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1242篇理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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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革命转折时期的历史主题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这样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建设也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处在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结束过去，开启未来，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作为当时历史发展的主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的历史要求，也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要求，是中国革命伟大历史性转折时期的主题，也是最重大、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问题，马克思、列宁没有现成的答案，在革命胜利后，新中国建设走什么道路问题，马克思、列宁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有明确的结论。马克思早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就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的思想。1875年，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他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2]并根据俄国的历史情况，指出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形式，是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基本阶级力量，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由于这些经济成分的性质不同，这些阶级的利益不一致，他们彼此之间必然要进行激烈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必须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政权，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通过合作社，把广大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把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归苏维埃国家所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同时，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马克思、列宁的论断，解决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原则问题，这对中国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历史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同，不论革命，还是建设，都不可能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能照搬俄国的经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走自己的路。不仅中国革命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而且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式的建设道路。 第二，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政治方向，但是直到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以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并未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而是处在长期准备的阶段上。中国革命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胜利前进的。这一理论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酝酿，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和确立起来。中国共产党自一大起即把社会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和确立的长时间内，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问题的不断探索，提出了关于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思想。毛泽东在开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的斗争中，即提出了必须经过“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的观点[3]。1937年5月，毛泽东在阐述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责任时，明确地提出了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他说：“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指出：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4]。同年12月在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革命转变的思想。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现实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轻易谈转变。”[5]两年后，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历史必由之路”。[6]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连续发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论》两篇文章，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 1945年4月中共七大进一步发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在全党确立了它的指导地位。 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确立和发展，毛泽东逐渐构建了革命转变的理论体系：（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7]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一定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8]（2）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这恰如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才有可能争取不流血的和平转变。（3）两个革命阶段“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9]；第一个革命阶段的直接目标，是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工人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4）我们所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10]。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1] 上述革命转变的理论，为民主革命胜利后，适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还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还远未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还没有也不可能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革命转变还完全停留在理论探索的阶段上。 第三，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成为紧迫的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使命是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在民主革命时期，重点是改造旧中国，但改造中有建设；新中国建立后，重点是建设，但建设中也有改造。善于改造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主要是探索中国式的革命道路问题和探索中国式的建设道路问题。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毛泽东发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中国共产党找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经过了近十年的艰苦探索。直到1935年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和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又经过十年左右时间，有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才在全党达到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真正统一。从此，中国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发展，1949年新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如此艰苦，如此伟大！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胜利后解决新中国建设的方向、道路问题，更艰苦，更伟大。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劣势、被动的地位，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的中心只能是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只有走完第一步，才有可能走上未来的第二步——社会主义。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中后期，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指挥战略反攻和大决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被动变为掌握中国命运的主宰力量。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业已在即，这就为建立新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只有这个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才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革命转变才由理论探索变成为紧迫的实践。这里包括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防止党执政后腐化变质。这三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问题。可见，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与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这样两条伟大道路开始转换的时期，如何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问题，已经成为革命实践紧迫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所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一方面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同国内外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驱逐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决不能半途而废；另一方面要筹划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项政策，以加强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好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要在掌握全国政权以后，继续改善和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防止因胜利而骄傲、腐化下去，从而，保证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不用流血”，“而可能和平解决”[12]。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而展开的。面对这两条伟大道路的历史性转换问题，中国共产党表现了最崇高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和基本政策，并就适合国情、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开始了最初的科学探索。这是关系实现革命转变，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成果，开创社会主义伟大基业的根本关键。 2．实现革命转变的精神力量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在革命转变的关头，对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思考。其探索和思考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如何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上和晋绥干部会议上，进一步阐明了革命转变的思想理论，阐明了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基本政治纲领和基本经济纲领。1948年下半年以后，全国范围的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及纪念七一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对革命转变问题做了新的探索和深刻的阐述，奠定了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其基本精神，主要是：关于基本国情。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经济异常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低，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3]刘少奇、周恩来对这种基本国情做了阐发和论述。这些论述，科学地阐明了新中国建设不能照搬苏联的办法，而必须在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之后，紧接着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同时也阐明了党制定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基本国情依据。 关于革命转变的前提条件。一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准备由乡村向城市转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变到城市的深远意义。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并使其他工作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工作；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方面的斗争；必须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14]二是实现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转变。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标志着革命战争的结束与和平建设的开始。革命战争是破坏旧世界，和平建设是创造新中国。毛泽东指出：革命胜利以后，“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两大转变，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备的政治前提和政治环境。 关于革命转变的基本目标。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异常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5]1948年底，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论述了革命胜利和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16]。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7]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革命转变的社会主义方向、道路，提出了实现革命转变的生产力标准，以及发展生产力与革命转变同步前进的构想。 关于革命转变的主要途径。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首次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度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探索。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做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探索。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并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长期的，是和平的竞争。又提出“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在这个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18]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认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的提纲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并提出： “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19]在这次讨论和探索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政策。 关于革命转变的准备条件。毛泽东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条件，指出：“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20]并认为，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标准。刘少奇对革命转变问题提出了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工业化了，重工业大大发展了。1949年6月，刘少奇在为访问苏联所准备的报告提纲中，提出：“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21]二是资产阶级不反对社会主义并愿意和平转变了。刘少奇1949年5月6日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尚不能互相脱离，“到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也能活下去的时候，就可搞社会主义。”[22]他在同天津资本家谈话时又说：社会主义怎样走法？就是对资本主义实行限制政策，如果不从现在想办法限制就不能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就要革你们的命。和平转变，就是你不反对社会主义，并让你发挥作用。不减薪，还加薪，股东的股票由国家有代价的收归国有。刘少奇这些阐述，虽然还不够规范、精确，但已经比较具体地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备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级关系变化两个基本条件，并实际上提出了和平赎买、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设想。 关于革命转变的时间估计。早在1940年3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就指出：“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23]1948年9月，毛泽东在谈到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问题时，强调首先要努力发展经济，指出：“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24]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三年五年恢复，八年十年发展”，也说过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刘少奇在阐述和发挥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时，在1948年12月华北财经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存在，但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过渡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这样对无产阶级有利。”[25]1949年4月，刘少奇在天津考察期间，又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特点，指出：“其它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达了几百年，而我们才只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26] 上述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讨论和探索，清楚地表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确实形成了一种适合国情，经过一段建设新民主主义而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科学探索精神。这对于当时实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与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这样两条伟大道路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今天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力量。

一、要真正落实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党委（党组）中心组是党委的政治理论学习组织，是领导干部在职理论学习的基本形式，它对于提升领导干部的理论素质和党性修养具有重要作用，它通过学习理论、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有利于把握大局、指导决策、推动工作，它对于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促进班子成员和谐统一具有重大意义。为了搞好党委（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必须有健全的学习制度做保障。1、省委常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根据中央关于“要进一步认真抓好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中发〔1998〕11号）的具体要求，省委在《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湘委〔1999〕12号）中规定了九条：（1）中心组的组成；（2）集中研讨的时间；（3）学习内容的安排；（4）学习专题的设置；（5）集中学习前的调研；（6）学习成效的标准；（7）学习研究的中心问题；（8）考勤；（9）服务工作。中央在湖南巡视检查工作时肯定了这九条规定。就学习服务工作来看，主要是由省委讲师团承担，并要求把为中心组的集中学习服务与日常学习服务结合起来，及时向下级党委中心组通报学习情况，使之发挥导向和示范作用，带动全省各级党委中心组的理论学习。湘办发〔2004〕77号文件也规定：“省委讲师团主要负责省委常委中心组学习服务工作（有关工作与省委办公厅配合）”。2、全省党委（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据上，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的实施意见》（湘宣字〔2001〕18号）和考核意见（湘组发〔2001〕4号），进一步规范了党委中心组的学习制度、考核制度和档案制度，提出和沿用了抓“六个环节”的学习措施：（1）认真自学好学习计划规定的书目、文件和参阅材料，写好发言提纲；（2）在集中讨论前由理论专家作学习辅导或由实际工作专家介绍实践经验；（3）听取中心发言；（4）围绕讨论题开展讨论；（5）中心组负责人作学习小结；（6）撰写学习综述在大众传媒上发表。为了巩固先进性教育的成果，《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加强和改进理论学习的规划》（湘办〔2005〕30号）下发，对省委常委会理论学习的基本目标、基本内容、基本形式、基本要求又做出了规定，重点加强了个人自学（指定、配备了64套书）和集中学习（坚持一年学习6次，每次不少于2天，其中自学1 天，讲解、提问、讨论、小结1天），并对专家的讲解做出了具体要求。二、要切实改进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根据春贤书记指示，省委常委中心组的理论学习，既要坚持传统的行之有效的好作法，又要适应形势发展和领导工作的需要进行改进和创新，注重提高实效性。为此，我们向春贤书记递送了专题报告，经春贤书记批示“同意”的建议包括下三点：1、坚持“三个确保”的原则。一是确保学习范围。可以根据本省工作的实际和领导干部的现状，扩大学习的范围、增加学习的内容，但中央规定的学习范围不能缩小、要求的学习内容不能减少。这就是说，党委中心组主要是学习理论，重点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系列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结合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法律知识、市场经济知识、历史知识、国际知识等，以及其它应学习的内容。二是确保学习时间。中央和省里下发的文件反复对学习次数、学习时间做出了要求，省里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增加次数、延长时间，但每年学习6次、每次不少于2天、全年不少于12天的底线不能突破。三是确保学习效果。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真正解决问题，要着重增强理性思维，在掌握立场、观点、方法上下功夫、求实效，要着重提升执政理念，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下功夫、求实效，要着重提高执政能力，在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上下功夫、求实效。2、确立“三个基本”的要求。一是增强吸引力。要有国际视野，帮助中心组成员把握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善于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下进行战略思维；要有新知识，帮助中心组成员开阔眼界、丰富知识，善于洞悉教育和科技发展的新潮流；要有创造精神，帮助中心组成员把握自主创新主导战略，善于让创造的活力充分涌流、加快创新型湖南建设。二是提高时效性。要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适时学习中央的重大决定、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要体现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大局，适时探讨湖南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要讲究学习管用、注重学习效果。三是力求规范化。中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中心组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着力形成促进领导干部自觉学习的长效机制，并重申了抓“六个环节”措施的传统做法。3、进行“六个方面”的改进。一是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学习理论与武装头脑相结合，学习理论与联系实际相结合，学习理论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学习理论与推动工作相结合。二是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专题学习、辅以讲座。三是把察（考察）、看（看书）、听（听课）、讲（专家讲解）、议（议论）结合起来，力求把学习形式搞的生动活泼。四是专家讲解要上课键、运用多媒体，搞形象化教学。五是强化和扩大学习成果。对每次专题的自学和讨论交流，以及主持人讲话，都要做出具体要求、作好充分准备，学习结束即发表报道和学习综述。六是学习服务要规范化。省委讲师团要与省委办公厅配合做好以下工作：学习前，提供安排意见、自学参考书、理论文章和理论观点综述（即《中心组学习参考》）；学习中，要认真做好考勤登记、学习记录、学习小结的录音及整理、中心发言稿的收集；学习后，整理发表学习综述，将中心发言和与会材料送《学习园地》刊发、及时归档。三、要做好为省委常委中心组学习服务工作近年来，我团在为省委常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注重跟进理论创新成果，注重落实各项学习制度，注重改进服务方式方法，不断提高了服务工作的水平。1、注重跟进理论创新成果。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工作就要跟进一步。省委讲师团作为省委组织实施干部在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形势政策教育的职能机构和专门队伍，作为为省委常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提供集中学习服务与日常学习服务的业务部门，就必须注重跟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一是紧跟理论创新成果做好学习安排，确保学习重点。制定学习计划，做好学习安排，是为省委常委中心组搞好学习服务工作的首要环节。选择什么学习内容、突出哪些学习重点，我们的体会是：最重要的是跟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把握党的大政方针。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在为省委常委中心组做集中学习计划时，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重点学习内容，先后把党的十六大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列入了年度学习计划。确保其每年4－6次的集中学习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主要内容。二是紧密联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设置学习专题，突出学习管用。如何设置好每次学习专题，如何在专题学习中取得实际成效，是为省委常委中心组搞好学习服务工作的又一个重要环节。近年来，我们努力探索“规范化服务、制度化服务、程序化服务”的新路子。（1）在学习专题的设置上，与省委省政府年度中心工作有机结合，着力提高学习的针对性。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就是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每个年度又有不同的侧重点，这在学习专题设置时都要予以充分考虑。根据2006年我省以协调发展为重点工作，我们在设置专题学习时就安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化改革开放完善体制机制”、“落实‘四个尊重’”等内容，使理论学习与推动社会协调发展结合起来；根据2007年我省以注重民生为重点工作，我们就安排了学习 “完善社会管理”、“建设和谐文化”、“深化教育和医疗体制体制改革”等专题，使理论学习与解决民生问题结合起来。（2）在学习过程的要求上，与省委省政府重大的决策过程相统一，着力提高学习的实效性。2006年召开的省第九次党代会，作出了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富民强省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新型工业化是富民强省的第一推动力。为把这一发展战略落到实处，安排省委常委中心组今年第一次集中学习，就是“新型工业化理论与湖南实践”这个专题。通过学习，中心组成员进一步增强了对湖南省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应注重节能减排、优化经济环境、强化工作责任等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思想上要自加压力、布局上要实事求是、工作上要狠抓落实的工作要求。三是注重回答理论热点、难点问题，强化释疑解惑。省委常委中心组成员担当的实际工作多、任务重，难免会遇到一些理论难点疑点问题。为此，我们在学习服务过程中，既强调理论学习要服务于全省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大局，又强调要在学习过程中释疑解惑，注意回答面对现实的理论热点、难点问题。在集中学习作提示和讲解时，尽力把理论难点疑点问题讲清楚，并回答好中心组成员在学习现场的提问。比如关于湖南的整体发展思路问题，从开放带动战略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战略，再到新型工业化带动战略，湖南省的总体发展思路愈来愈清晰和成熟。这个发展思路的逐步完善，就是省委中心组学习研究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些成员不理解，有疑问，通过多次学习讨论和专家讲解，大家的思路逐步清晰了，认识和行动也逐步统一了。2、注重落实各项学习制度。为省委常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服务，既要强调全方位，也要贯穿全过程。全方位服务，是指在推进省委常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建设中，从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学习过程到考勤、建档等方面，提供规范化的全面服务；全过程服务，是指服务省委常委中心组学习全过程的事务性服务，起草计划、提供资料、学习提示、专家授课、撰写综述，就是全过程服务的体现。具体来讲：一是完善学习制度，提供全方位服务。学习制度的完善，是以全方位服务为保障的。为了使省委常委中心组的理论学习，不因“一把手”的注意力改变而不同，不因实际工作忙而落空，我们在为省委常委中心组提供学习服务的工作中，狠抓完善学习制度，规范学习要求，强化硬性约束。从学习的组织、学习的方式、学习的过程到集中学习的考勤、学习档案建设上都有严格的制度保障：（1）“一把手”负总责的制度。省委常委中心组由省委书记担任组长。组长的职责是亲自审定年度学习计划和每次专题学习安排，提出学习具体要求，主持集中学习研讨活动并作学习小结，指导和检查其他中心组成员的学习。（2）专题调研制度。每次集中研讨之前，省委常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都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进行全面、系统、周密的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并对调查材料进行认真研究和科学分析，为集中研讨作好准备。（3）集中研讨制度。即按照个人自学、专家讲解、中心发言、展开讨论、组长小结、发表综述等环节来规范化操作。（4）考勤记录制度。集中学习时间原则上不得请假，参学率保持在90%以上，我们对考勤分上、下午登记，只登记实际到位者，年底汇总公布并归档。（5）学习建档制度。对中心组学习计划、考勤登记、学习记录、中心发言稿、学习综述和有关参阅材料，我团都要及时收集、整理后归入学习档案。二是落实学习制度，提供全过程服务。学习制度的落实，是以全过程服务来促进的。为了使省委常委中心组的学习制度能够落到实处，我们精心做好了五项工作：（1）精心制定学习计划。包括年度学习计划，双月专题学习实施方案。方案包括有关专题学习文章和文件、学习目的要求、中心发言题目、讨论参考题目、实施办法细节等等，具有很强的操作性。（2）精心提供学习资料。包括有关书籍、相关专题研究的理论观点和动态，有关实际工作方面的材料。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专题学习为例，我团精心编辑了这方面的理论文章和理论观点，印发了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省民政厅等有关部门“构建和谐湖南”的调研材料和工作汇报，使中心组成员对建设和谐社会有了一个全面把握。（3）精心撰写学习提示。如为配合省委常委中心组学习宪法，我们撰写了“我国宪法基本精神与宪法修正案”学习提示，原只打算作为书面材料供中心组成员参考，由于质量较高，省委书记说“写得好”，点名要求全文讲解。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讲话时，省委书记要求对“执政资源”等七个新概念做出回答，我们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充分利用“外脑”，召开了省内部分专家座谈会，撰写了详实准确的阐释材料，提供给省委常委中心组学习参考。（4）精心选择专家授课。我团始终坚持自己有把握讲得好的，就自己讲，自己没有把握讲得好的，就从外面请高水平的专家讲。自己专家讲授的“解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专题，深受好评。外请专家也经过了反复筛选，在学习“国企改革”专题时聘请了北京大学刘伟教授、学习“军事变革”和“国家战略安全”专题时聘请了国防大学乔松楼教授和金一南教授、学习“十一五规划”专题时聘请了国家发改委刘福垣研究员、学习“新农村建设”专题时聘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锡文研究员等，分别举办学习报告会，除省委常委中心组成员听课外，还吸收了省直厅局主要负责人参加听课，普遍反映讲课的水平很高、效果很好。（5）精心整理学习综述，在《湖南日报》上发表，在全省发挥示范导向作用。3、注重改进服务方式方法。这就要发挥讲师团的专家智慧和理论特长，在如何提供理论信息、如何加强理论论证、如何及时总结经验等方面下功夫，在改进服务方式方法中提高服务工作质量。一是提供理论信息，启迪学习思考。掌握信息是做好决策工作的基础。省委常委中心组成员由于所处的岗位关键，信息来源广。一般来说，他们了解的信息和了解信息的渠道都比讲师团工作人员要多得多。由于工作关系，他们对政治信息、经济信息、社会动态信息、法律信息以及与工作相关的其他信息极为关注，而对思想理论方面的信息往往关注不够。为此，我团扬长避短，围绕理论学习内容加强信息搜集整理，强化相关学习专题信息的完整性、系统性、准确性，为中心组学习思考提供思维材料和观点启迪。这方面的工作做到位，讲师团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从2005年开始，我团针对每一次省委中心组学习专题，编辑《中心组学习参考》。内容分为两大部分：（1）理论文章。即精选国内报刊网站刊登的重要领导言论或权威专家文章，根据需要或全文刊登或部分摘编；（2）理论观点。即就本次中心组学习专题，综述国内权威专家对这个理论专题的看法、观点。每次中心组学习前半个月，都会及时把《中心组学习参考》送到中心组成员手中，由于其大信息量和理论解读的权威性、准确性，深受省委常委中心组成员及全省理论工作者的好评。二是加强理论论证，进行集体备课。为中心组学习提供学习提示和理论讲解，是讲师团工作的基本职能。省委常委中心组成员职务高，水平高，要求也高，无形中给我团搞好学习服务工作增加了压力。在工作实践中，我们体会到，为省委常委中心组作学习提示和理论讲解，不是一般的辅导课，而是严格的理论论证，是对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结论的必然性和科学性的理论分析，是对重大决策的可行性和正确性的理论说明，是对重大实践问题的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理论把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理论讲解所面对的课题也越来越新。讲师团的理论讲解，仅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的了解是不够的，还必须密切关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法律、历史等学科研究的新进展、新结论。为了增强理论讲解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一方面，我团注重吸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转述“权威专家、名家的话”，使中心组成员能够增长知识，拓宽视野；另一方面，我团把对重大理论问题、社会热点问题的调研列入日常重要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调研领导关注、群众关心的问题，综合分析社会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并撰写出有影响的调研报告，以夯实自身的理论根基，在理论讲解中经常有“自己的话”，有独到的见解。同时，我团一直坚持集体备课、注重发挥全团集体的智慧，每当专人撰写出学习提示和讲稿后，都先在团内中心组学习会上试讲，全团干部集体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或在全省讲师团系统备课会上试讲，往往要经过数轮修改、逐步完善后，才拿到省委常委中心组学习会上讲解。由于准备充足，理论把握得准确，我团每次在省委常委中心组学习会上作的学习提示和理论讲解，都会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肯定和好评。三是及时总结经验，提升工作水平。对学习实践不断进行经验总结，是提高中心组学习效果的重要方法，也是讲师团提升服务工作水平的重要途径。为此，我团对省委常委中心组学习经验的总结，采取了三种形式：（1）纪实式。如为了突出反映省委常委中心组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专题学习的情况，我团以长篇纪实的形式，记录了省委常委中心组对这一专题集中讨论的全过程，在《人民日报》发表，《湖南日报》全文予以转载，对全省县以上党委中心组开展这个专题的学习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2）体会式。为了集中反映学习体会，我团以省委常委中心组的名义，总结出《把理论学习与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的经验，在《求是》杂志发表，《湖南日报》全文予以转载，对全省各级党委中心组提高学习质量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3）报告式。为了规范学习，我团先后与省委宣传部就省委常委中心组的学习制度、学习服务、学习档案、学习规划等写出专题报告给省委，省委办公厅及时转发了这些报告，带动全省各级党委中心组较好地落实了这些制度。为了使省委换届后的中心组理论学习能够保持连续性，我团还与省委宣传部一道总结了前届和本届省委中心组理论学习的经验、提出了进一步改进的措施，向省委书记汇报，书记批示：“同意报告意见”，也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各级党委中心组的理论学习。

李大钊撰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其中，《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李大钊于1919年在《新青年》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论述了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庶民的胜利》是一篇演说，发表于1918年11月末或12月初，是李大钊在天安门的演说。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

扩展资料：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少年读乡塾。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留日期间，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春发表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5月回国，任北京《晨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6月与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编辑主任。

不久又担任《国民杂志》社指导、《新潮》社顾问。12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以“常”、“守常”、“明明”等笔名发表对重大问题的评论文章。

从1918年下半年起，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讲演和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发表理论文章100多篇

向世林在州、县工作期间，致力于县域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在推进湘西州脱贫致富、扶贫开发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提出并实施了“强农兴工夯实基础，扶贫开发脱贫致富”战略，立足山地资源丰富的实况，突出山地开发，建设支柱产业。先后建设了以椪柑和猕猴桃为主的水果产业，以黄柏、杜仲、厚朴“三木”药材为主的药材业，以种植烤烟为主的烟草业，以山羊、“湘西黄牛”为主的食草畜牧业，以网箱养鱼为主的水产业，以开采锰、铅、锌、磷为主的矿产业等“六大支柱产业”，撑起了湘西州开发山地资源、治穷脱贫、治穷致富奔小康的经济社会基础。并以此为契机，积极抢抓机遇，狠抓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依托初级产品资源走深加工、精加工路子，推进了工业经济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向世林在1992年任保靖县委书记时，在大力发展工业经济的同时，就提出并规划建设了工业园区。任湘西州州长后，以主要精力推进工业经济，迅速形成了以酒鬼酒为龙头的酒业，酒鬼酒以其独特的质地成为我省为数不多的最早上市公司之一；锰、铅、锌冶炼的规模和产品出口居省内前列，在全国举足轻重；凤凰烟厂、龙山烟厂等四个烟厂竞相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基础工作上水平。提出了“水电、火电并举，大电网、小电网同网”的思路，在积极兴办小水电的同时，引进大电网，着力解决电力严重短缺状况。把交通建设作为第一位的基础设施项目来抓。提出了“封山造林并举、以封为主，经济林和用材林结合、以新造经济林为主”的方针，大力植树，绿化荒山，推进良好生态环境建设。注重学习，深入调研，从发展战略、思路和举措上进行理性思考，先后撰写了工作研究、理论文章100多篇30多万字，仅1996年、1997年两年就有23篇10多万字工作研究文章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转载。其中《敞开湘西山门，利用资源引资》《实施五大工程，打好扶贫攻坚战》《贫困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点与对策》《农业产业化建设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加快调整工作结构》《贫困地区财政的出路》等文章被国内多家刊物转载。向世林在省建设厅工作期间，立足于建筑业发展、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坚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懈努力，追求卓越。在厅机关建设上，先后提出和践行“外树形象、内聚合力、提高战斗力”“讲政治、顾大局、守法纪、求团结、谋发展”“改进作风、学风、文风，建设学习型、法治型、高效廉洁型机关”“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机关”等方针。根据省九次党代会确立的“一化三基”战略，结合湖南城镇建设，深入调研，反复论证，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建设事业全局，实现新型城市化新跨越”的发展思路，得到认可、践行；突出以人为本，结合长株潭“两型社会”实验区建设，致力于建筑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四节”的推进；加大城镇绿化、住房保障和污水、垃圾处理力度，促成了全省住房保障三年计划和城镇污水处理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深化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名城和自然风景区保护，适时组建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办公室并强化申遗工作。争取省政府支持，出台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筑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力主并践行深化改革，推行总承包，扩大建筑劳务，提高企业资质等级，外拓建筑业领域，打造建筑湘军等战略，几年来，我省建筑业综合指标名列全国十强。其间，参与和主编了《建筑施工专业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与实践》《湘西历史城镇、村寨与建筑》等书籍，出台了省政府关于建筑领域的政策、规章和法律文件20多个（部）。就建筑安全、建筑劳务经济、房屋拆迁、房地产市场等方面撰写了20多篇理性思考、工作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城市房屋拆迁思考》《关于推进村庄整治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研究成果，得到建设部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首肯、批示，转发全国建设系统和省内学习、参阅。向世林从担任省政府参事以来，积极履行参事职责，参与调查研究，为省委、省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献计献策。2006年6月，省率先提出“中国丹霞地貌捆绑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倡议，启动了崀山（中国丹霞）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工作。2008年，我与其他几位省政府参事一起，对崀山申遗工作进行了深入调研，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崀山申报世界自然遗产获得成功》的建议，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2010年8月，经第3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丹霞”以“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崀山申遗成功。针对我省在创意经济格局下，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对湖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与其他几位省政府参事深入调研，形成了《创意经济格局下湖南省工程勘察设计产业发展的对策》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直有关厅局的重视。2010年上半年，先后参与了对怀化市、新晃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可持续发展的调研，对张家界市和湘西州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情况的调研，均取得了较好成果，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赞许。向世林在履行参事职责的同时，积极从事省委安排的有关工作。先后参与了省委督办县市区贯彻省九次党代会精神情况暨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履职情况督查、考察。从2008年9月起，先后一年半时间分三批担任省委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指导检查、巡回检查组组长，指导检查株洲、湘潭、邵阳、张家界、湘西自治州等五个市州和浏阳市、湘潭钢铁集团公司、湖南农业大学、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工程学院、邵阳学院等单位的学习实践活动。任职省委党史联络工作领导小组湘西片副组长，2010年6月对湘西州和张家界市党史联络工作进行了督查。还参加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省委组织部组织的省直厅局级单位后备干部的考察选拔工 作。

胡定核，男，汉族，1963年7月30日出生，重庆市北碚区人，中共党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原中国人民银行五道口研究生部）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货币银行学硕士，物理学学士，英语六级考试优秀，日语中级。全国青联委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重庆市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主编全国大学统编教材《期货投资学》，专著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借鉴与发展》等五部；在各大学学报与各省市社科院学报发表论文100多篇；在《世界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中国社科院各研究所学报级刊物发表理论文章37篇，其中两篇被《新华文摘》转载。现任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工商联副主席、力帆控股总裁、蓝洋金融执行董事兼总裁。

四篇理论文章怎么写好发表

开头语： 科学的理论，是老年教育社会实践健康发展的指南。教学和科研是老年大学的两个翅膀，只有双翅齐展，老年大学才能兴校，老年教育才能发展。为了搞好老年教育理论研究，让我们共同探讨怎样写理论文章，希望广大教师和学员涌跃参与，为老年教育的理论创新做贡献。 1、选题：写好理论文章，选题是关键。很多专家学者、很多新闻工作者讲“一个好题目等于半篇文章”。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题目，浓缩了全文的内容，是全文的精华。看了这个题目，就掌握了全文的主要精神。所谓好题目，就是抓准问题。能不能抓准问题，实质就是会不会立题。这是衡量写作水平高低的一个主要标志。抓问题、立题目，一般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本本入手，从本本中找题目。比如，《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实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二是从实际生活中找题目。这是理论研究、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两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是我们搞科研的根本指针。这就是科研一定要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提高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写理论文章，要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归纳和提练理论课题。比如，《构建和谐社会 发展老年教育》、《学习型社会中的老年教育》、《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发展老年教育》、《老干部有所学有所为的几点思考》、《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 大力发展老年教育》等等。所谓好题目，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文字表达要好，要准确、要精炼、要醒目。选题原则六句话：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全；人全我实；人单我复；人中我外。 2、资料：资料是写作的基础。手中没有充实的资料，写作是无米之炊。同样一个题目，写得好与差，看谁掌握的资料多、资料新、资料用得好。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结合老年大学的实际，学习中国老年教育发展史，学习老年教育政策法规、学习国内外老年教育先进经验等等。学习贵在坚持，学习贵在积累，学习贵在运用。在学习过程中注意收集重要资料，并电脑存档，这对于写作至关重要。 3、写作程序：第一步，确定题目；第二步，围绕所确定的题目收集大量参考资料；第三步，参考有关资料起草第一稿；第四步，反复修改，以吸收、充实、提高。一篇好文章，是反反复复修改而成的，修改的过程就是升华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就是出精品的过程。第五步，争求意见，即请教同事、请教有关专家学者。第六步，根据专家学者的意见再次修改，最后定稿。 4、掌握信息，了解动态：通过报刊、参加学术研讨会、参观考察学习、走访专家学者等多种渠道，全面、准确地掌握老年教育理论研究的最新信息、动态、趋势等。近期老年教育理论研究的侧重点是，(1)为“老年教育”下定义；(2)“中国老年教育的发展之路”(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第八次理论研讨会的主题)；(3)“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十七大报告)。 以上论述纯属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在老年教育的应用研究、理论研究、法规研究等宏观与微观方面，提出一些有价值、有见地、有思想的新观点、新理论、新理念来，为我市老年教育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首先你得观点明确，找到论点其次，有充分的材料去论述你的观点，让别人信服

梁启超发表的三篇理论文章

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的主要著述是《变法通议》。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思想的主要著作，也是近代很系统的宣扬维新变法主张，在文中他论证了中国社会必须要改良变法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当时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这一著作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受到了很多爱国人士的｀追捧，也大大增强了梁启超的名望。

《变法通议》历史意义：

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窥测到了当时中国变法的迫切性，他在《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主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时代的强烈呼声，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但是，《变法通议》之所以倡言变法，鼓吹改革的理论依据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进化与人类社会之发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这句话出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全文如下：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1），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2）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3）！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也。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4），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5）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6）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7）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8）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9）之流于厄蔑，阿剌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10），初而拍案，继而抚髀（11），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12）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拏云（13）之手段，回天（14）之事功，挟山超海（15）之意气，能乎不能？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16），若何之郅治（17）；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18）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19）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20），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21）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22），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任公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成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25），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26），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27），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28），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旦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玛志尼（29）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之第一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30），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31）。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32），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33），非唱几十年喏（34），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35）以上，外任监司（36）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37）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亚、欧罗巴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38）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界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39）之服色，中堂大人（40）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41）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42）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43）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44）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45），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46）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47）。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48）。干将发硎，有作其芒（49）。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1作品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梁启超的书法人生[1]：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2评价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启超》一书（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对梁启超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 郭湛波对梁启超的评价：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版，第50页） 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第53~54页） （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第292页） 萧公权对梁启超的评价：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希望能帮到你，望采纳~~

发表论文235篇专著篇章

据我所知，比一般的大专好点吧。他的主干是新乡师专。但是校园还是不错的，距离市区比较近，环境也不错。新乡学院是2007年3月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坐落在豫北历史名城、原平原省省会新乡市，由原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平原大学、新乡市教育学院三校合并组建而成。学院占地面积1708亩，建筑面积近80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9850万元，馆藏图书170余万册, 电子图书36万种。学院建有完善的计算机网络服务系统，拥有现代化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电教大楼、学生公寓和标准体育场等，办学条件优越。校园环境优美，木秀花馨，景色宜人，是市级园林式单位。学院现设有文学、经济学、教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历史学、法学等8个学科门类，本、专科专业70余个，其中“会计电算化”、“应用英语”为省级教育示范专业，“机电一体化”、“国际经济与贸易”、“物业管理”、“心理咨询”、“建筑工程技术”5个专业为省级教学改革试点专业。学院建有“无机化学”、“教育学原理”等6门河南省高校精品课程，25门校级精品课程。学院有教职工13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995名，正副教授264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378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2人。学院高度重视科研工作，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近年来，共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49项，8项科研成果获国家专利，获得地厅级以上各项科研奖励350余项，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22项。出版专著、教材、译著235部，发表论文近4000篇。学院坚持“以人为本、厚德强能、开放创新、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把“突出地方性、加强应用性、坚持师范性、发展综合性”确立为办学方针，实施德育厚校工程、质量立校工程、人才强校工程、特色兴校工程，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学院积极开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聘请国外知名学者担任客座教授。2004年与英国东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2006年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博士山学院（Boxhill Institute of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分别签订合作办学协议，联合培养外向型人才。

申报副高以下职称的中小学教师(除教研员)不严格要求发表论文，有县级以上评奖的即可。

学校教师

在教育教学类CN学术期刊上独立发表高水平、有创见的本学科学术论文3篇(其中至少1篇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或者正式出版学术著作1部(本人撰写6万字以上)，或参编过经国家、省中小学教材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教科书或3万字以上的`教师指导用书，同时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本学科学术论文1篇。

校(园)长

在教育教学类CN学术期刊上独立发表高水平、有创见的本学科学术论文3篇(其中至少2篇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或者正式出版学术著作1部(本人撰写6万字以上)，或参编过经国家、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教科书或3万字以上的教师指导用书，同时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本学科学术论文2篇。

教研人员

在教育教学类CN学术期刊上独立发表高水平、有创见的本学科学术论文5篇(其中至少3篇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或者正式出版学术著作1部(本人撰写10万字以上)、参编过经国家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教科书，同时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独立发表高水平、有创见的本学科学术论文3篇。

李爱珍发表论文235篇，专著篇章3章；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7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5项，中国科学院省部级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8项，国家科学技术部金牛奖,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城镇妇女巾帼建功标兵,上海市劳动模范, 全国城镇妇女巾帼建功标兵, 被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授予“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 “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0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建校30周年,被授予“杰出贡献教师”荣誉称号。2007年，李爱珍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