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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收到了，一模一样

科学评价“儒商”及其“诚信”一、关于“儒商”含义弄清“儒商”含义，是正确继承的前提。但既然“儒商”是一种历史现象，就只能尊重历史，从归纳、梳理史料中探寻其本来意义，而不可主观随意地乱下定义。一提到“儒”字，人们总是习惯于想到孔孟儒家。但从语源角度看，“儒商”之“儒”，自古即有多义。除“孔子之道”外，尚有“学士”、“学者”、“有道术者”、“通习《诗》、《书》者”等多种含义。当然，“儒商”之“儒”究为何义，还要作历史考索。众所周知，儒商多宗白圭、陶朱公之学。《史记·货殖列传》引白圭之语云：“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足见其所重者乃兵、法家之学，而非儒学。其中虽提到儒学“智”、“仁”等语，却也作了兵法家的解读。儒商恰是继承了这一传统。浙江瑞安儒商卓禺，就是以白圭“智”、“仁”、“勇”、 “强”之术经营；同时，“公之为学，从本达用，多所通涉”、“诗词书法，无不精诣”（ 吴伟业《卓海幢墓表》）。可见其教养十分全面，而决非仅限儒学一途。陆士毅“舍儒就商，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陆文定公集》卷七）。而传统儒学，却根本不关心什么“积著之理”。此之“儒意”，与其说是“儒学之意”，还不如说是“文化、学术之意”。其中虽包含传统儒道之价值理性，但更突出了“权变”等工具理性，也即如余英时所说“以最理性的方法达到致富的目的”⑴。大量资料证明，“儒商”的基本要求是具备广博的知识，而非专注儒家心性修养。如儒商黄崇德，就“博览多通”、“讲求周悉”⑵。近代儒商更加突出。他们渴求“舆图之学，生物之学，制造之学，预算决算之学”，鄙弃“不学无术之徒”⑶。苏州商务总会章程，也明确要求会员“通文义、算术、历史、地舆、制造”，“且能知各国之情势”，提倡“工商界与学者联合”⑷。由上可知，所谓“儒商”，乃实指“学者化的商人”、“有文化教养的商人”。当然，“儒商”之称，只是后人所命名，并无严格的界限，有些并非儒士出身却能以“儒意”经商的人，也不妨以“儒商”称之。将“儒”与“商”联在一起，实乃对传统的重大突破。尽管儒家也不绝对排斥物质功利，但毕竟有所轻视，“重义轻利”是其主导倾向。而“儒商”，却恰恰将物利置于重要地位。如果说，原始儒家是以儒术“志于道”，汉儒是“以儒术饰吏事”，那么，“儒商”则是“以儒术饰贾事”（《潭渡黄氏族谱》卷九《望云翁传》）。在儒商眼里是：“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只是到“身飨其利”之后，才让子孙“驰贾而张儒”（汪道昆《海阳处士金钟翕配戴氏合葬墓志铭》）。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奏折云：“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重利”恰是“儒商”有别于传统“儒士”的鲜明特色。即此而论，“儒商”的出现，又具有标志思想解放的思想史意义。明清儒商”对“利”的强调，与文艺家对“情”的张扬，同属一个珠联璧合的解放思潮。弃儒从商时风，也折映出士子由经济独立走向人格独立的努力。清初唐甄在《养重》一文中表示：“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潜书》上篇下）钱大昕也谓：“与其不治生产而乞不义之财，毋宁求田问舍而却非礼之馈。”（《十架斋养心录》卷十八）明正德嘉靖以来，“古风渐渺”（《博平县志》）、“贵贱皆越”（《名山藏·货殖记》）的社会风气，以及李贽一类叛逆倾向，实与这种经济独立意识有着内在联系。由孟子的“何必曰利”，到庆历新政人士李觏的“人非利不生”，再到儒商的“利同则义洽”（张德桂《创仙城会馆碑记》），显示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演变的艰难历程。二、关于“儒商”诞生的社会条件“儒商”产生的直接条件，自然是大量儒士弃儒从商。自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一扫往日的清高，纷纷界入商贸，出现了“士而商”、“商而士”的全新社会现象。所谓“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震川先生文集》卷十三），士子“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二刻拍案惊奇》卷37），“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溉堂后集》卷四），就均反映了这一骤变之风。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奏折，惊叹“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士风卑靡”；雍正朱批，也称“山右大约以商贾居首”、“最下者方令读书”为“殊可笑”（《雍正朱批谕旨》第四七册）。晋人刘大魁云“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 （《退想斋日记》），也为此提供了佐证。然而，这一变化，却决非儒士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其多样复杂的社会原因。这里兹简略提示如下：明清农业、手工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市镇经济的繁荣，为士人从商提供了社会平台。尽管如人们所反复提示，专制皇权压抑了商品经济发展，商业资本往往与地产结合；但生产力毕竟是最活跃的因素，经济发展自有其本身规律。自明代中期以来，随着农业、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佃农、工匠人身自由度的相对增强，这两大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如童书业先生就指出，明代“手工业的工资劳动，确实比宋代发展了一步”，“乡间家庭手工业作坊的兴起，最足以说明生产力进步后商品经济的抬头”⑸。陈学文则认为，以万历、乾隆朝为两个高峰，封建社会后期，“粮食的商品化”，手工业生产和“社会商品流通量”都在增强；“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成为“新趋势”；随着市镇经济的发展，“全国形成了多层次的大小市场网络”⑹。这都为士人从商提供了广阔舞台。“罕言利”、“安贫乐道”的儒学传统，长期束缚着士子的经贸经济行为。而日益增强的市民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和左派王学、儒学异端的自然主义倾向，却为士人挣脱束缚、弃儒从商提供了道义支撑。它们“都以对当时尊奉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秩序的抨击和瓦解为目标”，“把俗人与圣人、日常生活与理想境界、世俗情欲与心灵本体彼此打通”，“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⑺。针对传统儒道的过于抽象化，泰州学派王艮提出“百姓日用是道”（《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年谱》）；孔学异端李贽声言“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书》）。当时人们已认识到消费与生产的密切关系，提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不知所以市利者，正起于奢”（陆楫《兼葭堂杂著摘抄》）一类命题。这些思想与“丽裙丰膳，日以逑求”（嘉靖《江阴县志》卷四）、“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博平县志》）的消费享乐主义思潮遥相呼应，构成对士大夫的强力诱惑。生存艰难的巨大压力，则是弃儒从商的直接动力。古代中国，士人一般只能从“学而优则仕”中获取生存资源。宋代文官体制，为此提供了最佳环境。当时进士取士名额竟高达四五百人。即使一般士大夫，生活也有基本保证，所谓“月俸虽无余，晨炊且相继。薪刍未缺供，酒肴亦能备”（王禹偁《时雪》）。但明清科举取士员额却大幅度减少。明代殿试三甲进士不过几十人；清代府、州、县试也不过各取三十名左右。于是，士人生存形势变得严峻起来，不好再象宋儒那样高喊“安贫乐道”了。赵园也指出，“士的贫困化，是明清之际有普遍性的事实”⑻。加之元、清两朝由外族人掌国，致使许多汉族士人拒绝入仕，就更加剧了生存形势的严峻。所以，沈垚《与许海樵》慨叹：“先办一饿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宋有祠禄可食，则有此过高之言。元无祠禄可食，则许鲁生有治生为急之训”，“盖宋时不言治生，元时不可不言治生也”。这正是元明清士人发“治生尤切于读书”（《陈确集》158）之论的一个背景。而“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也”（马应京《月令广义·岁令·授时·商贾》），“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士人自然是“心计之民”，选择从商当在理中。由上可知，“儒商”的产生，实乃社会环境推动、逼迫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士人依据各自性分和条件，从政、从教、从商的职业分流和社会分工，毕竟标志了社会的进步。三、关于对儒商“诚信”的评价任何经济行为，都不能没有相应的经济伦理作支撑。“儒商”群体，似也有一套相对稳定的经济伦理，诸如“据义求利”、“诚信待客”、“以德服人”、“知人善任”、“和亲一致”等等。近年人们谈得较多、评价甚高、欺望极大的，无疑还是“儒商”的“诚信”伦理。但究竟如何正确认识它，恐怕还是个大问题。对于中国古代“诚信”和儒商“诚信”状况，中外人士有不同的估价。当然都是一种直观经验归纳，缺乏科学理据。从现有资料看，欺诈也确实存在；否则，就不会有《杜新书》⑼出现。但“诚信”确为近世儒商重要伦理。海宁商人沈方宪，“贸易硖石市，皆服其不欺”（张履祥《言行见闻录》）。吴南坡表示：“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何峰《徽商与诚信》引）。驰骋商界几百年的晋商和徽商，也都具此特征。徽商大都奉行“待人接物，诚实不欺”（道光《安徽通志》卷一九六）信条。梁启超则盛赞晋商“独守信用”、“自夸于世界人之前”⑽。1888年，上海英国汇丰银行一位经理记录称：“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作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人的中国人。”⑾“诚信”商业伦理，由于能降低交易成本，既促成了儒商的事业成功，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因而对其历史进步性应给予充分肯定。但不能把它看作单纯的道德选择，不可夸大它在儒商成功中的作用，也不应忽视其历史局限性。否则，我们就可能盲目地而非科学地继承它。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经济利益关系是道德的最深厚根源。刘建生对晋商诚信所作的经济学分析，或也有助于理解整个儒商诚信。他指出：在商品短缺、交易需求不足、游商小贩众多的条件下，买卖双方信息不对衬，买方只有“购买”一种选择，而卖方却有“诚信”与“欺诈”两种选择；于是，“无商不奸”和“奸商”便带有一定普遍性。而当商品经济较充分发展之后，买卖双方的选择范围扩大，均要求信息对称，希望寻找相对固定和可以信赖的交易对象；于是，欺诈和奸商不再是博弈的均衡解，讲求信誉便成为商人取得稳定收益的内生要求（《晋商信誉的经济学分析》）。总之，是博弈条件的变化带来了博弈策略和结果的变化，由不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由此可见，在儒商“诚信”道德选择背后，实在也埋伏着物质利益驱动。康海在《扶风耆宾樊翁墓志铭》中记商人樊现语云：“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不以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康对山集》卷三八）对“日益”的预期，使儒商选择了“不欺”和“诚信”；而“日益”的效果，又进一步强化了“诚信”意识。为了强调“诚信”合理性和神圣性，又进而将之“天道”本体化，上升到根本性伦理的高度。这里，再一次显示出马克思反复强调的精神与物质的纠缠。经济行为的相应文化支撑，道德支持只是其中之一，“诚信”又只为道德之一。因此，把“诚信”视为儒商成功的关键、核心因素，就未免是脱离实际的夸张。尽管“理性人”经济学假设遭到质疑，却也无法否认经济活动基本上是一种理性和理智的逐利行为,而并非一种道德冲动。已如上述，即使在“诚信”背后，也隐伏着逐利动机。更何况，任何具体经济活动，都须有相应理性判断和制度设计，工具理性不可或缺。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曾说：“比起任何人来，商人更加依靠智慧生活。”⑿ 此处的“智慧”，即指一种宏阔的理性视野。儒商所谓“洞悉天下之物情”（《落帆楼文集》卷二四）、“其识量有大过人者”（《西关章氏族谱》卷二六），就均是一种宏阔的理性眼光。近代商人张士毅，“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也无非是“不屑纤细，惟择人委任赀计出入”（《陆文定公集》卷七），主要是一种工具理性。再如商人瞿连璧，也“虑事精审，纤细毕周。治家接物，皆中法度”（《潜研堂文集》卷四八）。晋商王文显，也是“善心计，识轻重，能与时低昂”、“能析利于毫末”、“又善审势伸缩”（李梦阳《空心集》卷四四《王文显墓志铭》）。徽商也“具有超凡的洞察力、审时度势和把握商机的能力”⒀。他们大多具有“善识低昂，时取予”（顺治《歙志》卷一）的本领。著名近代企业家荣德生，也是“密察盈虚消长，记之于心，对市面升沉，颇有会通”（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近代商人还建立了许多经营制度，有些已接近现代企业体制。史称“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八）。无论是晋商和徽商，都建立了财东（董事、股东）、掌柜（经理）分离，以及财务、保密等制度。徽商内部，即有“内缺”、“众缺”（朝奉）、“写票” 、“挂牌”、“学徒”、“勤杂”等细密分工。其中“内缺”和“众缺”是关键部门。“内缺”四种（管理、管包、管首饰、管钱）又最为核心，故多由老板亲自任命。正是这一系列制度和运作规则，才保证了儒商经营成功，“诚信”伦理只是重要辅助条件。历史证明，在正式制度缺乏的条件下，非正式制度将发挥重要作用。确如有人所说：“中华帝国的官僚机构尽管精致繁复，但她从未确立过几项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政策。她从未制定过全面的商业法规，也未确立过旨在保护私人财产的司法制度；她从未发展过一种用以减轻商业风险的保险体系。”⒁ 经济法制的缺乏，使儒商不得不充分利用包括传统礼俗在内的非制度资源，这正是儒商倡导“诚信”的历史条件。这就给它带来了先天局限，即法制化薄弱。传统儒家“诚信”，以“诚”释“信”，基本上是适用亲缘准亲缘关系的纯主观承诺，旨在获得自我道德完善和心理满足。而西方“信用”，则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之上，适用于陌生人社会；从罗马法开始，就将“信用”与法律相联系，视之为对协议的忠实履行。儒商“诚信”，显然偏于前者。他们普遍轻视契约规范，过于依赖“信义经商”， 推崇“不言而信，其言可市”（《太函集》卷三五），甚至鼓吹“虽在市中，不敢争利”（经元善《五誓斋记》，《居易初集》卷二）的高调伦理。他们的“诚信”行为，往往不是立足践约，而是追求名声，避免“取恶名”（（《惜抱轩全集·文后集》六《赠中宪大夫武陵赵君墓表》）。正因如此，有时吃亏上当却自以为荣。庾诜与人合伙运粮，因账目不清遭人敲诈，他却“默而不言，恣其取足”，还竟被视为“善”的典型。近代儒商吴时英，被手下人冒名借贷，他不禁不予追究，还竟然代为偿还，认为不如此就是“倍德”（（《太函集》卷三七《吴伯举记》）。凡此，都表现了儒商“诚信”的局限性。我们对此局限应有高度警觉。除此之外，儒商还具有许多受制于封建文化的局限性，如过重亲情关系、寻求官府靠山等等。徽商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依傍官吏，故有“官商”之称。绩溪商人胡雪岩，就是有名的“红顶商人”。徽籍官员关系网，为徽商提供了有效的保护伞和助推器。扬州盐商也多“援结诸豪贵，藉其庇荫”⒂。有人指出：明清晋商也是“与封建官府相互依托，商与官结合”(16)。在宗法等级制环境中，也许为求生存发展而不得不如此（实际上既是助力也是束缚），但毕竟不是发展商品市场经济的正途。在建立现代企业和市场制度的当今时代，我们不能再提倡这些过时的东西，尽管它极富“中国特色”。总之，笔者所谓“科学评价”，就是要求对“儒商”及其商业伦理的研究，贯彻力求客观、真实的学术理性。也即：密切联系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避免道德决定论倾向；对儒商历史地位、作用和利弊得失，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力避笼统抽象继承；也不要为追求中国文化特色、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的政治意图所左右；不宜过分夸大道德因素的经济动力作用；不能把东西方异质文化差异绝对化，拒斥人类文明共同遗产，如此等等。这篇仓促草成的短文，肯定远未完成这一任务，因而期待对本课题有兴趣的博雅高明诓谬补正。但有一点可以断言，就象不能把现实问题统统归咎于传统文化一样，也决不可将改进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传统文化；现代“诚信”的确立，还是要靠培育契约意识，建立和完善法律制约尤其是信用机制；而这，又必与市场化和民主化进程相伴而成成。舍此，我们就只能离“诚信”社会目标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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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级职称评审是指中级工程师职称，中级经济师职称由个人考试获得，无需专家委员会评审。

二、 中级职称评审基本条件：

1、获得博士学位，经考察合格；

2、获得硕士学位或取得第二学士学位，从事助理工程师工作二年左右；

3、获得学士学位或大学本科毕业，从事助理工程师工作四年以上；

4、大学专科毕业，从事助理工程师工作五年以上。

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须出具规定的学历证书。专业证书及其他有关证明均不作为申报评审的学历依据。

取得国外相应学历、学位人员，需提供国家教育部国外学历、学位认证证书，才能按相应学历、学位申报专业技术资格的评价。

先参加工作后取得规定学历的人员，取得学历前后的任职时间可以相加计算，达到任职时间要求的可以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

三、外语能力要求

按照杭人专〔2007〕162号文件（文件见附件）中的规定执行。对于通过博思（BULATS）水平测试二级以上者，申报评审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可免予职称外语考试；在2004年底前取得国家职称外语等级考试B级合格证书（不包括省划合格成绩单），申报中级和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可不参加职称外语等级考试。

年龄在40周岁以上（含40周岁）的人员，申报评审工程技术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时，职称外语可不作为申报的必备条件，考试成绩作为量化评审的内容。

乡镇基层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要求免试外语（及计算机应用能力）的，评审材料必须经所在乡镇组织人事部门审核确定并盖章。

四、计算机能力要求：

凡年龄在45周岁（不含45周岁）以下人员，须获得3个科目（模块）的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成绩合格证，该合格证在申报评审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时有效。

2006年底前取得的《省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证书（Windows2000/XP&Office）》，有效期一律至2008年12月31日止。该证书只能在一个专业技术级别评审时有效，评审通过之后，由评委会办公室在证书上加盖已评审使用的专用章。

五、填报材料及真实性要求：

申报对象所在单位必须对申报对象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进行严格把关，对学历证书、资格证书和奖励证书等有关证件必须认真核对原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以示审核确认；申报对象要对本人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在填写《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上签字。

对在申报和评审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人员，取消其申报资格；已参加评审取得资格的取消其评审结果，并从评审次年起3年内不得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

所有评审表格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填写，自行更改表式的一律作退回处理。上报材料要正确、整齐，一次报齐。申报材料要装在牛皮纸质的资料袋里，并在袋外贴上填写好的《评审材料清单》。

扩展资料

中级职称，一般是指博士研究生毕业，经考核，可以直接认定为中级；硕士研究生毕业或双学位获得者，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三年及以上；大学本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五年以上，取得助理职称四年以上。

其也指的是大学专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六年以上，担任助理职务三年以上。

职称最初源于职务名称，在理论上职称是指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能力以及成就的等级称号，反映专业技术人员的学术和技术水平、工作能力的工作成就。就学术而言，它具有学衔的性质；就专业技术水平而言，它具有岗位的性质。

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何种专业技术职称，表明他具有何种学术水平或从事何种工作岗位，象征着一定的身份。在中国的现状下，职称主要代表社会地位，有高职称的人享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和福利待遇，与实际技能未必有直接关联。职称通过申报、评审，由主管部门授予，一般认为决定是否授予职称是由主管部门领导决定，评审主要是形式。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级职称

文山学院教务管理系统就在下面，文山学院前身是1947年2月由云南昭通南迁至文山的国立西南师范学校，欢迎大家进入了解详情!

点击进入》》文山学院教务系统

文山学院简介

1955年10月，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国立西南师范学校基础上成立云南文山师范学校。

1958年秋，在文山师范学校内开办文山人民大学，招收师专和医专各一个班，后因故停办。

1977年，经云南省教育厅批准，在文山师范学校附设师专班，1984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文山师范专科学校，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楚图南先生为学校题写校名，1992年更名为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9年4月，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

学校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在“老、少、边、山、穷、战”地区办学，走出了一条艰苦创业的发展之路。

目前，学校占地面积923亩，校舍面积27万平方米;有在职教职工568人，其中专任教师457人，副高以上职称教师156人(教授、研究员29人，其中二级教授1人;副教授、副研究员127人)，拥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277人，10余位教师先后被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农业大学聘为硕士生导师。

学校下设文山三七研究院、文山州生物资源开发研究中心、文山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3个学术科研机构，建有“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三七研究基地”、“云南省三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云南省三七农业工程实验室”、“云南省高校三七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云南省高校特色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中心”、“赵大庆专家工作站”等省级研究中心、实验室和专家工作站。

综合性学术期刊《文山学院学报》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学校下设人文学院、政法经济学院、数学学院、外国语学院、化学与工程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信息科学学院、教育科学学院、体育学院和艺术学院10个二级学院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有49个本、专科专业(本科33个，专科专业16个)，涵盖文学、理学、工学、教育学、艺术学、历史学、法学、管理学、农学9个学科门类。

现有省级教学团队2个，省级创新团队1个，省级优势特色重点学科1个，省级特色专业(群)5个，省级精品课程2门， 省“十二五”规划教材2部，云南省教学名师3人，入选云南省技术创新人才培养计划5人，入选“云岭产业技术领军人才”培养计划1人;获云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

“升本”以来，教师获各级各类课题立项283项，出版学术专著35部，参编著作、教材30部;获国家专利授权10项，实现科技成果转化8项，13项科技成果获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30余项获州科学技术进步一、二、三等奖，1项获州科学技术进步贡献奖;发表学术论文2243篇，其中核心期刊199篇，SCI、EI收录31篇。

学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加强对外合作交流，立足文山，面向云南，辐射东南亚，常年聘请美国、英国、越南等国外籍教师到校任教，先后招收200余名外国留学生来校学习，派出200余位师生赴欧美和东南亚国家留学、访学。

学校面向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现有全日制在校生9289人，继续教育在籍学生4000余人。

已向社会输送20000余名“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全日制本专科毕业生和10000余名成人本专科学生，培训各级各类学员40000余人次，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发展，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防巩固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学校凝炼出“博思审问，明德笃行”的校训，“存疑存思，追求真理”的学风，“言传身教，尽器弘道”的教风，被评为“云南省文明单位”、“云南省文明学校”。

涌现出“全国第四届道德模范”霜福伟，中央电视台推评的“最美村官”潘志艳、“最美乡村教师”周凤慧等一批享誉全国的先进典型，社会影响力明显提升。

目前，学校正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学科专业建设为龙头，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调结构、强内涵、促发展，努力建设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开放性的应用型本科院校。

郝 滨(HaoBin)，字岽钧(DongJun),男，1972年4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庆市，现居北京。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催眠学组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心理剧学组创始委员，螺旋心理剧导演；美国团体心理治疗协会会员；北京青年压力管理中心专家组成人员；燕园博思心理咨询中心 技术总监；燕园博思心理咨询中心 心理咨询专家；燕园博思企业心理EAP咨询中心EAP专家组成员。

不一定需要，破格评审中需要，只要从事工作时间够就可以进行申请。

中级职称申报条件：

（1）博士研究生毕业，经考核合格，可评为中级职称。

（2）硕士研究生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三年以上。

（3）大学本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五年以上。

（4）大学专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六年以上。

破格条件：

1、获国家科技进步、星火计划四等奖或省、部级科技进步、星火计划三等奖以上项目的主要完成者，或获地（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项目的主要完成者或获省部优质产品或优质工程的主要技术负责人。

2、在地市级以上报刊发表专业技术论文三篇以上或专著。

3、直接主持中型项目或中型骨干企业的专业技术工作，且连续二年以上取得了明显效益者。

4、担任助理级期间，成绩显著且获地（市）级优秀企业家或先进专业技术工作者称号的。

扩展资料：

中级职称，一般是指博士研究生毕业，经考核，可以直接认定为中级；硕士研究生毕业或双学位获得者，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三年及以上；大学本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五年以上，取得助理职称四年以上。

其也指的是大学专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六年以上，担任助理职务三年以上。

职称最初源于职务名称，在理论上职称是指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能力以及成就的等级称号，反映专业技术人员的学术和技术水平、工作能力的工作成就。就学术而言，它具有学衔的性质；就专业技术水平而言，它具有岗位的性质。

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何种专业技术职称，表明他具有何种学术水平或从事何种工作岗位，象征着一定的身份。在中国的现状下，职称主要代表社会地位，有高职称的人享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和福利待遇，与实际技能未必有直接关联。职称通过申报、评审，由主管部门授予，一般认为决定是否授予职称是由主管部门领导决定，评审主要是形式。

参考资料：中级职称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