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论文发表期刊

辛亥革命论文发表期刊

神马？我不晓得。

由陈独秀撰写，带有纲领性的政论。他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提出六方面要求：

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③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④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⑤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⑥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提倡的科学内容包括了科学和民主。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对当时青年表现出的殷切期望，在现在仍有其积极的意义。如今读来，仍有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之感。区区两千多字，却将中国青年之于中国社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说得至情至理、淋漓尽致。

重要文章

1917年1月1日2卷5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推广白话文，以打破旧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动文学改革为目标。

1918年5月15日4卷5号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18年10月5卷5号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9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

zhōng yī yào kān wù

中医药刊物是系指有关中医药学的定期或不定期的继续出版物，是中医药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工具。中医药期刊出现于近现代，据统计，截至1949年10月以前，我国的中医药期刊约有四百余种。清代唐大烈主编的《吴医汇讲》11卷，（1792～1801年），其编辑大旨是“奥词显义，统为求教，长篇短节，并曰无拘”，内容已包括有当时41位作者的94篇文稿，所叙有内、外、妇、儿各科及历代医家论述，经义诠释，随诊笔记，读书方法，药物真伪鉴定等。从编例及内容而言，《吴医汇讲》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医药期刊的雏形。

中医药期刊开始较多出现是在辛亥革命（1911年） 前后。现知较早的中医药期刊有上海医学公报社蔡小香等所编的《医学报》（创刊于1904年4月），神州医药学会绍兴分会何廉臣等所编的《绍兴医药学报》（1908年6月），广州梁慎余等所编的《医学卫生报》（1908年7月），宁波徐友函等所编的《卫生杂志》（1911年），神州医药书报社余伯陶等编的《神州医药学报》（1913年5月）等。当时的中医药期刊反映了中医药学界锐意革新的思潮，在内容上则中西兼备，在研究探讨中医学术的同时，对西医学知识也多有介绍。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中医期刊编撰者有蔡小香、丁甘仁、周雪樵、王问樵、梁慎余、唐乃安、袁桂生、顾宾秋、丁福保、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徐友函、余伯陶、包识生等。

“五四”运动前后，到抗日战争以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普遍开展，以及由于中医药学界联合起来反对对各届 *** 所采取的歧视、压迫、消灭中医等政策的坚决斗争，在斗争中中医药学界学术风气活跃，中医药期刊也显著增多。据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医药期刊在250种以上，其中在上海出版者最多，达90余种，其次则为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北京、天津等地。当时中医药期刊发行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上海中医学会所编的《中医杂志》（1912年12月），上海中华医药书局所编的《医界春秋》（1926年5月），杭州三三医报社所编的《三三医报》（1923年5月），广州杏林医学社所编的《杏林医学月报》（1929年1月），山西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所编的《医学杂志》（1921年6月）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东南亚各国也多办有中医药期刊，如《医药月刊》（新加坡）（1930年2月），《菲律宾医药会刊》（1930年4月）等。这一时期的中药医期刊，按其性质可分为三类：其一是中医药学术团体机关刊物，如中央国医馆及各地分馆所编的《国医公报》;神州医药学会各分会所编的《神州医药学报》以及中医院校所编的院刊等等。

这一类期刊多为各学术团体人撰稿。论文学术水平较高，且多报告了各团体的机构、成员、沿革及动向等。其二是中医药界同人刊物。如上海中国医学月刊社所编的《中国医学月刊》（1928年10月），广州岭南医林一锷社所编《医林一锷》（1931年1月）等，这类期刊的内容广泛，思想较为活跃。其三是中医普及性刊物，如上海中医书局所编的《家庭医药杂志》（1930年1月），健康报馆所编的《学医门径月刊》（1930年5月），广州大众医刊社所编《大众医刊》（1931年4月）等，此外，当时各地报刊如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多编有医学卫生副刊，其中亦有特刊中医内容者。这类期刊的特点是宣传中医药卫生知识，读者面大，影响广泛。这一时期中医期刊的内容，一般都是有社论或言论栏。多反映当时中医界讨论中西医关系，如何整理中医学术，中医教育，医学道德等问题; 学说栏多连载篇幅较长的著作和讲义;药物栏介绍各种中药的研究;医讯栏报告各地医疗法令，医学团体情况;问答栏多解答读者学医、治病的各种问疑; 此外还有随诊笔记，医林文艺，杂俎等。这一时期比较活跃的编撰者有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樵铁樵、陆渊雷、周学海、章臣鹰、张赞臣、秦伯未、范行准、祝味菊、杨 *** 、刘民叔、余无言、赵燏黄、陈邦贤、陈无咎、张山雷、吴汉仙、陆士谔、谢利恒、张锡纯、朱仁康、杨志一、张子英、杨医亚、朱振声等。

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新出版的期刊大约有六十余种。除上海及江浙等沿海各省外，各地新刊的中医期刊增多。如重庆出版有《国医月刊》（1939年4月），成都出版有《国医改进月刊》（1941年3月），桂林出版有《复兴医药杂志》（1941年4月），西安出版有《平民医学周报》（1943年6月）等。由于时局动乱，此时中医药期刊一般刊行年代不长。较有影响的是北京出版的《国医砥柱》。

1、《中国日报》它是兴中会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也是中国最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报纸. 1900年1月5日在香港创刊,由陈少白担任社长兼总编辑.早期宣传内容集中在：（1）揭露和声讨请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罪行,宣传反清反封建；（2）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介绍英国、法车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赞美民主共和,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主自由；（3）报道革命党人和留日学会的革命活动,宣传声援义和团反帝反侵略的行动；（4）宣传反帝救亡,谴责八国联军侵华的罪行和沙俄侵华的野心,号召人民起来救国；（5）批判资产阶级保皇派.《中国日报》仿日本报纸采用短行排印,这对传统的竖行长行版来说是一项业务革新.《中国日报》不仅是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阵地,也是他们的重要活动据点,这种既是舆论机关又是联络机关的组织形式是资产阶级报,其最大特点是把办报和武装起义等紧密结合在一志.2、《开智录》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刊物,留日学生团体开智会的机关刊物.1900年11月 日在横滨创刊出版.由郑贯公、冯自由、冯斯栾创办,郑贯公主编.《开智录》以“开通民智”为宗旨,印刷、发行要依附《清主报》,内容和《清主报》相似.3、《译书汇编》由我国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的成员创办的刊物.1900年12月在东京创刊.该刊“专以编译区美法政名著可宗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4、《民报》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由宋教仁、田桐等主办,程家柽任总编辑.该刊为大型时事政论月刊,宣传“三民主主”的政治纲领是其办刊宗旨.其宣传内容主要有：（1）宣传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2）宣传以建立共和政体为中心的民权主义；（3）宣传以土地国有、平均地权为中心的民主主义.此外,它还大力介绍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介绍西方的新文化和新思潮.5、《清议报》保皇派报刊中最有影响的两份报刊.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后来成为保皇会的第一个机关报.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主编.该报以时事评论为主,其办报宗旨是“主持清议、开发民智”.该报于1901年12月21日因火灾而停刊.6、《新民丛报》它是一份保皇派报刊,是仿效西方大型综合性杂志创办的一份半月刊.1902年2月8日在日本横滨创刊.由梁启超主编.该报内容丰富（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编辑严谨,印刷精美.其宗旨在于“开民智”、“造新民”,政治倾向总体上是保皇立宪.该报虽未站在时代前列,但该报对西方政治学说,科技文明的介绍和提高民族素质的倡导,客观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其“新民文体”也同靡报界和文坛.7、《时报》戍戌政变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也是改良派在国内重点创建的舆论阵地.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狄平子、罗普分任经理与主笔.该报从创刊始,就以执中公允的姿态出现,既批评顽固派,又批评革命派.因此,在政治上并没有造成我大影响,而是在报纸的评论、编辑、出版方面敢于大胆革新,为我国的报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8、《大公报》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由英华创办,自任社长,总揽经营和编务.该报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由莫华主持,是一张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的报纸；（2）由王郅隆接办,变成一张接近皖系军阀并有亲日倾向的报纸；（3）由新记公司接办、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大报；（4）成为一张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报纸.9、《京话日报》一张以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用通俗的北京话出版的报纸.1904年8月创刊于北京.创办人兼社长彭翼仲.该报政治上主张保皇立宪,从一创刊就宣传它是中国人办的报纸,“作报人的心是中国的”,极力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大胆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反映人民的疾苦,与读者保持密切联系,热心为读者服务,因而保受读者信任和赞许,但是也因此得罪了官僚和权贵.10、《东方杂志》中国近代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期刊.1904年3月11日在上海创刊.先后有孟森、胡愈之等人负责编辑工作.该报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对外主张联日抗俄,对内提倡君主立宪,教育救国.内容除自己的社论外,还经常选录多种报刊的时论、记事、要闻、奏折等,资料性较强,类似文摘性刊物.1911年改革后,逐渐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兼容包的编辑方针,仍坚持改良主义,但它宣传欧美,也译载有关社会主义的内容.新文化的运动后,保守反动.五四运动后又进行改革,社会科学论著增多,科技文章减少,介绍时政.1948年停刊.11、《大江报》文学社机关报.1911年1月3日创刊,其前身是《大江白话报》,由詹大悲投资创办并任总经理兼总编辑、詹大悲主持的《大江报》有两大特色：一是以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宫为主要读者对象；二是旗帜鲜明,敢发惊人之语.12、《中华民国公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机关报.1911年10月16日创刊于武昌.由牟鸿勋出任第一任社长.该报主要内容是刊载军政府和下属各部门以及各革命团体的公告,报道有关武昌起义及各省光复消息,评论革命形势和军政府的政策法令等,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逐成为黎元洪控制下的舆论工具.13、“竖三民”报名 创办时间 创办地点 创办人 主编人《民呼日报》 1909.5.15 上海租界 于右任《民吁日报》 1909.10.3 上海租界 于右任《民立报》 1910.10.11 上海租界 于右任《民呼日报》是在《神州日报》被焚后,由于右任重新集资在上海租界创办的,后因揭露贪官污吏罪行,于右任被逐出租界,报馆被封,该报只办了92天.《民呼日报》被封20余天后,他又在上海租界创办《民吁日报》,后存在48天被查封,一年后,在孙中山的大力支持下,他又创办了《民立报》.“竖三民”的创办发行,深刻地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及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有力地宣传了革命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竖三民”在上海地区为革命派的舆论宣传作出了很大贡献.

辛亥革命与近代论文发表

试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论文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权力制衡；宪政意识 所谓宪政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政的知识、态度、评价、期望以及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宪政心理等。诚然，一个国家能否实行宪政，最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国民宪政意识的强弱对宪政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宪政意识是实行宪政的先导，它制约着国家宪政模式的构造与变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一、国民对宪政的认同度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建立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上。1903年，《政法学报》发表的《立宪论》一文认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系国家兴亡。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更加点燃了中国有识之士“宪政救国”的希望之火。他们认为，日胜俄败是专制国败于立宪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已预感到，爱新觉罗的皇祚已经是惨灯将灭了，要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治道——专制、人治已无回天之力，唯一的选择是走宪政之路，这样，立宪则存，不立宪则亡成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最强音。张钟瑞的《土尔基立宪说》一文断言：“日本之兴也，兴于宪政；印度、缅甸、安南、朝鲜之亡也，亡于不知宪政为何物。”庆芳预言：“盖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未有不立宪国家能存在者。”人们认为，由一人政体向数人政体，由独裁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日俄战争后，“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论列，莫不以此为请。”“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呼号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 有人甚至过分乐观地估计：“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可见，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当时对宪政建设倾注了很大热情和寄予厚望。 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先驱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同时，热情讴歌和赞扬民主宪政。梁启超于1902年撰文指出：“专制政体，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因此，“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为“理势所必至”，谁想阻挡这一历史潮流，“譬犹以卵击石，以螳挡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他自信乐观地预言：“吾国民终归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他警告清朝统治者，应及早放弃专制统治，实施宪政。因“时势可顺不可逆，机会可先不可后。”他号召国民“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觉民于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二期发表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揭示了专制和宪政的本质区别。他说：“专制者君主之护符，而宪政则人民之甲胄也”。在专制制度下，“专制之君袭万乘之尊，挟雷霆之威，以侵人民自由而夺人民之权利。”在宪政体制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君民共同遵守宪法，从而，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白坚说：“立宪政治”是“国民政治”， “立宪之事业，为发达民权自由之事业”， “民权自由，立宪政治之真精神”。林懈《在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一文中，从人治和法治的角度出发区分专制和宪政。“专制任人，立宪任法。”专制制度的人治统治，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出现仁君圣主身上，而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因此，在专制社会，“治国少而乱国多”；再从西方宪政国家的经验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必须断然抛弃专制、人治，实施宪政。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呢?汉驹认为，想“开拓平民政治”，必须首先打倒“寡人政治”，要建设法制国，必须“先破专制国”。觉民也认为，“宪政者，必由人民之要求而后得，非君主之所肯施舍也”。汪精卫则指出：“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梁启超则将中国由专制制度向宪政政体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以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自动实施宪政上。 当近代中国刚刚迈进20世纪的门槛之时，宪政思潮主导了中国思想界。公共舆论鼓吹宪政，众多学者潜心研究和撰文宣传宪政，立宪派多次请愿，督促清政府早行宪政，清政府最后也被迫允诺预备立宪。似乎中国人对宪政的认同已达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果说，在宪政优于人治、专制这一点上，思想界和知识界先进分子基本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对宪政理解和认同上，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派尚存很大差异。 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商人是中国宪政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宪政意识最强、鼓吹宪政最力、研究宪政最深的两个阶层。如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宣传和研究西方宪政的文章。这两个阶层对西方宪政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为鼓吹宪政不遗余力，绝大多数成员对宪政在心理上有较大的认同、忠诚以及较高的信任，但立宪派以官员和学者为骨干，大多数旧学功底深厚，久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立言必称孔孟，很大一部分人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虽认同了宪政，但宪政意识尚未在其思想深处牢牢扎根，因为，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完成。甚至极少数人把宪政作为自己步入仕途或在官场平步青云的政治工具，当时有人就尖锐地指出：“今日国会为宦途之滥觞。” 革命派认为，当务之急是革命而非立宪，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上，努力培养国民对革命的认同意识。在宪政领域，则主要集中火力批判立宪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对宪政本身的研究和宣传用力不够，虽然提出了民主宪政主张，但对革命成功后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模式和构造缺乏深入、理性、成熟的思考。 至如一般民众，面对一场场丧权辱国的战争，一张张割地赔款、屈辱求存的条约，以及战祸、贫穷的威胁，他们亟盼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倾覆清朝，改变自己的悲惨生存状况。他们能成为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他们的政治意识本能地倾向于革命，至如宪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与之在1907年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描绘了当时的情况：“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人民应之者卒鲜”，“人民不知立宪为何物，恐中国之大，对于宪政能理解者“寥寥无几”至如认同，更无从谈起。 二、知识界的宪法观念 宪政思想和制度皆出自西方，中国宪政理念源于输入，中国立宪也始于模仿，因此，中国国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大量译介西方宪法和鼓吹西方宪政。 辛亥革命前，宪政思潮勃兴，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先驱者潜心研读西宪，撰文宣传和介绍西宪，从而把中国国民对宪政、宪法认识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无不信奉人民是主权者，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根本体现就是由人民制宪和修宪。晚清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已明确提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汪精卫1905年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倡言：“宪法者，国民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荪楼在1910年撰写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更明确指出：“宪法即国民权利所创，而非宪法畀国民以权利也”，是则“由国民主权以孕育宪法，非由宪法发生国民主权”。宪政与专制、人治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宪政推崇宪法的至．上权威。国民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是衡量一国国民宪政观念强弱的重要标准。李庆芳1908年发表的《中国国会议》一文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称基本法，因为在宪法之中，“可以生长出无数之法”。荪楼对宪法地位的认识比李庆芳更深一层。他指出：“宪法为国家最强有力之法规”，“定国权之组织及行动大原则”，是“一国法治之准则”，其他“一切章程皆孕育于其内”。宪法的作用也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先进分子宣传和研讨的重点。汪精卫1910年在《民报》第25、26期发表《论革命的趋势》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依归。他认为，若宪法出于“限制君权之目的”，使君主与人民权利义务皆定于宪法，用宪法制约君权，则宪政可成。若宪法把巩固君权作为根本宗旨，宪法不仅不能限制君主作恶，反而会成为君主作恶的藏身地和屏蔽所，这样，“则君主之为恶，比专制之时将益肆”。可见，限制君权还是保障民权是专制之法和立宪之法最根本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荪楼尖锐批评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其实质是保障君主之大权。 综上所述，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已经明确指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宪法是国民公意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这一主要功能，并从法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初步阐释。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实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宪法观念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当时研究、倡导、鼓吹宪政思想的先驱者，只能把目光完全投向西方政治文化，对西方宪法理念进行宣传和介绍，因此，他们的宪法思想模仿多于创造，移植多于创新，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些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先进的宪法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短，只能对西方宪政学说生吞活剥，特别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民主法制传统薄弱的东方大国创制宪法，缺乏成熟的思考。特别是对军队在宪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动范围这个关系宪政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尚未发现有人论及。至如绝大多数国民，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不知立宪为何物”。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使我民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虽反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但他们仍象往常一样，企盼好朝廷和好皇帝出现，用人治之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知识界的权利意识 公民权利意识是宪政赖以建立的重要思想条件。专制、人治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其核心是培养公民对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服从、甚至盲从的政治意识。宪政是全体国民参与的政治，需要塑造具有权利意识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合格国民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奉行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养成了安分、柔顺、服从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仁君圣主身上。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 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入中国，权利思想也随着思想界先驱者的鼓吹而逐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和认同。康有为第一次明确喊出“人有自由之权”，“人有自主之权”，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声”的严复竭力宣扬天赋人权。梁启超倡导“民权救国论”，他大声疾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总的看来，在戊戌变法失败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主要宣传民权对国家兴亡的极端重要性，而对权利概念本身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没有从宪政这一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国民权利问题。二十世纪初，随着宪政运动的勃兴，权利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报)1901年第2期发表的《论国民》一文指出：“何谓权利?日：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又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说国民》一文把是否具有权利意识看成国民和奴隶的根本区别。该文指出：“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康有为把能否培养合格公民提到国家存亡高度，他在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一文明确指出：“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梁启超则把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思想看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国民无权利思想的国家犹如无根之树，必亡无疑。”国民的权利既然是立国之本，因此，神圣不可侵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也不能拱手让与他人，若君主、贵族、外人侵害它，必须坚决维护和捍卫它。 宪政需要一大批合格国民，而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有赖全社会共同努力。雨尘子1903年在《新民丛报》第28期《近世欧人三大主义》一文中精辟指出：不知主张权利的国民是“无能的国民”，而无能的国民，是不可能制定宪法、开议会、享受自由幸福的。中国国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令思想界的先驱者忧心如焚，梁启超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把培养国民权利意识放在首位。“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为养成权利意识为第一要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男女“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宣传权利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讴歌和赞美西方宪政国家的民权保障制度，以唤起中国国民的权利意识。如梁启超曾赞美英国道：“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思想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他们充分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多数人的权利”，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宪法对多数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已初步认识到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是民主宪政的实质。 辛亥革命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有人已明确认识到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意识是立国之本和实施宪政的关键，有些论者对权利这一政治学和法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深刻和精辟之见解。 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不仅漫长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排斥宪政，而且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和义务本位也排斥宪政，这一切，阻碍着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和城市市民权利意识的产生和成长。维新时期大力倡导民权，辛亥革命前为宪政奔走呼号的梁启超当时曾发出感叹：“吾见地球千五兆生灵中，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1906年，他指出，能否正确运用选举权是宪政的关键。由于中国国民政治上的幼稚，他担心有人或将选举权视若“弁髦”，随意放弃，或受贿赂胁迫，在投票时违背自由意志，或在选举中用武力手段不正当竞争，或选出的议员不代表人民意志，只为私人和地方小局部谋利，危及中国宪政的实施。觉民在《论立宪与教育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国民最大多数不仅不熟悉法律之学，而且对“国与民之关系，亦多茫然不知”。当时日本舆论也曾指出：“中国人民之泰半，于一己之权利利益殆无所知，而冷漠茫然。”总之，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处于“不知何物为权，何物为度”。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能力非常幼稚，政治知识非常缺乏，几乎处于无权利意识状态。如1909年咨议局选举，投票选民平均只有0．4％。 四、权利制衡思想 宪政即“限政”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著名宪法学家麦基尔恩指出：“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分权制衡思想。“一国之主权一人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君主始终掌握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法自君出”、“朕即法律”被视为万古不变的定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君权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近代以来，西方分权制衡学说传入中国。随着晚请宪政思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已从纯粹的理论研究、介绍、宣传转向理论研究、宣传鼓动与政治实践两者相结合的新阶段。他们一方面撰文积极宣传英、美、法等国的分权制衡学说，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构建中如何体现分权制衡原则。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是宪政和专制、人治在政府体制设置方面的根本区别。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明确认识到分权对宪政的重要性。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指出，从国家机关的设置看，“专制则以一机关用事，而无他机关与之分权；立宪则其机关为统一的分科，立于分功之地位。”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政府应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国会是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责任内阁替国会负责。吕志伊在《国会问题之真相》一文中阐述了国会在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梁启超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遍考西方主要国家国会的职权和功能，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权力：(一)参预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国会是宪政体制中“枢纽之枢纽”。李庆芳特别强调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权。他指出：“国会为监督政府之机关，它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代表国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明确指出：资政院是“专制政体的议政机关”，国会是“立宪政体的监督机关"立宪派把督促清政府速开国会作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举行了三次大请愿。在他们看来，是否设立国会是实施宪政还是仍搞专制、人治的首要标尺。梁启超明确指出：“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谓之不筹办宪政。” 国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制约政府权力误用和滥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在强调国会对政府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国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李庆芳深刻指出：“国民为母，政府为子；国民为主，政府为仆。”梁启超也认为：“政府受国民之委托，受国民之雇佣”，政府为国民服务受国民监督是天经地义的。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指出：报馆为“代表国民发公意以公言者”，监督政府、教导国民是其两大天职。“对政府，当如严父之责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国民之所以不能放弃监督政府的权力，是为了有效防止政府的权力误用、滥用，侵犯国民权利。 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基本上认识和理解了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并运用分权制衡理论粗线条地勾画出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了以立法权为中心的政府权力主从式构造理论。这些宪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对中国当代民主宪政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晚清朝臣中的官僚知识分子对宪政心存矛盾心理，在宪政思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们被迫附和，但对代议政府“知识尚薄弱”，对国会内容，也“懵懵惚惚”，而且害怕开国会后，官位不保，或虽保官位，但受宪政体制束缚，不像旧体制中任职自由，内心极端厌恶宪政，但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只能采取“暗默反对”。至如一般农民和市民，由于几千年“皆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为市民者以为分不当预闻国事，一旦闻国会之名，尚不解为何物，安辩其权限之何如!” 从总体看，辛亥革命前十年，轰轰烈烈的宪政思潮掩盖着国民宪政意识的普遍薄弱，知识界、思想界先进分子对宪政的相对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认同，掩饰了绝大多数国民对宪政的茫然无知。

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 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该年以干支计为辛亥年，故名。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 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这次革命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 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 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 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3]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主力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与此同时，自发的群众斗争蓬 勃发展，多达千余次。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为了消弭革命力量，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7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 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利。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与政权。但是满洲亲贵们对立宪并不热衷。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9月， 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同盟会 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10日晚7时，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11日， 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对自己 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 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这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 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 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12月1日，双方议订停战3日。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因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暗中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神马？我不晓得。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望采纳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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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会》（Stories），曾用名《革命故事会》，是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管，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的中文版半月刊物。

《故事会》创刊于1963年7月为双月刊，1974年3月《故事会》改刊名为《革命故事会》，1979年1月《革命故事会》恢复原刊名《故事会》，2004年1月《故事会》改为半月刊。

据2018年5月中国知网显示，《故事会》总下载次数3382次、出版文献量1639篇。据2018年5月超星期刊显示，《故事会》文献量37篇、2014年影响因子为0.0049。据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显示，截止2016年《故事会》总发文量614篇、平均引文率0.0423。

截止2021年11月6日，《故事会》还没有停刊。

《故事会》（Stories），曾用名《革命故事会》，是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管，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的中文版半月刊物。

《故事会》创刊于1963年7月为双月刊，1974年3月《故事会》改刊名为《革命故事会》，1979年1月《革命故事会》恢复原刊名《故事会》，2004年1月《故事会》改为半月刊。

形象标识

《故事会》的标志为“说书俑”。《故事会》编辑部决定把说书俑作为本刊物的刊徽，并以“天回山”说书俑原型，作为《故事会》刊徽的基本形式，一方面，诚为保持中国绵延不绝的民间文化血脉，另一方面，又意在新的文化历程中为故事文学树碑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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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进步期刊投稿

《科技进步与对策》南大核心期刊投稿经验分享 本期选介的期刊是 《科技进步与对策》 。 《科技进步与对策》 由湖北省的科技信息研究院主办，是（ CSSCI ）来源期刊，常设栏目有“科技管理创新”“区域科学发展”“产业技术进步““企业创新管理”“科技法制与政策”“知识科学与知识工程”“人才与教育”及“综述”等。 《科技进步与对策》每年出版24期，每期刊载论文约20篇。 作为 CSSCI来源期刊中少有的半月刊之一，《科技进步与对策》在管理学科领域（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拥有较高的人气和关注度，许多研究生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发表在该期刊。 该期刊非常 侧重科技类 ， 不符合要求的好像是两天就退稿 。不过相关主题写的还不错， 基本上一个月就给录用通知 。但是 版面费有点贵 ，一个版面400，版面费是按照400乘以最终提交论文的页数。但是出刊论文页数会小于你最终提交论文页数。所以 在终稿提交之前尽量简化 … 算是管理类C刊里面 审稿很快 的期刊了， 两个月一般都会出结果 ，偏好 创新类主题 一个月完成整个流程。 初审-一审-二审-两个外审-三审-返修-录用 。外审速度很快。主题符合的论文很容易发表，主要是 科技和创新相关的实证论文 ，也发少量综述。 半月刊 ，发文量非常大 ，文章水平在科技管理类论文中属于一般水平，速度比较快 。近年来投稿太多，导致发表越来越困难。 这个期刊 审稿比较快 ， 费用高 ，喜欢 科技创新类 文章。 【 审稿流程 】主编—编辑部主任/主编—外审—主编。【 文章要求 】重复率10%以内，参考文献20—30篇（30%近三年文献），重点在于发现知识缺口，明确边际贡献。【 审稿速度 】比较快，收稿时间在一周以内，从投稿到录用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外审可能比较慢，因为外审专家审稿周期较长，有时候会超期。出刊10个月左右，一版400元，加OA费400元，加急5-6个月，加急费1000元。【 职称要求 】在读硕士生投稿必须老师一作，在读博士生可以一作或独作。 未录用，但给评审意见， 意见比较中肯，编辑部也较好沟通 。 速度很快，但 外审意见很扯 ，说偏经济学方法，不适合本刊退稿！ 更多信息

1、《解放军文艺》，现代文艺期刊。月刊，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综合文艺杂志。1951年 6月在北京创刊。刊物内容以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艰苦斗争，塑造革命军人英雄形象为主，同时还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并通过文艺评论指导部队的文艺创作。解放军文艺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8号 100080 2、《解放军报》，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解放军报社(邮政编码:10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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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创刊于东京，是一个大型月刊，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创办于辛亥革命时期。前身为宋教仁在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支那》，因第二期因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等文，尚未发行即遭日本政府没收，杂志被查封。同盟会成立后，将其改为《民报》作为会刊。孙中山为其撰写发刊词，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该报的创办及其宣传壮大了革命派的声势，也壮大了同盟会的队伍，成为进步舆论的中心，但是其宣传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过分强调了排满而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后期该报大谈佛法，进步性锐减。该报最高发行量达到1.7万份，第6至24期由章太炎主编。

当时的主要报纸如下： 1、《中国日报》 它是兴中会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也是中国最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报纸。 1900年1月5日在香港创刊，由陈少白担任社长兼总编辑。 早期宣传内容集中在：（1）揭露和声讨请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罪行，宣传反清反封建；（2）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介绍英国、法车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赞美民主共和，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主自由；（3）报道革命党人和留日学会的革命活动，宣传声援义和团反帝反侵略的行动；（4）宣传反帝救亡，谴责八国联军侵华的罪行和沙俄侵华的野心，号召人民起来救国；（5）批判资产阶级保皇派。 《中国日报》仿日本报纸采用短行排印，这对传统的竖行长行版来说是一项业务革新。 《中国日报》不仅是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阵地，也是他们的重要活动据点，这种既是舆论机关又是联络机关的组织形式是资产阶级报，其最大特点是把办报和武装起义等紧密结合在一志。 2、《开智录》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刊物，留日学生团体开智会的机关刊物。1900年11月 日在横滨创刊出版。由郑贯公、冯自由、冯斯栾创办，郑贯公主编。 《开智录》以“开通民智”为宗旨，印刷、发行要依附《清主报》，内容和《清主报》相似。 3、《译书汇编》 由我国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的成员创办的刊物。1900年12月在东京创刊。 该刊“专以编译区美法政名著可宗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 4、《民报》 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由宋教仁、田桐等主办，程家柽任总编辑。 该刊为大型时事政论月刊，宣传“三民主主”的政治纲领是其办刊宗旨。其宣传内容主要有：（1）宣传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2）宣传以建立共和政体为中心的民权主义；（3）宣传以土地国有、平均地权为中心的民主主义。此外，它还大力介绍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介绍西方的新文化和新思潮。 5、《清议报》 保皇派报刊中最有影响的两份报刊。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后来成为保皇会的第一个机关报。 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主编。 该报以时事评论为主，其办报宗旨是“主持清议、开发民智”。该报于1901年12月21日因火灾而停刊。 6、《新民丛报》 它是一份保皇派报刊，是仿效西方大型综合性杂志创办的一份半月刊。1902年2月8日在日本横滨创刊。由梁启超主编。 该报内容丰富（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编辑严谨，印刷精美。其宗旨在于“开民智”、“造新民”，政治倾向总体上是保皇立宪。 该报虽未站在时代前列，但该报对西方政治学说，科技文明的介绍和提高民族素质的倡导，客观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其“新民文体”也同靡报界和文坛。 7、《时报》 戍戌政变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也是改良派在国内重点创建的舆论阵地。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狄平子、罗普分任经理与主笔。 该报从创刊始，就以执中公允的姿态出现，既批评顽固派，又批评革命派。因此，在政治上并没有造成我大影响，而是在报纸的评论、编辑、出版方面敢于大胆革新，为我国的报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8、《大公报》 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由英华创办，自任社长，总揽经营和编务。 该报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由莫华主持，是一张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的报纸；（2）由王郅隆接办，变成一张接近皖系军阀并有亲日倾向的报纸；（3）由新记公司接办、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大报；（4）成为一张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报纸。 9、《京话日报》 一张以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用通俗的北京话出版的报纸。1904年8月创刊于北京。创办人兼社长彭翼仲。 该报政治上主张保皇立宪，从一创刊就宣传它是中国人办的报纸，“作报人的心是中国的”，极力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大胆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反映人民的疾苦，与读者保持密切联系，热心为读者服务，因而保受读者信任和赞许，但是也因此得罪了官僚和权贵。 10、《东方杂志》 中国近代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期刊。1904年3月11日在上海创刊。先后有孟森、胡愈之等人负责编辑工作。 该报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对外主张联日抗俄，对内提倡君主立宪，教育救国。内容除自己的社论外，还经常选录多种报刊的时论、记事、要闻、奏折等，资料性较强，类似文摘性刊物。1911年改革后，逐渐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兼容包的编辑方针，仍坚持改良主义，但它宣传欧美，也译载有关社会主义的内容。新文化的运动后，保守反动。五四运动后又进行改革，社会科学论著增多，科技文章减少，介绍时政。1948年停刊。 11、《大江报》 文学社机关报。1911年1月3日创刊，其前身是《大江白话报》，由詹大悲投资创办并任总经理兼总编辑、詹大悲主持的《大江报》有两大特色：一是以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宫为主要读者对象；二是旗帜鲜明，敢发惊人之语。 12、《中华民国公报》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机关报。1911年10月16日创刊于武昌。由牟鸿勋出任第一任社长。 该报主要内容是刊载军政府和下属各部门以及各革命团体的公告，报道有关武昌起义及各省光复消息，评论革命形势和军政府的政策法令等，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逐成为黎元洪控制下的舆论工具。 13、“竖三民” 报名 创办时间 创办地点 创办人 主编人 《民呼日报》 1909.5.15 上海租界 于右任 《民吁日报》 1909.10.3 上海租界 于右任 《民立报》 1910.10.11 上海租界 于右任 《民呼日报》是在《神州日报》被焚后，由于右任重新集资在上海租界创办的，后因揭露贪官污吏罪行，于右任被逐出租界，报馆被封，该报只办了92天。《民呼日报》被封20余天后，他又在上海租界创办《民吁日报》，后存在48天被查封，一年后，在孙中山的大力支持下，他又创办了《民立报》。 “竖三民”的创办发行，深刻地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及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有力地宣传了革命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竖三民”在上海地区为革命派的舆论宣传作出了很大贡献。

学术堂整理了一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技巧,供大家参考:1、投稿要对路每个刊物都有自己的办刊方针以及刊文方向.在投稿之前必须做到心中有数,首先要了解刊物的发文方向,如果刊物是社科类的期刊,那么你发数学、物理、生物这些就有点不太合适了.其次还要了解刊物的出版周期,出版周期有双月刊、季刊、月刊……有的作者可能认为出版周期是小事,是编辑部的事情,跟我们投稿有什么关系呢?这样想就打错特错了,出版周期越长说明文章见刊的时间越长,文章的录用率可能会更低一些,如果是评职称用的话,一定要参考一下出版周期,这决定了你的准备时间.再次,了解刊物的栏目.栏目决定了刊物的发文方向,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栏目是固定不变的.那么你在发文章的时候就可以根据栏目去投稿了,比较有针对性.二、栏目是变动的,比如说今年是建国七十周年,大部分刊物会出建国的专栏,你可以根据这个栏目进行专项写稿.变动的栏目一般都在年初的时候再刊物上做一个预告,如果你有意向投稿,一定要去关注一下,避免写出来的稿件与刊物方向不符,导致退稿.最后,在投寄时最好在信封上注明栏目名称,以便于编辑人员及时准确地处理稿件.2、注意把握时机教研论文按时效性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时效性强,与教学进度配合(例如《中学化学教学参考》的新教材教学参考,各种同步练习等),另一类时效性不强,与教学进度无关.后者什么时候投稿都行,而前者必须掌握一定的提前量,到底提前多长时间投稿,一般报刊都会通过报刊启示提醒读者和作者.正常情况下,如果报刊没有规定,与教学进度配合的稿件,双月刊、月刊应提前4-6个月.总的说来,新闻类稿件越及时越好,报刊发行周期越短,提前量相应要小些.论文发表就像是新闻报道,越新的选题越近的时间越容易被录用.但是学术期刊毕竟不是"日报",就出版周期而言,滞后性太强,你投稿的时候还是一个热点,等到出刊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话题度了.3、注意格式要规范现在大部分都是邮箱投稿,需要形成电子版文档,建议投稿之前先观察一下刊物的排版习惯,最好能够将格式调整成刊物的标准格式.如果刊物没有提供参考格式,也一定要整理一下,最起码要美观、可读.编辑部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稿件,如果每一篇文章格式都是乱的,极不方便编辑审稿,如此一来,被退稿也是很常见的.建议一定要规范格式,另外如果有基金一定要带上,提高录用率.当然,这些并不是投稿被录用的决定性因素.关键还是要看稿件的质量,提高命中率的根本还在于稿件质量.4、适当控制字数不同的刊物,对论文字数的要求不同,而且差别很大,有的喜欢长篇大论,有的喜欢短小精悍,投稿时应对各刊物发表的文章进行研究,总结归纳出一些规律,这样投稿才有针对性.一般说来,寄给报刊发表的文章,应尽量短些,选题最好小一点,内容实用些,可操作一些,让别人看了能受到启发教育或拿过来就可以用;而参加评选的论文,理论性应强些,选题可稍大点,字数亦应适当多一些,这样才能将问题说清说透.通常组织论文评选的部门下通知或发启示时,对论文选题、格式、字数都有明确要求,撰写时应充分注意,如果没有要求,笔者以为参加评选的论文字数以3000- 5000字为宜,一般不要少于3000字,也不要多于7000字,根据选题只要论述清楚了就行,不必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字数多少上.不论哪类文章,在控制字数的同时应十分注意文章的科学性和可读性.所谓科学性是指文章的观点不能出错,引用的论据资料应准确无误,论证过程应经得住推敲;所谓可读性主要是指文字表述要让人喜闻乐读,一看题目就想看内容,一看内容就让人爱不释手,非一口气读完不可,当然这不是一日之功,需要长时间磨炼,文字功底是练出来的.5、讲究投稿策略刚开始投稿的人,将稿子投出后总希望尽快得到编辑部的回音.事实上,由于编辑部每天要处理的稿件无以数计,所以,不少刊物收到稿件后常常连收稿通知都懒得发,这挫伤了不少作者的积极性.还有个别刊物大量地照顾"关系稿件",眼睛只盯住几个"名人",结果使很多新人退避三舍.但应该承认,任何刊物都会考虑自己的信誉,真正有生命力的刊物在用稿上一定会坚持认稿不认人的原则,只要稿件对路时机合适,质量属于上乘之作,任何编辑部都没有舍优求次的道理.

1、准备工作

下载想要投稿的杂志相关的最新的文献几篇，看看人家怎么写的，照葫芦画瓢，引用文献时，注意不能照抄原文，要将别人的话换种说法转成自己的话。

2、写文章

文章一般包括题目，摘要，引言，正文，结论，参考文献几部分组成。摘要部分语言要简明扼要，一般包括目的，内容手段，结论三部分。引言也要重视，一般包括：课题研究的意义；前人研究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不足之类；研究创新点，比如可以解决前人未解决的问题，或者在前人研究的比较浅，你在人家研究基础之上更深入进行研究。 正文是你要表达的内容，语句通顺结论部分，要简洁高度概括。

3、投稿

搜索准备投稿杂志的网站，网站上一般会有格式内容要求，有的还会有论文格式WORD模板，上传稿件时网站上一般有投稿指南，推荐审稿人选所引用的参考文献里的作者专家，要是了解这个领域的专家。

扩展资料：

确定核心期刊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项，其一主办机构的权威性，其二文章作者的权威性，其三，文章的被引用率及文献的半衰期，测定文章内容新颖性的指标，一般科技文献半衰期较短，社科文献则较。学术界通过一整套科学的方法，对于期刊质量进行跟踪评价，并以情报学理论为基础，将期刊进行分类定级。

在国际科学界，如何正确评价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已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而被SCI、SSCI收录的科技论文的多寡则被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实力和科技论文水平高低的重要评价指标。被它收录的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代表了当时有关领域的先进水平。包括了全世界出版的数、理、化、农、林、医、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环境、材料、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各学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核心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