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伽学院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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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的德育教育是每位家长和教师教育的重点，影响学生德育的主要因素是道德因素，家长和教师应该围绕着影响学生的道德因素展开相应的道德策略。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 《浅谈中小学生德育教育》 摘要 中小学生的德育教育是每位家长和教师教育的重点，影响学生德育的主要因素是道德因素，家长和教师应该围绕着影响学生的道德因素展开相应的道德策略。 关键词 中小学道德教育策略 重视和加强中小学生道德教育，是每位领导、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受当今不良风气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基础不稳定。为了消除不利影响，为社会主义建设保驾护航，加强中小学生道德教育刻不容缓，教育工作者要用战略的眼光认真地研究分析、影响中小学生道德教育的因素，并寻找加强中小学生道德教育的一些对策。 一、影响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因素 ***一***社会因素 一是社会风尚对学生的影响。社会风尚是指一定社会中多数成员的价值取向，遵守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的状况。社会风尚是个人生活的真实世界，对个人发生著潜移默化的规范作用，良好的社会风尚能强化学校教育的正面影响，而消极败落的社会风尚则会抵消甚至消解教育的作用。如，在学校附近开设营业性舞厅、电子游戏室以及其他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广播、电影、电视、网咖等渲染的暴力、色情、赌博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这些低阶下流、腐朽没落的道德观念、生活方式侵蚀著中小学生稚嫩的心灵，使他们的行为失去准则，是非、善恶、美丑界线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他们只注重个人主义而忽略社会义务，这正是社会风气对教育作用的抵消。二是道德教育缺乏法律支援和政策保障。当前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只限于教育范畴，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援和政策保障，尚没有《道德法》和必要的道德教育政策和条例。 ***二***学校因素 一是有些农村中小学校，不注重德育阵地环境建设，没有为学生塑造良好的校园文化。二是有些学校在考试和升学指挥棒下，未把全面育人作为学校工作的最高法律，存在重智轻德现象。三是有些教育者空调说教不注重实效。一些教育者苦口婆心，唇焦舌燥，而学生却无动于衷。由于只作用于说教，没开展与学生年龄相适应的各种道德教育活动，导致了许多伟大的人物和感人的事迹，用不了多久学生就将其抛之脑后，学生把上课当成了老师的事。四是一些教育缺乏“爱心”不尊重学生人格，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另外，一些教师不注重品行修养，陋习不避学生耳目，污染了学生的视听，学生很难“亲其师，信其道”。 ***三***家庭因素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自然形成的教育场所。中小学生的社会过程始于家庭，其基本生活技能的掌握，社会行为规范的获得、性格的形成都里不开家庭的影响和作用。 二、加强中小学生道德教育的一些对策 ***一***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对孩子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绝不能忽视家庭教育这一阵地，家庭环境如何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为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孩子是父母珍贵的财富，当得到他时，就意味着接受担负、哺育的责任。如，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这包括提供适当的衣物，有足够营养的食品，给孩子创造一个活泼、美观、整齐、空问适度的生活环境，还要给孩子留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家长还应为孩子学习创造适当的环境，比如，提供适宜的桌椅、学习用具、适量并适当的书籍，这样才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良好的家庭环境应是民主、自由、和睦的。比如，家庭成员之间在人格上平等，团结互助，有浓厚的学习风气，每个成员有较高的生活目标，尊老爱幼，邻里和睦，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恪守道德准则，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一般都健康活泼，好学上进，精神愉快，能够很好的适应集体生活和社会生活，更容易接受教育，促进良好观念和个性的发展。 ***二***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的任务是使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观点、思想意识、道德品质、法律观点和良好的心理品质。因此，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是中小学生学习、成长的主要场所，也是加强中小学生道德教育的主要防线。 一是学校要加强的阵地环境建设，为学生塑造良好的校园文化。一定形态的校园文化必然对学生产生一定方向的引导，这就是校园文化的导向作用，校园文化的导向作用就是在具体的环境和条件下，推动学生为长成社会需要的人才而努力，把具体的奋斗目标、人生追求、信条和行为准则、内化成为师生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优秀的校园文化是成长于其中的学生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学生在优美的校园环境中道德品质得到薰陶、得到升华，使他们良好的道德风尚得以形成。二是领导、教师要改变教育观念，把全面育人作为学校工作的最高法律，把德育放在首要位置来抓。加强校纪校风建设，把学生的道德教育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彻底改变以智育代表都好的局面。在一系列的道德教育活动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不用教师多讲，学生的道德品质就得到了提高。如：课堂上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各项法规，蒐集、整理在国家大法上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执法、守法、护法的故事。使他们懂得与自己生活学习有关的法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坚持他律与自律的结合，法德并重、守法养德，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四是教师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人格，平等对待每位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用“爱心”育学生。 ***三***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指有意识地培养人，有益于人的身心发展的各种社会活动。有关中小学生社会教育机构包括少难宫、少年之家、儿童公元、儿童影院、儿童阅览室等。这些专门组织的社会教育机构旨在弥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不足。如：我校每年4月5日都要组织学生到黄台山抗日英雄纪念碑前扫墓，听革命前辈讲解迁安革命发展史，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情操，这种氛围，家庭教育不能提供。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也要充分利用社会组织提供的基础设施，对学生长期的进行道德教育。 只要我们把全面育人作为教育的最高法律，把学生的道德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与时俱进，不断探索，一定能建构起符合实际需要和社会需要、贴近学生而高效的道德教育体系，为加强中小学生道德教育奠定坚实基础。

2012年02月13日 10时12分，《英语学习:英语论文：论析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1]》由liuxue86.com英语我整理. 的精确性上还是用词的简洁性上都符合意象主义运动的“六项宣言”;同时它还为英语读者展现出一种崭新的、陌生的甚至意外的诗歌形态。 二、功能翻译理论和杨译《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把它翻译成外文介绍给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又是极其困难的。其中一个难点就是在尽可能保持小说本身的文学的美感的同时，还能把众多富含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和习语翻译成外文，使外国读者在欣赏小说的同时还能够增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笔者认为，杨宪益夫妇正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在翻译《红楼梦》时采用了和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截然不同的方法。在翻译《红楼梦》时，杨宪益夫妇采用了偏重充分性的翻译方法，表现出很强的“异化”倾向，以尽可能地保留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 先看“简单”的人名的翻译。《红楼梦》对人物的命名是非常讲究的，不但重要人物的名字，甚至很多一掠而过的小人物的名字也都暗含潜在的寓意。但是杨氏夫妇在翻译这些含有双关意义的人名时却选择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保留了对译文读者来说原作的异国情调。但是在对重要人物的姓名进行音译的同时，杨氏夫妇还额外加上了注释，以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原作人物命名的丰富的潜在含义。例如:“甄士隐”表示“真事隐”，杨氏把名字音译为“Chen Shin一咖”，同时加上注释:"Homophone for `tme facts concealed’ "“贾雨村言”表示“假语村言”，英文把“贾雨村”翻译成“Chia Yu一tsun.,tsun，同时加注释为:"Hoanophone for `fiction in rustic language’ "“贾化”表示“假话”，英文翻译成“Chia Hua"，同时加注释“false talk" 。 在对《红楼梦》中出现的一些习语的翻译中，杨氏夫妇也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以保留习语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比如《红楼梦》第十一回有一句“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s1。杨氏的翻译是:}.T}y,` Stornr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 "’ [91。这种翻译方法保留了中国谚语的对称特色。在对《红楼梦》第一回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Vol这句习语的翻译中，杨氏保留了其中充满了中国道教和佛教意味的“天”的形象，把这句习语翻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再如《红楼梦》第一回出现“风月笔墨”的说法。按照《红楼梦》同回注释，风月笔墨“原指描写风花雪月，儿女私情的文字。这里专指着意谊染色情的作品。杨氏把这句成语直译为“ those writers of the b—and—light school。英文读者可能一开始很难理解什么是“the b~一and一moonlight school"，不过从随后的一句解释性句子“who corrupt the young with pornography and filth"[’al中，读者就能够理解这个习语的意思了。 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为了尽可能地传达小说中蕴含的文化信息，较多地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小说中出现的诸多人名、地名等双关语以及富含中国文化信息的习语、谚语、典故等大多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据统计，杨译《红楼梦》中的注释就多达40多页，为英语读者在享受小说的文学美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搭起了“座可以跨越的桥梁。 论文论文参考网 三、功能翻译理论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 同样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却使用了和杨氏相异甚远的翻译手法。《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先生记录他的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小品文，展示了两百多年前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情趣，而这种生活情趣和林语堂先生一贯主张的“生活的艺术”是非常一致的。林语堂在译文序言中说:“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因为……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司从林语堂的译者序中不难了解，他翻译《浮生六记》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具体的枝枝节节，而是想为奔波忙碌的西方读者提供一个欣赏、体验东方的“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的一个机会”。他希望提供给西方读者的是一个和原文风格一致的优美淡雅的小品文，而不是使读者感到阅读困难和沉重的巨作。因此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林语堂采用了比较“迁就”读者的“归化”的翻译方法，以免去读者为不时查阅注释而不得已打断欣赏作品的思绪的苦恼。

英伽教育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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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发表论文时间

伽利略（1564—1642）是意大利著名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1564年2月15日伽利略生于意大利因斜塔而闻名于世的比萨城。出身在贵族家庭里的伽利略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亲是有名的音乐家、杰出的数学家，同时还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伽利略11岁时就被送到佛罗伦萨附近的法洛姆博罗莎经院学校，接受古典教育，17岁时又进入比萨大学学医。在学校里伽利略不满足于那种死气沉沉的学习局面，他思想活跃，善于观察和思考。对于生活中的许多自然现象，人们一般都熟视无睹，或习以为常，而伽利略却能从捕捉到的现象中得到重大的发现。

有一次伽利略到比萨教堂去做礼拜，他看到教堂里悬挂的吊灯被风吹得摇来晃去。吊灯的悬绳都一样长，由于悬挂的位置不同，它们摇摆的幅度也不尽相同，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但往返的时间似乎都一样。于是他用自己的脉搏跳动来计时，果然证实了吊灯每摆动一次所需时间确实是相等的，这叫做摆的等时性。正是由于伽利略的发现，后来荷兰的科学家惠更斯才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挂摆的时钟。

由于家庭的变故，伽利略不得不中断学业。在校期间激发起来的对数学和物理学的求知欲望这时更加强烈地吸引着停学待业在家的伽利略。他刻苦研读了从各处搜集到的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等一些人的著作，学习他们严谨的逻辑思维和一些物理实验、机械制作的方法。其中关于阿基米德给国王测定金冠的故事使伽利略对合金的物理和力学性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1586年发明了一种测定合金比重的“小天平”，还写了一篇讲述小天平的构造原理和使用方法的论文《小天平》。在此期间，伽利略还完成一篇题为《论固体重心》的论文，论述了物体的重心和力学方面的问题。

由于伽利略才华毕露，1589年没有获得过任何学位的伽利略受聘重返比萨大学任数学教授。伽利略除了尽心尽力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还充分利用学校里的条件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他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自由落体问题。传说中的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用轻、重两个不同的物体做自由落体实验就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虽然后人对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同重量的物体从同一高处自由下落，同时着地，即具有相同的重力加速度这一事实，却是由伽利略通过实验验证了的。

1592年伽利略又来到了位于威尼斯的帕多瓦大学任教，同时主要从事力学研究，在物体的斜面运动和抛射体运动方面又作出了重大的发现。伽利略用一个中间开槽的10米长的光滑木板作为斜面，让球在槽内可以自由滚动，记录下球从不同高度的斜面滚下所需的时间。通过仔细观察和认真分析，伽利略总结出物体作斜面运动时的一些重要原理。英国大科学家牛顿在伽利略这些发现的基础上将其概括为有名的惯性定律，成为牛顿三大运动定律中的第一定律。

伽利略的兴趣很广泛，亲自动手是他的一大特点。学过医学的伽利略对如何测量发烧病人的体温也很关注，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之后，1593年他发明了空气温度计。

由于帕多瓦大学学术空气浓厚，思想也不太压抑，因此在该校任职期间是伽利略的科研活动最鼎盛的时期。他不仅从事力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对天文学也倾注了极大的兴趣。1609年伽利略把自己磨出来的两个镜片装在一个圆筒里制成了第一架望远镜，“使50英里以外的物体，看起来就像在5英里以内那样”。经过不断的改进，伽利略把望远镜的放大倍数提高到30倍以上。

望远镜的发现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它大大地拓宽了人类观察空间的视野，对观察宇宙，正确认识浩渺的天空中各种奇异的自然现象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伽利略用自制的望远镜在1610年1月首先观察到木星的四颗卫星，并进一步计算了它们的运行周期；它还观测了土星和金星，也都有新的发现。当他把望远镜对准太阳和月亮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太阳上有黑斑，玉盘似的月亮上竟也有高山深谷，完全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天体是完美无缺的”。于是在1610年初，他出版了第一本介绍自己观测结果的书，叫做《星际使者》。望远镜就像伽利略手中的一把金钥匙，为人们打开了探测神秘宇宙的大门，展示了奥妙天空的真正面目。

但是观测和研究的深入开展，却使伽利略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当时的欧洲被封建教会顽固地统治着，他们把亚里士多德尊为“圣人”，把托勒密的“地心说”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谁要是反对他们的主张，就等于反对宗教，就会受到宗教残酷的迫害，甚至会被教会处死。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布鲁诺就因为积极宣传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而被宗教裁判所监禁8年后活活烧死。尽管伽利略曾亲自制作100多架望远镜分送给一些国家的王公贵族，希望他们能通过望远镜亲自观察一下天空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这些代表封建利益的统治者们却从来也不敢把望远镜对准天空亲眼看一看，他们惟恐自己的统治在科学事实面前被动摇。

在这种严酷的形势面前，伽利略不得不使用一些手段，以便有利于宣传、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因此1611年他在欧洲的宗教统治中心罗马被聘请为教会学院的研究员。1612年伽利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停止在水中的物体与在水中运动的物体》的论文，论述了流体中物体的平衡条件，驳斥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些错误论点。接着伽利略又通过一封封寄往各地的书信，热情地宣传哥白尼的学说，揭露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假说的荒谬性。这些活动使教会感到非常恐慌，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于是在1616年宗教裁判所把伽利略传到罗马进行审讯，宣布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为禁书，迫使伽利略声明放弃哥白尼学说，使伽利略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热爱科学、追求科学真理的伽利略并没就此止步不前，变幻无穷的天际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他，他决心在崎岖的道路上继续登攀。就在对彗星又进行了新的观测和研究之后，他采取了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1632年在佛罗伦萨出版了伽利略写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简称为《对话》），书中只有三个人，分别代表哥白尼、托勒密和伽利略，他们在4天的时间里以对话的形式讨论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和托勒密的地心说。由于写作方式非常巧妙、隐蔽，这本书竟然通过了罗马教会的审查，得以正式出版发行，这不能不说是伽利略在斗争策略上取得的一次胜利。

在《对话》这本书里，伽利略用大量的科学事实充分说明了地球存在着自转和公转这样两种运动，用地心说顺畅地解释了很多的天象问题，从而进一步论证了日心说的合理性，批驳了地心说的荒谬性。这本书形式新颖独特，语言生动活泼，是科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因此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当教会的神学家们对这本书的真正意图搞清之后，他们便更加恼羞成怒，变本加厉的迫害也就降临到了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身上。1632年8月，罗马宗教裁判所宣布禁止出售《对话》，教皇命令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对伽利略进行审查，让体弱多病的伽利略立即到罗马接受宗教裁判所的审讯。在严酷的审讯和刑法的折磨下，风烛残年的伽利略被迫违心地在法庭上当众表示忏悔，并在判决书上签字，遭到终身监禁。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仍然没有熄灭燃烧在伽利略心中的那一簇科学圣火。由于朋友的帮助，他又陆续发表了一些著作和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1638年出版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讨论和数学证明》一书。1642年1月8日伽利略的生命之火熄灭在他的终身监禁地。300多年后的1979年，罗马教皇出面为伽利略沉冤昭雪，正式恢复名誉。

伽利略的一生是艰难曲折的，但他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不屈不挠的斗志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他主张运用科学实验和数学方法去认识自然现象的原因和规律的这一研究方法已成为后人从事科学研究的必然方式，他本人也成为古典力学和近代实验物理学的先驱者。

艾萨克·牛顿（Sir Isaac Newton FRS, 1643年1月4日~1727年3月31日）爵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是一位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和炼金术士。他在1687年发表的论文《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了描述。这些描述奠定了此后三个世纪里物理世界的科学观点，并成为了现代工程学的基础。他通过论证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与他的引力理论间的一致性，展示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从而消除了对太阳中心说的最后一丝疑虑，并推动了科学革命。在力学上，牛顿阐明了动量和角动量守恒的原理。在光学上，他发明了反射式望远镜，并基于对三棱镜将白光发散成可见光谱的观察，发展出了颜色理论。 艾萨克·牛顿他，发展出了颜色的理论。他还系统地表述了冷却定律，并研究了音速。在数学上，牛顿与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分享了发展出微积分学的荣誉。他也证明了广义二项式定理，提出了“牛顿法”以趋近函数的零点，并为幂级数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在2005年，皇家学会进行了一场“谁是科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的民意调查中，牛顿被认为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更具影响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举世闻名德裔美国科学家，为犹太人，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相对论、‘质能关系’的提出者，“决定论量子力学诠释”的捍卫者（振动的粒子）——不掷骰子的上帝． 1999年12月26日，爱因斯坦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纪伟人”爱因斯坦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工业大学，并入瑞士籍。1905年获苏黎世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伯尔尼专利局任职。苏黎世工业大学、布拉格德意志大学教授。1913年返德国，任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长和柏林大学教授，并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933年因受纳粹政权迫害，迁居美国，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从事理论物理研究，1940年入美国国籍。在爱因斯坦小的时候，有一天德皇军队通过慕尼黑的市街，好奇的人们都涌向窗前喝彩助兴，小孩子们则为士兵发亮的头盔和整齐的脚步而神往，但爱因斯坦却恐惧得躲了起来，他既瞧不起又害怕这些“打仗的妖怪”，并要求他的母亲把他带到自己永远也不会变成这种妖怪的国土去。中学时，母亲满足了爱因斯坦的请求，把他带到意大利。爱因斯坦放弃了德国国籍，可他并不申请加入意大利国籍，他要做一个不要任何依附的世界公民。……大战过后，爱因斯坦试图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他的世界和平的梦想，并且在“敌国”里作了一连串“和平”演说。他的思想和行动，使他险遭杀身之祸：一个抱有帝国主义野心的俄国贵族女刺客把枪口偷偷对准了他；德国右翼刺客们的黑名单上也出现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字；希特勒悬赏两万马克要他的人头。为了使自己与这个世界保持“和谐”，爱因斯坦不得不从意大利迁到荷兰，又从荷兰迁居美国，而且加入了美国国籍。他认为，在美国这个国度里，各阶级的人们都能在勉强过得去的友谊中共存下去。 （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85年第5-6期《爱因斯坦的反省》十九世纪末期是物理学的变革时期，爱因斯坦从实验事实出发，重新考查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在理论上作出了根本性的突破。他的一些成就大大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他的量子理论对天体物理学、特别是理论天体物理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理论天体物理学的第一个成熟的方面——恒星大气理论，就是在量子理论和辐射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成功地揭示了能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坚守着“上帝不掷骰子”的量子论诠释（微粒子振动与平动的矢量和）的决定论阵地，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恒星能源来源的难题。近年来发现越来越多的高能物理现象，狭义相对论已成为解释这种现象的一种最基本的理论工具。其广义相对论也解决了一个天文学上多年的不解之谜，并推断出后来被验证了的光线弯曲现象，还成为后来许多天文概念的理论基础。爱因斯坦对天文学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的宇宙学理论。他创立了相对论宇宙学，建立了静态有限无边的自洽的动力学宇宙模型，并引进了宇宙学原理、弯曲空间等新概念，大大推动了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1564年2月25日-1642[1]）他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伟大的天文学家、力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也是近代实验物理学的开拓者，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 他是为维护真理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战士。恩格斯称他是“不管有何障碍，都能不顾一切而打破旧说，创立新说的巨人之一”。1564年2月15日生于比萨，历史上他首先提出并证明了同物质同形状的两个重量不同的物体下降速度一样快，他反对教会的陈规旧俗，由此，他晚年受到教会迫害，并被终身监禁。他以系统的实验和观察推翻了亚里士多德诸多观点。因此，他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现代观测天文学之父” 、“现代物理学之父”、“科学之父” 及“现代科学之父”。他的工作，为牛顿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642年1月8日卒于比萨。伽利略家族姓伽利雷(Galilei)，他的全名是Galileo Galilei，但现已通行称呼他的名Galileo，而不称呼他的姓。因为翻译问题，所以姓众说纷纭，以伽利雷为准。 1590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了“两个球同时落地”的著名试验，从此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比例”的学说，纠正了这个持续了1900年之久的错误结论。 但是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试验的说法后来被严谨的考证否定了。尽管如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要前往参观，他们把这座古塔看做伽利略的纪念碑。 1609年，伽利略创制了天文望远镜（后被称为伽利略望远镜），并用来观测天体。他发现了月球表面的凹凸不平，并亲手绘制了第一幅月面图。1610年1月7日，伽利略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为哥白尼学说找到了确凿的证据，标志着哥白尼学说开始走向胜利。借助于望远镜，伽利略还先后发现了土星光环、太阳黑子、太阳的自转、金星和水星的盈亏现象、月球的周日和周月天平动，以及银河是由无数恒星组成等等。这些发现开辟了天文学的新时代。 伽利略著有《星际使者》《关于太阳黑子的书信》《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和数学证明》和《试验者》。伽利略与地球自转漫画(19张)为了纪念伽利略的功绩，人们把木卫一、木卫二、木卫三和木卫四命名为伽利略卫星。 人们争相传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 伽利略为牛顿的牛顿运动定律第一、第二定律提供了启示。他非常重视数学在应用科学方法上的重要性，特别是实物与几何图形符合程度到多大的问题!他还推翻亚里士多德的话。

阿伏伽德罗发表论文

顾名思义吧，既然是以人名命名，一般就是这个人发明的了o(╯□╰)o

都是。一、生平简介 阿伏伽德罗(ameldeo arogadro 1776～1856)意大利自然科学家。1776年8月9日生于都灵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致力于法学工作。1796年得法学博士后曾任地方官吏。他从1800年起开始自学数学和物理学。1803年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1809年任末尔利学院自然哲学教授。1820年都灵大学设立了意大利的第一个物理讲座，他被任命为此讲座的教授，1822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这个讲座被撤销，直到1832年才恢复，1833年阿伏伽德罗重新担任此讲座的教授，直到1850年退休。1856年7月9日在阿伏伽德罗在都灵逝世。终年80岁。 二、科学成就 阿伏伽德罗毕生致力于化学和物理学中关于原子论的研究。当时由于道耳顿和盖-吕萨克的工作，近代原子论处于开创时期，阿伏伽德罗从盖-吕萨克定律得到启发，于1811年提出了一个对近代科学有深远影响的假说：在相同的温度和相同压强条件下，相同体积中的任何气体总具有相同的分子个数。但他这个假说却长期不为科学界所接受，主要原因是当时科学界还不能区分分子和原子，同时由于有些分子发生了离解，出现了一些阿伏伽德罗假说难以解释的情况。直到1860年，阿伏伽德罗假说才被普遍接受，后称为阿伏伽德罗定律。它对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原子量的测定工作，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分类: 资源共享 问题描述: 谁能告诉我谢谢了 解析: 阿伏加德罗 （AmeldeoAvogardo,1776～1856） 意大利物理学家、化学家。1776年8月9日生于都灵的一个家庭。1792年8月9日入都灵大学学习法学，1796年获法学博士，以后从事律师工作。1800～1805年又专门攻读数学和物理学，尔后主要从事物理学、化学研究。1803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1809年任韦尔切利学院自然哲学教授。1811年被选为都灵科学院院士。 阿伏加德罗毕生致力于原子－分子学说的研究。1811年，他发表了题为《原子相对质量的测定方法及原子进人化合物时数目之比的测定》的论文。他以盖·吕萨克气体化合体积比实验为基础，进行了合理的假设和推理，首先引入了“分子”概念，并把它与原子概念相区别，指出原子是参加化学反应的最小粒子，分子是能独立存在的最小粒子。单质的分子是由相同元素的原子组成的，化合物的分子则由不同元素的原子所组成。文中明确指出：“必须承认，气态物质的体积和组成气态物质的简单分子或复合分子的数目之间也存在着非常简单的关系。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甚至是唯一容许的假设，是相同体积中所有气体的分子数目相等”。这样就可以使气体的原子量、分子量以及分子组成的测定与物理上、化学上已获得的定律完全一致。阿伏加德罗的这一假说，后来被称为阿伏加德罗定律。 阿伏加德罗还根据他的这条定律详细研究了测定分子量和原子量的方法，但他的方法长期不为人们所接受，这是由于当时科学界还不能区分分子和原子，分子假说很难被人理解，再加上当时的化学权威们拒绝接受分子假说的观点，致使他的假说默默无闻地被搁置了半个世纪之久，这无疑是科学史上的一大遗憾。直到1860年，意大利化学家坎尼扎罗在一次国际化学会议上慷慨陈词，声言他的本国人阿伏加德罗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解决了确定原子量的问题。坎尼扎罗以充分的论据、清晰的条理、易懂的方法，很快使大多数化学家相信阿伏加德罗的学说是普遍正确的。但这时阿伏加德罗已经在几年前默默地死去了，没能亲眼看到自己学说的胜利。 阿伏加德罗是第一个认识到物质由分子组成、分子由原子组成的人。他的分子假说奠定了原子一分子论的基础，推动了物理学、化学的发展，对近代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四卷著作《有重量的物体的物理学》（1837～1841年）是第一部关于分子物理学的教程。 1856年7月9日阿伏加德罗在都灵逝世。他的阿伏加德罗常数在算mol时要用啊！

阿伏伽德罗是意大利化学家对化学贡献巨大

伽爵文化职称论文发表

16章在第16章时。赫连薇薇和百里伽爵是战七少原创小说《盛世凰妃》的主角。在第16章时百里伽爵成功拯救了赫连薇薇,俩人因此在一起了。

在第16章时。赫连薇薇和百里伽爵是战七少原创小说《盛世凰妃》的主角。在第16章时百里伽爵成功拯救了赫连薇薇,俩人因此在一起了。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

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以上为复制而来，仅为楼主参考而用，望能有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