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发表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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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收版面费的期刊很少了，绝大部分都是收版面费的，除非你的文章质量很好，可以向一些不收版面费的核心期刊之类投稿，现在不交钱，一般没人给你发表。

《历史研究》《史学月刊》

收入论著目录如下：一、独著书 1、《元典：文本与阐释》，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4月2、《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8月3、《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1997年4月4、《中国文化史断想》，华中理工大学，1998年3月第2 版5、《元典：文本与阐释》，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4月6、《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理工大学，1998年3月第二版7、《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再版，列入《希望工程丛书》台湾桂冠图书公司马1993年5月8、《月华集》，中国显赫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10、《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年二、合著书（皆为第一署名） 1、《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2、《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3、《中华文化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4、《绘画中华文明史》，（策划，撰文），湖北教育出版1995年11月5、《中国学术流——论著辑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6、《<劝学篇.劝学篇书后>点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7、《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8、《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东亚智慧的历史启示》，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三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4期，《新华文摘》转载2、《张之洞从清流派的“开眼看世界” 》《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3、《试论道咸间经世派的“开眼看世界” 》 ，《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4、《原典精神与近代化运动》，《中国文化总字》第6期5、《经史同异论》，《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6、《“变异”与“不易”的二律背反——洋务派“变法”观刍议》，《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7、《“敬祖”与“重史” 》，《江汉论坛》，1993年第8期8、《从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9、《近代民主主义的民族文化渊源》，《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 期10、《中国文化人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春之卷，《新华文摘》转载11、《“元典之树”何以常青》，《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孙中山对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诠释》，《光明日报》1995年6月12日 《史林》82期12、《厘清概念——以“封建”和“形而上学”为例》，《江汉论坛》，1994年第9期13、《日本“中国学”的启示》，《江汉论坛》，1996年第10期14、《发明发现——创造性思维的奇葩》，《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1 期15、《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文化重演”现象的诠释》，《学术月刊》1996年5月16、《略论中西人文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又被译成英文在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上发表，The Humanist spirit in China and the West ,Feng Tianyu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8年第3期.17、《东亚整体观的现代意义》，《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1期18、《对东亚智慧的现世意义应持平允态度》，《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1期19、《可持续发展的哲理之源》，《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20、《中国文化史分期刍议》（与杨华合作），《学术月刊》，1998年第3期21、《戊戌变法成败论》，《开放时代》，1998年第3期22、《东亚智慧与可持续发展》，《文史哲》，1998年第4期23、《张之洞与戊戌维新》，《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24、《洋务派的经世观念》，《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 期25、《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26、《习史偶得(二则)》，《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27、《《新青年》民主诉求之特色》，《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28、《日本幕府使团对太平战事的探察》，《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29、《“千岁丸”──日本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30、《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31、《同治元年日本人上海所见“华洋会剿”》，《学术月刊》，2000年第8期32、《日本使团对清末上海社情的观察》，《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33、《孙中山何时以“革命党”自命》，《湖北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34、《谁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湖北档案》，2001年第10期35、《《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藏品》卷首语》，《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36、《“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37、《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展开》，《江汉论坛》，2002年第1 期38、《同治元年日本人对上海社情的观察》，《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39、《瑶族研究新突破——评宫哲兵的《千家峒运动与瑶族发祥地》》，《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40、《《人口革命论》序言》，《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41、《武汉早期现代化刍议》，《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42、《中、日、西语汇互动与近代新术语形成》（与邓新华合作），《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43、《分宗别源》，《书屋》，2002年第5期44、《评大型历史影集《辛亥革命大写真》》，《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第6期45、《经济·社会·自由:近代汉字术语考释》，《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46、《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47、《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48、《明清之际西学与中国学术近代转型》，《江汉论坛》，2003年第3期49、《利玛窦创译西洋术语及其引发的文化论争》，《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50、《文化自觉与中华智慧》，《文史哲》，2003年第3期51、《近代学人对新词语输入的反应》，《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52、《汉字文化对日本的深广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53、《晚明西学译词的文化转型意义——以“脑囊”、“几何”、“地球”、“契丹即中国”为例》，《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54、《中日两国对印度佛教术语的吸纳》，《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55、《中日汉字文化的互动历程》，《学术月刊》， 2003年第12期56、《先哲启示与可持续发展之道》，《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57、《“汉字文化圈”刍议》，《吉首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58、《“世界遗产”:不可再生的瑰宝》，《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59、《近代新语的历史功能与当代启示》，《鄂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60、《《瀛环志略》创制新语的贡献》，《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61、《略谈鄂东大师级人物产生的时代背景》，《鄂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62、《近代汉字术语创制的两种类型——以科学、哲学为例》，《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4年第4期63、《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64、《清末民初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65、《侨词来归与近代中日文化互动——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66、《关于《千岁丸上海行》的中、西、日纪年转换等问题的说明》，《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2期67、《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学术月刊》，2005年第3期68、《学术乃天下公器——答沈国威君》，《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4期69、《“经济”辨析》（上），《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70、《五四时期陈独秀“反封建”命题评析》，《江汉论坛》，2005年第11期四、其它期刊发表论文 1、《民族先祖，文化英雄——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武汉出版社，1993年2、《地理环境与人文因素的双向同构》，《中西哲学与文化》第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明夷待访录〉：“复古表象背后的“新变” 》，《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4、《从“华夷之变” 到近代民族主义》，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5、《湖北何以成为辛亥首义之区》，《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增补稿收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各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辛亥武昌义史事考辨五则》，台湾《湖北文献》第95期，1990年4月10日7、《张之洞与湖北教育》，台湾《湖北文献》第96期，8、《清末民初先进中国人的“封建”观》，载《中国近代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五、海外发表论文 1、《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民主主义的结合点》，美国夏威夷大学论文集〈英文〉收入2、《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日本《九洲国际大学论文集》〈日文〉通卷107号3、《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日本实学史研究》〈日文〉收入，日本思文阁下1991年3月出版4、《“文明冲突决定论”辨析》，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春季卷5、《张之洞与戊戌维新》〈日文〉，日本《中国21》1998年《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专号》6、《中国语、日本语、西洋语间の相互传播と翻译间的“经济”概念の变迁》，发表于日本京都《日本研究》第31集，平成17年10月出版

权威一点的对文章的质量要求非常高，得是业界翘楚或者非常杰出的新秀才可以发，比如《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这样的。对于硕士生，能发个一般的北大中文核心、CSSCI就不错了，或者在学报上发也不错。

近代史论文发表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1949年为止。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实现现代化而斗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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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第一节 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中共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①，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中共也作了批评，认为：“共产党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①它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共产主义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②。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中共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近代中国人民的探索史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1．地主阶级抵抗派(改革派)背景和主张：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地主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其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因清政府腐败、闭关政策和地主阶级的局限性而没明显实效评价：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的提出使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激励着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强国御侮之道。由于实践有限，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2．地主阶级洋务派背景和主张：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如何解决内政外交上的众多危机时发生分歧，形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即“师夷长技以自强”。结果：由于外国阻挠，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力量分散等导致洋务运动破产。评价：洋务运动由于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为目的，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决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第一次把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具体实践化。它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和生产技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举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促进了西方政治学说、民主思想的传播；民用企业的创办对外国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3．农民阶级背景和主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通过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结果：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争环境的紧张和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规定，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而使这一方案没有真正实行过。评价：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张小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都是无法实施的，有空想性。4．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背景和主张：早期维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这一思想的产生。主张君主立宪来救国，具体为：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实践效果：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政治运动到百日维新失败，说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其最大功绩在于起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评价：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但是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5．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其基本主张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果：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篡夺。评价：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6．资产阶级激进派背景：辛亥革命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没有彻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军阀政府在思想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一战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主张方案为“民主"“科学"。具体为：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西方的民权、平等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民主和科学。辛亥革命失败虽然失败了，但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于是爆发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启示三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缺乏革命政党和武装力量的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导致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由于缺少一个深入的启蒙过程，人们不了解民主共和的精神，因而也无法建立组织严密、团结战斗、坚强无比的革命政党。他们也不敢深入地发动群众，因而始终缺少广大群众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失败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不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仍需进行新的探索。无产阶级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29年的艰苦探索，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大踏步前进。启示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革命理论的武装下，在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得以真正实现。在四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把抢救人员放在第一位的方针， “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震灾中的每一位幸存者，切实反映了尊重所有生命、注重心理关怀的人文思想和仁者态度。结语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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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荐两本还不错的《看历史》《国家人文历史》，不过还是得看你喜欢不？

收入论著目录如下：一、独著书 1、《元典：文本与阐释》，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4月2、《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8月3、《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1997年4月4、《中国文化史断想》，华中理工大学，1998年3月第2 版5、《元典：文本与阐释》，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4月6、《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理工大学，1998年3月第二版7、《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再版，列入《希望工程丛书》台湾桂冠图书公司马1993年5月8、《月华集》，中国显赫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10、《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年二、合著书（皆为第一署名） 1、《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2、《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3、《中华文化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4、《绘画中华文明史》，（策划，撰文），湖北教育出版1995年11月5、《中国学术流——论著辑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6、《<劝学篇.劝学篇书后>点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7、《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8、《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东亚智慧的历史启示》，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三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4期，《新华文摘》转载2、《张之洞从清流派的“开眼看世界” 》《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3、《试论道咸间经世派的“开眼看世界” 》 ，《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4、《原典精神与近代化运动》，《中国文化总字》第6期5、《经史同异论》，《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6、《“变异”与“不易”的二律背反——洋务派“变法”观刍议》，《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7、《“敬祖”与“重史” 》，《江汉论坛》，1993年第8期8、《从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9、《近代民主主义的民族文化渊源》，《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 期10、《中国文化人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春之卷，《新华文摘》转载11、《“元典之树”何以常青》，《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孙中山对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诠释》，《光明日报》1995年6月12日 《史林》82期12、《厘清概念——以“封建”和“形而上学”为例》，《江汉论坛》，1994年第9期13、《日本“中国学”的启示》，《江汉论坛》，1996年第10期14、《发明发现——创造性思维的奇葩》，《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1 期15、《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文化重演”现象的诠释》，《学术月刊》1996年5月16、《略论中西人文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又被译成英文在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上发表，The Humanist spirit in China and the West ,Feng Tianyu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8年第3期.17、《东亚整体观的现代意义》，《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1期18、《对东亚智慧的现世意义应持平允态度》，《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1期19、《可持续发展的哲理之源》，《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20、《中国文化史分期刍议》（与杨华合作），《学术月刊》，1998年第3期21、《戊戌变法成败论》，《开放时代》，1998年第3期22、《东亚智慧与可持续发展》，《文史哲》，1998年第4期23、《张之洞与戊戌维新》，《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24、《洋务派的经世观念》，《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 期25、《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26、《习史偶得(二则)》，《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27、《《新青年》民主诉求之特色》，《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28、《日本幕府使团对太平战事的探察》，《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29、《“千岁丸”──日本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30、《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31、《同治元年日本人上海所见“华洋会剿”》，《学术月刊》，2000年第8期32、《日本使团对清末上海社情的观察》，《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33、《孙中山何时以“革命党”自命》，《湖北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34、《谁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湖北档案》，2001年第10期35、《《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藏品》卷首语》，《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36、《“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37、《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展开》，《江汉论坛》，2002年第1 期38、《同治元年日本人对上海社情的观察》，《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39、《瑶族研究新突破——评宫哲兵的《千家峒运动与瑶族发祥地》》，《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40、《《人口革命论》序言》，《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41、《武汉早期现代化刍议》，《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42、《中、日、西语汇互动与近代新术语形成》（与邓新华合作），《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43、《分宗别源》，《书屋》，2002年第5期44、《评大型历史影集《辛亥革命大写真》》，《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第6期45、《经济·社会·自由:近代汉字术语考释》，《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46、《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47、《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48、《明清之际西学与中国学术近代转型》，《江汉论坛》，2003年第3期49、《利玛窦创译西洋术语及其引发的文化论争》，《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50、《文化自觉与中华智慧》，《文史哲》，2003年第3期51、《近代学人对新词语输入的反应》，《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52、《汉字文化对日本的深广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53、《晚明西学译词的文化转型意义——以“脑囊”、“几何”、“地球”、“契丹即中国”为例》，《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54、《中日两国对印度佛教术语的吸纳》，《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55、《中日汉字文化的互动历程》，《学术月刊》， 2003年第12期56、《先哲启示与可持续发展之道》，《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57、《“汉字文化圈”刍议》，《吉首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58、《“世界遗产”:不可再生的瑰宝》，《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59、《近代新语的历史功能与当代启示》，《鄂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60、《《瀛环志略》创制新语的贡献》，《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61、《略谈鄂东大师级人物产生的时代背景》，《鄂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62、《近代汉字术语创制的两种类型——以科学、哲学为例》，《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4年第4期63、《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64、《清末民初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65、《侨词来归与近代中日文化互动——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66、《关于《千岁丸上海行》的中、西、日纪年转换等问题的说明》，《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2期67、《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学术月刊》，2005年第3期68、《学术乃天下公器——答沈国威君》，《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4期69、《“经济”辨析》（上），《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70、《五四时期陈独秀“反封建”命题评析》，《江汉论坛》，2005年第11期四、其它期刊发表论文 1、《民族先祖，文化英雄——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武汉出版社，1993年2、《地理环境与人文因素的双向同构》，《中西哲学与文化》第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明夷待访录〉：“复古表象背后的“新变” 》，《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4、《从“华夷之变” 到近代民族主义》，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5、《湖北何以成为辛亥首义之区》，《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增补稿收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各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辛亥武昌义史事考辨五则》，台湾《湖北文献》第95期，1990年4月10日7、《张之洞与湖北教育》，台湾《湖北文献》第96期，8、《清末民初先进中国人的“封建”观》，载《中国近代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五、海外发表论文 1、《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民主主义的结合点》，美国夏威夷大学论文集〈英文〉收入2、《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日本《九洲国际大学论文集》〈日文〉通卷107号3、《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日本实学史研究》〈日文〉收入，日本思文阁下1991年3月出版4、《“文明冲突决定论”辨析》，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春季卷5、《张之洞与戊戌维新》〈日文〉，日本《中国21》1998年《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专号》6、《中国语、日本语、西洋语间の相互传播と翻译间的“经济”概念の变迁》，发表于日本京都《日本研究》第31集，平成17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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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论文发表ppt

1、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对，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2、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五四运动。

中国近代(公元1840-1949年)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英国借机侵略中国,但其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销售鸦片.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着中国封建经济。 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更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1851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朝对峙。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但其实质与鸦片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弈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以弈欣为首。发展中国军事、民用、教育等，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且有所发展。 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5月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6月初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主要矛盾。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长城抗战(1933年1月-1933年5月) 热河抗战(1933年2月-1933年2月) 淞沪抗战(1932年1月-1932年3月) 绥远抗战(1936年11月-1936年12月) 平津作战(1937年7月) 太原会战(1937年10月-1937年11月) 南口战役(1937年9月) 平型关战役(1937年9月) 忻口战役(1937年10月) 娘子关战役(1937年10月-1937年11月) 太原保卫战(1937年11月) 淞沪会战(1937年8月-1937年11月) 南京战役(1937年12月) 徐州会战(1938年2月-1938年5月) 台儿庄战役(1938年3月-1938年4月) 武汉会战(1938年8月-1938年10月) 广州战役(1938年10月) 南昌会战(1939年3月-1939年4月) 随枣会战(1939年5月)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939年10月) 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940年2月) 昆仑关战役(1939年12月-1940年1月) 枣宜会战(1940年5月-1940年6月) 百团大战(1940年8月-1940年12月) 上高会战(1941年3月-1941年4月) 晋南战役(1941年5月-1941年6月)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941年10月)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1942年1月) 滇湎路战役(1942年3月-1942年9月)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1944年1月) 豫湘桂会战(1944年4月-1944年12月) 豫中会战(1944年4月) 长沙会战(1944年5月) 衡阳保卫战(1944年6月-1944年8月) 桂柳会战(1944年8月) 缅北滇西战役(1943年10月-1945年3月) 密支那战役(1944年5月-1944年8月) 强渡怒江战役(1944年6月-1944年7月) 湘西会战(1945年4月-1945年6月) 桂柳反攻战役(1945年4月-1945年8月)

中国近代史论文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第一节 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中共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①，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中共也作了批评，认为：“共产党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①它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共产主义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②。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中共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近代中国人民的探索史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1．地主阶级抵抗派(改革派)背景和主张：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地主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其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因清政府腐败、闭关政策和地主阶级的局限性而没明显实效评价：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的提出使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激励着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强国御侮之道。由于实践有限，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2．地主阶级洋务派背景和主张：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如何解决内政外交上的众多危机时发生分歧，形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即“师夷长技以自强”。结果：由于外国阻挠，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力量分散等导致洋务运动破产。评价：洋务运动由于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为目的，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决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第一次把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具体实践化。它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和生产技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举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促进了西方政治学说、民主思想的传播；民用企业的创办对外国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3．农民阶级背景和主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通过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结果：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争环境的紧张和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规定，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而使这一方案没有真正实行过。评价：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张小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都是无法实施的，有空想性。4．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背景和主张：早期维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这一思想的产生。主张君主立宪来救国，具体为：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实践效果：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政治运动到百日维新失败，说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其最大功绩在于起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评价：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但是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5．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其基本主张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果：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篡夺。评价：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6．资产阶级激进派背景：辛亥革命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没有彻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军阀政府在思想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一战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主张方案为“民主"“科学"。具体为：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西方的民权、平等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民主和科学。辛亥革命失败虽然失败了，但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于是爆发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启示三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缺乏革命政党和武装力量的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导致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由于缺少一个深入的启蒙过程，人们不了解民主共和的精神，因而也无法建立组织严密、团结战斗、坚强无比的革命政党。他们也不敢深入地发动群众，因而始终缺少广大群众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失败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不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仍需进行新的探索。无产阶级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29年的艰苦探索，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大踏步前进。启示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革命理论的武装下，在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得以真正实现。在四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把抢救人员放在第一位的方针， “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震灾中的每一位幸存者，切实反映了尊重所有生命、注重心理关怀的人文思想和仁者态度。结语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近现代史论文发表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二、 勉强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 南京国民党政权在下没有稳固的统治基础，也就失去了建立一个国家的起码条件。但它毕竟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形式的政权，这是一个高层机构。这个政权机构及行政人员上上下下的运动情况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首先，最上层的中央机构本身就是各类势力和派系的大杂烩。“清党”之后，南京政权排斥了一大批国民党二届中央的合法委员，南京政权内合法的二届中央委员只有张静江等5人。相当一部分人则是手握军政大权的各个地方的实力派。这一特点导致的连绵不断的内战和派系纷争一直与南京政权相始终。 败退台湾初期，痛心疾首的蒋介石一方面对大陆的失败进行检讨，认为根本原因是军队“主义不明”、“心志不坚”；首先则在于国民党一些党员“变党变节”，以致“民心涣散，士气坠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面。”此外国民党的组织纪律、对民众和青年的宣传教育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7】 南京政权还通过训练中下层干部的办法，来达到推行政务的目的。结果这些人毕业后，不仅没有表现出什么成绩来，还自设各县的“同学分会，与党部人员时有派系之争。” 或许有人说，如果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拥有一批忠实自己的各级干部的话，那么政令推行和建设国家的步伐就顺利得多了，绝非如此！这又牵扯到当时的整个社会风气问题。【8】 6 抗战时期，蒋介石痛斥高级军官的“骄奢淫逸，甚至利用经济封锁来走私”，提醒他们“处于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如果稍一不慎，就没有不腐败坠落的。” 从根本上说，这种现象来自传统风气的影响，但腐败贪污现象的空前严重性，却与近代以来变化了的环境有关；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的输入，更加刺激了官吏贪赃枉法的胃口。 三、其崩溃的速度因外敌入侵和共产党竞争而加快 上述现象表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产生本身就严重的先天不足，这架政权机器异常勉强地运转着。社会的稳定，需要其内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系统间的高度协调。南京政权统治下，这三个系统各自本身就不完善，更谈不到其间的协调吻合了。政治方面的情况前已尽述，而经济发展的结果谁都知道是少数人暴富而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之中。 南京政权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缺陷更加明显：对共产党的“清除”，对工农大众的背弃和镇压，已使得它愧对于三民主义和故去的孙中山先生。面对20世纪以来广泛传入国内的各种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后封建文化市场的急剧缩小，蒋介石只能发出“人欲横流”的感叹。除强力压制以外，谈调和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新生活运动也以空前的规模发起过，但都未收到过实效，都因过于形式化而失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南京政权都不可能巩固其统治。 7 上述各种情况，任何一点都足以致南京政权于死命！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使得国民党政权雪上加霜，正如病入膏肓的人又遭到沉重的一击，这个政权崩溃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在抗战这个民族存亡的重大关头，国民党政权仍谈不到利用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而只能依靠军队和政府本身。【9】这是因为大革命时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给他们刺激太大了，印象太深了。 国民党政权在通往崩溃的道路上越滑越快。40年代后期，上述诸多矛盾交错、汇集起来，总体爆发，加上来自完全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打击，终于被迫在1949年“国府迁台”而孤悬于东海，没有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因素可以扭转这一趋势，而为失败的根源一直与国民党政权的存在相始终。 事实上，蒋介石早在1933年就公开承认“几年以来的革命又失败了。”“政治上不进则退的恶影响，已将过去的一切军事胜利销蚀无余。”【10】 蒋介石等人在20年代排斥共产党之后，不但不能单独地承担起领导中国前进的重任，反而使得自身一直沿着失败的轨迹运行，排斥共产党的结果是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南京国民党政权所缺乏的或无法做到的，正是共产党人所擅长或拥有的：土地改革等措施吸引了绝大多数8 的中国人口；统一战线的成功使得开明士绅、民族资产阶级及统治上的代表都站在自己的大旗下；同重庆、国统区的腐败相比，延安及解放区成了国人希望的象征；而中共内部组织的严密性，更是令蒋介石心驰神往而不可得的东西„„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南京国民党政权除了“跳出圈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 四、南京政权的过渡性质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由乱到治总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旧的秩序在挣扎，新的秩序在催生，纷乱的意识形态要定于一，统治者的各类经验要积累，权威人物要产生„„，而这种承前启后的任务又异常艰巨，所以过渡时期的政府总是短命的：秦朝和隋朝是明显的例子。南京政权亦然，而且这个政权的负担尤其严重：它一方面要完成由乱到治转变的一般使命，又要时刻应付来自列强的严峻挑战，这显然是其无法胜任的。当这两种压力俱来时，南京政权崩溃的日子也就更近了。 对中国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走向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使命来说，上世纪20年代曾露出了希望的曙光，但国共两党都没有能力单独完成它，应该走一条两党联合的道路。这是连蒋介石本人都公开承认的。既是如此，他却走上了一条排斥共产党，进而导致其政权自我毁灭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9 但南京政权毕竟还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通过这一过渡，中国人于40年代末寻找回晚清以来丧失了的政府权威，诞生了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全新的秩序也建立起来。一个真正有计划、有组织的现代化运动便告开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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