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抑郁障碍一般在儿童期或青少年早期出现，是发生率最高的儿童精神障碍。这个时期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并进行干预，可能会反复发作，疾病呈慢性化[1]。目前大型流行病学调查往往限定在18岁以上的人群，有关焦虑、抑郁的儿童精神病学学术研究，多在人口集中、条件发达的城市进行，农村儿童往往被忽视。目前，由于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中国农村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口流动性大，农村儿童面临复杂的社会现实环境，精神问题增多。本研究即对当前环境下的农村小学生焦虑、抑郁障碍发生现状进行研究，促进社会对农村儿童精神健康的关注和认识。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3年5～6月在河南南阳苍台镇中心小学、唐河县第一小学3～6年级学生中，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整年级、整班抽取8～12岁的儿童5 786名。采用长处和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2](学生版) 进行筛查，后对阳性者用儿童和青少年发育和健康状况评定量表(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ssessment，DAWBA)[3](青少儿版) 进行诊断，查出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儿童，在诊断过程中，同时诊断焦虑障碍(Anxiety Disorders，AD)、抑郁障碍(Depression Disorder，DD)患儿出现的其他精神障碍，填写一般人口学资料问卷；对符合条件者进行随访研究，随访时间为2014年5～6月、2015年5～6月，2次随访中再次进行诊断。患病率调查的入组条件：初次诊断时年龄8～12岁，监护人和学生本人均愿意参与调查，能完成问卷填写；随访研究的入组条件：在调查所在地完成小学学业，小学毕业后按照惯例升入当地相应的初中学习，没有移民计划，在3次调查中均能配合诊断和完成问卷，参与者和其监护人同意继续参与随访研究。随访研究的排除标准: 有精神发育迟滞、精神分裂症及其他严重慢性躯体疾病，在调查前接受过专业的心理或精神科治疗。该研究遵守医学伦理学原则，通过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审查，所有参与者及其监护人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将调好味的藕片以每袋100 g的规格装入密封袋，抽真空后放入高压蒸汽灭菌锅中，120 ℃灭菌18 min，灭菌后冷却至室温。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调查由 5 名儿童精神科住院医师、2 名精神科在读研究生、1 名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进行，1 名精神科流调专家(副主任医师) 指导，当地学校的教师帮助组织及与学生和其家长进行解释、沟通等。调查前经过 3 个月严格的精神病学流调及随访研究系统培训。调查时研究者入校发放问卷并进行诊断。在调查前向被调查儿童解释研究意义，并说明所有调查资料均保密，以消除其顾虑，如实作答。调查过程中研究者不施加任何影响。考虑到随访的失落、延续性，以及纯化样本，随访研究不纳入借读生、外地生。在调查出患有AD、DD及其他精神障碍后，诊断结果对外界保密，只告诉孩子监护人，并对其讲解儿童相关知识及治疗方法和可能途径，在随后的 2 次随访中均如此。

共病研究上，AD、DD均有伴发ADHD、ODD，两者之间ADHD、ODD共病率均无明显差异。1例计算技能发育障碍同时共病AD和ADHD，该患儿没有完成随访。没有发现共病其他精神障碍。计算技能发育障碍的研究较少，较多AD、DD与ADHD关系的研究，Xia W等[13]研究发现ADHD儿童27%共病AD，18%共病DD，15%同时共病AD、DD，与本研究共病率接近，而本研究只发现1例DD同时共病ADHD和ODD，可能因为研究对象不同。ODD与AD常共病，与DD的关系研究较少，但有研究认为DD与ODD之间的关系可能比ADHD更密切[14]。儿童AD、DD、ADHD及ODD之间经常有共病关系，可能因为这些障碍均为儿童期较常见的精神障碍，其发生机制上可能有重合之处，症状有重叠，如ADHD的易怒与DD的过敏、情绪不稳[15]。本研究未发现AD、DD在行为障碍问题上有明显差异，可能因为本研究重在诊断上，只有症状的共存，但未达到诊断标准，本研究未予考虑。

王萍向与会者分享了 《家禽产品质量风险及法规》。近几年行业的发展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针对随之而来的食品安全问题，政府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既规范企业行为，也在净化行业环境。课题中提出了国家对饲料和兽药整改的坚定决心，在整个规范的过程中政府也会有一些政策的支持来帮助养殖户共同度过“寒冬”，为了可持续性发展，替抗和无抗也是大势所趋，规范动物食品的生产过程，人人有责。

2 结果

2.1 儿童抑郁、焦虑一般资料比较 共调查5 786名小学生，检出AD儿童169例，患病率为2.92%， DD儿童87例，患病率为1.5%； AD、DD之间比较：性别比例及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D儿童女孩较多，DD儿童年龄较大。共病：AD共病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16例，共病对立违抗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6例，共病计算技能发育障碍1例，该患者同时共病ADHD；DD共病ADHD 7例，共病ODD 4例，其中1例同时患ADHD、ODD。见表1。

 

表1 儿童焦虑、抑郁障碍一般资料比较[n(%)]

  

一般资料焦虑障碍抑郁障碍χ2/t值P值病例数169(2.92)87(1.50) --性别4.9890.026 男78(46.15)47(54.02) 女91(53.85)40(45.98)年龄10.45+1.7811.44+1.86-3.894<0.010焦虑亚型-- 广泛性104(61.53) - 分离性43(25.44)--- 社交10(5.92)--- 学校恐怖12(7.10)---共病 ADHD16(9.47)7(8.05)0.1420.706 ODD6(3.55)4(4.60)0.1680.682 计算技能发育障碍1(0.59)0--

本研究中女生AD比例高于DD， 之前的研究发现儿童和青少年男女患病率比在1∶3到1∶2之间，女生更易焦虑[10]，而普遍认为，成人中女性DD患病率高，儿童期DD的性别差异不明显，均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3 讨论

综上所述，在经过本教研室的充分准备及论证后开展的案例教学，不仅培养了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也锻炼了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了教学效果。

本研究发现DD儿童年龄大于AD儿童，可能因为，年龄对儿童DD的发生影响不明显，而对中晚期青少年有影响[11]，DD在青少年期比在儿童期患病率高[12]，即随年龄增长，抑郁发生的可能增加，故抑郁患儿年龄会相对的大。

 

表2 儿童焦虑、抑郁障碍的预后状况及缓解率比较[n(%)]

  

总诊断(n=5 786)诊断/共病/预后参与随访例数1年后随访(缓解率)2年后随访(缓解率)焦虑障碍(n=169)(单)焦虑障碍10547(53.33)24(75.24)(单)抑郁障碍-22(共)ADHD 107(30.00)5(50.00)(共)ODD 43(25.00)1(75.00)持续--5832缓解--61(51.30)87(73.10)抑郁障碍(n=87)(单)抑郁障碍4814(52.08)12(58.33)(单)焦虑障碍-98(共)ADHD 54(20.00)3(40.00)(共)ODD 22(0) 1(50.00)持续--2823缓解--26(48.10)31(57.40)χ2值--0.144.22P值--0.700.04

注：(单)指只患一种精神障碍；(共)指共病焦虑障碍或抑郁障碍

本研究查出DD 87例，患病率为1.5%。国内研究中儿童DD患病率为1.43%[7]、1. 60%[8]，本研究与上述研究结果差异不大。国外研究中儿童DD的患病率为4.5%左右[9]，高于本研究，可能因为研究对象年龄和调查方式不同，该研究为7～10岁儿童，研究方法为问卷调查，本研究为面对面访谈。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 0软件，运用 χ2检验中的 Fisher’s 确切检验、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双侧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儿童抑郁、焦虑障碍预后及缓解率比较 119例AD儿童和54例DD儿童完成了随访研究，1年后AD、DD缓解率分别为51.3%、48.1%， 2年后AD、DD缓解率分别为73.1%、57.4%，AD缓解率高于DD。共病：随访过程中共病ADHD、共病ODD的AD患儿分别于第1、2次随访中诊断为DD，共病的DD患儿没有转为AD诊断者。见表2。

本研究调查5 786名小学生，查出AD 169例，患病率为2.92%，其中广泛性AD患病率最高，为2.10%，社交AD患病率较低，为0.2%，分离性焦虑、学校恐怖分别为0.9%和0.3%，未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强迫障碍。AD是最普遍发生的儿童精神障碍，早年研究认为小学生AD患病率为14.4%[4]，国外为10%左右[5]，近期的两项研究中患病率分别为2.86%[6]、7%[1]。焦虑亚型研究上，Essaua CA等[1]研究发现特殊恐怖、广泛性AD、社交焦虑、分离性AD和惊恐发作分别为0、0、0.012%、0.03%和0，创伤后应激障碍、强迫障碍发生率较高，分别为0.02%、0.003%。研究结果差异明显。考虑与诊断标准、研究所用诊断工具不同均有关。目前没有儿童专用诊断标准，并且儿童焦虑症状多见且症状不典型，另外，本研究没有AD、DD共病诊断，该人群只诊断DD，不诊断AD，这些可能是结果差异大的主要原因。

法，就是工作方法。具体来讲，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抓核心。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都要聚焦一件事、一个主推产品。范国防在谈到他的工作方法时，反复谈到他的“扎根”理论。让产品扎根，怎么扎根？就是通过大量的试验示范，让效果说话，让农民认可。他总结了30多年自己的推广销售方法，概括一句话就是：“示范――观摩――讲课”，周而复始，不断重复，把基层工作做实，让产品在农民那里扎根。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1.2.2 调查工具 (1)SDQ[2]:由美国心理学家Goodman R等于 1997 年编制，2001 年再次修订。共有 25 个条目，条目按 0～2三级评分，0 分:不符合; 1 分: 有点符合; 2 分: 完全符合;其中第 7、11、14、21 和 25这 5 个条目为反向记分。分为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问题、同伴关系问题和前社会化行为 5 个因子及总分，只有前社会化行为因子是正性评分，其余 4 个因子构成困难总分，分数越高说明问题越严重；该量表已在上海、四川等地进行信效度检验，信效度均好。(2)DAWBA[3]:青少儿版DAWBA由英国Goodman R等编制，是与SDQ 配套，并与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配套的定式检查提纲，用于对可能存在精神障碍问题的 5～17 岁儿童青少年本人进行一对一的定式检查。DAWBA 对于临床患者的诊断显示出与临床医师临床诊断高度的一致性，被医学界认可，现在国内广泛运用。

随访研究显示，儿童AD和DD的缓解率较高，且随时间增加，尤其是AD的缓解率高。研究也发现，绝大多数原来诊断为AD的儿童在随访3～4年后不再符合疾病的诊断标准[16，17]。关于儿童DD的随访研究很少，可能与儿童DD概念本身曾经存在争议有关。当儿童精神障碍被诊断时，症状的发展和变化需要被高度重视。最近的一项十年跟踪研究发现，超过60%的AD或DD青少年在随访中没有达到疾病的标准，研究表明，较高的恢复率可能反映了青少年在情感和认知上的持续发展[18]，同时也表明诊断系统在儿童精神病学方面更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发现2年后AD缓解率高于DD。Cantwell DP等[19]认为，DD患儿具有一定的临床和病理效度，AD相对缺乏，故DD更加稳定，可予以解释该结果。

第二种迹象：微小的日常。一些艺术家已经抛开了所谓宏大叙述，转向了更加贴近自身的、细微的日常景观，展开更加深入、细腻的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独特视角。

焦虑、抑郁症状关系密切，AD、DD在疾病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诊断互相转化[20]，由于儿童正处于发展阶段，更易发生，本研究从表2可看出，AD、DD之间转换存在，虽然AD例数多，缓解率也更高，而其转为DD病例数明显低于DD转为AD的例数，推测可能部分病例沿着从DD到AD到正常的顺序发展。另外，随访中有1例AD共病ADHD患儿1年后转为DD，1例AD合并ODD患儿2年后转为DD，分别占AD转为DD人群的50%，而DD合并ADHD、ODD患者没有转为AD，这些结果均与Cantwell DP等[19]认为DD患儿更具有临床和病理效度相一致，也表现出共病对疾病预后的影响。

从表2还可看出：单纯的AD、DD的缓解率数据上高于共病者，尤其是在DD群体，推测共病可能会对疾病的缓解产生负面的影响，而由于样本量小，难以对相关数据进一步统计分析，期待有更好的研究阐述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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