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论文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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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国力大大增强。1980年～1996 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平均每年增长约10.1％，粮食、棉花、煤炭、钢铁等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位居世界各国之首，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 （2）产业结构得到很大改善。 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短缺”现象基本消除，能源、交通、通讯、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得到快速发展，农业持续稳定增长，“瓶颈”制约得到缓解，一、二、三次产业发展比例协调。 （3）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提高，据我所课题组的测算，1978年～1995年，生产率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已由改革前的负值上升到占39.85％， 仅次于资本投入增长的贡献（46.84％），产业装备水平不断提高。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初步形成。 市场开始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方式与手段得到加强与改善，各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取得很大进展，金融、劳力、技术、信息等市场正在发展与完善，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正逐步形成。 （5）对外开放日益广泛深入。199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已达2899亿美元，相当于1980年的7.6倍，从1978年的世界第32位跃升到第11 位，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成就： 科技 曙光2000大型计算机 神舟六号 “嫦娥一号” 外交 97年香港回归 99年澳门回归 加入wto 教育 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高等教育大发展 职业教育发展迅速 体育 承办1990年亚运会 承办2008奥运会 雅典奥运会中国获32枚金牌居世界第三 经济 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外贸总额位居全球第三 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 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人民生活 物质丰富 交通明显改善私家车占有一定的比例 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 文化艺术 电视逐步进入每个家庭 影视艺术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涌现出一批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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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

〔摘要〕 文献回顾表明， 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目前的研究重心越来越偏向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等主观生活质量领域。论文对生活质量等概念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梳理，对生活质量研究中的两种不同视角、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生活质量研究的不同重点、生活质量测量指标的全面性与指标的可比性之间的矛盾、不同研究之间的借鉴和积累，以及对加强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间关系和联系机制的综合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生活质量； 生活满意度； 幸福感

随着社会向现代化方向的不断发展， 世界范围内的生活质量研究从上世纪中期开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而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整个社会的改革开放， 也在带来巨大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同时， 引发和促进了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医学等多个学科对生活质量问题的关注和探索。形成了一个既关系到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目标，也关系到广大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水平和幸福状况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在系统回顾国内近三十年生活质量研究基本状况的基础上，对生活质量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谈谈笔者的思考和认识。

一、近三十年来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回顾

国内的生活质量研究开始于80年代初期， 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得非常迅速。据笔者对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进行的统计， 从1980年到2007年10月， 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 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论文就有500篇左右。下面是对历年发表的研究论文的统计结果① (见表1) 。

表1的结果向我们展示了国内近三十年来生活质量研究的两个基本特征：

1. 相对明显的三个发展阶段。从表1最后两栏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的生活质量研究(包括生活满意度研究和幸福感研究) 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年至1990年。这一阶段中研究的数量非常少， 11年中共发表了论文17篇， 平均每年115篇。可以说这11年是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从1991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中， 研究数量有了一定的发展， 10年中共发表了论文118篇， 平均每年发表12篇， 年均发表论文数是第一阶段的8倍。可以说这10年是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成型阶段。从2001年至2007年是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 研究论文的数量急剧上升，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从最低的20多篇直线上升到最高的78篇。在不到7 年的时间内， 共发表了研究论文364篇， 平均每年发表论文52篇， 年平均发表论文数分别是第二阶段的413 倍， 是第一阶段的3417倍。这一阶段不仅发表的论文数量众多， 研究所涉及的方面也越来越广， 可以说是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

2. 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主观生活质量的内容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2002年以前的生活质量研究，无论是探讨客观生活质量(社会指标) 的内容， 还是探讨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 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采用“生活质量”的概念。只是到了2002年以后， 才出现了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 以及(主观) 幸福感三个方面的研究并存， 并且三者份量相当的局面(实际上， 许多以“生活质量”为标题的研究，探讨的同样是“生活满意度”的内容) 。特别是直接对(主观) 幸福感的研究， 在最近的两三年中更是超过了以“生活质量”为题的研究。这一状况表明， 在第三阶段， 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研究者开始将对(客观) 生活质量的关注和研究， 转向了对明显带有主观特征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关注和研究上。

除了论文数量上的变化， 近三十年国内生活质量研究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上， 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不断完善的成熟过程。我国生活质量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对社会指标的研究。较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起草的社会统计指标草案、1986年北京社科院的《首都社会发展指标及其评估方法》， 直到1988至1992年中国社科院在“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中， 明确将“生活质量”纳入我国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所进行的系统研究。〔1〕即使到了2000年以后， 在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学者以及政府部门的研究中，这种社会指标意义上的生活质量研究倾向依然十分明显。另一方面，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与国内学者合作进行的两项生活质量研究， 又将西方、特别是美国生活质量研究中那种关注人们对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关注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的传统引入国内，〔2〕形成了两种不同视角、不同内涵的生活质量研究方向。到了90年代中期， 北京大学卢淑华教授等人以及笔者在对生活质量的研究中， 又将上述两种视角结合起来，集中探讨了生活质量的主、客观指标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探讨了参考框架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进一步促进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3〕本世纪以来，沿着上述三种方向的研究都在进一步发展。同时， 最早由国外心理学家在上世纪中期所提出和推动的“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 - being， 简称SWB ) 研究也开始被我国学者所关注， 这方面的研究也汇入到对生活质量研究的领域中来，并很快成为近期研究中的一大焦点。

从大的方面看， 国内有关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指标体系的建构以及运用上。比较普遍的情形是， 不同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构建一套在维度、指标，以及合成方式、权重等方面均不完全相同的指标体系。同时， 研究者采用自己的指标体系来对所关注的不同群体、不同地区进行生活质量的比较和排序。这方面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这些研究所建构的指标体系互不相同， 因而它们的研究结果相互之间难以做出合适的比较； 另一方面则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地是采用相对宏观的、非个体的指标， 因而往往只能用来进行样本状况的描述和比较，很少运用经验数据去探讨和分析影响这种客观生活质量的各种因素。在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方面，则出现了以“生活满意度”为研究对象和以“幸福感”为研究对象的两大分支领域。由于这两个分支领域的内容都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也比较接近，加上一些研究者对二者的内涵、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异同， 以及它们与主观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还不够清晰， 导致具体研究中同样存在一些不确切、不清晰、不一致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对生活质量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1. 生活质量概念的不同理解及其亚概念的建构

对于学术研究来说， 分清概念是起码的前提。它可以保证不同的研究者使用同一概念所探讨的是同一件事。在生活质量研究中，无论研究者关注的是构建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和测量方法， 还是关注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各种因素， 都只有在清楚界定了大家所说的生活质量指的是同一件事物、是同一种现象时，这种探讨才有意义。

对于“生活质量”这个最基本的概念， 国内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解。因而在对生活质量的测量和评估上， 也相应存在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理解是把生活质量定义为社会中人们客观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所谓生活质量，就是指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人口生活条件的综合状况。换言之， 生活质量就是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4〕这种看法主要从影响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方面来理解生活质量，将其作为反映人们生活状况、生活条件、生活水平， 同时也反映社会发展程度的社会指标；研究者在测量和评估这种意义上的生活质量时，主要运用衣、食、住、行等反映人们生活条件的客观指标。第二种理解是把生活质量定义为人们对于生活总体水平和各种客观生活条件的主观评价，看作人们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以及对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等人在其论文的第一句话中开门见山指出的：生活质量的定义是“对于生活及其各个方面的评价和总结”〔5〕。这种看法是从人们的主观感受方面来理解生活质量。因而研究者在研究中主要采用反映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指标来测量和评估生活质量。第三种理解是将上面两种理解结合起来进行考虑，认为生活质量是由反映人们生活状况的客观条件和人们对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两部分组成的。生活质量中既包含客观条件， 又包含主观评价， 因而， 在对生活质量进行测量和评估时，应该既有反映生活条件的客观指标，又有反映人们满意程度的主观指标。“客观指标是从产生生活质量的'成因'方面来进行操作化的，是生活质量的'投入'； 而主观指标是从生活质量的'结果'方面来进行操作化的， 是生活质量的'产出'。”〔6〕

笔者认为， 这种客观存在的对生活质量概念多种不同理解的现实， 是人们对生活质量这一特定领域中的现象在认识上逐步深化、逐步发展过程的一种反映。同时，它也是不同研究者关注这一领域现象中的不同方面的一种反映。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去评判孰是孰非， 而是要在理解这种现实的同时， 尽可能梳理出内涵明确、界定清楚的亚概念及其基本内容，使之能既关照到对生活质量现象的不同理解， 也有利于不同的研究者明确自己所研究现象的内涵和重点究竟是什么。

2. 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概念及其关系

在英文文献中， 与“生活质量”、“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概念相对应的词语分别是quality of life， subjective well - being， life satisfaction。与国内情况有所不同的是， 国外文献中相对较少使用“主观生活质量” (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和“客观生活质量” (o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的概念。换句话说， “主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生活质量”的概念更多的是国内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中使用的概念。从目前情况看，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 国外的“生活质量”概念在内涵上，主要对应于国内的“主观生活质量”概念， 即指的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条件和状况的评价。对它的测量指标也主要是处于“认知”层面的“生活满意度”的测量。而国外对应于国内“客观生活质量”意义的“生活质量”概念，则早已演变成“社会指标” ( social indicator) 的内容， 并且越来越淡出生活质量研究的领域，成为人类发展研究领域的一种指标了。

至于“幸福感”的研究， 则主要是从心理学视角出发来探讨幸福、测量幸福所形成的一个相对专门的心理学领域。应该看到，幸福感虽然与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关， 但它与生活质量却并不是同一件事情。美国研究幸福感的著名心理学家E.Diener指出， “作为心理学的专门术语， 主观幸福感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SWB由三个不同维度组成：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是SWB的关键指标， 作为认知因素， 是更有效的肯定性衡量标准，是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另一个因素。”〔7〕按E. Diener 的定义，幸福感( SWB) 中包含了生活满意度。这样， 生活满意度又成了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因此， 国内有的研究者将生活满意度归为“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并且认为， “一般将主观幸福感界定为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研究者们选取的主观幸福感维度主要包括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领域满意感。”〔8〕

综上所述， 源自于社会学的生活质量研究和源自于心理学的幸福感研究， 都将“生活满意度”作为自己的内涵和测量指标，正是在“生活满意度”上二者形成了交叉、发生了联系。但尽管如此， 二者鲜明的学科背景所体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特别是二者探讨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属点， 则仍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别。这也是我们在理解这几个概念之间关系时应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从研究的角度看， 生活满意度的测量相对直接一些、相对容易一些。研究者主要采用问卷中李克特形式的评价问题来测量；而幸福感的测量则相对间接一些、相对困难一些， 研究者多采用心理测验量表来测量。在应用上， 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更多地用于生活质量的研究中， 而幸福感的测量则可能更偏向于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方面的研究。另外，由于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所探讨的实际上是人们对理想中的状况与现实中的状况之间差距的主观认知和评价， 因此， 应该充分认识到参考框架在这种评价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无论是人们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还是他们对生活各个具体方面的满意度， 都是一种既与客观物质生活条件本身有关， 同时也与三种主观的参考框架有关的事物。这或许是生活满意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三种参考框架分别是：(1) 以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状态为比较对象的基本参考框架； (2) 以身边的、周围的人们为比较对象的横向参考框架； (3) 以过去的、以前的状况为比较对象的纵向参考框架。任何一种现实状况一定是在一种或多种参考框架中才能被评价成“满意”或者“不满意”的。

3. 生活质量研究的两种视角

生活质量研究可以说有两个不同的起源： 一个是关注人们客观生活状况的社会指标研究， 另一个是关注人们主观感受的生活满意度研究和幸福感研究。这两种不同的起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形成了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中两种不同中心、不同目标的生活质量研究观：一种是以社会为中心，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为目标的生活质量研究观；另一种则是以社会中的人为中心， 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状况、生活满意程度为目标的生活质量研究观。

从目前研究来看， 政府部门以及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相对更看重社会层面的生活质量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由于统计学界研究生活质量的目的在于确定社会发展统计指标和小康生活标准， 而当时吃、穿、用、住等物质方面的消费是绝对的主导追求， 因此统计学界几乎都采用消费、收入、吃、穿、用、住、行、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社会服务、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反映客观物质条件的社会指标来测量居民生活质量。”〔9〕与此同时， 这方面的研究也更多地将生活质量看作衡量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的指标， 也常常将这种意义上的生活质量与社会发展、社会政策放在一起进行讨论。而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学科则相对看重个人层面以及群体层面的生活质量研究。他们更关心社会中的人们具体的生活条件、人们对具体的生活条件的主观感受和评价，以及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的各种影响因素。只有在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生活质量研究中，才会有反映人们主观感受和评价的主观性指标。而这种视角的生活质量研究， 其目标既包括不断改善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包括努力促进人们的这种主观感受和评价朝着积极的、满意的方向发展。

4. 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与生活质量研究的不同重点

5. 测量指标的全面性、完备性与指标的可比性、资料的可得性之间的矛盾

在生活质量的研究中， 一个基本的任务是要建立合适的生活质量测量指标。然而， 这一任务也正是研究者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难点。这种困难主要体现在概念测量的全面性、完备性与测量指标的可比性、指标所涉及数据的可得性上。比如，为了对反映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和水平的(客观) 生活质量进行测量，国内外研究者设计出了许多不同的指标体系。“在国外文献中， 颇负盛名的综合指数应首推莫里斯建立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 PQL I)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由于具有简明、综合的特点， 业已为许多人所接受， 用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或生活质量变化， 甚至被推为全球估价模式。”〔10〕但由于这一指数仅包含三个指标， 即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 因而只反映了健康和教育两个方面的最基本内容， 同时也没有用权重来区分指标的不同重要性。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 用这样的指标来衡量生活质量显得过于简单。通常研究者会结合国内情况和自己的分析， 选择更多方面和更多具体的指标。比如， 有的研究者建立了包括5大方面、共8个指标的生活质量指数， 其中涉及到教育(识字率、入学率) 、健康(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 、营养(热量供给) 、平等(收入分配) 、环境(安全用水人口比例)等； 〔11〕有的研究者建立了包括就业、收入水平、收入分配、贫困、消费、健康、教育、环境和城市化等9个方面的34个指标作为生活质量的评价标准； 〔12〕还有的研究者则建立了包括收入、教育、消费、文娱休闲、健康、居住、生活设施、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等9个大的方面、共36项指标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整体状况。〔13〕

在这种看起来是追求测量指标全面性、完善性的过程中， 研究者必然会遇到不同指标体系之间的可比性， 以及不断扩大的指标体系与资料可得性之间的矛盾。一般来说，研究者对全面性、完善性的追求， 往往会限制和损害研究结果的可比性以及研究资料和数据的可得性。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 “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 生活质量还应当包括住房、交通、生活服务、社会秩序和精神风尚等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笔者试图从全球出发来构筑生活质量指数， 而从全球出发构筑指数时又限于指标的可比性和资料的可得性， 因而难以选择合适的指标来表示这些方面， 只能暂付厥如。”〔14〕如果只用莫里斯“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中的三个指标， 那么， 无论是中外社会中的生活质量比较， 还是不同时期中的生活质量比较，都会十分容易；这样的三个指标所需要的数据在各个国家的统计中都是可以得到的。然而， 随着研究者指标体系的不断扩大， 具体测量指标不断增多， 不同研究之间的可比性也随之减小， 许多情况下一些指标所需要的数据也无法获得。

6. 研究回顾与不同研究之间的借鉴和积累

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是， 许多研究者在进行自己的研究前， 不太注意回顾以往研究的已有结果，特别是已有的理论观点。因而， 研究的起点不高， 很少有与以往研究的理论对话。例如， 关于幸福感( SWB ) 的研究，西方学者Wilson在近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提出了个体差异的两点理论假设， 并且西方后续研究也已经表明“外在、客观的变量对SWB 的影响相当小， 人口统计项目(性别、收入、智力水平等) 只能解释SWB 不足20%的变化，外在环境只能解释SWB 变化的15%。由于外部因素影响较小， 研究者们转向研究内部因素即Wilson的第二点假设来解释SWB的变异性： 个人内部建构决定生活事件如何被感知，从而影响幸福体验”〔15〕。但国内一些学者在探讨SWB 的问题时，较常见的做法是直接按照自己的思路，对特定对象的幸福感现状进行描述， 同时， 依旧用自己的数据去分析外在环境变量、人口背景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 而完全不管前人已有的研究结论， 不是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从而去努力回答与前人研究成果相关的理论问题。

不注意进行研究回顾的另一个表现是， 众多相同主题的研究在具体测量指标的选择上互不相同， 由此导致研究结果相互之间无法比较。比如，同样是对“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研究，有的研究者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16〕而有的研究者则用“幸福感”来测量。〔17〕至于为什么选用某一种指标， 研究者则很少讨论。同样的， 对于不同研究所得出的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结果， 研究者也不去展开探讨，使得不同研究的研究结果在帮助人们提高对问题的认识方面作用不大。比如， “近年来， 我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幸福感的讨论。由于在幸福感测度、样本选取和分析方法上的差异，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曾慧超、袁岳(2005) ， 罗楚亮( 2006 ) 采用显变量测度幸福感，调查的问题是'总的看来， 您现在幸福吗？'得出了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邢占军(2006) 采用潜变量测度幸福感， 调查了10个方面的内容，涉及知足充裕、自我接受、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心态平衡、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人际关系和家庭氛围等体验， 得出了城镇居民幸福感强于农村居民。”〔18〕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如果城乡居民的幸福感本身是一个客观的事物、一种客观的现实， 那么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结论来说，自然就有一个谁的研究方法相对科学、谁的结论更接近这种客观现实的问题。但是， 这样的问题既没有引起进行了研究、但持有不同结论的研究者之间的认真探讨， 也没有引起该领域中相关研究者的关注，导致了一种“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互不相干、互不讨论”的局面。

7. 加强对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间关系及其联系机制的综合研究

总体上看， 近三十年来国内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与主观生活质量(包括生活满意度、幸福感) 的研究在所涉及的范围上都有了明显的拓展， 特别是对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更是朝着专门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两个相对独立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前面表1的结果显示， 在2000年以来的短短几年中， 专门探讨“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论文超过了200篇， 占到了近三十年国内全部生活质量研究论文总数的40%左右。这是一种非常快的发展势头。但是，相比之下，生活质量研究中的第三个方向， 即将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 则尚无大的进展。

我们知道， 专业领域的不断分化和整合， 是推动科学研究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相对比较繁荣和比较深入的主、客观生活质量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将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结合起来的综合性研究， 将是国内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中下一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综合性研究的开展和所取得的成果，将会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提供重要帮助，同时也将会大大提升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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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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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一方面是指国家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经济交往；另一方面是指放宽政策，放开或者取消各种限制，不再采取封锁国内市场和国内投资场所的保护政策，发展开放型经济。对外开放是中国一项基本国策。大力发展和不断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以生产和交换的国际化取代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促进经济的变革，使我国经济结构由封闭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第一、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断增强经济活力。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市场失灵领域要由政府依法监管或者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最重要的基本经验，属改革方向问题。第二、坚持既积极又稳步地推进改革，不断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的体制障碍。第三、改革开放互相促进，以开放促改革。第四、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直接动因。第五、改革发展稳定良性互动，以改革促进发展和促进稳定，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中国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经验。第六、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要强化党对改革的领导统筹和协调。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利益矛盾凸显，怎么加强改革的统一领导，加强改革统筹协调，非常重要。第七，经济特区的创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对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生产、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外，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形式。兴办经济特区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对外开放的特殊形式。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

对外开放,是使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国策.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继承小平同志的遗志,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是由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一是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国际性,现代科技既不是一国所创造,也不为一国所拥有,而是国际合作共同发展的结果.任何一个国家,封闭起来,都无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二是现代化大生产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的高度专业化,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联系和世界市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所需要的所有资源,生产所需要的所有产品,消费自己所生产的全部产品.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则能扬长避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最大效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技术比较落后的国家,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国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以使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减少代价,少走弯路,就显得更加必要.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关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与其他国家不同.因此,我们的对外开放必须制定专门的政策.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国的开放是从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开始的.小平同志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开放经济特区开始,十几年来,我们与当今世界发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联系.对外开放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世界,看到了未来,看到了我们的优势和不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从九十年代起,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居世界第二位.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序,也从1978年的第32位跃升为第11位,外汇储备突破千亿美元.这是一个标志.由此可以想见,对外开放所引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于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初创阶段已经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急迫问题是,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引资结构要进一步合理,地区分布要注意均衡,对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关键技术的资金引进要相对加大.外贸出口,要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提高效益,减少亏损,尽快实现“两个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上,以利于加快对于引进资金和技术的利用、吸收和转化.对外思想文化交流,要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摒弃思想文化垃圾,警惕全盘“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开放则兴,闭国则衰.我们一定要清醒地估量世界的发展,勇敢地迎接严峻的挑战,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使我们的民族更加有力地参与国际竞争,更加坚定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开放战略的设计要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开放本身不是目的，在任何阶段，设计开放战略都是为了实现国家阶段性发展目标。我国的发展总目标始终是建设现代化强国，过去几十年，中国的阶段性目标就是要加速工业化，围绕这一目标，对外开放战略着力解决制约工业化的“外汇缺口”。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因此，我们需要思考通过未来开放战略的调整，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增强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从而最终服务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扩展资料

我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已经发展为经贸大国，从以往只能捕捉国际环境机遇、规避风险，到如今具备了塑造国际环境的影响力。这种国际影响力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创造更多的机遇，运用得不好就可能给自己带来挑战。

特别在中美关系方面，要处理好新型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关系。因此，运用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来塑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新阶段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方面。

改革开放 政治小论文 1500字如下：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从100多年以前开始的。184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这一艰难的历程。但是，一直到1978年以前，都还只是为现代化提供某些条件和基础，而没有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则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而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是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人治国家、单一文化、封闭社会。因此向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先后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逐渐地展开，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弄清楚这些变化的状况及其发展的脉络，对于今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是十分重要的。首先，这个过程是从经济生活中开始的，尤其是从经济生活的最深刻的层次即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开始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以1978年为界限，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许多文章中做过阐述，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一说。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个体利益绝对地服从整体的利益，同时，个体之间在国家的控制与调节之下，实现平均化。而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由几个大的板块构成的，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所谓利益的平均化则是在各个板块内部实现的。在这种利益结构中，国家所有制以及从属于国家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人们就会丧失一切利益，从而失去生存的条件。为了维持这个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国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手段对个人利益进行压制，使人们逐渐忘掉了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处于失去动力的状态。再加上文革的破坏，便使国民经济衰落到崩溃的边缘。这便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以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允许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这样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公有制的束缚而到体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时，原有的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政策也开始松动了。这样，就在人们的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便崩解成无数个小碎片，造成了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从几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变成了原子结构。从而使个人利益问题被提上日程，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而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一旦觉醒，就如洪水决堤一样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利益饥渴现象。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而且这种追求向各个领域中迅速展开，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便给整个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都是靠这种活力和动力的支撑才取得的。这是主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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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论文是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要经历的事情，而且我们在大学前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多多少少的有过一些基础，所以在最后毕业的时候写论文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毕竟大家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所以还是很珍惜这段写论文的日子，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做一件事情，也是非常不错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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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形成新型的对外开放利益协调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对外开放在带来利益总量增长的同时，结构性矛盾也日益广泛地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不同要素所有者在对外开放中所获得的利益不平衡。近年在对外贸易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国内出口商品生产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上涨幅度与外贸总量和利润的增长速度不成比例。特别是人民币升值后，部分出口企业不是通过调整产品结构，而是通过压低实际工资水平来降低成本。二、不同区域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分享到的利益不平等。我国开放过程中的“马太效应”明显，对外开放成为拉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比如外资的进入通常是优先选择东部沿海地区，不愿意到西部地区投资；另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竞争法则，如东部沿海地区开展出口加工贸易等存在着运输成本等方面的优势。由于开放中经济差距在扩大，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内陆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外流，同时，又使发达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加重。三、国内外不同主体在开放中赢利的机会不均等。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特征是政策优惠，政府为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而实施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政策差别导致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对本土企业产生越来越多的挤出效应。因此，我国亟待建立利益均衡型的开放经济运行模式，从根本上对以GDP增长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把对外开放的重心放到增进国民福利水平上来。在我国未来的对外开放进程中，扩大出口规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不应当只是片面地考虑其对GDP增长可能产生的拉动效应，更要重视对实际国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对国内经济利益关系的影响。——吸引资金与吸引要素、资源并举目前国内资金供给充裕，仅从资金角度看，对外资的需求已逐渐减弱。2006年，外资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仅为5．04％，已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这并不意味着吸引外商投资失去了重要性。经济全球化正在进一步分解价值链，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愈来愈多的产品、制造和服务环节进行全球分工，而这些分工与有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是以资本流动为载体进行的，各国之间吸收外资的竞争在加剧，继续努力吸收外商投资，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在注重吸引外资数量增长的同时，要充分提升利用外资的质量，做到吸收外资与集成全球市场要素并举，学会利用全球性的资源、资金、技术和产品的配置体系，形成引进资本、技术、知识、管理、观念、人才、品牌、市场的“一揽子”的方式。——学会成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参与者规则制定者2006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0663亿美元，居全球外汇储备首位，同时也打破了单个国家或地区外汇储备的世界纪录。近3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额占新增GDP的比重超过了70％，这表明我国社会财富积累基本上采取了外汇储备的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仅要承担高额外汇储备的成本重压，而且我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也面临更大的挑战。如何适度消化外汇储备成为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进而对深化外汇储备体制改革、加快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球化时代，一国的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程度已成为衡量其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也集中体现了一国驾驭国际经济关系的综合能力。目前，我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相对滞后于贸易、投资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在持续高涨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下，国内宏观经济调控与对外经济关系一再陷入被动或受到约束，金融领域开放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因此，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通过有序、有条件开放资本项目，逐步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规则制定者。为此，首先要加快国有金融机构改革，优化其资产结构和经营范围，促进各类金融主体之间的有效竞争，提高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自我发展、抵御风险的能力；其次，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在资本项目开放之前，建立起高效、稳健的监管体系；再次，合理确立人民币汇率调整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逐步增强汇率制度的弹性。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不仅是今后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而且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因此，必须采取积极审慎的态度，兼顾政策的自主性与开放性，既要考虑到自身的发展目标和承受能力，又要充分了解国际要求与期望，减少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带来的震荡与冲击。——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有机结合专家建议，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质量，应从三方面取得进展：一是通过对外投资，组合全球要素在中国创业。最近几年，我国出现了一些新类型的高科技企业，虽然其资金、技术基础、人力资源、市场等高度国际化，但企业主体在我国国内；二是通过对外投资获得技术、人才等发展要素，国内企业已有实力通过收购兼并国外企业或者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获得先进技术和人才；第三，政府要充分利用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为中国企业海外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企业预判和扫除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全面提升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