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敦煌论文发表时间

日本与敦煌论文发表时间

到河南敦煌风景区那里有专家讲解!~!

敦煌学（英语：Tunhuangology）是一门以敦煌为名字的学术分支，“敦煌学”一词是由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所创。当中包含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建筑，并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及文物为研究主体。

过去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为《敦煌劫余录》作序首次使用的。向达在《敦煌学六十年》中说：“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提出的。他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始创此名。”

姜伯勤在《陈寅恪与敦煌学》一文说：“1930年，一位中国学者创立了‘敦煌学’的界说，这位创立者就是义宁陈寅恪。”但是有学者发现，早在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就在一次会议上用过“敦煌学”一词。

池田温指出：“其实，早几年的1925年8月，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时，已经几次使用敦煌学一词了（石滨纯太郎《东洋学漫谈》，创元社，1943年7月，56、74页等）。

可以说，敦煌学一词在二十年代就已部分使用了。”王冀青曾指出是1925年12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题为《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的小册子，首先揭示此一名词。

扩展资料

历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流沙时偶然发现一小石室，里面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文书。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于1907年首次将藏经洞文物秘密运往西方。后来，各国考古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等闻讯接踵而来。

从王道士的手中取得了大批珍贵文物，捆载而归，导致大量文物流散海外。1914年鄂登堡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罗振玉也曾私藏一些文物卖给了日本人。

1909年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发表于《东方杂志》6卷11、12期。陈寅恪在为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都有所贡献”，英文出现“Tunhuangology”名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敦煌学

80年代初，叶栋发表《敦煌曲谱研究》。

敦煌乐谱是唐代世俗歌舞音乐的琵琶伴奏谱。共有25首乐曲，其曲名分别为：《品弄》、《倾杯乐》、《急曲子》、《长沙女引》、《撒金砂》、《伊州》、《水鼓子》等。记谱使用的符号是所谓宴乐减字谱，形似日文的假名。

如：一、人、工、只、七、儿、作、、十、上，等等；谱字旁边，还有几个可能是表示时值或句断的符号。这批乐谱的背面抄着经文，专家们根据笔迹和原卷的情况，判定这是为了抄写经文，把三张不同人在不同时间抄写的谱子随意粘连在一起了。

从本世纪30年代起，最早致力于敦煌古谱解读研究的，是日本人林谦三，接着是中国人任二北、杨荫浏、饶宗颐、张世彬等。他们通过艰苦的研究工作，基本上解决了谱字的音高问题。

80年代初，叶栋发表《敦煌曲谱研究》一文，并将25首乐曲根据自己研究所得，全部解译付诸演奏录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此后一批国内研究者异军突起，有陈应时、何昌林、关也维、席臻贯等，学术空气空前活跃。陈应时的新译谱 1988年曾由上海古乐团演奏。席臻贯的新译谱，于1992年录制音带在国内外发行。各人的译谱均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席译配有唐代诗词的录音，更直接地告诉我们：唐代歌曲典雅古朴，风格多样，音调独特。如第六首《急曲子》和第九首《急曲子》，是充满阳刚之气的武曲；第十二首《倾杯乐》又情意绵绵，朴素真切。第十五曲《慢曲子心事子》委婉深情。第十六曲《又慢曲子伊州》凄切悠长。被编为女声合唱的第十八曲《水鼓子》，庄重肃穆，雍容华贵。第二十二曲《撒金砂》似有禅意。

日本与敦煌论文发表

敦煌学，可以围绕莫高窟文化和日本的关系而言。日本人很信佛，每年敦煌的很大一部分外宾就是日本人，他们给莫高窟捐了不少东西，我记得别人给我说过，莫高窟的有一个保护系统就是日本人发明的......呵呵，日本人也盗过藏经洞宝藏哦... 我觉得这个题材可以商量、斟酌

藏经洞发现后的10多年里，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汉、藏学家掠夺了一大批文献、文物和在洞窟内、外的大量照片，使国外敦煌学具备了资料基础。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国外敦煌学以法国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早期敦煌学家是沙畹（ 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马伯乐(1883～1954) 。其中伯希和于1908年来到敦煌考察石窟，对各窟一一作了详细笔记，系统抄录了石窟题识和游人题记，并在藏经洞度过了3个星期，对藏经作系统登录，并掠去精品6600多卷和一批文物（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带走的敦煌文献目录，并编著《敦煌经卷图录》和《敦煌石窟图录》。法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戴密微，他的研究侧重敦煌佛学，旁及变文俗讲。1973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在敦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法国出版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日本敦煌学研究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敦煌学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资料。5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阶段。1953年成立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研究会，整理研究大谷瑞光新疆探察队留下的文献（大谷文书），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1957年组织以铃木俊美为代表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该会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日本敦煌学侧重文书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80年代出版的《讲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学界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英国斯坦因多次到敦煌掠走约9千卷文献（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少部分藏于印度博物馆）。但英国没有很好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研究。苏联从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研究敦煌文献，60年代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卷)，主要敦煌学家是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美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梅维恒，他致力于敦煌变文研究，出版了《唐代变文：佛教对产生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贡献》、《绘画、戏剧：中国绘画故事及其印度渊源》等专著。印度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长期从事敦煌文化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原创 刘进宝 中华读书报作为新三级学人（1977、78、79年入学的大学生），荣新江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后又考上本系研究生，师从张广达先生学习隋唐史和中外关系史，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一直身处全国的学术中心，得到了北京大学张广达、邓广铭、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叶奕良等先生的指导和帮助。由于在北京工作，能够向京城及周边地区科研院所的先生们，如冯其庸、杨志玖、宁可、王尧、沙知等请益和问学。再加上他是我辈学人中赴欧美、日本及台港地区访学最多的学者之一，所以与国际学界的著名学者，如日本的藤枝晃、香港的饶宗颐、俄罗斯的李福清、马尔沙克等学者也有交流。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就是他与这些学者及友朋交往的记录，既是个人从学的回忆，又有对逝者的追念；既是荣新江从一个青年学子成长为学术大家的记录，又是一个时代敦煌学学术史的珍贵史料。与饶宗颐、季羡林先生在一起（右起：荣新江、饶宗颐、季羡林、饶女公子、林悟殊）一位学者的成长史作为“新三级”学人的代表，荣新江是幸运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科学的春天”到来时，敦煌学方兴未艾，当时北大的一些先生们开始大力推动敦煌学研究，并成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五卷《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奠定了北大在国际敦煌学界的地位。当年，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在北大历史系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的同时，还由他们倡导，并在他们周围慢慢“形成了一个敦煌研究的圈子，包括东语系的季羡林先生、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和宿白先生、中文系的周祖谟先生等等”（《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第114页。下面引用本书只注明页码）。“北大图书馆对于王先生为主导的这个敦煌研究小组给予很大的支持，特别把图书馆的219房间，作为并没有正式名称的这个敦煌小组的研究室”，将图书馆新购进的法藏、英藏和北图的敦煌缩微胶卷，全部放在这个研究室里，同时从图书馆的书库中调集了五百多种中外文敦煌学方面的图书，包括《西域文化研究》等。因为荣新江是学习委员，也负责这个研究室，拿着这个房间的钥匙，“所以除了上课的时间，我都在这个屋子里‘值班’，这既给我浏览全部敦煌文书缩微胶卷的机会，也使我得以饱览集中到这个研究室中的敦煌学著作。不论是老师还是研究生来，都是我帮他们找到要看的那卷缩微胶卷，或者是相关的图书”（第115页）。“如果哪位老师需要找缩微胶卷中哪个号的文书，我就事先把胶卷摇到哪个号的位置，等老师来看。”（第254页）这在今天的许多青年学子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也会被认为是额外的负担。新江君却能长期坚持下来，既能方便其浏览全部敦煌文书缩微胶卷和这里的敦煌学著作，又能在帮助老师们准备缩微胶卷和图书时，获得教益，向老师们学得更多的知识。大学期间与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在课间留影。从右向左：张广达、王永兴、荣新江、张建国、卢向前从荣新江的论著可知，他不仅对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非常熟悉，而且在敦煌、西域的民族历史研究中也比较得心应手。原来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读了本书，才知道他还在藏文文字的学习上下过功夫。如1980年代中期跟随王尧先生学习古藏文的经历就很有启发。为了利用敦煌藏文文献，新江君先参加了一个藏文的速成班，“一年下来，非常见效，学会了基本的文字、语法知识，翻着《藏汉大辞典》，可以读一些简单的藏文了”。但他“学藏文的目的是想看敦煌的藏文文书，这些文书是古藏语写成的，只有现代藏语的知识还无法上手。而当时对敦煌古藏文文书进行释读并翻译的学者，主要就是王尧先生和他的合作者陈践老师”。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插班去听王尧先生的古藏语课，向他学习如何解读敦煌藏文文书”（第216页）。同时购买了王尧和陈践先生的《吐蕃金石录》《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吐蕃文献选读》《敦煌本藏文文献》《吐蕃简牍综录》等。“对照藏汉两种文本，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和学习。这样做，一方面是积累古藏文的词汇，另一方面也是把一些最基本的敦煌藏文文献熟悉起来。”（第217页）通过古藏文的学习，荣新江不但利用古藏文文献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汉文文书，探讨了通颊部落作为吐蕃王国在东北边境设置一级军政组织，到归义军时期又演变为部落的全过程，完成了《通颊考》一文，在《文史》和英文本《华裔学志》（德国出版）同时发表。而且对他“后来研究敦煌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的历史，以及研究于阗历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第219页）。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新江君在敦煌、西域民族历史研究方面取得成绩的原因了。除了《通颊考》外，他还有《龙家考》《据史德语考》（与段睛合著）《甘州回鹘成立史论》《所谓图木舒克语中的“gyazdi-”》等文及于阗、吐火罗语研究的论著。右为荣新江跟随王尧先生学藏文的笔记上世纪80年代，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比较密切，学生们可以经常到老师家中去聊天、问学，而且还常常帮老师跑腿。如王永兴先生给历史系学生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时，王先生都是用一个包裹皮兜着一堆书去教室。荣新江作为中国史班的学习委员，也就成了这门课的课代表。所以王先生每次上课时，他“就骑车先到健宅（王先生住处）去接王先生，把他要带到课堂上的书挂在车把上或驮在后座上，和王先生一起，一边聊一边走向教室，上完课再送他回去。记得冬天下雪时，我也不敢骑车，就一手提着那个大包裹，一手搀扶着王先生”（第112—113页）。当王先生来研究室看书时，“我经常把他从图书馆借的书送到他健宅的家里，因为他那时一个人住，所以后来连换煤气罐、到邮局送信发电报之类的活，都是我来帮他做的了”（第115页）。这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特有的一道风景吧！也只有与老师这样密切的近距离交流和来往中，老师才会无意中将自己的看家本领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人文学科的学人并不是在教室里教出来的，而是在导师的书房中聊天聊出来的。敦煌学术史的珍贵史料人生的许多事，大部分都是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创造条件，或不断改善条件而完成的，很少有将所有条件准备充分才开始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的境况，今天的年青学子绝对无法想象。如《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创办就是一例。此前，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资助饶宗颐先生，每年出版一期《九州学刊》的敦煌学专号，荣新江曾帮饶先生组稿编辑。当编辑了两期专号后，他认为这笔钱可以支持在大陆办一个专刊。1994年3月，当新江兄再次到香港后，就“与饶公商定，把原本由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资助《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的经费，转到北京，单独办一份《敦煌吐鲁番研究》专刊。这就是1995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由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三位先生主编，我负责具体编务，前六卷的具体工作就是我来做的。”（第267页）但出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甚至差点夭折的情况，一般的学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即《敦煌吐鲁番研究》到第四卷出版时，香港的资金没有到位。“几位老先生也是一筹莫展。于是，我们想到冯其庸先生，由柴剑虹出面，向冯先生汇报了情况。冯先生一口答应帮忙解决，不久就安排了一位企业家与我们编委的几个同仁开会，那位企业家听了情况说明后，溜之大吉。冯先生听说后很生气，随即自己掏腰包，给了我们出版一卷的全部经费……如果没有冯先生的雪中送炭，《敦煌吐鲁番研究》恐怕到第3卷就会夭折，那样就应了日本学者在我们创办刊物时说的一句话，‘有很多三期刊物’，就是办了三期就办不下去了。好在我们有冯先生，让我们渡过了难关。”（第247页）随冯其庸先生考察楼兰作者笔下的宁可先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宁先生为了主编完成《英藏敦煌文献》S.6981以后的部分，让新江君协助第11—13卷的标目，当时宁先生正在住院，不顾身体，在医院每天讨论，因为探视时间的限制，宁先生让荣新江从楼房的后面翻进阳台，在病房里一天一天地工作。“我们不必用赞扬焦裕禄的话语去表彰宁先生，他其实是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锲而不舍，学术高于一切。”（第177页）宁可先生在学术上有许多建树，但他发表的敦煌学论文并不多。作为敦煌吐鲁番学会的领导人，“他对敦煌学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参与编纂的《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等敦煌吐鲁番学会主持的大型图书成果当中”（第178—179页）。这正体现了一位学术领导人和学术组织者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值得今天的青年学子学习的。宿白先生是考古学的大家，他的文献功夫非常深厚，对石刻文献也是烂熟于心。对莫高窟的早期营建史来说，最重要的文献就是原立于第332窟前室南侧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即《圣历碑》）。可惜的是该碑在1921年被流窜在莫高窟的白俄军人折断，上截碑石已佚，下截残碑现存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宿先生却在北大图书馆收藏的数万张拓本中，找到刘喜海、缪荃孙递藏的碑石未断时拓本，再利用法藏P.2551敦煌抄本，复原出原碑形式，并整理出完整的碑文。在此基础上，宿先生利用碑文所记从乐僔、法良，到东阳王、建平公，在相关的系列文章中，对莫高窟早期的营建史，做出自成体系的解说。”（第258—261页）这类学术史的重要资料，如果不是荣新江将其记录下来，可能就会湮没无闻了。新江君是我们这代学人中走访海外敦煌吐鲁番文书收藏机构最多的学者，本书中也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信息。在《怀李福清》一文中披露，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东方中心，“里面有满铁和大连图书馆的藏书。这些应当是1951年苏联红军从东北撤出时转移过来的‘战利品’，但这类图书到底有多少，值得再来仔细调查”。敦煌文献被为是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敦煌壁画又被法国人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所以敦煌学与许多学科都有交叉。本书中的多篇文章都涉及到了相关的问题，虽然都是寥寥数语，却是画龙点睛，给人启发。如敦煌文献数量庞大，内容博杂，而且以佛典居多，“所以要从中拣选出最具学术价值的文书，除了要有雄厚的学养外，还要独具慧眼”（2页）。“东汉以来，梵书胡语流入中国，对汉语影响至巨。但自陈寅恪先生以后，治汉语史且谙梵文者不多。”（12页）现在，“敦煌学界虽然有人在研究佛典和俗文学作品时可以广泛使用汉译佛典，却很少能够熟练运用梵汉对证的方法，追本溯源”（第53页）。我从事敦煌研究后，一直比较关注敦煌学学术史，近年又重点研究学术史，但许多学术史的信息，我还是从新江君的书中第一次知道。如沙知先生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是我们的案头必备书，但不知道沙先生后来利用在俄罗斯调查敦煌写本的收获和《俄藏敦煌文献》中公布的图版，“将俄藏敦煌契约文书校录补充一过，作为《补遗》，印入再版本中”（第280页）。由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自然是敦煌学子们常用的工具书，但“最主要的实际主持人是宁可和沙知先生，而催稿人则主要是沙先生”（第281页）。另外，荣新江编的《向达先生敦煌遗墨》所收向达致曾昭燏的信，因为与原件图版进行了校对，比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文教资料简报》上的更加可靠。沙知先生请美国友人帮忙找到曾昭燏的后人，“获得向达敦煌考察期间致曾昭燏信的所有图版”（第284页），这才有了校对精良的本子。饶宗颐先生的学问非常广博，成果非常突出。但没有正式上过大学的饶先生，如何能产生这样巨大的学术成果，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本书强调的一点是，饶先生于1949年移居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香港后，“当时也很担心这里能否做学问。但后来发现，此时的香港，可以说是三国时期的荆州，在各地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某个地方如荆州，居然暂获安稳，聚集了一批天下英才，一时间学术文化也达到一定的高度。他说50年代以来的香港，正是如此，大量的人才、资金、图书都汇聚在这里，为这里的学人，提供了相当好的治学条件”（第271页）。例如，1950年代英藏敦煌缩微胶卷“一开始出售，香港一位有钱人就买了一套，提供给他做研究”，“饶公敦煌学研究首先受益于伦敦所藏敦煌缩微胶卷，然后才是到法国讲学期间系统整理敦煌曲和敦煌白画”（第272页）。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敦煌学学术史信息。《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所收各文，在当初发表时，我在不同的时期基本上都读过，现在又集中起来，全部重读一遍，印象更加深刻。以上我仅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学术史角度予以介绍，实际上本书所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信息量很大，值得重视，值得推荐给更多读者。（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铖（1938-2003），中国共产党党员，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俄国史研究专家，中国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学会理事。 王钺生于1938年，1947-1958年，在陕西咸阳、蔡家坡等地读小学、中学；1958年8月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次年随系并入甘肃师范大学（今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1963年10月大学毕业；1963年-1978年，任教于兰州四中、三十四中；1978年10月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世界地区国别史专业读研究生，1981年11月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2年后，一直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工作，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长期担任教研室主任。198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王钺是我国世界史、俄国史研究领域有成就有影响的一位学者。出版有《罗斯法典译注》、《往年纪事译注》、《沧海逐鹿枣简明海战史》、《亚欧大陆交流史》等著作；参加了《俄国通史简编》一书的编写；撰写并发表了《俄国和日本争夺库页岛的斗争》、《俄国前封建化问题探讨》、《基辅和莫斯科两城市形成的基础》等许多论文。他还发表有日本史、中亚史、敦煌学等方面的论文，出版了《周易解析》一书。他的研究成果曾荣获甘肃省社会科学奖。王钺在教学工作中主讲世界通史主干课和研究生基础课、专业课，并分别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多次开选修课。他知识渊博，学兼中外，不仅熟悉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厚的世界历史、特别是俄国史的学养，还掌握俄、日两种文字，更由于他备课认真、讲授得法，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教学效果，深受学生好评，曾获学校教学优秀奖、主干课程奖，甘肃省教学优秀奖等多次奖励。王钺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他的选修课“欧亚大陆交流史”等，是极富开创性的工作；他与其他同志一起编著出版的《世界通史》教材（主编中古部分），成为兰州大学对外交流教材之一。王钺师德高尚、学风严谨，诲人不倦，无论是对本科生、研究生或是学位课程进修班学员，他都备极关怀，精心指导。对青年教师和其他同志，他有求必应，竭诚帮助。他的优秀品质和为广大师生所深深敬佩，被评为兰州大学首届师德标兵。论著目录《亚欧大陆交流史 》（合著）1 基辅和莫斯科两城市形成的基础 兰州大学学报 1994-10-282 斯维雅托斯拉夫东征的历史意义 兰州大学学报 1987-07-023 俄美公司与日本 学习与探索 1988-06-294 俄国前封建化问题探讨 兰州大学学报 1989-04-025 日本战国时期经济迅速发展探源 兰州大学学报 1992-04-016 巴米扬大佛与中印交通路线的变迁 桑山正进 ; 王钺 敦煌学辑刊 1991-07-027 西凉府潘罗支政权始末考 岩崎力 ; 王钺 ; 汤开建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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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省级、国家级论文审稿需要1～2天，出刊需要1～3个月。个别快的0.5个月，还有个别慢的需要4～7个月。质量水平高一些的期刊，还有一些大学学报，投稿的出刊需要6个月左右，快一些的3～4个月。科技核心期刊审稿需要1～3个月，出刊另需要6～10个月左右，总的算起来大约是1年～1年半。北核、南核审稿需要3～4个月，出刊另需6～15个月左右，跨度较大总的算起来1年～2年。SCI、EI等与北核南核周期相仿。综上所述，评职称发表论文一定要对各不同级别论文的发表周期做到心里有数，提前准备，以免时间上赶不及白白错过评审多等一年。尤其是核心论文，一定要提前。不少客户联系到我们，想三五个月内出刊，那真是太难了，这种急单子我们要么不接，要么提前跟客户说好发不成全额退款，但不担任何责任

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所藏古代文书的发现，震动了整个世界。它使我们对隋唐佛教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古代敦煌，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是中外文明的交汇点。隋唐时代，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进入繁荣时期。但是，这里同时又是古代攻防要地，战争的烽火经常使它遭受严重破坏。北宋初年，党项族人建立的西夏国兴起于西北。敦煌在西夏统治时期，当地僧侣将大量历代经卷、画卷等藏在莫高窟的一个洞窟复室里，外面用砖封住，再涂上泥，绘上壁画。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秘密也就被人遗忘了。在此后的数百年内，由于海路交通的开发，加上佛教势力日益衰落，敦煌逐渐失去它作为中西交通枢纽的地位，以往的繁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明代以后，处于西北边陲的敦煌一直十分冷落，无声无息。直至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因偶然的机会才重见天日，其中的文书宝藏得以再现于世。 藏经洞是一个高约一点六米、宽约二点七米，呈长方形的洞室。室内堆满了写本文书、织绣、绘画、法器等物件。其数量之多，至今仍无法弄清。一般估计，仅文书总数就在四万件以上。这些文书和其他宗教艺术品的出土，为我们研究隋唐等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发现之日起，人们便给了它充分的重视，把它连同敦煌石窟建筑、雕塑、壁画等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来研究，形成世界性的“敦煌学”。 敦煌文书以写本卷子为主，内容可分为佛教和非佛教两类。佛教方面的文书包括：一、大藏经中已经收入的经、律、论。由于它们早于流传世间的刻本藏本，未经转抄，脱落错误较少，因此能反映这些经典的早期形态，有较高的校勘价值。二、未收入大藏经的经、律、论。这些著作从未被人所知，因而可以借助它们解决一些学术问题。以禅宗为例，初期是北宗(神秀系)得势，后来转向南宗(慧能系)；南宗开始是神会系得势，后来转向南岳、青原二系。在这个过程中，失势的各系资料因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已丧失殆尽，今人依赖敦煌卷子而得以知其概貌。三、疑伪经典。据有关学者统计，藏经洞共保存疑伪经典有七八十种。它们为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变化、发展提供了大量重要资料。四、三藏章疏。传统大藏经通常只注意收入翻译的经典，对中国佛教学者撰写的有关经、律、论的章疏并不重视。其实这些章疏是了解中国佛教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料。五、反映寺院宗教活动的材料。如变文、讲经文是寺院宗教集会上演绎经义常用的材料；授戒的牒文、布萨(检查僧徒遵守戒律情况)的记录以及僧众名单，则是寺院具体宗教活动的材料。六、反映寺院经济生活的材料。敦煌文书中有大量借契单据，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寺院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形态。 敦煌藏经洞稀世瑰宝的问世，当时并未引起清政府重视。相反，西方冒险家在得知消息后，纷纷涌入敦煌。首先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接着是法国人伯希和，其后是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还有俄国人勃奥如切夫、美国人华尔纳，他们借考古为名，相继疯狂劫掠敦煌文物。据估计，被他们盗走的写本卷子近三万卷。劫后残余的八千余卷，后保存于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前身)。 敦煌还是西域与中原两种佛教艺术的交汇点。在敦煌莫高窟，保存了大量唐代佛教壁画。 随着佛教的鼎盛，隋唐佛画也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唐初画家中，于阗人尉迟乙僧在长安绘制了许多寺院壁画。他长于以色彩晕染的西域艺术手法，着力表现西域风情和人物形象，同时又吸收中原传统的线型勾勒，使他的人物画有“身若出壁”之感。他曾多次作过以《西方净土变》为题材的壁画，以气象万千、歌舞升平的画面，反映出初唐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面貌。生活于盛唐时代的“百代画圣”吴道子，在集诸家画师大成的同时，尤其推崇张僧繇。他一生创作了四百多幅壁画，所画人物天衣飞舞，满壁风动，成为开元(714-741)、天宝(742-756)以后佛教和道教壁画的楷模。这时期寺观壁画中的菩萨、天神、力士等造型，以人间体态为模特，更加体现出现实性的美感要求，绚丽多彩，仪态万千。这表明，中国佛教壁画已进一步世俗化了。 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和彩塑的洞窟共二百零七个，可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属中唐和晚唐的洞窟壁画，可视为唐代佛教绘画艺术的代表。这些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它的风格与吴道子、阎立本等大家相似。 敦煌的唐代壁画，多以大幅“经变”为主，以经变的形式来讴歌佛国的欢乐和美好。如在净土变中，描绘出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景物，着意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分外庄严美丽。这种画面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宫廷生活和民众愿望。大量的壁画还点缀有人间社会的生活小景，表现出盛唐的社会风习，其基调乐观、明朗，富有情趣。 中唐以后，许多画家受禅风所染，襟怀超然，无意于世事，故其绘画的内容和风格，都有意表现禅的深远意境。如大诗人、大画家王维，他的浓淡墨色的山水画，极富有诗意，后人称之为“画中有诗”。他改变传统的山水画风格，开创了超然洒脱、高远淡泊的画风，对后来的中国画影响很深。 佛像雕塑是佛教艺术的典型体现。它主要保存于历代开凿的洞窟和兴建的寺院中。 唐代是我国雕塑艺术灿烂辉煌的时代。雕塑作品奇艺骈罗，精美绝伦；雕塑技术圆熟洗练，充分体现出雄健奔放的时代气息。这与南北朝相比，又有了新的进步。 龙门石窟的开凿，继北朝之后，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达到鼎盛。奉先寺大像卢舍那佛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造像。大像始凿于唐高宗时期，至武则天时期完成。卢舍那佛是释迦牟尼的报身佛，意思是光明普照。武则天自称她做皇帝符合佛的旨意，所以有意通过佛像的雕造来体现自己的权威。卢舍那佛坐像通高十七米多，位于石窟中央。佛像仪表堂堂，比例匀称，丰颐秀目，表情慈详而恬静；嘴角微翘，露出微微笑容；头部稍下倾，目光好象在关注着芸芸众生。佛的温雅敦厚的人间形象，使人感到亲近，而崇高神秘的宗教效果，则令人心生敬畏。 唐玄宗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这时期的造像圆润丰腴，体形健美，宽妆高鬓，充满活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成熟和完善，充分体现盛唐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我们从龙门石窟、佛光寺彩塑、敦煌彩塑等现存作品中，可以想见当时佛教艺术舞台上雕塑家们各领风骚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 甘肃敦煌和天水麦积山，因石质疏松，不宜凿刻，艺术家们便匠心独运，改为彩塑(在泥塑上涂以颜色)。莫高窟的北魏时期敦煌彩塑，同样经历了逐渐接受中原文化、不断汉化的过程。隋代彩塑技术日臻成熟，手法细腻精巧，佛像已明显汉化。唐代，彩塑艺术进入全盛时期。它把西来的佛教艺术与汉文化加以圆满结合，创造出更多、更有价值的作品。初唐的塑像丰满而生动，身体曲线流畅，富于节奏的变化。盛唐的塑像更是精美无比。如莫高窟第四十五窟的菩萨塑像，袒露胸臂，体态优美，轻薄的长裙紧贴身体，脸上露出细微的笑容。无论是柔美的表情，还是端庄的姿态，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善良、温柔的东方女性特点。而同窟的天王却显得刚健、勇猛。两者的鲜明对照，给人以特别深刻的艺术感受。

据学术堂了解，论文发表不是随时想法就可以发的，需要杂志社安排版面，如果下个月版面没，那么只能再往后安全了。省级、国家级期刊的职称论文发表需要提前1-3个月准备我们都知道，省级国家级别的刊物算是普刊，它也是职称发表的起跑线，相对来说，从期刊的选择到发表成功收到刊物的时间不需要很久，有些刊物快的话基本1个月左右就收到刊物了，慢点的话也就3个月左右，但是前提是你的论文已经通过审稿并确定版面了。这里还牵扯到论文的投稿数量问题，如果一个刊物虽然说是普刊，但是在业内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向其投稿的作者肯定不会少，这就需要作者有足够的耐心等待通知了。核心期刊的职称论文发表需要提前5-10个月准备除了刚讲过的普刊准备时间因素外，如果你自己投稿核心期刊，那么时间方面更是不能用月份单位来形容了，即使是通过代理来投稿，也只是让你的论文更早的呈现在编辑面前，从审稿修改到录取至出刊也需要5个月左右。具体的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一个核心期刊的每期刊载量是有限的，这就犹如是一个独木桥，都想过去，但是木头只有一根。此时你就需要珍惜编辑看到你论文的机会，用大量的时间来提高自己论文的创新度和针对性，杂志社编辑那里论文如海，如果编辑连你的第一段都没看完就关闭了，可想而知，机会就是这么浪费的，即使编辑能读完你的论文，也不代表就通过，可能论文还需要修改和润色，这种情况也可能会重复的修改来达到要求，这样一去一来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中国敦煌文化论文发表时间

（1978年～ ） 70年代以后，敦煌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时期。研究队伍扩大，组建新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1984）、高等院校设立研究机构的有北京大学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室、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研究所等。还有季羡林为会长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以及甘肃、浙江等省级敦煌学会。自1982年起，基本上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或国际性的敦煌学学术研讨会。研究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进一步完善敦煌文物文献的考订、整理的同时，努力建构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资料的整理和刊布方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敦煌大藏经》（63册）、《敦煌宝藏》(140册)等都是工程浩大的资料汇编，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出版，如《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敦煌遗书论文集》、《敦煌文学论集》、《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另有如《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等多种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敦煌研究院主办的定期刊物《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台湾文化大学主办的《敦煌学》等刊物刊发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和论文，对莫高窟艺术、于阗文、回鹘蒙文、社会经济文书、社邑文书、书仪卷子、中古寺户、归义军历史、敦煌曲谱舞谱、讲唱文学、敦煌曲子词、敦煌建筑科技等专题都有总结性或突破性的研究。

当高大的祁连山脉渐渐没入荒野，河西走廊也很快失去了生机和颜色，越来越开阔的视野，却让人越来越疲倦。

忽然，一片金色的沙丘接棒乌黑的山峦向远方延展，沙丘之下绿意隐现，我们知道，敦煌到了。

沙山掩映下的敦煌 （摄影 孤城）

敦煌，古时又叫 沙洲 ，这个称呼很应景，它的确就像一叶被搁浅在茫茫沙海上的小舟，等待被发现、被书写，等待开启一次非比寻常的远航。

公元前121年，这场旷日持久的等待终于得到了回应。这年春天，在河西走廊打了败仗的匈奴人仓忙西撤，意气风发的霍去病一路追击到敦煌才勒住马缰。

这是汉王朝全面反击匈奴的标志，也是这片沙海绿洲传奇航程的起点。十年之后，它被赋予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 盛大辉煌 ，这就是 敦煌 。

敦煌的地理位置 (制图 孤城)

驱逐了匈奴，汉武帝开始迅速重建河西走廊的统治秩序，修筑长城，设置关隘，部署兵力，移民屯垦……当战火初平，民心稍定，张骞和他的使团又浩浩荡荡地从长安出发了。

这是张骞第二次以使者的身份远赴西域，这一次他带来了大汉王朝的威严，并以丰厚的礼品传达了和平通商的意愿。

一条穿越河西走廊连接西域与中原的贸易通道开始形成，既是分岔点又是交汇点的敦煌也从此活跃了起来。

通往西域的三条道路 (制图 孤城)

西域的商旅和使团带着骏马、玉石、香料，经由敦煌进入河西走廊，返回时他们又满载丝绸、茶叶和陶瓷，自敦煌步入大漠。

繁盛不息的贸易往来，让敦煌声名远播，到了东汉时期这里已俨然是一座 “华戎所交” 的大都会了。

敦煌壁画中的商旅 （莫高窟296窟）

在所有输往西域的商品中，丝绸是最热门的抢手货。当这种色泽艳丽、顺滑柔软的布料越过帕米尔高原传入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时，一路都在引发尖叫。

公元前47年的一天，罗马共和国的终身独裁官 凯撒 披着一身华丽丽的长袍出现在一座新修的戏院里，顿时，全场的注意力都被凯撒身上光彩夺目的服饰所吸引。见多识广的长老告诉大家，这是丝绸，来自遥远的东方。

丝绸，一夜之间成为罗马贵族的新宠，甚至被视作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罗马人的口口相传中，丝是一种从树上长出来的材料，而这种神奇的树只有在一个叫 “赛里斯” （意为丝国）的东方国度里才有。

贵族们的狂热，让丝绸的价格一路飙升。在当时的罗马，人们要花费12两黄金才能购得1磅丝绸（1磅 9两）。丰厚的利润促使一波波商队踏上前往东方的征程，他们从世界不同的角落走来，最终都一一汇聚在敦煌。

行走在沙漠中的驼队 （来自摄图网）

中国的丝绸制作技术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才逐渐传入西方国家，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对丝绸的渴望与需求都只能在中国得到满足。

而除丝绸以外，中国的茶叶和瓷器，也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深受追捧的“硬通货”。逐利的商人们前赴后继地来到中国，他们越过雪山，穿过沙漠，跨过草原，漂过大海，一切困难与艰险都无法阻拦他们的脚步。于是一条条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道路被一代代商旅踩了出来，这些商贸通道被统一地称为 丝绸之路 。

古时候，无论是东来还是西去，起程前往敦煌都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西行的人将离开祁连山的庇护和滋润，东进的人也将告别天山和昆仑山下一连串首尾相接的绿洲。

所以当人们历尽辛苦抵达敦煌，势必要在此停靠好些时日，补充饮水和给养，为接下来的行程做足准备。

孤立无援的敦煌 (制图 孤城)

当滞留在敦煌的商人和货物越来越多，一部分人便干脆不再前进，直接在敦煌的集市上做起了生意。作为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的敦煌，也进一步担起了贸易重镇的角色。

伴随着贸易而来的，除了各色各样的商品，还有不同的宗教、语言、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和生产技术，敦煌成为东西方文明碰撞交融、和谐共生的乐土。

技艺精湛的画师们把当年的生活场面以佛教故事的形式描绘在了敦煌石窟的墙壁上。今天，透过色彩斑斓的壁画，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个遥远时代的繁华盛景。

胡旋舞 （莫高窟220窟）

1986年3月，国学大师季羡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敦煌吐鲁番学”的论文，文中写到“世界上 历史 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季羡林先生的结论后来也成为人们述说敦煌时反复引用的名言，敦煌作为四大文明汇流中心的 历史 地位也已被普遍接受。然而，只有亲自来走过一遭，才会真正明白，这是一个多么顽强又多么脆弱的文化中心。

敦煌绿洲 (摄影 孤城)

虽然敦煌从古至今都名声在外，但它本质上仍然只是一小片被沙漠戈壁包围的绿洲，没有丝毫向外拓展的纵深。

这里的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但蒸发量却超过2500毫米，是中国最为干旱的地带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地方，敦煌，依托着径流量并不大的 党河 ，走过了数千年薪火不灭的岁月。

敦煌的生态环境 (制图 孤城)

发源于祁连山的党河原本是疏勒河的第一大支流，两河汇聚的地方也曾经是面阔70多平方公里的哈拉诺尔湖。

然而从清朝中后期开始，人们大规模开垦湿地，引水灌溉，党河的水量急剧减少。到1970年代，人们又在鸣沙山的西侧筑坝蓄水，党河下游基本断流。而疏勒河的境遇与党河如出一辙，这直接导致了哈拉诺尔湖的彻底干涸……

玉门关外的疏勒河 (摄影 孤城)

在远古时代，党河和疏勒河将哈拉诺尔湖灌满后，还要向西溢出，最终注入罗布泊。

如海一般宽广的 罗布泊 ，在湖水充盈时，成就了神秘的楼兰古国。但其枯竭速度也一定是在朝夕之间，楼兰才会又一声不响地湮没得如此干脆。

我们在敦煌的戈壁上驱车穿梭，路边的指示牌时常跳出“南湖”、“西湖”的字样，可以想象，这片干渴的土地上一定也曾湖沼连天，水波荡漾。

我瞪大了眼睛，以为马上就会有湖泊惊现。然而，等了许久，等来的却是一排硕大的标语： 不要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 ！

在敦煌的鸣山路上，一抬头就能看见如瓷塑般光洁硬朗的巨大沙丘横卧在路的尽头，虎视眈眈地望着脚下的这片绿洲。

强劲的西风裹挟着库木塔格的黄沙一路东进，直到遇见三危山和黑石峰的阻拦，沙子才一粒粒沉降下来，日久天长，聚以成山，这就是敦煌的地标—— 鸣沙山 。

敦煌鸣山路 （摄影 孤城）

来到敦煌，你一定会惊叹，城市和沙漠会如此亲近，在沙山下生活的人会如此坦然。

方圆近800平方公里的鸣沙山也只被看成了一座大型游乐场，在这里，沙漠并不让人恐惧，你可以放下一切顾虑，跳进温柔的沙海，恣意狂欢。

鸣沙山 (摄影 孤城)

自古就盛传鸣沙山会发出呜呜的轰响，有人说如气势恢宏的钟鼓管弦齐奏，也有人说像是战场拼杀时的人喧马嘶。可惜我们在鸣沙山用尽跌打滚滑种种招数，就是什么都没有听到。

在沙漠里行走，若是平地还好，如果上坡则是走三退二，看起来并不高耸的沙丘也能让人觉得大概要爬到地老天荒。

踩着刀片向上爬 (摄影 孤城)

鸣沙山真正神奇的地方也在这里，按理说每天有上万名游客在沙山的斜坡上踩来踩去，流沙不断向下滚落，经年累月，沙山就会往前推移，并渐渐矮下去。

可鸣沙山却可以岿然不动，并“经宿吹风，辄复如旧”，每天都能亮出如利刃般的山脊线。

鸣沙山的山脊线 (摄影 孤城)

事实上，鸣沙山并非一直固定不动，只不过它移动的速度太缓慢，让人难以觉察。

地质工作者经过地层探查后推断，鸣沙山的扩展曾迫使党河向北改道，奇妙的是，沙山在吞没党河故道时，特意留了一小截出来，这一小截就是现在的月牙泉。

月牙泉 (摄影 孤城)

虽然月牙泉已与党河隔离，但两者依然通过地下水系紧密相连，所以党河水位的下降，也使得月牙泉的水面萎缩大半。为了避免月牙泉彻底干枯，如今人们每年都要花费巨资，通过各种手段为其补水。

很多人都喜欢坐在鸣沙山东侧的山脊上，静静地等着太阳落下，看日月辉映的瞬间。年复一年，太阳每天都按时赴约，可如果有一天地上的月牙突然不见了，这个画面该有多伤感……

日落时分的月牙泉 (摄影 孤城)

如果说金色的沙漠尚可亲近，那么真正让人胆寒是黑色的戈壁。

离开敦煌市区，往西北方向行车约100公里，不知不觉间大地已被一层黑色的砂石笼罩，继续向前深入，有一片绵延十几公里的神秘“古城”，城中古堡林立，街道井然，但却没有丝毫生气。每当风起，飞沙走石，狼嚎虎啸，令人闻之而心悸。

黑戈壁上的魔鬼城 (摄影 孤城)

风蚀古堡 (摄影 孤城)

这片号称“魔鬼城”的地质景观，其实是一种 雅丹地貌 ，整齐排列的古堡实际上是远古湖盆或河床上的沉积层。

地壳运动使这些固结程度并不高的岩层露出地表，强烈而持久的定向风顺着岩层的裂隙不断吹蚀，最终形成了这种与风向大致平行的垄岗状残丘。

雅丹地貌的形成机理 (制图 孤城)

在风蚀作用较为强烈的地方，还会形成一座座孤立的雕塑，它们形态各异，飞禽走兽无所不含，就连世界上的好多著名建筑也能一一找到对应。

“狮身人面像” (摄影 孤城)

“比萨斜塔” (摄影 孤城)

当我们即将进入魔鬼城核心“城区”时候，道路前方突然显现两扇巨大的“城门”，讲解员说，这座门叫英雄门，因为在景区修建之前，途径魔鬼城的路凶险莫测，进入此门便意味着生死未卜，能从门中进去，又成功走出来的人都是英雄。

“英雄门” (摄影 孤城)

黑戈壁与魔鬼城，这是一个多么冷酷的组合呀，它们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一切生机，也极尽所能地恫吓着过往的行人。

然而这一带却是丝绸之路西出 玉门关 ，进入吐鲁番的必经之地，古时候的商旅要拿出多少勇气来抵抗这廓然无边的萧瑟。

从魔鬼城归来，再次路过玉门关时，才真正切肤地体会到什么是“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座在汉武帝时期就已设置的关城，虽然早已湮灭无形，但考古工作者还是凭着汉简上的蛛丝马迹在西湖湿地旁的 小方盘城 一带找到了一些相关的遗存。

玉门关小方盘城 (摄影 孤城)

从玉门关往南50公里，是纤细的南湖绿洲，绿洲西侧的古董滩上，高高耸立着一座残破的烽燧，学者们推断，烽燧的附近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 阳关 。

阳关烽燧 (摄影 孤城)

在戈壁大漠上，守住了水源，就守住了生命通道。所以无论是阳关还是玉门关，它们都扼守在敦煌以西最重要的水源补给点上。

进出敦煌的商人、邮驿、使者，无论是走昆仑北麓，还是走天山南麓，都必须经过两关。它们不仅护卫着河西走廊西大门的安危，同时也要负责为过往人员签发“护照”。汉唐时期，这两座在荒野上对峙而立的雄关一度热闹了数百年。

然而，所有的繁华都在公元八世纪中叶，戛然而止。

唐王朝爆发了 安史之乱 ，皇帝征调边塞的守军回中原勤王平叛，整个西北地区防务空虚，吐蕃[bō]势力趁机而入，河西走廊就这样从大唐的手中滑落。

阳关和玉门关，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它们不知道为什么，从某一天起，那些送出去的书信再也没有得到回复，遥远的地平线上也不再有驼队与人群出现，那些能歌善舞的女人、叮当作响的玉石，香气四溢的葡萄酒也都消失了踪影……

而此时，远在关外的士兵，因河西走廊的失陷，断绝了与中原的联系，当他们孤悬于西域，苦苦等待援助的时候，也只有阳关与玉门关在苍黄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静静地遥望着他们，是最后的呼应，也是最深的绝望。

库木塔格沙漠 (来自摄图网)

公元766年，吐蕃已先后攻陷了凉州、甘州和肃州（即武威、张掖和酒泉），敦煌（沙洲）沦为孤城。守城的军民在苦苦支撑了20年后，也终因外无救援，内无粮械而议和请降。

786年，河西与陇右一带的州县已尽数被吐蕃攻占，吐蕃统帅在占领区强制推行 “蕃化” ，要求汉人说蕃语，习蕃俗，“左衽[rèn]而服，辫发文身”。

然而，高压政策并不能驯服民心，敦煌在陷落后，州人虽“胡服臣虏”，但每到祭祀祖先的时候，都要 “衣中国之服” ，东向而拜，号啕大哭一场后，再把汉服脱下，偷偷藏起来。

“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蕃占区的百姓无一日不在翘首等待，这一等就是半个多世纪。

浩瀚如海的思念最终在敦煌掀起巨浪。公元848年，由张议潮率领的一支起义军高举 “回归大唐” 的旗帜，趁吐蕃内乱，夺回了敦煌，随后又以敦煌为大本营，一步步收复河西走廊。

他们管自己叫 “归义军” ，以“人物风华，一同内地”的主张，恢复秩序，抚慰人心，并派出十路信使，将敦煌光复的喜讯告知朝廷。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莫高窟156窟）

851年，张议潮委托兄长奔赴长安，将河陇十一州地图进献给唐宣宗，以重新确立与唐朝的隶属关系。

然而，从巅峰跌落的唐王朝再也无力恢复昔日的荣光，河西走廊虽然在名义上重新归属大唐，但中原皇帝已无力为经营河西提供实际的支撑，归义军只能凭自己的力量在强敌环伺的困境中夹缝求生。

从848年赶走吐蕃，到1036年被西夏攻灭，敦煌归义军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同中原建立联系的努力。

着中原官服的归义军后期领袖曹议金 （榆林窟16窟）

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 节点型城市 ，路通则盛，路阻则衰，这似乎是它躲不过去的宿命。

两宋时期，由于西域和中原之间又隔了一个 西夏 ，河西走廊通行不畅，海上丝绸之路便逐渐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当版图大无边的 蒙元帝国 到来时，北方又兴起了草原丝绸之路；而终于等到可以比肩汉唐的 大明王朝 时，中原政权已基本失去了经略西域的兴趣，嘉靖皇帝甚至主动将国界东移，在300公里外的嘉峪关闭门自守；敦煌就这样一步步沦为弃城……

嘉峪关，明朝中后期的西部边界 （摄影 孤城）

无人戍守的阳关和玉门关都相继崩塌了。它们倒向大地的时候，没有人看见那个过程，没有人知道是发生在白天，还是在夜晚，没有人听到砂砾随风吹散的声音，没有人知道那天的风是往哪边吹。

所有的华章都被封存在了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而当它们再一次为世界所知，推开序幕的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提及敦煌，很多人会马上想到 莫高窟 ，而提及莫高窟也免不了说起那段伤心史。

从366年， 乐樽和尚 凿开第一掊黄土，到1897年， 王圆箓道士 住持莫高窟，1600的多年时光里，莫高窟的兴衰一直和敦煌保持同步。

转折发生在1900年的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这天晚上正在清扫流沙的王道士无意间透过洞窟墙壁上的一条裂缝，打开了一座装满了经卷的秘洞。

藏经洞中的写经

学问不多的王道士也许无从知道这些已经封存了近900年的文物古籍有何等价值，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一件自己处理不了的大事。于是，他先是请来了本地的乡绅征询意见，然后又一路步行到敦煌县衙上报给县令，最后又赶着毛驴走了800多里路，去肃州拜见道台大人。但所有的奔走呼告最终只得来甘肃省府的一纸命令： 检点经卷，就地保护 。

四处碰壁的王道士，无奈间竟斗胆给远在京城的慈禧太后写了一封奏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苦苦等待。

饱受争议的王圆箓道士

他哪里知道，就在他推倒藏经洞秘门的那一刻， 八国联军 正在天津集结，准备进攻北京；两个月后慈禧将扮作农妇逃往山西；一年以后李鸿章将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而重掌大权的太后，也将在罪己诏上高呼：“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整整七年，没有人理会王道士呈交的秘密，面对藏经洞里的文化宝藏，孤立无援的王圆箓也一定感到过一种说不清的沉重与困惑。

但他毕竟已经做了一个普通人所能做的一切，面对三危山下历代住持的圆寂塔，他可以略略感到心安了。

三危山下的僧塔 （摄影 孤城）

敦煌有古经书现世的消息已经散布了出去，王道士为筹措经费连送带卖而散佚的少量卷子也开始在坊间流传。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循着线索来到莫高窟，次年，法国人伯希和进入藏经洞。一前一后，莫高窟的大量经书文物被 连哄带 地以极低的价格卷走。除此之外，美国、日本和俄国的考察队也闻风而至……

保罗·伯希和在藏经洞翻检经卷

四万多件藏经洞遗书，大量精美的塑像，甚至连墙上的壁画都被这些所谓的探险家割下来打包装箱，大摇大摆地用马车拉走。

对于莫高窟，这无疑是一次惨不忍睹的掠夺，而对于当时的整个中国，这不过是无数掠夺中最为平静、也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

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窃取的唐代塑像

因为文物是在王道士手中遗失的，他自然要为此承担骂名。但，在整个国家都要对西方人奴颜婢膝的时代，我们又有什么底气对他倾注愤怒？

我们只能去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也只能把这种恨化作奋发图强的内力，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不会再遭受同样的欺辱。

敦煌，自汉代以来就成为多民族、多文化共荣共生的前沿阵地，始凿于魏晋时期的敦煌石窟更是秉承了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

从王公权贵到平民百姓，不论民族，不论阶层，都可以成为石窟的开凿者和供养人，所以石窟所展现的内容也包罗万象。

释迦牟尼涅槃像 （莫高窟158窟）

石窟的造像和壁画除美学和宗教价值外，还囊括了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歌舞、杂技、耕作、狩猎、营商、出行等 历史 事件和生活场景。而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阔，内容也更加翔实。

这些宝贵的 历史 遗赠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 历史 学、宗教学、人类学、 社会 学、语言学以及文学史、艺术史、 科技 史、民族史最难得、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乐舞反弹琵琶 （莫高窟112窟）

其实敦煌不只有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东千佛洞、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它们大都地处偏远，抵达不易，所以从明代后期就基本处于乏人问津，自生自灭的状态。

直到莫高窟藏经洞文物在西方引起轰动，北京的学者们才后知后觉地把目光投向这片被遗忘甚久的土地。

1944年，国民政府在 社会 各界的呼吁下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石窟群第一次被置于国家机构的庇护下。至此，数万件敦煌遗书已经流落国外30余年，世界各地的学者早已展开对敦煌文化的研究和 探索 。

固然，文化遗产被窃取令人痛心，但也许正是这样， 敦煌学 的崛起和发展才会如此地苍劲有力。

众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人不远万里赶到敦煌，面对残破不堪的石窟，他们没有沉浸在悲伤中止步不前，而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和紧迫的使命感在黄土崖壁上埋头苦干。

他们知道，与其去恨，不如努力不再落后于人，与其去争，不如让那份瑰宝折射出更绚烂的光彩。

都督夫人礼佛图（段文杰临摹） （莫高窟130窟）

关于那些已经流失的文物，让我们欣慰的是它们至少得到了细致的保管，国外的学者和机构也在努力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它们所蕴藏的信息，并以共享的形式打开了全世界共同研究敦煌的局面。

曾经，敦煌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成为四大古文明的汇流地，所以今天敦煌学也更需要全世界的人们来参与探讨。

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穿越河西走廊》系列连载

敦煌公众文化论文发表时间

1、想要拿到杂志，一般要经历以下过程：投稿、审稿、录用/被退稿、修改润色、终审、定稿、校对、排版、印刷、出刊、邮寄。正常周期是1-3个月左右。 下面再讲一下其他的发表注意事项，更多发表细节可加我而已贰贰叁期叁叁久。2、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合并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期刊品质的审核愈发严格，杂志社对稿件的要求也对应提高，在审稿及修改等流程上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 3、外部出版环境变化剧烈，一批品质差的杂志相继倒闭，原本已经定稿的一批文章无法正常见刊，可发表期刊的减少，大批量稿件的转投，导致发表竞争更加激烈。 4、为了评审核心期刊，应对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各类审核，多数想要寻求发展的期刊，不断压缩版面，稿件质量精益求精，这导致论文被退稿或返修的几率大幅增加。 5、面对年审等突发时间，杂志的刊期会出现突发变动，可能原本已经计划出刊的文章会有推迟见刊，作者应为各种因素预留时间，避免因意外情况导致的延期出刊。 6、在整体出版环境变化的的过程中，期刊的版面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高，这是不可扭转的大趋势，提前准备发表，不仅更放心，也更加省钱！提早发表论文的优点 发的越早您的文章在网上的点击率越高，引用率越高，对您评职更有利，还能加印象分。再说还能提升您的知名度. 这边写作需要较长的周期时间 现在发表需要一个月以上见刊 上网时间需要90个工作日后 网上才能显示您的论文 提前发表的好处 1丶提前一年发表更有说服力。 2丶评职时会加2-3分的印象分。 3丶出刊后上期刊网，网站上点击率高也会加分。 4丶发表完文章后可安心去考计算机和英语。 5丶每年都有高峰期，赶上高峰期会拖延发表时间，耽误评职。 6丶例如中高级工程师至少要发表2--3篇文章，提早发表可放在不同期的期刊上，更有说服力，同一期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有的地区会无效。所以分期发表是有好处的。

据学术堂了解，论文发表不是随时想法就可以发的，需要杂志社安排版面，如果下个月版面没，那么只能再往后安全了。省级、国家级期刊的职称论文发表需要提前1-3个月准备我们都知道，省级国家级别的刊物算是普刊，它也是职称发表的起跑线，相对来说，从期刊的选择到发表成功收到刊物的时间不需要很久，有些刊物快的话基本1个月左右就收到刊物了，慢点的话也就3个月左右，但是前提是你的论文已经通过审稿并确定版面了。这里还牵扯到论文的投稿数量问题，如果一个刊物虽然说是普刊，但是在业内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向其投稿的作者肯定不会少，这就需要作者有足够的耐心等待通知了。核心期刊的职称论文发表需要提前5-10个月准备除了刚讲过的普刊准备时间因素外，如果你自己投稿核心期刊，那么时间方面更是不能用月份单位来形容了，即使是通过代理来投稿，也只是让你的论文更早的呈现在编辑面前，从审稿修改到录取至出刊也需要5个月左右。具体的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一个核心期刊的每期刊载量是有限的，这就犹如是一个独木桥，都想过去，但是木头只有一根。此时你就需要珍惜编辑看到你论文的机会，用大量的时间来提高自己论文的创新度和针对性，杂志社编辑那里论文如海，如果编辑连你的第一段都没看完就关闭了，可想而知，机会就是这么浪费的，即使编辑能读完你的论文，也不代表就通过，可能论文还需要修改和润色，这种情况也可能会重复的修改来达到要求，这样一去一来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1.“试论汉语俗字研究的意义” 1996年4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2.“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敦煌文献的价值” 2001年4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3.“敦煌小说整理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2010年1月发表于《文学遗产》第1期；4.“敦煌写本重文号研究” 2010年2月发表于《文史》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2010年第7期全文转载。 1.《敦煌俗字研究》1996年12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旧学新知》1999年12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3.《汉语俗字丛考》2000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4.《校勘学概论》2007年4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5.《敦煌经部文献合集》2008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6.《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2010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20年来，中国敦煌学发展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文献的整理和刊布。1981—1986年，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由台湾新丰文公司出版，共140巨册，影印英国、法国、中国大陆及已经刊布的敦煌汉文文书。1990年台湾和大陆合作出版了63册的《敦煌大藏片经》，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主，兼及英法所藏的部分敦煌写经。1990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图书馆合作编辑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大型图册15卷，图册利用最新摄影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及国内有关部门合作，从1992年起陆续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刊出的是《俄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等图录。二：是系统系列的研究著作。如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6年）是第一次按学科和专题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的高水平著作，作者付出了十几年劳动；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的《敦煌学导论丛刊》和《敦煌丛刊》，作者有大陆、台湾和外国人，主力作者是大陆学者。三：是宗教文化出版社的《藏外佛教文献》丛书。四：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这部由季羡林先生主编、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撰稿的著作，可称得上百年敦煌学的总结性之作。五：是敦煌石窟保护和艺术研究居于世界前列。敦煌研究院和它的前身敦煌艺术研究所和国内的其他有关科研单位合作，完成了南区一段的加固工程，使南大像以南的洞窟得到了保护，通道互相连接，与中区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在清洗烟熏壁画方面也取得进展，使被日俄匪军烟熏黑的初唐壁画露出了优美的风姿。敦煌研究院还与涂料研究所合作，对壁画颜色褪变的原因进行了科学化验和分析研究，对壁画起甲原因也进行了研究和防治。与美国盖蒂基金会与兰州大学对石窟顶部的固沙问题进行了合作研究。六：是敦煌文献的利用也有新的突破。沙州归义军史的研究始终吸引着众多的敦煌学者。我国学者已基本搞清了自张议潮起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世系年代，以及张曹两姓执政时期的政治史脉络，对归义军政权与于阗、甘州回鹘通婚及其关系的研究也在深入。敦煌出土的唐代均田、差科、赋役、户籍等文书，以及手工业、商业等有关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文书的分类及综合研究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对寺院经济的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如姜伯勒《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七：是对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成绩斐然。敦煌文学研究歌辞、诗歌、变文、俗赋等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考证翔实，内容丰富的专著和论文。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理论上开展了对敦煌文学概念及范围的探讨。另外，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音乐舞蹈、科技及宗教的研究也获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