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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屏发表的学术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6 05:25:59

赵国屏发表的学术论文

赵国屏,1948年出生于上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分子微生物学家,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微生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研究员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基因资源与基因组工程研究室主任。2015年11月,获第八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日军自毁南满铁路柳条湖处一段路轨,诬为东北所为,随即就炮轰北大营。旅长王以哲在城内参加武汉水灾赈济会议,当晚没有回驻地。第七旅所属620团团长王铁汉听到炮声赶回驻地,619团团长张世贤回家未归。身为旅参谋长的赵国屏成为全旅的实际指挥者。当日军向北大营进逼时,他即向王以哲家打电话请示,王表示找荣臻参谋长研究对策。赵国屏一面下令全旅进入预定阵地,一面打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请示。19日凌晨2时许,敌军已迫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赵国屏不顾荣臻严令,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向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斗部队由东面向东山咀子撤退,集结待命。部分官兵与敌人激战至下半夜3点多,伤亡很大。敌人已从南面突入营垣 。赵国屏当即命令旅警卫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6点多钟,发现敌骑兵来袭,赵国屏决定部队向山城镇转移。到达后,旅长王以哲赶回部队,与赵国屏研究下一步的行动问题。王决定先去锦州,由赵国屏率队转赴锦州。 1933年春,长城抗战爆发,赵国屏担任在古北口新编成的陆军第67军107师619团团长,率部驻守在黑裕关等处。由于他作战勇敢,深受士兵的拥戴。3月,他令所部一个营利用黑夜掩护,从滦河上游偷渡。奇袭河东岸桃马渡之敌军营地,枪击刀砍,将睡梦中的日军杀得鬼哭狼嚎。许多日军士兵未及穿衣就被杀死在床上。此次出击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其中有日军的重要文件,还有日军残杀中国婴儿、纵火烧毁民房的照片多幅。这一胜利,震动平津,各地报纸大加赞扬。为此,军部特对赵国屏传令嘉奖,并向北平军分会请功,赵国屏因此获青天白日勋章。1943年初,53军改为远征部队,属于20集团军战斗序列。经过整训,换上美式装备。为打通陆上交通线,该集团军于1944年5月渡怒江,连续攻克大塘子、江苴街等6个敌军据点。腾冲是三国时被诸葛亮7擒7纵的孟获酋长的京城,扼守此地的是日本56师团主力,武器储备充足,工事坚固。为攻克腾冲县城,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把攻克来凤山任务交给预备2师。对此,赵国屏深感不安,觉得这样的进攻难于奏效,当即提出增派兵力助攻来凤山,再攻县城的建议。战斗结果,赵国屏的建议完全得以实现,来凤山的敌人据点被拔掉,城外的敌人也被完全肃清。1948年6月,中共方面代表李书城(赵国屏同乡、世交)持于毅夫、吕正操的亲笔信来见赵国屏,他们根据报纸发表周福成任第8兵团司令官兼松江省政府主席的消息,判断赵国屏已担任53军军长。人民解放军形成围攻锦州之势,赵国屏找所部师长说明眼下严峻形势,用“争取万全之策”来暗示他们不要与人民顽抗到底。1948年11月原定的起义,因变故改为放下武器,赵国屏对此感到极为痛苦。虽经联名向上级反映,未能奏效,他感到无望,遂自奔前程。1949年2月,赵国屏从沈阳到北平闲居,经友人商议,他罄其所有并外借资金,在北京、天津、沈阳开办企业,但仅年余,所办企业相继倒闭。中共中央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德尊曾帮助他、劝导他,对他产生很重要的启发作用,使他重新振作起来。1950年4月,经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介绍,赵国屏到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此时家中生活难以维持,经李克农通过政府部门帮助,救济小米3000斤,得以支撑到赵国屏正式参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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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屏研究员在美国进修期间,研究大肠杆菌色氨酸合酶结构功能分子生物学,完成了多个大肠杆菌突变鉴定,并深入研究由β亚基“铰链区”点突变trpB8所编码β(B8)突变亚基蛋白,首次报道由OmpT蛋白酶切割点。回国后,他主持了核糖核酸酶抑制蛋白等产品生产,指导完成了GL-TACA酰化酶基因工程菌头孢菌素基因缺失株的构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放线菌次生代谢产物生物合成调控的分子机理”的研究。他自1998年起参与主持中国科学院人类基因组特别支持项目,并建立基因资源与基因组工程研究室。他发表了学术论文16篇;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0人。2003年4月,以中国科学家为主、有法国和美国科学家参与的一个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公布了钩端螺旋体基因组测序、功能注释以及进化、生理与致病机理分析的成果。他是这项历时3年研究工作的领军人物。他又参与了真菌、日本血吸虫和家蚕基因组的研究。

赵国屏院士发表的论文

赵忠贤物理学家。辽宁新民人。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1987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一直从事低温与超导研究。1967-1972年参加几项国防任务。1976年开始从事探索高温超导电性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包括第Ⅱ类超导体的磁通钉扎与临界电流问题;非晶态合金的超导电性。1983年开始研究氧化物超导体BPB系统及重费米子超导性,1986年底在Ba-La-Cu-O系统研究中,注意到杂质的影响,并于1987年参与发现了液氮温区超导体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郭光灿光学和量子信息专家。1942年生于福建惠安。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现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物理系教授。主要从事量子光学、量子密码、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提出概率量子克隆原理,推导出最大克隆效率,在实验上研制成功概率量子克隆机和普适量子克隆机。发现在环境作用下不会消相干的“相干保持态”,提出量子避错编码原理,被实验证实。提出一种新型可望实用的量子处理器,被实验证实。在实验上实现远距离的量子密钥传输,建立基于量子密码的保密通信系统,并提出“信道加密”的新方案,有其独特的安全保密优点。在实验上验证了K-S理论,有力地支持了量子力学理论。发现奇偶相干态的奇异特性等。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建国物理化学家。1959年生于福建平潭。198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1989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1993年至1995年在美国Oregon州立大学化学系做助理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副校长、理化科学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结构分析、表面物理化学和无机材料制备方法的研究。利用分子自组装技术,获得了能够分辨碳—碳单键和双键的分子图像,并从实验和理论上分别论证了扫描隧道显微术对单分子直接成像的可能性与限制因素,并进而确定了C 表面晶格的取向特征。此外,发展了确定单分子在固体表面吸附取向与局域电子态的方法,提出了制备具有特殊性能的同质分子超晶格的新途径。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1950年生于江苏南京。1977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1982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89年获墨尔本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在《Nature》上发表了SIV-MA的晶体结构,首次提出HIV及其家族分子的装配模型;在《Cell》上发表了H Factor Ⅸ EGF-like Domain与Ca++结合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结果,揭示了该复合物的生物学机理;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成功地解析出第一个SARS病毒的蛋白质-3CLPRO及其与抑制剂复合物的晶体结构,为抗SARS药物的发现奠定了重要的结构基础,论文在《PNAS》上发表。其研究组已经系统地表达出200余个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蛋白质,解析出50多个重要蛋白质的结构。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震西磁性及非晶态材料专家。江苏省海门市人。1942年9月3日出生。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总经理、研究员。长期从事磁性非晶态材料的研究及应用推广。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国防用多种微波铁氧体材料和器件。在非晶态DyCo3.4合金薄膜中,合作发现并命名了SPerimagnet(散磁性)新型磁结构。研制成功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低纯度钕稀土铁硼永磁合金,系统地解决了大规模工业生产中整套关键技术、工艺和设备,并积极推广。创建产业型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经济效益显著。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quot;低纯度钕稀土铁硼永磁合金获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发表学术论文数十余篇。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祖彦1940年2月生,1963年中国科大技术物理系毕业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从事激光物理与激光技术研究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可调谐激光,全固态激光和超快激光的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染料可调谐激光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二项,电子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研究非线性光学和光参量宽调谐激光,获国家发明二等奖一项,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研究大功率全固态激光,取得多项国内外领先成果和发明。研究超快激光,国内首创全固态飞秒光源和国际领先宽调谐飞秒激光器等。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泉1940年生于四川南充,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其间1976~1978年赴西德马普协会固体所进修;1985年、1990年和1992年曾分别在法国科研中心波尔多固体化学研究所、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和日本东京工业大学任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纳米离子: 纳米离子材料和离子电子混合导电材料的制备和表征;纳米离子材料和离子电子混合导电材料的离子和电子的输运特性和其他物理性质。高能电池和燃料电池中的物理化学过程。发表论文下23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13项。长期从事固态离子学的研究,是我国固态离子学的创始人之一,长期从事锂电池、锂离子电池及可持续能源领域内的研究工作,在固态离子学及可持续能源领域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现担任国际固态离子学学会的委员、“ Solid State Ionics ”国际杂志的编委,中国固态离子学会名誉理事长,曾任中国固态离子学学会理事长。发表论文230余篇,申报发明专利13项。曾是国家863计划二次锂电池专题负责人并参加了课题研究,主持了专题研究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及全国11个子课题研究的协调。近年来取得纳米金属储锂合金负极材料等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被美国能源部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引用的唯一一篇中国的文献。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谈家桢是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国际著名遗传学家。

谈家桢建立了第一个遗传学专业,他是中国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国际遗传学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和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为中国的遗传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中国遗传学慢慢的走向成熟和更高的领域。

相关信息

谈家桢是浙江宁波人,生于1909年9月15日,去世的时间为2008年11月1日。在民国十九年的时候谈家桢在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在1932年的时候,谈家桢在北京燕京大学读完硕士学位。随后在1936年的时候谈家桢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除了在学术界的发展以外,谈家桢在1951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80年谈家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的时候国际编号3542号小行星被命为“谈家桢星”。谈家桢从事遗传学研究的.时间有七十余年,在这七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出名的国际遗传学家。其中他所发现的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被称为这是遗传学的经典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谈家桢被称为是中国的摩尔根,他把基金这个词带入了中国,在上海复旦大学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遗传学专业。“谈家桢先生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七十年,先后教过普通生物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胚胎学、遗传学、细胞学、实验进化学、细胞遗传学、达尔文主义、辐射遗传学、原生动物学等课程。

人物生平

2019全球华人遗传学大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期间,纪念谈家桢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暨谈家桢纪念室揭幕式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界专家和谈家桢先生的亲友、学生等70余人,共同缅怀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和蔼慈祥的长者和教书育人的典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发来贺信。坚持真理 科学报国1936年,谈家桢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次年,面对现代遗传学奠基人、导师摩尔根的挽留,怀着“科学报国”理想的谈家桢毅然放弃国外的良好条件,选择回国。在抗战的烽火里,在大学西迁的辗转中,谈家桢坚持对知识的坚守。“在祠堂简陋的‘实验室’里,当时唯一的照明工具就是一盏小小的桐油灯,条件非常简陋。”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说,就是当年那里半夜微弱的灯光,点亮了中国现代遗传学的未来。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70余年,谈家桢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在相关研究领域做出了开创性成就,他发现的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提供了经典遗传学发展的重要补充和现代综合进化理论的关键论据。更令人敬佩的,是谈家桢对真理的坚持。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米丘林学说在国内盛行,它强调对育种起决定影响的是外部环境而非内因,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受到压制。在当时的环境下,谈家桢不惧压力,坚定地捍卫摩尔根遗传学的科学真理。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表示,谈家桢先生的最大贡献在于,在当时的环境下“坚持细胞遗传学的摩尔根学派思路”,并最终“让中国遗传学界形成一种自由交流、共同发展的氛围”。“正是他的坚持,才有了在复旦大学塑造的‘三个第一’。这种求真务实、坚持真理的精神非常值得后辈学习。”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表示。培养人才 提携后学作为教育家,70余年间,谈家桢言传身教、潜心育人,为我国遗传学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1978年改革开放后,谈家桢发现国内的遗传学发展严重落后,欧美已经跨入分子生物学时代,差距巨大。他不顾动过两次大手术,拖着病躯,远访美国、欧洲和日本,大力加强交流合作,先后推荐学院17位中青年学术骨干去国外访问、进修和合作研究。这些人学成回国,后来大多数成了复旦大学遗传学科的中坚力量。1979年,谈家桢邀请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老同学、美国科学院院士James Bonner带领学术团队来复旦大学开设分子遗传学培训班,系统介绍建立基因组文库、分子克隆等前沿学术进展,为我国开展分子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骨干。“当今科技界对生命科学的研究竞争很激烈,惟有人才的优势,才能使中国取胜。”这是谈家桢经常说的话。金力是谈家桢弟子刘祖洞的学生,当年,谈家桢决定选拔1名硕士生、3名本科生进行遗传学和数学的交叉培养,金力就是3名本科生之一。后来,金力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时,80多岁的谈家桢亲自飞到美国,力邀他回国。“谈先生坐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机找到我,邀请我回国。午间他就在实验室公共房间的沙发上睡下了。”金力回忆道,看到心目中的一个大科学家,那么高龄还在为遗传学发展奔波,“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谈家桢离开时,金力在他耳边轻轻告诉他:“您放心,我肯定回来。”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黄薇也清晰地记得21年前她第一次向谈家桢汇报工作的情形。“当时向谈老汇报时非常紧张,他却非常和蔼可亲。”黄薇说,“他耐心听完我的介绍,非常敏锐地把获得的分析结果与国际相关领域研究进展进行分析比较,深入浅出地指明工作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不久,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谈老对晚辈不遗余力的提携和鼓励,令我深受感动和鼓舞。”黄薇说。高瞻远瞩 推动人类基因组研究在黄薇看来,1997年的夏天,对中国遗传学界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当时,谈家桢不顾年事已高,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上书中央,阐述保护中国人类遗传资源,加大投入、组织攻关加速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中央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充分肯定,并做出重要批示。1997年9月科技部在上海召开座谈会,谈家桢在会上提出要将基因组研究上升为国家级专项,建议在上海和北京各建立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黄薇回忆,对于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如何选址,当时谈家桢先生说了一句话:建议去浦东看看,建议考虑正在建设中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后来才明白谈先生是要我们在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基地上,构建起知识源头的基因组科学和技术体系。”黄薇说。“这个思想非常高瞻远瞩,现在浦东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中心。”赵国屏说。“科技工作者只有加倍努力,为我国的生命科学和遗传学发展发奋工作,再攀新高峰,才不辜负谈先生对我们的殷切期待。”张亚平说。

工作历程

谈家桢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七十余年,发表了100余篇学术论文。发现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被认为是经典遗传学发展的重要补充和现代综合进化理论的关键论据。20世纪50年代,他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和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被誉为“中国的摩尔根”。他将“基因”一词带入中文。研究工作主要涉及瓢虫、果蝇、称猴、人体、植物等的细胞遗传、群体遗传、辐射遗传、毒理遗传、分子遗传以及遗传工程等。坚持科学真理,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遗传学事业;为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特别在果蝇种群间的演变和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研究领域有开创性的成就,为奠定现代综合进化理论提供重要论据。

复旦大学赵国屏发表论文

摘 要:随着计算机科学和生物科学的迅猛发展,生物信息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它将会成为21 世纪生命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本文对生物信息学在本科教学中的教学方法、实验教学、考核办法以及如何与现代教育技术相结合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对如何提高教学效果培养跨学科的生物信息学人才做了深入思考。 关键词:生物信息学 课堂教学 实验教学 现代教育技术 前言 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义地说,生物信息学从事对生物信息的获取、加工、储存、分配、分析和解释,并综合运用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工具,以达到理解数据中的生物学含义的目标[1]。其含义是双重的:一是对海量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服务,即管理好这些数据;二是从中发现新的规律,也就是使用好这些数据。以1987年出现Bioinformatics这一词汇为标志,生物学已不再是仅仅基于试验观察的科学。伴随着21世纪的到来,生物学的重点和潜在的突破点已经由20世纪的试验分析和数据积累,转移到数据分析及其指导下的试验验证上来。生物信息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广泛研究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所提供的研究工具对生物学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成为生命科学研究型人才必须掌握的现代知识。今天的实验生物学家,只有利用计算生物学的成果,才能跳出实验技师的框架,作出真正创新的研究。现在基因组信息学和后基因组信息学资源已经成了地球上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如何获取和利用基因组和后基因组学提供的大量信息,如何具有享用全人类共有的资源的初步能力,成了当今世纪生命科学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术和知识以及必须具有的初步能力[2]。 生物信息学以互联网为媒介,数据库为载体,利用数学知识、各种计算模型,并以计算机为工具,进行各种生物信息分析,以理解海量分子数据中的生物学含义。区别于其他生命科学课程,其在教学过程中要求有发达的互联网和计算机作为必备条件。调查显示国内高校都已建立校园网,其中拥有1000M主干带宽的高校已占调查总数的64.9%,2005年一些综合类大学和理工类院校已率先升级到万兆校园网[3],这些都为生物信息学课程在高校开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该门课程与现代网络和信息技术密不可分,在教学工作中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较其他课程更具优势。另外,该门课程尚未完全形成成熟的课程体系,为教师学习借鉴先进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经验,在各方面尝试教学改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 课堂教学 生物信息学主要以介绍原理、方法为主,深入浅出,注重知识更新。课堂讲授以介绍生物信息学的相关算法、原理、方法为主,而这也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在教学中对于这部分内容应遵循深入浅出、避繁就简的原则,结合具体实例分析算法,避免空洞复杂的算法讲解,以免学生觉得枯燥乏味、晦涩难懂,产生畏惧心理,望而生畏;注重讲解算法的思想和来龙去脉,让学生真正掌握解决问题的思路,培养其科学思维能力,并采用探讨式教学鼓励学生思考,通过讨论与研究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掌握复杂的内容,介绍相关的教学和物理学知识,使学生充分体会到生物信息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其他学科的思想方法对于生物科学的重要性,培养其自觉地将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思想应用于解决生物学问题的科学素质。在教学工作中教师必须能够紧跟学科发展方向,随时进行知识更新,了解最新的前沿动态,掌握新方法,将最新的知识和方法教给学生。同时,也要在教学中鼓励学生通过各种途径自觉地关注学科发展动态,拓宽知识面,培养其自学能力和创新意识。 2 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采用启发式教学 目前,高等院校在教室内配备的多媒体投影播放系统促进了多媒体教学的广泛应用。生物信息学采用多媒体教学是适应学科特点、提高教学效果和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的一项基本要求。作为生物信息学教学的基本模式,多媒体教学使讲解的内容更加直观形象,尤其是对于具体数据库的介绍以及数据库检索、数据库相似性搜索、序列分析和蛋白质结构预测等内容涉及的具体方法和工具的讲解,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同时,由于生物信息学依赖于网络资源和互联网上的分析工具和软件,教室内的多媒体计算机连接到互联网,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果。但在实际教学中发现,多媒体教室也有局限性,学生主要以听讲为主,不能及时实践,教师讲解与学生实践相脱节,如果将生物信息学课程安排在计算机房内进行,并采用多媒体电子教室的教学方式,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在教学中采用启发式教学,可为学生建立教学情景,学生通过与教师、同学的协商讨论、参与操作,能够发现知识、理解知识并掌握知识。 3 采用讲、练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生物信息学课堂教学应积极学习借鉴职业培训和计算机课程教学中讲、练、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在理论教学中增加实训内容,在实践教学中结合理论讲授,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和讲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应灵活地采用先理论后实践或先实践后理论或边理论边实践的方法,融生物信息学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为一体,使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得到同步、协调、综合的发展。 通常可采用先讲后练的方法,即首先介绍原理、方法,之后设计相关的实训内容让学生上机实践。对于操作性内容和生物信息分析的方法和工具的讲解可采取进行实际演示的方法,教师边讲解边示范,学生在听课时边听讲、边练习,或者教师讲解结束后学生再进行练习。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可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4 优化生物信息学实验教学内容,发挥网络教学优势 生物信息学实验教学主要是针对海量生物数据处理与分析的实际需要,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生物信息学知识和方法进行生物信息提取、储存、处理、分析的能力,提高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综合分析的能力。 生物信息学实验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安排应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针对特定的典型性的生物信息学问题设计,以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内容为主,明确目的要求,突出重点,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探索精神,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出发点,加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实验能力的培养。生物信息学实验教学以互联网为媒介、计算机为工具,全部在计算机网络实验室内完成。在教学中,充分利用网络的交互特点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的结合。教师通过电子邮件将实验教学内容、实验序列、工具等传递给学生,学生同样通过电子邮件将实验报告、作业、问题和意见等反馈给教师,教师在网上批改实验报告后将成绩和 评语 发送给学生,让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教师可以通过网上论坛、聊天室和及时通讯工具QQ、MSN等对学生的实验进行指导,与其讨论问题等。网络环境下的生物信息学实验教学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给学生的学习和师生的互动带来极大的方便,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而且可以及时了解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有利于教师不断调整教学方案,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5 生物信息学采用无纸化考试,加强实践能力考核 生物信息学主要是学习利用互联网、计算机和应用软件进行生物信息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考试重点是考查学生对生物信息分析的基本方法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和对结果的分析解释能力。因此,在生物信息学考试中可尝试引入实践技能考试,通过上机实践操作重点考核学生知识应用能力。实践技能考试采用无纸化考试方式,学生在互联网环境下,对序列进行生物信息分析并对结果进行解释,不仅可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掌握,而且可考查学生进行生物信息分析的实际能力和分析思考能力。通过实践技能考试,淡化理论考试,克服传统的死记硬背,可促进学生注重提高理论用于实践的综合能力,同时可更有效地提高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学生成绩评定大部分是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为主,难以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过程作全面地评价。因此,除采用实践技能考试并将其作为学生成绩的主要部分外,还应加强对学生平时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创新思维等方面的考查。 总之,生物信息学教学是网络环境下生物教学的全新内容。上述教学措施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实践操作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应用能力及创新能力,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和进一步的教学改革,将会不断完善生物信息学教学,培养具有跨越生命科学、信息科学、数理科学等不同领域的“大科学”素质和意识的生物信息学人才。 参考文献: [1]赵国屏等.生物信息学[M].科学出版社,2002. [2]钟杨,张亮,赵琼.简明生物信息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对大学校园网建设应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千兆已成主流,应用全面透[J].中国教育网络,2005,(5):36-39.

2020年1月末至今,依然活跃在抗疫一线的赵国屏院士接受媒体采访

2009年,复旦大学生命学院教授钟扬(左)与中科院院士赵国屏(右)做客第22期文汇讲堂《人类与流感的竞争》

当SARS刚从广东经香港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播的时候,新加坡的科学家根据有限的SARS冠状病毒基因序列的差异,将病毒从基因型上分成两支。从流行病学看,一大支是与广东有关的,另一支则从广州去香港的病人A有关。

SARS发病“黑匣子”如何打开

关于广东和广州的传染病,广东省和广州市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DC)从SARS发现初期开始,就做了两件非常好的工作。第一是做非常详细的流行病学记录,对于所有传播链上的每

一个病人,都有极其详细的个人病史记录和传播关系记录。第二是收集了这些人的生物学样本,我们把这些人的样本拿出来,对所含病毒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结合详尽的流行病学数据,开展分子流行病学分析,终于打开了SARS发病早期、中期和晚期的“黑匣子”,看清了它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

一夜成为“现象级传播者”

SARS爆发初期,病毒传播能力看来不是很强,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与动物过分接触(如野生动物市场)或“扎堆”活动(如在地下室通宵打牌)都是诱发早期发病的重要原因。此后,医院内感染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一个重要的案例是,当SARS在广州中山二院爆发时,被感染的医务人员没有一个传染给家属,因为他们一发现症状就主动隔离治疗,不回家,唯一的例外是中山二院一个护工,她的工作是将门诊室里面的一些病人接到肾病科住院。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出现症状后,她没有及时就医隔离,还在工作,这样就传给了一个肾病科的医生,也就是后来与香港传播密切有关的病人A。病人A到了香港以后,白天到处购物,但没有传染任何一个人。那天晚上,他入住京华大酒店911号房间。这一晚上,却是走到哪里传染到哪里,包括他所乘过的电梯,他出来后,第二个人进去就传染上了。这天晚上有9个人受到感染,然后由他们将SARS带到了新加坡、加拿大、德国、法兰克福等世界各地。

像这样在很短时间内出现很强的疾病传播的现象,在SARS流行期间多次发生,被称为“超级传播者”或“超级传播事件”。虽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病毒变异,宿主(病人)个体差异,以及其他各种与病人 社会 生活环境因素,我们还是可以从分子流行病学的分析中,得到有趣的教益。

病毒突变没有太明确的可预测性

还是这位身为医生的病人A,去香港之前他得过一次典型肺炎,服用抗生素以后就好了,烧也退了。那位护工病很轻,没有很复杂的治疗过程,两个星期就痊愈出院了。但是,基因组测序表明,SARS冠状病毒在经过医生A之后,出现了若干明显而稳定的突变。自此以后,从香港传向世界各地的病毒就几乎没有检测到重要的氨基酸变异,迄今全世界各地测出来的病毒都属于这同一个类型,而从传播和致病的表型来看,这确实是一种致病力特别强的人冠状病毒。虽然到6月份以后,香港某一家医院分离的病毒基因组出现较大片段的缺失,但这些病毒的致病能力似乎没有减弱。所有这些现象表明,病毒致病力的突变,往往没有太明确的可预测性;但是,如果在人体内反复传播,致病力或传播力较弱的病毒,是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进化变异为一种比较烈性的类型,造成疾病的大流行。

【现场互动】

某国蓄意制造病毒加害的阴谋论并没有科学依据

提问:2003年SARS时,因为当时受感染的都是亚裔,所以有人怀疑是不是其他国家有意制造某种病毒来感染我们,请问这种观点有依据吗?

赵国屏: 问题提得很好。很早就有人这么说,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不出来这是蓄意为之的。另外,也不能说SARS只感染亚洲人。越南检测出的第一个病例就是西方人,他是一位科学家。所以,我看不出来SARS是人为制造的。

现在,在一种蝙蝠上也找到了SARS病毒,更加证明了这一病毒的天然来源。还有一点比较重要,SARS真正的重要培育场所是广东那些售卖野生动物的菜市场。因为那里各种动物都有,而最后不仅仅是果子狸,其他动物体内也发现了SARS病毒。所以,野生动物市场可能是帮助病毒加速进化的场所。非常不幸的是,果子狸的受体跟人类的受体非常相像,一旦病毒适应果子狸,对人的感染能力就非常强,尤其现在,果子狸都是饲养的,它已离开了原来的野生生态条件——人为圈养,不吃果子吃玉米,跑到扎堆的环境——感染的机会增多。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自然变化的过程,病毒在宿主(或潜在宿主)拥挤的环境里面更有适应的要求和条件。

没有一种疫苗可以预防所有流感病毒

提问:流感病毒序列中,N有9种,H有16种。我们能不能利用计算生物学建立一个疫苗库,一旦发现有新病毒致病,就能利用疫苗库防止疾病的蔓延?

赵国屏: 关于疫苗的问题,实际上,现在全世界用的疫苗就是一种重组疫苗。当发现新病毒流行时,比如说现在的H1N1,就是把新型的H1N1的抗原基因取代原有疫苗株的HA和NA基因,如此,可以非常快地做出新疫苗,现在报道8月份就可以做出新型的A_H1N1疫苗。但要培育出对所有的流感病毒都有免疫作用的疫苗,目前尚不可行,抗体有两种,一种有保护作用,还有一种虽能识别。但并没有保护作用%。病毒之所以厉害,就是会产生一些变异,使原来有保护作用的抗体,不再认识新的病毒,变得没有保护作用。现在人体内,不是没有对流感病毒的抗体,但是,这些抗体不认识这种新型的甲型H1N1病毒的抗原。 (整理:李念)

(赵国屏院士当时身份是: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主持中国SARS分子流行病研究工作;复旦大学生命学院微生物与微生物工程系主任;时年45岁的钟扬教授(2017年9月25日,钟扬在内蒙古遭遇车祸不幸逝世,2018年4月,中宣部授予其“时代楷模”称号)是复旦大学生命学院教授,花3年时间主译了《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一书。)

钟扬主译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一书

后续报道:

赵国屏院士谈2009年甲型流感无大恙

钟扬:科学家与流感赛跑,公众要学会与之共舞

赵国屏、钟扬:大流感爆发可以精准预测吗?

文末链接:

赵启正回顾SARS:人群距离变大了,心灵距离变小了

访汤蓓:前5起PHEIC始末,看中国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防疫专家谈

访彭凯平:应激反应正常,抗疫情中变“抑郁”为机遇|防疫专家谈

访郭齐勇:该不该吃野生动物?重拾“天人合一”智慧|防疫 · 专家谈

作者:赵国屏 文汇讲堂

现场照片:周文强

赵跃发表的学术论文

八一勋章人防专家钱七虎先进事迹素材(精选7篇)

原解放军理工大学国防工程学院爆炸冲击防灾减灾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钱七虎等同志荣获“八一勋章”。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八一勋章人防专家钱七虎先进事迹素材,仅供参考,喜欢可以收藏与分享哟!

国歌里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生的。”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钱七虎的家乡江苏昆山陷入战乱。

那一年,母亲在逃难途中的小船上生下他。“在那条小船上,母亲怕我的啼哭引来日本兵,不得不把我的嘴捂住,心疼地留下泪水。”钱七虎忘不了在日军铁蹄下生活的8年童年时光,“我们小时候常常看见日本的‘啪啪船’去农村抢军粮。”

“为什么老百姓叫它‘啪啪船’?”钱七虎解释道,“因为日本的兵船有柴油发动机,发动机工作时会啪啪作响。”这是留在童年钱七虎心中“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印记。

高中毕业那年,上海中学团委书记找到钱七虎问:“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需要人,你想不想去?”他毫不犹豫选择去哈军工,他要建造有力的武器保家卫国,不管犯我中华者是哪里来的“啪啪船”。在这里,他与防护工程专业结缘,走上国防事业生涯,用一生的时间做一件事——为国家铸就“地下钢铁长城”。

“为国家科技进步发光发热,是我一生的梦想”

20世纪70年代初,核爆蘑菇云在戈壁荒漠升腾,中国某个核武器爆炸试验成功。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便迅速进入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他们在做实验,观察和解决飞机洞库门在核爆冲击下的质量问题。

如果说核弹是军事力量中锐利的“矛”,那么,防护工程则是一面坚固的“盾”。那时,30多岁的钱七虎受命设计空军飞机洞库门,为了找准原有设计方案存在的问题,他专门到核爆试验现场调查研究。

“防护门严重变形,打不开了。飞机飞不出去,怎么展开反击?”钱七虎马上优化方案,从优化计算精度入手开始攻关,他认为防护工事必须向现代计算理论和计算设备的水平迈进。

那时,先进的计算机语言和程序还是新鲜事物,很多科学家还没有接触过。钱七虎毫不犹豫,马上学习。历经艰难,他利用大型晶体管计算机和有限单元法进行工程计算,解决了控制大型防护门变形计算的设计计算难题。

像这样的技术攻关,钱七虎经历过无数次,他一路披荆斩棘,解决核武器空中、触地、钻地爆炸和新型钻地弹侵彻爆炸若干工程防护关键技术难题,不断引领着防护工程事业向前迈进。

从学习到工作,钱七虎热衷于攻坚克难,沉浸在学习和工作中。在哈军工学习的6年里,他没有游览过哈尔滨冰灯、松花江的融冰;在莫斯科学习的4年里,他从没有去过需要排长队参观的列宁墓,没有去莫斯科之外的任何城市游玩。

多年之后赴俄罗斯的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中,钱七虎才去了列宁墓,弥补了当年的遗憾。“为国家科技进步发热发光,是我一生的梦想。”他说,“我是中国的军事工程科学家,我的学习机会是国家给的,我的学习生活是很多中国农民用辛勤劳动供养的。我要对得起国家和人民。”

“我只有一个目的,回馈培养我的国家和人民”

2019年1月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荣获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800万元。

前脚刚获奖,后脚便把奖金捐了出去——他把自己荣获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奖金捐献给了自己设立于家乡昆山的“瑾晖”基金,重点资助边远贫困地区的贫困学生。这个爱心基金设立于2006年,而他慈善之举不是从2006年开始的。他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用自己的获奖奖金或者工资资助贫困学生,帮助孤寡老人。

那个时候,钱七虎的收入并不算高,但他每年都会拿出几万元,用于公益事业。“这是我一贯的行为。”钱七虎说,“平时就捐,捐给国家需要的地方。军队的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奖金、‘何梁何利奖’的奖金,还有平时的一些科研项目奖励我都捐出来了。我做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回馈培养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瑾晖”基金“瑾”和“晖”二字,分别取自钱七虎的母亲和妻子的名字。“一个人不能只想着自己好,要关心更多的人。”母亲质朴的教诲、贫困时仍然帮助他人的举动,成为钱七虎一生的榜样;妻子袁晖始终支持自己捐助、帮助他人,因工作需要而夫妻分隔两地的16年里,妻子赡养老人、抚育孩子,为自己全身心投入国家国防科技事业创造了温暖的家庭环境。钱七虎早早做了决定,把自己接收到的大爱传递给更多的人,送往更远的地方。

这一生他培养了很多青年科技人才,他言传身教,把“不怕艰难、不怕挫折、不怕干扰”的人生格言留给了学生。“爱这个国家,就要爱人才;爱人才,就要让他们坚持这样的状态。”学生们眼中,钱七虎就像永动机一样,在追求理想的路上从不停歇。他把这种追求理想永不停歇的状态,视为最大的幸福。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只有始终不忘初心、心怀感恩,把个人理想与党和国家的需要、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有所成就、彰显价值!”

——钱七虎院士获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感言

不闻军号激越,不见战旗飘扬,眼前耄耋之年的长者埋首青灯黄卷之间,却以穿山入海的雄魄,筑起“地下钢铁长城”,把一生献给了“顶住敌人来犯的风险和压力,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这项伟大的事业。

钱七虎,陆军工程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奠基人、防护工程学科的创立者、防护工程科技创新的引领者。

在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名单中,“全国敬业奉献模范”钱七虎的名字赫然在列。一个甲子的时光,他在中国军事防护战线上绘制了无数工程图,主持攻克了无数军事科技难关,护佑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在自己人生的“工程图”上,他始终坚定不移守护着三个坐标:中国共产党员,中国军事工程科学家,中国人民的儿子。

“爱党信党跟党走,是我一生中最正确最坚定的选择”

“国家奖励的奖金还剩下多少,捐给武汉!全部捐给武汉!”新冠疫情暴发后,钱七虎立即向组织提出这样的要求。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那么多医护人员上前线了,前方需要大量医疗设备和药物,需要建设方舱医院。”钱七虎告诉记者,“我是共产党员,我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我人去不了前线,我的心要去。”

650万元,第一时间捐赠给了武汉抗疫前线。在钱七虎眼中,他与医护人员是“同行”,努力的目标都是保护国家和人民,只不过医护人员防御的是病毒,他防御的是来犯之敌。

“爱党信党跟党走,是我一生中最正确、最坚定的选择。”钱七虎在很多场合说过这句话,他用毕生精力投入国防事业,建立并不断推动我国现代防护工程事业,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他一生坚守保卫国家的梦想,不忘共产党员的使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上世纪70年代初,戈壁深处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当人们欢呼庆贺之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速冲进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有矛必有盾。”当时,我国面临严峻的外部威胁,在钱七虎看来,如果说核弹是对付敌对军事力量锐利的“矛”,那么防护工程则是一面坚固的“盾”。

那年,他受命进行空军飞机洞库门的设计,为了找准原有设计方案存在的问题,他专门到核爆试验现场调查研究。在核爆现场,他敏锐地发现飞机洞库的防护门虽然没有被炸坏,里面的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防护门发生了严重变形导致无法开启。

“门打不开、飞机出不去,就无法反击敌人。必须找出问题,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钱七虎首先想到的是改良传统手算模式,使用先进计算理论和设备。那时,有限单元法作为一种工程结构问题的数值分析方法刚刚兴起,他决定用这种方法解决飞机洞库门的计算问题,这在当时属国内首创。

辗转多方协调,钱七虎借来大型晶体管计算机,利用有限单元法进行工程机构的计算,解决了大型防护门变形控制等设计难题。

历时两年多,钱七虎成功设计出当时国内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飞机洞库防护门。那年,他38岁。

随着侦察手段的不断更新、高技术武器与精确制导武器的相继涌现,防护工程在高度透明化的战场中,常常是“藏不了、抗不住”,特别是世界军事强国开始研制精确制导钻地弹,给防护工程造成了巨大威胁。

“‘矛’升级了,我们的‘盾’就要及时升级。”经过长达10多年的研究,他和团队构建了破碎区受限内摩擦模型,研究了地冲击诱发工程性地震的不可逆运动规律和深部施工灾变孕育演化机理,为抗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设计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国战略工程安全装上了“金钟罩”。

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满头白发的老院士和蔼可亲,教职员工见到他都主动打招呼。平易近人是钱七虎留给很多人的印象。

然而,很多学生提起师从钱七虎的经历,却觉得是“痛苦而有收获的煎熬”,因为经常会受到批评。钱七虎常说:“我要是哪一天不批评你们了,就是对你们失望了。”

赵跃堂是钱七虎的一名得意弟子。他写博士论文的过程就“备受煎熬”。“写论文不能仅仅为了拿到学位,你的科研成果是要运用到实践中去的,来不得半点马虎,理论和技术都要经得起实践检验。”在导师的严格要求下,赵跃堂的论文先后做了4次大的调整。

1996年,当赵跃堂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第7次稿交给导师时,钱七虎正好动身去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半个月后,赵跃堂拿回论文时,发现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从观点、公式到表格、数据,遍布200多页的论文。

郭志昆于1991年攻读博士,当时导师钱七虎已是学院院长,工作非常繁忙,但是仍然坚持给研究生上课。白天会议活动多,就经常利用晚上上课。一直到现在,耄耋之年的钱七虎仍然坚持亲自授课,亲自指导选题、撰写论文。

在钱七虎的提议下,他的团队经常举办“学术生活会”,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齐集一堂,开展“头脑风暴”“讲述失败案例”等活动。

数十年来,钱七虎创建了我国防护工程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了一批长江学者、勘察设计大师等优秀人才,带领团队建成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军队创新研究群体。

1937年10月,钱七虎出生于母亲逃难途中的小船上。他亲眼目睹过侵略者的残暴,从小就感到,没有强大的祖国,人民不可能有幸福安宁的生活。

从上海中学毕业时,我国正急需军事人才,于是,成绩优异的钱七虎就去了新成立不久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要跟黄土铁铲打交道,大家都不太愿意选防护工程专业。作为班上骨干,钱七虎带头服从组织分配,选了防护工程,也选了他一生的事业。

1961年,钱七虎被组织选派到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深造。留苏4年,除了莫斯科,他再没去过其他城市。就算上街,基本上也是去书店或图书馆。他相信,天才出自勤奋。

留学归国后,钱七虎克服各种困难,依然一门心思做学问、搞研究。当时,我国面临严峻的核威胁环境。从那时起,为祖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就成了钱七虎毕生的追求。他讲了一个小故事。

上世纪70年代初,钱七虎受命进行某飞机洞库防护门设计。为获得准确的实验数据,他赶赴核爆试验现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和数据收集。在现场,钱七虎发现,核爆后飞机洞库门没有被炸毁,飞机也没有受损,但防护门却出现严重变形,无法开启。为解决这一问题,他率先引入当时世界上刚兴起的有限元计算理论,加班加点学习计算机语言,编制出电子计算机计算程序,翻译整理出十多万字的外文资料。

为了能在七机部五院、中科院计算机所的大型计算机上计算,钱七虎只能趁人家不上机的午饭时间和晚上使用。长时间饮食不规律,他得了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后来又诱发了痔疮。“但这些困难我都克服了,坚持了下来。”钱七虎说。

后来,他设计出了当时跨度最大、抗力最高能抵抗核爆炸冲击波的机库大门,还出版了专著《有限元法在工程结构计算中的应用》,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如何做到不怕苦难、不怕挫折、不被干扰?钱七虎认为,一个人只有树立了远大理想,才能有坚强的事业心,才能有巨大的动力,才能沉得下心气、耐得住寂寞,不断拼搏进取,始终走在科技前沿。

而且,这份理想,一定要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奥斯特洛夫斯基、卓娅和舒拉、吴运铎、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也一直在激励着钱七虎。“烈士英雄一直活在我心中,是他们的思想言行照亮了我永远前进的道路,让我永葆我革命的青春。”

2018年,钱七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把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资助我国西部的贫困学生。“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由烈士先辈流血牺牲奋斗换来的。他们把生命都献给了党和国家,我还有什么不能贡献呢?”钱七虎说。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钱七虎又把江苏省配套奖励给他的800万中的650万捐给了武汉抗疫一线,其余的150万分别捐给了母校上海中学和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能够贡献我的一点力量,也是在回报社会、回报党的恩情。”

他是我国最高科学技术奖之一获得者,他用自己的一生为我国的国家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一生可以说是科技报国的一生,他的事迹感人至深,深深影响到一批批科技工作者。学习钱七虎先进事迹,感受六十年初心不变

钱七虎,男,1937年10月生,江苏,中国著名的防护工程专家、军事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1961年赴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留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院长、总参科技委常委;现任军委科技委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国内首次应用动力有限元法对防护门进行应力分析。在国内提出将运筹学应用于防护工程的破坏概率确定、抗力论证及方案比较,开创了我国国防与人防工程的软科学研究。建立了我国的三自由度土中结构相互作用计算理论及防护结构概率设计理论。主持实施了世界最大药量的多层多列条形装药峒室大爆破工程——珠海炮台山大爆破。主持了“21世纪中国城市地下空间发展战略及对策”的国家咨询课题研究。

钱七虎一直致力于防护工程及军事系统工程、岩土工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防护工程的研究中,解决了孔口防护等多项难点的计算与设计问题,率先将运筹学和系统工程方法运用于防护工程领域。

以他为主建立了我国第一套《全军工程兵发展趋势动态模型》和我国确定人防工程防护标准的若干模型,开创了我军工程兵工程保障及我国人防工程领域的软科学研究。

钱七虎院士在完成我国一系列防护工程科技攻关中,成功地研制出柔性帆布工事大挠度大变形的抗爆设计计算方法,解决了地下飞机库大跨度钢和钢筋混凝土防护门有限元理论分析。

他带领的课题组设计了我国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地下飞机库防护门,主持了世界最大当量的珠海炮台山大爆破等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工程实践。

在防护工程及有关领域里,有7项成果获国家或军队科技进步奖和优秀科技成果奖,l项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赵国强发表的论文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赵国强,1965年生,教授,医学博士,自1992年以来一直从事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发表论文40余篇,参加国际会议七次,宣读论文三篇。

自己不研究就想交功课?想跟社会上那些拿着文聘找不到工作的人一样后果吗?现在的企业招工说是要什么什么专科生,实际上是不看文聘的,而是找个专业人士问你一些比较有深度的问题。看你熟知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所以那些有文聘没文化的人是找不到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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