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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普刊论文发表

发布时间:2024-07-07 07:34:15

政治学普刊论文发表

中国政治学院,外交的摇篮

辛辛苦苦写好了一篇文章,却不知道应该投稿给哪个期刊,即使投了,又很多也是石沉大海,下面就是思想政治方面的文章可以投稿的期刊: 《世纪桥》:杂志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世纪桥杂志社编辑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以服务党史研究、总结执政经验、关注改革实践、透析时代热点、展现党员风采、传播先进文化、繁荣学术事业为宗旨,以发展和培养学术新人为已任,倡导学术的当代性、应用性和首创性,注重期刊的标准化、国际化和现代化建设。 主要栏目: 党史研究、党的建设、思政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政教育、思政研究、研究综述、党建研究、思想政治研究等等。 文章示例: 《共产党宣言》中人的自由发展思想探究 论马克思恩格斯新闻观的内涵 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异化思想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双不”表征及破解路径 新工科理念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堂的必要性 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的体系与方法的探究 《世纪桥》信息含量大,出版快捷。主要栏目有党风党建、经济纵横、行政论坛、法学园地、企业管理、文史新义、文化艺术、教育探索、信息科学等。同时也发表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论文。本刊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关注改革实践、透析时代热点、传播先进文化、繁荣学术事业,以发展和培养学术新人为已任,倡导学术的当代性、应用性和首创性,注重期刊的标准化、国际化和现代化。 投稿时作者要将便捷的联系方式注在稿件的显要位置,因为编辑部在收到作者的稿件后,要经过初审、复审、终审、编辑加工、校对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需要与作者进行沟通,如果沟通渠道不畅通,就可能影响或延缓稿件的录用和刊出。作者还应利用网络和电话主动进行稿件查询,随时与编辑进行联系。( 论文发表投稿,可联系征诚期刊,可通过下方的个人简介联络我们。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的十七大在理论上的最大亮点就是提出了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这面旗帜就是我们要永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艰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晶,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其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所以,十七大将“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在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和世界先进水平不断拉大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这两件利器,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现代、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开创了一条金光大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四个多样化”的社会和思想现实,对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从而间接地对“什么是社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首要基本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回答。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阶段性特征,认真分析并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内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正确地对“要不要发展?什么是发展?发展为了谁?怎样才能发展?”这样四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做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回答。从而在新的高度上凝聚了人心,统一了思想,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三大重要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是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从理论主题上看,这根“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千百万人民群众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事业;从理论品格上看,这根“脉”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种科学的思想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活的灵魂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敢于纠正自身的失误,敢于超越自身的局限,永不停歇地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基点来说,这根“脉”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想问题、办事情都是从这样一个基础出发,得出的思考才能符合实际情况,不说过头话,不办超越自身能力的事情;从理论目标来看,这根“脉”就是为了亿万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奋斗,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没有变,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依然是我们庄严的承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每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就相应地向前加深一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终结,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也不会结束。所以,这一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一个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开放的体系,随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也必然愈加丰富。领导干部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对人才重要性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标志着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跃升到一个新起点,标志着我国人才工作进入到全面展开、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当前,全国各地正在全力打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新环境,全面开创统分结合、协调高效的人才工作新格局,努力建设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人才新队伍。领导干部的人才观事关人才去留,事关民心向背,事关事业兴衰。领导干部的人才观对于整个人才工作大局,对于抢占人才工作的制高点,对于掌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至关重要。因此,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尤为重要和迫切。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出发点是什么”的问题。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围绕发展的总体要求,确立人才工作的总体目标;根据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人才工作的政策措施;用发展水平和质量,检验人才工作的成效。人才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发展大局,必须有利于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凡是不利于发展的人才政策都要废除,凡是有利于发展的人才政策都要尽快建立。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让所有人才都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让所有人才都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施展才华、贡献力量。因此,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出发点”。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落脚点是什么”的问题。当前,人才工作面临着四个问题: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流失较严重;同时也还隐藏着三个深层次问题: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尚未消除,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有待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在加强对人才的培养锻炼的同时,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全面推进机制健全、运行规范、服务周到、指导监督有力的人才市场体系建设,努力形成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行业协会严格自律、中介组织提供服务的运行格局。尽快健全专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的人才市场服务体系,尽快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尽快建立社会化的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系统,尽快完善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可见,人才工作的“落脚点”是为人才服务,不仅要为“人人成才”服务,而且要为“人尽其才”服务。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切入点是什么”的问题。人才工作是一项事关当前、影响长远的重大战略任务,人才工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人才工作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当前,人才工作进入全面发展、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培养锻炼的任务很重,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需要建立的制度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那么,我们工作的切入点是什么呢?好高骛远必然一事无成,急功近利定会欲速不达,必须着眼长远,立足当前,把现有的人才资源开发好、利用好,为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和充分发挥作用营造氛围,制定政策,提供机会,提供舞台,提供服务。要特别重视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变“闲人”为“贤人”,变“常人”为“能人”。不仅要在人才观念上实现重大转变,在人才工作上实现重大突破,而且要在人才发挥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明显效果。所以,人才工作的“切入点”是开发利用好现有人才,变人口压力为人才资源优势。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关键点是什么”的问题。“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人才是一个动态的有机体,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个相对主流的人才界定标准。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对人才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念,主要表现为人才“文凭化”、“全才化”、“政治化”、“先天化”等,这些片面的观念对人才成长导向、人才发挥作用影响极大,产生这些错误人才观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一个正确的人才评价体系。人才评价标准不一,人才工作方向不明,人才成长导向不清,人才作用发挥不好。因此,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是人才工作的关键。中央指出,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作出积极贡献,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要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坚持走群众路线,建立以业绩为依据,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坚持党政人才的评价重在群众认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评价重在市场和出资人认可,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重在社会和业内认可。改革各类人才评价方式,完善人才评价手段,提高人才评价的科学水平。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根本点是什么”的问题。培养人才、引进人才、评价人才、使用人才都不是目的,搞好人才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鼓励劳动和创造。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人才,要看他是否能创造出显赫的业绩。因此,我们要重用人才,更要服务人才,厚待人才,要在全社会积极倡导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社会环境。各级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既要有识人的慧眼,也要有用人的胆略,更要有容人的雅量;既要当好伯乐,又要当好益友,更要当好良师。一定要珍惜,要理解人才,善待人才,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发挥他们的长处,宽容他们的过失,尊重他们的劳动。使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真正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结合点是什么”的问题。组织工作和人才工作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二者虽然工作的对象、范围、要求各不相同,但二者工作的终极目的基本一致,都力图通过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的育人选人用人机制,达到人人成才,人尽其才,奉献社会,造福人类的目的。因此,找准组织工作和人才工作的结合点,把发展党员与培养人才结合起来,把选拔干部与发现人才结合起来,把提拔干部与重用人才结合起来,把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三支队伍的建设与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的建设结合起来,必将对深化组织工作和推动人才工作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党员、干部、人才素质的提高、能力的增强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程,对其评价和使用也要及时跟进,及时调整。要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和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用人机制,让干部、人才各就其位、各显其才,各尽其能,破除职务、职称终身制,促进干部、人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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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学院,外交的摇篮

普刊论文发表国际政治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及相应对策 张春祥 一、经济全球化的由来及其内涵 经济全球化指的是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市场化。世界经济出现这种新的发展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其特征日益显著。“经济全球化”一词就是当时那些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和国际社会的一些权威人士针对世界经济的特征提出来的。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规模性地使用了这一词语。这一过程是从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的。此后,西方各国都纷纷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和拆除关税壁垒,放松资本进出口管制,从而为国际间的交流扫清了障碍。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一是正在快速扩大贸易自由化的范围。世贸组织正式运行以来,贸易自由化已从传统的商品领域扩大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1997年,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合计已达6.7万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将增加到16.6万亿美元。 二是投资外向化日趋凸现。1990年,国际直接投资额2430亿美元,1996年达到3600亿美元,发达国家的对外的直接投资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发展中国家对外的直接投资也在稳定增长。三是加速区域集团化的发展。现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这些区域经济集团不仅内部的商品和资本流动加快,共同大市场正在形成,而且外部的开放程度也在提高。四是正在形成生产网络化体系。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进行生产。五是加速了金融国际化。时间、地域和国界对资本流动已构不成障碍,国际金融市场年交易量500亿美元。每年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实现的融资安排在1万亿美元以上。 全球经济化的日趋发展,生产(资本)、金融、贸易等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而管理、资金控制和金融服务等活动日益集中在少数当今国际中心城市。这一经济趋势促使一些国际性大城市发展成所谓全球性城市,当今少数5~6个全球性城市掌握了全球范围80%的贸易额。这些全球性城市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全球性城市;第二个层次为区域性城市。这些城市在全球和区域范围的经济中占有支配地位并产生辐射作用时,它的中央商务区(cbd )就成为实现经济功能一体化的驱动中枢,以跨国公司、财政、金融(货币、银行、市场、证券)等机构高聚集为主要特征。 经济全球化趋势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强化了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二是国际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工具不断创新,资金跨国交易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三是全球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加快,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四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展。就我国沿海的部分城市来讲,据报载,美国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已有24 家在上海投资;新加坡由政府牵线,在苏州设立“新加坡工业园区”;广东惠州市“八五”期间共签外资项目5175宗,实际利用外资8.6亿美元,引进东芝、索尼、日立、nec、本田、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资金与技术;近年引进雀巢、杜邦、京瓷、三星、美能达、诺基亚、三洋、金霸王、佳能等跨国公司投资,有效地推动了新技术的建立与发展。 由此可见,地理上的日益分散活动,在功能上逐渐融合为一个全球层次上的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一体化经济体系,称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或全球经济化、世界型经济)。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在经济全球化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之初,人们强调的多是积极的、有利的一方面,认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分配,有利于生产力更快提高和全球经济的普遍发展。因而全球化是具进步意义的历史大趋势,如果全球经济是平等、合理的则可使各国都从中受益。然而当今全球化有其两重性,对世界各国来说,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既可能从中获利也有可能受损。在全面认识经济全球化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利弊的基础上,各国都纷纷采取相应对策,以减少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正面影响。 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得更快了,世贸组织不断扩大,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显著加快,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同时也是各国为获得超额利润、发展本国经济、提高国际地位而进行制度安排的结果。 2.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科技创新。国际科学技术的创新,能直接带动全球生产力的提高。在全球化过程中,生产要素必然进一步突破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从而使各国的企业家能利用世界任何地方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在他们希望的任何地方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任何有需求的地方。 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用最有利的条件进行生产和市场销售,这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最优状态。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国策,20年来的实践已证明,越是开放较早的行业其发展速度就越快,国内很多企业正是在合资中成长壮大的。利用外资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冲击,但更多的是利益,是竞争中的发展。我们要拓宽开放领域,特别是对外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将会增加新的外商投资热点,扭转当前外资下降趋势,并有利于提高引资质量和水平。 从以上正面影响来看,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某一国家经济运行效率无论多高,总要受到本国资源和市场的限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因素可概括为四个方面:“有利于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上的跨越;有利于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有利于发展优势,开拓国际市场”。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有利,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和追赶发达国家的难得机遇。1979~1997年的近20年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率就高出发达国家一倍。这种趋势今后还会持续下去。克林顿在访华前的讲话中说:“据预测,在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三倍”。由此可见,宣传经济全球化弊大于利,不但不符合事实,还会传播有害信息。而且经济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遇,但不可避免地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因素和风险。 1.对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在国际金融无体系状态下,金融市场动荡,丑闻不断,投机猖獗,风暴四起,发展中国家在扩大外资规模的同时,放松了对本国金融市场的监督,一旦国内经济出问题,发达国家的投资资本便乘虚而入,酿成金融市场的严重危机。这几年,国际市场的金融状况、商品流动状况所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问题,都会波及到我国。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后蔓延到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实际上对我国也构成了很大的冲击,整个外贸出口、利用外资都受到很大影响,1999年尚有一定好转。 2.对我国经济主权的负面影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必须遵守已有的的国际条约、协定和惯例,为获得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好处,有时被迫主动对经济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其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受制于发达国家。 3.对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接受发达国家扩散的低层次产业,就会形成与其高层次产业的垂直分工,因产业结构的单一性、纯属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会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周期的不良影响。 4.对市场占有的负面影响。伴随着跨国公司的“侵入”,市场更多地被外资所占有,国外市场已被发达国家所瓜分,发展与发达国家凭目前的经济实力分割国外市场,这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危害。 据联合国《1997年投资报告》统计,全世界已有跨国公司4.4 万个,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28万个。形成了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生产,掌握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三分之二的世界贸易与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我国部分国内市场已被跨国公司控制,轻工行业如洗涤用品、饮料等,外商投资企业在生产量、销售上占了35~50%;移动通讯设备仅美国摩托罗拉天津独资企业一家已占国内市场的90%;德国西门子在华39个合资企业中规模最大的北京国际交换机系统有限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达到32%,全国程控交换机外商占70%的市场。 5.对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而把劳动力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广大发展中国家除了继续作为原材料、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外,还成为工业品的生产基地。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高新技术落后,不得不以消耗稀缺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参与国际竞争,争取“后发效应”。在全球化背景下,综合国力竞争,主要体现在争夺资源上,实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结果强化了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6.对经济制度的负面影响。有的人认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必须在经济制度上保持“同步”,否则无法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始终有可能被发达国家的市场体制所“兼并”。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实现各国资源最优配置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冲击和风险。其表现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弱化了各国的国家主权,使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对国内产业和市场将造成一定的冲击,并可诱发国内金融风险等。但是只要对策有方,其冲击和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三、对欧美日经济发展的透析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主要力量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对全球包括我国在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一)欧共体经济。欧盟经济比较稳定,但欧洲的状况出乎意料。就是欧元启动时间不长,已贬值11%。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使欧洲的资金纷纷外流,对欧洲的影响很大。此情况对美有利,因为资金持有者认为美国比较安全,使资金很大程度上流向美国,并支持了美国的股票市场。但欧洲的经济还是比较稳定的。欧元启动对欧盟所以有利,是互相间的交易变成了内部交易,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对欧元以后的变化趋势,欧中央银行认为,目前欧元贬值是不可避免的,从长远看,欧元在国际上仍然是稳定的。欧盟对中国的关注,有两方面原因:人民币不贬值是好事,对他们有利;我国的外汇储备在币种上是否增加对欧元的储备。我们增加对欧元的储备,对欧元币值能起稳定作用。目前我国外汇储备80%是美元。今后要考虑扩大美元以外的其它币种的储备,但必须注重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 (二)美国经济。美国经济连续八年增长,究其原因,除国内外有利因素外,主要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最重要的基础,而制造业的进步,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在全球化大潮中对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第一,从80年代中期起由汽车业带头,学习日本的精益生产和先进的管理方法;第二,90年代初,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后,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了全面改造;第三,与技术改造相结合,通过缩编、放权和再造工程,以及横向管理等,对企业进行大改组。结果使制造业打了一个翻身仗。从制造业的复兴方面看,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 1.钢铁。在日本的竞争下,美国连年亏损。1993年仍亏损3.5 亿美元。80年代一个工人生产一吨钢10小时,90年代只要5小时。到1995 年美国为4.42小时,日、法、德、英依次是4.49、4.61、4.69、4.71小时。1994年,美国获利10亿美元。 2.汽车。在竞争中,80年代日本产量超过美国,占美国市场份额的25%以上。本田车成为美国人最喜欢的款式。80年代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进行了技术和管理改革,扭转了颓势。1992年,三大公司除通用外,均比日本提高了成本效率。生产一辆小车直接成本福特为5481美元,克莱斯勒为4841美元;日本丰田6216美元,本田6216美元,日产是6782美元,马自达6618美元。1994年,产量与收入都超过日本。 3.微电子。80年代美国从自己所创新的领域败下阵来,在全球的半导体市场份额,由1981年的53%下降到1988年的43%,同期日本由34%上升到46%。制造业前10名,美占前7家,日占后3家,1990年美只剩下一家。市场份额由74%下降到45%,日本由20%上升到48%。美国企业的奋斗加政府支持,1990年扭转了局面。1994年全球1020亿美元的半导体市场,美日分别为43%、40%。日本占领的低档记忆芯片,始终未打入尖端的微处理器市场。而顶尖公司是美国的应用原料公司。 美国制造业复兴与美国持续稳定增长的关系,使人们对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首先,不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上升而轻视制造业;其次,要十分重视高新技术的优先发展,但不能忘记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重要性。制造业是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部门,不能在发展高新技术时放弃传统制造业。美国早期用低价劳力把制造业搬到国外也不可取,应用高新技术武装制造业才是正确的。 从以上情况看,目前美国经济处于景气状态,看来在今后几年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隐患也存在,膨胀的股票市场支持了美国国内消费。持有5000美元以上股票的家庭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60%,这些家庭的消费都受股票市场的影响,股票上扬,其消费欲望就增长;一旦股市萎缩,整个消费就下来。美国自己也承认,股市至少有30%是泡沫。美国股票市场市值为1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约8万亿美元, 我国股市市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美国为1.5倍。 当然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的领域处于垄断地位。 (三)日本经济。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日本是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估计5万亿美元。 其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目前日本经济仍未走出困境,处于萧条状态。从日本官方统计,1999年情况有所好转,但影响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银行包袱沉重。泡沫破灭后, 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约1万亿美元;二是日本的消费需求不足比我国严重的多。日本最大的居民消费是住房问题,现在房地产业处于低迷状态,对国家影响较大;三是日本的设备投资仍未增长。日本的这种状况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出口和利用外资都会产生影响。 总而言之,今后这种基本格局不会发展大的变化,如果利用得好,对我国是有利的。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更多地利用外资、资源和技术。改革开放20年,我国利用外资总规模为4000亿美金,按现在汇率计算约3万多亿元人民币。这对解决国内建设资金短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其中能源交通方面利用外资最大。与此同时,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但先进装备真正达到世界水平的不到三分之一,这些先进装备主要靠引进,自己开发的比重不足。我国矿产资源丰富,可按人口平均并不多,下世纪初,部分矿产资源严重短缺,原油就是个问题。在当前国际条件下,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解决我国资金、技术和某些资源不足问题,对我们是有利的,应抓住这个机遇。 近年来,虽然国际政治、经济不稳定因素有所增长,但和平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向往的,只要不出现大规模战争,目前的世界格局对我们是有利的。 四、我国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客观的历史趋势,它仍将不断加强。21世纪经济全球化将获得新进展。我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安全同样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如何正确选择中国的经济安全战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显得尤为紧迫。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加强 党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估计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强科技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其核心就是人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主题中有两个基本点:人类在追求生存与发展权利时,要保持其与自然相和谐的关系;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平等。这就需要极大地提高人的素质。“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见《行动纲领》),人的发展是人类最终目标,与其他方面的发展相比,应把提高人的素质放在绝对优先地位,人是发展的主体和动力,而发展又取决于人的素质。今后人类的生存发展已经不能单纯依靠土地种植和挖掘地球资源来维持,必须挖掘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慧资源。 坚持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社会经济与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既不造成环境破坏,又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不仅当代人可以更好地生存、发展,而且子孙后代能更好地生存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它以节约资源,特别是要科学发现各种可利用的再生资源,使社会生产得以延续;保护环境,防止本国和跨越国界的环境恶化;控制人口,使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的承受力保持平衡,提高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综合国力方可得到不断的加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善生活质量,保持和创造美好的环境,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类世代发展。 (二)加强我国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积极引进国外先进和适用的科学技术 当今世界,知识和技术是最重要的财富,一个国家发展水平高低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主要取决于其拥有的知识和技术。国力的较量,就是知识和技术水平的较量。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步,才能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改变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国际产业垂直分工格局以及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增强防御经济全球化给经济安全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的能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国民教育、科技投入和管理体制要协调发展,这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唯一正确策略。 (三)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我国尽快参与世界经济的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只要更加积极地走向世界,利用国际市场的有利资源,我们才能充分发挥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优势,提高综合国力,增大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安全系数。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要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外向型经济;要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平等互惠的经贸关系,开辟多元化的国际市场;要有原则地、有作为地加入各种世界性的、区域性的金融和贸易组织。当然,事关国计民生和重大经济利益的领域,我们要始终坚持中方必须掌握主导权和控制权,像电信业的控股问题,寸步不让;农业方面,我们坚持小麦、玉米、大米、棉花、糖、食用油,以及化肥等产品的专营权,确保国家有足够的宏观调控手段,避免损害亿万中国农民的利益。 (四)强化企业体制改革,组建我国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 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垄断日益加强的趋势,我国企业的未来发展必须走联合的道路,组成大型企业集团,并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积极开展国际经营,以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最终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以美国为例,本世纪初,美国有汽车制造企业200多家,现在只有3家企业。从国际上看,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世界各国的企业,跨国并购导彩纷呈,兼并与收购表现为强强联合,优优相并。1995年,日本东京银行和三菱银行合并,成立东京三菱银行,总资产达到7014亿美元;1996年,美国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两大飞机制造巨头合并,使其获得65%的世界市场份额;1997年6月, 蒂森和克虏伯两大钢铁公司合并,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以其110 亿马克的营业额和1500万吨原钢产量而居欧洲扁钢领域第一、世界第三。并购范围空前,涉及各行各业。汽车工业领域,奔驰与克莱靳勒两大汽车公司合并,福特兼并马自达公司,大众并购罗伊斯公司;1998年初,美国著名的计算机制造商康柏公司以96亿美元收购在大型计算机制造中颇具实力的数字设备公司;1999年初,美国电话设备制造商朗讯公司以203 亿美元并购美国第四大计算机网络设备制造商艾森德通讯公司,从而把计算机、通讯等高科技行业大兼并不断推向高潮。 从以上情况看,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最终也要靠强大的企业力量来支撑。因此,企业必须“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要引导企业把市场需求作为技术创新的出发和落脚点,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达到全国以至国际水平。全国所在大型企业都应建立健全技术中心,有条件的民营企业也要建立健全技术开发机构,积极开展创新活动。把国企改革和技术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提高国企的竞争力。 (五)加强利用外资管理,克服引进外资中的问题 资金不足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利用外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但利用不当也会形成国内市场流失和金融危机等不利于经济安全的问题。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引进外资工作,要统一认识,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利用外资战略;同时要牢牢控制利用外资的规模、结构和流向,以外资的技术含量作为引进外资的质量评判标准,平等互利地利用外资,绝不接受任何出让主权的条件。 (六)对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复兴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制造业是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部门,是支柱产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涉及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大问题。所以不能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而轻视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对我国的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一方面,要引进日本的精益生产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使企业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面改造,尤其是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制造业,使其恢复竞争优势;当然,这些都应与技术改造相结合,通过缩编、放权、再造工程、横向管理等对企业进行大改组,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使我国的制造业打一个翻身仗,奠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在经济加速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一切领域的资源、技术和人才都居于领先地位,即使在激烈的竞争中也应该实行优势互补,以臻共同繁荣,即双方或多方互惠互利,这也已经成为一种同竞争并存的历史趋势,以达到“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的世界经济最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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