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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派教育家发表议论文吗

发布时间:2024-07-07 09:04:11

有新派教育家发表议论文吗

教,以纠其瑕疵而导其正行;育,以悉之培植而使其康健;若教之不正何以求学子之正?若育之不康和以求学子之健?区间身份之不同,则以录取标度而不等者,何以言公平?十载寒窗终临科考,未晓成绩高低便将择校定业者,其与BC何异?若,观己之分而后定夺去处可好?此可保国不屈才,而己不枉辛也。

《育之国魂之解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自古以来,教育这一民族事业,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视为确定国家未来命运、促进民族精神团结,以及巩固现行统治的重要条件。

同时,在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也不乏有众多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们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有着及其深刻的研究与肯定。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应首推孔子。孔子是历史上最具盛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学生曾有三千门生七十二贤人之众。无论是在当时的年代还是到后来的今天,孔子对教育事业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孔子的学生,曾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当时的社会中身居各国的GG之位,可以堪称皆为栋梁之才。更有一大部分出类拔萃之人物,成为后人道德、学识之楷模。而孔子的宏伟之思想、不朽之至理名言,则被视为君子之教材代代流传,时至今日仍被世人所推崇。

从而可见,孔子的君子仁善之教育,不但为其当时的社会造福,更给子孙后代的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可小觑的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除孔子之外,历史上还有很多著名的教育家,都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孟子、墨子、荀子、董仲舒、王充、郑玄、陶行知、张伯苓、严范孙、蔡元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卡连柯等等等等。从古到今,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伟大贡献的教育家数不胜数。

但是,不管历史上教育家的数量有多少,他们都将拥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德性。

屈指算来,几乎所有可以称之为教育家的人,他们的品行素质与人格修养都是非常高尚的。

因为,在近代以前,人类的教育形式大都是以高尚的品德修养为基准,以富有哲理的逻辑思想为主导,以客观的科学实践为验证的理念传输。所以,很多有学之士都是集思想、哲学、文学、常识、天文、地理等学科门类为一身。

在他们的教育过程中,多数以塑造人格素养及思想理念为主要目的。而所谓的工具式的细微知识环节,则是由每一个人根据其不同的理解方式,通过在实践的积累过程中自行领悟和掌握。

这样既能使其之所学所悟记得扎实,又能用到实处。更重要的是,在他们根据老师所提供的方向性框架去实践参悟的同时,还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举一反三的把相关知识向纵深层面去挖掘。

从而,不但达到了老师的相关要求,还更好的完善和补充了原有的知识内涵。

这种既宽松而又科学的教育方式,就是所谓的因人施教。

无论是对教育领域的客观发展而言,还是对社会健康的科学发展而言,发现人才、利用人才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挖掘人才的潜能。

客观的说,教育不是简单地知识灌输,而是科学的循循善诱。

在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中,人类的智商与思想是各不相同的,彼此之间的擅长也是因人而异各不相同的。科学而正确的教育本身,就是应该挖掘其之潜能的因材施教。使其充分发挥他自身所天生具备的长处,而不是刻意的统一模式,把学生当成硬盘强行的灌输。

这样硬性的强制性灌输,不但会使学生产生反感情绪进行抵触,同时还抹杀了他原本生成的兴趣和爱好。如此一来,久而久之,原本在某一方面可能有所造诣的学生,就会为了应付考试变成机械而被动的记忆工具。

在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从任人唯贤的推荐式招纳,到社会科举制度的产生,不能不说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但是,在古代时期的科举考试中,所涉及的考题基本上都是以思想理论上的论述为主。应试的考生不是比记忆的好坏,也不是比记住的知识有多少。而是要比谁的思想更深邃,谁的观点更超前。其次,才是比文采。

在那种状态下,才真可谓是包罗万象一人一世界。因为,他们所展现的都是各自与众不同的原创的思想观念,而不是千人一面的套路性记忆。

然而,在近代以后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是因为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或许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或许是因为现实社会的主观需要,教育的意义与形式开始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从原本以素质教育为主的理念式教育体系,转变成以现实技能为主的工具式教育模式。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人们越来越看重名利,反倒把道德修养看成了裹脚布和绊脚石,被丢弃一旁。

致使原本被誉为塑造灵魂的XY塔,变成了制造专业工具的制造厂,或者说变成了专门出售专业技能知识的专卖店。

原本被誉为灵魂工程师的教育者们,不再以为人师表的人之楷模而感到光荣,却把原本应该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分流下来,留到放学以后,回到自家补习班里再卖给学生。

如此一来,虽然社会经济指数逐渐上扬。但是,国民道德素质却急剧下跌,社会公德开始滞销,人性良知被降价处理,社会良性机制也处于疲软状态。

当所有的人都被金钱的浪潮冲昏了头脑后,人性中所有贪婪自私的邪恶欲望,都如同冰雪消融后,下面曾被冰雪掩埋的垃圾一样肮脏尽显。

当全社会的主流思想本质败腐后,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灵魂本质败腐后,这个社会的后续生命也将不再健康。即使他们也曾是一些鲜活而纯洁的灵魂,但是,在这些堪称榜样的肮脏龌龊的灵魂所熏陶下,也将会随波逐流成传承接力的历史垃圾,等待着下一波历史力量的清除。

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从一出生便被强行的剥夺了自主思考和自主选择的权利。

他们不但要在呀呀学语的时候就被要求背诵唐诗宋词;还要在题海书山的间隙中,被要求掌握五音六律或素描水彩;他们最爱的足球被换成了钢琴;他们用来孵蛋的时间被用来练习舞蹈……

以至到后来,除了疲惫和厌倦,根本弄不清自己的爱好是什么。甚至已经习惯了被人安排,而失去了自我思考和选择的能力。

当他们千难万险的走完高中以前的学习生涯,高考过后,连自己具体的成绩都不曾清楚了解的时候,就要盲目的选择他们大学所要学习的专业和所要去的学校。

这些鲜活的生命自从呱呱坠地时起,就注定失去了他们自主命运的权利。另外,他们为之奋斗了十几个寒暑的日日夜夜,最终的命运还是如同BC一样没有一个定数。

试想,辛辛苦苦的学习、考试,最终要靠估分来决定命运的去向,是不是有些滑稽和悲催呢?

历年来,发生了很多因为估分错误而造成遗憾的案例。如果自己把分数估计过高而选择了好一点的学校,等成绩公布以后,不但不能进入自己所选择的学校,同时也无法再选择更合适的学校。如果自己把分数估计过低,那么,等成绩公布以后,自己的选择很有可能会与分数相当条件较好的学校失之交臂。这不单单是学生们自己的损失,同时也是国家因人才错位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

那么,既为应试教育,是不是就应该以考试的最终分数而决定其等命运呢?如果每个考生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再根据自己的考试成绩与自身的兴趣爱好相结合,选择自身成绩达标而又相对适合自己要求的学校和专业,他们的大学生涯会不会快乐更多一些呢?他们所选择学习的专业会不会成功率更高一些呢?

如果说中小学时期为了应试教育的体制需要,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童年快乐与少年梦想,那么,能不能在他们即将跨入大学校园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尊重,让他们看着自己的成绩,在对自我充分了解的状态下来选择他们未来的出路呢?

这样,对这些菁菁学子们是一个人性的尊重,更是机会的加成;同时,对国家来说,也避免了人才错位所造成的盲目性损失……

另外,因为某种社会特质状态的存在,持有某些特定地区居民身份,以及持有某些特殊种族或特殊关系身份的学生,在高考过程中就可以额外获得加分或降低录取分数线的门槛而得到照顾。

那么,相对而言,那些同样苦读十载,却是普通地区、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们而言,是不是很不公平呢?为什么同为菁菁学子,同样的分数却不能够就读同一所学校呢?

因此说,科学的教育机制,就是一项国家的灵魂工程。它不单单是硬性的技术知识与数据的灌输,它更是人性道德素质和综合内涵的全面培养。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制造出来多少个记忆硬盘,而是要培育出更多对国家对民族健康发展可用的全素质人才。

然而,高考的目的也并不单单只是为了验证其等的学习结果而设立的大学门槛;它还是为了体现社会状态公平的一架天平;它更是为了帮助这些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们,能够更准确的找到自己合理的社会位置。使其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得到更充分的锻造。

最终,将充分的挖掘其等各自的潜能,尽其所能的发挥其之长处,从而为国家、民族的振兴和发展,做出最大限度的贡献。

朱自清的语文教育观朱自清(1898—1948)是现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又是在古典文学领域广泛涉猎、治学严谨的学者,同时还是把毕生心血无私地奉献给万千莘莘学子的语文教育家。朱氏自192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以后,直到1925年暑假,曾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1920)、扬州第八中学(1921)、吴淞中国公学(1921)、台州浙江第六师范(1922)、温州浙江第十中学(1923)、宁波浙江第四中学(1924)、浙江白马湖春晖中学(1924、1925)等校从事中学国文教学工作长达5年之久。在这从教的5年间,朱氏不但与同事舒新城、俞平伯、夏丐`尊、叶圣陶等人朝夕切磋语文教育问题,而且广泛研读国内学者的论著,并结合自身的实践加以思考和抉择。他在1925年发表的第一篇语文教育研究论文《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就是在分析研究当时胡适、穆济波、孙工、欧济甫、夏丐尊等人的各种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学国文教学问题所作的系统的总结。作为一位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和大学教授,朱氏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语文普及工作和提高青年语文素养的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1925年暑假以后,朱氏赴北京任清华大学教授。他初进清华园,除了开设“古今诗选”“中国新文学研究”“歌谣”等专门课程外,还主讲“普通国文”;后来担任了国文系主任,他仍然亲自担任“大一国文”课程,并对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教材编选以及讲授方法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可以这样说,我国高等学校自开设“大一国文”课程以来,朱氏是主讲这门课程时间最长、在学科建设上贡献最大的著名教授之一。由于长期主讲“大一国文”,朱氏对中小学生的国文程度和中小学的国文教学自然是倍加关切。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在后方西南联大师范部国文系主持教务,倡议创办《国文月刊》,为研究中等学校的语文教育开辟了一个阵地,吸引诸多学者悉心探讨,同时亲自撰写论文,为推动语文教育研究竭尽心力。他曾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又为开明书店编纂国文教科书,为改进中学国文的教材教法作出了贡献。直到1948年,贫与病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可他还在为中学的师生演讲,为开明的国文教本作选注。朱氏关心语文教育,可谓矢志不渝。关于现代教育的宗旨,早在19世纪末,王国维就根据当时西方先进教育学说提出过施行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的主张。辛亥以后,蔡元培又把这“三育”理论发展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美育主义”的所谓“五主义”教育方针。要而言之,这些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都把教育的宗旨确认为“造就完美的人格”。这对我国封建传统教育意在培养官僚和奴仆的宗旨是一个猛烈的冲击和彻底的否定。朱自清在从事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始终把语文教育看作是整个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的人格得到完美的训练。语文科是整个学校教育中的一门具体学科。人们在研究这门学科的教学规律的时候,多半着眼在学科本身的教材和教法上面。朱氏却在20年代就深刻意识到,语文教学要求得理想的效果,就决不能把眼光仅仅注视在课堂里面,仅仅注视在教材教法上面,而应当牢牢抓住“训育”这个环节,注意整个学校对于学生的“人格影响”。否则,“教而不育”,一切都将落空。他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中精辟地论述了“教学与训育”的关系,指出“训育”是学校各科教学的“联络中心”,失去了这个“联络中心”,各科教学势难收到圆满的效果。他在文章中向国文教师严峻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你上课时,个个学生是注意听讲么?有人谈话么?有人在桌子底下偷看别的书么?最要紧的,你能断定没有一个人想着别的事么?──今日讲的,他们曾如你所嘱地预习过了么?昨日讲的,他们上自修班时曾复习过了么?”朱氏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固然要看你的教法如何,但更要看你的人格影响如何,更要看你的校长和同事们的人格影响如何;换言之,你们平日怎样实施你们的教育宗旨,怎样实施训育,上课时便是怎样的气象”(《教育杂志》第17卷第7期)。这里朱氏接触到了教育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教育者对于受教育者如何施加人格影响,从而使受教育者的品行得以端正、人格得以发展。这是各科教学──包括语文教学──能否收到实效的关键。这种人格影响,当然不仅体现在上课的几小时内,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平时与学生的交往接触之中,体现在整个学校所形成的环境和校风之中。朱氏从发展学生完美人格出发,强调语文教育要重视文艺教育。他在《中学生与文艺》一文中指出:“文艺增进对于人生的理解,指示人生的道路,教读者渐渐悟得做人的道理。这就是教育上的价值。文艺又是精选的语言,读者可以学习怎样运用语言来表现和批评人生。国文科是语文教学,目的在培养和增进了解、欣赏与表现的能力,文艺是主要的教材。”(《中学生》第187期)朱氏重视文艺教育,是因为在他看来语言文字只是一种了解和表现人生的工具和媒介,学生接受语文教育同时也是在接受生活的教育、接受做人的教育。语文教育与做人教育之间,文艺起着最好的沟通作用。他十分重视诗歌教学,认为诗歌不仅有优美的意境,而且“诗里含着高尚的感情”,它往往能够“暗示人生”,具有深刻的“言外之意”,吟诵优秀的古今诗篇,人的精神世界可以得到美化和净化(见《怎样学习国文》,载《国文杂志》1944年第3卷第3期)。他也十分重视小说教学,认为“小说增加人的经验,提示种种生活的样式,又有趣味,最是文学入门的捷径”(见《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载《中学生》1930年第10号)。他在30年代还专门为朱文叔所编初中国文读本(中华版)撰写了散文《春》,文中名句:“春天像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曾经给广大青少年以无穷的希望和力量。朱氏从发展学生完美人格出发,还强调语文教育要重视经典训练。在五四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文言文的学习,尤其是对于古代经典的学习,曾是教育界反复争论的热门话题,许多激进人士反对封建主义,同时也反对那通行于封建时代的文言文,更反对现代人去接触反映封建时代社会风貌、伦理观念等等的古代典籍。朱氏对此却别有见解。他说:“由于文言文在日常应用上渐渐的失去效用,我们对于过去用文言文写的典籍,便漠不关心,这是错误的思想。因为我们过去的典籍,我们阅读它,研究它,可以得到古代的学术思想,了解古代的生活状况,这便是中国人对于中国历史认识的任务。”(《怎样学习国文》)所以他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载《国文教学》)由此可见,朱氏强调的经典训练与那些封建复古派的鼓吹“读经”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读经派”旨在通过读经向青年灌输封建伦理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朱氏的经典训练则旨在进行文化教育,使受教育的中国人真正能认识中国的历史;“读经派”旨在宣扬古代经典中一切有利于维护封建伦常的东西,朱氏的经典训练则旨在“培养欣赏力”,同时也“培养批判力”,即“知己知彼”“批判的接受”(见《古文学的欣赏》,载《文学杂志》 1947年复刊号)。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朱氏在40年代编撰了一部《经典常谈》,共13篇,以《说文解字》起首,对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若干种古书和古文体作了精要的分析讲解。从发展学生完美的人格出发,朱氏还强调语文教育要重视表情达意的“至诚”。朱氏在《说话》一文中说:“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乎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见《说话》,载《语文影及其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语文教育当然要教会学生说话和作文,但说话和作文应当说的是至诚的话,作的是至诚的文,这就关涉到做人的态度问题,关涉到人格了。1933年清华大学举行入学考试,作文试卷出题为“苦热”“晓行”“夜”“灯”“路”等五题,考生中选“苦热”“晓行”“夜”等题者为多。出题人的用意原在测查考生们观察和描写的能力,谁知阅卷时发现大多数考生“自己似乎并没有说话”,只是发一通“恨富怜穷”的议论,说大篇流行的、时髦的套话。朱氏对此深感忧虑。他认为这种一味“追时代潮流”的门面话,其实本非考生们的真实思想,他们不过是从报章杂志上捡来这些套话,搬到自己笔下而已。朱氏因此感慨说,对于实际的生活,“看起来大部分的考生似乎是既不自己张开眼看,也不自己按下心想的。而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因此我们不能不疑惑高中的教师真个尽了他们的责任”。那么怎样才算是尽了责任呢?朱氏认为:“理想的教师不但想到学生的耳朵,还想到他们的脑子”,“教学生能自己观察,自己思想”,“养成他们自己的判断力”;只有这样,学生才不致于言不由衷,满足于“追时代潮流”,写“洋八股”的文章(见《高中毕业生国文程度的一斑》,载《独立评论》 1933年第65号)。总之,在朱氏看来,语文教育的成败得失固然与教材教法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执教者能否重视学生的人格培养有关。从事语文教育的人,不独要为“经师”,更要为“人师”,且所谓“人师”,“用不着满口仁义道德,道貌岸然,也用不着一手摊经,一手握剑,只要认真而亲切的服务,就是人师”(见《论青年》,载《语文影及其他》)。在旧中国制定的国文课程标准里,总记载着这样的条文:“养成阅读书籍之习惯与欣赏文艺之兴趣”(初中),“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高中)等等。在阅读方面,无论初中还是高中,课程标准中都离不开“欣赏”二字。至于这“欣赏”,实际指的是什么;这种“欣赏”能力的养成得靠怎样的功夫、得有怎样的基础,许多人往往不去深入理会。朱自清却凭着自己对语文教育性质的深刻理解和对阅读欣赏规律的实际体验,在“欣赏”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观点,形成了他对阅读教学的一系列精辟见解。朱氏首先确认培养和增进学生的欣赏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而所谓“欣赏”,对作者而言,关键在于能够“设身处地”,明白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体会作者为什么只能这样写;对作品而言,关键在于能够“感情移入”,能够深入作品创设的情景,深入作品内在的思路,从而产生感情上的共鸣(见《古文学的欣赏》)。这种欣赏能力,靠摆弄一些抽象的、多义的形容性词语,是无法真正显示出来的。朱氏说:“欣赏并不是给课文加上‘好’‘美’‘雅’‘神妙’‘精致’‘豪放’‘婉约’‘温柔敦厚’‘典丽皇’一类抽象的、多义的评语,就算数的;得从词汇和比喻的选择,章句和全篇的组织,以及作者着意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创新的或变古的,独特的东西,去体会,去领会,才是切实的受用。”(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这就涉及欣赏与了解之间的关系了。许多人常把欣赏和了解误认为是两件事:说“了解”,仿佛是低层次的;说“欣赏”,则是高层次的。其实,欣赏和了解是紧密联系着的,欣赏是透彻的了解,了解是切实的欣赏。这“透彻的了解”,就需凭藉对语言文字的分析工夫。语文课上读讲课文,其主要工作就在于对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朱氏反对“好读书,不求甚解”,反对一般学生读书抱“大而化之”的态度,他主张教师和学生都要在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上多下苦功。他在议论诗歌欣赏的时候曾说:“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为此。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散文如此,诗也如此。”(见《古诗十九首释前言》,载《国文杂志》1941年第1卷第6期)从语文教育的立场上看,对于一切文艺作品的阅读欣赏都必须取分析的态度,否则混同于一般人完全为消遣、为自娱而阅读,就失去了语文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又必须把分析咀嚼的工夫花在语言文字上,否则混同于一般评论家只是按照文艺批评原理粗线条地勾勒作品大意,也就失去了语文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既然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文字的分析工夫,那就不能笼统地反对教师的“讲解”。在这个问题上,朱氏的观点是辩证的。他认为教师的“讲解”如果用力在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上,那就不该反对,因为正是这种示范性的分析会给学生以了解与欣赏的门径,会改变学生“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仅凭教师的“讲解”又是不够的,语文教学还必须让学生接受充分的训练,因此他说:“多讲闲话少讲课文的教师,固然不称职;就是孜孜兀兀的预备课文,详详细细的演释课文的,也还不算好教师。中学生需要充分的练习。”(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这样就形成了朱氏所一贯坚持并身体力行的阅读教学模式。在20年代,他就设计了这样的“五步教学法”:(1)课前学生预习;(2)课上学生报告预习结果;(3)令学生分述各段大意及全篇大意;(4)师生共同研究篇中的情思与文笔;(5)一篇教完,行口问或笔试。教师的必要的讲解,贯串在课堂上的几个环节之中,或详或略,相机处理(见《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到40年代,他把这一模式简化为三步,即预习、讨论、复习。在“讨论”这个环节中,朱氏认为教师的工作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帮助学生解决已经发现却不能自行解决的问题;二是提供学生所没有注意到的重要问题,引起讨论;三是提出可资比较的材料,引起讨论的兴趣,推动讨论的深入。而在所有这些环节中,既给予学生以充分的训练,又始终穿插着教师示范性的启发讲解,形成了师生共同研究、玩味语言文字的氛围,从而达到对课文语言文字的透彻的了解和切实的欣赏(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对于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是重要的,但这种分析咀嚼往往侧重在意蕴上、理念上;而语言文字本身还具有声调、节奏乃至韵律,因此要达到“透彻的了解”,还必须注重诵读。朱氏把一般的诵读法,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吟”。对于古代的诗文,朱氏主张要“吟”。五四以来,新派人物都嘲笑那些“迷恋骸骨”者摇头摆尾地吟诵古诗文的丑态,致使一般青年国文教师都不敢或不愿再讲究吟诵。朱氏认为“这也是教学上一个大损失”,因为“古文和旧诗、词等都不是自然的语言,非看不能知道它们的意义,非吟不能体会它们的口气──不像白话诗文有时只听人家读或说就能了解欣赏,用不着看。吟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将那些不自然的语言的口气慢慢显示出来,让人们好捉摸着”(见《论朗读》,载《国文教学》)。尤其是古典诗词,只有按平仄、韵律反复地吟,才能领略其声调的好处,才能熟悉其用句、句法、章法,才能揣摩其表现的技巧。至于古文,朱氏认为桐城派的“因声求气说”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尽管当今的中学生不必写作文言,但为了要真正透彻地了解古文,真正切实地欣赏古文,还是非学会“吟”不可。第二类是“读”,对于某些应用的文言和一般白话诗文,朱氏主张用“读”法。朱氏认为,某些应用的文言固然与常人说话不一致,就是一般的白话诗文,尽管本于口语,但毕竟与口语不能完全一致,何况其中还往往夹入欧化的成分,所以适宜用“读”,用“从前宣读诏书,现在法庭里宣读判词”的这种腔调“读”。朱氏说:“读注重意义,注重清楚,要如朱子所谓‘舒缓不迫,字字分明’。不管文言、白话,都用差不多的腔调。这里面也有抑扬顿挫,也有口气,但不显著,每字都该给予相当分量,不宜滑过去。整个的效果是郑重,是平静。”第三类是“说”,对于用纯粹口语来写的作品,朱氏主张用“说”的方法正确地传达出语言中的情味来。例如老舍的一些作品,朱氏认为“富于幽默的成分。‘说’起来极有趣味”。朱氏自己曾经作过几回试验,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的某个集会上,他用“说”的口气说完浑家先生的《奉劝大爷》;一次是在清华诵读会上“说”自己的作品《给亡妇》。前者幽默,后者凝重,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在这三类读法中,朱氏说:“读的用处最大,语文教学上应该特别注重它。”至于从小学、中学、大学分别列论,朱氏主张:“小学的国语教学应该废诵重读,兼学吟和说;大中学也该重读,恢复吟,兼学说。”(见《论朗读》)朱氏竭力主张诵读,除了因为诵读有助于人们对文章的了解和欣赏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诵读有助于学生理顺自己的“语脉”,并进而推动“文学的国语”的形成。黎锦熙曾经指出:“现在中学生作文与说话失去了联系,文字和语言脱了节。文字本来是统一的,语言一向是纷歧的。拿纷歧的语言来写统一的文字,自然发生这种畸形的病象。因此训练白话文的基本技术,应有统一的语言,使纷歧的个别的语言先加以统一的技术训练。”因此他强调要重视“诵读教学”。朱氏认为黎氏的这个观点很值得人们注意,因为学生作文往往一味地依照自己的“纷歧的个别的语言”,而不顾到“统一的文字”,因此“语脉”总是不清不顺。朱氏说:“这些学生该让他们多多用心诵读各家各派的文字,获得那‘统一的文字’的调子或语脉──,叫文脉也成。”(见《诵读教学》,载北平1946年12月2日《新生报?语言与文学》)此外,欧化成分的渗入,使许多人感到不顺口,不上口。其实,朱氏认为:“从语言的成长而论,尤其从我们的‘文学的国语’的成长而论,这个‘上口’或‘顺口’的标准却应该活用;有些新的词汇新的语式得给予时间让它们或教它们上口。这些新的词汇和语式,给予了充足的时间,自然就会上口;可是如果加以诵读教学的帮助,需要的时间会少些,也许会少得多。”(见《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载北平1946年12月16日《新生报?语言与文学》)青年学生阅读那些夹入欧化成分的白话文,看得多了,笔底自然也就受到影响;如果再加上诵读,他们的“文学的国语”将自然地活跃到口头;这样,“文学的国语”就首先在学生的笔底和口头生了根,从而也就必然影响并扩大到社会。这意义就十分深远的了。朱自清对于写作教学的见解,更多的是着眼于应用。他说:“中学生作文课,该以广义的应用文为主,因为作文课主要是技能的训练,艺术自当居次位”,因为“中学生如果只爱文艺,阅读的是它,练习的是它,却又没有明锐的辨别力,就很容易滥用文艺的笔调。他们不能清楚的辨别文艺和普通文字(就是广义的应用文)的不同,他们只会那一套。因此写起普通文字来,浮文多,要紧话少,而那几句要紧话又说不透。这就不能应用。”(见《中学生与文艺》)写作训练着眼于应用,这就势必要推导出另一个问题,即训练方法如何切近“应用”。在过去封建科举时代,学文是为了写文,写文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便进学或中举。当时读书人练习写文章,眼前悬着个明确的目标,心目中也有个“假想的读者”,这“读者”就是各级考官。五四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生练习作文,又多半以“创作”为目标,这些学生心目中也或隐或显地有个“假想的读者”,那就是社会上的一般知识阶层。在校学生对教师布置的作文题,如果不带点创作意味,就不感兴趣;于是在课外自找题目去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其中终于也涌现出了相当一批文才颇为可观的人物。由此可见,在写作训练中给学生悬出一个明确的目标,并让学生在提笔作文时心目中有个“假想的读者”,这是使训练切近“应用”,并进而激发兴趣的重要方法。朱氏说:“写作练习大部分是拿假想的读者作对象,并非拿实际的读者作对象……假想的读者除了父兄,教师,亲近的同学或朋友外,还有全体同学,全体中学生,一般青年人,本地人士,各社团,政府,政府领袖,一般社会,以及其他没数到的。”(见《论教本与写作》)着眼于“应用”的写作练习就该以社会各个方面的人作为“假想的读者”。只有经过这样的多角度的训练,学生将来无论升入高一级学校或步入社会参加实际工作,就能运用文字工具来应付各种生活需要和社会需要。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写作总是“有所为”的,因而也总是有实际的读者对象的。在校期间,就应该培养学生按照实际需要,针对一定的读者对象来进行写作的能力和习惯。以这样广泛的“假想的读者”作对象来进行写作训练,应该给学生悬一个怎样的目标呢?朱氏的设想是拿“报刊文字”作为目标。他认为拿创作做写作目标,假想的读者是一般社会,但是只知道一种假想的读者而不知道此外的种种,还是不能有辨别力,一旦需要实际应用,写出文章来往往还是不合式。所以他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学生的写作训练该拿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的文字作切近的目标,特别是报纸上的文字。报纸上的文字不但指报纸本身的新闻和评论,并包括报纸上登载的一切文件──连广告在内──而言。”这样做,朱氏认为有三种好处:“第一,切用,而且有发展;第二,应用的文字差不多各体都有;第三,容易意识到各种文字的各种读者。……因为报纸上登载着各方面的文件,对象或宽或窄,各有不同,口气和体裁也不一样,学生常常比较着看,便容易见出读者和文字的关系是很大的,他们写作时也便渐渐会留心他们的假想的读者。”(见《论教本与写作》)为了贯彻上述主张,朱氏提倡办班级壁报。他说:“说起壁报,那倒是鼓励学生写作的一个好法子。因为只指出假想的读者的存在,而实际的读者老是那几个人,好像支票不能兑现,也还是不大成。总得多来些实际的读者才好,从前我教中学国文,有时选些学生的文课张贴在教室墙壁上,似乎很能引起全班的注意,他们都去读一下,壁报的办法自然更有效力,门类多,回数多。写作者有了较广大的读者群,阅读者也可以时常观摩。一面又可以使一般学生对于拿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文字做写作目标有更亲切的印象。这是一个值得采取的写作设计。”(见《论教本与写作》)学生在学校中练习写作,无论从需要和场合看,还是从读者的对象看,多半都带有“假定性”,从“假定性”到“现实性”,中间需要架设一条桥梁,办壁报之类,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桥梁”。朱自清先生在从教的最初年代,就竭力主张任何教育教学理论都应当切合实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他在20年代遍读了当时许多语文教育研究论文以后,曾感慨地说:“照他们的论文所说,真是条理井然,圆满而且周到,真是理想的好系统!而事实却总是参差错综,决没有那样整齐,……那些论文里的详明的计划,到了教室里,至少要打个五折!……这可见理论与实际相差之远了!”(见《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在40年代,他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切实的,有恒的施行;理论无论如何好,不施行总还是个白费!”(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所以,朱氏既十分着重理论,更十分强调“切实的,有恒的施行”。他在中学教过5年国文,试行各种教法,虽调迁数校,所到各校,都受到学生的欢迎和敬重。担任大学国文教授后,坚持主讲大一国文;与叶圣陶合著《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独自编写《古诗十九首释》等,给国文教师和一般中学生具体指示读诗读文的方法;又为《国文月刊》写专栏文章《文病类例》,详明地评析学生作文中普遍存在的种种“文病”;完成专著《经典常谈》,给中学生切实进行经典训练指示门径;亲自参加编纂大一国文教材和中学国文教材,努力把自己在国文教材建设方面的种种设想付诸实施,作出实绩。朱氏这种不尚空言、事事躬行的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足以为一切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的楷模。

有新派教育家发表议论文

教育 这个话题无论在何时厚实受到大家关注的,人类离不开教育,教育才会成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教育的精选 议论文 ,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教育的精选议论文篇一 教育,小而言之决定着人的命运;大而言之,决定着的前途。是竞争激烈的时代,高文凭俨然成了高薪水的代名词,,跻身白领,抬高身价,老师家长学生演绎着时代的疯狂。 名校陪读多疯狂 在一座座中学的附近,陪读村发展,意识到教育是人生唯一出路的家长们,抛弃了优越舒适的生活,浩浩荡荡地来到这里安营扎寨,与孩子一起为高考做。夜深啦,陪读村里仍透出点点灯光,灯光下那一张张写满疲惫却稍有懈怠的脸,令人不禁感慨应试教育的疯狂。让我从心底祝福,愿命运能青睐! 起跑线上多疯狂 让你的孩子赢在起跑线,耳熟能详的至理 名言 ,人不希望的孩子成才,便上演了起跑线的疯狂,要选的,老师要挑最棒的,培训班应运而生,证书漫天飞舞,是好孩子就得跟着大人跑,放弃的天性,丢掉的 爱好 ,个天真的孩子成了家长与同龄人竞争的砝码,成了家长炫耀的资本,小小年纪就背上家长给预定的成才计划,沉重的翅膀诉说艰难!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 马拉松 ,最后的赢家起跑就冲在,长路漫漫,何苦一开始便把弄得精疲力竭?厚厚的镜片,病态的思想是对时代无声的控诉。 呜呼!疯狂的时代!时代的疯狂!教育民族复兴的原,懈怠!偏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拯救教育!拯救人才! 关于教育的精选议论文篇二 近来看了一本书,让我感触极深,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的希望在哪里》。书名很好听,主要讲述的是中国的基础教育的落后,今后教育改革的方向,以及讲述了当今社会需要人才,中国的希望在于对人才的培养。 自从科举制度发明以来我国教育呈现出日趋完善的境况。科考也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因此,教育制度的完善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素质,更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人才。 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也说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兴国安邦的基础,是文明传承的纽带,是塑造灵魂的沃土。古往今来,“教育为民,教学为先”“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要发展强大,必须要有“具备创新思想的新型人才”人才从哪里来?当然是教育出来的,这是教育的第一要务,时代需要更新的人才,时代需要创新的教育。 中国的教育日趋完善,那为什么我们的学校老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呢? 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教去学,都是一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这是难以出现人才的主要问题。 在近代欧洲,规模并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了包括马克思的一个又一个大家,当代中国的转型规模还是速度都是世界罕见的,去尚未能看到大师产生的踪影,屹今已有八位华人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十三亿人口的大陆,人才济济却无一人获奖,中国的希望在哪里,没有人才,哪来的希望。 至此我们因该明白,光是“教”或是“育”都是行不通的,只有两者结合,这样才有用。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教育,许多青少年感叹压力太大,可是,父母的期望,老师的教导,国家的重担,统统被冠以“教育”之名压在原本一群活泼的有朝气的青少年肩上殊不知他们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我不经要想像鲁迅先生那样发出呐喊:“救救孩子!”试想这样的教育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吗? 中国需要发展,发展需要人才,人才离不开教育,如果把“教”和“育”割裂开来,我们将永远都不能解开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了。 教育由“教”和“育”组成,“教”是言传身教,授业,解惑“育”是培养,养成人格之事业也,这两个字必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若,”教”与“育”分开,那教与育的含义就会混淆不清,因为教育的意义为“教授知识,培养人才”,人才造就中国的未来,教育成就希望。 中国需要发展,发展需要人才,人才离不开教育,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是中国的希望,只有教育,成才,希望三者互相协调,互相结合起来,才会有中国教育的美好未来,我们的美好未来! 关于教育的精选议论文篇三 苦者,乃五味之一,引申为劳苦。最早约见于《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亚圣此言自古以来被作为修身的金玉良言。 如今时兴“苦难教育”(一说“挫折教育”,义同),其施教对象主要是青少年。大力倡导的做法之一是创设挫折情景,让他(她)们经历一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锻炼。还有一个与“苦难教育”殊途同归的活动叫作“忆苦思甜”,大人们用他们的苦难观教育我们,说他们那个时代是如何苦难,缺吃少穿,没钱读书,云云。 其实,每一时代都会有各自的苦难,只不过不同时代对苦难的感受不相同罢了。父辈们认为挖野菜、捡煤渣是苦难,有书念才是幸福。但现在的孩子却觉得只要能不被考试所累,宁愿去捡煤渣、挖野菜。大人们觉得现在的孩子生在好时代,长在蜜糖罐里,因而,总想让他们也体验一下自己儿时的苦难,诸如吃窝窝头,喝黑面粥,咽菜糊糊……然而,在孩子眼里,这些都不算苦难,反而从“忆苦饭”中尝到了刺激和新鲜感。如果可以交换,让大人们去体验现在孩子们学习的重压,对他们来说,重温童年,弥补学识的不足,何尝不是一大快事。 可见,苦难有它的时代性。这个时代是苦难的东西,下个时代或许成了游戏;上个时代的苦难,放在今天不一定是不幸;下个时代的幸福,放在上个时代也不一定就意味着好运。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体验着各自的苦难,完全没有必要用自己时代的苦难去磨砺别人。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苦楚。 对父辈那个时代所经历的苦难,只要知道就够了,不需要重复。苦难对每个人来说,既不是生命的运气,也不是生命的不幸,它只是一个事实。人生在世,他的任务仅仅是在体验自己的那一份并在忍耐中清除它,而不应人为去制造它。倘若把孟老夫子《告子下》的话引向极端,进而视“苦难教育”为万能,其结果便是给下一代人增加了双重苦难。 我们应当走出这一误区。 关于教育的精选议论文篇四 论中国教育 中国的教育总能用死板来形容。 为什么说是死板呢?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在中国教育制度的实施中来寻找答案。 从古时科举到近代应试教育再到现在的素质教育,中国的教育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化,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却是一成不变的,都是一纸定人生。 古时的八股文,形式固定,内容僵硬,造出来的一批一批的所谓的人才,其实都是书呆子。仿佛这是自古天成的一样,中国的教育无论如何风风火火的改革,都只能造出纸上的皇帝,没有一点实际才干!可悲的中国教育… 再来说中国近代的应试教育,这是古科举发展到现代的辉煌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的所有国民都在灵魂深处烙下了应试教育;这个时期,所有的国民都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练就了一身的非凡本领。这一身非凡的本领是什么呢?是用一刻钟背下一本书,是千千万万份试题只有一个答案,是无论什么知识都是死记硬背,从来不会去消化,只是单一的储存在脑中;天下万般事,唯有老师的指令是真理,即使老师是错的,大家都还是惟命是从。从来不会去思考什么对与错,只是一味的接受。 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即使你有再出众的才华,也只能被这种教育将才华点点抹平,让你成为一个大众化的人。 应试教育影响了很多代人,直到现在应试教育的概念都还在人门脑中安家,真是根深蒂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 接下来谈的是素质教育。何为素质?以培养学生德、志、体、美、劳为重点,全面发展学生潜能,以实践与理论并重的理念来指导教育学生。这概念说得美仑美奂,但实际呢? 在学生中最流行这样一句话,‘减负课本少,教辅资料多。减负不减重,背上大山多。嘴上说素质,笔下是应试。’这句话真是形象啊! 应试教育,学生负担过重,到了素质教育,就马上提出“减负”这个概念。刚开始,学生们还欢喜了一阵,可到后来,大家却发现减负其实是形势上的减,实际是在加大我们的负担。课本上的知识变少了,课本变薄了,但是我们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老师要求买的资料越来越多,课桌里早已被书塞满了,课桌上仍是山一般高的资料。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减负吗? 素质教育到底是何种教育啊?有人说这是变了称号的应试教育,对啊,打从一开始那些个教育专家就在那儿挂羊头卖狗肉,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他们简直把我们当猴耍。 我们这一代人,科举早已离我们远去,所以我们无法知道科举到底怎么样,但是我们却是从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的一批先者,我们明白中国的教育制度。 在这个所谓的精英云集的时代,国家提出教育革新,教育多元化,于是便引进了所谓的精英人才教育,在这些这样那样的教育背后,其实还不是那一纸定人生。 我们还是学生,看着中国的教育之路,虽不如那些老师学者看得透彻明了,但我们作为中国教育的一份子,也深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学海路一走就是十七、八年,人生的四分之一都用在了学习上,学习先贤圣明,学习科学计算,为人生后面的四分之三打基础。 但中国的教育现状着实让我们心忧。我们需要的是一条出路,是一种能走向成功的教育模式,不是这个时代下教育的牺牲品。 猜你喜欢: 1. 描写教育的满分议论文满分模板 2. 教育孩子成功的作文 3. 关于立德树人的议论文作文 4. 父母教育孩子议论文800字 5. 教育四个不为心得体会3篇

教,以纠其瑕疵而导其正行;育,以悉之培植而使其康健;若教之不正何以求学子之正?若育之不康和以求学子之健?区间身份之不同,则以录取标度而不等者,何以言公平?十载寒窗终临科考,未晓成绩高低便将择校定业者,其与BC何异?若,观己之分而后定夺去处可好?此可保国不屈才,而己不枉辛也。

《育之国魂之解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自古以来,教育这一民族事业,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视为确定国家未来命运、促进民族精神团结,以及巩固现行统治的重要条件。

同时,在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也不乏有众多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们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有着及其深刻的研究与肯定。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应首推孔子。孔子是历史上最具盛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学生曾有三千门生七十二贤人之众。无论是在当时的年代还是到后来的今天,孔子对教育事业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孔子的学生,曾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当时的社会中身居各国的GG之位,可以堪称皆为栋梁之才。更有一大部分出类拔萃之人物,成为后人道德、学识之楷模。而孔子的宏伟之思想、不朽之至理名言,则被视为君子之教材代代流传,时至今日仍被世人所推崇。

从而可见,孔子的君子仁善之教育,不但为其当时的社会造福,更给子孙后代的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可小觑的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除孔子之外,历史上还有很多著名的教育家,都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孟子、墨子、荀子、董仲舒、王充、郑玄、陶行知、张伯苓、严范孙、蔡元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卡连柯等等等等。从古到今,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伟大贡献的教育家数不胜数。

但是,不管历史上教育家的数量有多少,他们都将拥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德性。

屈指算来,几乎所有可以称之为教育家的人,他们的品行素质与人格修养都是非常高尚的。

因为,在近代以前,人类的教育形式大都是以高尚的品德修养为基准,以富有哲理的逻辑思想为主导,以客观的科学实践为验证的理念传输。所以,很多有学之士都是集思想、哲学、文学、常识、天文、地理等学科门类为一身。

在他们的教育过程中,多数以塑造人格素养及思想理念为主要目的。而所谓的工具式的细微知识环节,则是由每一个人根据其不同的理解方式,通过在实践的积累过程中自行领悟和掌握。

这样既能使其之所学所悟记得扎实,又能用到实处。更重要的是,在他们根据老师所提供的方向性框架去实践参悟的同时,还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举一反三的把相关知识向纵深层面去挖掘。

从而,不但达到了老师的相关要求,还更好的完善和补充了原有的知识内涵。

这种既宽松而又科学的教育方式,就是所谓的因人施教。

无论是对教育领域的客观发展而言,还是对社会健康的科学发展而言,发现人才、利用人才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挖掘人才的潜能。

客观的说,教育不是简单地知识灌输,而是科学的循循善诱。

在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中,人类的智商与思想是各不相同的,彼此之间的擅长也是因人而异各不相同的。科学而正确的教育本身,就是应该挖掘其之潜能的因材施教。使其充分发挥他自身所天生具备的长处,而不是刻意的统一模式,把学生当成硬盘强行的灌输。

这样硬性的强制性灌输,不但会使学生产生反感情绪进行抵触,同时还抹杀了他原本生成的兴趣和爱好。如此一来,久而久之,原本在某一方面可能有所造诣的学生,就会为了应付考试变成机械而被动的记忆工具。

在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从任人唯贤的推荐式招纳,到社会科举制度的产生,不能不说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但是,在古代时期的科举考试中,所涉及的考题基本上都是以思想理论上的论述为主。应试的考生不是比记忆的好坏,也不是比记住的知识有多少。而是要比谁的思想更深邃,谁的观点更超前。其次,才是比文采。

在那种状态下,才真可谓是包罗万象一人一世界。因为,他们所展现的都是各自与众不同的原创的思想观念,而不是千人一面的套路性记忆。

然而,在近代以后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是因为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或许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或许是因为现实社会的主观需要,教育的意义与形式开始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从原本以素质教育为主的理念式教育体系,转变成以现实技能为主的工具式教育模式。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人们越来越看重名利,反倒把道德修养看成了裹脚布和绊脚石,被丢弃一旁。

致使原本被誉为塑造灵魂的XY塔,变成了制造专业工具的制造厂,或者说变成了专门出售专业技能知识的专卖店。

原本被誉为灵魂工程师的教育者们,不再以为人师表的人之楷模而感到光荣,却把原本应该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分流下来,留到放学以后,回到自家补习班里再卖给学生。

如此一来,虽然社会经济指数逐渐上扬。但是,国民道德素质却急剧下跌,社会公德开始滞销,人性良知被降价处理,社会良性机制也处于疲软状态。

当所有的人都被金钱的浪潮冲昏了头脑后,人性中所有贪婪自私的邪恶欲望,都如同冰雪消融后,下面曾被冰雪掩埋的垃圾一样肮脏尽显。

当全社会的主流思想本质败腐后,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灵魂本质败腐后,这个社会的后续生命也将不再健康。即使他们也曾是一些鲜活而纯洁的灵魂,但是,在这些堪称榜样的肮脏龌龊的灵魂所熏陶下,也将会随波逐流成传承接力的历史垃圾,等待着下一波历史力量的清除。

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从一出生便被强行的剥夺了自主思考和自主选择的权利。

他们不但要在呀呀学语的时候就被要求背诵唐诗宋词;还要在题海书山的间隙中,被要求掌握五音六律或素描水彩;他们最爱的足球被换成了钢琴;他们用来孵蛋的时间被用来练习舞蹈……

以至到后来,除了疲惫和厌倦,根本弄不清自己的爱好是什么。甚至已经习惯了被人安排,而失去了自我思考和选择的能力。

当他们千难万险的走完高中以前的学习生涯,高考过后,连自己具体的成绩都不曾清楚了解的时候,就要盲目的选择他们大学所要学习的专业和所要去的学校。

这些鲜活的生命自从呱呱坠地时起,就注定失去了他们自主命运的权利。另外,他们为之奋斗了十几个寒暑的日日夜夜,最终的命运还是如同BC一样没有一个定数。

试想,辛辛苦苦的学习、考试,最终要靠估分来决定命运的去向,是不是有些滑稽和悲催呢?

历年来,发生了很多因为估分错误而造成遗憾的案例。如果自己把分数估计过高而选择了好一点的学校,等成绩公布以后,不但不能进入自己所选择的学校,同时也无法再选择更合适的学校。如果自己把分数估计过低,那么,等成绩公布以后,自己的选择很有可能会与分数相当条件较好的学校失之交臂。这不单单是学生们自己的损失,同时也是国家因人才错位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

那么,既为应试教育,是不是就应该以考试的最终分数而决定其等命运呢?如果每个考生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再根据自己的考试成绩与自身的兴趣爱好相结合,选择自身成绩达标而又相对适合自己要求的学校和专业,他们的大学生涯会不会快乐更多一些呢?他们所选择学习的专业会不会成功率更高一些呢?

如果说中小学时期为了应试教育的体制需要,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童年快乐与少年梦想,那么,能不能在他们即将跨入大学校园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尊重,让他们看着自己的成绩,在对自我充分了解的状态下来选择他们未来的出路呢?

这样,对这些菁菁学子们是一个人性的尊重,更是机会的加成;同时,对国家来说,也避免了人才错位所造成的盲目性损失……

另外,因为某种社会特质状态的存在,持有某些特定地区居民身份,以及持有某些特殊种族或特殊关系身份的学生,在高考过程中就可以额外获得加分或降低录取分数线的门槛而得到照顾。

那么,相对而言,那些同样苦读十载,却是普通地区、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们而言,是不是很不公平呢?为什么同为菁菁学子,同样的分数却不能够就读同一所学校呢?

因此说,科学的教育机制,就是一项国家的灵魂工程。它不单单是硬性的技术知识与数据的灌输,它更是人性道德素质和综合内涵的全面培养。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制造出来多少个记忆硬盘,而是要培育出更多对国家对民族健康发展可用的全素质人才。

然而,高考的目的也并不单单只是为了验证其等的学习结果而设立的大学门槛;它还是为了体现社会状态公平的一架天平;它更是为了帮助这些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们,能够更准确的找到自己合理的社会位置。使其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得到更充分的锻造。

最终,将充分的挖掘其等各自的潜能,尽其所能的发挥其之长处,从而为国家、民族的振兴和发展,做出最大限度的贡献。

新疆教育发表论文有用吗

有用。新疆教育学会成立于1979年12月,挂靠在自治区教育厅,接受自治区高校工委和自治区教育厅党组的领导和教育厅的指导。颁发的证书为有效证书。

论文发表后,一般维普查询时间:一般期刊2个月左右,部分期刊当月。当然,也有期刊在半年左右的。

有用的,对于今后考研还是工作都回有帮助。

收录了一般都会查到,没有的就查不到了。

当代教育家论文发表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所以现在大学毕业都要求完成一篇论文,有很多成果都是从发表的论文中获取而来的,因此现在本科,研究生,博士都必须完成论文,就是希望能够不少新的东西,新的发现,新的观点出现。

对评职称非常有好处!

有用的,对于今后考研还是工作都回有帮助。

1.考研:论文一般用于3月份面试的时候。许多人在选择考研院校时,都会往上一个梯度,从211到985,从二本到一本等等。在面试的时候遇到本科出身很好的对手,心里难免发虚。而论文就是证明自己学术能力和研究方向的最佳利器。导师会看发表刊物的级别以及篇数,看中你的研究能力,会为面试增分不少。2.保研:论文一般用于9月份申请的时候。同考研一样,也会选择更好的学校去面试。我当时就发了好几篇论文,心里有了底气,面试的时候也自信起来。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除了省级和国家级刊物,可以挑战下学报,试着投投。3.就业:很多同学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学成绩不太理想,简历上也没什么奖学金体现。这个时候,论文是你的一大帮手,因为作为学生,学习才是你的主业。企业招聘时,会格外看中你的学习能力。成绩木已成舟时,只能靠论文来补救啦,简历上也会丰满好看一些,你说呢?4.科研项目:结项时必须发论文啊,这个不用多说了。提一点建议,好不容易申请的项目,既然发表论文就找个好的刊物,也不枉辛苦这一年半年的研究。5.职称:各个单位要求不一,有省级就行,也有要求国家级的,中级高级职称的话至少得两三版了。建议还是发专刊,不要图便宜发那种什么都收的综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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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表:可以加学分,加素质拓展分,消处分,加绩点,复试时候考研用,保研发文章也可以,顺便学校里还可以评学金,科研结项,以后工作拿论文评职称都可以!

我觉得大学生发表论文有用,因为能够体现出学生的学术知识能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下面由我来讲讲吧,相信大家看完我写的话后有所启发。

进入大三大四了,课程没有之前那么多了,但是还是要写论文的,这是大学期间一个重要的任务,可以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写论文不能超过查重的20%,论文都是几千字。好的论文写得好,能够顺利毕业,甚至会被学术摘录。论文查重率越低,说明原创度越高。论文是看个人的综合能力的一种方式。

其实,发表论文是有好处的。成功发表论文可以获得学分、奖学金,顺利拿下毕业证书;对考研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面试环节可以跟面试官了解学术的话题,注重学生的科研能力,能够起到关键作用,如果成功有发表论文的话,那么录取的概率会高;出国留学的同学,可以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增加录取几率;即将就业的同学们,论文是敲门砖,如果你是当医生、教师的话,可以让企业了解你的专业水平,突出自己的优势,能够增加就业竞争力,在众多的求职中可以脱颖而出,对未来就业是很有利的。

同时,对办公知识能力有所提高,例如:Word文字排版、PPT的放映技巧。

我有个同学,今年即将要毕业了,她很忙,学校布置一篇专业论文,她正在为论文做好准备。我看到她每天去图书馆,找好写作素材,引证证据。使用电脑查看知网,看看别人的论文怎么去写的。还要答辩,做PPT,很累。认真备好学术知识,做好充分的准备,可见她是多么的辛苦。

所以,毕业论文不合格不能获得学分,甚至无法毕业。论文说实话并不是很容易,先提前几个月的准备时间,确定论文的主题,理清知识的脉络,构建知识框架,主要你努力去写,字数按要求一定要够,不出现抄袭,建议多积累科研成果,就能顺利毕业的哦。

有没有用途主要看你考研单位的要求如果你考研单位没有要求,发了文章,也只是个印象分,没有明确的实质性用处!但如果有要求,就按考研单位要求的期刊发表,就会事半功倍!

有用,非常有用发表论文可以证明个人能力,和证书一样在我们学校如果学生发表过论文,会评优优先。假如这一篇论文符合毕业论文是可以直接拿出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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