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文发表小说

文史论文发表小说

1、论文《读关汉卿[大德歌·冬景]》1993年第3期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论文《关汉卿散曲的思想艺术价值》1994年第3期《毕节师专学报》。3、论文《关汉卿对散曲创作和发展的贡献》1995年第1期《思茅师专学报》。4、论文《中师口语整体教学模式研究》1995年第2期《甘肃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论文《论关汉卿在散曲发展史上的地位》1996年第3期《甘肃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收入《新华文摘》1996年第8期“报刊文章篇目要览”。）6、论文《悲凉：<不伏老>不可或缺的思想内涵》1996年第5期《文史知识》。7、论文《关汉卿散曲二维情感论列》1996年第1期《思茅师专学报》。8、论文《异相与整合：20世纪中国文论的走向》1997年第4期《人文杂志》（核心期刊、CSSCI）。9、论文《内敛态：程本<红楼梦>时间观念之表征》1999年第1期《南都学坛》。（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6期，收入《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1期论文要目索引，获第七届甘肃省最高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0、论文《例证<金瓶梅>写官员对史实的“我化”》2000年第1期《沈阳师范学院学报》。 11、论文《“市场人”为欲念异化说——兼论<金瓶梅>中西门庆形象的转型特质》2001年第1期《西北成人教育学报。12、论文《论王仁裕的文学成就》2003年第3期《天水行政学院学报》。13、论文《<金瓶梅>“我化”史实例评——天水籍官员狄斯彬本事考释》2004年1期《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4、论文《〈西狭颂〉摩崖题记人物补说》载2005年第2期《甘肃理论学刊》（双月刊）。15、论文《交错的彼岸：游移于英汉双语之间——兼论“英汉双语教学”与“国家汉语战略”矛盾的不对称性》载2005年第4期《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6、论文《王仁裕年谱稿》载2005年第4期《甘肃高师学报》。17、论文《〈西狭颂〉摩崖文学价值探微》载2005年第4期《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论文《王仁裕生平著作考》载《甘肃高师学报》2006年第3期。19、论文《论〈西狭颂〉摩崖的文学价值》载《上海大学学报》（核心期刊、CSSCI）2006年第6期。20、论文《从“宋金大曲”到“金人乐府第一”——临洮邓千江〈望海潮〉发微》载《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21、论文《“金人乐府第一”寻幽——临洮邓千江〈望海潮〉之张六太尉探讨》载《黄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22、论文《临洮邓千江词〈望海潮〉诸问题探讨》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核心期刊）2007年第6期。23、论文《校订和注疏〈玉堂闲话〉的几个问题》载《前沿》（核心期刊）2008年 第1期。24、论文《论〈玉堂闲话〉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CSSCI扩展版）2008年 第1期。25、论文《国学热中的骚动与喧哗》载《中国社会导刊》2008年 第4期（上）。26、论文《论王仁裕〈玉堂闲话〉的文化张力》2008年第2期《船山学刊》（CSSCI扩展版）。27、论文《〈开元天宝遗事〉诸问题探讨》2008年第3期《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8、论文《陇南武探花黄大奎略考》2008年5月11日《陇南日报》；论文《陇南学人阴平进士程天锡略考》2008年3月20日《陇南日报》。29、论文《陇南北部方言称谓词考释举隅 》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30、论文《西汉水流域方言古词例考》载《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期。31、论文《西汉水流域语言“活化石”抽样例释》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8期。32、论文《论杜甫<同谷七歌>有我之境的生成》载《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1期。33、论文《陇南“白马人”研究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载《青海师专学报》2009年3期。34、论文《杜甫<同谷七歌>有我之境新探》载《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4期。35、论文《“白马人”概念商兑与探讨》载《甘肃高师学报》2009年4期。36、《近30年来白马人研究状况述论》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CSSCI扩展版)2009年5期。37、论文《新时期以来“白马人”研究在重大问题上的突破》载《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38、论文《王仁裕笔记小说集<王氏见闻录>诸问题探讨》载《甘肃高师学报》2010年第3期。39、论文《史传杂史和笔记小说的共生互动——以王仁裕<王氏见闻录>为中心》载《社科纵横》2010年第7期。 40、论文《论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的文化层累现象》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核心期刊、CSSCI）2011年第2期。41、论文《杜甫“同谷诗”与同谷唐宋评杜诗碑——杜甫同谷诗研究系列之一》载《许昌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42、论文《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源流及其层累现象》载《文化艺术研究》2011年第2期。43、论文《陇南白马人民间文学源流简论》载《甘肃高师学报》2011年第4期。44、《同谷明清评杜诗碑及其诗学意义——杜甫同谷诗研究系列之二》载《河西学院学报》2011年3期。45、论文《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表演艺术论》载《四川戏剧》（核心期刊）2011年第5期。46、论文《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服饰艺术研究——白马藏族文学整理与研究之三》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47、论文《陇南白马人傩舞戏面具特色论》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48、论文《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表演内容论——白马藏族文学整理与研究之四》载《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49、论文《“秦文学”研究现状及概念界定》载2013年第5期《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版）期刊。50、论文《论秦早期文学》载2013年第5期《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51、论文《论秦中晚期文学》载2013年第3期《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论文《从睡简<日书·马禖篇>看非子始封秦亭》载2013年第6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来源期刊。53、论文《非子息马始秦主因的文献与文学考察——以睡简<日书·马禖篇>为中心》载2013年第6期《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4、论文《唐五代“诗窖”王仁裕诗集及诗作考评》载2013年第3期《甘肃高师学报》。55、论文《母题类型视野下的白马藏族民间难题故事——以陇南白马藏族故事为例》载2013年第2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二作者），CSSCI来源期刊。56、论文《白马藏族“酒曲体”歌诗对人生境界的审美表达》载2013年第3期《民族艺术研究》（第二作者），CSSCI扩展版期刊。57、论文《白马藏族及其传统文化刍论——以陇南白马藏族为中心》2013年1期《四川民族学院学报》。58、论文《论白马藏族族源记忆与传说——以陇南为例》载2013年第4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9、论文《论白马藏族神话的主要类型和述说特征——以陇南为中心》2013年第3期《贵州文史丛刊》。60、论文《白马藏族傩舞戏表演内容比较研究——白马藏族文学整理与研究之五》载2013年第1期《天水师范学院学报》。61、论文《从唐宋七夕诗文看乞巧在陇南的流传》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62、论文《关于两当起义遗址的调查与研究》载《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63、论文《两当兵变旧址张家大院牌匾文化探讨》（第二作者）载《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5期64、论文《他者、国家与自我:族群共同体建构的语境化表述——历史与现今陇南、川西北的(白马)藏族》（第二作者）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65、论文《流传凝炼特征:白马藏族故事从史到事的表述》载《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66、论文《阴平古道和河南道及其陇地一段的文献文学考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5期。67、论文《“故道”陇南段的文献和文学考察并“木皮道”的有无》载《甘肃高师学报》2014年第1期。68、论文《教育现象学方法对常规形式逻辑演绎判断的超越》（第二作者）载《甘肃高师学报》2014年第4期。

一种新见解：金庸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来越低”吗？——追求“统系”，致入误区——金庸小说中传统文化由多元构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金庸对传统文化既有赞颂又有扬弃——黄药师父女嘲讽了什么？——袁崇焕、顾炎武、黄宗羲的例证——反正统并不等于反传统一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都会有的共同感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1)可以说，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不禁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但说到金庸小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比方说，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间的看法显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湾远流公司出版的《绝品》一书中，舒国治先生的文章就说“金庸书中隐隐透出‘文化空无感’”(2)，只是语焉不详。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绩的大陆学者陈墨先生，也在1994 年发表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说“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义（无论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陈墨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一部书中的陈家洛，到第二部书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书中的胡斐、第四部书中的郭靖、第五部书中的杨过..在文化程度上明显地一个不如一个。而后来的狄云、石破天等主人公干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许相当简单：那就是金庸不喜欢儒生，不喜欢文人，不喜欢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还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不通世故。这不仅表明作者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厌弃。”陈墨的结论是：金庸小说“从对儒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对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与非主流）的怀疑与批判，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想线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也就是说，在陈墨先生看来，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刘卫国先生则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认为《飞狐外传》与《射雕英雄传》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与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雕侠侣》是金庸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亲’终于被弑，表明金庸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全面没落的深刻反省”；《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慕容复、段正淳等依然“无能为力”；“到了《鹿鼎记》，金庸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过韦小宝这一“中国文化的怪胎”，“侠义精神最终被金庸亲手埋葬”。刘卫国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终点竟是彻底的失望”。这同样认为金庸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采取了绝望和虚无的态度。金庸小说果真像上面几位先生说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了虚无、否定和绝望吗？如果允许我们“跟着感觉走”，恐怕得不出这种结论。金庸几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侠魂，讴歌义气，他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5)。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居然会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态度，居然会将侠义精神“亲手埋葬”。事实上，陈、刘二位都对金庸小说存在一些误解，他们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虽有道理（陈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处），但总体结论很有偏颇。这样的论断同一般读者的阅读印象，距离实在太远了！也和金庸小说的创作实际，距离太远了！金庸小说共十五种三十六册，创作和改定的时间前后长达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创作《书剑恩仇录》之初，就设想好未来要写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题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样构成一个庞大的形象体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写一部构想一部（能多构想一两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复自己而已。武侠小说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于具体设计，恐怕只能视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与周围人物的相互关系，作品情节发展与主题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并非按作者事先设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顺序排列的结果。况且作品实际情况也并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以金庸较晚的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天龙八部》中段誉是大理国王子，他自己对钟灵说：从小“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请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经”(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养；乔峰、虚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过一点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现的杨过、狄云、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后的《鹿鼎记》，主人公除韦小宝外，还应该算上一个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将康熙与郭靖、乔峰并列为“男主角”(7)）。金庸小说确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决没有陈墨先生所说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倾向。至于金庸思想有没有刘卫国先生所称从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终端却是对传统文化“彻底的绝望”这样一个“流程”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扬弃，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后来他又研读佛经，也剖析世俗文化，却同样没有全盘地接受，当然也无所谓“彻底的失望”。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体已经打好，思想也趋于稳定和比较成熟，传统文化在他的小说中是以综合和融汇的形态存在的（这才使读者感到他的小说具有丰富厚实的文化气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说创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后探索市民文化与世俗文化，最终走向虚无、绝望。这些说法恐怕都是研究者为追求建立某种“体系”而对金庸作品求之过深、走向偏颇的结果。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者，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8)这里说的虽是古代哲学史研究，其实在方法论上有普遍意义，对金庸小说与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样适用的。二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这包括多层含义。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他本人却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往往不是单个地分离地存在的。比方说，他的小说赞美了儒墨两家的人生态度，同时却又肯定了佛道两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种儒墨与佛道互补的态度。令狐冲那么狂放洒脱，对师父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墨两家吸取很多，但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作品又颇多佛道两家的思想。了解传统文化问题上的这种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说内容、防止和避免简单化论断的关键之一。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学说各自代表社会要求的一个侧面。虽然相互间激烈地进行着争论和斗争，却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关系，倒是各有优长，可以相互补充。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主张从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来保证“礼治”、实行“仁政”，以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孔子不赞成法治，而主张德治，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0)可见，他认为主要应该从道德教育上解决问题（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但道德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孔子没有办法时还是杀了少正卯。在国家、社会的管理方面，强调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对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补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样只靠片面的严刑峻法，“乐以刑杀为威”，社会也可以失去弹性和生机，结果就如秦代那样“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11)，全国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终于民怨沸腾，二世而亡。在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无为而治、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主张更是对法家的重要补充。汉初有一段时间实行黄老之学，那实际是“外道内法”，结果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汉武帝表面独尊儒家，同时却任用酷吏，加强社会控制，这是“阳儒阴法”，用汉宣帝的话来说也叫做“霸王道杂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于纵横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战略战术，当然也是国家管理的一个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关心下层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喜欢干预社会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侠精神在汉武帝时代受到重大打击（不少侠士被杀）。后来传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贪欲、安定社会秩序、阐释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总之，各家之学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补充，融会优长，体现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会治理上取得辉煌的成功。曾国藩号称大儒，实际上吸取百家，他曾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13)这话很有道理。金庸小说正是兼容儒、墨、释、道、法各家的。他的许多主人公，曾经出生入死，行侠仗义，豪气干云，最后却又飘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践儒墨之旨，复遵释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从《书剑》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阳、《倚天》的张无忌、《神雕》的杨过、《笑傲》的令狐冲、《天龙》的虚竹、段誉（他虽然做了大理国的皇帝，后来还是出家为僧），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仍是如此。韦小宝贵为公爵，深得皇帝宠幸，还是选择了逃避隐居。结局如何，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而发展出来。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条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多半会走第二条路。..以兼善天下为目标的是我小说中的第一类男主角，第二类男主角则在努力一番之后遭到挫败感意兴阑珊，就独善其身了。“且自逍遥没人管”（《天龙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儒家的“独善其身”则有较强的道德内涵。(14)可见，即使都是隐居，也还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间的区别，同时又采取兼容态度的。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单纯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典型，这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简单。郭靖身上当然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两家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曾是显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仁义）。唐代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然而具体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许更多些。儒家和墨家虽然都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墨子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郭靖正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他抗元几十年，不畏劳苦，排除万难，舍身救世。墨家对战争与和平这类关联千千万万人的重大问题往往特别关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成吉思汗残杀百姓，也颇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养出的那种质朴、苦干、实心眼、死心眼，也颇具墨家气质。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么傻。除非在涉及气节一类问题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张拼命硬干，他们有比较圆通的一面。连孔子都说，“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他还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15)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点上，儒家有点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对墨家，古人有云：“墨子之徒，世谓热腹”，“墨子之徒，专务救人”(16)，他们是一批热心肠人，真会拼命硬干的。正因为这样，墨家对后代的侠士颇有影响，许多游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严厉制止杨过与师父小龙女恋爱）外，思想气质更像墨家。他至少是个兼容儒墨文化影响的侠士形象。我们决不能仅凭一个英雄人物入世就认为是儒家，出世就认为是道家，实际情形相当复杂，要进行具体分析。金庸自己在谈到入世的侠士、英雄时，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都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17)这段话写在1989 年， 可见金庸从未对儒家绝望（岳不群是伪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对儒墨同样看重。我们分析作品和人物时，实在需要细心一点。如果说郭靖的侠义精神兼容墨儒两种思想的话，那么，《鹿鼎记》中的康熙，就可以说是融合了儒家与法家文化优长的“明君”形象。康熙确实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金庸写近乎愚忠的陈近南和带点流气的韦小宝时，都用了讽刺笔法，对吴三桂、沐王府、郑克爽以及神龙教系统的人物更加不在话下，唯独对康熙却都是正面写来。小说从他与鳌拜的斗争中写了他经受磨练，渐次成长；从他与亲人（顺治、太后、建宁公主）的关系以及与韦小宝相处中写出他睿智而又亲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治国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纵横家的办法，如严于执法，讲究权术智谋，甚至任用秘密情报人员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牵着鼻子走，只让他们为自己所用。对韦小宝，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后来当面揭破他的天地会香主身分，使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地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法两家“圣君”的标准。金庸对康熙的评价，事实上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读《鹿鼎记》而只看见一个韦小宝，看不见康熙，还认为金庸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写越低，或者认为金庸越到后来越是对传统文化绝望，那真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看来，《鹿鼎记》与金庸以前小说的不同，是在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以及主人公从侠士换成了皇帝，而不在“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鹿鼎记》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视野由武侠小说向历史小说转移。听说金庸现在正准备写秦末汉初的历史小说，这一意愿如能实现，那么《鹿鼎记》就不像过去所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封笔”或“结束”，而恰恰成为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的开端。

我学年论文就是写这个。等我写完发给你看看

世界史论文发表小说

美国，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自从美国独立至今不过两百多年，然而她现在确实在世界上有霸权地位。是何原因？追溯历史，美洲土著是由白令海峡由亚洲过去的，具有黄种人特征。印加帝国的昌盛，阿兹特克，玛雅人的文化都不谈，维京人美洲殖民，红衣埃里克最先发现美洲而不是哥伦布也不谈。随着西班牙人的入侵，美国的历史前奏开始。五月花号到美国，拉可行屯的枪声拉开了美国的序幕。下回分解！

摘要]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研究者的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是衡量专业外语能力的主要指标。本文以俄国史研究者的俄语能力建设为例，基于学习研究中积累的翻译经验和语言材料，探讨俄语能力问题对俄国史研究的影响，最后以词汇问题的处理为例，指出提高翻译水平的路径之一，进而对加强专业外语能力建设，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提供参考。[关键词]世界史研究；俄国史；翻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2011年升为一级学科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学术研究质量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扩大，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密切关注。”[1]在论文成果方面，仅2018年全年在国内期刊正式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包括研究性论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就有1220篇，其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98篇。[2]科研项目方面，在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世界历史立项总计108项[3]，充分体现了当前国内世界史研究的规模与能力。不过，我们虽然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但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完善，外语能力的建设，尤其是专业文献的翻译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要知道，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原创性。[4]“研究外国史，各国现代外语是研究国别史的起码条件，否则连专业的门都没有入。如果研究古代文明史，那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都是入门的钥匙。只有掌握了这些钥匙，进入文本层次的研究，才能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或古典学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5]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世界史研究而言，专业外语能力主要包括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三个方面。一、扩大掌握语种当前我国世界史研究人员掌握语种不多，限制了获取和运用材料的能力。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使用英文，但懂得其他语种的人却很少。且“由于语种的限制，我们在使用材料时无法做到多样化，更谈不上对多种材料进行比对和筛选。”[6]而“在欧美国家，要想研究世界历史，最少得会三门外语。如果是世界古代史，则需精通至少一门古典语言——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研究古代东方史，甚至需要掌握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与梵文之类的语言。”[7]掌握多种外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献资料来源的丰富性、研究视野和深化空间上的广度、史料和论述的厚度及对特定问题论说的力度和可信度上，[8]还反映在对史料真实性的考证鉴别上。要知道，“材料的正确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而对材料加以考证鉴定是“达到材料正确性的唯一方法”。所谓兼听则明，孤证不立。如果我们掌握多种外语，就有可能对一则史料的不同出处或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参互比较、考证，从而最大限度地鉴别史料的真伪，提高完整性和可信度。[9]笔者曾读到一篇研究美国对1928-1941年苏联工业化发展的影响的学位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在其参考文献中竟无一份俄文文献，只有英文史料和中文专著和译著。其问题不仅在于过度依赖英文资料，恐怕也受到作者外语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掌握语种的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取材范围、论述深度乃至整体研究质量。在这方面，不乏优秀范例可资参考。譬如，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版）征引和参考了俄文和英文档案、报刊、文献、著作、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成为近年来国内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李工真著《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利用了大量德文、英文和拉丁文文献，对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推动下的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如崔丕著《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也大量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文和英文档案史料，在多国多边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美日关系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考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对地区国别史研究而言，如研究对象为非英语国家，则最好掌握该国母语，因其间最权威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必定是用该国母语记录的。单纯使用中文资料或汉译二手文献，很难做出原创性成果，而且资料来源也比较有限，这会影响到研究视野、选题范围、文章质量乃至最终结论。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指出，“1978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 [10]就俄国史研究而言，阅读和翻译俄文文献应该成为俄国史研究者的“日课”。以俄国史研究中的“苏联核计划（АП СССР）”研究为例，在俄罗斯原子能部组织编辑的三卷本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汇编——《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11]出版之前，西方学界虽然对该领域研究起步很早，且有美国建立的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美国威尔逊学者中心数字档案”特别下设的苏联核历史专题及广泛涉及美苏核问题的“ALSOS”核相关问题数字图书馆等研究资源[12]，但因严重缺乏俄文史料支持，导致一些研究成果难免“雾里看花”，甚至“道听途说”，而不具有科学性。只有在俄文档案资料得以解密公开后，学者经过翻译、整理、解读，”客观、科学的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可能，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13]二、丰富语文知识语言贮存着民族的共同记忆，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活历史。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甚至认为，“语言是历史产生的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历史学”。[14]在掌握尽量多的语种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仅有语言还不能用好材料。“要透辟、彻底地了解材料的含义，恰到好处地使用材料，还需要借助于丰富的知识，还要用相关理论来做透镜。”[15]研读专业文献，准确解读和运用材料绝非易事，尤其在翻译专业文献时，学者不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便很难胜任。正如“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必须具备古汉语的识读与理解能力，熟悉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规律。”[16]对俄国史研究者来说，首先要打下扎实的俄语基础。要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必须具备足够的俄语词汇量，系统地掌握俄语语法知识。[17]如果从事俄国古代史研究，除了要精通现代俄语语法，还要了解正字法，在阅读古俄语文献，想要了解“俄语历史发展过程中业已消失了的语言旧质”时，还要熟悉俄语历史语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a）。[18]在研读和翻译专业文献过程中，除了注意学术观点和最新材料外，还要留心不断积累文献中丰富的语言材料。因为，“俄语作为一种屈折语，有比较明显的词形变化，而且变化的规律性比较强。”通过语言的类推规律建构起个性化的词汇知识库，形成词汇语义场，利用语文知识，解读和分析史料，有时会收到触类旁通，意想不到的效果。[19]另外还应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现代汉语中省略号一般位于段落中间“……”；俄语中省略号可以是三个点“…”，且位于段落的下方。俄语中破折号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汉语，可以表示词语的省略，包括主谓结构中的系词﹑句子成分的省略、两个表示时间、空间和数量意义的词之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有名词之间、表示相同词语的省略等，可见其用途之广。俄语中常有双重破折号，主要用于标示句子中的插入结构、嵌入结构、独立同位语、加确语等成分。但是汉译后要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往往要调整或者打乱语序，某些结构汉译后就变成了倒装句，需要重新梳理，或者干脆“编译”。此外，还应熟习俄文惯用表达方式，成语、熟语、谚语、俚语、格言、文学常识；俄罗斯国情学，俄—拉丁字母转写对照表、俄汉音译表、俄汉计量单位对照表（长度、面积、容量、重量、液量、干量等）、俄汉历法对照等国情和实用知识。由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及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一些特殊表达方式（代号、代称、绰号等）、语言现象（断句、形动词、副动词、无人称句、泛指人称句、不定代词、语句倒装、语音交替、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等）及历史人物自创的新词新语等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曲尽其妙，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语文知识的丰富程度对解读和利用专业文献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俄语词汇中包含了一些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如姓氏列宁（Ленин）、斯大林（Сталин）、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它们在俄语中的词根分别是“勒拿河”、“钢铁”和“石头”，在英语中则为Lenin、Stalin、Kamenev，如果不懂俄语就看不出原词的词根含义，也就无从联想其姓氏内涵。又如苏联政要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他在谈判中常常否定西方国家代表的提议，因此被称为“涅特”先生，这里的“涅特”就是俄语“нет”的音译，意思是“不”。关于音译问题，笔者在翻译姓氏“Пономарев”一词时就遇到了困难。该姓应该译成“波诺马廖夫”还是“波诺马列夫”呢？俄语单词中字母“е”和“ё”往往是“雌雄同体”——“ё”也可写作“е”。个别外来词中“йо”和“ио”也可表示“ё”音。如，人名“约瑟夫”（Иосиф）和契诃夫小说中的“姚内奇”（Ионыч）便是这种构词法。最后通过查阅参考资料确定应取“ё”音，译成“波诺马廖夫”。如果不懂俄语，一旦遇到汉译本文献中的误译、漏译和错译，如果我们连基本的辨识能力都没有，就很可能被误导，将错就错，错误解读信息，影响研究质量。三、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中介手段”。[20]翻译能力也是世界史研究者解读和利用外文材料，开展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事实上，许多世界史研究大家同时也是优秀的翻译家，由其译介的译著也为学界了解国外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提高翻译水平是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必然要求，以下简述笔者对翻译俄文文献中词汇处理的几点看法，仅供参考。笔者认为，一篇文献在动手翻译前，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简要通读全文，大概掌握文章的写作题材、主要内容、成文年代、作者简介等信息，据此判断该文需要用何种语体来翻译，选用何种色彩的语言来行文等，为通篇材料定下总体基调。笔者对选用译本词汇的主要原则是尽量选用雅词，避免陋译劣译；词汇使用上坚持术语化与规范化；统一翻译标准，避免一词多译；注意按照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和使用规范调整语序，避免倒装；酌情增减字词，补充缺失成分；求信与求雅相统一，既要尽量还原原文，忠实文本，又要考虑到适当修辞和变通，使文义通顺流畅而不失简洁博雅。其次是根据文章特点选用合适的词汇。由于某些术语名词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在组成句子时还要考虑其是否通顺；如果不通顺，就要从该词的若干义项中择取一个比较符合文义的义项来填补空缺。在翻译实践中，词汇的选择还存在“色彩”问题。翻译实践中对句子的理解主要体现在词汇义项的斟酌选用上，尤其是对一些敏感词汇在细节方面的处理上最见功力。如翻译“покойник”、“мертвец”等词时，要根据上下文、具体语境和不同场合变通为“死者”、“遇难者”、“先人”等；翻译“труп”、“тело"等词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翻译成“遗体”、“尸体”、“遗骸”等不同义项。另外，与“死”有关的词组和句子要注意细节的处理，区分性质、褒贬等。如“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形容烈士时要译成“就义前”,形容僧侣则可译成“圆寂前”，中性化形容方式则为“临死前”。翻译“после смерти”时则有“死后”、“去世后”、“仙逝后”、“遇难后”、“驾崩后”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要根据具体死者身份和时代的差异，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词汇问题还体现在口号类文字的翻译上。翻译口号类文字，一般采取语言的经济原则即在能够清楚表达意思的前提下，越简洁、越短

十部必看经典历史书籍：张居正、中国人史纲、人类的故事、史记、全球通史、李自成、资治通鉴、春秋、万历十五年、明朝那些事儿。

1.张居正

《张居正》是熊召政创作的长篇小说，共有四卷，2002年结集出版发行。

2.中国人史纲

《中国人史纲》是2008年10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台湾柏杨，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作家著史的最杰出代表作之一。该书完成于监狱之中，以近八十万字的篇幅，讲述和评论了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时代到二十世纪第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中国历史。

3.人类的故事

1988年，三联书店首次出版房龙作品《人类的故事》，在中国掀起了不小的房龙热。在这部著作中，房龙用生动流畅的文字，将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它的故事从远古的时候讲起，讲述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源起，讲述希腊与罗马时代的辉煌，沿着宗教兴起的线索讲述到中世纪社会的发展和演变，从城市的兴起、文艺复兴、讲述到世界性的变革和各国的革命。

4.史记

《史记》，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品中撰写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该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5.全球通史

《全球通史》为英美著名历史学家世界史著作，被称为世界通史领域的开山大作。自出版以来，在多个国家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一致赞誉。

此书中文版由知名翻译家李云哲参考多种资料，历时五年，全书从人类的起源和史前文明旧石器时代的诞生着笔，纵贯数千年，剖析五大洲，一直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启。

6.李自成

《李自成》是姚雪垠著长篇历史小说，共有五卷，出版于19631999年。《李自成》讲述李自成率起义军转战各地，受到明朝总督洪承畴的围剿，在潼关南原突围到商洛山中重整旗鼓，制止了石门谷哗变，粉碎了官军围剿。

7.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是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十九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

8.春秋

《春秋》是中国古代史类文学作品。又称《春秋经》《麟经》或《麟史》等。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作品，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9.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创作的历史学著作，首次刊行于1981年。全书共分七章，分别写了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大学士申时行、首辅张居正、模范官僚海瑞、自由派知识分子李贽、抗倭英雄戚继光等。同时，也写了他们之间存在的重重矛盾，如皇帝与群臣的矛盾，保守派与自由派的矛盾，官员与官员之间的矛盾等等。

10.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网络连载人文社科历史作品，作者是当年明月，本名石悦，曾为广东顺德海关公务员，2006年3月在天涯社区首次发表，2009年3月21日连载完毕，边写作边集结成书出版发行，一共7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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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史论文发表小说

这是数学作业，题目叫趣味数学。

元外之元即为数学史上有名的高次方程求解问题。高次方程的求解问题是困扰中西方数学家数百年的难题，可以说是十八世纪的“哥德巴赫猜想”。历史上人们很早就已经知道了一元一次和一元二次方程的求解方法。关于三次方程，我国在公元七世纪，也已经得到了一般的近似解法，这在唐朝数学家王孝通所编的《缉古算经》就有叙述。到了十三世纪，宋代数学家秦九韶在他所著的《数书九章》的“正负开方术”里，充分研究了数字高次方程的求正根法。正如凤歌大大所说，中国数学家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是四次方程的研究（天元四元）。对于这一问题，西方数学家们在十六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先后给出了三次和四次方程的一般解。但是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里，五次方程的求解问题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为这个问题解决做出重大的贡献，他称这一问题是在“向人类的智慧挑战”。直到十八世纪末，挪威数学家阿贝尔才证明了四次以上的方程不存在一般解。这个难题完全解决，是由具有传奇色彩的法兰西天才数学家伽罗华实现的。伽罗华是现代数学重要分支群论的创始人。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群的概念，并指出了只有满足一些特定条件的高次方程才有代数解，而高次方程的一般解是不存在的。值得一提的是，伽罗华给出这一结果的时候还不满二十岁，和梁萧差不多大；研究数学也只有五年，和梁萧一样。虽然具有一样的数学天赋，伽罗华却没有梁萧一身的天机黑水绝学。他为了一个舞女，卷入了一场决斗，重伤不治而亡，享年仅20岁。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他的成果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虽然他的论文经柯西等许多著名数学家审查，因为种种原因，论文并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临决斗的前夜，他写信把成果转交给朋友，并委托朋友发表在数学杂志上。他在信中自信地写到，“公开请教雅可比或高斯，请他们就这一成果的重要性，而不是它的正确性，发表评论。”在他逝世后15年里，他的论文却一直明珠投暗，直到法国数学家刘维尔研究他的遗作时才发现它的价值，并将之揭示于世人的面前。伽罗华在死后被追授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被誉为最年轻最有天赋的数学家。事实上，这元外之元是一个被证明为无解的难题。即使在今天，人们凭借计算机给出的解也只是用数值算法得到的近似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答案。

祖冲之(429～500) 中国南北朝时代南朝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范阳遒（今河北涞水）人 祖冲之(429-500)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那时候，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晚年的时候，掌握宋朝禁卫军的萧道成灭了宋朝。 杨辉，中国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在13世纪中叶活动于苏杭一带，其著作甚多。 他著名的数学书共五种二十一卷。著有《详解九章算法》十二卷（1261年）、《日用算法》二卷（1262年）、《乘除通变本末》三卷（1274年）、《田亩比类乘除算法》二卷（1275年）、《续古摘奇算法》二卷（1275年）。 杨辉的数学研究与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在计算技术方面，他对筹算乘除捷算法进行总结和发展，有的还编成了歌决，如九归口决。 他在《续古摘奇算法》中介绍了各种形式的"纵横图"及有关的构造方法，同时"垛积术"是杨辉继沈括"隙积术"后，关于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杨辉在"纂类"中，将《九章算术》246个题目按解题方法由浅入深的顺序，重新分为乘除、分率、合率、互换、二衰分、叠积、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类。 他非常重视数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在《算法通变本末》中，杨辉为初学者制订的"习算纲目"是中国数学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刘徽（生于公元250年左右），是中国数学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杰出的地位．他的杰作《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我国最宝贵的数学遗产． 《九章算术》约成书于东汉之初，共有246个问题的解法．在许多方面：如解联立方程，分数四则运算，正负数运算，几何图形的体积面积计算等，都属于世界先进之列，但因解法比较原始，缺乏必要的证明，而刘徽则对此均作了补充证明．在这些证明中，显示了他在多方面的创造性的贡献．他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十进小数概念的人，并用十进小数来表示无理数的立方根．在代数方面，他正确地提出了正负数的概念及其加减运算的法则；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在几何方面，提出了"割圆术"，即将圆周用内接或外切正多边形穷竭的一种求圆面积和圆周长的方法．他利用割圆术科学地求出了圆周率π=3.14的结果．刘徽在割圆术中提出的"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这可视为中国古代极限观念的佳作． 《海岛算经》一书中， 刘徽精心选编了九个测量问题，这些题目的创造性、复杂性和富有代表性，都在当时为西方所瞩目． 刘徽思想敏捷，方法灵活，既提倡推理又主张直观．他是我国最早明确主张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论证数学命题的人． 刘徽的一生是为数学刻苦探求的一生．他虽然地位低下，但人格高尚．他不是沽名钓誉的庸人，而是学而不厌的伟人，他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在中国现代数学洪荒之地，有一位抱定“战士死在沙场幸甚”的开拓者，他就是华罗庚。华罗庚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论、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个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也是我国进入世界著名数学行列最杰出的代表者。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布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王方法”、“华氏算子”、“华氏不等式”等。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两百多篇学术论文，10部专著，其中8部被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纪经典著作之列。他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筛选出了以改进工艺问题的数学方法为内容的“优选法”和处理生产和组织与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他是美国科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当选为外籍院士的中国学者。他还当选为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名字进入美国华盛顿斯密司—宋尼博物馆，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88个数学伟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他喜泪沾裳。为了重建自己的家园。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丢下了优厚的薪俸、汽车和洋房，怀着一腔热诚，携全家，登上一艘轮船于1950年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他在户口簿的文化程度一栏中填上了：“初中毕业”4个字。这对华罗庚来说是个难忘的字眼，而对别人来说又是个费解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让我们来看着他的成才道路吧。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开了一个小杂货店，惨淡经营，艰难谋生。华罗庚15岁那年，毕业于金坛县初中，后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读书。由于家庭贫寒，交不起饭费，只念了1年，就离开学校，失学了。 华罗庚从小聪明好学，念初中时，在数学课上就表现出了特殊的才华。一天王维克老师给全班出了一道数学题，这是一道出自《孙子算经》的题目：“今朝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王老师在读这道题时，读得很慢，声音抑扬顿挫。读完题目后，王老师把目光扫向全班同学，一张张紧张思索的面孔，一道道疑惑不解的目光尽在王老师的视野之内。突然，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这物品是23个。”这是个熟悉的声音，这声音把同学们从思索和疑惑中唤醒过来。大家用惊异的目光看着他。这个最先说出答案的同学就是少年华罗庚。华罗庚在解这道题时是这样想的：从“七七数之剩二”开始，就是说，七数余二，那么七的倍数再加二定是这个数，不防设这个数是7×3＋2=23。再对23进行检验：23被3除，余2；23被5除余3，因此，23符合题目条件。正是由于华罗庚从小勤奋好学，王维克老师加倍看重他的聪明与才华。华罗庚在学校时给王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就在华罗庚18岁那年，王维克老师当上了金坛县中学的校长。王校长爱惜人才，把华罗庚请到学校当会计兼做事务工作。从此，华罗庚更忙起来了。他回忆这段时间的经历时说：“除了学校繁重的事务外，早晚还要帮助母亲料理小店的事务。每天晚上大约8点钟才能回家。清理小店的帐目之后，才能钻研数学，常常到深夜。”这就是说，即使在繁忙的事务之后，华罗庚也不忘学习数学，因此，他的数学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华罗庚19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借了一本杂志，名叫《学艺》，在这本杂志的第7卷10号上刊登了一篇由苏家驹教授撰写的文章《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引起了华罗庚的浓厚兴趣。通过阅读与思考，华罗庚发现文章中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于是他问王校长，“能不能写文章批评苏教授文章中的错误？”华罗庚的提问得到了王校长的肯定回答：“当然可以，就是圣人，也有错误，有什么不能批评的！”王校长是意大利诗人但丁名著《神曲》的译者。他的一席话给华罗庚以很大的鼓励。于是华罗庚写了一篇逻辑严谨、说理充分的文章，经王校长过目与修改后，寄给了上海的《科学》杂志。文章于1930年发表了。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当时不少人的重视。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看到了这篇文章。而且得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仅有初中毕业文凭的金坛县初中的青年人，更感到震惊。他看出了华罗庚的才华，马上写信到金坛中学，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华罗庚接到信后，再三考虑：一方面，他想起在此之前曾因王校长让他在金坛县初中教补习班，由于有人向上告状说王校长任用一个不合格的教员（一个初中毕业生怎么能有资格教初中），王校长不得不辞去校长职位，而且自己也不再教书；另一方面，由于自己家境贫寒，连去北京的路费都有困难，于是回信婉言谢绝了熊教授的邀请。熊教授接到华罗庚的回信后，这位求贤若渴的“伯乐”又写信去催。信中说：如果你不来，我将亲自去金坛拜访你。华罗庚又一次收到熊教授的来信，从中得知其邀请的真切与诚意，觉得自己实在不能辜负熊教授的好意，只好由父亲出面借了路费，应邀到了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华罗庚当上了一名助理员。主要职务是管理数学系的图书、收发公文、代领文具、绘制图表等。这样，他可以利用工作之余读书、听课。由于熊教授的安排与指导，华罗庚学业进步很快，学习也更加刻苦，常常自学到深夜。他只用一年半的时间就修完了大学课程，用4个月的时间自学了英语，并能达到读英语数学文献的水平。另外，他还自修了德文，特别是他听了研究生课程后，数学修养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不断取得了新的成果。他写的3篇论文，先后在国外数学杂志上发表，清华大学的教师对他不得不刮目相看。不久，在清华大学的教授会议上决定让他这位只有初中学历的人任清华大学的教师。可见，华罗庚的成才主要是由于他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华罗庚在给中学生谈学习数学时说过：“不怕困难、刻苦学习，是我学好数学最主要的经验。”他还说：“我不轻视容易的问题，今天练习了容易的，明天碰到较难的也就容易了。我也不怕难的问题，我时刻准备着在必要时把一个问题算到底。我相信，只要辛勤劳动，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华罗庚就是这样刻苦学习，才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自学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的。 1936年熊庆来教授又推荐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38年华罗庚回到日本铁蹄下灾难深重的祖国，由熊庆来教授推荐当上了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当时的他年仅28岁。在西南联大期间，华罗庚的生活是清苦的。他们一家住在昆明郊区的一个小村子中的两间小厢楼里，厢楼下是猪栏、牛圈，卫生环境可想而知。华罗庚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蹭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华罗庚虽然居住在这样的厢楼中，过着艰难的生活，但他还是勤奋努力，不断地耕耘，用3年时间写出了一部数学手稿，名为《堆垒素数论》，华罗庚写完《堆垒素数论》后，自然打算出版成书。于是他又把中文稿译成英文稿，并把中文稿寄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但是，中央研究院不但未能给予出版，还把手稿弄丢了。这对华罗庚是一个莫大的打击，3年的心血，付之东流，怎么不使他心疼呢！后来，华罗庚把手头的一份《堆垒素数论》英文稿寄到当时苏联的维诺格拉托夫院士那里，终于由苏联把英文稿译成俄文稿出版了。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世界数学界的震动。新中国成立后《堆垒素数论》（俄文版）又被译成中文，在自己的祖国出版了。像《堆垒素数论》先在别国出版，后在国内出版，在世界出版史上也属于罕见的现象。 华罗庚一共上过9年学，只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却成了蜚声中外杰出的数学家。华罗庚的一生是勤奋好学的一生，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他的格言“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披露了这一成功的秘诀。他提出的“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的箴言是值得后人永志不忘的。这位开拓中国现代数学研究的巨人，逝世前的遗愿竟是“甚盼尸体能对革命有用，俟墙可作人梯，跨沟可作人桥。” 陈景润(1933.5~1996.3)是中国现代数学家。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由于他对塔里问题的一个结果作了改进，受到华罗庚的重视，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先任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再越级提升为研究员，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陈景润是世界著名解析数论学家之一，他在50年代即对高斯圆内格点问题、球内格点问题、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的以往结果，作出了重要改进。60年代后，他又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1966年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居然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 + 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他证明了“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使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结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征引。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 ·威尔(A�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陈景润于1978年和1982年两次收到国际数学家大会请他作45分钟报告的邀请。这是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他所取得的成绩，他所赢得的殊荣，为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树起了一面不凋的旗帜，辉映三山五岳，召唤着亿万的青少年奋发向前。陈景润共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邓小平：中国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得 这曾是一个举世震惊的奇迹：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居然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被国际数学界誉为“陈氏定理”。 他开拓了数论研究中一个崭新的时代。他那瘦弱的身影，几乎凝聚了全世界所有数学家关注倾慕的目光。自负的日本人，对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称道两位数学奇才：一位是祖冲之，一位便是陈景润。他们由衷地在这两位中华俊杰面前顶礼膜拜。 1975年，正值“文革”动乱之际，邓小平同志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力排众议，以挽狂澜于既倒的扭转乾坤之势，重整山河。在“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日子里，这位伟人犀利深邃的目光，同样没有忘记给处于逆境之中的陈景润投去深情的一瞥。面对着恶毒攻击陈景润等科学家“走白专道路”的一派胡言，邓小平拍案而起，斥责：“什么白专道路，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强！”当他了解到陈景润顽强拼搏的传奇式经历和出类拔萃的业绩后，无限感慨地说：像陈景润这样的“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 陈景润，由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数学家，堪称时代的楷模，世纪的丰碑。这位数学巨星，尽管已经去世一年多了，然而，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威尔(A�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陈景润于1978年和1982年两次收到国际数学家大会请他作45分钟报告的邀请。这是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他所取得的成绩，他所赢得的殊荣，为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树起了一面不凋的旗帜，辉映三山五岳，召唤着亿万的青少年奋发向前。 一个人便是一个世界，一个人便是一页历史。陈景润是旷世奇才，然而，沿着他的足迹，我们却可以清晰地倾听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声，可以鲜活地领略到岁月风雨的凉热，可以敏感地品味到人生奋斗的艰难和壮美。倘若说，人生是一部教科书，那么，陈景润的一生，便是足以让世世代代皆可细细揣摩、咀嚼、吮吸以至于奉为典范的一部长卷，一部宏篇巨著。 苏步青 贫寒出身的老数学家 复旦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苏步青（1902．9．23—）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数学家。他除了当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之外，也是中国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腾蛟区带溪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父母生了13个子女，他是次子。童年就要帮助家人割草、喂猪、放牛。由于家庭贫穷，六岁未能上学。他每天放牛路过私塾，就偷偷跑到窗口去偷看偷听老师教书。后来父亲看到他这么爱念书，在他9岁时全家吃杂粮，省下大米，借了几块钱，挑了一担米，带他到离家100里的平阳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当插班生。 他认识了一些字后，就自己找书看，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甚至谈狐说鬼小孩子不容易懂的《聊斋志异》也被他翻阅了一二十遍。 振作读书发奋图强 平阳县的语言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苏步青的乡下人们是讲闽南话，两三百年前，闽南漳州泉州南安有一批人为了避倭乱移民到那一带，因此在浙南闽北交界地区有一些人是讲温软闽南话，而在县城里的人是讲音量大而发音怪的温州话，这两种语言的差距就像意大利语和俄罗斯语。开始苏步青从穷山沟里来到县城，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事事感到新奇，整天玩耍无心读书，再加上语言隔阂，结果期末考试，是全班32人中最后一名。 第二年，离他家乡10多里的水头镇，办起了一所中心小学，他的父亲把他转到那儿上课，老师讲书是用闽南话，苏步青上课是听得懂。可是由于家穷被老师看不起，有一次在作文时，苏步青认真的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文章，老师却说他抄袭，后来问明老师仍不公正的批个“差”的分数，这损害了小苏步青的自尊心，以后他不听课，并尽情玩耍，当然这学年他又是考最后一名。 第三年来了一个新的叫陈玉峰的老师，发现了他的问题，就劝告他应该人穷志不穷，努力读书好好向上，不然浪费了农民爸爸的血汗钱，辜负了父母对他读书识字的期望，以后目不识丁怎能改变贫苦的命运？ 苏步青看到陈老师对他有爱心及勉励，决定收敛贪玩的心，决定振作发奋图强，不要让陈老师失望。除了读课本之外，他也读了一些古典小说，并且开始读《东周列国志》，有些字不懂，他步行几十里山路，向人借《康熙字典》。放假，他就回家放牛，在牛背上他就背诵《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他的记忆力特好，过了不久，他就能把杜甫、李白的诗背诵如流。这学年结束，他考得第一。以后求学，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13岁那年春天，小学毕业，距离暑假考中学有半年的时间，就把《左传》从头到尾熟读。1914年，他以优秀成绩，考进了温州的浙江省第十中学。最初他立志读完《资治通鉴》，将来当一名历史学家。可是在初中二时学校新聘了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杨老师，他觉得积弱的中国靠古老的历史和文学是救不了的，只能以科学才能救中国，因此这想法影响苏步青。 “苏步青，我觉得你的历史和文学都学得挺好，可是我觉得你在学数学方面会有发展前途，今后应该多钻研数学，少看历史和诗词的书。”杨老师借给他看科学杂志，鼓励他学科学。 于是苏步青的读书兴趣逐渐由文学转到理科，特别是对数学很有兴趣。他为了证明著名的欧几里得几何的一个定理：“任意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废寝忘食的找到二十个不同方法的证明，后来写成了一篇论文，送到浙江省的一个学生作业展览会上展览。 中学的校长洪彦远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最早去日本学习数学的二人之一。他兼教平面几何，听到杨老师讲他班上15岁的苏步青勤奋好学的事，对他关注起来，常在同学自修时过来看苏步青的作业本，每看一道题，就露出一丝笑容，有时频频点头。洪校长对几何教得极好，非常欣赏苏步青的解法。有一天，洪校长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了他一些学习及家庭情况之后，便觉得这孺子可教，而且可能是未来的国家栋梁，便对他说：“我要调离学校，到教育部去工作。你毕业后可以到日本去学习，我一定帮助你。” 少年负笈赴东瀛 对于洪校长的鼓励及器重，苏步青很是感激，这使他更勤奋的读书及钻研数学。当年中国教育是实施中学四年制，苏步青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17岁时中学毕业了，他想起了洪校长的嘱咐，便写信给在教育部工作的洪彦远，表示想出国留学，可是却没有钱，想请他资助。过了不久，洪彦远就汇了200银元给他，并且勉励他为国争光。苏步青捧着白花花的巨款，激动地滚下热泪，洪校长的钱是“及时雨”，这是改变他一生的转折点。 1919年7月的一个秋天，苏步青乘日本海轮，从上海驶往日本。洪校长寄了临别赠言几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为中华富强而奋发读书。”后来他回忆往事写了《外滩夜归》的诗句：“渡头轻雨洒平沙，十里梧桐绿万家。犹记当时停泊处，少年负笈梦荣华。” 他说1919年时中国是列强所任意宰割、任意瓜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英、美、法、日、意、德大小列强等国皆在中国有租借地，在上海的外滩公园就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在黄浦江上停泊的是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军舰。而他到日本去每次都从黄浦江进出，每逢冬天都看见南京路上有冻死的人，他坐在日本的海轮上想：“我们自己还不会造船，有一天我们自己能造轮船就好了！” 到日本后，他先去东京的东亚日语补习学校学习了一个月，后由熟人介绍住进一个日本家庭。他向房东大娘学日本文时，不仅早上和她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练习日语会话，并且晚上听她读报、讲故事，自己预习功课，准备投考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很快的他便掌握了初级的日本语言的能力了。 在异国为中国人争气 1920年2月，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举行招生考试，考生应该在3小时内做完24道题。而苏步青只用1小时就全部解决了。接着是口试，看看学生口头解答问题的能力，他都能应付自如。结果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当时许多中国人要进入校应花一年半到二年半去学日文和补习一些入学考试的科目，而苏步青却创下以3个月时间的准备就进入的新纪录。由于成绩优异，他拿到三次奖学金。 他在名牌大学毕业之后又决定报考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该系招收9名学生，报考的却有90名之多，考试结果，中国留学生只有他一个人被录取，他的“微积分”和“解析几何”都得了一百分，是考生中的第一名。 他初进东北大学，有一次老师让他们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做题目。老师留下题目就走了，他最初自以为了不起，一个人坐在没人敢坐的第一排。两个钟头，老师回来，首先看他的作业，一边看—边摇头：“什么东西？这根本不是数学。”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以前在工科大学学的数学是不严格的，不符合现代数学的精神。 他除了上课外，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里。读到三年级时，由于国内发生江浙战争，公费中断，生活无着。数学系系主任林鹤一每月从他的薪水取出40元给苏步青，并开玩笑说：“等你发了财还我。”后来又让他管理图书兼校对《东北数学杂志》。苏步青还卖报及送牛奶。 1931年获日本理学博士 林鹤一还介绍他到一位医科教授的家为其儿子补习数学。最后他还让出自己教的一门课让苏步青教，这在当时一些歧视中国人的教授中是一件荒谬的举动，在教授会审议时遇到反对，可是由于林鹤一的坚持，终于获得通过。当时日本报章曾登载此事并慨叹：“非帝国之臣民，却当了帝国大学的讲师。” 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在日本科学院院士然原松三郎辅导下，用英文写出第一篇代数的论文。论文发表在《日本学士院纪事》上，为中国人争光。 接着他进入大学的研究院深造，他的导师是曾留学德国的 田忠彦教授（Tadahiko Kubota）。这位教授是日本著名的微分几何学家，在他指导之下的4年，他连续发表了30多篇论文。结果在1931年得日本理学博士学位。 他的老师是怎样训练他呢？老师对他要求严格，每周要他汇报学习情况，存在什么问题，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想法。这就使他能独立思考，及学会解决问题。 有一次他遇到一个难题，他解不出来，就去问 田老师。老师不直接给他答案，要他去看一本巨著沙尔门·菲德拉的《解析几何》，这书有三巨册共2000页。开始时苏步青觉得老师不肯给自己教导，心中有些不愉快，可是不得不去啃这书，两年后，他读完这本书，问题解决了，而他的基础踏实?/ca>

八岁的高斯发现了数学定理德国著名大科学家高斯(1777～1855)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高斯在还不会讲话就自己学计算，在三岁时有一天晚上他看着父亲在算工钱时，还纠正父亲计算的错误。长大后他成为当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他在物理的电磁学方面有一些贡献，现在电磁学的一个单位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数学家们则称呼他为“数学王子”。他八岁时进入乡村小学读书。教数学的老师是一个从城里来的人，觉得在一个穷乡僻壤教几个小猢狲读书，真是大材小用。而他又有些偏见：穷人的孩子天生都是笨蛋，教这些蠢笨的孩子念书不必认真，如果有机会还应该处罚他们，使自己在这枯燥的生活里添一些乐趣。这一天正是数学教师情绪低落的一天。同学们看到老师那抑郁的脸孔，心里畏缩起来，知道老师又会在今天捉这些学生处罚了。“你们今天替我算从1加2加3一直到100的和。谁算不出来就罚他不能回家吃午饭。”老师讲了这句话后就一言不发的拿起一本小说坐在椅子上看去了。教室里的小朋友们拿起石板开始计算：“1加2等于3，3加3等于6，6加4等于10……”一些小朋友加到一个数后就擦掉石板上的结果，再加下去，数越来越大，很不好算。有些孩子的小脸孔涨红了，有些手心、额上渗出了汗来。还不到半个小时，小高斯拿起了他的石板走上前去。“老师，答案是不是这样？”老师头也不抬，挥着那肥厚的手，说：“去，回去再算！错了。”他想不可能这么快就会有答案了。可是高斯却站着不动，把石板伸向老师面前：“老师！我想这个答案是对的。”数学老师本来想怒吼起来，可是一看石板上整整齐齐写了这样的数：5050，他惊奇起来，因为他自己曾经算过，得到的数也是5050，这个8岁的小鬼怎么这样快就得到了这个数值呢？高斯解释他发现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古时希腊人和中国人用来计算级数1+2+3+…+n的方法。高斯的发现使老师觉得羞愧，觉得自己以前目空一切和轻视穷人家的孩子的观点是不对的。他以后也认真教起书来，并且还常从城里买些数学书自己进修并借给高斯看。在他的鼓励下，高斯以后便在数学上作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了。 小欧拉智改羊圈欧拉是数学史上著名的数学家，他在数论、几何学、天文数学、微积分等好几个数学的分支领域中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不过，这个大数学家在孩提时代却一点也不讨老师的喜欢，他是一个被学校除了名的小学生。事情是因为星星而引起的。 当时，小欧拉在一个教会学校里读书。有一次，他向老师提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老师是个神学的信徒，他不知道天上究竟有多少颗星，圣经上也没有回答过。其实，天上的星星数不清，是无限的。我们的肉眼可见的星星也有几千颗。这个老师不懂装懂，回答欧拉说："天有有多少颗星星，这无关紧要，只要知道天上的星星是上帝镶嵌上去的就够了。"欧拉感到很奇怪："天那么大，那么高，地上没有扶梯，上帝是怎么把星星一颗一颗镶嵌到一在幕上的呢？上帝亲自把它们一颗一颗地放在天幕，他为什么忘记了星星的数目呢？上帝会不会太粗心了呢？他向老师提出了心中的疑问，老师又一次被问住了，涨红了脸，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老师的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怒气，这不仅是因为一个才上学的孩子向老师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使老师下不了台，更主要的是，老师把上帝看得高于一切。小欧拉居然责怪上帝为什么没有记住星星的数目，言外之意是对万能的上帝提出了怀疑。在老师的心目中，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在欧拉的年代，对上帝是绝对不能怀疑的，人们只能做思想的奴隶，绝对不允许自由思考。小欧拉没有与教会、与上帝"保持一致"，老师就让他离开学校回家。但是，在小欧拉心中，上帝神圣的光环消失了。他想，上帝是个窝囊废，他怎么连天上的星星也记不住？他又想，上帝是个独裁者，连提出问题都成了罪。他又想，上帝也许是个别人编造出来的家伙，根本就不存在。回家后无事，他就帮助爸爸放羊，成了一个牧童。他一面放羊，一面读书。他读的书中，有不少数学书。爸爸的羊群渐渐增多了，达到了100只。原来的羊圈有点小了，爸爸决定建造一个新的羊圈。他用尺量出了一块长方形的土地，长40米，宽15米，他一算，面积正好是600平方米，平均每一头羊占地6平方米。正打算动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材料只够围100米的篱笆，不够用。若要围成长40米，宽15米的羊圈，其周长将是110米（15+15+40+40=110）父亲感到很为难，若要按原计划建造，就要再添10米长的材料；要是缩小面积，每头羊的面积就会小于6平方米。小欧拉却向父亲说，不用缩小羊圈，也不用担心每头羊的领地会小于原来的计划。他有办法。父亲不相信小欧拉会有办法，听了没有理他。小欧拉急了，大声说，只有稍稍移动一下羊圈的桩子就行了。父亲听了直摇头，心想："世界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但是，小欧拉却坚持说，他一定能两全齐美。父亲终于同意让儿子试试看。小欧拉见父亲同意了，站起身来，跑到准备动工的羊圈旁。他以一个木桩为中心，将原来的40米边长截短，缩短到25米。父亲着急了，说："那怎么成呢？那怎么成呢？这个羊圈太小了，太小了。"小欧拉也不回答，跑到另一条边上，将原来15米的边长延长，又增加了10米，变成了25米。经这样一改，原来计划中的羊圈变成了一个25米边长的正方形。然后，小欧拉很自信地对爸爸说："现在，篱笆也够了，面积也够了。"父亲照着小欧拉设计的羊圈扎上了篱笆，100米长的篱笆真的够了，不多不少，全部用光。面积也足够了，而且还稍稍大了一些。父亲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孩子比自己聪明，真会动脑筋，将来一定大有出息。父亲感到，让这么聪明的孩子放羊实在是及可惜了。后来，他想办法让小欧拉认识了一个大数学家伯努利。通过这位数学家的推荐，1720年，小欧拉成了巴塞尔大学的大学生。这一年，小欧拉13岁，是这所大学最年轻的大学生。

近代史论文发表小说

《火热的年代》作者：富春山居小说连载于有毒小说网，讲的是主角穿越到一战前的俄国，开始搞事的故事。优点是作者文笔优良，敢推演历史发展，不戏说，而且主角所有行为能自圆其说，不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不会让读者产生很强的违和感。说实话，不得不佩服作者的脑洞，遇到问题的一些操作你想不出来，作者总能想出来并给你惊喜，绝对是一本难得的近代文。见证十月革命的奇迹和人民的成功。

1. 小说可以反映近代史的变迁，以及近代史上的人物、事件、思想等，可以写近代史的背景，叙述近代史上的人物、事件、思想等。2. 小说可以从近代史上的社会变迁、政治现象、经济变迁、文化变迁等方面，去描述近代史上的人物、事件、思想等。3. 小说可以从近代史上的政治革命、社会变革、文化变革、经济变革等方面，去描述近代史上的人物、事件、思想等。4. 小说可以从近代史上的社会斗争、政治斗争、文化斗争等方面，去描述近代史上的人物、事件、思想等。5. 小说可以从近代史上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斗争、民族解放思想等方面，去描述近代史上的人物、事件、思想等。

检点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小说的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无疑是文学史图像中最抢眼的景观。而八十年代以来，力求打通近、现、当代的时段划分，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的新思路的建立，则使“回到晚清”成为具有合理性的历史叙述方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热心穿越“五四”的边界，到受冷落多年的晚清寻找新文学的源头，并确实收获甚丰。研究者已经发现并论证，小说观念的改变、创作的繁荣，均始自晚清。这当然主要是以文学创作的主体文人社群为考察对象得出的结论。在这一场文学变革中，“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说法的流行起了重要的作用。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忽而身价百倍，竟然在文学殿堂中高踞第一把交椅。小说写作也成了名利双收的事业，赢得众多知识者的青睐。 晚清小说的兴盛肇端于梁启超的倡导，是当事人提供的一个重要证词。而其描状小说创作与翻译的繁盛景况，虽穷形尽态，却无夸张失实。不过，那毕竟只是同时代人的感性记述，尚不足以作为精确研究的依据。小说林社的主将徐念慈倒是有心人，曾经调查一九○七年的小说出版情况，制成一表，统计所得，为一百二十二本。但此乃徐氏“以一人耳目所及”(《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不免漏略；且仅止一年，无法涵盖全体，晚清小说的总数仍不可知。最早致力于晚清小说研究的阿英，资料收集既富，并尝编纂《晚清戏曲小说目》，所言应最具权威。他对晚清小说的保守估计是，“到现在我们还能知道的印成单行本的小说，至少在两千种以上”。他很看重这个基数，认为：“这是我们研究晚清小说应有的一个基本概念。”(《略谈晚清小说》)这已经较其一九三七年刊行的《晚清小说史》估量的数字，“至少在一千五百种以上”高了许多。不消说，数目的增长标示着研究的深入。 作为文学史家，阿英自是言必有据。可惜，一九六三年，当他重新估计晚清小说单行本数量以后，未能有机会再次修订初版于一九五四年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假如根据一九五七年增订本计算，其中的《晚清小说目》所收录的创作与翻译作品，共有一千一百零七种，离两千种之数尚相距遥远。这不禁让我们慨叹，用心之专、用功之勤如阿英者，以一人之力，欲厘清晚清小说总量，亦有所不及，则此项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当然，由于“文革”这样的突发事件，打断了研究的进程，使阿英终于无法将原目增补完备，也令人备感遗憾。 正当国内研究中断之际，远在日本的樽本照雄先生却选定晚清小说研究作为毕生事业。不仅个人专心致志，而且有鉴于研究对象的庞杂、研究者的分散，立意创办专门的学术刊物，以集结力量，集中展示学界的最新成果。一九七七年十月，取名为《清末小说研究》(第八号起改名《清末小说》)的年刊创刊号出版。在《编者手记》中，樽本先生明确地界定了刊物的性质：“本刊发行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为我们这些清末小说的研究者提供发表文章的园地；其二，是包括了基本资料的整理。”起初，杂志的作者尚限于日本一隅；而从第三号开始，中国学者亦加入其中，并且，撰稿人的范围不断扩大，以致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稿件传来，使这本刊物真正具有了国际性。至今，《清末小说》已出满二十期。此外，与之相配套，《清末小说特别通讯》(《清末小说きまぐれ通信》，不定期)与《清末小说通讯》(《清末小说ガグ》，季刊)也先后面世。前者始行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共出五十期；后者接踵而至，改为定时出版，篇幅扩充，自一九八六年八月发刊，今年一月印行的已是第四十八期。与《清末小说》之刊载长篇论文、考证、辑佚及资料编目相区别，通讯类简报多半以短论、会议报导、资料发现及考证、书评、近期研究目录(包括大陆、港、台与日本、韩国)为主。这些刊物虽然均署作“清末小说研究会”的出版物，而实为樽本照雄先生一人包办，从约稿、编辑、排版一直到邮寄，无不如此。二十年来，一以贯之，尤为难能可贵。台湾学者魏仲佑评论樽本，称“其对清末小说之研究用心之苦，付出力量之多，研究之勤劳当今世上不做第二人想”(《清末小说的研究在日本》)，确为中肯之言。凡自认为有研究能力的学者，总愿意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个人的著述，而尽量减少分身之务。樽本照雄先生却不然，在频频发表论文，并结集出版了《清末小说闲谈》(一九八三年)与《清末小说论集》(一九九二年)的同时，不但肯以一己之财力支撑两种刊物，而且乐意在“为他人作嫁衣裳”一类的事务上大力投入，亦属难得。编杂志一节已见其精神，编资料在他也是当仁不让。 不言而喻，基本资料的掌握为任何研究的基础。在进入某一专题时，研究者总是希望有相关的工具书可以查阅，以发现线索，因为无论如何博览，一人所见终归有限。因而，工具书的相对齐备，也可视为衡量学科发展水平的一项指标。不过，编纂提供基本资料的工具书，费时费力，也不易讨好，遗漏、错讹在所难免。何况，资料公开，方便了众人，个人便不再享有独得之秘的专利，或竟有益于人而不利于己，身在其中的研究者未必无所顾虑。辛辛苦苦得到的材料、考证的结果，别人随意引用，却连注释也不加一个，这在学界并非罕见。有此种种考虑，资料类工具书于是成为千呼万唤而少有作者的学术工程，我们毕竟还生活在需要计算投入与产出比值的经济社会里。晚清小说目录的长期无人续修，也可于此中得到解释。 因而，当我看到樽本照雄先生独力编成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一巨册时，既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汗颜，又为学界从此拥有了一本可资参考的工具书而庆幸。樽本作此书，可谓数十年磨一剑。初版刊行于一九八八年三月，经十年之积累，一九九七年十月，又出版了修订本《(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在该编新序中，樽本照雄先生明确地将一九○二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作为划时代的界标，因此，前后两本目录均以一九○二—一九一八年间发表的小说为主。把清末与民初小说视作一个整体，符合历史的实际，也反映了目前学界的体认。自从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一号刊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倡“小说界革命”，众多文人学者跻身小说家之列，翻译、创作如火如荼，一如吴趼人所描述。而民初小说的日益商业化，看似与清末的政治化殊途，实则仍有内在联系。梁氏为论证小说有益于社会革新而提出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在提升小说等级、用作启蒙工具的同时，也使小说的著译与出版成为有利可图的行当。辛亥革命后，帝制推翻，民国建立，小说作者原有的政治激情消解，写作与翻译的娱乐性普遍加强，出版的商业色彩于是更加凸显。以致一九一五年，梁启超总结十余年来的创作历程时，竟厉斥“小说界革命”的产物“新小说”为害社会：“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此“新小说”并未达致梁氏当年的期望而走向堕落，虽令其痛心，而将“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这游戏文的“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指认为“新小说”之流亚(《告小说家》)，却并不含糊。据此，清末与民初小说原是一脉相承，在当事人已认作自然的事实，尽管评价可以有高低。而将民初纳入视野，则使《(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在小说类工具书中独树一帜，比之此前问世的《晚清小说目》(阿英)、《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之截止于一九一一年的时限，又加拓展，有补阙之功。 若就编辑体例而言，樽本照雄之小说目录与阿英的最大不同处，在于兼收杂志上发表的短篇。为适应社会的多样需求，近代报刊除连载情节曲折的长篇说部“放长线，钓大鱼”，以招徕读者、扩大销量外，也推出一次刊毕的短篇小说，慰藉急于知晓“后事如何”、不耐烦总是等待“下回分解”的看客。见于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申报》(该报创刊于同年四月三十日)上的《一睡七十年》，即属早期此类作品中的一例。短篇小说于是脱颖而出，在清末民初的报章中地位日形重要。阿英的《晚清小说目》虽也收录短篇小说集，毕竟数量微少，如初版《晚清小说目》收创作四百六十二部，其中注明为短篇集的不足十种，自不能反映其时小说写作的全貌。作为书籍流通的小说与报刊登载的作品原有不同的读者期待。近代短篇小说情节简单，多半经不起反复阅读，不能满足一卷在手、过瘾解闷的大众需要，短篇之不见好于小说书局，确有其特殊的理由。但如果据此得出短篇小说在近代创作萧条的结论，则是明显地以偏概全。有鉴于此，《(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主要借助上海图书馆编纂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大量录入初次发表于杂志的短篇小说，便使此编资料更为齐备，利用价值更高。而编目数量之所以达到一万六千零一十四件之巨，也与此一编辑方法大有关系。在卷首《本书的使用方法》一文中，樽本照雄先生开列出的参考文献计达一百五十五种。在如此丰厚的基础上成书，因采集众长而一枝独秀，其优胜地位自是十分明显。而依靠广取博观，及时吸纳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则是《(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得以处于学科前沿的保证。研究近代、尤其是晚清小说，最常发生的困惑，便是作者真实身份的确认。大部分作品在发表时，所署均为笔名，尤以创作为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是沿袭旧习，仿古代文人“游戏笔墨”之意，以作小说为“小道”，不肯现出真身；或是抱深忧，怀大志，嘲讽世相，痛言改革，以致鼓吹革命，“笔无藏锋”，恐怕招来麻烦，落入牢狱，不得不隐去真名。更有一种特殊的情况，男性作者在涉及妇女题材的写作时，为酿造感同身受的亲切氛围，也乐于托名女士，令人不辨雄雌。而这些泛滥成灾的化名，无异为今日的研读设置了重重障碍。因无法判定作者姓甚名谁，是男是女，缺乏最基本的相关资料，研究工作往往会陷入迷途。特别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盛行的时代，考证作者更成为立论的基础。因而，辨明作者作为晚清小说考证的要项，一向受到研究界重视。不过，由于线索散漫，资料湮没，考求需要耐心与敏感，有所发现实属不易。郭长海可谓此道中具备硬功夫的少数学者之一。他从报刊文献人手，仔细爬梳，屡有收获。如自《新闻报》、《申报》的广告与诗作中考察出，第一部长篇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的译者“蠡勺居士”本名蒋子让，重译者“藜床卧读生”为管斯骏；晚清重要的“社会小说”《黄绣球》的作者“颐琐”真名为汤宝荣，评点者“二我”乃陈其渊。又如，供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泰来先生，以考证“林译小说”原本而见重于国内近代文学研究界。其所撰《林纾翻译作品原著补考》发表在《清末小说》第十六号，新勾稽出《天囚忏悔录》、《柔乡述险》、《怪董》、《俄宫秘史》、《九原可作》等六部林译原本。这些九十年代的考证成果，也很快纳入新编的小说目录中。 而我以为，《(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最可取处，在于其大量著录了翻译小说的日文原本情况。借途日本，学习西方，是近代中国寻求现代化的特殊之路。加之，中日两国有所谓“同文之便”，也加固了日本作为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小说翻译也不例外，晚清有中译本的日文小说数量空前绝后，译者争相角逐。即便是西方小说，此时也往往经由日本，转译为中文。已有的工具书，于注明译本源流上多有欠缺。在中国学界，为力所不及，情有可原。而唯一一本由香港与日本学者合作编纂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廉主编、小川博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年)，虽对此缺失有所弥补，但因两地资料有限，所录晚清著作，不少均未能标明具体出版年代，更大的遗憾，则是日文原作多半查无出处。应该说，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如在发刊之初的《清末小说研究》连载《清末侦探小说史稿》的中村忠行先生，即于此用力甚勤。身处当年文学传送站的日本，樽本照雄先生也自觉对澄清此段历史因缘责无旁贷。在占有地利优势之外，他更以自身坚实的研究功底，使这一工作日趋完善。由于汇聚了日本学者抉发考稽的大批日方原著版本，该编因而在资料翔实方面远远突过前人，领先学界。 不妨略举数例，以作说明。初刊于一九○二年《新小说》杂志的《二勇少年》，阿英《晚清小说目》列入“创作之部”；《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已知其误，改正为“(日)樱井彦一郎(译)；南野浣白子(重译述)”，所注刊本为上海广智书局一九○五年版；《(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则将杂志与单行本一并录入，又开列出日文译作的版本：樱井鸥村译《世界冒险谭》第三编所收同名小说。再如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的《(社会小说)巴黎繁华记》，《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失收，《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北京图书馆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置于“国别不明的文学作品”之列，樽本所编目录则详注出：原作为法国Fortune Du Boisgobey所著“Porte Close”，英译本名“The ClosedDoor”，日本黑岩泪香译作《玉手箱》，三友社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出版发行。而有关吴趼人(我佛山人)译述之《电术奇谈》的考证，尤能显示樽本先生的功力。此作首刊于《新小说》，署名一项所记颇繁复：日本菊池幽芳氏元著，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吴氏自承：“此书原译，仅得六回，且是文言。兹剖为二十四回，改用俗话，冀免翻译痕迹。”(《<电术奇谈>附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据此断言：吴书“已非翻译性质”。樽本照雄先生经过仔细查考，发现了菊池幽芳的原作。这部发表于一八九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大阪每日新闻》的报章连载小说，总共七十五回，原名《卖报人》(《新闻壳子》)；一九○○年，大阪堂又分前、后两编，刊行了该作单行本，而依照时间推算，方庆周应是据此本译出。经过认真比较，樽本判定，吴趼人之作虽有添改，但仍大体忠实于原著(见氏著《吴研人<电术奇谈>の方法》，《清末小说》第八号)。有此底蕴，目录中的相关注记自是确凿可信。具备如许优点，《(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之为研治中国近代文学者必须参考的工具书，已不待言。而既为研究者的必读书，便当以精益求精的标准衡量之，于是尚觉此编有若干可商榷处，一并提出讨论。 关于著录体例，该编尽量收集了截止到一九九七年五月出版的各种清末民初小说版本，意在提供详备的资料；但由于除再版外，重排及影印本亦单独标目列出，便有眉目混淆之嫌，不利于准确把握此期小说生产的实况。如前些年使用一九八八年版《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时，虽知其收录近万件，却苦于统计确数之不易，曾发函求教于樽本先生本人，日后得其惠赐之《清末民初小说的种类》一文，已计算出一八四○—一九一八年的小说品种实收七千七百九十二，差额的数目，即大抵因重版而出。以新版为例，吴趼人的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屡经翻印，故著列有三十九条之多；苏曼殊行迹浪漫，多才多艺，二十年代以降，其书几度热销，《断鸿零雁记》因占四十一目。二种固为特例，却可见分列之病。窃以为，目录的编排可以采取同项合并的办法，而依发表顺序排列报刊及各单行本的版次，系于该书目之下。如此，则能令人一目了然(顺便提及，各种《苏曼殊全集》也可不必再单独列目)。自然，因书商的贪图赢利或作者的流亡身份、内容的涉及时忌，同书异名者亦时有发生，判定归属诚非易事。此则有待众多研究者的努力，而不能专责于樽本先生。 与体例相关的，还有对“小说”的定义。晚清的“小说”概念包含甚广，戏曲、弹词亦在其内，内涵大体与叙事类文学相等。梁启超等人作《小说丛话》，即起因于梁氏撰写的十余条读《桃花扇》笔记；李伯元编《庚子国变弹词》，也自称所用为“小说体裁”。(《庚子国变弹词·例言》)二者在分类日趋精细的今日，已剔除于小说之外。而《(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既著录了《庚子国变弹词》，也列载出赢宗季女的《六月霜》与觉佛的《女英雄传奇》(均见于阿英所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等，却又并未将其时行世的弹词与戏曲尽数收入，不免显得体例不一。 此外，也有个别非叙事类作品掺杂其中。如梁启超节录的《松阴文钞》，乃日本幕末时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汉文选；金一所著《女界钟》(目录中未注出作者及版本)，为晚清阐发女权理论的代表作；人尹郎编辑的《徐锡麟》，系汇集当年报纸刊载的徐锡麟一案有关报导、供词等而成。之所以误收小说目录中，推想缘由，或因沿袭前人之说，《徐锡麟》与《六月霜》二书，《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便已录入；或因其人也作过小说，李伯元、梁启超、金一即属此列，故牵连而及。又有传记杂人的情况，像武林印刷所印行、未题撰人的《女豪杰》，实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传记”栏发表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的翻印本，似应除外。此目亦因《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收录在先而致误。 另有《女子救国美谈》一种也值得一说。此书在编目中分置两项，《女子救国美谈》项下注为“热诚爱国人编”，《贞德传》项下作者写明为“冯自由”，又有一参照目列出《女子救国美谈》一名《贞德传》，而前者标作翻译作品，后者则为创作，显然视为不相干的两本书。实则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所言，《贞德传》作者即冯氏本人，初刊于庚子即一九○○年。该书“又名《女子救国美谈》，系章回本小说，由《开智录》逐期登出。只刊全书四分之一，而《开智录》停刊，在上海有单行本”。因而，编目应将其合为一种，仍当归人创作类。 而以近代出版物数量之巨，凭个人之力，实难遍览无遗。间有差错，本可谅解；偶然漏失，也属正常。即如成都昌福公司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松岗小史》，便未见录载。此书为一长达三百七十页、四十回的创作小说，安素《读<松岗小史>所感》对其赞誉备至，许以“是最妙之政治小说”，“最妙之立志小说”，“最妙之家庭小说”，“最妙之军事小说”，“最妙之教育小说”，“最妙讽劝社会之小说”，“最妙之言情小说”，“最妙之实业小说”，“最妙之历史小说”。作者自署“觉奴”，据吴虞所撰序文，可知其本名刘长述。八十年代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一见。 目录书欲求完善，原赖众力，故亦奉献一得之见，以答谢樽本照雄先生求全责备之诚。 一九九八年二月六日于京北西三旗 (《(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樽本照雄编，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一九九七年十月版)

心理学史论文发表小说

心理学是一门具有趣味性和实用性的学科,现在社会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学好心理学非常有必要.那么如何写心理学论文呢?学术堂给大家讲讲写心理学论文的步骤:1.选好主题.选择自己熟悉的、感兴趣的、擅长的主题,优势在于自己本身就有丰富的理论或实操经验,下笔可以达到厚积薄发的效果.比如笔者自己写过的团体辅导论文、小说人格论文,都是在看了很多书、做了很多实践的基础上才写出来的.后来和师妹合写一篇虚拟社会心理学的论文,资料看了很久,文献也找了很多,可下笔就是很晦涩,感觉挤不出东西来.因为我笔者对这个主题很陌生,写起来很勉强.所以,写论文的时候不要勉强自己,由心而发的才是好作品.2.列好框架.有些学校的心理系没有开设专门的论文写作技巧课,在这里补充一下论文的分类和格式.目前论文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综述论文.框架大致分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通过对已发表材料的组织、综合和评价,以及对当前研究进展的考察来澄清问题.有点像教科书的理论介绍.写综述论文的前提是个人需要对某一主题有大量的文献和书籍上的积累和深厚的文字功底.且论文末尾的参考文献至少在50篇以上,且最好中英结合.第二,实证论文.通过对量表、问卷等数据的分析得出某一结论,并针对这一主题调查作出总结.具体格式分为:前言(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叙述研究该问题的目的);方法(对研究所采用方法的描述);结果(报告研究中所发现的结果);讨论(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和讨论).写实证类论文的好处就是,稍微有点数据就能捣鼓出一长篇大论.尤其是在讨论环节,针对每组数据的结果,完全可以详详细细地展开,并扩展到以后的研究方向、应用领域等等.写实证论文的前提是熟悉心理数据的软件操作,譬如Excel、SPSS、SAS等.尤其SPSS16.0版是全英的,虽然也有17.0的中文版,但极易乱码,不推荐使用.像笔者数学和SPSS都很不好,就比较少写实证论文.不过现在有了问卷星这类网站,搜集数据、图表成型什么的也比较方便.时代在进步.第三,思辨论文.通过对前人观点、结论的推敲,得出理论解析的新方向,甚至能够提出属于自己的新的理论.笔者的导师曾说过,综述不太适合你们这些人写毕业论文,因为如果仅仅对前人的理论进行罗列总结,很难拿到分数;而思辨更不是你们随便写得起的,几百年才出一个理论,哪那么容易就有新东西呢.所以这一领域基本没人碰.如果对自己有信心且兴趣非常大,一定要选这个方向的话,建议找一位功底深厚、非常负责的老师作为指导,这样即便答辩时拿不到高分,也不至于一个不小心就落得不及格.关系到毕业证书的问题,还是谨慎些比较好.第四,其他类.比如心理咨询个案研究、方法学论文等.个案必须是自己做的,不能抄袭别人,或者自己以来访者的身份接受咨询再以咨询师的身份撰写报告.方法学论文笔者接触得也非常少,大致是介绍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改进已有的研究方法.此类论文非常晦涩且容易走偏,也不推荐读者选择.3.内容填充.提纲列好了,阅读量也攒好了,厚积薄发的内容填充就变得非常简单.文章开头提到的小说人格论文我用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写完,因为原着和相关资料都读了很多遍.俗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气呵成写完的感觉很美妙.接下来是一些答疑:一、自己想写的东西别人都写过了,再写还有什么意思呢?二、这段话我觉得自己怎么写读起来也没有文献那段那么顺口,能不能直接抄过来然后在参考文献上补他的名字呢?在这里为大家解答一下.答一:如果你能写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那你就太厉害了,这样的几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别人写过,不代表你不能写,只要写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观点,还是有创新的可能的.答二:如果引用的是一句话或一个观点,可以像问题说的那么做;如果引用的是一大段话,那就不能抄了,当你引用的字数超过规定标准(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要看你们学校用什么论文鉴定软件)那就是抄袭,是违法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但原作者真的写得很好,你真的很仰慕怎么办呢?在此推荐一个小窍门,是一个师姐教我的:把那段话翻来覆去地读,读完合上书闭上眼,用自己的话描述出来,直到你描述的时候语句变得比较正式,那段文字就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了.像论文的逻辑也是这样子出来的,不要太过口语化的表达,也不要出现很多语气词、乱七八糟的标点符号.用一二三四、1.1、1.2、1.3、1.4这样严谨的叙述,让人一目了然,自己也思路清晰,答辩时不会吃亏.4.修改.就这样,一篇论文初稿就诞生了.自己先修改,也可以跟同学换着修改,旁观者清,兴许能帮你挑出一些你意识不到的格式问题或者错别字.再发给指导老师修改,拿回来自己接着修改,基本就尘埃落定了.

这要看你想写成什么样了，如果是期末作业的话可能要求没那么严格，如果是毕业论文的话是有模板的，不过期刊学术发表的模板和毕业论文的还是有些区别的，本科和硕士博士的论文也是有些不同的。重要的是你学习到东西没有，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本人认为只要自己的文章有发表价值，哪个期刊都有发表的可能，只要是国家期刊，都不会是非法期刊；至于速度吧，你经常投稿的刊社，比较好些吧，你联系方便，可以提出提前阅稿的要求。有时候会收取阅搞费。

如果只需要合法期刊，可选择的太多了。综合类刊物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