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宏伟如何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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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观看了学习灯塔大课堂第二十八课《全省优秀党课展播——学习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灯塔大课堂第二十八课 观后感 心得有哪些你知道吗?一起来看看灯塔大课堂第二十八课观后感心得，欢迎查阅!

灯塔大课堂第二十八课观后感心得1

10月16日下午，一场郭永怀精神研讨会在荣成举行，郭永怀曾工作过的单位领导，郭永怀的部分学生、亲属，共同就郭永怀精神内涵进行交流研讨，更好发扬郭永怀的精神。

郭永怀，似他的名字般永远令人怀念。在列强对新中国进行露骨的核威胁之下，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一穷二白”的经济困难局面下，在新中国下决心研制原子弹的自力更生精神感召下，草原的每一棵草、每一朵云、每一片蓝天都见证了那段绝密且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历史，见证了郭永怀以生命为代价投身祖国核事业的无悔追求。

在致力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8年多时间里，从原子弹到氢弹再到导弹核武器，郭永怀究竟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恐怕没人说得清楚。然而，郭永怀在生前谈及这些，经常挂在嘴边的却是这样的话：“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中国强大了，在世界事务中就会发挥更大作用??”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已经被郭永怀等人铸就成一座历史丰碑。

缅怀，是为了更好地激励。斯人已去，精神永驻。

“叔父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他爱祖国、爱学习、爱科学的精神，为国家效劳，为人民作出贡献。”郭永怀侄女郭淑娥说。

王瑾是一名陈列馆的讲解员，看着修缮后的陈列馆，她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说，作为郭永怀先进 事迹 讲解员，今后会挖掘更多素材、更加深入学习领会郭永怀的精神，通过富含情感的讲解，让更多人全方位认识郭永怀、学习郭永怀。

大无畏的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当前正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荣成来说，汲取郭永怀身上的精神动力迫在眉睫。

战争年代，荣成走出了100多位将军，为全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如今，这里已成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前三季度，荣成全市预计完成生产总值840亿元，同比增长8%，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市名列前茅，实现由“速度经济”向“素质经济”的蜕变，由“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跃升。

永怀精神，常学常新。郭永怀的精神，鼓舞和激励着67万荣成人民在扎实推进创新发展、努力争当走在前列排头兵的征程上不断超越。

1958年1月，郭永怀出任《力学学报》主编。1957年，钱伟长被打成右派。郭永怀了解钱伟长的学术功力，仍然请他任编委。一次，一位知名教授向学报投稿，钱伟长发现其论文中竟有51个基本错误，提出不宜发表。那位教授向编委会提出“左派教授的 文章 不许右派教授审查”，对此郭永怀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

1958年， 教育 界开展 “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倾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通过当时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是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

灯塔大课堂第二十八课观后感心得2

郭永怀，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放牛拾柴，因家境贫寒9岁才上学，先后在石岛镇明德小学、青岛大学附中就读。他成绩一直拔尖，受到校方特殊对待和奖励，初中 毕业 后考上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一个农民的孩子能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在当时社会极为罕见，因此他特别珍惜学习的机会，于1933年又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被着名光学专家饶毓泰留作助手和研究生。

1937年，卢沟桥炮声响起后，郭永怀与北大师生们一起南迁，历尽艰苦跋涉到达昆明，在新建的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 留学 生。在上海登船前，他发现领到的护照竟是由日本政府所签发，怒不可遏，毅然放弃这次机会。八个月后，郭永怀接到加拿大的留学通知，进入多伦多大学。他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便选择了空气动力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因导师认为这一课题难解，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向航空大师冯·卡门请教，并与在那里学习的钱学森、钱伟长等结为好友。1945年，郭永怀获得博士学位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不久就担任了副教授、教授。

1956年，郭永怀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携全家回到祖国。经先期回国的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在回国后的12年间，一直追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稿酬作为党费上交，并将从国外带回的电动计算机、排风扇交给公家使用。

1960年，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群体。郭永怀担任了九院的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恶劣自然条件下经常风餐露宿，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被戏称为核研究领域的“叁尊大菩萨”之一(另两尊是理论、试验部门的负责人)。

20世纪64年10月和翌年5月，我国第一、第二枚塬子弹先后爆炸试验成功，周总理、邓先圣专门为郭永怀等科学家摆了庆功宴。1965年以后，郭永怀在参与氢弹研制的同时，又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设计。与此同时，为了完成援外任务，他还担任研制一种单兵肩扛式防空导弹的总设计师，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奇迹般地制成了这种超低空的地空导弹。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赴北京汇报。飞机降落时发生坠毁事故，他不幸遇难，时年59岁。同年12月25日，国家内务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灯塔大课堂第二十八课观后感心得3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1968年12月5日)，男，山东荣成人，中共党员。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了上临界马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担负了国防科学研究的业务领导工作，为发展导弹、核弹与卫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郭永怀先生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一个人的生命由太多太多的10秒组成，有人也许打一个懒洋洋的哈欠，10秒钟就倏忽而过。有的人却在10秒钟内完成一个惊天动地的动作，呈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姿势，从而得到永生。

他太累了，可有太多太多的工作需要去做。1968年12月4日，他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时间比什么都重要，他决定立即将这一大好消息汇报给领导，于当晚从青海基地飞到北京。有同事劝他：“晚上不安全，您就明天去吧。”他笑笑说：“晚上好，睡一觉就到了。”尽管累，可他不愿耽误哪怕一分一秒，他要把征途当旅途。

他就是中国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郭永怀。坐车到了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不忘抓紧时间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

晚上10点多钟，他登上了飞机。“有什么事叫醒我。”登机后，郭永怀对警卫员牟方东吩咐一句，就沉沉睡去。他睡得很香，因为在他看来，争取了这么一个晚上，换来一个白天，又可以做好多事情。

那晚，天气很好，飞行一路顺利。已有晨曦从舷窗中透了进来，飞机快到北京了，警卫员轻轻摇醒了他。好久没有睡上这样一个安稳觉了，郭永怀觉得神清气爽。

这里将镜头切换一下：1968年12月5日的凌晨6点左右，首都机场响起一阵惊天动地的轰响，随后一个巨大的火球和浓浓黑烟直冲云霄!一架小型飞机一头扎在了首都机场附近的玉米地里!

飞机残骸散落得到处都是，一共有13人不幸遇难，烧焦的尸体散落一地。救援的士兵们发现，在烧焦的尸体中，竟然有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尽管已看不清面目，但抱在一起的他们，如亿万年形成的煤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人们仿佛看到了那赫赫的照耀世界的光明!又宛然划过浩渺长空不可燃尽的陨石，是那样坚硬而内涵丰饶!是的，这紧紧抱在一起的，就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原来，飞机到了首都机场上空，开始徐徐降落，起落架落下，2000米、1000米、500米……然而，当飞机降到400米左右的高度时，飞机突然失去了平衡，开始垂直坠落。飞机从400米高空坠落到地面的时间大约不到10秒，而就在这一瞬间，郭永怀猛地站起身来，紧紧抱住了站在身边的警卫员。

郭永怀为什么要和警卫员抱在一起呢?随着士兵们艰难地将两具尸体分开，人们惊奇地发现，在他们的胸部之间，有一个皮质的公文包，虽然有点烧损，但是在两个人相拥的身体的保护下依然完整，将公文包打开后：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完好无损地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人们不能明白：在10秒钟内能做什么?可郭永怀却保住了这份文件。解释也许只有一个，这就是郭永怀始终将那个公文包，如同生命一样放在靠近心的部位，连睡觉时也不曾移动位置。他的心是一颗忠于人民的心，大忠才能有大智，大智也就有大勇!

是的，郭永怀一直对人民忠心耿耿，研究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候变化无常，冬季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别说飞鸟，试验现场荒凉得寸草不生。加上缺氧和当时物质匮乏，许多研究人员都营养不良及高原浮肿。身为领导的郭永怀更是知道肩上的责任重大，常常是废寝忘食地工作，50岁不到时，消瘦的他已是满头白发。他着实太累了，没想到为了节约时间，却使得他永远没有了为人民工作的时间。

失事时郭永怀59岁，他不幸去世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失声痛哭!他亲如兄弟，永远的“大师哥”钱学森得知这一消息，也不禁号啕大哭，一连几天如梦魇缠身!

因为郭永怀的大忠及大智大勇，完好地保住了文件，在他牺牲后的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两年后的1970年4月24日，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不能安全着地，就以10秒钟来获得永生!烧焦的是肉体，烧不焦的是精神，郭永怀的精神永远不倒，其已化作世界的中流砥柱，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

灯塔大课堂第二十八课观后感心得4

1965年，郭永怀曾经讲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早日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来鼓舞全世界革命人民。”他为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他肩负着发展我国近代力学和尖端科学事业的重任，郭永怀始终有一种紧迫感。因此，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的工作日程表永远是排得满满的，力学所和有关单位的业务问题，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大批文件和科研 报告 需要他处理。他从不午休，晚上经常工作到深夜;他没有节假日，不是照样到所里上班，就是在家里埋头书案，博览群书。正因为他无休无止地追求着新的知识，所以对国际上近代力学和尖端技术发展的新动向总是了如指掌，对各种复杂的课题总能做具体入微的指导。在国外，他有过一些业余 爱好 :喜欢 集邮 ，对于音乐有很高的鉴赏力，回国后，由于工作繁忙，就很难得有时间去过问他珍藏的邮集或欣赏优美的乐曲了。

他自己勤奋，也希望别人勤奋。他时常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青年:“天才是没有用的，关键在于刻苦学习。学问是无止境的，只有下苦功夫才能占领科学堡垒。”他还用牛顿与鸡骨头的 故事 教育过大家，要大家用一股“傻劲”去学习、工作。言传身教，使他周围的同志们深受感染，而他的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也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学术问题上，郭永怀以严谨著称，从不容许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更不容许草率从事，滥竽充数。他毕生发表的科学论文为数不多，但每篇都有一定的份量和价值;在发表之前，他总要反复核实，斟字酌句，非常慎重。回国以后，为了教学的需要，也为了系统介绍国外流体力学的经典著作，他亲自动手翻译普朗特著的《流体力学概论》(1952年版)，他给自己提出了信、达、雅的高要求;为了使译著准确流畅，他反复对照了德文原版和英文译本，和有关同志商讨了数十次;对原书疏漏之处，还加上了注释。这样，前后历时8年，直至他牺牲后才正式出版。这本高水平的译著出版之后，连续印刷两次，畅销海内外，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在指导科研工作的过程中，他要求制订 工作计划 时必须有指标，有进度，而且切实可行，如果空洞无物或言过其实就要退回重新制订;对于学术报告，他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足，在一定条件下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学术讨论中，他绝不放过一个细微的错误。有一次一个青年同志在报告工作时，需要画一条湍流情形下的速度分布曲线，就随便画了一条。郭永怀立即指出，它不能反映湍流的特点，要这位青年同志纠正过来。

他生前兼任《力学学报》主编，审稿时严格把关，不分亲疏也不看投稿人“来头”大小，一律秉公办理。有一次对力学界一位权威的来稿发生了分歧，审稿者提出了肯定的意见，有一位青年人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此郭永怀特意组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结果发现基本方程有误，郭永怀就坚决支持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小人物”的意见。1963年，力学学报编辑部接到一封对一篇论文持有歧见的批评信，而论文作者是在郭永怀指导下工作的两位青年。郭永怀仔细地看了来信，并让两位作者认真考虑别人的观点，给予答复。他说:“我主张发表论文，就是为了进行学术交流，以期引起讨论。别人的批评意见，只能使我们对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郭永怀为人实事求是，他从不人云亦云，一旦发现真理不在自己这一边，却能及时修正错误。郭永怀对人严格，一丝不苟，但却平易近人。有时，即使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客观上难以实现，他也会及时收回。有一次，他要一个实验室进行风洞湍流度的测试工作，当他发现国内电子仪器信噪比比较低，一时无法进行这项工作时，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对青年们说:“我给你们提的建议看法仅供你们参考，不一定按我的办法做，一切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正因为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虚怀若谷，不以势压人，所以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更高了。

他是我们华夏的英雄，因为有他的存在而多了一束曙光!

灯塔大课堂第二十八课观后感心得5

郭永利，男，2003年6月毕业于榆林学院，一直在府谷县马川学校任教。从参加工作至今，坚持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以一份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和政治使命精心爱教。能时刻保持自己的选进性，克人先克己，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履行教师职责，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进取精神，勇于创新时刻以陶行知先生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 名言 来鞭策自己。

一、不断学习、积极向上

郭老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以来，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教书育人，诲人不倦。时时以一个优秀教师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坚持出满勤，干满点，从不迟到早退。以校为家，热爱学生、团结同志，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在多年的教育教学中，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业务素养，提高自己的教学认识水平，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工作要求，在教学中不错过任何一个可以提升自身业务素质的机会，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积极参加师德师风建设活动，向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学习，并认真写 心得体会 。工作期间，经常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教育学生做人要自立自强，诚实守信，为人正直;在学习上要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待人要宽厚，做事要有责任心;在生活上要勤劳节俭，生活俭朴。经常

教育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集体，做一个社会主义合格的接班人。

二、认真教学，潜心教研。

郭老师利用课余时间研究教材教法，研究新课程标准，注重多方位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学习习惯，对工作讲求实效，对学生因材施教。备课时，精心设计环节，努力钻研教材，上网查阅资料，了解学生特点，做了大量的课前准备工作，做到备教材，备学生，备资源，结合课堂实际运用课件配合教学。课堂上给学生畅所欲言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他很注重培优扶差的工作，对于后进生，我总是给予特殊的照顾，在课堂上多提问，多巡视，多辅导，对他们的点滴进步给予大力的表扬;课后多找他们谈心、交朋友，树立起他们的信心和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及时对学生给予指导和帮助，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使他们健康成长。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近几年来，无论是教学还是教研，无论是纪律还是成绩方面郭老师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普遍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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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1989年12月18日，萨哈罗夫的送葬队伍，从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the Lebedev Physics Institute）行进到莫斯科卢日尼基（Luzhniki）| 图源：Elena Bonner

编者按

继对英国物理学家、核医学家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和美国化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的介绍之后，本篇介绍另一位为控制、消除核武器努力奋斗的苏联科学家—— 萨哈罗夫 （Sakharov），为这个 “去核” 的小系列划上句号。

萨哈罗夫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苏联氢弹项目的主要设计师，被称为苏联的 “氢弹之父”，三次荣获 ” 社会 主义劳动英雄（Hero of Socialist Labour）” 称号。1953年8月12日，苏联首颗氢弹试爆成功后，面对不断增加的核试验，萨哈罗夫对核武器的危险，包括核辐射对人类 健康 的影响进行了诸多反思。他不断敦促苏联停止核试验并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剥夺了所有的荣誉，驱逐隔离到偏远的荒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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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邸利会

责编 | 冯灏

图1 1989年12月14日，萨哈罗夫在跨地区人民代表会议上 | 摄影：I. Zarembo

力量的平衡

博士论文答辩后不久，1948年7月，萨哈罗夫被安排进导师塔姆 （Igor Y. Tamm） 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氢弹的研制。

三年前，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受到了斯大林的极大重视，打破美国的核武垄断成了当务之急。他任命贝利亚 （Lavrentiy Beria） 为总负责。臭名昭著的贝利亚，秃头、戴着眼镜，也是克格勃的头。科学方面的负责人是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 （Igor Kurchatov） 。在全国的众多秘密设施中，库尔恰托夫领导的莫斯科郊外的第二实验室 （“Laboratory No. 2”） ，以及它的分支机构Arzamas-16是核心。

Arzamas-16 在1946年春天选定，位于莫斯科以东400公里外，靠近Sarov镇。一片大约250公里的隔离区划了出来，就在大森林的边上。宏伟的教堂、恬静的农庄，卧在林间的木屋…… 如果忽略带着倒钩的铁丝网、戒备森严的守卫、排着队早出晚归的劳改队伍，Arzamas-16其实还算是个幽美的居所。

图2 Arzamas-16，也称为Volga office或者Los Arzamas。

1949年8月，苏联的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几个月后的1950年3月，萨哈罗夫从莫斯科移居到了这个秘密基地。

与处于半饥饿状态的莫斯科相比，Arzamas-16就像是天堂，科学家们收入不菲，衣食无忧。甚至政治局里有人抱怨说，这里就像是一个疗养院。

斯大林相信，如果给予这些科学家 “适当帮助”，他们可以和外国科学家一样，出色地完成任务。

尽管情报人员无处不在，揭发举报盛行，每个人都有严苛的保密要求，在这里工作的科学家却可以顶住压力，全身心投入工作。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是爱国主义。

萨哈罗夫后来回忆说，他知道核武器的恐怖，没人性，但二战一样的反人道。但二战的时候，他没做成战士，在眼下的这场新的“科学战役”中，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名战士。

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他注意到，库尔恰托夫不仅口头上说他们是战士，有时候在信件或者备忘录后面的签名都是 “战士库尔恰托夫”。

“我们 （我这里的说法不仅代表我自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原则是以一种集体的心理方式塑造的） 相信，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平衡的一种手段，我们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 萨哈罗夫说。

在这样的心理支撑下，进行任何有关核武的道德讨论，似乎没太大必要。

至少在1953年苏联试爆第一颗氢弹之前，就个人而言，萨哈罗夫的内心非但没有任何挣扎，还充满着干劲——

“因为全神贯注于这唯一的目标，也许还因为靠近劳改营和严格的管理，我们被激励着，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除此之外的其余世事，似乎在两道铁丝网之外，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需要经过多年的时光，剧烈的动荡，新的潮流才能撼动我们的世界观。”

意外的幸运

参加核武器的研制，于萨哈罗夫的学术而言，也是一件幸事。

战后的苏联知识界，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正经历一场浩劫；而他所在的物理领域，正是因为有了核弹的研制任务，才不至于像其他学科那样惨遭灭顶之灾。

1947年5月，斯大林对三位作家说——

“拿我们中的知识分子来说，科学知识分子、教授、医生，在苏联的爱国主义方面，他们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他们对外国文化有一种毫无道理的钦佩。他们都觉得自己还未成年，没得满分，他们习惯把自己想成是永远的学生…… 开始是德国人，之后是法国人，对外国人崇拜…… 一个简单的农民，不会平白无故地摘下帽子，低头；但这些人，没有足够的尊严和爱国主义，不了解俄罗斯扮演的角色。”

斯大林还给几位作家看了一份即将发表的信，里面谴责苏联科学家，竟把一篇治疗癌症的论文寄到美国的出版机构发表。

反对外国文化的政治风气让学术平庸的李森科 （Trofim-Lysenko,1898-1976） 嗅到了机会。1948年7月，李森科和斯大林见面，承诺如果允许他击败科学上的反对者，阻止他们干扰自己的工作，就可以大大提高农业产量。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 （Lenin All-Unio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马上召开特别会议，审查生物学的现状。李森科在会上的报告经过了斯大林的亲自编辑，其中声称，遗传学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传学是资产阶级捏造的学问，旨在破坏真正的唯物主义生物发育理论。虽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李森科在会议结束时强调，“党中央审查并批准了我的报告”。不久，大量的苏联遗传学家遭到革职，这一学科几乎废掉。

接下来的两年，为了根除外国意识形态的影响，生理学、天文学、化学和民族志方面的会议也相继召开。萨哈罗夫所在的物理学也不例外，一场针对外国物理学理论，尤其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大批判正在发酵。

1948年12月17日，以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托普切耶夫 （A. V. Topchiev） 为主席的筹办委员会成立，筹划在1949年3月16日召开全苏物理学大会 （All-Union Conference of Physicists） ，讨论苏联物理学的缺点。

然而，大会临近，却突然被取消了。几种不同的说法指向斯大林，是他命令取消批判大会，原因是怕影响到核武器的研制。

根据物理学家阿齐莫维奇 （Lev Artsimovich） 的说法，在1949年3月中旬，三名顶尖物理学家要求贝利亚取消会议，理由是会影响到苏联的物理学，尤其是会对核武器研制造成干扰。贝利亚说，他自己不能下这个决定，得请示斯大林。斯大林同意取消会议，说，“先让他们安心搞。之后我们想枪毙他们，随时都可以”。

就这样，核武的研制部分挽救了苏联的物理学。

1952年，为当年的批判大会准备的部分论文发表，其编辑抱怨说，在和意识里的资本主义残余作斗争方面，苏联物理学家落后于农业生物学、生理学等领域的专家。

当然，这两个学科已然遭到彻底清洗。

物理学家朗道 （Lev Landau） 说，核威慑成功的第一个明证就是挽救了苏联的物理学。

图3 萨哈罗夫的导师塔姆（Igor Y. Tamm, 1885-1971），两人曾开启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塔姆因为切连科夫效应的发现和解释，在1958年与另外两名同事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虽然萨哈罗夫的大量时间被紧张的核武研制工作占用，在此期间，他还是和导师进行了有关可控核聚变的研究。

这项研究在1951年写就，7年后，苏联科学院在日内瓦和平应用原子能会议前夕以俄文出版。其核心思想是用环形磁场，约束炙热的等离子体。他们的这项工作是之后托卡马克 （Tokamak） 等类似装置的发端。

萨哈罗夫到Arzamas-16三年多后，氢弹研发取得了成功。1953年8月12日，苏联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

10月，32岁的萨哈罗夫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这一年，他还被授予了斯大林奖、列宁奖、 社会 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55年11月12日，苏联氢弹再次试验成功，次年，萨哈罗夫又被授予了列宁奖、 社会 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萨哈罗夫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他成了苏联的 “氢弹之父”、民族英雄。

他说，“为我们的国家，为世界力量的平衡而制造一件属于苏联的核武器，对这个的重要性我毫不怀疑。被繁重的任务所占据，我非常努力地工作，独创或与人合作提出了几个关键想法。”

不过，在这之后，随着苏联继续核武的大规模试验，他的内心起了变化。

良心的拷问

在1955年的那次核爆之后，萨哈罗夫就表示，希望这样的武器永远不被使用。然而，当时核爆试验的负责人给他讲了一则寓言，言外之意，这不是萨哈罗夫他该操心的事。

之后，萨哈罗夫也请库尔恰托夫去找赫鲁晓夫 （Khrushchev） ，劝说其不要再进行大型的核试验，依然没有成功。

图4 苏联的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左）与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右）

1957年，库尔恰托夫请萨哈罗夫写篇文章，揭露美国所谓的 “无污染核弹” （“clean bomb”） 。

萨哈罗夫没有把这项任务简单地当成是宣传，他用当时生物方面的数据，仔细做了估算。他的结论是，一个百万吨级的所谓 “无污染” 氢弹，将产生足够的放射性碳，可以引发全球性的持续恶果，——未来的8000年内，将导致全世界范围内6600例死亡。

1958年，在苏联宣布暂停核试验后不久，萨哈罗夫发表了两篇文章 （“Radioactive Carbon from Nuclear Explosions and Nonthreshold Biological Effects” 以及 “The Radioactive Danger of Nuclear Tests”） 。与美国部分科学家 （如美国的氢弹之父泰勒） 以及大多数苏联同事的观点相左，在萨哈罗夫看来，不管核尘降引发的 健康 危害有多小，都已得到科学的证明，那必然就会面临道德上的拷问——这些无辜的生命招惹谁了？

“可怕的罪行已然犯下，我竟无法阻止！无能为力、难以忍受的苦涩、羞耻和屈辱压倒了我。我把脸伏在桌上，哭了起来。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教训：你不能坐在两把椅子上。” 他说。

1961年，萨哈罗夫亲自给赫鲁晓夫写信，坚决要求暂停核试验。1962年，他再次要求不要在大气进行大规模核爆。这些呼吁都遭到忽略。

据说，在一次著名武器科学家出席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晚宴上，赫鲁晓夫当面拒绝了他的请求——

“把政治留给我们…… 我们是专家。你就只管制造炸弹，并测试它们，我们不会干涉你…… 记住，我们必须从实力的角度来执行我们的政策…… 萨哈罗夫，不要试着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或如何表现。我们了解政治。如果我听萨哈罗夫这样的人的话，我会成为一只水母，而不是部长会议主席！”

萨哈罗夫没有放弃。

在苏联和美国的核谈判陷入胶着之际，他劝说苏联当局，接受美国提出的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方案。1963年8月5日，苏联、英国和美国在莫斯科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了除在地下外的一切核武器试验。

“我认为莫斯科签订的条约具有 历史 性意义。它挽救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生命，如果继续进行试验，这些人可能会丧生。也许更重要的是，该条约是朝着降低热核战争风险迈出的一步。我为自己对莫斯科条约的贡献感到自豪。” 萨哈罗夫说。

在核武器的研制基本完结后，萨哈罗夫和同事们也陆续回归了学术。

1964年，萨哈罗夫成功阻止了李森科的一位亲信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宣称，李森科应为苏联生物科学的一段可耻时期负责。李森科被斯大林认为是 “生物学的首席”，即使斯大林在11年前就已经死去，公然反对李森科依然需要勇气，毕竟，李森科和台上的赫鲁晓夫依然亲近。

在萨哈罗夫等人的激烈反对下，这位最终未能入选。据说，赫鲁晓夫极为震怒，号称要解散科学院。不过，赫鲁晓夫在当年10月失去了权力，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萨哈罗夫以及其他科学家的努力，挽救了苏联的生物学。1965年，在基础科学上沉寂了16年之后，他发表了自己宇宙学方面的论文。此时的萨哈罗夫也已经意识到，除了科研，他应该承担更多的 社会 责任。

1967年，他准备了一份关于战略平衡和核军备竞赛的秘密备忘录，建议苏联领导人接受美国关于暂停反弹道导弹防御的提议。他认为，这样的防御体系是极其危险的，他称之为 “相互保证的毁灭”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 ，有不如没有。

萨哈罗夫提议将他的建议公开发表在媒体上。他希望，“西方科学知识分子群体…… 在有利的条件下能够遏制他们的 ‘鹰派’。这些团体在莫斯科禁试条约的准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苏联领导人拒绝了萨哈罗夫的提议，告诉他，手稿 “不适合发表”。

萨哈罗夫决定自己采取行动。

1968年5月，他完成了第一篇非物理的论文——《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学术自由的思考》 （“ Reflections on Progress,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 。他说，他不认为自己是 “ 社会 问题专家”，但在反导问题引致的热核战争威胁方面，他是顶尖的专家。他希望美苏双方能进行 “公开、真诚的讨论”。

这篇文章指出，在技术层面，热核武器存在三方面的危险，足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首先，热核爆炸有巨大的摧毁能力，一颗 “典型” 的3百万吨级的核弹，其爆炸起火面积是广岛核弹的150倍，100平方公里将被完全摧毁，如果是地面的核爆，放射性尘埃覆盖的致命性暴露区域将达几万平方公里；其次，在研发结束后，核弹和火箭的大规模生产，其成本相对比较低廉，差不多和战斗机成本一样；第三，如果遭遇的是大量携带核弹的火箭攻击，事实上不可能阻止，专家们都很清楚这点。

萨哈罗夫的这份手稿被辗转带到了国外，最终在1968年7月由荷兰报纸Het Porool 和《纽约时报》发表，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他成了世界性的名人。

随之而来的代价是，他被吊销了安全证书，禁止从事任何与军事有关的研究。次年5月，他接受了聘书，回到了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

至死不渝

图5 1975年12月11日，萨哈罗夫的妻子邦纳（Elena Bonner）和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所长克里夫（Tim Creve）在奥斯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邦纳代萨哈罗夫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奖章。

进入1970和1980年代，萨哈罗夫继续大声呼吁，停止核竞赛，进行核裁军。

在1975年，他写道——

“热核武库的无节制增长、累积，走向对抗，带来的威胁是文明的消亡和人种的毁灭。消除这种威胁无疑比国际关系中的所有其他问题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裁军谈判如此重要，它为自杀性核疯狂的黑暗世界带来了一线希望。”

这一年的12月10日，萨哈罗夫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表彰 “他为人权、裁军和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所作的斗争”。由于不允许出国，妻子代他前往奥斯陆领取了奖章，并发表了 “和平、进步与人权” 的演说。

多年的人权抗争、反战、反核，让苏联当局终于对他忍无可忍。1980年1月22日，萨哈罗夫被无限期地流放至高尔基 （Gorky） ，剥夺了勋章，理由是他不配再拥有这些国家奖项带来的荣誉。

在流放几个月后，6月8日，萨哈罗夫写道——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我认为，战争、和平与裁军的问题是如此重要，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必须得到绝对的优先考虑。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为将来的进步奠定基础。最紧迫的是采取措施避免核战争，这是现代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世界上所有负责任的人，在这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希望并相信，包括苏联领导人（也是一样）。”

图6 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右）和美国“氢弹之父”泰勒（左）

与此同时，他认为，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 （the US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及其部署可能会破坏核平衡。

在度过了五年的时光、经历了几次绝食抗议后，萨哈罗夫迎来了曙光。

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 （Chernenko） 去世，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第二年的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萨哈罗夫，邀请他返回莫斯科并“继续他的爱国工作”。一周后，萨哈罗夫和妻子返回到了莫斯科。

萨哈罗夫也被批准可以出国访问。他在1988年11月得以第一次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举办的泰勒80岁宴会上，萨哈罗夫和这位美国的 “氢弹之父” 见了面。他谈到自己和泰勒的很多相似之处，也谈到了一些不同。他这样说——

“当时，我与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完全相信，这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它至关重要。那时我们的国家刚刚从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中走出，我个人还没有机会直接参与，但我参与的工作也是一种战争。在美国，同样的工作正在独立地进行。美国科学家做这些工作也是受同样的感受的指引，即这项工作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但是，虽然双方都认为，这种工作对于保持平衡至关重要，但我认为我们当时所做的事情是一场巨大的悲剧。这是一场悲剧，反映了世界的悲惨状况——为了维持和平，有必要做如此可怕的事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否真的在某个时期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但至少在（当时）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确信情况确实如此。世界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相信现在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而且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做出决定，应在绝对相信其正确的基础上，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相互理解的点。...... 找出所有的不同点、相同点，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问题上，泰勒博士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例如，我们都关心如何确保热核能的安全。另一方面，在其他领域，我们在原则上存在分歧。其中一个是太空竞赛，即反弹道导弹防御问题。 我认为，创建这样一个系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觉得，这会破坏世界局势的稳定。这个系统需要巨大成本，不管是建造、部署，还是再建立一个能反过来再对抗它的系统（能够对抗这样一个系统的进攻性系统）。”

多年的抗争消耗着萨哈罗夫的生命，他看起来比很多人都苍老得多。1989年12月14日，他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68岁。

尾 声

英国人罗特布拉特、美国人鲍林与苏联人萨哈罗夫，他们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活动，但都有着共同的理念，为了人类的和平与福祉，反对、消除核武器。他们生前几乎是彼此独立地工作，交集不多。

萨哈罗夫参加过第155和164届的帕格沃什 （Pugwash） 会议，罗特布拉特当时也在场，想必他们有过短暂的接触。在萨哈罗夫遭遇迫害之时，罗特布拉特也曾对他施予援手。

鲍林与罗特布拉特都是1955年7月发布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签名者。鲍林参加过第2、3、11、15届的帕格沃什会议，罗特布拉特当时在场。

萨哈罗夫在1978年曾写信给鲍林，请他帮忙呼吁，释放三位被苏联当局关押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奥尔洛夫 （Yuri Orlov） 、数学家博隆金 （Alexander Bolonkin） 和生物学家科瓦列夫 （Sergei Kovalev） ；1981年，萨哈罗夫再次写信给鲍林，请他帮忙释放这三位苏联科学家，以及科瓦列夫的儿媳妇。这一年，除了公开求援信外，萨哈罗夫再次给鲍林单独写信，恳求他帮忙敦促苏联当局释放他的儿媳妇。

图7 1981年6月，萨哈罗夫再次写信给鲍林，请他帮忙敦促苏联当局释放三位苏联科学家。

1980年萨哈罗夫被放逐到高尔基之后，1981年4月，鲍林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赫茨伯格 （Gerhard Herzberg） 致函苏联总理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和加拿大驻苏联大使，要求 “结束对萨哈罗夫的监禁”。该年8月，鲍林再次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要求释放萨哈罗夫，但一样石沉大海。1983年中，鲍林给苏联科学院和苏联总理安德罗波夫 （Yuri Andropov） 发电报，邀请萨哈罗夫来鲍林主持的科学与医学研究所做研究。得知这一提议后，萨哈罗夫公开宣布他愿意移民，但苏联拒绝给予他出境签证。

鲍林的这些努力没有起到作用，他最终也没能和萨哈罗夫见过面， 1983年1月，他说——

“当然，我是受到骚扰，没那么露骨…… 不许我参加各种科学会议。当然，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th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of the Senate）也威胁我说，藐视参议院要坐一年的牢…… 总之，没那么糟糕。我没像苏联科学家受到的对待那样，那么惨…… 上个月我受最高苏维埃的邀请来苏联，庆祝苏联成立60周年。我确定是被邀请的，因为是在我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十年后，他们授予我国际列宁和平奖。我到了那以后，给了一份我想见的人的名单，包括萨哈罗夫。我想和他谈谈。但我没能见到萨哈罗夫。 ”

罗特布拉特、鲍林、萨哈罗夫，为了最终消除核武器，他们三人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奋斗，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们是知识分子良心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精神值得铭记，他们未竟的遗志还有待后人去实现。

《知识分子》资深主笔

尚存进取之心

邸利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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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 姜丝鸭

刘宏伟发表的论文

原创 刘进宝 中华读书报作为新三级学人（1977、78、79年入学的大学生），荣新江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后又考上本系研究生，师从张广达先生学习隋唐史和中外关系史，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一直身处全国的学术中心，得到了北京大学张广达、邓广铭、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叶奕良等先生的指导和帮助。由于在北京工作，能够向京城及周边地区科研院所的先生们，如冯其庸、杨志玖、宁可、王尧、沙知等请益和问学。再加上他是我辈学人中赴欧美、日本及台港地区访学最多的学者之一，所以与国际学界的著名学者，如日本的藤枝晃、香港的饶宗颐、俄罗斯的李福清、马尔沙克等学者也有交流。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就是他与这些学者及友朋交往的记录，既是个人从学的回忆，又有对逝者的追念；既是荣新江从一个青年学子成长为学术大家的记录，又是一个时代敦煌学学术史的珍贵史料。与饶宗颐、季羡林先生在一起（右起：荣新江、饶宗颐、季羡林、饶女公子、林悟殊）一位学者的成长史作为“新三级”学人的代表，荣新江是幸运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科学的春天”到来时，敦煌学方兴未艾，当时北大的一些先生们开始大力推动敦煌学研究，并成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五卷《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奠定了北大在国际敦煌学界的地位。当年，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在北大历史系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的同时，还由他们倡导，并在他们周围慢慢“形成了一个敦煌研究的圈子，包括东语系的季羡林先生、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和宿白先生、中文系的周祖谟先生等等”（《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第114页。下面引用本书只注明页码）。“北大图书馆对于王先生为主导的这个敦煌研究小组给予很大的支持，特别把图书馆的219房间，作为并没有正式名称的这个敦煌小组的研究室”，将图书馆新购进的法藏、英藏和北图的敦煌缩微胶卷，全部放在这个研究室里，同时从图书馆的书库中调集了五百多种中外文敦煌学方面的图书，包括《西域文化研究》等。因为荣新江是学习委员，也负责这个研究室，拿着这个房间的钥匙，“所以除了上课的时间，我都在这个屋子里‘值班’，这既给我浏览全部敦煌文书缩微胶卷的机会，也使我得以饱览集中到这个研究室中的敦煌学著作。不论是老师还是研究生来，都是我帮他们找到要看的那卷缩微胶卷，或者是相关的图书”（第115页）。“如果哪位老师需要找缩微胶卷中哪个号的文书，我就事先把胶卷摇到哪个号的位置，等老师来看。”（第254页）这在今天的许多青年学子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也会被认为是额外的负担。新江君却能长期坚持下来，既能方便其浏览全部敦煌文书缩微胶卷和这里的敦煌学著作，又能在帮助老师们准备缩微胶卷和图书时，获得教益，向老师们学得更多的知识。大学期间与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在课间留影。从右向左：张广达、王永兴、荣新江、张建国、卢向前从荣新江的论著可知，他不仅对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非常熟悉，而且在敦煌、西域的民族历史研究中也比较得心应手。原来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读了本书，才知道他还在藏文文字的学习上下过功夫。如1980年代中期跟随王尧先生学习古藏文的经历就很有启发。为了利用敦煌藏文文献，新江君先参加了一个藏文的速成班，“一年下来，非常见效，学会了基本的文字、语法知识，翻着《藏汉大辞典》，可以读一些简单的藏文了”。但他“学藏文的目的是想看敦煌的藏文文书，这些文书是古藏语写成的，只有现代藏语的知识还无法上手。而当时对敦煌古藏文文书进行释读并翻译的学者，主要就是王尧先生和他的合作者陈践老师”。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插班去听王尧先生的古藏语课，向他学习如何解读敦煌藏文文书”（第216页）。同时购买了王尧和陈践先生的《吐蕃金石录》《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吐蕃文献选读》《敦煌本藏文文献》《吐蕃简牍综录》等。“对照藏汉两种文本，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和学习。这样做，一方面是积累古藏文的词汇，另一方面也是把一些最基本的敦煌藏文文献熟悉起来。”（第217页）通过古藏文的学习，荣新江不但利用古藏文文献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汉文文书，探讨了通颊部落作为吐蕃王国在东北边境设置一级军政组织，到归义军时期又演变为部落的全过程，完成了《通颊考》一文，在《文史》和英文本《华裔学志》（德国出版）同时发表。而且对他“后来研究敦煌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的历史，以及研究于阗历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第219页）。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新江君在敦煌、西域民族历史研究方面取得成绩的原因了。除了《通颊考》外，他还有《龙家考》《据史德语考》（与段睛合著）《甘州回鹘成立史论》《所谓图木舒克语中的“gyazdi-”》等文及于阗、吐火罗语研究的论著。右为荣新江跟随王尧先生学藏文的笔记上世纪80年代，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比较密切，学生们可以经常到老师家中去聊天、问学，而且还常常帮老师跑腿。如王永兴先生给历史系学生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时，王先生都是用一个包裹皮兜着一堆书去教室。荣新江作为中国史班的学习委员，也就成了这门课的课代表。所以王先生每次上课时，他“就骑车先到健宅（王先生住处）去接王先生，把他要带到课堂上的书挂在车把上或驮在后座上，和王先生一起，一边聊一边走向教室，上完课再送他回去。记得冬天下雪时，我也不敢骑车，就一手提着那个大包裹，一手搀扶着王先生”（第112—113页）。当王先生来研究室看书时，“我经常把他从图书馆借的书送到他健宅的家里，因为他那时一个人住，所以后来连换煤气罐、到邮局送信发电报之类的活，都是我来帮他做的了”（第115页）。这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特有的一道风景吧！也只有与老师这样密切的近距离交流和来往中，老师才会无意中将自己的看家本领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人文学科的学人并不是在教室里教出来的，而是在导师的书房中聊天聊出来的。敦煌学术史的珍贵史料人生的许多事，大部分都是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创造条件，或不断改善条件而完成的，很少有将所有条件准备充分才开始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的境况，今天的年青学子绝对无法想象。如《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创办就是一例。此前，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资助饶宗颐先生，每年出版一期《九州学刊》的敦煌学专号，荣新江曾帮饶先生组稿编辑。当编辑了两期专号后，他认为这笔钱可以支持在大陆办一个专刊。1994年3月，当新江兄再次到香港后，就“与饶公商定，把原本由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资助《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的经费，转到北京，单独办一份《敦煌吐鲁番研究》专刊。这就是1995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由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三位先生主编，我负责具体编务，前六卷的具体工作就是我来做的。”（第267页）但出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甚至差点夭折的情况，一般的学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即《敦煌吐鲁番研究》到第四卷出版时，香港的资金没有到位。“几位老先生也是一筹莫展。于是，我们想到冯其庸先生，由柴剑虹出面，向冯先生汇报了情况。冯先生一口答应帮忙解决，不久就安排了一位企业家与我们编委的几个同仁开会，那位企业家听了情况说明后，溜之大吉。冯先生听说后很生气，随即自己掏腰包，给了我们出版一卷的全部经费……如果没有冯先生的雪中送炭，《敦煌吐鲁番研究》恐怕到第3卷就会夭折，那样就应了日本学者在我们创办刊物时说的一句话，‘有很多三期刊物’，就是办了三期就办不下去了。好在我们有冯先生，让我们渡过了难关。”（第247页）随冯其庸先生考察楼兰作者笔下的宁可先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宁先生为了主编完成《英藏敦煌文献》S.6981以后的部分，让新江君协助第11—13卷的标目，当时宁先生正在住院，不顾身体，在医院每天讨论，因为探视时间的限制，宁先生让荣新江从楼房的后面翻进阳台，在病房里一天一天地工作。“我们不必用赞扬焦裕禄的话语去表彰宁先生，他其实是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锲而不舍，学术高于一切。”（第177页）宁可先生在学术上有许多建树，但他发表的敦煌学论文并不多。作为敦煌吐鲁番学会的领导人，“他对敦煌学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参与编纂的《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等敦煌吐鲁番学会主持的大型图书成果当中”（第178—179页）。这正体现了一位学术领导人和学术组织者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值得今天的青年学子学习的。宿白先生是考古学的大家，他的文献功夫非常深厚，对石刻文献也是烂熟于心。对莫高窟的早期营建史来说，最重要的文献就是原立于第332窟前室南侧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即《圣历碑》）。可惜的是该碑在1921年被流窜在莫高窟的白俄军人折断，上截碑石已佚，下截残碑现存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宿先生却在北大图书馆收藏的数万张拓本中，找到刘喜海、缪荃孙递藏的碑石未断时拓本，再利用法藏P.2551敦煌抄本，复原出原碑形式，并整理出完整的碑文。在此基础上，宿先生利用碑文所记从乐僔、法良，到东阳王、建平公，在相关的系列文章中，对莫高窟早期的营建史，做出自成体系的解说。”（第258—261页）这类学术史的重要资料，如果不是荣新江将其记录下来，可能就会湮没无闻了。新江君是我们这代学人中走访海外敦煌吐鲁番文书收藏机构最多的学者，本书中也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信息。在《怀李福清》一文中披露，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东方中心，“里面有满铁和大连图书馆的藏书。这些应当是1951年苏联红军从东北撤出时转移过来的‘战利品’，但这类图书到底有多少，值得再来仔细调查”。敦煌文献被为是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敦煌壁画又被法国人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所以敦煌学与许多学科都有交叉。本书中的多篇文章都涉及到了相关的问题，虽然都是寥寥数语，却是画龙点睛，给人启发。如敦煌文献数量庞大，内容博杂，而且以佛典居多，“所以要从中拣选出最具学术价值的文书，除了要有雄厚的学养外，还要独具慧眼”（2页）。“东汉以来，梵书胡语流入中国，对汉语影响至巨。但自陈寅恪先生以后，治汉语史且谙梵文者不多。”（12页）现在，“敦煌学界虽然有人在研究佛典和俗文学作品时可以广泛使用汉译佛典，却很少能够熟练运用梵汉对证的方法，追本溯源”（第53页）。我从事敦煌研究后，一直比较关注敦煌学学术史，近年又重点研究学术史，但许多学术史的信息，我还是从新江君的书中第一次知道。如沙知先生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是我们的案头必备书，但不知道沙先生后来利用在俄罗斯调查敦煌写本的收获和《俄藏敦煌文献》中公布的图版，“将俄藏敦煌契约文书校录补充一过，作为《补遗》，印入再版本中”（第280页）。由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自然是敦煌学子们常用的工具书，但“最主要的实际主持人是宁可和沙知先生，而催稿人则主要是沙先生”（第281页）。另外，荣新江编的《向达先生敦煌遗墨》所收向达致曾昭燏的信，因为与原件图版进行了校对，比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文教资料简报》上的更加可靠。沙知先生请美国友人帮忙找到曾昭燏的后人，“获得向达敦煌考察期间致曾昭燏信的所有图版”（第284页），这才有了校对精良的本子。饶宗颐先生的学问非常广博，成果非常突出。但没有正式上过大学的饶先生，如何能产生这样巨大的学术成果，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本书强调的一点是，饶先生于1949年移居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香港后，“当时也很担心这里能否做学问。但后来发现，此时的香港，可以说是三国时期的荆州，在各地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某个地方如荆州，居然暂获安稳，聚集了一批天下英才，一时间学术文化也达到一定的高度。他说50年代以来的香港，正是如此，大量的人才、资金、图书都汇聚在这里，为这里的学人，提供了相当好的治学条件”（第271页）。例如，1950年代英藏敦煌缩微胶卷“一开始出售，香港一位有钱人就买了一套，提供给他做研究”，“饶公敦煌学研究首先受益于伦敦所藏敦煌缩微胶卷，然后才是到法国讲学期间系统整理敦煌曲和敦煌白画”（第272页）。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敦煌学学术史信息。《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所收各文，在当初发表时，我在不同的时期基本上都读过，现在又集中起来，全部重读一遍，印象更加深刻。以上我仅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学术史角度予以介绍，实际上本书所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信息量很大，值得重视，值得推荐给更多读者。（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荣新江（1960年—），北大历史系教授他的学生马雍、李学勤、陈高华、刘乃和等等，他也自己做讲座,一到过春节，就会去给几位老先生拜年，虽然我在北京过年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但在的时候都会去拜年。拜年主要是听老先生们聊天，见识。现在回想起来，记得最多的可能要数邓恭三(“必记本”注：即邓广铭，字恭三)先生给我们讲的事了，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问什么讲什么，从学习方法、治学做人，到学人掌故，听得我们总是不忍离去，直到下一拨拜年的人把我们“赶走”。

荣新江中学的学生主要来自宁静县的中小学，以及全国各地的接受高中教育的学生。

刘宏伟发表的论文有哪些

原创 刘进宝 中华读书报作为新三级学人（1977、78、79年入学的大学生），荣新江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后又考上本系研究生，师从张广达先生学习隋唐史和中外关系史，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一直身处全国的学术中心，得到了北京大学张广达、邓广铭、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叶奕良等先生的指导和帮助。由于在北京工作，能够向京城及周边地区科研院所的先生们，如冯其庸、杨志玖、宁可、王尧、沙知等请益和问学。再加上他是我辈学人中赴欧美、日本及台港地区访学最多的学者之一，所以与国际学界的著名学者，如日本的藤枝晃、香港的饶宗颐、俄罗斯的李福清、马尔沙克等学者也有交流。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就是他与这些学者及友朋交往的记录，既是个人从学的回忆，又有对逝者的追念；既是荣新江从一个青年学子成长为学术大家的记录，又是一个时代敦煌学学术史的珍贵史料。与饶宗颐、季羡林先生在一起（右起：荣新江、饶宗颐、季羡林、饶女公子、林悟殊）一位学者的成长史作为“新三级”学人的代表，荣新江是幸运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科学的春天”到来时，敦煌学方兴未艾，当时北大的一些先生们开始大力推动敦煌学研究，并成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五卷《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奠定了北大在国际敦煌学界的地位。当年，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在北大历史系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的同时，还由他们倡导，并在他们周围慢慢“形成了一个敦煌研究的圈子，包括东语系的季羡林先生、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和宿白先生、中文系的周祖谟先生等等”（《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第114页。下面引用本书只注明页码）。“北大图书馆对于王先生为主导的这个敦煌研究小组给予很大的支持，特别把图书馆的219房间，作为并没有正式名称的这个敦煌小组的研究室”，将图书馆新购进的法藏、英藏和北图的敦煌缩微胶卷，全部放在这个研究室里，同时从图书馆的书库中调集了五百多种中外文敦煌学方面的图书，包括《西域文化研究》等。因为荣新江是学习委员，也负责这个研究室，拿着这个房间的钥匙，“所以除了上课的时间，我都在这个屋子里‘值班’，这既给我浏览全部敦煌文书缩微胶卷的机会，也使我得以饱览集中到这个研究室中的敦煌学著作。不论是老师还是研究生来，都是我帮他们找到要看的那卷缩微胶卷，或者是相关的图书”（第115页）。“如果哪位老师需要找缩微胶卷中哪个号的文书，我就事先把胶卷摇到哪个号的位置，等老师来看。”（第254页）这在今天的许多青年学子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也会被认为是额外的负担。新江君却能长期坚持下来，既能方便其浏览全部敦煌文书缩微胶卷和这里的敦煌学著作，又能在帮助老师们准备缩微胶卷和图书时，获得教益，向老师们学得更多的知识。大学期间与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在课间留影。从右向左：张广达、王永兴、荣新江、张建国、卢向前从荣新江的论著可知，他不仅对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非常熟悉，而且在敦煌、西域的民族历史研究中也比较得心应手。原来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读了本书，才知道他还在藏文文字的学习上下过功夫。如1980年代中期跟随王尧先生学习古藏文的经历就很有启发。为了利用敦煌藏文文献，新江君先参加了一个藏文的速成班，“一年下来，非常见效，学会了基本的文字、语法知识，翻着《藏汉大辞典》，可以读一些简单的藏文了”。但他“学藏文的目的是想看敦煌的藏文文书，这些文书是古藏语写成的，只有现代藏语的知识还无法上手。而当时对敦煌古藏文文书进行释读并翻译的学者，主要就是王尧先生和他的合作者陈践老师”。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插班去听王尧先生的古藏语课，向他学习如何解读敦煌藏文文书”（第216页）。同时购买了王尧和陈践先生的《吐蕃金石录》《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吐蕃文献选读》《敦煌本藏文文献》《吐蕃简牍综录》等。“对照藏汉两种文本，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和学习。这样做，一方面是积累古藏文的词汇，另一方面也是把一些最基本的敦煌藏文文献熟悉起来。”（第217页）通过古藏文的学习，荣新江不但利用古藏文文献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汉文文书，探讨了通颊部落作为吐蕃王国在东北边境设置一级军政组织，到归义军时期又演变为部落的全过程，完成了《通颊考》一文，在《文史》和英文本《华裔学志》（德国出版）同时发表。而且对他“后来研究敦煌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的历史，以及研究于阗历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第219页）。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新江君在敦煌、西域民族历史研究方面取得成绩的原因了。除了《通颊考》外，他还有《龙家考》《据史德语考》（与段睛合著）《甘州回鹘成立史论》《所谓图木舒克语中的“gyazdi-”》等文及于阗、吐火罗语研究的论著。右为荣新江跟随王尧先生学藏文的笔记上世纪80年代，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比较密切，学生们可以经常到老师家中去聊天、问学，而且还常常帮老师跑腿。如王永兴先生给历史系学生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时，王先生都是用一个包裹皮兜着一堆书去教室。荣新江作为中国史班的学习委员，也就成了这门课的课代表。所以王先生每次上课时，他“就骑车先到健宅（王先生住处）去接王先生，把他要带到课堂上的书挂在车把上或驮在后座上，和王先生一起，一边聊一边走向教室，上完课再送他回去。记得冬天下雪时，我也不敢骑车，就一手提着那个大包裹，一手搀扶着王先生”（第112—113页）。当王先生来研究室看书时，“我经常把他从图书馆借的书送到他健宅的家里，因为他那时一个人住，所以后来连换煤气罐、到邮局送信发电报之类的活，都是我来帮他做的了”（第115页）。这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特有的一道风景吧！也只有与老师这样密切的近距离交流和来往中，老师才会无意中将自己的看家本领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人文学科的学人并不是在教室里教出来的，而是在导师的书房中聊天聊出来的。敦煌学术史的珍贵史料人生的许多事，大部分都是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创造条件，或不断改善条件而完成的，很少有将所有条件准备充分才开始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的境况，今天的年青学子绝对无法想象。如《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创办就是一例。此前，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资助饶宗颐先生，每年出版一期《九州学刊》的敦煌学专号，荣新江曾帮饶先生组稿编辑。当编辑了两期专号后，他认为这笔钱可以支持在大陆办一个专刊。1994年3月，当新江兄再次到香港后，就“与饶公商定，把原本由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资助《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的经费，转到北京，单独办一份《敦煌吐鲁番研究》专刊。这就是1995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由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三位先生主编，我负责具体编务，前六卷的具体工作就是我来做的。”（第267页）但出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甚至差点夭折的情况，一般的学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即《敦煌吐鲁番研究》到第四卷出版时，香港的资金没有到位。“几位老先生也是一筹莫展。于是，我们想到冯其庸先生，由柴剑虹出面，向冯先生汇报了情况。冯先生一口答应帮忙解决，不久就安排了一位企业家与我们编委的几个同仁开会，那位企业家听了情况说明后，溜之大吉。冯先生听说后很生气，随即自己掏腰包，给了我们出版一卷的全部经费……如果没有冯先生的雪中送炭，《敦煌吐鲁番研究》恐怕到第3卷就会夭折，那样就应了日本学者在我们创办刊物时说的一句话，‘有很多三期刊物’，就是办了三期就办不下去了。好在我们有冯先生，让我们渡过了难关。”（第247页）随冯其庸先生考察楼兰作者笔下的宁可先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宁先生为了主编完成《英藏敦煌文献》S.6981以后的部分，让新江君协助第11—13卷的标目，当时宁先生正在住院，不顾身体，在医院每天讨论，因为探视时间的限制，宁先生让荣新江从楼房的后面翻进阳台，在病房里一天一天地工作。“我们不必用赞扬焦裕禄的话语去表彰宁先生，他其实是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锲而不舍，学术高于一切。”（第177页）宁可先生在学术上有许多建树，但他发表的敦煌学论文并不多。作为敦煌吐鲁番学会的领导人，“他对敦煌学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参与编纂的《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等敦煌吐鲁番学会主持的大型图书成果当中”（第178—179页）。这正体现了一位学术领导人和学术组织者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值得今天的青年学子学习的。宿白先生是考古学的大家，他的文献功夫非常深厚，对石刻文献也是烂熟于心。对莫高窟的早期营建史来说，最重要的文献就是原立于第332窟前室南侧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即《圣历碑》）。可惜的是该碑在1921年被流窜在莫高窟的白俄军人折断，上截碑石已佚，下截残碑现存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宿先生却在北大图书馆收藏的数万张拓本中，找到刘喜海、缪荃孙递藏的碑石未断时拓本，再利用法藏P.2551敦煌抄本，复原出原碑形式，并整理出完整的碑文。在此基础上，宿先生利用碑文所记从乐僔、法良，到东阳王、建平公，在相关的系列文章中，对莫高窟早期的营建史，做出自成体系的解说。”（第258—261页）这类学术史的重要资料，如果不是荣新江将其记录下来，可能就会湮没无闻了。新江君是我们这代学人中走访海外敦煌吐鲁番文书收藏机构最多的学者，本书中也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信息。在《怀李福清》一文中披露，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东方中心，“里面有满铁和大连图书馆的藏书。这些应当是1951年苏联红军从东北撤出时转移过来的‘战利品’，但这类图书到底有多少，值得再来仔细调查”。敦煌文献被为是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敦煌壁画又被法国人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所以敦煌学与许多学科都有交叉。本书中的多篇文章都涉及到了相关的问题，虽然都是寥寥数语，却是画龙点睛，给人启发。如敦煌文献数量庞大，内容博杂，而且以佛典居多，“所以要从中拣选出最具学术价值的文书，除了要有雄厚的学养外，还要独具慧眼”（2页）。“东汉以来，梵书胡语流入中国，对汉语影响至巨。但自陈寅恪先生以后，治汉语史且谙梵文者不多。”（12页）现在，“敦煌学界虽然有人在研究佛典和俗文学作品时可以广泛使用汉译佛典，却很少能够熟练运用梵汉对证的方法，追本溯源”（第53页）。我从事敦煌研究后，一直比较关注敦煌学学术史，近年又重点研究学术史，但许多学术史的信息，我还是从新江君的书中第一次知道。如沙知先生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是我们的案头必备书，但不知道沙先生后来利用在俄罗斯调查敦煌写本的收获和《俄藏敦煌文献》中公布的图版，“将俄藏敦煌契约文书校录补充一过，作为《补遗》，印入再版本中”（第280页）。由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自然是敦煌学子们常用的工具书，但“最主要的实际主持人是宁可和沙知先生，而催稿人则主要是沙先生”（第281页）。另外，荣新江编的《向达先生敦煌遗墨》所收向达致曾昭燏的信，因为与原件图版进行了校对，比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文教资料简报》上的更加可靠。沙知先生请美国友人帮忙找到曾昭燏的后人，“获得向达敦煌考察期间致曾昭燏信的所有图版”（第284页），这才有了校对精良的本子。饶宗颐先生的学问非常广博，成果非常突出。但没有正式上过大学的饶先生，如何能产生这样巨大的学术成果，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本书强调的一点是，饶先生于1949年移居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香港后，“当时也很担心这里能否做学问。但后来发现，此时的香港，可以说是三国时期的荆州，在各地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某个地方如荆州，居然暂获安稳，聚集了一批天下英才，一时间学术文化也达到一定的高度。他说50年代以来的香港，正是如此，大量的人才、资金、图书都汇聚在这里，为这里的学人，提供了相当好的治学条件”（第271页）。例如，1950年代英藏敦煌缩微胶卷“一开始出售，香港一位有钱人就买了一套，提供给他做研究”，“饶公敦煌学研究首先受益于伦敦所藏敦煌缩微胶卷，然后才是到法国讲学期间系统整理敦煌曲和敦煌白画”（第272页）。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敦煌学学术史信息。《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所收各文，在当初发表时，我在不同的时期基本上都读过，现在又集中起来，全部重读一遍，印象更加深刻。以上我仅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学术史角度予以介绍，实际上本书所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信息量很大，值得重视，值得推荐给更多读者。（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1996年获第四军医大学外科学整形外科专业硕士学位。2001年到日本留学，在国立爱媛大学医学部第二外科研修并攻读博士学位，于2003年9月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SCI收录期刊10篇。参编专著4部。长期从事整形外科、美容外科、激光美容医学的临床和科研工作，是国家973计划（严重创伤救治与损伤组织修复的基础研究）03课题组重要成员，负责该课题子课题一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项，军队“十一五”规划医学科研基金一项。任中华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青年委员，外科与妇产科学组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业务专长：1、微创面颈部整形；2、体表软组织缺损、畸形的修复和器官再造；3、慢性难愈创面的修复和皮肤抗老化治疗。

荣新江（1960年—），北大历史系教授他的学生马雍、李学勤、陈高华、刘乃和等等，他也自己做讲座,一到过春节，就会去给几位老先生拜年，虽然我在北京过年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但在的时候都会去拜年。拜年主要是听老先生们聊天，见识。现在回想起来，记得最多的可能要数邓恭三(“必记本”注：即邓广铭，字恭三)先生给我们讲的事了，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问什么讲什么，从学习方法、治学做人，到学人掌故，听得我们总是不忍离去，直到下一拨拜年的人把我们“赶走”。

刘宏伟发表的论文是真的吗

真实性。这些论文都是由经过严格审查的专家和学者们精心撰写的，所以他们的观点是可靠的。另外，这些论文是在经过审查的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的，所以它们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

导语 近日，查尔斯沃思英国编辑团队中，有作为资深期刊主编的成员来信讲述了她最近遇到的作者署名问题，以此再次提醒作者重视该问题，以免陷入不必要的麻烦。译文如下： 论文中列出的个人作者应该对研究做出重大贡献，比如收集和分析数据、撰写文章，或者监督研究，他必须密切参与这项研究。 ——对于作者身份，期刊作者指南里的通常规定 我曾经告诉博士生们，如果你不愿意与同事或会议上讨论论文中提出的研究，那么可能你就不应该被列为那篇论文的作者。你必须对列你为作者的论文内容有着详细的了解；当然，如果你真的对这项研究做出了贡献，你就会清楚了解内容。 不要落入“sleeping co-author”的陷阱。 最近，作为期刊执行主编的我，不得不处理一个期刊作者署名问题。 我们收到了一篇列有14位作者的论文，而且其中10位来自同一研究所。这引起了我们的一些警觉，并不仅仅因为这篇论文本身很短，只有3000字左右。 我们的期刊政策要求作者在提交论文 时要在线上做一些勾选，来做出“all authors listed on the paper are aware of the work”和“have contributed to the study”这样的声明。否则就会违反学术道德准则；然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确实有必要给提交这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写信，以核实是否真的有14个人对这项研究做出了贡献。 我非常喜欢目前许多期刊所采用的系统，但并不是所有期刊都采用了。采用这种系统的期刊论文最后都有一个“author contribution”部分。 这样使提交论文的作者、编辑和读者都能很清楚了解谁做了什么：是哪位作者撰写了这项研究，谁进行了分析，谁提供了化学品或样本，谁为这项工作争取到了资金。在提交你的论文之前，仔细检查期刊作者指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方面的错误可能很难纠正，而且可能会对你的声誉造成损害。 一个案例 一旦论文进入期刊提交系统，就很难更改作者身份 添加或删除某人通常需要所有合著者签署一份声明，指出他们知道并准许了此更改。 我过去从两个方面处理过这种情况；在一个案例中，一个博士生提交了一篇论文，但却忘了列出他的一位贡献巨大的导师的名字，这使得论文一旦被接受就需要大量的书面材料。被漏掉的导师不在本国内，甚至导致出版工作被推迟了。 另一个案例 我最近处理的另一个案例是，一项研究的一些作者实际上是闹翻了，因此有一位作者拒绝在已经进入我们系统中的论文上签字。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了!（编者注：推荐阅读我们的往期文章《作者的这波操作是编辑的噩梦》） 撰写和提交论文只是论文发表过程的一部分。有很多问题和潜在的陷阱需要注意。 原文链接：

建筑工程师论文发表张宏伟

没有。张宏伟是一位著名的中国计算机科学家，他曾经发表了许多关于计算机科学的论文，但没有关于o亚型的论文。

1954年出生于哈尔滨1978年10月任黑龙江省呼兰第七建筑施工队队长1984年6月组建哈尔滨市东方建筑工程公司任总经理1988年6月成立东方企业集团，任董事长兼总裁1993年1月至今任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1998年2月28日加入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现担任公司董事局主席，持有公司9,001,240,115股本，约占公司股本70.45%。2013新财富中国富豪榜以129亿排名第49名。

艾滋病没有o亚型，艾滋病只有两个亚型，艾滋病1型，和艾滋病2型，我国主要以1型为主，2型极其少见，但是不管1型和2型，都能检测出来的，不存在检测不出来的艾滋病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