节的爱妈妈教育；"六一"儿童节的好儿童教育；"七一"的爱党 教育等。平时，我们要求幼儿做到"三轻"：说话轻、走路轻，放下东西也要轻；对幼儿进行遵守公共秩序，不妨碍他人，爱护公物的教育。午餐要求做到"三净"：碗里干净、桌上干净、地上干净，对幼儿进行爱惜粮食的教育。午睡时要求幼儿自己穿脱衣物，自己整理衣服，翻好领子。我们教育孩子们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会的事情学着做，学会的事情坚持做" 我们注重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采取有效的教育方法，如对待性格怯懦的幼儿，以培养勇敢品质为主；对待个性霸道的幼儿，以培养宽容、和谐与人为善的个性为主；对待贪占他人物品的幼儿以培养诚实品质为主；对待逆反个性较强的幼儿，采取综合训练方式，对其进行不良个性的矫正训练为主等等。由于每个幼儿的家庭教育影响的环境和方式不同，他们对教师的教育方 法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我们观察了解幼儿的不同心理特征，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有的放矢地教育。（二）与家庭形成合力，为孩子改造成年人的世界今天培养孩子的习惯是非常困难的，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也包括老师，本身可能就有很多不良的习惯。 我们可能也不完全知道什么是好习惯，我们是带着很多兽性长大的。 我们本身就有可能带着很多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如用眼睛挑东西，不要用手挑东西的习惯。我们买东西谁不去挑、不去捏， 可是你捏完他捏，他捏完之后可能不买了，最后别人怎么买？我们可没想这些问题。这是条件反射，挑选什么东西都想试一试、捏一捏。这一陋习也直接影响到了孩子们，班里吃水果时让孩子们自己拿，谁不挑一挑、比一比，每次总是挑了这个还是觉得那个好"这山还望那山高" 。又如保护环境卫生的习惯。我们有很多的成年人对自己小家庭的卫生搞的"一尘不染"，可是对社会大家庭的环境卫生却是：随地吐痰、乱扔垃圾、高声喧哗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不良行为会对自己的下一代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说："家庭是习惯的学校，父母是习惯的教师。"要让孩子的行为习惯取得良好的成效，就必须建立起家庭、幼儿园联合一致的教育网络。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讲座，让家长进行系统的幼儿德育理论学习； 家教专刊、 家教小园地时刻发挥着它们的宣传和交流作用；通过家园联系手册，以书面形式每月联系，有什么事随时与家长沟通，使家长和教师都能随时了解幼儿在园和在家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我们还通过家长开放日、家园共育等活动，让家长观看、了解、参与幼儿园的教育，使家长自觉、积极地配合我们的教育工作。只有让孩子做到了在家与在园一个样，良好习惯的养 成才有真正的意义。（三）要尊重儿童的权利和参与，让孩子充分地参与在儿童的习惯养成过程当中，有一个危险存在，那就是习惯养成的过程变成了奴役儿童的过程。大家千万千万注意这一条。什么意思呢？就是大人在研究习惯，大人在定规范，强迫孩子去做、去执行，这就很可怕。因为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儿童是主人，我们就是要发挥他们的主人作用。养成一个好习惯，应该是要让孩子们觉得：这是我盼望的，我特别希望有这个好习惯，这对我的帮助很大，对我的发展很有用，好习惯多了，我才是一个好孩子学生，我才可以多交朋友。这才是积极的，而不是强迫。儿童参与有一个阶梯，阶梯有五层：第一层是操纵，成年人操纵儿童；第二层是装饰，找几个孩子来表演一下，来装饰；第三层是象征性的参与；第四层是成人指派；第五层是与儿童商量；我们的习惯培养，起点就是第五层，与儿童商量，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习惯，要和孩子商量：你们需不需要培养这个习惯？你愿不愿意培养这习惯？因为孩子有选择权：我愿意养成什么习惯，比如爱运动的习惯，有礼貌的习惯……内向的孩子你不能培养成外向的孩子，慢性的孩子不能培养成急性的，习惯养成要讲究规则，要尊重差异。（四）帮助幼儿建立自信心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与其把儿童当作天津鸭儿填入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钥匙，使他们可以自由的去开启文化的金库和宇宙之宝藏。"我们引导幼儿学会学习，培养幼儿的学习能力；培养友爱、勇敢、克服困难、讲礼貌、守纪律的品德行为等方面的一系列教育行为，却忽视了能影响幼儿个性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自信心。自信心是儿童个性心理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条件。自信心的培养也是心理健康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所谓自信心，是由积极自我评价引起的自我肯定并期望受到他人、集体和社会尊重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倾向。自信心是对自己力量的充分认识和评价。自信心强的幼儿能积极主动地参加各种活动，能积极地与他人交往，与同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能勇敢地面对困难，大胆尝试。在幼儿园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幼儿缺乏自信心，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甚至很多方面不如别的幼儿，往往表现在活动中不敢主动地要求参加集体游戏活动，不敢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不敢在众人面前大胆地表现自己；面对新事物、新活动常常害怕、退缩等。 所以老师要重视幼儿自信心的培养，从而保证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如很多孩子在动手能力、行为习惯等方面离集体生活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来到幼儿园，这些孩子无论在行动，还是在自理能力上，普遍缺乏自信。自信是孩子成长过程的核心，是促使孩子实现愿望和理想的动力。幼儿自信心的形成往往离不开成人对幼儿的信任。信任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滋补品"。信任既来自家长对孩子的鼓励，又取决于教师对孩子行为的认可。对幼儿来说， 只有获得了成功的体验，才能获得自信心。孩子只有充满信心，他们才会信心百倍地面对人生中的机遇与挑战。良好的行为习惯需要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对幼儿进行 一点一滴的培养，这样才能使幼儿不断进步，为幼儿今后的人生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五）在生活中培养儿童的良好习惯在孩子形成良好行为的过程中，父母的责任是根据孩子的年龄特征给予引导， 在有准备的环境中耐心地培养，使他的一举一动逐渐向良好的行为发展。 父母良好的行为可以为孩子树立学习的榜样，让孩子自觉地接受。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父母要做有心人，要仔细观 察，对他的良好行为及时表示赞许， 强化鼓励他继续发展，形成习惯，巩固下来；对不良行为要表示不满，帮助他学会识别的能力，而不是指责他，更不能因为他的不良行为而取消他与小朋友交往的机会和权利。习惯的养成是行为积累的结果，孩子从某种行为中获得了成功感，自然就会重复这种行为，从而变成他的习惯。习惯决定人的性格，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培养要从小开始，而且要从家庭开始。三、培养孩子良好行为习惯的意义一是有益于孩子身体健康。良好的卫生习惯，包括个人卫生(衣物、身体)和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扔垃圾)；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不挑食、按时吃饭睡觉等。二是有益于孩子自立自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当然是做孩子力所能及的事。不要小看孩子能独立完成一点小事，家长如辅以赞同和鼓励，孩子的自信心就会逐渐增强。三是有益于孩子良好人际关系。别人的东西不能拿，懂得关心、爱护、帮助他人，这些也是基本的道德原则。四是有益于孩子事业成就。集中注意力，持之以恒有毅力。这是影响孩子将来学业成就最重要的一个行为习惯。五是培养良好行为习惯是必要的。学家培根说过："习惯是一种顽强的力量，可以主宰一生。"道出了培养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性。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促进幼儿智力、能力和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有了好的行为习惯，许多学习生活中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反之，会为幼儿的学习生活和今后的发展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十分有必要的。参考文献：[1].钱玲瑛《幼儿良好行为习惯如何培养》，《考试周刊》2008年第11期，第225页。[2].辛文荣、孟祥芳《浅谈父母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09页。[3].葛海荣《关注细节，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百花园地》2012年第11期，第197页。[4].李兰《在幼儿园如何培养孩子的文明行为和良好习惯》，《教学研究》2012年第10期，第110页。[5].庞丽娟《教师与儿童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